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2、凡事上檔次

上海人是典型的“唯物質論”者，而且對貨幣有一種天然的眷戀和情有獨鍾。上海女人寧可每天在家啃鹹菜饅頭也要挎個LV包出門，這是事實。所以，如果當你在上海擁擠的地鐵車廂裡，聽到某女緊張地呼叫：“不要擠我的LV包包！”請相信，那是真的LV。而且她那麼緊張，也是真的啃了太久的鹹菜饅頭。 這就是上海人的“檔次”，他們用消費來彰顯身份。消費最初的意思是“耗盡”、“用光”和“摧毀”，這與上海人的精打細算是不吻合的。所以，上海人的“消費”更多的是一種表演性質，身份的表演。一場場消費的假面舞會，每天都在衡山路、淮海路、南京路和恆隆廣場隆重上演。 正因如此，才會出現這樣有趣的現象：據世界奢侈品協會2009年的調查顯示，上海的奢侈品消費額只佔全國總額的9.8％，在城市中僅排名第五。蝶億公關公司董事總經理王陵坦言：“上海就購買力而言，確實不如其他一些城市。我們在北京做推廣時，曾有煤老闆一來就買下價值700萬元的寶格麗珠寶，還有人一次買了500萬元的禮物給太太。”但如此一擲萬金的事在上海很難發生。 “上海人通常很務實，這也使得上海人在購買奢侈品時更加精明，不衝動。”王陵說，但上海是最佳展示窗口，各大奢侈品牌爭相湧入，“上海這個城市的開放程度非常高，與國際接軌的程度在國內也是數一數二的，大家接受奢侈品的信息很快。而上海人的行為方式、辦事風格也非常符合國際慣例。對奢侈品品牌而言，上海是他們最容易進入的城市。”

最佳窗口卻並沒有最佳銷售業績，這就是上海人的“消費演繹身份”。所以，網友們會對那些在星巴克里端坐一下午只為“凹造型”的上海小白領嗤之以鼻，他們也可被認為是在消費中尋找虛假的身份感，彷彿喝了星巴克就成了紐約人，或者和那些一樣喜歡星巴克的華爾街名流成了同僚。 這就是為什麼上海造就了中國最早的靠賣文為生的職業作家，發展了以大眾趣味和市場導向的市民通俗文學，然而，這一傳統卻並無傳人的原因。 “上海的有些作家雖然生長於市民階層，卻不屑於對身邊'小市民'生活和心態的提煉、把握。誠如鄧雲鄉先生言：一些普通而又十分豐富的生活場景，如乘電車、小菜場、居委會、盪馬路等等，似乎都未被作家注意到。他們似乎更喜歡抒寫上海西區的幽靜、雅緻，以及他們不太熟悉的新舊上海的'上層生活'，從而標定自己'中產階級'的身份和品位。”（《城市季風》）

張檸於2001發表於《南方周末》的評論安妮寶貝的文章中，也提到了類似的觀點。他認為安妮寶貝在一書中採用了“一種'市民細讀法'，或者說一種'症候閱讀法'，就是通過生活細節來解剖你、確認你的身份”。而“上海市民最懂得這種細讀法”。 “比如，儘管是名牌服裝，但搭配不得體；比如，還用電動剃須刀，而不是用上等剃須膏和剃須刨子；比如，香水味兒太濃烈，而不是青草味的，等等等等，都要遭到蔑視。在這種種細讀之下，他們用不著深談，就能知道你是屬於什麼階層、什麼等級、什麼品味；是住在楊樹浦的還是西區的，收入屬於什麼等級，甚至你的家族背景。進而選擇是否嘲弄或蔑視你。不在上海摸爬滾打若干年，你休想弄明白你的身體、行為方式中每一個細節與身份的關係，想打馬虎眼是不成的。也就是說，等級、身份已經進入了日常生活的每一個細節、氣息和動作。馬克思的階級劃分法，法蘭克福學派那種簡單的'精英/大眾'分類模式，對於上海市民是不完全管用的。”

