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本州島北部石川縣金澤市，有一塊大大名鼎鼎的“大東亞聖戰大碑”。韓國學者李禦寧在《日本人的縮小意識》一書中認為，日本文化以“縮小”見長，日本人善於發揮這一本能，終於取得了“以小取勝”的目的。然而，這塊讚美天皇的軍隊，呼喚後人繼續“聖戰”的石碑卻高聳雲天。在日本很少有如此巨大的石碑。在斗大的“大東亞聖戰大碑”七個大字之下，銘刻著建立該碑的重要支持者們的名字，如甲級戰犯板垣徵四郎的後人板垣正、關東軍參謀草地真吾等人。
這塊龐大而精美的“大東亞聖戰大碑”建於二零零零年八月四日，包括準備、宣傳和建築工作一共花費了一億日元，一共有三萬個以上的個人和單位為此捐款，其中有不少是日本的著名政客和財團。建碑的過程也就是一次宣揚“大東亞聖戰”的歷史觀的過程。
圍繞這塊高聳雲霄的大碑，金澤市少數有良知和歷史感的議員、教師和市民們組建了“拆碑會”，努力發動市民向有關方面施加壓力，拆除這塊恥辱之碑。然而，發起修建此碑的中田清康也針鋒相對地組織了“護碑會”，並在集會上辱罵“拆碑會”成員是“賣國賊”和“害群之馬”。
中田清康是一名九十多歲的老人，他當年是關東軍的隨軍人員，在中國東北生活了多年。對於那場戰爭，他依然堅持是正義之戰：“我不接受某些人認為戰爭惡劣的觀點。近代以來西方人在亞洲瓜分土地，三國干涉還遼是日本的恥辱。俄國勢力南下，日本被迫出兵滿洲。如果沒有日本的出兵，又怎麼會有二戰後亞洲各國的獨立？”他還創辦了一所“大東亞塾”，以“大東亞聖戰”的歷史觀來教育年輕一代日本人。
戰後六十年來，“大東亞聖戰”的陰影依然籠罩在日本列島的土地上。
一九三七年，南京大屠殺的策劃者和實施者之一鬆井石根在前往上海之前，告訴他的支持者說：“我到前線，並不是去和敵人打仗，而是抱著哥哥安撫弟弟的心情。” 松井石根並不認為自己是在說謊，而是理直氣壯把日本當作中國的一個既嚴厲又慈愛的哥哥來看待。
在松井石根給家人的書信中，他這樣寫道：“日中之間的戰爭，一直是'亞洲家庭'之間的兄弟鬩牆。這些天來，我始終相信，這種鬥爭是讓中國人反躬自省的方法。我們這樣做不是因為恨他們，相反是因為我們太愛他們。就好像在家裡，一般來說，做哥哥的必須忍受弟弟所有的壞行為。但是，為了讓弟弟行為得當，做哥哥的有時也要懲罰弟弟。”
松井石根一邊在血雨腥風的戰場上得意洋洋地指揮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一邊則輕描淡寫地把對日本中國的侵略說成是兄弟之間小小的糾紛。他指揮像“野獸機器”一樣的皇軍對南京平民實施了長達六個星期的屠殺，一共殺害了三十多萬人，發生了三萬多起強姦行為。
南京大屠殺之後，松井石根還還恬不知恥地去參觀中山陵，並寫下漢文詩句：“中山門下，低首策馬，兩軍交戰事堪悲，心傷欲碎難回首。”
松井石根這種掩耳盜鈴的思想，並非他個人的異想天開，而是來自日本源遠流長的、以“大東亞共榮圈”為核心的強盜邏輯和戰爭哲學。這套強盜邏輯和戰爭哲學，在昨天曾經鼓舞了上千萬日本士兵義無返顧地走向戰場和死亡，在今天則繼續支撐著相當數量的日本政客和日本國民拒絕對戰爭罪行進行反思與懺悔。
“大東亞共榮圈”的構想，類似於納粹德國的“生存圈”理論，不過更有其獨特的歷史淵源，這就是“八纮一宇”的皇國思想。
“八纮一宇”一詞，出於日本最早的編年體古書《日本書記》中“兼六合以開都，掩八纮而為字”的句子。傳說是古代的神武天皇發布的詔令，意思是合天下為一家，其家長為萬世一系的天皇。一九零三年，日蓮派宗教家田中智學將“八纮一宇”闡釋為“日本的世界統一之原理”。而“大東亞共榮圈”的思想支柱就是“八纮一宇”的、以天皇為中心的超國家思想。
早在十六世紀末期，日本軍閥豐臣秀吉在統一日本之後，就開始做征服中國、朝鮮和菲律賓的千秋大夢。一五九零年，豐臣秀吉致書朝鮮國王，公然宣稱他要“長驅直入大明國，易吾朝之風俗於四百餘州，施帝都政化於億萬斯年。”
次年，豐臣秀吉悍然發動侵略朝鮮的戰爭。在佔領了朝鮮京城、開城、平壤三大都城之後，豐臣秀吉宣稱要遷都北京，由日本天皇統治中國，將北京周圍的土地獻為天皇御用。後來日軍在戰場上的迅速失敗，使豐臣秀吉的這一迷夢很快就破滅了。
