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1、陌生他鄉皆“過民”

廣州對於外地人而言，是非常陌生的一座城市。用易中天的話說，就是感覺會非常“強烈”。你可能會覺得眼花繚亂、暈頭轉向、不得要領和格格不入。這座城市，“它的建築是奇特的，樹木是稀罕的，招牌是看不懂的，語言更是莫名其妙的。甚至連風，也和內地不一樣：潮乎乎、濕漉漉、熱烘烘，吹在身上，說不出是什麼滋味。如果你沒有熟人帶路，親友接站，便很可能找不到你要去的地方。因為你既不大看得懂地圖和站牌，又顯然聽不明白售票員呼報的站名。也許，你可以攔住一個匆匆行走的廣州人問問路，但他多半會回答說“muji”，弄得你目瞪口呆，不明白廣州人為什麼要用“母雞”來作回答。即便他為你作答，你也未必聽得清楚，弄得明白。” 就算深圳的街道十分現代化，但身在其中仍難免有種不安全感，弔詭的是，造成這種不安全感的居然是街道兩旁的樹。特別是晚上，娑娑的樹影讓人提心吊膽，生怕那茂盛的樹背面突然躥出一個蒙面大盜。常理說來，一個如此現代化的城市能在“鋼筋水泥”的叢林裡“寬容”植物的生長，是值得慶幸的。但是，就是很難打起精神將這些無辜的樹“浪漫化”。

究其原因，確實是沒有歷史故事可供追溯。尤其在走過上海的衡山路、杭州的南山路後，差異是很明顯的。 被稱為“上海古樹名木第一街”的衡山路，兩旁種植著460餘株濃密的法式梧桐，幽幽靜靜地散發著一股歷史沉香。走在樹下，很不自覺就會想起上世紀30年代周旋的一曲“夜上海”，而那些歷史名人如過場般輕盈的踩著舞步般劃過這月下梧桐街，留下長篇人文軼事。 但是，在深圳，這些“旁白”卻很難加註。深圳最大的特色在於它所賜予人們的夢想——“淘金夢”。一旦這些具有靈性的生物與金錢、功利聯繫在一起，總會感覺變了味兒。就像一位在深圳生活了7年的媒體人所說的：“這個城市沒有細節，在這兒，你就不太想說'出去散散步吧'。時間久了，你覺得還是與它很有距離，也沒有什麼可以回憶。”

相比意大利花了5個世紀才建成米蘭大教堂，深圳整座城市的現代化建設只用了30年，所以，所謂雕樑畫棟、所謂耐人尋味、所謂歷史積澱、所謂人與城市的完整關係都被忽略了。這種忽略導致的最嚴重的後果就是沒有容器用來發酵城市精神。所以，現在，來到深圳、離開深圳的人都會感嘆：“這裡沒有歸屬感、人際關係太疏離。我們就像候鳥般，短暫停留，還是飛走了。” 在深圳，初次見面的人往往都是用這樣一句寒暄對白開場：“你是哪里人啊？”緊接著就是“你是哪一年到深圳的”。在這座城市，別人這麼問你，並不需要感覺“地域歧視”，因為，現在工作和生活在深圳的1400萬人口中，95%以上是特區設立後進入的新移民。如今的“深圳人”包括了全國31個省、市和自治區的新移民，成為北京之後第二個聚齊了全國56個民族的城市。用《新周刊》裡的話說就是深圳的陌生人指數，它認第二，沒人敢認第一。

在深圳，外來者也分為兩批：“新移民”和“過民”。新移民從歸屬意義上講，很難算作是“深圳人”；但從現實意義上講，又不可不算“深圳人”。因為他們人數是如此之多，隊伍是如此之龐大，任何人都不能無視他們的存在。他們當中不乏科技精英、文化名流、藝術天才，以及高新技術人才，他們往往是深圳舞台上叱吒風雲的人物，經過與深圳的融合，他們往往會“直把他鄉做故鄉”。然而，被稱為“過民”（王增進《深圳的“過民”文化》）的人則不一樣。對於他們而言，深圳只是一個大舞台，他們只是在這個舞台上匆忙亮相、混個臉熟、走個過場。他們並不打算把自己的根扎在這裡，只想闖蕩幾年，過把癮就走。 每年一到春節，就可以看到羅湖火車站、深圳寶安機場浩浩蕩蕩的回鄉大軍。當“異鄉人”回鄉後，深圳就成了冷冷清清的一座“空城”。

