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字輩”不高興，後果很嚴重
中國和西方之間的關係，原來可能有很多東西比較模糊，用學者的話說就是所謂的結構性矛盾，這一切矛盾在2008年逐漸開始清晰了。汶川大地震之前的奧運會火炬海外傳遞事件，引起了國內外很多階層的關注。它最不確定的是，沒有人想到在2008年中國年輕人的表現會如此勇猛果斷，具有行動魄力，有知識、有文化的年輕人能夠做出如此迅速的反應。是什麼讓他們迸發出了瞬間凝聚的力量？這個問題是非常值得關注的。
這個標誌性的事件，就是奧運會火炬傳遞所導致的中國年輕人的反彈，包括抵製家樂福等。應該看到，“火炬一代”的行動不是當年義和團式的，年輕人是根據自己的知識結構理解中國歷史和現實來做出反應的。雖然現在的評估還不可能太精準，但這是西方在改革開放30年來第一次看見中國年輕人的反彈。
也許在西方人士看來，一個奧運火炬傳遞算不了什麼，實質上並沒有侵占中國太大的利益，因此這種反彈讓西方立即表現出了驚訝的姿態。
這次年輕人在各個城市抵製家樂福的一個特點，就是馬上付諸行動，立即以行動跟西方對抗，而且目標選得很準，誰搞我厲害我收拾誰。如果沒有這次行動，很難說會有中國政府在2009年達沃斯論壇上採取的冷落法國的舉動。這種以年輕人的反應為主題的具有統計意義的價值選擇，對中國外交政策所起的推動作用，是不是一種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特色”產品呢？我個人理解是這樣的。特別是在最近這20年，中國從某種意義上說，一直在為國外打工，用自己的血汗錢供養西方國家過著奢侈的生活，可以說這種物質文化的形成和積累，是中國年輕人在情感上受到羞辱後做出反應的一種條件和催化劑。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個給中國上層調整的機會。否則，奧運會很可能會變成一場中國與西方之間“廝殺”的戰場，而在這個戰場上中國的年輕人的表現，將會成為中國歷史上更難以抹去的一頁。
美國這一次確實是比較蔫，奧運會開幕的2008年8月8日，俄格戰爭打響了，美國至少在5天內無法判斷俄軍會不會打到格魯吉亞首都第比利斯，在這種情況下只好在奧運會上鳴鑼收兵了，沒有在奧運會後跟中國過不去。鬧得最厲害的是法國，中國年輕人馬上以行動抵制了具有商業象徵意義的家樂福，非常直接。當時我寫了一篇博客，把1935年“一二?九”學生運動時的《大眾生活》雜誌封面貼上去了，封面反映的是中國面臨全面戰爭威脅前夕，青年學生最大的一次反彈的情景。
這種看似有些激進的行動，背後的驅動力是什麼呢？半年多後，經濟危機發生了，中國人辛辛苦苦30年、甚至60年積累下來的財富如此容易受到外部環境變化的影響，這是不是一種新的“戰爭威脅”呢？我感覺，這是一種年輕人面對西方可能再次對中國盤剝的預警式的反彈。因此，我們有足夠的理由認為，火炬事件後的年輕人反彈成為了中國與西方關係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標誌。這件事好像沒有1999年中國大使館被炸時那麼激烈，可如果反退到1999年，要是能有2008年這種反彈的能量，那會是一個多麼驚人的程度！
從1999年到2008年，這是一個動態的文化變遷過程。這期間有兩個軍事上的事件：一是1999年的“炸館”；二是2001年的“南海撞機”。這兩件事情當時主流媒體並沒有大幅報導，但卻成了互聯網上年輕人主要討論的話題。網上的話題，實際上為2008年的反彈完成了一次文化蓄能，只是沒有人察覺這種具有統計意義的文化蓄能。因此反彈出來時，中國人沒有料到，西方人也沒有料到。它的意義並不只是西方欺負了中國，中國年輕人為了一時的尊嚴反彈一下，而是從90年代到現在一直積累的東西突然爆發出來了。毫無疑問，那些把“顏色革命”玩得十分熟練的西方人在琢磨這個事，在做大量的統計工作。因為資本主義擴張的矛盾要通過各種方式，包括產業轉移、金融工具和針對後發國家年輕人的“顏色革命”，來維持它的優勢。不論是利用中國的市場也好，利用現代化進程的慾望也好，總之，西方需要對中國進行一種符合他們利益最大化的塑造，但是2008年的這個突然爆發，使他們發現，把中國塑造成他們理想中的模式有了一個巨大障礙。這一點隨著中國與西方結構性矛盾的顯現，就成了非常關鍵的因素了。
