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人的角度去看，西方對付中國，無非就兩點：第一就是用彈道導彈防禦系統遲滯你手中的核武器，防止你跟他拼命；第二就是金融工具，整個操控你。當然，金融工具操控你的前提是你對他開放產業轉移的通道。當年我們沒有1929年時蘇聯那樣的機會，借助西方大規模的經濟危機，低價買那麼多技術、設備，僱傭那麼多西方工程技術人員。我們要實現現代化，只好充當人家產業轉移的基地，所謂“用市場換技術”。但是，應該說我們在決定這樣做時並沒有精打細算，也不可能有設計精細的戰略指向：總有一天我要超過你的“大目標”。 作者訪談 （1）書中談到中國要做英雄國家，其內涵是什麼？這樣一種提法是基於什麼樣的考慮？ 對於這個問題我在書裡面的表達比較含蓄，但也只能這麼表達了——除暴安良，管理更多的資源。歷史已經證明了，我們比其他國際和民族管得更好。

這個“管理更多的資源”是不是意味著更多的殖民和擴張，讓一些人他們自己想去吧，我沒說是新的殖民和擴張，他們愛怎麼想怎麼想。 中國人口特別多，基於這樣一個國土遼闊人口眾多的國家，如果你不是個英雄國家，不能在這個世界除暴安良，管理遠遠超過自己邊境的資源，我們人口的生活水平不可能提得很高。這是從我們自私的角度來想。從大的方面想，我們完全有能力為這個世界維持秩序，進行資源管理，給世界造福為世界人民做貢獻。毛主席也說，在漫長的歷史當中，即使中國人跌倒谷底，我們還是有這個想法的。中國對世界有較大貢獻，因為我們人口多國家大，其實美國人也承認，美國漢學家謝淑麗，她是個白人，起了個中國名字，她說過，中美兩國的人民肯定對自己的國家有著很高的期許，對自己的政府要求比較高，這是由這兩個國家國土遼闊人員眾多所決定的，愛爾蘭人就不可能擁有美國人或者中國人這種想法。因為他不夠資格。

（2）書中指名道姓對一些人的思想和觀念做了質疑和清理，如龍永圖、崔衛平、馬立誠等，可能會引起一些反彈，甚至可能造成新的知識界分瀝和爭論，對此您估計會有怎樣的後果？ 這個分瀝和爭論本來就存在，他們罵我也沒少罵，像馬立誠在之前《交鋒三十年》裡面的說了我很多，我現在才有這麼個機會說兩句。這種分瀝和爭論會不會加劇？那就不知道了，愛加劇不加劇，這種討論本來就存在，我們當時沒有話語權，發不出罵他們的聲音，他們天天罵我們，現在我們就出書說兩句。 （3）書中用大量的篇幅批判“文藝腔”，究竟“文藝腔”產生的根源是什麼？ “文藝腔”到底會造成了哪些具體危害？我們怎樣才能阻止“文藝腔”的蔓延？ 文藝腔確實有中國文化當中的弱點，這有歷史根源。這個用詞首先是宋曉軍提出來的，但是確實我早有體會。我1983-1986年在日本學習，深刻體會到，中國理工科的學生出去跟日本學生相比，在素質能力上，我們絕對不次於他們。我們文科學生到了那邊就遭遇了很多困難，當時同一批教育部派遣出去留學的學生中，第一年之後沒進入研究生院的都是文科的，為什麼呢，他們數學、自然科學水平太差，日本在這方面做的很均衡，他們理科學生的水平未必能超過中國，但是文科學生的自然科學水平明顯高於中國文科學生。這可能跟中國文化傳統有關係，中國歷代文化當中比較注重詞藻，不重視實際問題的解決能力。

