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1、銅鈿眼裡翻跟頭
全國人民對上海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精明和小氣。其實，說穿了就是上海人趨利、重利，以及對金錢和物質的極大推崇。聽過一則笑話，是說北京老太和上海老太的。清晨的公園，兩個老太太在聊天——說“您琢磨著本·拉登這小子究竟跑哪兒去了”的，一定是北京老太；說“我前天買的那隻股票又漲了”的，一定是上海老太。
自從1990年12月19日，新中國第一家證券交易所在上海掛牌成立，股票就成了這座城市的寵物，就像倫敦人見面聊天氣一樣，幾個上海人湊在一塊兒就必定聊股票。 2006年“滬深股市是牛市”的定局，讓2007年的上海沸騰了，大街小巷，幾乎全民炒股。可以在正常上班時間內增設半小時休息時間，以“方便讓員工炒股”的公司規定，恐怕也只有在上海才能看到。
2008年，台灣《Smart智富》與上海《理財周刊》合作，針對上海市與台北縣市居民，進行理財行為大調查。數據顯示，上海民眾比台北民眾在理財方面更多焦慮，最近1年台北民眾50%沒有投資理財，而上海有理財的民眾高達97.8%，多數台北人不理財，焦慮感自然較低。此現象背後多層意涵值得注意。
從人生經驗與財富累積階段的關聯來看。台北民眾已經歷過台灣經濟高速成長的階段，房子、家電、汽車等資本財產多半都已擁有，也有一定的財富基礎，這是朱浩民認為沒有太大理財焦慮的原因。反觀上海，正在重演台灣1980年代的高速成長與興盛，民眾賺錢改善生活的慾望凌駕一切，脫離貧困、買房子、累積財富等都是目標。
還有是薪資水平與理財目標的差距為生活中最現實的焦慮。從兩個城市民眾的薪資所得來看，上海居民的收入約為台北的1/3-1/2（依據官方統計資料，台北民眾年薪約為32-42萬新台幣；上海民眾為4-5萬人民幣，以人民幣兌新台幣匯率4.2比1估算，約合新台幣16.8-21萬元），但物價水平卻因是外資匯聚的國際金融中心而大幅提高，以星巴克咖啡為例，小杯拿鐵的價格與台北相當，但中盃與大杯的價格卻比台北貴。
最後可由兩地民眾對退休金額的設定來觀察。相較於32.8%的上海民眾認為退休前需要存到200萬-500萬人民幣（約840萬-2100萬新台幣）才安心；台北民眾卻有32.4%認為只要存到新台幣500-1000萬元就足夠，顯示上海民眾面對平均薪資低、物價水平持續上升的環境，又懷抱財富每年盡可能增值的期望，理財焦慮當然就高。
從這項調查，可以看出目前狀態下，上海人面對這座城市裡豐富的物質誘惑所表現出的巨大的渴望和對金錢的追求。
這種趨利、重利的心態，落實到生活中，就是作家池莉驚嘆的“上海的硬道理”，即上海大街上的標語口號，如：“電動自行車一定要入庫，不然幾秒鐘就會失竊”、“不存放電動自行車，省了小錢失了大錢”，等等。在池莉這個湖北仙桃人看來，這些標語都是“特別露骨頭露鮮血的危險與警告”。
即便是上海某些裝修得十分詩情畫意的餐廳，也在餐椅背靠上標明了這樣赤裸裸的警告：進餐帶套一防污染二防被盜！ “這是很突兀很嚇人的話，如果對上海的現實主義沒有足夠的了解，多半要被'進餐帶套'嚇得詩情畫意全無。”
池莉說，“凡訴諸文字的口號標語廣告詞之類，人們寫出來的時候，自然就會考慮一點對稱與壓韻，含蓄與藝術感染力什麼的，上海卻不管這些，上海的文字個個都砸到實處，要叫你懂得害怕，要叫你明白人人都在覬覦你的錢，這就是上海的習慣做法和春夏秋冬，是日復一日的上海日常生活了。”
上海人趨利、重利的心態，實踐到生活中，就變成了典型的實用主義。
這種實用主義使上海人在思考一個問題時，首先想到其中的經濟糾葛、利害關係，而非道德倫理或政治理想。
《新民晚報》“鹹淡人生”專欄，就曾刊登一篇《請神容易送神難》的文章，針對一位出國女性希望為留在國內的丈夫找一個臨時替代她的女友的善良願望進行規勸，無道德教訓，只細陳利害：1、現在女孩太厲害，要她們不為結婚，光跟你玩玩，沒名沒利的人，她們可不會瞧一眼；2、找一個純情女孩，對你丈夫一往情深，你兩人的夫妻關係如何維護？ 3、若遇到一個刁難女子，與你糾纏不休，對簿公堂，情況就更糟糕了。所以還是早打退堂鼓。