郭海鴻在他“剝皮集”的博客中寫過2009年深圳春節的景象： 今天，寒潮襲擊無冬的深圳，北風呼嘯，室外溫度少有地降到6度。 這是節前“最後一班崗”，不敢怠慢，按往常一樣早起出門趕車上班。昨天尚為擁擠的公交地鐵，忽然變得冷清異常，像被放乾了水的池塘，車廂空蕩蕩的。 半城深圳人都回老家去了。往日擁擠堵塞的街道，如今暢通無阻，站台空落，行人漸稀。 過年過年，年年皆相似，今年不尋常。 早在若干時日前，深圳的返鄉潮就開始湧動了，那些工廠歇業，提前放假的外來工們，早早就打道回府，避開了春運高峰。 按官方數字，深圳現有1300萬人口，其中70%屬於“暫住”，也就是流動人口。而戶籍人口中，屬於深圳本土居民，恐不過百萬，也就是說，深圳不是絕大部分人的“老家”，他們的根不在這裡。

作為一座移民新城，逢年過節，它的熱鬧總是來之不易。 如果上世紀90年代初期在深圳呆過的人，一定對過年的景象記憶深刻。那時候，一到過年，要在深圳的街頭找家飯館吃飯，幾乎比登天還難——飯館老闆也回老家了。 後來，為了增加年味，有好幾年，政府竭力提倡“深圳留你過大年”，通過各級政府，社區組織，工會婦聯，層層落實，組織聯歡游園，免費吃年夜飯，給企業補貼留深人員過年開銷，市區街道各級領導與打工人員拜年等等，各種方法應有盡有，目的無他，就是讓“外鄉人”留下來，給深圳的春節增添點人氣。 就近兩年，口號不再是“深圳留你過大年”了，大概變成“深圳送你回家過年”，深情歡送，目的在於，讓大家感受深圳的人情味，明年希望你們還來，早點來——在去年的“民工荒”期間，“明年你還來嗎”，成為深圳的一個痛。春運期間，市政府組織免費回鄉大巴，市委書記市長親自到車站送回鄉勞務工上車，深情寄語：歡迎你們再回深圳。

今年不同了，似乎“留你過年”跟“還來不”，都很難表達城市的心情——這不僅是深圳，全國各大城市大抵如此。 一個熱鬧慣了的城市，突然走了半城人，那情形多少有些令人傷懷。 對於出門人來說，今年春節也許都別有一番滋味，“有錢沒錢，回家過年”隱含了太多太多的滋味。 我身邊不少五年八年沒回家過年的人，今年都早早準備，傾巢歸鄉。 我父母兄弟，早一周前就回了梅州老家，我妻子的兄弟姐妹，也全回去了，兩大家子把家裡鑰匙交給我們，委託澆花餵魚。而我同一樓層的其他三戶鄰居，也破天荒地“集體離深”，回家過年去了，交代我們“看看門”。 都回去了，我就留下來給深圳守歲吧。 只有在過年的時候，“家”這個概念在深圳才特別明顯。很多在深圳生活幾年的人，都認為深圳只是一個“中轉站”，匆匆的來了，最終也會默默地離開。

西祠胡同里一位叫做“雙火”的人舉了他身邊人的例子：我熟悉的一些同事，到深圳打工就是想撈上第一桶金。這不有一位在深圳打拼了4-5年的同事，和我說了聲“該回老家結婚了”，就毫無眷戀的踏上北去的列車；一位在深圳做了6年廣告業務的40來歲的南京人，對他的朋友語重心長地說，“我該回南京的家了，那是我熟悉的地方。”以上種種例案印證了“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的深圳人口結構現象。而昂貴的住房(租房)，較高的生活消費也同樣制約著打工者的“安家落戶”的信念，一批批像候鳥似的飛來又飛回。 在深圳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就像一本關於深圳的小說所提的，深圳人認為“我的生活與你無關”，也就是說在深圳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十分淡漠、沒有交集。

深圳沒有這樣的傳統，原因就像易中天在一書裡所分析的“深圳這個城市，原本就是自行其是。在建市之初，這個城市做的，都是別的城市不做或不能做、不敢做的事情。這時，確實這時，確實要有一點'我的生活與你無關'的意識，才能避免許多不必要的爭論。所謂'不爭論'，不但有'乾了再說'的意思，也多少'各干各的'的意思。事實上在相當一段時間，深圳和內地也確實是'各干各的'。深圳嘗試著市場經濟，內地則還在搞計劃經濟，當然毫不相干。同樣，闖進深圳的，差不多也都是些自行其是的人，否則就不會來。因此，他們大多有較強的自我意識和競爭意識，不大容易為別人所左右。況且，他們不畏艱險地闖進深圳，是要尋求個人的發展，而不是來管別人的閒事。既不想管別人，同時別人也管不了，最後的結論，便是'我的生活與你無關'。”