2008年年輕人的反彈，實際上蘊含了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歷代中國人的文化積累。為什麼是1840年以來的文化積累，積累到了這一代人遇到了這樣偶然的事件，迸發出這種劇烈的能量呢？它的統計意義在哪兒？在我看來，它跟1999年“炸館”之後個別大學生上街遊行有非常大的區別，它的號召力量、組織力量和響應程度遠遠超過了1999年那一次，換句話說，這是一個標誌性的轉折。我總感覺這次年輕人反彈的背後，有一種他們是在為自己的未來爭取的動力，也就是說，他們感覺到瞭如果再這麼對西方軟下去，他們自己的未來將被閹割和剝奪，這可以說是他們第一次將個人的未來與國家的未來聯繫在一起的一次迸發。當一個國家的年輕人發現自己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是同生共進，並以一種激烈的方式表達時，這很難說不是一個時代轉換的信號。
另外，對於精英層來說有壓力的，就是汶川地震後逼著富人捐款的問題。有一些年輕人跟我講：我把自己工資的1/3都捐出來了，我排了兩個小時隊獻血，我就是要他們捐這麼多錢，我就認准逼捐是對的。逼“高尚”，有人指責這是“綁架”，就綁架了！怎麼著！年輕人說：我高尚，你今天也必須高尚。王石為什麼栽了這麼一個大跟頭，就是對這個東西不敏感、沒認識。總的來說，精英受感動了。地震後大家齊心協力，做得不錯，領導人表現得更不錯。現在的關鍵是你高尚了，你原來沒高尚的賬被翻出來了。
這種強壓是一種積極現象。
所有成年人都沒有想到，原來認為是半吸毒狀態沉迷於網絡的80後忽然高尚了一把。很多人在這種情況下，包括明星都高尚了。這個年輕人階層形成的政治壓力不能忽視，因為他們的行為體現了中國未來發展的動向。從文化意義上看，這種“高尚”是從底層年輕人甚至海外、邊緣的年輕人開始向上、向中心蔓延的。
地震之後我碰到劉歡，跟他一塊聊天，他剛從美國回來為四川地震捐款，但當時中央電視台接受捐款不能劃卡，必須是現鈔。後來劉歡就急了，都下午3點了，還有兩個小時，到哪兒弄去啊？沒辦法，助手說去招商銀行，劉歡一起去了。本來一下提50萬現金確實是違反規定，要預約的，後來招商銀行認出了劉歡，又聽說急著為地震捐款，銀行工作人員立馬把50萬現金給提出來了。後來我們在電視上看到劉歡一個大口袋，往捐款箱裡裝。這些微小的細節，雖然是一種小小的高尚，但體現出來的就是一種文化蔓延的結果。當時有一些明星沒捐多，被人罵，要么當時不知道一定要現金，不是太小氣，要么就是來不及了。
我們可以看到，整個社會在年輕人保衛奧運火炬時突發的高尚帶動下，形成了一個“場”。很多人投資的是金錢，回報的是與年輕人一起“高尚”了一把。這讓人看到了，即便在高度商業化的社會裡，來自底層的壓力還是可以產生“高尚”壓力的。可以這麼說，如果沒有之前年輕人保衛奧運火炬的高尚行為，後來汶川地震時那種“全民高尚”不會來得那麼快、那麼猛烈。從軍事角度看，這就是一種動員與組織能力。其實西方一直在那兒嚷嚷“中國軍事威脅論”，這一次我想他們才真正感受到了什麼是威脅。前不久，美國太平洋司令部司令來中國訪問，去國防大學時，中國軍官為他介紹中國軍事的基本情況，當時我一個朋友在場，他說，只有當介紹到中國的戰時兵員動員能力是1.3億人時，美國太平洋司令的表情才微微變化了一下，而說到其他東西時，他一點反應都沒有。
民間的力量，情緒的燃點，對內政外患都是一種強壓。
當然不能說民間高尚整個社會就全部高尚了，反复地這麼逼，最後就有可能實現社會總體高尚化，因為外部施加了壓力，並且逐漸強大，民間就反彈。最典型的就是抗議火炬傳遞在法國受阻這件事了。攔火炬這個事，你警察不管巴黎市，那我就堵家樂福，咱不管堵家樂福對還是錯，是否符合國家的政策，這確實是最直接的反應，行動主義式的反應，而且外交部發言人也沒有說不對。
我們的財富：1840年以來的歷史痛苦