這樣“明察秋毫”的陳述，也只可能出現在上海的報紙上。
另有《青年一代》（1991年第2期）的一篇題為《君子好色而不淫》的文章，則自詡滿足於在公共場合，“用眼睛捕捉女士們的眼睛，直至她們時不時露出一絲小鹿般的驚慌，我便會感到一種略含惡意的快樂。”然後引證審美的“距離說”，認為將上床視為最高境界劃不來，不僅費力破財，“花上那麼多精力，求得片刻之歡，還要躲躲閃閃，遮人耳目，……赤裸裸如同喝白開水，還要研究如何撒謊”，如果“最後還不得不承擔社會責任或受到譴責”，便是“大大的得不償失了”。這種教人如何省錢省力地“意淫”的文字，大概只能見之於上海，堪稱奇文。
而最日常的小市民的生活中，更是時時在在可見類似的實用主義。就拿上墳掃墓來說吧。這在上海，是每年的一樁大事。清明前後，公交公司都要為此開闢公共汽車專線。 2010年的軌道11號線也為了分擔掃墓客流，而趕在清明前試運營。
上海人的掃墓供品中，最基本和最常用的是青團。麥青草與糯米和豆沙製作的一種糕點。池莉在《熬自滴水成珠》一書寫道：
“我在一家大超市買青團，六隻一盒，三元錢。回來路過好德便利店，青團卻是一盒六元了。我就不明白為什麼同一天，同等大小數量的青團，價格可以相差一倍。好德便利店是上海人自己開的，是開在家門口的雜貨舖，它的服務員是阿姨型的，四十多歲五十出頭，胖或者微胖，性格溫和，一口上海話，上海的人情世故，無有不懂。”
“阿姨好脾氣，耐心教我道理，說：'這青團是好的呀，那青團是擺擺樣子的呀。要是自己吃嘛，一定要買這青團。那青團呢，大家都是拿去做事的呀。'做事就是上墳。上墳的供果，因最終都是給看墓人拿走，上海人便會選擇一些便宜的瓜果糕點，擺擺樣子，讓儀式得以完成。如此看來，上海人就顯得薄情寡義了；可是要說上海人不講感情，那也不對，年年的清明，家家都出動，大舉地做事，其態度與規模，其他任何城市都難以匹敵。一旁忖度忖度，才明白，上海人是實在與理智，怎麼也不肯花冤枉錢。清明是一定要上墳的，悼念也是一定不要忘記省錢的。”
“細雨濛蒙的上海，滿大街奔波著掃墓人，昂貴的鮮花與糕點，照樣還是消費不了多少。眼裡是要噙著淚水的，東西還是要尋找便宜的。上海人把事情做得哀而不傷，有節有度，感情上再難過，心地裡總是有把守；鈔票花費到什麼程度，手指縫都還是捏得出分寸來，絕對不會恣肆汪洋。這便是上海式的現實主義了。”
余秋雨也在他的一書中說，“上海文明的又一心理品性，是對實際效益的精明估算”。所以，“上海的文化沙龍怎麼也搞不起來，因為參加者一估算，賠上那麼多時間得不償失；上海人外出即使有條件也不太樂意住豪華賓館，因為這對哪一方面都沒有實際利益”，諸如此類。
余秋雨認為，“如果上海人的精明只停留在這些地方，那就不算討厭”，但是，“在這座城市，你也可以處處發現聰明過度的浪費現象”。例如：“不少人若要到市內一個較遠的地方去，會花費不少時間思考和打聽哪一條線路、幾次換車的車票最為省儉，哪怕差三五分錢也要認真對待。這種事有時發生在公共汽車上，車上的旁人會脫口而出提供一條更省儉的路線，取道之精，恰似一位軍事學家在選擇襲擊險徑。車上的這種討論，常常變成一種群體性的投入，讓人更覺悲哀。公共宿舍里水電、煤氣費的分攤糾紛，發生之頻繁，上海很可能是全國之最”。
上海人不僅喜歡內部“算計”，也樂於把這當做一種良好習慣，與他人分享。若干年前，一位北京教師在上海出差，問路。被問詢的上海老大爺詳細地告訴他，所去之處介於A、B兩站之間，在A站和B站下車均可，但到A站5分，到B站1角，所以還是A站下車為好。
不過，這種實用主義演變至人際關係中，尤其是上海人的親友關係中時，就顯出了“金錢的冷漠”。黃阿姨是安徽來滬打工的鐘點工，她在很多上海家庭工作過，最後得出的結論是“上海人認錢不認人”。她曾經照顧過一位80多歲的老人兩年多，平時兒女親友很少上門，“老爺子一死，要分財產了，該來的不該來的全都來了”。