這點與北京、上海不同。北京有“事兒媽”、有“小腳偵察隊”，上海有嘴上說著“關儂啥事體”卻又愛窺私的市井小民。這是農業社會聚族而居者常有的一種“好奇心”，鄰里街坊間會像氏族或鄉親一樣互相守望。但是，在深圳，公司裡、單位上、同事之間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素不相識、非親非故，因此，對於別人的生活並不會產生興趣，也造就了一種距離感。 而且，深圳又是一個人員流動性極大的城市。寫字樓裡，幾乎每天都有新面孔，也幾乎每天都有人不辭而別。今天還在共事的，明天可能就告別了。不是被老闆炒了魷魚，就是炒了老闆的魷魚？人情淡淡，經營感情對深圳人來說有太大的不確定性。誰也不知道大家究竟能相處幾時，也就沒有必要知道那麼多，只要相互之間工作上能配合，就是好同事，何必有太多交集呢？

深圳從一開始發展，便充滿了競爭。深圳有很多機會，但都是靠人不屈不撓的攫取而得的。剛來深圳的人都會聽到一句話“如果你愛一個人就把他送來深圳，因為這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一個人也將他送來深圳，因為這裡是地獄。” 每個闖蕩深圳的人都要在出行前做好“北京人在紐約”的那種受苦準備，因為，差不多每個“深圳人”都能講出“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來：在內地是血氣方剛、滿懷青春夢想和改革激情的天之驕子，興致勃勃地來到深圳，卻驚異地發現他們面前並沒有鮮花和紅地毯。於是，他們不得不收拾起簡單的行囊（那裡面裝著薄薄的幾件衣裳和厚厚的一疊證書），從一個單位跑到另一個單位，從一家公司跑到另一家公司，來也匆匆，去也匆匆，就這樣風雨兼程。渴了，喝口自來水；餓了，啃塊方便麵；累了，在街頭歇歇腳，看著日新月異的深圳市，意氣風發的深圳人，心里頓生無限感慨，也難免一絲惆悵。華燈初上之時，深圳的酒樓飯店燈紅酒綠觥籌交錯，自己卻飢腸轆轆氣若游絲，即便“男兒有淚不輕彈”，也保不住傷心的淚水湧上心頭。親戚家的客廳或朋友公司的地板是不好意思再睡了，就到公園的草坪上去數星星。那滋味，可不比“躺在媽媽的懷里數星星”。因為並沒有什麼溫暖的懷抱，也沒有媽媽的安慰，你得自己去考慮“明天的早餐在哪裡”。 因而，內地人認為在深圳打拼的人骨子裡都有一股“狼性”，一股“狠勁”。在深圳“英雄不問出處”，所以，人們的出身可能千差萬別，但是目標卻是一樣的，那就是要獲得盡可能多的財富和機會。正所謂“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在這樣的“叢林法則”下，高手博弈，“勝者為王，敗者為寇”。所以，深圳也只會以“成敗論英雄”。人與人之間自然多了些提防與猜忌，而不是“同是天涯淪落人”的顧憐。 易中天說：“在深圳呆久了的人常常會產生孤獨感和失落感，有一種不知'此身何屬'的茫然。難怪一到節假日和下班後，深圳的飲食娛樂場所會生意火爆人滿為患，這裡面並不完全是商業上的應酬，也有心理上的需要。的確，深圳人是很看重娛樂的，以至於有'樂在深圳'一說（前三句則是'玩在北京，穿在上海，吃在廣州'）。這裡面的原因也很多：第一，深圳是一個年輕的城市，年輕人總是比老頭子愛玩；第二，深圳的生活節奏太快，工作太緊張，很需要放鬆；第三，'拼命工作，盡情享受'是一種現代生活觀念和現代生活方式，而深圳人是最具有現代意識的。但有一點也很重要，那就是不少人還沒有對深圳產生家園感。深圳之於他們，只不過是謀生存求發展的競技場，因此一旦有了自己的時間，就應離它而去，而且能走多遠就走多遠。有車一族會在雙休日開車到東莞去釣魚，如果有三天以上假期則會離開深圳外出旅遊。再不濟，也得到歌舞廳茶藝館坐坐。那里和競技場（公司或單位）相比，畢竟'別有洞天'。反正這個時候，是沒有多少人會呆在'家裡'的，有的人甚至會通宵在外。因為在這個心理上感情上並不屬於自己的城市裡，我們原本就無家可歸”。 在深圳，人感受不到“家”的感覺，與這個城市總是有距離，而在廣州，人與城市也有一層隔閡，這個隔閡就是“粵語”，語言這個本用來日常交流的工具，卻成了一種身份標籤，是“本地人”與“北佬”的識別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