在講述林的生活時，有一個重大的省略，那就是隱去了林的辦公室生活：他的勞動方式和勞動環境，他在勞動中被剝奪或剝奪別人的具體境況。這是上海人最忌諱的東西。就像他們喜歡向人展示洋貨，而隱瞞在國外打工的痛苦經歷一樣。 小說中的林過著一種非常精緻的生活，咖啡的牌子，服裝的樣式和色彩，香水的味道等等，都十分講究，像所有的上海市民一樣。正所謂富有富的講究，窮有窮的講究。由於他們對生活的每一個細節的強調，使得外來人很難在短時間內進行模仿，從而使得文化身份長期保持在一種穩定狀態。 “這種生活細節的審美化，是文化等級對生活細節的扭曲。這種'市民完美主義'是與'市民細讀法'相配套的”。

“'細讀法'使他們知道該省略什麼、保留什麼。他們將保留的那些高雅的東西，具有精英文化色彩的東西，無限制地完美化、審美化、細節化，並向人炫耀。最後的結果是，'日常生活審美化'成了一個空殼，裡面沒有人了。也就是說，真實的自我不在場，肉體感受沒有了，被身份的幻覺所取代。於是，在這樣一個偽消費的社會中，消費表演的劇目越是豐富多彩，生活的審美細節越是多種多樣，他們越是找不到自己的身份。身份的假象與生活審美細節的夢幻合而為一。” 時間在流逝，時代在發展，但上海人的這種“消費表演”卻從未落幕。郭敬明的《小時代》系列以上海灘為背景，充斥了各大名牌和高檔消費品，以致被韓寒譏諷為“小時代”寫的不是上海的時代，而是“恆隆時代”。但這套書確實滿足了上海人以消費獲取身份感的表演慾望，因而成為暢銷書，受到年輕人的追捧。

老上海都知道上海分“上隻角”和“下隻角”。 “上隻角”和“下隻角”是上海人獨創的語彙。這對詞盛行在20世紀80年代。據說早在20年代，就有這樣的說法。 “上隻角”指的是地段繁華、環境幽靜、住宅高檔以及所住居民收入、職業和文化程度較高的地區；與此相反，就是“下隻角”。在上海南面比北面好，西面比東面好，“寧要浦西一張床，不要浦東一間房”。是老上海的地域寫照。 實際上在張愛玲、王安憶、陳丹燕和程乃珊筆下的上海，只是上海的“上隻角”。兩排茂密的法國梧桐，天空中爬滿的黑色電線桿，搖搖晃晃的有軌電車，電影裡王佳芝一路走過來的都是上海當年最時髦的路和店。南京西路、摩西路、福開森路，平安大戲院，對面的凱司令咖啡館、西伯利亞皮貨店、綠屋夫人時裝店。這就是代表著上海考究精緻又海派的“上隻角文化”。 “東方巴黎”的摩登只存在於上海極少的地盤之上。

實際上，上海人在自己內部進行地域的劃分，創造出“上隻角”和“下隻角”，說到底也是一種“消費表演”，他們試圖將自己歸入名牌、名流的聚集地，以顯示自己與之般配的身份。 一對上海新人。新郎住在“上隻角”，徐匯區復興中路、烏魯木齊路一帶，原來的法租界。新娘住在“下隻角”，南市靠黃浦江邊的一個棚戶區。對於那裡的人口密集度，當地人開玩笑說：張家宅前宅後宅左宅右宅中宅，五個宅子可以徵兵一個師。 來自“下隻角”的新娘說：“我一定要尋一個有本領、有地位的愛人，我尋到了。'上隻角'就是地位。”生長在“上隻角”的新郎講：“原來是一百個人裡面也不一定有一個能嫁到我們'上隻角'的。'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打亂了。有些'下隻角'的人和我們結婚，現在又沒有了。”

