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零五年冬季的一天，日本仙台醫學專科學校的一間教室內。一個清瘦矮小的中國學生，與他的日本同學一起上微生物課。提前下課後，教師用剩下的時間放映日俄戰爭的幻燈片。那時，日本贏得了第一場針對白人戰爭，打敗了有“北極熊”之稱的強大的俄羅斯帝國，舉國為之歡慶。
在日本軍隊勝利進軍的畫片中，出現了一群衣衫襤褸的中國人。其中有一個中國人，據解說稱是俄國的偵探，被綁在中間，準備砍頭示眾，周圍有許多體格健壯而神情麻木的中國人在興高采烈地圍觀同胞悲慘的死亡。
在觀看幻燈片的時候，日本學生不時發出哄堂大笑，也有人大聲議論說：“只要看中國人的樣子，就可以斷定中國是必然滅亡……”
這名唯一的中國學生沉默著，那些畫面和那些議論像針一樣刺穿了他的心。
這一天晚上，在異國的天空下，在徹骨的寒冷中，青年周樹人徹夜未眠。
“幻燈片事件”完成了從“周樹人”到“魯迅”的轉變，因而成為中國新文化史上一個極具象徵意義的事件。
在二十世紀之初的留學日本熱潮中，周樹人是諸多內向而自卑的中國留學生中毫不起眼的一位。他選擇學醫，部分原因是順應時勢——他們那代人認為醫學將很有用，部分原因是他還記得父親被庸醫延誤而痛苦地死去。然而，幻燈片中那些麻木的看客讓他的人生軌跡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改變。
後來，魯迅回憶當時的情況說：“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要緊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
那一代人當中，許多人都有果類似的經歷。他們是到了日本之後才找到了值得為之獻身的事業。當日本的明治維新取得成功之後，成千上萬的中國熱血青年和有識之士都遠赴日本留學和考察，他們把日本當作向西方學習的橋樑，到日本去探求救國救民的真理。
無論是孫中山、蔣介石這樣的政治領袖，還是梁啟超、魯迅這樣的啟蒙先驅；無論是秋瑾、陳獨秀這樣的革命弄潮兒，還是蔡鍔、閻錫山這樣的軍事將領，這些留學日本的中國人都真誠地把蓬勃發展的日本當作中國的榜樣，夢想明天的中國就像今天的日本這樣繁榮和富強，夢想明天的中國人就像今天的日本人這樣勤勞、敬業、勇敢而團結。他們意識到，只有向日本學習，“老大帝國”才能迅速脫胎換骨成為“少年中國”。
中國學生潮水般湧向日本，是一八九八年之後中日關係史上最為戲劇化的發展。
美國漢學家詹森認為，中國學生到日本的運動，“是世界歷史上第一次以現代化為定向的作者真正大規模的知識分子的移民潮。到那時候為止的世界歷史上，可能是最大規模的海外學生群眾運動。”無論這些青年是否完成他們在日本的專業課程，他們回到中國之後大都積極地參與了對中國現當代歷史的改寫。
孫中山曾經十分形像地講過，對辛亥革命作過重大貢獻的有三部分人，一是華僑，二是留日學生，三是會黨。由於留學生人數的急劇擴大，流亡的維新派和革命黨都不約而同地把日本作為他們爭取海外支持的大本營。梁啟超在東京主持《清議報》和《新民叢報》，章太炎也在東京編輯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這些報刊通過種種途徑流入中國，星星之火終成燎原之勢。
從歷史上說，近代中國人留學日本的熱潮是公元六零七年模式的顛倒。公元六零七年，第一批日本使團來中國朝拜和學習。過去一千三百多年來，通過包括留學在內的各種途徑，教育、文化和技術都是從中國流向日本的。而現在反過來了，成了中國人到日本去。
中日兩國的交往源遠流長。 《漢書·地理志》中記載說：“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雲。”《後漢書·東夷傳》中也記載：“安帝永初元年（即公元一零七年），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即奴隸）百六十人願請見。”一七八七年，日本九州北部博多灣志賀島發現了鑄有“漢委奴國王”的金印一方，證明了中國文獻的真實性。
