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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辛酸暑期工

生命之痛 曾子墨 5515 2018-03-14
辛酸暑期工(1) 未到合法打工年齡,卻從事著超強度勞動。沒有勞動合同,權益受侵害時無從訴說。工作環境惡劣,花季少女打工五天就走上黃泉之路。廣東東莞,每年有多少這樣的暑期工?是誰把學生送進工廠?他們在打工期間經歷了怎樣的生活? 珠三角地區是中國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之一,隨之而來的是當地對勞動力的大量需求。於是,未成年的學生暑期工漸漸形成一個龐大的群體,他們活躍於廠房、車間,懷著鍛煉自己或賺取生活費的目的走進工廠,卻往往遭遇勞動強度過大、不簽勞動合同、被中介公司欺騙等問題。剛剛滿16歲的梁曉雯就是其中的一員。 2007年6月24日晚,初中畢業考試剛剛結束,梁曉雯就登上開往廣東東莞的班車。她打算利用暑假打工,為自己上高中攢點學費。這是她第一次出遠門,打工的事也沒有跟家裡任何人提起。直到6月26日,她進入東莞普笙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的塑膠廠上班後,才給家裡打了一個電話。

梁平(梁曉雯父親):她把到工廠打工的事情跟我說了。我說,你怎麼這個年齡去打工,你又沒身份證,都不夠打工年齡。她說,沒關係,是學校帶隊的,有個老師在那裡,叫我放心。 梁曉雯家住廣東省茂名市,是該市第11中學的學生。父親梁平1996年因為一場意外,下肢癱瘓,家裡的經濟狀況急轉直下。全家經濟靠母親譚月華每月打零工掙來的200多元支撐。由於家裡困難,梁平把女兒梁曉雯送到了哥哥家寄養,只有周末才跟女兒見上一面。 梁平:她很懂事,在家裡經常安慰我。她讓弟弟用功讀書,說家裡窮,你要努力讀書考大學,我讀完高中能考上大學就讀,考不上就出去打工,供你讀大學。 和梁曉雯一同出去打工的還有梁春梅、梁雨萍等20多個同班同學。他們都是在當地一所名為“華南機電工程學校”的組織下去的。據梁春梅回憶,他們進入工廠上班時,“沒有培訓,也沒有說注意事項,就讓我們直接進噴漆車間”。梁春梅被分配清潔機器零件,上白班。梁曉雯和梁雨萍負責打磨砂,上夜班。不到一個星期,梁曉雯就得了感冒。

梁雨萍:有一次我看見她衝感冒沖劑喝。我問她,你的水怎麼是黃色的?她說,我感冒了。 記者:她跟你說過想休息請假之類的話嗎? 梁雨萍:她很勤勞的,我覺得她不會請假。梁曉雯一開始認為自己能挺過去。可是沒幾天,感冒就加重了,她向班長提出請假,遭到拒絕。與她一同進廠的梁春梅這時也生了病,請假休息也被拒絕。梁春梅說,他們工作的車間有很多塑膠製品,“剛進去的時候覺得很難聞,喘不過氣”,但也沒人給他們分發口罩等勞保工具,只能慢慢適應。 梁春梅:我第一次跟班長說,我病了,要去看病。他說不能請假。不給我批假。到了第三天,我實在忍不住了,還是向他請假。他說,請假可以呀,那你今天要加班,加到(晚上)11點多,沒有加班費。

