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6、身邊缺個伴兒
學者吳祚來說，如果在北京你沒有熟人，就是一隻城市漂流瓶。這是一種多麼無助的感覺：在這座城市，你上下求索，左右碰壁，到頭來還是孑然一身。
這種焦慮在“蟻族”身上尤其明顯，“蟻族”中92.9%的人尚未結婚，且在未婚人群中有49%的人沒有戀人。而在都市生活中，情感的殘缺，又何止於愛情、親情、友情，當你只能躋身在一間不足10平米的小屋裡時，能收穫哪樣？
“人們閃過我，對我問路一點表情都不給，就匆匆而過。人與人之間，總算是一點關係都沒有了。只有掏手機，打電話給熟人，指點迷津。如果沒有熟人，你就是城市漂流瓶。”這是學者吳祚來對北京的印象，他說，“北京這座城已令我焦慮莫名”。
英國哲學家西梅爾在他的《大都會與精神生活》一書中，對“都市性格”做了歸納，其中提到一點，就是城市人的“矜持”。
西美爾說矜持是一種社會性的消極行為，所以並不是積極的心理反應。在小城鎮生活，人和人之間的關係比較緊密，大家彼此認識，甚至會參與到對方的生活中去。可是大城市的人際交往是轉瞬即逝的，今天你遇到一個售貨員，明天又碰到一個咖啡館的服務員，大城市的人際互動非常多、非常廣泛，但是都非常短暫。在這樣一種生活條件下，都市人的性格和心理狀態就變得“矜持”，比較喜歡退回到自我的內心世界。
對於這一點，並不難理解。沒有一起長大的朋友、沒有世交之親，也沒有老街坊鄰居……關係鏈條的斷裂讓在大城市的每個外來移民都無所適從。就像盆景一樣，扭曲著枝幹迎合花盆，最多也是自顧自美麗罷了。
《中國人才發展報告2010》指出：受困於經濟和居住條件，“蟻族”普遍遭遇“婚戀困境”。一方面，“蟻族”中92.9%的人尚未結婚，在未婚人群中有49%的人沒有戀人。另一方面，“蟻族”的性需求也處於壓抑狀態。有67%的人最近一個月沒有性生活，而全國成年人平均性生活頻率是每週一次左右。人際性活動的缺失很可能會通過獨自性生活或其他途徑進行宣洩。
“能夠自慰就值得安慰了”，回憶起兩年多前北京城裡的落魄小子，范俊（化名）這樣自嘲，“那會兒我真該改名叫'犯賤'！”而他的“落魄”，始於女友朱珠（化名）決絕的離開——2008年的冬天，他失戀了。
2006年兩人相識那會兒，范俊和朱珠都是“時尚圈”裡的人，各自供職於京城裡的娛樂媒體。朱珠是上海小姑娘，只因大學在北京念的，就順理成章地留了下來，釣個高乾子弟或者富二代是她的夢想，而這個夢想一度成為范俊嘲笑的對象。因為他說自己“是屬於另一個世界的人”，留著長發，背著吉他和一個老式的軍用水壺，褲腰上還繫著一條擦汗的大毛巾，怀揣著搖滾夢想的范俊就以這副形象，從老家成都風風火火地闖進了北京城。
認識他們的人，都對這兩個價值取向如此迥異的“冤家”湊到一塊兒的事實，犯嘀咕。范俊回憶起往事的時候，倒是很坦率：“就寂寞唄。”按他的話說，北京大，北京很大，但諾大的北京因為交通或者說經濟原因，使得朋友們的聚會機率大大降低。在小地方，三五個狐朋狗友要聚會，不用半小時準能湊齊。而在北京，若三個好朋友聚會，那就要提早規劃，定時間，定地點，這就是一件讓人很頭疼的事了。超級的時空觀念使得同一個城市裡的朋友相聚成為難事。
而在一次採訪中相識的朱珠和范俊，很驚訝地發現兩人租住的房子恰巧在同一個小區。於是，經常約著下館子，因為“一個人吃涮羊肉實在太悶了”。之後的事就變得很自然。
“說句實在的，像我們這樣的外來種族，能在北京城裡找到一個伴兒，真的算不簡單啦。”范俊把他和朱珠的相遇，叫做緣分。然而，當他提出想讓這份關係“穩定下來”的時候，遭到了拒絕。范俊想給朱珠一個承諾，但朱珠不要承諾，她只要一個家，一棟屬於自己的遮風擋雨的房子。
那晚，朱珠哭了，范俊也哭了。第二天，他就打了很久的的士，到五環以外的一個新樓盤看房子。那時，每平米7000的報價讓他覺得很沮喪，當時他自己在三環內租的那間小屋每月2000元的房租，幾乎耗去了他1/3的薪水，哪裡還能存下錢？想要的小戶型早已售罄，新小區的配套設施又很不完善，終於讓范俊“無功而返”。但是，剛過完年，整個北京城的房價就跟坐了火箭似的猛漲，讓范俊的買房計劃徹底無望。
如果說北京的高房價對范俊而言，是當頭一棒。那麼，女友的背叛就讓他“連死的心都有了”。他在一次驚心動魄的跟踪之後，發現女友和她採訪過的一個小導演關係非同一般。隨後兩人大吵了一架，朱珠提出了分手。范俊說，他曾“很沒臉地求她別走”，但房子的問題就像橫亙在他倆之間的巨大鴻溝，難以逾越。