在《三國志》的《魏志·倭人傳》中，已經有了對日本的比較詳細的記載，此記載比日本第一部正史《日本書紀》早了四百年左右。以後在中國的官修正史中，大都列有日本傳。
從隋唐時代開始，日本皇室為汲取唐王朝的統治經驗和先進的科學文化，多次派遣使團到中國來訪問。從公元六三零年到八九四年，從日本到達長安的遣唐使團就達十三次。初期的使團有兩百五十人，後期則有五百人，最多時候多達六百多人。在遣唐使中出現了許多為中日兩國文化交流作出過重大貢獻的人物。阿倍仲麻呂長期在唐朝宮廷中任職，最高擔任過正三品的鎮南節度使。他是李白和王維的好朋友，互相之間經常詩歌唱和。吉備真備將《唐禮》帶回日本，日本宮廷的禮儀均倣此制定；空海將佛學真諦帶回日本，開創了日本的山岳佛教。
以奈良、平安時代的律令制為代表，日本的許多製度文化都是仿效中國而來的。從大化革新到德川時代，中國文化對日本文化、政治、社會體制的形成起了關鍵的作用。
儒家文化的道德規範在某種程度上成了多數日本人的行為規範。從日本最早的學校寺子屋到幕府末期的藩校，所用的教材幾乎全是中國的古典著作。 、唐詩對上層日本人而言，已然成了日本自己的古典文化。
在江戶時代，朱子學說成為當時的正統思想，被視作“國學”。隨著基礎教育的普及，中國思想也影響到一般民眾，中國的古典世界同時也成為日本人的知識寶庫。朱子學說不僅
僅被視作中國哲學，而是被看成一種世界觀。
日本歷史學家安藤彥太郎在《中國語與近代日本》一書中指出：“明治以來，日本一方面看不起現實的中國，另一方面對古典世界中的中國甚為尊重。這種分裂的中國觀起因於日本自古以來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
近代以前的中日關係是中國文化圈內朝貢體系的典範，儘管出現過倭寇騷擾中國東南沿海的插曲，但日本一直把中國當作最好的老師。近代以來，中日之間“老師”與“學生”的地位發生了意想不到的逆轉。中國對這一逆轉反應遲鈍。
近代第一個自覺地把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當作老師來看待的知識分子是黃遵憲。一八七七年，黃遵憲以參贊身份隨同清國首任駐日公使何如璋赴日本。他在公務之餘蒐集日本歷史資料，特別是關於“明治維新”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資料，用九年時間，嘔心瀝血地完成了《日本雜事詩》和《日本國志》。
黃遵憲在《<日本國志>書成志感》一詩中說：“千秋鑑借吾妻鏡”，顯然他希望滿清王朝能把日本明治維新當作借鑒，推進政治改革，挽救國家危急。 《日本國志》是一本近代研究日本的集大成的著作，又是提倡仿效日本變法維新的重要著作，它直接影響了此後的戊戌變法。
一八八八年秋，黃遵憲帶著《日本國志》稿本北上入京。當時，總理衙門章京袁昶看了之後，認為此書“翔實有體”，讚賞不已。然而，黃遵憲很快被任命為駐英參贊，後來又轉任新加坡，沒有機會留在國內從事他的政治改革計劃。
令人遺憾的是，中國人真正認識到明治維新的意義和價值，卻是在甲午戰爭慘敗之後。
當時，兩江總督張之洞召黃遵憲回國協助改革，黃遵憲在南京將已經刊印的《日本國志》出示，張之洞讀了之後感嘆說：“此書早布，省歲幣二萬萬。”
對於滿清王朝來說，甲午戰爭是一場沒有準備好的戰爭。戰前，迂腐的士大夫們根本不把小小倭寇放在眼裡。然而，驚心動魄的消息陸續傳來：在黃海、朝鮮和滿洲，中國軍隊在海陸兩路都遭受了可怕的失敗。這場戰爭注定了要以一種極不體面的方式結束。
在戰局無法挽回的情況下，滿清重臣李鴻章帶領兒子李經方及隨從上百人，赴日本馬關與日方談判。這位權傾一時的洋務運動領袖、中國近代海軍的締造者，此時陷入了他人生的最低谷。幽靜的日本海濱小城下關，留下了一條小小的“李鴻章道”。