日本島國的地理狀態，導致其統治者和國民自古以來就具備了相互對立的雙重心態：一方面充滿了自卑心理，另一方面又洋溢著對外擴張的激情。
江戶時代，日本國學家佐藤信淵宣稱，“皇國乃世界萬國之根本”，為了把全世界變為皇國的郡縣，首先要征服中國。日本維新思想的先驅者吉田松陰公開主張：“方今急修武備，待軍艦具備，大砲充實，……責成朝鮮納幣進貢，恰如古之盛時。北則割據滿洲之地，南則佔據台灣、呂宋諸島。”
一八六八年，日本政府以天皇名義發布《宸翰》，公開宣揚要“繼承列祖列宗之偉業”，“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於四方”。同年六月，天皇政府改革官制，將中央負責外務工作的“外國官”的職責明確規定為掌管“國際交往，監督貿易，開疆拓土”。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當中國依然“昏睡百年”的時候，日本已經躍身世界軍事大國的行列。當不少保守的中國文人嘲笑日本人採用陽曆、生活歐化、學習吃牛肉的時候，卻不知道日本已經萌生了向中國叩門的想法。 “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國力迅速膨脹。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兩次意想不到的勝利，使日本國內對外侵略的強勢意識迅速擴張放大，並逐漸孕育出以“大陸政策”為核心的、戰略性的“大亞細亞主義”的怪胎。
與之相呼應，日本民間法西斯的鼻祖北一輝也拋出了一部《國家改造案原理大綱》，強調日本的人口增長與土地存在巨大的矛盾，日本領土只是幾個“散栗般”大小的島嶼，“數年之後即使土地有多大的豐收，日本也無法吃飽飯”，所以必須奪取中國的滿蒙，蘇聯的西伯利亞，還有英屬澳大利亞等地域，建立一個“使後世史家嘆為觀止的黃人的羅馬帝國”。
日本的對外侵略並不是一時頭腦發熱，而是緣於後發的現代化不可避免地產生的國內社會的矛盾，以及對原料供應市場和產品傾銷市場的尋求。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在中分析說：“他們迫切要求在世界上贏得尊敬，他們看到大國是靠軍事實力贏得尊敬的，於是力求與這些國家並立。由於資源缺乏，技術落後，他們不能不採用比古代暴君希律王更加毒辣的手段。”日本學者井上清和鈴木正四在《日本近代歷史》中寫道：“像這樣沒有間斷地從戰爭走向戰爭的國家，近代世界歷史上，除了日本而外，找不到第二國。”
從一八六八年日本明治維新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的整段時間內，完全可以毫不猶豫地稱之為對中國和中國周邊侵略的時期。
在十九世紀末期，日本每隔十年就要進行一次對外戰爭：一八七四年，日本對台灣發動了侵略；一八八四年，中日軍隊在朝鮮發生了衝突；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日本挑起了甲午戰爭。
進入二十世紀之後，日本每隔五年左右便挑動一次軍事行動：一九零零年，日本參加了八國聯軍侵華；一九零四年至一九零五年，日本在中國領土與俄國作戰；一九一零年，日本完全吞併朝鮮；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五年，日本接收了德國在中國山東的特權；此後，日本三次出兵中國山東，干涉中國的國民革命；再到後來，就是“九·一八”事變和“七·七”事變，日本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戰火波及整個中國。
在這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日本像一個高燒的病人，頻繁啟動戰爭機器，以戰爭來緩解國內的種種危機。日本也像一個瘋狂的賭徒，本想在這場世界大戰中大撈一把，但一次次失算，又一次次加大賭注，最後終於輸光。
