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大目標”的理想教育是混不下去的
2008年秋天我到哈爾濱工程大學去，晚上9點哈爾濱的大街上就沒幾個人了，冷清得不行，但是那裡的科研人員接北京的科研項目，其實按照北京的報酬標準來比，錢確實不多，但他們還覺得挺滿足、挺開心的。我到他們的一些重點實驗室去看了看，確實有些項目做得很不錯、項目負責人都很年輕，真是敢想敢干。其實在市場化的今天，東北是最落伍的。我到哈爾濱最繁華的中央大道去看，那邊正在興建幾個大的商業城，我問當地的人是哪兒來的投資者，他們說都是大連的。其實東北的富人大部分集中在大連了，而哈爾濱這座重工業城市，曾經那麼牛的地方，好像在經濟大潮中落伍了，現在怎麼辦啊？好在還有哈爾濱工程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這樣的學校。這些學校不就是當年準備打仗逼著建起來的嗎？朝鮮戰爭一結束，蘇聯給了我們156個項目，大部分是軍工方面的，東北就火了。後來1964年跟蘇聯鬧掰了，又玩了“大三線”，以四川為中心建立了一大堆軍工企業。這些軍工產業，後來很多人認為是資源浪費，沒有收益。但是他們怎麼不想想，如果沒有當初這些產業的步兵武器通過成昆鐵路源源不斷地運往越南北方，把美國幾十萬軍隊牽制在那裡，哪有後來中美緩和的機會呢？記得1995年，宋宜昌在《戰略與管理》雜誌社就講了這樣的話：一條鐵路拖垮了兩個超級大國。說這話時，林毅夫好像也在場，他那時正在搞“比較優勢”，認為中國應該利用廉價的勞動力和市場資源從加工貿易重新做起。我覺得當時他沒有聽懂宋宜昌講的戰略產業的收益問題，這是一個人內心的格局問題，一個有沒有“大目標”的問題。記得王小東當年也問過林毅夫，搞“比較優勢”的經濟模式有沒有考慮國家安全的問題，當時林毅夫並沒有正面回答。
我們應該感謝歷史，應該為還有哈爾濱工程大學這樣的民族傳奇而欣慰。今天這些工業是中國最關鍵時刻可以拼命用的。在這一點上，我們還要感謝幾個人，包括李登輝和陳水扁，沒有他們鬧“台獨”，中國這些老底子沒準兒真的就被人家給粉碎了。後來美國為什麼壓陳水扁，在兩岸問題上玩起了緩和，不就是用台灣問題測試了一下中國的民意嗎？
我在2008年台灣大選前去了趟福建前線，到那裡看了還真有些擔心，但同時讓我感到欣慰的是，那裡的軍人精神狀態還可以。因為畢竟受市場經濟的浸染很少。有些部隊駐在山溝裡，雖然指戰員們說起經濟生活都是要發牢騷，但是談到打仗還是挺興奮的。其實他們內心很清楚，只有打仗後人們才會重視他們的社會地位。但是時間不能太長了，太長了耗下去人心散了，人才也會慢慢流失了。
其實這一點讓很多愛國的年輕人很著急，有些人在網上罵軍方有人腐敗，其實反過來想想，他們的不高興也是一種恨鐵不成鋼的不高興。
也許一個國家的“大目標”正是在一種“戰爭危機”中逐漸形成的，直白地說，是給逼出來的。雖然有一些人現在跟著西方叫嚷“中國威脅論”，我們自己也稱是“和平崛起”等等，但是至少怎麼避免戰爭、遏制戰爭也是一個不能被忽視的因素。無數的事實已經證明，西方幾百年來形成的“持劍經商”的傳家寶是不會丟棄的，你想靠自己刀槍入庫、馬放南山感化人家放下手中的劍，跟你溫和地做買賣，這可能嗎？這其實是機會主義！