朱珠走了，范俊認定女人是他命裡的剋星，他說：“打那兒之後，誰都別跟我提結婚，誰提我就跟誰急。”
雖然他曾一度自我安慰，自己在京城裡還有一份挺體面的工作，娛記。但是只有一個人的時候，范俊更深刻地體會到：在北京，人與人之間的同情與關愛少得可憐。冷漠成了正常的人際交往的代名詞。尤其在單位的同事之間，相互排斥、相互提防、相互猜疑、相互競爭等功利性的人際關係佔據了很重要的比例。這種關係在國有企業顯得更為突出。這使得整座城市增添了更多的灰色意念。
他用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分析自己，從上往下，自我實現需求、尊重需求等等，似乎都滿足了，但構成金字塔基礎之一的安全需求卻意外缺失了：“沒有安全感，這麼大的城市，我一個人，覺得沒著沒落的……”而在這之前，范俊從不以為男子漢也會缺乏安全感。
後來，北京樓盤每平米的價格漲破了3萬。范俊越發覺得“這座城市太魔幻了，父輩們以半個世紀的生存經驗都是無法預料的”。范俊開始經常失眠。
“你是一個外來人”，這個提醒不僅僅只停留在戶籍制度層面，樓市迎頭趕上，成為京城新移民最大的壓力源。要在此獲得一尺“蝸居”顯得那麼不容易，這也造就了中國房地產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顧云昌的“丈母娘需求論”——“房價上漲，是因為'丈母娘需求'”。
2010年春節晚會剛過，一組“樓市春晚”的視頻就在網上“瘋”傳，其中一個視頻更改的是《難忘今宵》，一句歌詞“房貸在，人已老”在網絡上引發眼淚狂潮。
開心網上也有過一個不開心的轉帖，大意是說因為房價的飆升，中國已經沒有中產，只剩下官僚階級和無產階級。有人就為此發明了一個詞組：“自我剝奪社會屬性”。這是一種個人的無力反抗，在房價飛漲的年代，你只有放棄結婚生子的權利，才能沒有負擔……如果范俊這一代人都狠起來不結婚生子呢？
在突然湧現發展機遇的上行社會裡，人人力爭上游，工作透支，競爭透支，情感透支，學業與就業難兩全，工作家庭難兩全，物質精神單豐收，顧此失彼，身心俱疲，現代化的進程沒有現代化的心理排泄渠道相匹配，造成全社會性的精神性疾病和心理失衡。
《新周刊》曾刊登評論說：“老牌資本主義國家正享受500多年的歷史積累，慢慢消受掉市場經濟的紅利。而我們的原始累積才剛剛開始。別人300年的焦慮壓縮在我們這30年內承受，每個人都像是吃下市場經濟的偉哥，慾望最大化，壓力也最大化。當GDP飛漲之時，中國成了'睡不著'的國家。”
北京協和醫院神經內科專家李舜偉教授於2007年年初，公佈了一項在我國京滬穗寧蓉杭六城市普通人群中進行的失眠現狀調查結果：60%的北京成年人在過去的12個月內有失眠症狀，絕大多數失眠者認為自己失眠的主要原因是生活、工作壓力太大。
這是一個時代的焦慮症——有壓力覺得累，沒壓力覺得可怕。大家都被集體無意識的“成功”觀念左右了。工作第一、生活第二的人，是這個時代的大多數，是處於上行階段的社會積極分子，某種程度上也是病人。
實際上，對范俊這樣的“蟻族”而言，成功其實很簡單，四個字就能概括：安居樂業。可惜，北京給不了他們。
正是在這種挫敗感下，在京城某報社任部門主編的小肖自嘲是“一個很焦慮的、沒有生活的人”。他今年28歲，單身，月收入8000元。工作已經上了軌道，按部就班去做就可以了，但也正是流水線般的作業方式讓他覺得自己充其量不過是一個監工：每天要簽十到二十個版，最晚的時候半夜才能下班，生生把自己困在辦公室裡。所以他經常抱怨自己根本沒有生活，沒有時間去旅行。對他來說，旅行非常重要，因為那意味著尋找新的東西和觀念，如果待在家裡半年以上他會瘋掉的。
他覺得自己面臨雙重的壓力。一是自己不甘心做執行層面的事情，遲早要出來創業，但目前還處在儲備階段；事業尚未安排妥當，結婚的事只能繼續往後挪，身邊因為兩個人節奏不合拍而離婚的例子他看得太多了。二是老家的父母希望他早點結婚，所謂成家立業，體弱的老父甚至用“你不結婚我就不看醫生”來回應小肖的“單身主義”，頓時令其倍感壓力。
小肖有一個說法用來形容他這類從農村出來的娃：進城——做文化事業——從事最新行業，本來需要三代人才能完成的進程，在他自己這一代就要完成，壓力自然不在話下。