對外擴張必須有軍事力量的支持，近代以來的日本迅速走上了擴軍備戰之路。一八七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天皇政府頒布《全國募兵詔書》，規定全體國民都要負擔兵役、交納“血稅”，以“生命報效國家”，力求最大限度擴充兵員，以實現“國民皆兵主義”。
“日本軍國主義之父”之稱的山縣有朋先後出任海軍部長和首相，他炮製了一份《鄰邦兵備略》，鼓吹以中國為對手，盡快擴充軍備，大幅度擴編步、騎、炮、工、輜重等特殊兵種。日本的軍費支出，一八八三年佔國家歲出的百分之十三，一八八七年上升為百分之十六。日本政府從一八九零年起，每年把國家年度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十用於建立和發展現代化的海陸軍。
甲午戰爭後的一八九六年，日本陸軍將七個師團擴充到十三個師團。
日俄戰爭後的一九零七年，日本製定“國防方針”與“用兵綱領”，計劃再次擴軍，達到平時為二十五個師團，戰時則擴大一倍以上。
全面侵華戰爭後的一九三八年，日軍動員兵力二十四個師團，兵力累計七十三萬人。一九四零擴軍到四十九個師團。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日軍總兵力已經達到五十一個師團，二百二十二萬人。一九四四年底，日軍已經擴充到九十九個師團，現役四百零八萬人。到戰敗投降時兵力總數為一百六十八個師團，五百四十七萬人。兵力發展達日本歷史上軍備之頂峰。其膨脹速度在全世界戰爭史上也極為罕見。
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的日本，曾經流傳過這樣一種說法：征服中國，只需要一個師團，三艘巡洋艦。這種過分狂妄的論斷，不只是一般日本民眾的妄想，而且是日本決策者們深信不疑的真理。
全面侵華戰爭爆發之後，近衛文麿內閣開展法西斯總動員運動。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內閣會議通過《國民精神總動員計劃實施綱要》，日本政府確定的開展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的指導思想是“舉國一致、盡忠報國、堅忍持久”。
日本眾議院議員、海軍參贊栗山博在《支那大陸充滿了無限希望》一文中，用一種比喻的方式說：“日本現在抱著一個塊頭比自己大得多的叫支那的孩子，這就是支那事變。為了把遠比自己塊頭大好多倍的孩子牢牢地抱在懷裡，日本要為這個孩子的體重出很多汗，一定很辛苦的吧。可是，無論這孩子搥背還是從側面用頭撞，日本都不能撒手。一撒手日本就自取滅亡了。連稍微鬆鬆手都不行。所以不論政治、外交，還是經濟，日本都必須以和這個孩子的關係為基礎進行運營、促進和完成。”這正是當時一般日本政客和國民對侵華戰爭的想法。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在此聲明的誘惑下，國民政府第二號人物、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公然叛國。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日，近衛文麿又發表了所謂“建設東亞新秩序”的聲明，該聲明指出：“帝國所祈求的，是建設確保東亞永久和平的新秩序。……此新秩序的建設，應以日、滿、華三國合作，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建立連環互助的關係。以此為基石，期望在
東亞確立國際正義，實現共同防共，創造新文化，實現經濟合作。帝國所希望於中國的，就是分擔建設東亞新秩序的責任。 ”就在數百萬日軍在中國的土地上燒殺姦擄的同時，近衛文麿卻誇誇其談中日之間的親善友好，並宣稱他們將在東亞確定“國際正義”。這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國際正義”呢？