“眼前曾是傷心地，一到維舟萬感集。逾百年來多少事，春帆樓下晚濤急。”梁啟超的《馬關夜泊》一詩，寫出了春帆樓談判在兩國近代史上的重要意義。
甲午一戰，中國陷入崩潰之邊緣，而日本一躍為亞洲第一強國。 《馬關條約》之割讓國土，使得台灣淪喪長達半個世紀；賠償巨款，使得清廷財政瀕於破產。相反，日本得到台灣，使之成為侵略中國大陸的跳板；獲得巨額賠款，乃興辦教育、振興軍備，猶如再次注入一針興奮劑。兩國的近代歷史由此改寫。
參與談判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與李鴻章是老朋友。在正式談判開始前，伊藤詢問道：“早在十年之前，我在天津訪問的時候，就與閣下談到了改革的事宜，為什麼直到現在貴國還是沒有一點改變呢？”
李鴻章回答說：“當時我聽到閣下的觀點就深表佩服，並且對閣下在日本推行的改革深表羨慕。然而，我們國家的傳統包袱太重，很難推行改革。十年過去了，一切依然如故。我對自己的心有餘而力不足感到慚愧。貴國的士兵和軍官，按照西方的方法訓練，戰鬥力很強；貴國的政治，也呈現日新月異的面貌。我這次在北京與國內的知識分子討論，更深知我們只有改革才能生存下去。”
甲午戰爭的悲慘結局、洋務運動的破產、以及由無能的統治者帶給國家的恥辱，使得中國知識分子開始思考苦難的原因和擺脫苦難的方法。從一八九六年到一八九八年間，中國開始把日本作為樣本，從地方上啟動了進展緩慢的政治、文化和教育方面的改革。
學者、官員和紳士開始在各省各大城市提出修改儒學為基礎的教育課程；各地精英學子組織的學社，在此期間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橫跨省界，為數七十五個；新辦的報紙全國約六十份，尤其以湖南為有聲有色。始於一八九五年的各省自強運動，在前駐日參贊、詩人黃遵憲和青年學者梁啟超等人的影響下，進入了根本性的階段，鮮明地凸現出要求以日本明治維新的內容作為中國改革的樣本。
這場改革很快由地方向中央推進。維新派知識分子選中了剛剛親政不久的光緒皇帝作為他們心目中的“明治天皇”。
通過對日本明治維新的研究，維新派領袖康有為寫下了《日本變政考》。康有為分析說：西方經過五百年才實現的近代化，日本僅僅通過二十年的時間就完成了，速度之快全球從來沒有過。明治維新成功以後，日本向北方拓展開發蝦夷，向南方派兵滅亡琉球，向東方出師威脅朝鮮，向西方遣將奪取台灣。日本已經成為一個能夠與歐洲的德國和法國相抗衡的世界級的強國。中國要想免於滅亡，必須走日本明治維新的道路。
一八九八年五、六月間，康有為將此書呈送光緒皇帝。光緒皇帝認真閱讀此書，毅然決定變法圖存。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光緒皇帝頒布《明定國事詔》，由此開始了百日戊戌維新運動。
然而，中國沒有自己的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中國祇有一個性格軟弱的、權力有限的光緒皇帝。一個更加重要的原因是，中國的保守力量比任何一個國家都要強大。一艘大船要想
在一個小河灣里調頭，一定比一艘小船困難得多。
一八九八年九月，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以非官方身份來中國考察改革情況。許多維新派人士希望利用他的影響力推進中國的變法。英國傳教士、京師大學堂西文總教習李提摩太甚至奏請光緒皇帝，建議任命伊藤博文為中國首相。
九月二十日，光緒皇帝接見伊藤博文。這次接見加劇了“帝黨”與“後黨”的矛盾，也加速了戊戌變法的流產。就在伊藤博文覲見皇帝的第二天，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囚禁光緒，收回權力，並大肆追捕和殺戮維新人士。