隨著金融危機的爆發，中國產業結構被迫調整，中國與西方的結構性矛盾會越來越多地讓年輕人“不高興”，而這種“不高興”的催逼，就會產生高尚，高尚的東西多了自然就會尋找大目標。火炬事件最大的標誌，就是中國產生大目標的土壤出現了。也就是說，當一個國家的年輕人在審視自己未來的同時，發現與國家發展的大目標有某種關聯時，離大目標的形成就不遠了。
冷戰之後，西方的擴張模式我們已經很清楚了，用理念傳播去顛覆後發國家自然形成的製度，或者用精確打擊的方式去摧毀這個制度，進而完成它的擴張模式。當然它的擴張模式也發生了變化，也就是所謂的後現代的方式。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最關鍵的就是，先發資本主義國家原來是通過一種大規模的戰爭，來清除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也就是過剩的產品和人員，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基本都是這樣。後來，核武器這種無差別殺傷的武器問世，把它原來解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戰爭模式給凍結了。
一方面是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興起，西方要調整勞工福利，與蘇聯進行意識形態博弈；另一方面就是通過顏色革命或者精確打擊的方式，去摧毀作為障礙的製度和他們不喜歡的領導集團，去摧毀一種看似抽象的製度化的東西，這種東西在冷戰後體現得特別明顯。當然，這背後主要還是粉碎一些國家的工業化成果，美國的方式就是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和產業轉移。與金融工具和產業轉移相配合的，是對一些國家的捧殺，比如中國，就是最明顯的例子。美國在經濟上捧中國，讓你壓低加工貿易的勞工工資，向他們供應廉價日用商品，維持他們研發、演練金融工具的經濟環境，同時拿著金融工具賺來的錢維持著手中劍的優勢，比如彈道導彈防禦系統。這次金融危機大家看出來了，特別是年輕人，終於發現被人家賣了還替人家數錢的狀況，在我們身上殘酷地發生了。這可以說是2008年度年輕人不高興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方這種清除障礙的方式是有先例的，而且在清除別人的時候，我們有些中國人還跟著歡呼。米洛舍維奇也好，薩達姆也好，無論說他是專制也好，獨裁也好，都無所謂，它的製度是很完整的，很有秩序的，它自己在運轉。西方要么用顏色革命的方式，要么用精確打擊的方式，要么兩種手段都動用，比較典型的是南聯盟，南聯盟是通過什麼方式呢？是先打後解除。先打，打得差不多，然後一個顏色革命把你甩掉，就是雙重使用。 1999年的時候美國先用精確打擊摧毀南聯盟，然後在2000年又玩了一次顏色革命，把米洛舍維奇甩到了海牙法庭，這可以說是最成功的版本。美國沒有必要摧毀你太多的工業資源，因為它下一步還要完成產業轉移。產業轉移之後，那麼我下一步怎麼玩呢？下一步就是金融工具，通過金融工具來吸取你工業製造業的利潤。如果你的製度和領導層還要阻礙我的擴張模式，我就用精確打擊或者顏色革命幹掉你，然後扶植一個精英層，讓你來給我做產業轉移的基地，同時給我的金融工具搭建一個吸取利潤的階梯。
這是後現代資本主義的玩法，是西方玩的一個非常標準的模式，它的手段就是你阻礙我，我就搞掉你。當然，美國最害怕的還是核武器，為什麼他們對伊朗、朝鮮核問題那麼重視？如果說當年南聯盟有核武器的話，那結果就可能不一樣了。現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因為印度的恐怖襲擊可能鬧僵了，這兩家都有核武器，特別是巴基斯坦是穆斯林國家唯一擁有核武器的，金融危機在這裡會不會成為引發世界大戰的導火索？這是非常值得關注的。