從最初的感冒、發燒,一直到7月7號晚上,梁曉雯全身縮成一團,差點暈倒在流水線旁。班長這時才終於批准她去休息。可是曉雯的病情卻急轉直下。同學們找到了帶隊老師龔老師,要求給曉雯看病,得到的答案是“沒有錢”。他們不得不給曉雯的家人打電話。梁平:7月9號她同學打電話回來說,曉雯病重。當時我大哥的兩個女兒在東莞打工,我就叫她們去廠裡接曉雯。梁曉雯在家人的照顧下住進了東莞一家醫院,住院期間一直高燒不退,醫院也查不出原因。梁曉雯的大伯梁生此時也趕到了東莞。因為事發突然,梁家在東莞又無依無靠,承擔不了昂貴的醫藥費。梁生想到,既然人是在工廠裡生病的,那麼工廠應該負起責任。子墨:曉雯當時病成什麼樣子了? 梁生:相當厲害,亂說話,發高燒。醫藥費很高。我就上工廠,見到課長,說人病得很厲害。課長說,這個事情和我們沒有關係,你要找老師。我找了老師。老師也說沒辦法,沒有錢。曉雯病的時候,誰都不說一聲,誰都不拿出錢來給她治病。因為交不起入院費,梁家只好在7月18日晚上10點,連夜將昏迷中的梁曉雯從東莞帶回了500多千米外的茂名市人民醫院。醫生檢查病情后,當天就下達了病危通知書。這時,曉雯的腦神經已經燒壞,就算能保住性命,以後也無法正常生活了。梁平:我女兒生病之前我最後一次見她,她正在復習考試,星期天回我這兒。我跟她像平常一樣聊天,叫她認真複習,把試考好。她一直沒說要到那個廠去打工的事情。 7月19號早上3點鐘,她被接回來送到茂名醫院,醫生把病情一看,就下了病危通知書。梁平說女兒的身體一直很好,在學校體育比賽中還得過獎。他想不通,女兒怎麼會因為在工廠裡打了幾天工就生病,而且一病不起。然而,從同去打工的同學嘴裡,梁平才了解到,女兒在工廠裡經歷了怎樣惡劣的工作條件和超強度勞動。梁平:每天上班11小時,有時候12小時,還有夜班。這種強度,大人都承受不了,別說小孩了。一個16歲的女孩,身體還沒有發育成熟,肯定承受不了這種超時工作。

梁春梅:操作必須站著,流水台到腰部那麼高,不能坐,必須站著才能工作,很辛苦,腳底板發硬。晚上回去,經常睡到三更半夜腳抽筋,抽得很厲害。我們宿舍那些同學睡到半夜都喊“救命”,腳底很酸,很硬,又抽筋。如果你能把同床的同學叫醒,她會幫你揉揉,如果她睡得死叫不醒,你就自己一個人在那裡喊吧,哭吧,因為抽筋的時候腿腳全都僵硬了,不能動,很痛苦。梁春梅上的是白班,每天從早上8點工作到晚上8點。梁曉雯上的是夜班,比白班還辛苦。 按照學生們的說法,白班和夜班工作時間分別為: 白班時間:8時至11時20分、11時50分至16時45分、17時45分至20時20分。 夜班時間:20時20分至23時20分、24時至3時、3時20分至8時。

中間兩次休息和吃飯的時間加起來最多一個半小時。如此計算,學生們每天的工作時間在11小時左右。每天在這樣的勞動強度下工作,學生們不僅保證不了足夠的休息時間,工廠提供的飲食也不足以支撐他們的體力。梁春梅:11點的時候休息一會兒,3點的時候休息一會兒。休息的時候,喝水的喝水,去廁所的去廁所,其他人就坐在地上。因為沒有凳子,大家工作時一直站著,很累,休息的時候就坐地上。夜班更辛苦,要熬夜,困了又不能睡。我上夜班的第二天,在那兒睡了一下,就被主管罵了。吃飯是每天三菜一湯,還有飯。差不多是每天都吃齋,就只有蔬菜。有時候肉會拌著菜一起炒,不過舀給我們的時候,有時有肉,有時沒肉。剛開始的時候我們吃不飽,因為那些飯很硬,菜也很辣,後來慢慢就習慣了。不過,飯菜我們通常不會吃太多。舀給我們的飯菜,沒吃到一半就倒掉了,然後喝粥或者喝湯。最糟糕的還是惡劣的工作環境。梁平懷疑,正是工作中產生的有害氣體,導致曉雯生病。因為同去打工的學生在身體上普遍都感到不適,生病的不止曉雯一個人。