中國還是沒有覺醒過來，這頭獅子只是伸伸懶腰又沉睡了。曾經多年執掌中國海關大權德英國人赫德在日記中寫道：“翁同龢問我是否還有時間去做我曾經建議加強中國國力的措施，如改革、陸軍、海軍、財政、吏治等。我告訴他們，一切取決於他們將來能實實在在地做些什麼：如果他們決心明天開始就正經著手改革，今天的損失是無關緊要的；然而若是根本無意推動改革，今天的損失就毫無意義，只是向狼群投擲一片片的肉，使它們暫時不追上來，直到把馬累死為止。”
兩年以後，中國又遭受了一次更加沉重的打擊。這一次參與打擊中國的依然有日本在內。在由義和團運動所引發的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中，最冷血和最殘暴的軍隊是日本軍隊。
當八國聯軍佔領被滿清朝廷遺棄的北京城之後，李鴻章再次被歷史選中，成為又一個更加喪權辱國的條約——《辛丑和約》——的簽字者之一。
這一次，李鴻章再也支持不下去了。條約簽署之後僅兩個月，他便在北京賢良寺咳血而死。李鴻章晚年總結自己一生的事業，拍著胸脯嘆息說：“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什麼時候能實實在在地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敷衍一時。就像一間破屋子，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了一間乾淨的房間。即便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窿，隨時修補，也還可以支吾對付。如果要徹底推翻、重新修建，又沒有預備必須的建築材料，也不知道採取什麼改造方式。但這樣的結局，又怎麼能讓裱糊匠一人來負責呢?”
梁啟超在中評論說：“李鴻章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治之本原。”作為晚清洋務派最傑出人物的李鴻章尚且如此，難怪梁啟超要感嘆說：“念中國之前途，不禁毛髮豎起，而未知其所終極也。”
戊戌變法的失敗，並沒有打碎中國知識分子對日本明治維新的熱情，日本依然是光芒四射的榜樣。
晚清重臣張之洞在《勸學篇》之《遊學·第二》中論述說，日本不過是一個小國罷了，它為什麼能如此迅速地強大起來？伊藤博文、山縣有朋、陸奧宗光等人，都二十年前出洋留學的學生。他們為自己的國家被西洋威脅而感到憤怒，便率領一百多個志同道合的青年，分別到德國、法國、英國去學習。有的學政治工商，有的學海軍陸軍，學成歸國之後，都成為國家地棟樑。於是，日本的政治起了巨大的變化，日本開始雄視東方。
日本是一個現成的老師，日本也是中國人了解西方文化的橋樑。到日本去留學，確實如張之洞所說，可以事半功倍。一九零零年到一九一二年間，日本是年輕而有抱負的中國人出國尋求現代教育時首選的目的地。在日本學習比較容易，費用不高，而且生活也要比歐洲和北美舒服。日本專門開設了為中國留學生進行短期培訓學校，其中最受歡迎的是興文書院和同文書院。
日本人以對十九世紀知識資源的充分了解，以作為亞洲代表的特殊形象所具有的強烈而不無激情的意識，進入了二十世紀。
世紀轉換之後，日本人為中國及其他亞洲學生提供了比書本知識更多的東西。日本也是一所生活方式的大學校，在日本，中國人能學到現代世界文明公民應有的社會習慣。正如梁啟超所說：“從內地來者，至香港上海，眼界一變；內地陋矣，不足道矣。至日本，眼界又一變；香港上海陋矣，不足道矣。”
中國留學生在橫濱、神戶或長崎一登岸，就急急忙忙剪掉標誌著政治和文化粗俗野蠻的辮子。對於中國留學生來說，他們對自己模棱兩可的處境很敏感。一方面，日本從與西方列強相比的不平等地位擺脫出來的驚人成功，是中國人要效仿的榜樣。另一方面，中國留學生到達東京時，日本已經是帝國主義俱樂部中完全合格的成員，日本宣傳機構正在冷酷無情地嘲弄留著辮子、傻頭傻腦的中國佬。