王安石那個時候就看出來了，他當時要改革，要把考試中詩賦的部分取消掉，其實他自己詩賦寫得很好的，可他認識到詩賦解決不了問題，在官僚中會寫詩的人太多，這個社會就不行了。在中國文化當中有這個傳統，是中國強大的結果，因為中國幾千年當中非常強大，就可以悠閒地過精緻高雅的生活，就可以搞詩詞歌賦這種東西。紅樓夢牡丹亭都達到了相當的高水平，雖然說不同背景不好比較，但我就認為西方都沒達到這種水平。 問題是，近代中國已經被拖入了比較軍事科技力量的殘酷競爭環境當中，中國過去想優雅的條件就沒有了。這時候理工科就是首要的，理工科思維也是首要的，這都能在大學招生的文理比例中看的出來。其他國家都是文科生比理科生多，就中國，理科生佔80%，文科20%。按說這樣中國在科技上就應該比他們強啊，但是歷史挺難修正過來的。文革之後，文科官員比較多，但是他們科技知識太差了，沒有邏輯性，甚至在個人問題上體現出來，發生過很可笑的錯誤。當年我在日本的時候就感覺，中國應該很快趕上日本，因為我周圍同學的素質比日本人高，後來我明白了，根本不是這樣。日本全民的科技素質都很高，他們的文科生遠遠高過中國的文科生。文藝腔就是從中國古代延續下來的，這種延續恰恰是因為當時過於強大過於富裕。

文藝腔的危害太多了。當時我知道日本全民科技素質高多了的時候，我還跟同學爭論呢，我說科技比的不是人均水平，只要有一個人把東西發明出來，我們都可以用了，我們用不著跟他們比人均，我們優秀人才的絕對數量肯定比他們高。可我回國工作就明白了，科技還是要講求人均的，因為全民科技素質低的話，正確的意見會被那些不通科技的官員否決掉，會被老百姓所不理解。 文化的變遷太慢了，我們得承認，形式邏輯形成在古希臘，現代科技在歐洲形成，我們中國還在學習當中。一方面你可以看出中國落後，一方面你可以看出中國學得很快。楊振寧在香港中文大學演講時說，上個世紀20年代以前，中國基本沒有懂微積分的，20年代末好的大學的數學教學基本上就能跟西方並駕齊驅。

我們寫這種東西，要讓大家知道，文藝腔是有害的。以《河殤》為例，一方面說中國懦弱，一方面你又講尚武精神，兩邊堵你。你話對就一頭對，但他兩邊堵。我們之前在湖南做節目也是這樣，主持人兩頭堵，這是主持人有問題，但聽眾只聽到漂亮的言辭就接受了，沒有那種素質去分析，這種事情不能同時做到啊 （4）中國想真正成為超級強國，首要的條件是不是軍事的強大？造航母是不是我們成為強國的一種指標？ 那不是首要條件，但肯定是不可缺少的一環。一個超級強國，經濟上要很強大，話說過來，經濟上不強大軍事上也強大不起來。科技上也要非常先進，這個世界上應該是科技創新層出不窮的，但我們確實就差得很遠。在文化上面也要有影響力，這點美國就有這個架子，不管好萊塢大片水平高低，全世界人民都在看，我們就需要這樣的東西。但我認為，文化的東西可以放在後面一點，但經濟科技軍事肯定是少不了的。

造航母不夠成為強國的指標。泰國都有航母，印尼馬上要造，應該說我們不造是比較可笑的。聯合國常任理事國里面就我們沒有，像英法，現在都不敢說自己是世界強國了，儘管都有航母呢。但說回來這個東西不是一個世界強國的指標，但如果沒有這個東西，那肯定就不是世界強國。 （5）金融危機給中國帶來的警示意義是什麼？未來中國進行堅定不移的產業升級是不是有效抵禦經濟動蕩的最有效手段？ 最大的警示意義，就是“搞金融是最高級的”這個觀念是錯誤的，中國這次之所以受到的衝擊比較小，就是因為金融方面比較落後，落後反而佔了便宜。這次金融危機告訴我們製造業永遠是最重要的，郎咸平所謂的“中國實體經濟受到的衝擊會更大，美國祇是被沖擊了一個金融”屁話，你看看通用汽車現在啥樣了？當時跟工商銀行差不多的花旗銀行，現在市值是工商銀行的二十分之一。還有，到華爾街抄什麼底？要抄也要去底特律去西雅圖，我們要工程師而不是那些所謂的金融人才。美國賭場現在出了大問題，以後賭場肯定就沒有啦，他們做的那些特殊金融產品，等金融恢復了之後肯定不再有了，美國人也在反省，他們會取消掉這些特殊金融產品，那些金融人才都是廢物，中國人幹嘛要去招聘這些廢物加騙子回來？