媒體曝光的2006年上海交大漢芯穿幫，咱們某型武裝直升機穿幫，都是我們想幹事的時候發生的。其實包括毒牛奶也是同樣的問題，毒牛奶這個事情，如果往深了追，是不是當初有人一廂情願規定我們的牛奶標準應該按照歐盟的標準來製定呢？按照那個標準，我們有歐盟那麼好的、含蛋白高的牧草嗎？標準高，沒有原料，只好造假。當初多少媒體在鼓吹“與國際接軌”是中國崛起的標誌，現在三聚氰胺出來了，他們又以“社會良心”的高姿態批判。說穿了，很多事情的源頭就是機會主義，沒有想清楚中國未來到底要怎麼走，有什麼樣的大目標。芯片、直升機都一樣，你的產業是生產背心、褲衩，還想在高科技產品上要好東西，那可能嗎？
國家從2002年開始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講產業升級、自主創新，口號出來了，但是實行了20多年的“文藝腔”和機會主義之後，形勢逼迫得又沒有辦法，短期又得拿投資養活人，於是他們就七拼八湊報上去說自己創新，後來領導覺得好，領導也不知道啊，那就量產吧，一量產，底兒給兜出來了，啼笑皆非，整個就是八國聯軍的東西拼出來的。
……
這樣的事情多了，年輕人一定會慢慢像一個新接手的棋手那樣，把原來下的棋一步步地複盤，一步步地找出差錯，最後一定會發現真正的問題在於：沒有“大目標”。
這麼大一個國家，至少應該是打商戰，而打商戰一定要有軍事裝備做後盾，而軍事裝備一定要有產業做基礎。這麼簡單一個邏輯，年輕人難道看不出來嗎？所以如果沒有“大目標”，對年輕人的所謂理想教育是混不下去的。
謹防被別人永遠打入地牢
有了“大目標”之後，你才能回過頭來一點點地審視自己的本質是什麼，找准自己在世界的相對位置。 2008年8月關於格魯吉亞和俄羅斯衝突，我在鳳凰台做了一期《鏘鏘三人行》的節目。做節目前，竇文濤在那化妝，問咱們怎麼說，我說就說老黃瓜刷綠漆，說太專業的軍事技術沒有意義。他挺好奇，問這是怎麼回事。我說：從軍事上看，俄羅斯就是老黃瓜沒刷綠漆，美國人是老黃瓜刷了綠漆，其實在本質上都是老黃瓜，半斤八兩。做完節目之後，軍科院的哥們儿立即給我發短信說：你宋曉軍終於把我們不敢說的話說出來了！
為什麼？因為經過冷戰之後，雖然蘇聯垮了，美國實際上也是半殘，花不起這麼多軍費玩下去了。 1972年美國與蘇聯就簽署了反導協議，當時西方經過上世紀60年代經濟高增長的繁榮後，終於出現了經濟衰退。就是你夯錢，我夯錢，最終兩家都夯不動了。結果兩個爭霸的大佬坐在一起談，談出這麼一個反導條約，就是雙方只能在首都附近建立兩個彈道導彈防禦系統。那時咱們中國與美蘇兩家都鬧掰了，於是1964年毛澤東決定自己搞，叫“640工程”。後來到了1978年，“640工程”下馬了，現在很多年輕的軍事迷談到“640工程”時還覺得十分惋惜。雖然他們不知道當時國家確實有困難，但是他們能感知到當年中國有“大目標”時那種勁頭。反過來說，就是現在我們倒顯得軟得過了頭，缺少了那種初生牛犢不怕虎的氣魄。
2001年底小布什撕毀了反導條約，玩起了全球彈道導彈防禦系統。儘管這個系統大部分是用“架上的商品”，就是芯片技術——利用克林頓時代吹起來的IT技術。但是俄羅斯畢竟當過大國，有過大目標，普京馬上就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很嚴重，這是將俄羅斯民族永遠打入地牢的一招。換句話說，一旦美國搞了“反導”，將大大限制俄羅斯最後一塊王牌——核武器。於是俄羅斯想盡一切辦法，不惜拿格魯吉亞開刀也要遏制“反導”這個東西。