上海市婦聯曾於2002年選取1006戶上海家庭進行抽樣問卷調查，結果反映了上海親戚關係的弱化趨勢。當詢問受訪者“您家在上海有幾家走動的親戚”時，有二成多的家庭連1戶經常走動的親戚也沒有。調查還揭示，大多數上海家庭平時主要靠電話和親戚保持聯絡，而和親戚經常面對面直接交往的家庭不到一半。
在此同時，上海人的鄰里關係也呈現淡化趨向，“遠親不如近鄰”的古訓被眾多上海人拋在腦後。七成多受訪者表示並非完全不認識鄰居，但多數只是“點頭打招呼”、“偶爾談話”的關係，或僅限於“知道鄰居姓名或職業”。能夠與鄰居保持經常往來的家庭只佔24%，而且主要集中在老城區。引人注目的是，人均月收入1500元以上（2002年上海市人均收入是13250元）的高收入家庭中，只有一成能保持和鄰居經常往來。
上海人日常生活遵循的實用主義，由這一群體趨利、重利的處事態度所演化，而對於實際利益的過度關注，也導致上海人性格中的“保守”和“乖巧”——他們太看重孜孜不倦爭取來的既得利益，不肯輕易撒手，更時刻保持警惕，防止利益意外損失。而這一性格特徵，由來已久。不妨看看19世紀50年代中外人物對上海人的評語：
上海英租界首任總督到滬後發現，“上海人，幾乎是跟廣東人完全不同的種族，……廣東人好勇鬥狠，上海人溫文爾雅；南方人是過激派，吳人是穩健派。自古以來，上海人一直是順從當權的地方政府的，而廣東呢，卻隨時在醞釀著政治陰謀和叛變。”
一則流行的比喻說出了上海人和廣東人不同的行為和心理狀態：廣東人是遇到綠燈趕快走，遇到紅燈繞著走；上海人是遇到綠燈慢慢走，遇到紅燈不敢走，還要指責別人繞著走，呼籲建立更多的紅燈。廣東經驗中註明的“用足政策”，指的是文件上沒有說不許做的都可以做。上海人執行政策的理解是：只做文件上規定可以做的，而且執行政策許可範圍內最嚴苛的下限。
蘇松太道吳熙說“本地民習刁而不蠻，紳紟亦少巨擘。即二三辦公董事，不過傳令簽答，奉令惟謹而已，亦無傑出人才”。而正宗上海本地文化人秦榮光也自責道，“民情最好唯吾邑，一任官貪吏逞雄。”
上海市政協常委、上海市發展改革研究院研究員鄭韶認為，“究其原因種種，或許是上海僻處海隅，水土豐沃，太平天國之前從無天災兵禍，只要勤勉，即可過溫飽生活，因而無所他求、不想冒險他就”。他舉了個例子：李鴻章建輪船招商局，先是找了上海本地船商朱某兄弟籌辦，兩人不願帶頭掏錢投資，說穿了不敢冒險做“現代航運”，兩年過去，一事無成。結果找到廣東富商徐潤、唐廷樞，兩人說乾就乾，不僅投入自己全部家當，而且動員族人、親朋共同投資，奮斗數年，終臻於成。結果輪船招商局作為中國第一個現代化民族航運企業存續至今。 “每讀至此，不勝欷噓”。
即便是飽讀詩書的文人墨客，只要是“上海人”，也總免不了這份過度專注於得失的“乖巧”。楊東平就在《城市季風》一書中指出“上海作家太'乖'”：“他們非常理智非常規範非常自覺，少有失誤少有出格少有鋒芒。乖巧和庸俗的結合，形成一個'甜膩膩、黏稠稠的泥潭，使大家樂於沉湎其中而不思超越，不敢超越'。他們總是期待社會的喝彩而什麼也不損失，或者投入最小而產出最大，這需要精確地探測氣候，'軋苗頭'的本事和打'擦邊球'的高超技藝——這是惟一值得冒的風險。”
楊東平說，“才華橫溢的劇作家沙葉新是具有強烈正義感和俠骨的上海知識分子之一”，雖然“他的人格和藝術多少體現了'海派'所包含的那些正面價值”，但沙葉新“戲謔地為自己設定的原則仍不乏上海人的'聰明'：標新不立異，崇洋不媚外，離經不叛道，犯上不作亂”。
所以，動什麼也別動上海人的錢，越什麼也不能越過上海人守財的規矩。否則，你就是典型的“拎勿清”（linveqin），就是“不明事理，搞不明白，糊塗”。用周立波的話說：“什麼叫拎勿清？就是在關公面前舞大刀，在飯店門口擺粥攤，在銀行門口數一塊錢，在阿扁面前談'洗錢'，在周立波面前說'海派清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