不能說單指望這一項，經濟問題很複雜，但是對於中國最重要的，顯然是產業升級。 （6）“解放軍跟著中國核心利益走”，索馬里護航是不是就是體現了這樣一種主張？ 這是很小的一個體現。雖然很多人批評索馬里護航這件事，但起碼有像徵意義，起碼對這三艘船是個鍛煉，不經過實踐，你的問題是不知道的。像宋曉軍說的，你的鋼板是不是適合遠洋的需要，那得開出去試試才能知道。 （7）綿延數十年的逆向種族主義將會對一個國家的精神品質造成什麼樣的傷害？我們應該如何阻止其滋長和蔓延？ 傷害特別大。從國家來說，是國民不團結，願意為外國人效忠。從個人說，到了外國之後，覺得自己不是個人。比如說女孩子，相信外國人特別好，嫁出去倒了大霉。這樣的例子何止成千上萬。

最近還有個例子，就是綠洲樂隊演出取消。本來我對這件事情不是特別認真，只是支持下環球時報而已，事實上我都不知道綠洲樂隊這些事。我沒想到有這麼多綠洲樂隊的粉絲跳出來罵，我才覺得這個真的是個問題。就有這麼些人，說他一定要去國外，然後加入國外的軍隊打中國。如果真的中國要跟外敵打仗的話，你說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就算是他們的音樂再好，哪有怎麼了？不聽能死啊？就能被外國樂隊的那麼幾位迷成這樣，就能驅使著中國歌迷這麼抽風，我都懷疑綠洲樂隊在英國美國這樣的地方有沒有這麼瘋狂的歌迷。 這很可怕，這肯定是跟中國這麼多年逆向種族主義大環境是有關係的。這些搞逆向種族主義的知識分子，雖然沒有直接介入這件事，但是絕對跟他們這麼多年的教育有關係的，憑什麼說我聽周杰倫就是個下賤的事，聽英國人的歌就是高貴的事？這幫人能聽得懂那些英語歌詞我都畫上問號。那幫歌迷挺可憐的，他們自己本身肯定沒有什麼可以炫耀的，他們把這個作為自己唯一的價值所在，現在一旦受到打擊便受不了。其實能聽得懂又算是什麼啊，又能怎麼樣，但是卻被中國高級知識分子說成聽得懂很高級，聽不懂就是土鱉。我就喜歡二人轉怎麼了？綠洲樂隊在英國皇室眼裡，也就是個二人轉的地位吧，為什麼英國的二人轉就高水平？中國的二人轉就低水平？這就是這個大環境造成的。

至於政府為什麼取消音樂會，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可是為了這個小事你們就抽風，就說拿槍拿炮打我們，這事值得重視。 我以前常常把文化的事情給低估了，但是看你們這麼瘋狂地來了，取消這件事就是對的，我現在覺得文化這件事真的很重要，我理科出身常常重視硬的科技的東西，現在看文化真的很重要。 傳播我們的書，就是製止他們蔓延的重要一步，我為此奮鬥了20多年了。我們過去沒有機會出這種書，當然我們希望以後能在電視上辯論，傳播效果更大，但是現在我們還沒有掌握電視報紙話語權的時候，像南方報業集團，肯定不會讓我們說話，這個時候，這本書起碼還能代替我們傳達。 （8）貧富分化、權錢交易等現象使得國人對內政的憤懣越演越烈，除了正視這種憤懣之外，我們還能做什麼？