美國人在越戰時打得不太行，幾十萬人和大量金錢陷在那裡了。那時美國人比誰都需要“緩和”，尼克松沒辦法，只好到中國給周恩來拎大衣來了。他們發現中蘇1969年沖突得很厲害，意識到拉中國對付蘇聯一定管用，因為蘇聯那個時候處於上升期。其實，你看看大英帝國的崛起和衰落過程，這種技巧是經常用的，1972年那次可以說是美國得到了英國“真經”後的一次實踐。本來如果蘇聯1979年不干阿富汗，慢慢發展下去，美國人不至於把越戰的盤子翻得那麼快。後來美國人拉了中國，蘇聯陷在阿富汗徹底垮了。經過這幾輪折騰之後，冷戰之後的美國又忍不住了，打伊拉克，肢解南斯拉夫，最後陷在了伊拉克和阿富汗。所以說美國和俄羅斯在國力上都是老黃瓜了。從軍事上看，美國祇能採用一種刷綠漆的辦法，這種綠漆就是過分地誇大信息戰，處處都是信息戰，其實就是克林頓時代的IT技術的延伸，這與經濟上IT泡沫有關，明明是泡沫，可美國在軍事上一個勁兒地鼓吹，其真實目的就是要得到一個戰略上的緩衝。他們搞這個一是掩蓋自己老黃瓜的面孔，二是誘導像我們這種工業化還沒有完成的國家跟著跑。
最有意思的是，一位中將，有一次開會坐在我旁邊，他說，他看到過那麼多國家的軍事演習，只有中國軍事演習指揮所裡面的大屏幕是最高級的，還搞什麼戰地網吧，這些東西也充斥在軍旅電視劇裡，機械化沒搞完就完全是信息戰，有些過頭了。我聽了特別有感觸，人家畢竟是抗美援朝當過連長的人，看出來道道兒了。
俄羅斯最清楚美國是老黃瓜刷綠漆，因為他們倆一直是對手，俄羅斯的態度就這樣：你是老黃瓜我清楚，你刷點綠漆，在我家門口你也不敢夯，遠了咱們找一個居中的地方我可能練不過你，因為你比我多一層綠漆，但是近了你肯定沒戲。中國不是這樣，90年代之後學人家，之後就開始採用鋪天蓋地的信息戰，買無數的電腦，看演習畫面全是信息戰，你機械化還沒完成呢，“信息至上”有點趕早了吧？玩信息戰不能替代機械化。信息戰只是把機械化的能量稍微發揮大一點，並不能決定戰爭的勝負，但現在你到書店軍事書的專櫃去看，大部分是關於信息戰的。被美國誤導，也跟著“新黃瓜刷綠漆”，你就無所作為吧。在產業上你就做背心、褲衩吧，不用搞什麼機械化了，在網吧裡就能把戰爭打贏了？這種思維方式對中國的影響很深，其危害程度不僅僅是軍事層面，在產業經濟層面影響也很大，現在經濟危機來了，大家才醒悟過來。
咱們奧運開幕式那天，俄羅斯一打格魯吉亞，所有人都傻了，因為格魯吉亞信息戰的裝備就是美國人配的，包括悍馬車隊、衛星通訊密碼系統、敵我識別系統全是美國的信息戰裝備。美國的援助主要是在老裝備上加信息戰的東西，比如使用從烏克蘭買來的防空導彈，修改一下敵我識別系統，就把俄羅斯的圖-22轟炸機打下來了。而俄羅斯坦克上連GPS都沒有，俄羅斯只有17顆全球定位衛星，沒錢發射不起衛星，沒法定位，坦克開到哪都不知道。但是俄軍就用特別傳統的戰法，把喬治亞的戈里市這麼一切，衝過去包圍了南奧塞梯首府茨欣瓦利，格魯吉亞就投降了。就這麼一個分割包圍，贏了，所有人沒話說了。至於信息戰之類時髦的詞，作為總參謀部的人可以琢磨，他們都是理想主義，但是軍隊作戰考慮的是實用主義，打贏為主，不管理想主義，沒有還不打了？美國的“勸阻戰略”嚇的就是不敢打的人。