從中國人的角度去看，西方對付中國，無非就兩點：第一就是用彈道導彈防禦系統遲滯你手中的核武器，防止你跟他拼命；第二就是金融工具，整個操控你。當然，金融工具操控你的前提是你對他開放產業轉移的通道。當年我們沒有1929年時蘇聯那樣的機會，借助西方大規模的經濟危機，低價買那麼多技術、設備，僱傭那麼多西方工程技術人員。我們要實現現代化，只好充當人家產業轉移的基地，所謂“用市場換技術”。但是，應該說我們在決定這樣做時並沒有精打細算，也不可能有設計精細的戰略指向：總有一天我要超過你的“大目標”。這一點，無論是德國、日本還是當年的蘇聯，都做得比我們好。雖然他們在赶超先發工業化國家時，犯了很多的錯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是這並不能說明後來的後發國家，特別是像中國這樣的大國就只能給人家當附庸。
好在我們有1840年以來的歷史痛苦，讓我們在1949年後快速搞出了“兩彈一星”，而且在人家對我們產業轉移的同時用金融工具吸我們利潤的時候，核武器這個東西沒有被粉碎。這一點，對中國非常重要。
對遲滯大國的核武器這一方面，在2008年8月8日發生的格俄衝突是一個標誌性的事件。原來美俄在核力量上本來是基本平衡的，但美國霸王硬上弓，非要在東歐建立反導系統，要在俄羅斯洲際導彈的起飛段攔截人家，最終破壞這種冷戰期間雙方用錢夯出來的所謂“恐怖平衡”，所以俄羅斯只能想盡一切辦法用反擊的方式維持平衡，維持雙方平等的地位。這一點，隨著美俄兩國的戰略博弈越來越明顯，在軍事上的爭鬥一定會像連續劇一樣上演，這讓中國年輕人看得很清楚，而他們自然會思考俄羅斯為什麼要這麼做。
俄羅斯完成了工業化，並且在冷戰期間積累了大量的軍事技術資源，所以西方的戰略是全麵粉碎，通過彈道導彈防禦系統在北約範圍內把你圍住，使得你的核武器這個看家本事失去效能，最後達到你不能使的程度。因為按照美俄的談判，雙方的核彈頭要裁減到1700～2200枚，然後再談，將核彈頭降到1000枚。俄羅斯說我們可以不干，但是不干，美國也有招儿：別的地方我就制裁你，我就折騰你，一折騰你，老百姓就煩你，煩你你就得下台。當年俄羅斯軍官為什麼稱戈爾巴喬夫為“導彈脫衣舞總統”，把葉利欽稱為“用核安全換酒喝”的總統，就是指俄羅斯當時在西方的各種壓力下主動銷毀了一萬多枚核彈頭。你不銷毀不行，我有別的辦法，斷糧斷水，讓你吃不上喝不上，在你的內部支持反對力量，反正讓你不舒服，讓你的民眾不舒服，讓你的政權失去合法性。但問題是，這次美國的野心太大了，明明自己十幾萬軍隊陷在了伊拉克和阿富汗，還要在東歐部署彈道導彈防禦系統。 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獲獎者保羅?克魯格曼新出了一本書《美國怎麼了？ 》，裡面說得很明白，就是布什政府的政治不正確，利用“9?11”滿足了石油和軍工利益集團的需求，根本沒有把打擊恐怖主義和經濟發展結合起來綜合考慮。但是，布什政府的新保守主義精英們，在俄格衝突上暴露了美國真正的“大目標”，這讓俄羅斯這種有過“大目標”的國家後背發涼。應該說，這是布什政府的“大目標”把俄羅斯逼上了一條探索“大目標”的道路。而從俄羅斯的資源來看，它不在軍事上回到蘇聯時代是不可能的。看看最近俄羅斯拼命試射洲際導彈、在冷戰後首次派軍艦訪問拉丁美洲，這都有前蘇聯的影子。
撕掉西方的面紗，打通“不高興”之脈
2003年5月，一直在前蘇聯被禁止的美國披頭士樂隊到了俄羅斯的紅場開了演唱會，本來規定是2萬張票，結果12萬俄羅斯年輕人擁擠在了紅場狂歡，而最讓年輕人激動的是樂隊主唱保羅?麥卡特尼演唱的他在1968年創作的《回到蘇聯》。從網上的錄像上看，全場瘋狂的俄羅斯年輕人在他演唱時，揮舞著前蘇聯的鐮刀-斧頭國旗，高聲喊叫，而當時普京就在場。他隨後在俄羅斯紅場閱兵時，把走在最前面的打的旗子又換成了當年蘇聯軍隊插上德國議會大廈上的那面旗子。這個細節，充分說明俄羅斯在西方的壓力下，運用新的軟實力在年輕人當中建立“大目標”的操作。