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曾長期擔任“南滿鐵道株式會社”理事、副總裁松岡洋右，是“大東亞共榮圈”理論的主要建構者之一。一九三一年，松岡洋右在《動亂之滿蒙》一書中明確提出：“滿蒙是日本的生命線”。他不斷鼓吹日本的使命是“振興亞洲”、“挽救人類”，由日本來充當“東亞新秩序的領導者”和“大東亞共榮圈實際上的盟主”。但是，在這一系列冠冕堂皇的說辭的背後，卻是用戰爭手段來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間”、轉化國內危機，並獲得更廉價的原料市場和獨占性的產品市場的極端自私的目的。
一九四零年七月，松岡洋右被任命為近衛內閣的外相，從此主導日本外交，將其擴張理論運用於實踐。日本政府不僅與德國和意大利兩個法西斯國家締結了侵略同盟關係，還與蘇聯簽訂了《日蘇中立條約》，其中有不少共同瓜分中國領土的條文。
一九四零年七月二十而日，近衛內閣發布了《基本國策要綱》，其根本方針為：“皇國的國是為八纮一宇，基於建國之精神，奠定世界和平。以此為本，應首先以皇國為核心，鞏固日、滿、華之結合，以作為建設大東亞新秩序的根幹。”一九四零年八月一日，松岡洋右發表“皇道外交宣言”，聲稱：“要根據我們皇道的偉大精神，首先建立以日、滿、華三國為一環的'大東亞共榮圈'，然後宣布強有力的皇道，以貢獻於公正的世界和平的樹立。”這是日本政府第一次明確使用“大東亞共榮圈”這個說法。
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日本的野心瘋狂膨脹。 “大東亞光榮圈”的陰影不僅將朝鮮、中國等東北亞國家包括在內，而且籠罩了菲律賓、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緬甸、越南、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日軍甚至還開始覬覦印度、澳大利亞等國。
所謂“大東亞共榮圈”，就是以“文明”的日本為“盟主”，治理“非文明的支那”乃至其他亞洲國家，建立以日本為殖民者的亞洲新殖民大帝國。亞洲各國將成為日本政治上之附庸、經濟上之原料供應地、文化上之僕從。 “亞洲盟主”這樣一種東方式的“集體權威人格”，以“文明擴展”為充足理由，經過一系列思想畸變，最終被凝固化和體制化。
從此，日本有義務、更有權利“解放”亞州的“落後民眾”，並不惜以戰爭或者其他暴力形式推進，成為日本政界主流精英的心理情結，並通過廣泛的國民教育和輿論宣傳，成為籠罩在廣大民眾頭上的“集體光環”。在“大東亞共榮圈”的信念之下，普通國民都堅信，日本人將協助中國人建設一個更美好的中國。
許多日本士兵在日常生活中或許從未想過要去殺人，但在“國家主義”、“種族優越”、“解放亞洲”等“崇高”的名義之下，他們絕不會因執行任何暴虐的殺人行為而寢食不安。他們認為這是在為國家、為偉大的職責而工作，他們把對鄰國的仇恨與做炮灰捐軀的快感完美地統一起來，把民族的前景與對“東亞病夫”中國的征服以及對歐美國家的打擊聯繫起來。
為了更快組建“大東亞共榮圈”、擺脫外務省對軍部的牽制，東條英機決意創設“大東亞省”以取代外務省，專責統治“大東亞地域”內的各國的一切事務，是“大東亞共榮圈”的最高行政機關。
在討論《大東亞省設置案》時，樞密院審查委員會元老深井英五等人認為，大東亞省的成立，將使日本外交二元化，並促使亞洲各國有變為殖民地的威脅。東條英機回答說：“為完成戰爭上的必要，必須力求大東亞諸國、諸民族的協助。對支那等國的關係，猶如家長與家族的關係，所謂貢獻，就是意味著盡其力，沒有什麼不妥當的。”
樞密顧問官小幡酉吉是對華交涉的元老，認為“大東亞省”的設置將導致外交上的困難。東條英機大為憤懣，對其揮起拳頭說：“大東亞圈沒有外交！”