咱們有些學者，口口聲聲中國不行，中國差得太遠了，所以現在不能跟美國人對抗。我倒要問一句：既然不能對抗，台灣要真的“獨立”了怎麼辦啊？如果美國按他們的《與台灣關係法》介入，明說了就保護台灣，那麼我們是不是就看著台灣“獨立”了？其實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台灣一“獨立”，政權合法性就沒了。在這種情況下，十七大上終於說了“在機械化基礎上的信息戰”，這是逼到你跟前了。十七大報告關於國防建設部分有專門的一章，談到了“機械化和信息化複合發展”，而原來的流行觀點，似乎信息戰就代表了一切。同時也可以注意到，在2008年台灣“大選”期間，很多網上的年輕人表示如果台灣獨立就用戰爭手段解決，這也是一種威懾。輿論威懾是一個醞釀過程，關鍵是要把美國人那套“信息戰是不可戰勝的”謊言打破。一個國家的軍事力量不僅僅是武器裝備，在武器裝備能力有限的情況下，具有敢打持久戰的勇氣也很重要。
糾錯戰略以後的“大目標”
有了“大目標”後，一個國家才會認真審視自己的能力和現狀，每一步怎麼走心裡就清楚，就踏實，同時，對對手的情況就能下工夫摸索了。中國有很多年輕人在網上給軍方出主意，慢慢地他們就會發現問題的癥結在哪裡了。縱觀近現代史，日本不到100年的時間裡，打了一場軍戰、一場商戰，就那麼點國土、資源和人口，日本人怎麼就敢想，中國人就不敢想了？自英國工業革命後，日本是亞洲第一個完成工業化的，當然他們把好戰的武士道精神轉移到了商戰，現在成了全球經濟總量第二的國家。我們不可能變成日本那樣，我們農業社會太發達了，太舒服了，可是工業化後被欺負了，要改變不公平的世界秩序，總要有真正的大國心態吧。現在好像一提“大國崛起”就看經濟，可是看看中國是什麼經濟啊，這次金融危機看清楚了吧，人家不要我們的東西，我們就出現民工回鄉潮了，嘴上喊著“與國際接軌”，實際上就是給人家當加工廠。現在見了棺材，落了淚沒有啊？還這麼混著嗎？我看年輕人不願意就這麼混著。除了國內的一些現實問題以外，外部環境的變化對年輕的刺激是最大的，最終他們會發現讓他們真正不高興的原因在哪裡。後發國家有一個算一個，看看伊朗、委內瑞拉就明白了。走向現代化不動員年輕人，不解決讓他們不高興的事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不解決，他們遲早會想辦法自己解決的。
年輕人總有一天會明白，就工業化而言，中國是嫩黃瓜。從大的歷史軌跡看，中國雖然從封建社會角度講是老黃瓜，但是從工業化角度來講，德國人、俄國人、日本人比咱們走得快，他們是中年，我們還年輕，還朝氣蓬勃。只要我們踏踏實實地成長，總有出頭的一天。比如“神七”上天的時候，美國人就希望中國的飛船有一天能為他們在太空搞運輸，因為到了2010年後，美國的航天飛機就不能飛了，而他們的飛船還沒有搞出來。冷戰的時候美國相當於壯年，但是美國太冒進了，砸了很多錢，航天飛機是好東西，但是無法持續，說白了就是體力不行了，沒有能力砸那麼多錢了。當然，現在時間確實比較緊迫，特別是隨著這次金融危機的爆發，美國人的這次經濟“試錯”震撼了世界，中國原來想扒著人家肩膀走路，現在肩膀塌了，怎麼辦？最關鍵的是，人家經歷了兩次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知道危機有導致戰爭的可能，所以美國從來沒有忘記打造手中的劍，也就是大英帝國的傳家寶——持劍經商。轟炸南聯盟，打伊拉克，都是“持劍經商”。而彈道導彈防禦系統就是這樣，因為你手中有核武器，就相當於有拼命的煤氣罐，他們搞的導彈防禦系統最終就是讓你的煤氣罐點不著。到時你拿煤氣罐跟人家叫板，人家就不理你了。這個道理很簡單，很多喜歡軍事的年輕人都看出來了，就是著急，所以遇到這些事情就不高興。