梁平:肯定是油漆、天拿水引起的,這些都是傷害人體的。她做打磨砂,不是噴漆,其實一樣拿噴槍,肯定有污染。 梁春梅:我乾了這個工作之後,就得了一些跟呼吸道有關的病,比如支氣管炎、咳嗽之類的。之前是感冒,後來有一天下雨,衣服濕了,我就用那個(噴槍)吹衣服,到了中午就開始感到不舒服。 梁雨萍:我坐著都感覺頭暈,有時頭很痛。轉為白班一個星期後才好。一起打工的同學都有點生病,宿舍另外一個上夜班的女孩也發燒,看病不能好,就不做了,回家了。一些男生也感冒過。除了超時工作、劣質的生活條件、污染的工作環境,學生們的工資和加班費也遠遠低於市場價格。按照《勞動法》規定和東莞地區最低工資標準計算,每小時工資至少應該是4.12元。加班則應該是普通工資的150%,雙休日加班則應該是兩倍。但是,這些規定對於暑期工來說是不敢奢望的。梁春梅:我在那里幹了23天,領了714塊。他們這樣計費的,每個小時3塊,加班費另計,一小時3.75元。我們每天干8個小時正班,加班看情況,有的車間加3個小時,有的4個小時,5小時的也有,看情況而定。沒有休息日,有的車間會休息,有的車間不休息,我們車間從來沒有休息過,週六日也跟平時一樣。我們也想休息,但我們的產量不夠,不能休息,別人的產量超了,才可以休息。我們看著別人休息,自己卻要在那里辛辛苦苦地工作。

辛酸暑期工(2) 記者:僱傭學生比僱傭熟練工是不是便宜一些? 廖獻文(普笙集團工廠行政課課長):便宜?怎樣講呢,也不會便宜,算起來也差不多。不過,學生來這兒的時候剛好趕上很多工廠是旺季,淡季之後工廠也要減員,學生工只是作為一種補充而已。廉價的暑期工們夜以繼日的工作確保了工廠利潤高速增長,華南機電工程學校也正是看中了企業的這種需求,才主動找上門來,組織學生集體來打工。然而,華南機電工程學校並非一所正規的學校,而是一家勞務中介。它自稱華南機電工程學校是“中國模具工業協會教育培訓基地”,開設了機械模具、模具鉗工等八個專業,但是當記者根據名片上的地址前往學校時,卻發現那裡只是一個大門緊鎖的辦公室,牌子上寫著“茂名市茂南機電職業學校”。茂南區勞動局稱,該學校雖然在勞動部門註冊過,但招收外校暑期工的情況並沒有向上報批。這一做法屬於違規行為。梁平:學校說假也不假,說不假也假。怎麼說呢?那個學校在茂南區註冊了,但是學校就有一個辦公室,沒有校園,只有辦公室。說是技校,根本沒能教學生什麼技能,就是帶著學生去廠裡打工,一招到學生,就帶到廠裡去打工。通過組織學生去工廠打工,作為中介組織的華南機電工程學校從中獲得巨大的利益。據了解,當地介紹打工的中介費用一般一個人在80元到100元之間,除了向工廠收取管理費外,帶隊的老師還向學生收取中介費,甚至學生所得工資最後也要被帶隊老師扣掉一部分。記者:你們跟帶隊老師是怎麼聯繫上的?

廖獻文:不用(聯繫),我們哪有時間去找他們,他們一般一到每年的四五六月份就會找上門來。一般由學校老師帶來的(學生工),我們都會相信。他們不是那種黑工,都有家長允許的,也不會是販賣人口那種。如果他們有合法證件,比如勞動部門發給的營業執照,我們就OK了。不可能還去查一下,我看沒有哪個(企業)做得到。老師的管理費要給,他要負責學生的日常生活,集中辦理學生相關的手續,學生有問題還要跟他請假、協商什麼的,這種管理費一個老師一個月給800塊。 梁春梅:剛開始時候我們只知道是去深圳一個電子廠。去的那天晚上又改變地點,說是去東莞了。我們都說,這是不是騙人的?有些同學不相信他們。後來帶隊的老師說,如果去東莞,之前要交的100塊介紹費現在改為80塊。不過介紹費減少了20塊,車費又加了5塊,成了85塊。一共交了165塊。至於我們的工資,去的時候聽了很多傳言,說可能要扣伙食費,如果不扣伙食費,加班費中的7毛5就要給老師,加班費也和正班費一樣了,也是3塊錢。後來我問老師,我們的保底工資是多少?老師說我們沒有保底工資,是廠裡直接發的。去的時候,老師告訴我們一個月有824塊錢工資,可是到了工廠,工資的計費又變了。我們也沒有簽合同,是校長幫我們籤的,老師說他也沒有機會看合同,合同只有校長和廠方領導人知道。