新郎的父親解放前是銀行的職員，有錢也有地位；而新娘的爸爸是街道運輸合作社的工人，踏黃魚車的。新郎的父親是竭力反對這門婚姻，他們是在老人故世後才結的婚。違抗父命的新郎對我朋友說：因為女的漂亮，而且他比老婆要長得矮一點。這身高的“殘疾”程度，按上海人的戲說，不是二等也是三等。這樣的條件找老婆，尤其是要找個容貌出眾的，的確是有困難的。要說其中的門檻，那就是一有自知之明，二是懂得如何以己之長克己之短。 戲劇大師蕭伯納有句名言，“經濟是充分利用人生的藝術。”這就告訴我們，經濟不僅存在於生活的各個角落，而且是個天性活躍的分子。因而，在結婚這一件人生的大事上，上海人肯定不會讓它袖手旁觀、默默無為，無疑要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讓“下隻角”的漂亮新娘提升社會地位，讓“上隻角”的醜新郎利用“身份優勢”找到美嬌娘。

陳樂（化名）是新上海移民的代表，她1999年從安徽考入上海某高校，畢業之後留在上海工作至今。陳樂說：“我已經明顯感覺到，自己身上已經越來越多地沾染上了上海文化的氣息，很多東西甚至是我非常不喜歡也很警惕的。” 有一次媽媽走親戚帶回一張表，是上海遠親們的聯絡方式，大概有那麼六七個人。陳樂看了那張表一眼就斷言，混得都不怎麼樣啊。媽媽問，你怎麼知道？ 陳樂指著表說：“你看，楊浦的、閘北的、普陀的，沒有靜安、徐匯、黃浦的。你再看住的地方，404，604，沒有高層的，都是老公房。都是04的，說明一梯四戶，一梯四戶的房子都很差啊。”（楊浦、閘北、普陀三區在上海傳統中窮人為多，而靜安、徐匯、黃浦則相反，是上海的“上隻角”）那次，陳樂的母親被驚得說不出話來。

“這是標準的上海人的精明。如果不在上海生活這麼多年，我絕對學不會這樣的思維方法。上海的肌理已經深入了我的思維。”陳樂笑得很無奈。 正因為上海人有如此鮮明和強烈的物質和消費表演的慾望，而且自成規矩。所以，如果想在上海灘上混出點名堂，就必須讓上海的肌理滲透進你的思維，讓上海改變你。 上海是灘，灘沒有空間阻隔，它不是圈子，而是一個開放的體系。正如易中天所言，“在這個開放的體系中，差不多每個人都是單獨的、個別的而且是出出進進的人，很難形成圈子。即便形成了，也只是鬆散的圈子，很游移，很脆弱，最終會被'灘'消解。” 所以，不同於北京人的“圈子意識”，上海人身上體現的是鮮明的“灘塗意識”。

北京文化是兼容的。官方體製文化、知識分子文化和民間民俗文化處於一種多層共生狀態，各拿各的號，各吹各的調。各類圈子，和平共處，相安無事，井水不犯河水，並無統一的社區性。 上海文化則是消融的。 “各色人等，自由發展，公平競爭，但最終卻把他們統一於上海的社區性。精英分子固然難免因此而有些'海派作風'，中小市民卻也會因此而多少有些體面和雅緻。結果，上海人無論職業階層、社會角色如何，都會多少有些'上海味'。因為他們都生活在這個高度社會化和高度一體化的上海灘上。他們的生活方式大體相仿，他們的價值觀念和審美取向當然也就難免大體一致。甚至上海的街道名稱也沒有北京那麼五花八門，它們往往是真正的'地名'：東西向的多以城市命名，如南京路、北京路；南北向的則多以省份命名，如福建路、四川路；總弄文弄則標以數字，一看就知道是上海的地名”。 作為一個外來者，融入上海，就意味著放棄從前的生活，甚至是過去的自己，你要學會和上海人一樣思考和生存，有時這種放棄是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潛意識作用，就像陳樂一樣——變得世故和會算計，只是在這座城市裡待久了，勢必要付出的“代價”。而這是好是壞，全無定論。就像有人拼命擠進上海，有人卻背著行囊悄悄離開，你們只是各自計算了一下得失，做出了不同的選擇。 那些離開的人是覺得這種“消融”的代價太昂貴，就像一塊燒紅的烙鐵，生生在你身上灼燒出一塊屬於它的印痕——這個實在太貴了，他們捨不得那塊單純、完好的皮膚。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