這種不高興的歷史並不長，前30年時間裡，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是相當樂觀的。前30年覺得不行，發展模式要變，目標變了，叫開放引進（從70年代初期已經開始引進了大型化工項目等等）。物質文化的引進上面必然附著精神文化。我們先羨慕人家的物質文化，自然而然會對人家的精神文化頂禮膜拜。物質文化跟著精神文化引進，這也沒什麼不好。但是為什麼日本人、德國人，甚至蘇聯人在1929年西方經濟危機的時候，也大量引進西方的化工、礦產機械、汽車技術（包括軍工技術）這些東西，人家的文化為什麼沒變？就是因為當時有大目標——我引進你的技術是為了將來超過你，所以文化不跟著你變，文化還是俄羅斯的文化，我只是物質文化引進。雖然後來蘇聯解體了，但這段“強國前史”值得深思。但是我們當時沒這個閘口，一引進全是人家好。 80年代初蛤蟆鏡、喇叭褲那些東西，就是一個文化引進，你已經戴上蛤蟆鏡，穿上喇叭褲，不唱《圖蘭朵》是不可能的。頂禮膜拜還來不及呢，赶超別人的目標早忘了。現在隨著加工貿易的增多，發現大頭兒利潤都是人家拿走了，兒子到了外企老爹老媽挺高興，並不知道孩子在外國人底下受著“人家吃肉你喝湯”的委屈。這種委屈積壓多了，大家自然也會想到大目標。上世紀20～30年代這種情況更明顯，因為那時距離鴉片戰爭、甲午戰爭的時間近，特別是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和1937年日本人佔了北京和上海後，這種東西就自然冒出來了。否則那時本來可以過著不錯的白領日子的青年男女，怎麼就跑到延安去了呢？清華、北大那些去延安的年輕人，通過親身經歷的歷史，後來在解放初期大都成為了新中國重化工業、軍事工業的主力，他們兢兢業業為之奮鬥的“大目標”是現實逼出來的，現在的“兩彈一星”裡面都有他們的身影。現在我們說那時的“大目標”導致了後來的“左”傾冒進，搞得人民生活太苦了，但是這不能成為不設定“大目標”的理由。 2008年，一系列的事情發生後，隨著時間推移，很可能是經過糾錯的“大目標”重新逐漸形成的開始。
絕非危言聳聽：金融危機的最壞後果就是爆發戰爭
後現代資本主義，就是西方玩的一個非常標準的模式，它壓服別國的手段我已經說過了。而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中國的角色是雙重的，既是西方的產業轉移地，即製造業低端的轉移地，同時又是西方摧毀你的自主產業和軍工產業的一個目標。西方還沒有馬上摧毀是因為拿不准，拿不准就不斷來試探。而中國建國以來的60年裡，正好是一半對一半，原來前30年是拼命準備跟西方直接對著幹，按劉立群的話就是“軍戰求強”，學蘇聯，集中重工業，利用農村剪刀差，集中發展重工業。這一部分恰恰是將來西方要摧毀的部分，但是這一部分其實我們自己也摧毀了不少，但是還留了一些根，包括最近的“神七”、核武器等等。西方對中國的產業轉移，這是符合西方整個後現代模式的運行規律的，人家希望把一些低端產業轉移到你這兒，利用你的廉價勞動力、廉價的土地、廉價的資源環境。同時在這個基礎上，讓你又開始接納他們的金融工具，比如說通過股市和各種基金等金融工具，一是吸走中國的製造業利潤，二是粉碎中國的自主工業部分。