在北京城裡，像小肖這樣的“北漂”不在少數。於是，“剩男剩女”在這座城市裡早已不再是新鮮事兒了。 “剩女”更是2007年就被教育部確定為新詞彙。根據《北京晨報》2010年3月19日的報導：“北京市的剩女數量已經達到50萬。3月15日《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蘇特重點介紹了中國的剩女，並對Leftover-Ladies（剩女）進行了詳細解釋：剩女，也稱'3S女人'，即Single（單身）、Seventies（大多數生於上世紀70年代）、Stuck（被卡住了），這些大齡女青年普遍擁有高學歷、高收入，卻不能在婚姻上找到理想歸宿。”
在偌大的北京城，有多少人形單影只？有多少懷著“北京夢”的外來者正陷入在一種巨大的情緒中：危險的大城市、搬家的痛苦、深入骨髓的孤獨感，和他們對北京的愛與恨攪拌在一起。
《南方日報》記者張波曾撰文詳細解讀了這一代人的困惑：
“計劃生育在我國20世紀70年代全面推行以來，在70年代後期和80年代初期，造就了第一個獨生子女出生潮。如今，這些當年的獨生子女走過了背叛期和思索期，進入而立之年，有了子女並開始背負家庭的責任。而這些獨生子女的父母也相繼進入老年階段，開始需要子女照顧。當年年輕離家出去闖蕩，就這樣變成了親人天涯相隔的親情糾結。
“事實上，出生在上世紀70年代的有這種同樣處境的人很多。那些當年出來闖蕩的人，相當一部分都曾經是當地的佼佼者。這些人畢業於90年代中後期，正好趕上了人才從西向東從貧困到發達地區，這20年人口流動的最尾潮。
“其結果是，在職業發展中，遇上了已經成為年輕管理階層中堅力量的上世紀60年代後期到70年代前期出生者；在生活水平上，遇上了東部西部差距最為快速縮小的一個階段，西部工資快速拉升東部駐守不前；而在買房子的當口，也趕上了中國樓市上漲最快的幾年，背上了沉重的債務負擔成為'房奴'。而這些的綜合結果就是造就了一個時代人的平庸，造就了'闖世界的夢想'在現實中'玉體橫陳'，竟然'一絲不掛'。”
這都是范俊曾經的體驗，他說，那時家鄉被想像成一個受傷之後的避難所，甚至是世外桃源——他從未意識到自己如此脆弱，甚至開始羨慕自己的老父親，羨慕他走在成都街頭的愜意和隨意，父親總喜歡和他說：“到處都是熟人，沒什麼好怕的。”那段日子，鄉愁第一次出現在范俊“北漂”多年的歲月中，並生根發芽。
曾經，鄉愁只是一張火車票，年根底下，你我站在售票口；到現在，鄉愁成了一紙工作合同書、成了一張房產證、成了孩子的讀書學校……那些年輕人的理想，就埋沒在這裡頭。
房子、戶口、交通、就業、婚戀，等等，均成了北京城裡年輕人追逐夢想所不能承受之重。於是有人勸、自己也想：不如歸去。
2010年除夕前夜，范俊在一家沒有暖氣的小酒吧里舉行了“個人告別演唱會”，他一個人站在台上聲嘶力竭地吼著“我真的一無所有”，台下坐著他在這座城市裡結交的為數不多的幾個哥們。第二天，他就一個人背著吉他，回家了。父親托關係在成都當地的一家小報社，給范俊謀了個職。
當被問及他在北京城裡是否還留下點什麼的時候，范俊苦笑了兩聲，答道：“可能那兒還有我一點夢想的碎片吧……還有，別人不能跟我提結婚，誰提我就和誰急。”有時候，一座城市能給人留下的陰影，比這座城市本身還要龐大。
今年3月，溫家寶總理代表國務院所做《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部署推進收入分配製度改革，例如在初次分配中兼顧效率與公平，讓各種要素遵循市場原則取得收益，並加強對不合理因素的調節；在再分配中更加註重公平，以提高居民收入為重點，加快完善財稅體制；完善公共服務體系，提高公共服務品質和水準，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解決公共服務領域的機會公平問題；以縮小城鄉差距為重點，發揮城鎮化在縮小收入差距和促進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以上各項由於涉及社會資源的分配，包括勞動和資本雙方權利的重新分配，每一決策都必定牽動社會上千絲萬縷的神經，所遇到的理論和現實矛盾也必然是巨大的。
讓這座城市裡的人，生活得更有尊嚴。顯然，“尊嚴”二字涉及的不僅僅是物質層面的滿足，也包括精神生活的富足。這種美好的願望讓人不禁聯想起，數千年前，詩人杜甫“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心聲。而轉念一想，城市究竟走到了哪一步，才需要被格外鄭重地提醒，“讓人民生活得更有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