初到日本的中國青年，一般都會經歷一段“文化震撼”的心理過程。如何適應一種更加文明衛生的生活方式、如何捍衛自己的人格尊嚴和民族尊嚴，是每一個中國留學生都必鬚麵臨的難題。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留日學生數量的起伏波動，成了中日關係升降變化的晴雨表，但一般趨勢是上升。
一八九七年留日學生不過數十人，而到了一九零二年至一九零三年的冬天，官方統計的留學生已達七百六十三名。從一九零四年到一九零六年，留學熱潮達到了頂點，增長的原因主要是日本戰勝了俄國和中國廢除了科舉考試。據估計，這幾年每年留學日本的學生人數達到了八千人，超過了到西方國家留學人數的總和。他們都非常年輕，平均年齡只有二十五歲左右。三分之一以上的留學生曾經是士官學校的士官生，去那裡的投考者是為進入日本軍事學院作準備。
當時擔任直隸總督的袁世凱，是積極推行新政的地方大員。袁世凱制定了派遣官員到日本遊歷的具體措施，其中明確規定：“實缺州縣人員，除到任已久、未便令離職守外，其餘新選新補各員，未到任以前，酌給津貼，先赴日本遊歷一個月。參觀行政、司法各署及學校實業大概情形，期滿回國，然後飭赴新任，並責令呈驗日記以證心得，數年以後，出洋之地方官日見增多，庶新政不致隔膜。”這一政策的推行，使得直隸成為各省中改革的先鋒。
二十世紀初，日本對中國的影響遍及各個方面：中國的教育、軍事、警察和監獄系統、法律、司法和憲政改革，都是以日本為榜樣。
一九零五年，隨著日本在日俄戰爭中大獲全勝，日本對中國的影響也達到了頂峰。小小的日本成功地戰勝了龐大的沙俄，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說，標誌著立憲政治戰勝獨裁統治。一些中國知識分子意識到，白人並非天生就比黃種人優秀，其關鍵在於採取何種政治制度。曾經考察過日本的工業、教育和政府的張謇由帝國狀元變成了立憲派領袖。一九零五年六月四日，一個不同尋常的日子，袁世凱、張之洞、周馥等封疆大吏聯名上奏，要求立憲。
在此後關於立憲的討論中，日本模式成為首選。一九零六年，李提摩太聲稱：“北京可能注視著東京，很明顯，日本對中國十八省的影響在不斷地擴大，日本的旅遊者、商人、教員、軍事教官，在帝國無遠弗至。中國貴族和統治階級成千上萬子孫在日本受教育，回國後按在日本所學，依樣畫瓢。”
一九零七年，滿清政府成立了憲政編查館，主要負責以明治憲法為榜樣，草擬憲法大綱。它有職員一百六十人以上，其中五十人是國外留學的專家或曾參加調查團，而這五十人中有四十人曾到過日本。更有意義的是，該館重要的編制局有二十九人，在曾經到過外國的十九人中，十六人是曾到過日本的。
二十世紀最初十年，日本成為中國的第一大文化輸出國。從一九零一年到一九一二年期間，從各種語言翻譯成中文的五百三十三種著作中，日語翻譯的達百分之六十以上。現代中國許多偉大的知識分子，都是從翻譯日文著作開始了解現代學科的。章太炎、蔡元培、王國維、梁啟超和魯迅先後翻譯了日本近代以來重要的知識分子福澤諭吉、加藤弘之、中村正直、中江兆民、幸德秋水等人的著作。
二十世紀初日本對形成中的中國文化衝擊的最後一個方面是，幾乎在當時中國人關心的每一個領域，日語都為創造現代漢語詞彙作出了貢獻。漢語在二十世紀最初幾十年中的變化，其劇烈程度超過了漢代以來直到清代近兩千年的變化。對於這種變化，對於在語言變化中反映出的中國人世界世界觀的變化，日語起了極大的作用。
源於日語的現代漢語大致有三類：第一類是純粹日語的現代漢語外來詞，如服務、方針、解決、申請、想像等；第二類是日本人用古代漢語翻譯歐美語言並賦予其嶄新意義的詞彙，如封建、法律、共和、經濟、社會、思想、文學和政治等；第三類是日本人用漢字組合意譯歐美語言、再由中國人加以改造而成的現代漢語外來詞，如美術、抽象、現實、原則、科學、觀念、政府、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等。