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日本內閣會議通過《大東亞省設置案》，其宗旨為“集中發揮大東亞全區的總體力量以增強戰鬥力”。十一月一日，正式通過《大東亞省官制》，設置大東亞大臣，行政機構下設總務局、滿洲事務局、支那事務局和南方事務局。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在日本東京召開了“大東亞會議”。這個會議的目的，是確立東亞佔領地域的政治一體化及戰爭協力體制。
出席這次會議的首腦，除了日本首相東條英機以外，還有南京傀儡政府行政院長汪精衛、偽滿洲國國務總理張景惠、菲律賓共和國總統拉烏雷爾、緬甸首相巴莫以及所謂“自由印度臨時政府主席”鮑斯等。
大東亞會議通過了《大東亞共同宣言》，由此日本安排和改組了大東亞殖民體系。會後，汪精衛聲稱：“大東亞會議是純為強者對弱者扶助的會議，是東亞各民族為其生存獨立而奮鬥的會議。深望重慶方面極加反省，將毅然來歸，共為東亞之同志。”
日本建構的“大東亞共榮圈”，真是為了扶助亞洲各國獲得解放嗎？真是為了幫助亞洲各族人民爭取自由與平等嗎？
在亞洲各國，日本佔領軍不僅實施了殘酷的屠殺，而且瘋狂掠奪各種物資和資源。日軍佔領新加坡之後，第二十五軍司令官山下奉文下令，將支持中國大陸抗戰的“敵性華僑剔出處斷”，約二十萬華僑被捕，數万華僑被殺害，鮮血染紅了馬六甲海峽。一九四二年三月，日本創設了南方開發金庫，發行軍票強購佔領區的金融。越南、泰國、緬甸四產稻米的主要地區，但是所生產的大米幾乎全被日軍徵為軍糧，使得當地農民食不裹腹。僅從一九四四年底到一九四五年初，越南農民因為缺糧而餓死的，據推測達兩百萬左右。
在“大東亞互助共榮”的口號下，為加強日本國內的軍需生產，日軍從中國、朝鮮等國強迫徵用奴隸勞工，在本地或到日本如牛馬般地工作。為提高日軍的士氣，從中國、朝鮮、菲律賓等國強制徵用所謂的“從軍慰安婦”，以供官士尋歡作樂。為充實軍費，日軍大量發行如廢紙般的軍票及“南方開發金庫券”，勒索東南亞各國的財富和資源。這些問題直到今天都未能得到公正合理的解決，深受其害的亞洲各國人民仍然牢記在心。
對於重新融入亞洲，日本至今沒有拿出亞洲人民看得見、摸得著的誠意來。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三日，日本政府公佈了《和平憲法》。天皇從絕對君主變成“國家與國民統合象徵”的立憲制天皇，議會成為國家權力的最高機關。日本國民在歷史上初次得到了《基本人權宣言》的保證與保護。其中，憲法第九條莊嚴承諾：基於正義與秩序，誠意維持國際和平，永久放棄戰爭。為此，日本不組建陸、海、空軍和其他戰爭力量，只有專事守衛的自衛隊。基於這部憲法，日本可以說已經成為一個典型的和平國家。
然而，這一和平原則自誕生之日起，便受到日本國內某些企圖恢復日本軍事大國地位的政治勢力頻頻的攻擊。某些日本政客更是利用一切可能，試圖廢除憲法第九條，擺脫其製約與束縛。
一九八零年，日本在國防白皮書中揚言，要保護經濟果實，日本必然要追求國際政治地位的提升；要繼續維持科技、經濟的領先地位，日本必然要重申台灣海峽、巴士海峽等為其國防生命線。
“大東亞戰爭”的錯誤史觀，既源於日本窮兵黷武的歷史傳統，也與“明治維新”的不徹底有關。明治時代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認為：“憎惡壓迫雖說是人的天性，不過這僅意味著憎惡他人對自己的壓迫。自己去壓迫他人，可以說是人生最大的愉悅。”明治年間的啟蒙運動，提倡民主主義，卻更重視國家主義；推崇理性，卻更講究實用；吸取西方思想，卻主要是功利主義、實證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
近年來，某些自稱“愛國”的學者拒絕使用美國史學界提出的“太平洋戰爭”的說法，他們堅持使用“大東亞戰爭”這一臭名昭著的歷史名詞，口口聲聲說這是維護日本國民的榮譽和尊嚴。在究竟是“大東亞戰爭”還是“太平洋戰爭”這個看似不起眼的差別背後，湧動著一種危險的潮流和趨勢。它警告善良的人們：在某些日本人心目中，大東亞的迷夢並沒有完全破滅。
