對於“浪漫開放派”人士來說，大概他們感到最難堪的就是這一點，面對西方，他們心裡有個聲音在說話：我們辛辛苦苦經營一場，不就是朝著你們貼近嗎？還要我們怎麼把話說透底呢？我們急吼吼跟尼泊爾毛派劃清界限（才不管別人罵我們怯懦呢），我們對很多國際事件哼哼哈哈，不就是為著去抹平“洋大人”不快的記憶嗎？什麼“斯巴達國家”，什麼“紅色中國”，我們在竭力抹平這個，你們為什麼還抱著“洋教條”不放呢？
這就讓我想到另外一個問題，中國的主張，不惜鬧崩了都要去堅持的主張，就是一個堅守底線的問題。什麼“情緒化”不“情緒化”？愛把這句話掛在嘴上的人，不妨去想一下：這麼些年來，西方和中國，到底是誰在考驗誰的耐心？難道被打了臉不作聲，那才叫不“情緒化”？習近平最近在拉美對華僑講話，說：“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畫腳。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飢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麼好說的？”
在外交場合，在民間國際交流中，經常看到某些批評、某些挑釁，經常有中方人士這樣激憤反問：你要我們怎樣做才能滿意？
搞外交，並不是某些“棒槌”想像的那樣，未必是佛陀一樣的不形之於色，大多數時間也並非酒杯親善，就像20世紀80年代某些可笑的“涉外題材”電影，把跟外國人打交道的場面按照自己小家子想像塗抹一番，說一些歐化句式，哼哼哈哈，整個肉麻了得。現實中，我們可以看到古巴外交官朝美國代表臉上悠悠地噴煙，我們可以看到土耳其總理在以色列領導人面前憤而離席，可以看到克林頓面對日本學生魯莽的問題顯示出的窘態，可以看到鮑威爾講話指責南部非洲內政問題時國際會場的驚訝的尖叫和激動的抗議（甚至還有要上台扭打的衝動表現），可以看到卡洛斯國王打斷查韋斯“你為什麼不閉嘴”，看到當年的納賽爾像呵斥小孩子一樣呵斥卡扎菲上校和侯賽因國王。人是有情感的動物，情感抉擇也是國與國之間的代表打交道的正常規律，愛顯示自己見識廣的裝蒜“高人”從來認為：這是中國人特有的毛病。這不對的，國與國打交道，自有它的生物性特點，人們常說的“叢林法則”就是。雖然現在大家批評這個法則很野蠻，但是不等於它不存在了，事實上，國際關係上，以“溫情”之殼行使冷酷野蠻之實的事，倒是比比皆是。看看《盧旺達飯店》，不就是這樣嗎？
從這個意義上說，民間的情感比起那些在派對上碰杯的外交官，又能低級多少呢？西方有很多中國通，他們跟我們的領導人打交道，喜歡說一些家常話，比如這樣的話：我們是向著你們的，其實我們特理解你們，理解閣下的職務壓力（這是特別聰明的西方信使的口頭禪，然而在信息分析上不能高估，不能高估這裡面的善意成分，因為當年，他們對烏干達的伊迪?阿明也是這麼說的）。可是我們有國會，我們給國會、給少數黨領袖面子上得有個交待，所以我們得現實一點，你們擔待一點，……諸如此類。
早些年就想過這個問題，我們跟他們切磋的時候，可不可以如法炮製呢？可不可以也這樣說：我們特別不願意這麼做，可是我們國內的民意洶湧啊，人民提高認識要有一個過程，你看，這回你們就擔待一點吧。
所以，別一說要鬧崩了就那麼緊張。絕大多數鬧崩了，在經驗中是可以轉圜的。不能轉圜，到了不可收拾之境地，就值得那樣害怕嗎？我理解：害怕也是一種情感，《獅子王》上的老王回答兒子辛巴“你也會害怕嗎？”說：我只有必要的時候才勇敢。當年詩人李亞偉跟我說：懂得害怕，其實是男人的品質。我對這句話印像很深。又想起張承志當年寫到的：投降是一種戰爭規律。意思是說：軍事上的投降，也是一種不失尊嚴的抉擇。然而害怕和怯懦畢竟是兩回事，指責“情感抉擇”的人士，可能精於這一類知識的歸納，可是他們沒有尊嚴，他們的詞庫裡沒有“必要的勇敢”。
有條件決裂的意思，再簡單不過。 “對抗也是人類交流的一種形式”，“如果和平成為不可能，那麼我選擇戰爭”，這些當年的主張，在今天仍然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選項。
再說到情感選擇，其實是人類交往中極其高端的形式。我們經常看到生意場上，老總之間鬧掰了，會扔下一句話：你算計都不重要，關鍵是你在玩我！這裡，生物性的反應可以暫時壓倒一切。這種反應，也可以是決定性的。
國際間的事情，也是如此。
在中法關係上，就是要明確“懲罰外交”的概念。懲罰，報復，這是國際間交往的常態。
說到薩科齊的表演，他是有著明顯生物性的，他的翻雲覆雨，看起來有滑稽性的特點。我覺得中國網民對這個人的評判並不幼稚。我們知道意大利的貝盧斯科尼，也發表了一些亂彈中國的講話，比如“把嬰兒放到水里煮”，絕大多數網民的反應，就不會把水平放到他的層次的，甚至還以友善的態度來打趣。但是薩科齊的冒犯，是最卑劣下流的機會主義，他的玩法，連在生意場上都無法容忍，以民間經驗來回擊他，懲罰整個法國，並不低級。話本小說《三遂平妖傳》裡有個“發賤鬼”，客人話語溫和地向他討茶喝，他會跳著腳罵人；把他吊起來拿鞭子抽，他討饒，不但有茶，點心也拿出來了。薩科齊就有點像那個“發賤鬼”。不把他徹底教訓一回——就像詩人王琪博常說的黑社會原理：要弄就弄痛！這有什麼不對呢？如果不這樣，一定於事無補，在這個事情上，中國能不能顯得驕傲一點呢？能不能使用“懲罰”這個詞呢？能不能搞一點中國情感特色的外交呢？能不能用於承擔一定的折耗呢？記得在最蜜月最“開放至上”的年代，我們都敢於把賣台灣潛艇的荷蘭懲辦一回。在一些不友好國家輪軸鬧的情勢下，我們不能輪盤賭，不要把外交思路弄得那樣零碎，把法國歸於“差信譽客戶”，著著實實懲辦一回。搞一點“解氣外交”、儆尤外交，也符合我們開放時代的大思路，成熟的大國心態不光是“寬容”，也有較真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