從軍事角度看大國間的博弈，是中國重新建立商戰“大目標”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視角。事實上，目前美國和日本在西太平洋加緊部署“宙斯盾”反導驅逐艦（美國18艘、日本5艘），同時美日雙方准備共同開發的射程500公里的攔截彈，正是未來要對中國洲際導彈在起飛段就進行攔截的。可是像這種關係到未來國家安全的重大動向，似乎只能在軍事論壇和少數軍事期刊裡討論，只有喜歡軍事的年輕人會看到，而在學術界很多人都不把這種威脅作為邊界條件來研究中國未來發展的問題，只是一味地談經濟，而談經濟的背後就是利益至上的邏輯和個人主義文化，因此在主流的政治生態中，缺乏“大目標”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現在金融工具玩砸了，讓民眾看出了一些東西。西方產業轉移在金融工具之前，有一部分比較實體的東西，就是所謂的“世界工廠”，讓中國生產低端的東西，然後在中東和中亞控製石油。同時，在你變成“世界工廠”後，粉碎你自主工業的那部分。
粉碎你自主工業的辦法，首先是扶持你的加工業，利用你的廉價勞動力和廉價土地資源來扶持你的低端產業，然後用金融工具來碾碎你的高端自主工業，這是對付中國的辦法。通過金融工具，讓你吃金融偉哥和金融催情藥，使得你的大量資本不能投入自主工業，一方面進入金融這個賭場讓他們抽走，另一方面通過出口換匯變成他們的債券。現在的結果是他們把金融工具玩砸了，民工返鄉潮出來了，中國股市也砸了，這就給我們的因保護奧運火炬而誕生的“中國四月青年”，在5個月後又上了一堂活生生的西方模式教育課。原來讓自己不高興的東西，先是一種大感覺，可是為什麼不高興呢？這一回，一下子突然打通了，想明白了。 2008年真是太神奇了，看看在金融危機爆發後，年輕人關於中國要不要購買美國債券救美國經濟這件事上的反彈，實際上跟火炬的事情接上了。
有意思的是，金融危機爆發後，美國決定向台灣出售65億美元左右的武器，當時網上年輕人都反對購買美國債券。雖然有些學者從經濟學和現實主義的視角看，認為年輕人是意氣用事，但是當時他們也不敢公開出來講，官方至少當時也馬上否認再次購買美國債券的事情。
其實這裡隱含著一個潛在的邏輯，就是大人沒有把事情做好，結果大人要用小孩的未來為自己的疏忽買單的問題。而一旦小孩看清了這一點，問題就出來了。在金融危機後，很多政府官員忙著討論如何到華爾街挖“金融人才”的時候，網上的年輕人卻在熱烈討論甘肅星火機床公司用200萬歐元收購法國索瑪數控機床公司81%股份的事情，他們深知要單獨購買五軸數控機床技術對於中國來說是多麼難。這對中國突破薄壁結構、形狀複雜的航空、潛艇發動機加工技術等瓶頸意義十分重大。有意思的是，這些年輕人幾個月前可能就是在網上號召抵製家樂福的年輕人，如果他們是有些知識精英所說的義和團和紅衛兵，那他們應該凡是法國的東西就都應該砸了啊。可見，事情並不是上一代人憑藉自己的歷史記憶想像的那麼簡單。
2008年，在俄格戰爭爆發期間，我曾經就俄羅斯80後的狀況寫下這樣的話：
“儘管蘇聯解體後的這一代俄羅斯年輕人對國家的歷史還缺乏深入的了解，但他們中的許多人都在童年中曾有過相似的苦澀記憶——1991年蘇聯的解體讓他們的祖父母和父母失去了一生的積蓄。這些年輕人既不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動蕩的前蘇聯迷失的一代，也不是俄羅斯作家維克多?佩列文筆下預言的前蘇聯解體後精神空虛、消費至上的'百事可樂一代'。這些伴隨著互聯網以及嘻哈歌曲成長起來的俄羅斯年輕一代完全成了普京對外強硬政策的堅定支持者，但是他們拋棄了那種公文式的說教語言。對於這些精力充沛的年輕人來說，說唱樂、健身操、新奇的夏令營以及先進的計算機實驗室更有吸引力。”
全世界都聽到了，俄羅斯的青少年一代唱起這樣的歌：
15年前，當我們的國家毀於一旦
他們嘲笑我們
我們的父母失去了一生的積蓄
沒有退休金
沒有未來
但是，現在我們重新站起來了
現在，我們要行動，我們將會更加堅強
因為我們的祖輩曾經在戰爭期間流血犧牲保衛祖國！
2008年，我們的領導人也開始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獻花了。可在此前一年，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脫褲子的電影《色?戒》居然可以上演，這說明我們的高層也有所變化，這種變化與外部環境和內部條件都有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