在這樣一種情況下，中國變成了一個不確定的因素，就是產業轉移、金融工具這兩塊中國看似玩得也挺紅火，但是西方要摧毀一部分。自從1995年台海危機之後，我們那塊西方特想摧毀的部分又被迫得到了加強。從利益層面上看，這就變成中國人內部兩種東西的博弈，也就是到底是自主為主還是依附為主。當然，從表面上看，大家都不敢說後者，這畢竟是1840年以來中國無數先烈用生命和鮮血去追求的東西，但是現實中的各個力量之間博弈得非常厲害。比如汶川大地震後，人們才發現，中國經濟連續這麼多年來的高速發展，成就很輝煌，怎麼連直升機都無法自行研製和生產呢？僅有的那些軍用直升機都快飛殘了，而且還都是小心翼翼地飛。溫總理說，看到租來的直升機，“很刺痛我的心”——從技術層面上看，那些海事救援的直升機的飛行技術遠遠超過軍用的，這是因為我們沒有直升機，而不是人員的素質問題。否則當年抗美援朝的時候，我們的殲擊機飛行員怎麼可以在那麼短的時間就能適應呢？最重要的一點，更多的民眾和年輕人看到了一個大國走一條依附型工業化道路是行不通的。現在機會來了，金融危機爆發了，首先是俄羅斯的態度變了。現在俄羅斯可能會把那些當年他們不惜成本打造的軍工產業技術賣給我們了，西方特別是歐洲的一些產業也快撐不住了，包括數控機床、發動機等等技術。可現在看看，有幾個專家說“抄底”的時候想到了這些東西？還天天在媒體討論是不是應該買美國債券。作為一個工業化尚未完成的大國，一個號稱要崛起、改變世界不公正不合理政治經濟秩序的大國，這麼好的機會，怎麼就沒有精英們想到呢？可看看年輕人在論壇上討論的，恨不得把技術“抄底”的單子都開出來了。年輕人有新的知識結構，反而是西方的“弱肉強食”的文化、市場經濟的利益最大化讓他們明白了“這是一個殘酷競爭世界”的道理。最近爆發的金融危機，他們也開始根據他們掌握的歷史知識在判斷，他們不可能不想到戰爭，因為資本主義本質特點，或者說在民族國家存在的前提下的危機，很有可能導致戰爭。
原來美國和西方希望按照保持他們永遠強大的模式，把中國塑造成他們希望看到的狀態。現在金融危機爆發了，金融工具這一條露餡了，年輕人看得越來越清楚了。這就逼著中國要對自己提出幾個問題：別人要把我們塑造成什麼樣？我們自己想要的中國是什麼樣？這中間到底有多大的差距？
當然這個差距大家可能沒有梳理清楚，可能還在認識過程當中。老同誌有老同志的想法，年輕人有年輕人的想法，知識分子當中也有不同的想法，就是未來中國是什麼樣？光說中國崛起，光說中華民族的複興明顯不夠，怎麼去勾畫這個東西呀？就像你說將來要造一個房子，這個房子到底是什麼樣，一層二層怎麼裝修，木質的還是鋼筋混凝土的？按老話講，這就是“胸有成竹”啊！我覺得經歷了2008年的很多大事後，這個輪廓越來越清楚了。與官方含混的描述有差距的是，這種輪廓的清晰過程恰恰是在年輕人很多的“不高興”中漸漸完成的。有了這種清晰的圖景，有可能需要兩代人三代人甚至幾代人去完善，最終把它實現。看看歷史，如果沒有1840年人家軍艦商船堵在中國的家門口，會有孫中山那些人勾畫中國未來現代化的圖景嗎？因此，在討論中國“大目標”的形成時，不能不想到：這次金融危機會不會導致一場把中國牽扯進去的戰爭？
2008年，我在很多場合做了有關俄羅斯的節目，雖然這些由頭都與軍事有關，但是背後卻有一個更長遠的思考。那就是，中國會像俄羅斯一樣被逼入絕境嗎？