更加可怕的是，保守派學者談論那段歷史時，儼然以亞洲的解放者和恩人自居。獨協大學教授中村粲在一篇題為《大東亞戰爭的起因》的演講中認為：“明治時期的日本雖然被稱為軍國日本，但是軍國日本與西方勢力的入侵進行了鬥爭。與西方勢力入侵進行鬥爭是日本的命運，也是日本拯救亞洲國家的使命，明治時期的日本與這種命運相抗爭，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如果沒有大東亞戰爭，那麼東南亞的國家或許還會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不得不屈從於殖民統治。如此看來，大東亞戰爭是有著非常深遠的歷史背景的戰爭，而且，對於日本來說，這是一場命運之戰，同時也是使命之戰。”
一九八七年，日本內閣首次突破長期以來防務費不得超過國民生產總值百分之一的限制。
一九九一年，海灣戰爭爆發，日本向海灣地區派出掃雷艇，實現了二戰後日本自衛隊首次跨出國門的戰略目標。後來，日本負擔了所有軍費的四分之一。
二零零一年，“九·一一”事件之後，日本製定《應對恐怖特別措施法》，派出多艘軍艦前往印度洋，並熱衷於建立導彈防禦系統、發射間諜衛星等軍事計劃。
二零零三年八月五日，日本防衛廳向內閣提交了《二零零三年度防衛白皮書》，其中首次將向海外派兵作為日本自衛隊的主要任務，為日本政府制定一項“恆久法律”、以便隨時向海外派遣自衛隊提供了鋪墊。
近年來，日本軍費一直居高不下，僅次於美國位居世界第二位。二零零三財政年度，日本的防務支出預計達到四百一十億美元。一九九九年至二零零二年，日本投入一百三十七億日元用於導彈防禦研究。二零零三年，日本政府在預算中增加了十九億日元用於測試新的反導系統。
美國學者喬治·弗里德曼在《下一次美日戰爭》中說：“問題不是日本會不會重新武裝，而是日本將武裝到什麼程度和為了什麼目的。”
就軍備質量而言，東亞地區沒有一個國家能與日本相匹敵。日本擁有西太平洋最大的水面艦隊，它的全部戰艦幾乎都是最近十五年建造起來的，裝備了高度先進的技術。日本擁有建造、支持和管理航空母艦的技術。日本的空軍實現了現代化，主力戰機為與美國共同研製
的軍用噴氣機F—2。在九十年代，日本就擁有了先進的電子戰裝備，如機載警報和控制系統飛機。日本還研製出了核武器的一切組成部分，往遠程導彈上安裝核彈頭，只需幾個月就行了。近年來，日本一些政要甚至放風說，日本不必再堅持“無核三原則”。包括中國在內的周邊國家對日本的警惕，顯然不是空穴來風。
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上台之後，組建了一個以強硬派著稱的內閣。在小泉的新班底里，自民黨內的“新三梯隊”、“政策新人類”的少壯派提前浮出水面。安倍晉三、茂木敏充、石原伸晃等人以“新保守主義者”自居，對內政策強調加強國營事業民營化、削減社會福利，對外重在積極地“承擔國際責任”，爭取政治、軍事大國的地位，支持修憲、海外派兵、自衛隊更名，尋求使日本“普通國家化”。
昨天，日本軍隊的殘暴行徑和血腥屠殺，讓亞洲人民感到震驚和仇恨；今天，日本政府的百般抵賴和野心膨脹，則讓亞洲人民感到憂慮和憤怒。日本不是不能成為“普通國家”，更為關鍵的問題是：在成為普通國家之前，日本必須自覺地清理自身的歷史垃圾。在這方面，德國為日本作出了很好的表率。
不是我們不信任日本，而是日本不給我們信任它的任何理由。不是我們故意糾纏於當年的歷史細節，而是現實生活中的日本依然讓我們懷疑和不安。
我們必須牢牢記住喬治·弗里德曼的忠告——“日本從來就不是令人信服的和平主義國家。作為一個國家，它從來言行不一。”日本一天不放棄以自己為核心的大東亞共榮圈的迷夢，一天不確立它在亞洲和世界的真實定位，我們一天就也不能對它掉以輕心。這是每一個真正的愛國者心中不可推卸的一種責任，這是每一個真正的愛國者肩上必須負荷的一道閘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