可以說，中國人從日本人那裡學到了非常多的東西，更廣闊世界的某些社會習俗，自然和社會科學的某些內容，某些歷史和政治，以及哪怕是作為旁觀者的某些感情上的進步、決心和自信。
在以日本為橋樑的時代裡，中國是一名熱忱的學生，而日本卻是一個居心叵測的老師。在日本國內固然有不少熱愛中國、支持中國進步事業的人士，但就日本政府和大部分日本人而言，他們並不希望中國迅速走上一條跟自己一樣的強國之路。日本剛剛萌芽的軍國主義者們發現了中國的虛弱，而這種虛弱激發了他們侵略中國的野心。
一八九八年，日本政治家近衛篤麿創立了東亞同文會，四十年之後，該校被升格為大學，這就是今天日本愛知大學的前身。該校還曾經在上海開設名為“東亞同文書院”的學校。該校把重點放到中文學習上，畢業生有訪問中國一年、撰寫調查報告的機會。後來，這些調查報告被匯集成《支那經濟大全》，被視作是中國社會和經濟調查的範本。但是，這些文化交流工作，背後都有日本官方“大陸政策”的陰影。許多項目都受到軍部的資助，軍部露骨地表示說學者們就是在研究“如何占領中國”。
清代末年，被派遣到日本考察的直隸省官員王桐齡在《日本視察記》中指出，日本以東亞盟主自居，竭盡全國上下之力，從政治、法律、宗教、教育、歷史、地理、文學、美術、實業、軍事、交通等各個角度，分門別類，對中國國情進行調查和研究，並出版了許多這方面的著作。其中，《漢文大系》、《支那省別全志》等書，每套皆有數十冊，每冊則有數十萬字。王桐齡認為，日本學者嚴謹的學風和蒐集資料發方法固然值得學習，但中國也要對日本的侵略野性提高警惕。
從十九世紀末直到抗戰前夕，日本的士官生們利用假期紛紛來中國做社會調查。這些調查活動其實是日本侵略中國的準備工作，得到了滿鐵公司的資助。一群群年輕健壯的日本人深入中國的城市和鄉村，記錄下了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地理等各方面的情報。直到今天，這份被稱為是“滿鐵調查”的文獻，其龐大的規模和一流的水準，依然讓中國的社會學家們嘆為觀止。
在清代末年和民國初年，日本幫助中國培訓軍官、現代教員和政府行政人員；同時，日本還為中國提供許多受過高級訓練、富有經驗的人才來源。當然，日本所做的這一切並非出自天真的利他主義或者報答中國在歷史上曾經給予日本的恩惠。相反，日本有著極其狡猾的國家利益的考量以及長遠的滲透策略。
一八九七年出任日本駐華公使的谷野文雄，在中日兩國諸多的合作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他在次年給日本外相西德二郎的秘密信函中，如此盤算這些活動對日本的利益：“如果將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國新人材散佈於古老帝國，是為日後樹立日本勢力於東亞大陸的最佳策略；其習武備者，日後不僅將仿效日本兵制，軍用器材等亦必仰賴日本，清軍之軍事，將成為日本化。又因培養理科學生之結果，因職務上之關係，定將與日本發生密切關係，此系擴張日本工商業於中國的階梯。至於專攻法政等學生，定以日本為楷模，為中國將來改革的準則。果真如此，不僅中國官員信賴日本之情，將較往昔增加二十倍，且可無限量地擴張勢力於大陸。”
顯然，日本當局對中國的“友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一副野心勃勃的、將整個中國都圈在內的“大東亞”的棋盤已經開始擺設了。然而，在善良的中國人當中，清醒地意識到這種危險處境的人並不多。
誰會想到，鄰居的溫情脈脈的面紗下面隱藏著血盆大口呢？誰會想到，朋友的甜言蜜語背後卻是毒藥和刀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