不僅沒有勞動合同,有些打工學生的年齡甚至不滿16周歲,屬於違反國家勞動法規的“童工”。 8月9日,東莞市勞動部門在一次檢查中發現,全市34家企業共招用學生暑期工2000多人,其中16家企業招用未滿16周歲的童工38人。與梁曉雯一起打工的梁春梅就是其中之一。梁曉雯病倒後,工廠突然在一天內將數名未滿16周歲的學生辭退。記者:你們僱這些學生的時候,了解他們實際年齡嗎? 廖獻文:實際年齡,我大概全部看過。一般都是拿戶口本複印件,因為身份證什麼人都可以辦,很多人換第二代身份證也比較麻煩。 梁春梅:我的戶口簿上的出生年月是1991年11月27日。聽說7月之前出生的才可以去,我是11月的不能去。後來同學拿我的戶口簿去照相館改了一下,將“11”去掉“1”,這樣我就可以去了。曉雯出事以後,有律師找過我們,工廠知道了,就查我們的年齡,要把我們送回去。我們說我們不想回去,因為捨不得這些同學。老師說,如果你不回去,被勞動局發現了,要罰10萬塊,到時候老師是不會保你出來的。他這樣跟我們說的。我說我要打電話回家,他說不可以。我說要跟同學說“再見”,他不讓。他讓我們不要透露一點風聲,否則出了什麼事要我們自己負責。後來我就回到宿舍哭,抱著同學哭,剛想說什麼,那個老師就站在門口望了我一眼,說你不要再說了,快收拾行李,如果慢的話,我們就搭不上車回去了,就要蹲街邊了。我們當時心情很糟糕,很迷糊,就這樣子被他送回去了。與曉雯相比,這些被遣送回去的孩子是幸運的——他們仍然活著。 7月27日,茂名市人民醫院宣布梁曉雯死亡。診斷書上寫著:病毒性腦炎、呼吸麻痺、肺炎。從7月10日入院到7月27日死亡,16歲的曉雯在生命最後17天裡幾乎一言不發。她對病床前一遍遍呼喊自己名字的母親說出的唯一一句話是:“媽媽,你願不願意借錢讓我讀書?”

曉雯死後一個月,梁平幫女兒領到了初中畢業證書以及打工得來的135元工資。儘管梁家對女兒突然死亡這一事實無法接受,但幾經交涉,最終還是同意和學校、工廠方面達成私下和解,停止了法律程序。梁曉雯的同學梁春梅和梁雨萍,則從同伴的意外死亡中得到了刻骨銘心的教訓。梁雨萍:我們這個年齡,如果去做暑期工,有的人頂得住,有的人頂不住。畢竟是學生嘛,如果上夜班,肯定頂不住的。儘管家裡窮,但至少有父母關愛,到了那兒,什麼親人也沒有,感到很不適應。 梁春梅:有點可怕,不過經歷一次也好,可以有個經驗,人生難免有很多曲折道路,以後要看好才去打工。 子墨點評:工廠的需求創造出了巨大的暑期工市場,暑期工的弱勢處境和法律意識淡薄,又給了打著學校旗號的中介機構以可乘之機。乍看之下,企業、中介、暑期工,似乎都得到了各自想要的東西,然而利益關係一旦遭受到衝擊,暑期工無疑是最大的受害者,因為他們手裡不掌握任何可以和其餘兩方抗衡的資源,他們有的只有自己的健康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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