看看歷史，1949～1979年我們試圖走“軍戰求強”的道路，也得到了所謂“中美蘇大三角”的待遇。 1979年後，我們改變策略，走了“商戰求強”的道路，走到今天，不管你承認不承認，憑藉中國的人口、市場和能源需求的規模，在西方眼裡，中國就是走上了一條“商戰爭霸”的路。看看現在人家對中國商品的“圍剿”，人家對人民幣升值的逼迫，人家對中國“實現全面小康”能源需求的恐懼，最終人家會不會動用他們最擅長的軍事手段將尋求“商戰爭霸”的中國逼入絕境呢？一旦有這樣一天的到來，我們靠什麼進行“絕地反擊”呢？俄羅斯有了伊拉克戰爭時石油漲價的機會？歷史會給中國有這樣的機會嗎？
隨著經濟危機在全世界的蔓延，用戰爭消除危機的聲音漸漸在私底下多了起來。這首先是人們冷靜之後，開始重新從歷史經驗的角度來思考問題了。我有一次與幾個人一起吃飯討論這個問題，就像在一個信息迷宮裡一樣，大家掌握的信息不一樣，甚至可以說大家願意根據自己的期待和意願去汲取信息。於是我就從迷宮的起點開始談。人類進入工業化社會後，特別是資本主義為主導的發展過程中，消除過剩產能和人口的最終手段就是戰爭，然後工業機器又可以為自己毀掉的東西再運轉起來。特別是兩次世界大戰後，戰爭中投入的大量資金在軍事技術上實現的技術跨越被轉化為民用技術後，使得戰後的經濟獲得了長時間的繁榮。但到了上世紀80年代後，西方國家完成了工業化後進入了後工業化時代，技術存量基本用盡了，過剩的資本無法再找到了新的技術投入了，只好玩金融衍生工具了。
在這個過程中，產業轉移、金融工具讓中國產生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社會分層。在大城市中的部分頂層精英與西方的後工業化接軌後，在金融領域裡衝動的成了潮流的引領者，雖然有像王小東這樣原來在北大學數學、後來在國外學投資銀行的人竭力蔑視這種衝動，但是像他這樣人太少了，聲音也大小了。另一部分人在中間層，也就是在製造業，這部分人根據我的觀察，其實有點自卑，認為自己投錯了行，沒有搞金融。第三層的人就是在農村，在信息極端不對稱的情況下，只能讓孩子好好學習進入第二甚至第一層。也就是說，中國有農業、工業和後工業三種文化分層。金融危機發生後，一開始很多人都不相信代表人類文明前進方向的後工業社會竟然就玩砸了。很多知識分子認為這只是後工業時代的一種必然的“試錯”，其後自然會生出自我矯正的機制，但是誰也沒有論證出這種自我矯正機制的最終出現是不是要像工業社會那樣付出戰爭的代價。有人說美國要打伊朗，但是打伊朗是飲鴆止渴還是生出自我矯正機制呢？是不是飲鴆止渴的比例更高一些呢？那麼下一步是不是戰爭呢？
在這期間，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發動了1967年以來最大規模的戰爭，以色列背後的美國、英國，加上仍處於傳統軍人政權和宗教政權的埃及和沙特，為什麼以維持中東和平進程的口實對哈馬斯這個民選政府實施毀滅性打擊呢？這其中有一個很大的悖論，即民主和西方利益在中東發生了衝突，這是不是從另一個方面證明了西方在後工業時代出了問題呢？出了問題就退回去用暴力方式摧毀自己曾經倡導的東西？這裡還包括已經實行了民主的俄羅斯，仍面臨著與西方潛在的軍事衝突，至少是需要用軍事力量平衡雙方關係的衝突。因此，從這個意義上看，我們也不能完全排除西方後工業化國家在走不下去後，或者為了“糾錯”生出自我矯正機製而採用戰爭手段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