這本書講了很多，我們的意思就是我們還是需要一個大目標，當一個民族有了大目標之後，要完成一件偉大事業的時候，大家團結起來有趨向要完成的時候，我們才比較容易改正自己的缺點，比如說軍事力量不足，那我們好好加強，政治體制對百姓整合不夠，那我們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那我們實行非常快速地跨越式腳步，就發現有些東西阻擋我們前進，那這個時候我們就要改。中國就有一個向外的大目標來改進內政問題。 （9）持劍經商的戰略是不是代表了我們要放棄韜光養晦的原則？ 韜光養晦了半天，他們還在提中國威脅論。這個問題是韜不了的。剛剛也有港台記者問道，這麼說是不是中國威脅論又來啦？這都是二十年前的問題了，現在還存在，就證明韜光養晦這個策略不行。 喬良1999年說我們的書違反了他們潛伏的原則，當時我們（馬立軍？）就在駁斥，說我們戰術上能夠潛伏，戰略上怎麼能夠潛伏嘛？ 當時我們與喬良對話的時候，喬良說我們要潛伏，那根本沒辦法潛伏，那麼大個國家怎麼潛伏？想鴕鳥政府一樣的，把頭埋進去了，尾巴還在外面。跟政府一樣，自欺欺人，到處保密其實大家都知道了。潛伏個什麼，最後束縛自己別人還都不信。 我們壓根不需要韜光養晦，說該說的，做該做的，必須要做必須要補課。當然我們不該到國際嚷嚷，但是該做的就做，對內整合國民去做的話，還是該說的要說，因為畢竟不能光靠著一小撮精英解決問題，不能只做不說，精英做不了這些一定要整合國民來做。我們主要是對內說。現在主要是我們對內說的時候，就有人來給你扣帽子，這個很荒唐。有些話政府說不合適，民間說肯定沒問題，如美國一樣，這是我們的言論自由，別人管不著。但中國不一樣，我們說一點，就說中國威脅論，很荒唐。 （10）坊間有種說法，說“三鹿奶粉事件”是中國人精神上的奧斯維辛事件，用一個比喻的說法，在這個事件之後，中國人如何背負著這一奧斯維辛走向耶路撒冷？ 還是要改進，政治親民輿論監督。不然怎麼更好地整合國民同心同德呢？最低要求，你怎麼能讓這個社會和諧呢？我們承認在反腐和輿論監督我們存在著嚴重的問題，我們要正視這個問題。而且從這個角度，我們要有序地不破壞社會穩定的民主制度方面的進步是有必要的。 耶路撒冷代表的就是心中的聖城。中國其實缺少這個聖城，我們說的英雄國家，大目標其實就是這個聖城的表現。中國人缺這個，從上到下都缺。從領導層到民間。所以這本書是個呼籲之書，不是說現在中國有了很多條件成熟地做英雄國家，而是說有條件成熟，有可能經過努力能達到這樣一種可能的。但是我們現在心目中缺少這樣一個高尚目標。就是聖城，以色列巴勒斯坦都覺得他們有個聖城在，所以他們能夠存活能戰鬥，但是中國人卻沒有。我們只管一段，我們只管到兒子那一段，領導人只管到任期那一段，沒有根源的東西，這個是很恐怖。 當我們有更遠目標的時候，三鹿奶粉這種事情根本就不是事情了。我們跟自由派的意見不一樣，他們認為你們連這樣的小事情都解決不了還能管那麼大的麼？這個想法不對。中國民間有個說法，叫做做大局解小局，就是你有一個大目標的時候，小問題都迎刃而解了。 （11）對外關係上的“有條件決裂”是不是意味著新一波的狹隘民族主義思潮？ 談不上。這些年我們跟西方亦步亦趨，我們對他們太軟了，太相信他們了，需要反省。但這種反省絕對不只是我們幾個需要做的。像張愛萍將軍之子張勝寫的《從戰爭中走來》，寫到當時領導層過分相信西方，據張勝說張愛萍將軍一直很強烈反對這個東西的。但可能是有過分擇清了自己，未必一點責任都沒有，這個不比較，但起碼這個是個反省。在那本書裡，小平講，等有錢了我們買一萬架飛機。當然一方面這是對我們的一種撫慰，等我們有錢了就去搞軍事，但是這飛機是買中國的還是外國的？按書裡的理解肯定是買外國的。張將軍大怒，說這是取死之道。我們太依賴他們了，但是他們一直踹我們。我們現在把問題認識到，當時看問題肯定是有局限性，但是要不是他們一直踹我們，我們可能也認識不到這個問題。 （12）與西方有條件決裂的真正含義是什麼？ 也就是剛說的那個意思，說他是狹隘民族主義，我說是西方人逼出來的 （14）為什麼說美國是“老黃瓜刷綠漆”？ 這是曉軍的一個說法。實際上美國沒有表面看起來那麼強大，更具體的說是美國的武器，很多的東西都是花架子。只不過是老黃瓜刷綠漆。而俄羅斯在軍事上把美國弱點看得很明白，不是真正的嫩黃瓜，只是老黃瓜而已。所以美國軍事力量沒有那麼可怕。 （15）香港的“管家文化”提法很新鮮，會不會引起香港和大陸關係產生變數？ 我想香港自己對此有認識的。回歸之前內地人去香港很受歧視，而且是黃種人歧視黃種人，感覺很難受。但是現在為什麼會有所改變，就是因為我們強大了，就是這麼簡單。把你邊緣化了，我領導你了，我們要是不行你就好不了。我們考慮的問題不是你們能考慮的問題，我們的眼光是遠遠超出兩岸和內地香港關係的。香港人老百姓當港幣和人民一倒掛馬上心態全變了。在香港坐出租車給人民幣，他們司機還千恩萬謝的。 （16）外界認為是中國所處國際環境相對更舒服的時代裡誕生出的一本直刺盲目樂觀心態的醒世之作，究竟哪些“樂觀”心態是我們需要摒棄的，哪些是我們要傳承的？ 我們這本書不只直刺了盲目樂觀的心態，也直刺了盲目悲觀的心態。兩方面都說了，可能盲目悲觀妄自菲薄這個方面還更多一點呢。就是告訴大家，中國本身存在著很多問題，包括盲目悲觀。書中是恰如其分地認清了中國在世界中的位置，認清了他的弱點和他的長處，以此為基礎認清楚了中國應該有一個什麼樣的大目標。這個大目標不是說中國唾手可得，但是確實有希望實現的。 （17）為什麼說薩科齊見達賴表明了中國與西方的關係是一種崛起和遏制的關係？ 坦率說，從某種個角度來說薩科奇接見達賴是一件小事，但是這種小事他不斷在做。他就是看你強大了要折騰你，不要用什麼人權為藉口裝蒜了。比中國西藏沒人權的地方有的是，西藏真的人權太少麼？好多記者到西藏去都驚呆了，沒想到，西藏的農夫都是國家給出錢蓋房子養孩子，全是免費的，但是在西方的報導中從來沒有看到過。至於西藏的文化，不要說在西藏，就算是北京，北京有多少賣藏傳佛教用品飾品家具店，西藏發燒友是80後很大一個群體，都很膜拜西藏文化，誰壓制他們了？誰消滅他們文化啦，我們正弘揚著呢。 最後： 王小東說：“現在應該有更多的民間知識分子傳播這樣的東西，政府的形像已經一團糟，一本書不夠，要有更多出來，製造出一個思潮。我們的書只是個拋磚引玉的東西。” 第一部分中國為什麼不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