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6、轉型後，要誰？

30年來，深圳產業的發展幾乎從側面折射了勞動力的流動方向。從以“三來一補”作為產業結構的起點，經歷了“跨越式”的演進，高新技術迅速崛起，持續增強經濟與技術的結合，使傳統產業逐步升級或轉移，第三產業蓬勃發展，新的經濟形態不斷產生。 2010年，深圳又提出新的三大支柱產業：生物、新能源、互聯網。 與此相對應的是上世紀80年代低端廉價勞動力的南下深圳，上世紀90年代大學生“孔雀東南飛”飛進深圳的外資企業、國內外500強企業，2000年後，人才進入深圳熱門行業、企業的艱難，2010年，深圳的產業轉型又出現了“拐點”，這次，深圳“拋棄”了那些勞動力、又需要什麼樣的人才？ 1998年，郭台銘選址深圳寶安區西鄉鎮黃田村並設立了鴻海精密有限公司，當時他說，“開放的移民城市有著無限的活力”，並且，他肯定龍華一定會成為“全世界製造技術的聚合地，全世界創新研發的最前沿”。他的預言實現了，這個在1993年僅有100多人的小廠變成了今天擁有40萬人的工廠集群。

但是，2010年的夏天，這個龐大的“代工帝國”卻要從這片風水寶地遷離。搬遷並不是“一時衝動”，“12連跳事件”、“加薪事件”只是事態發展的催化劑。早在2008年，深圳市政府與富士康就有過相關的討論。據《第一財經周刊》所述，富士康內地地區商務長李金明曾在2008年4月接受媒體採訪時就表示，在深圳土地等資源難以為繼的情況下，富士康也在尋求如何發展。 “怎麼樣跟市裡面大的形勢統一起來？這就得進行職能轉換，廠房可能會有部分拆掉，生產轉移到其他地區。”李金明曾在那個時候表態：未來的深圳富士康基地將以“研發＋部分生產”為主，人員規模最多是在10萬至15萬人之間。同時間，富士康提出了“發展內地，製造轉移”的口號，生產線轉移的地點有山東煙台、重慶、河北廊坊、北京亦莊等地，而大部分轉移地周圍都有富士康大客戶的工廠。

2010年8月，當河南省鄭州市，幾乎每個小區的門口都被貼上了帶有富士康名字的招工通知，街上到處是“富士康招工報名諮詢點”的橫幅時，深圳富士康的神話漸漸落幕。 富士康的遷走，往小里說，就像2008年一期《21世紀商業評論》中所言“對於像富士康這樣依靠大規模運營的公司,需要面臨中國製造成本上升和客戶訂單減少的雙重壓力。”從2008年起，深圳市最低工資標準從750元增長到900元，就給富士康國際運營成本帶來巨大壓力，員工成本總額從2007年的4.65億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6.72億美元，上升幅度達到44.5%。而從大環境談，就是深圳在面臨“四個難以為繼”(土地、能源、環境、人口)的背景下，正在推動新一輪的產業升級。作為中國第一撥港台資企業的承接地，深圳如今轉型面臨的將是全國走得最快、壓力推動下的大規模城市升級改造工程。

這個改造就是將低端產業遷移，把土地和資源配置給高新技術產業和高端服務業。 《21世紀經濟報導》中的一位深圳本地城市規劃專家指出，富士康等勞動密集型企業在深圳的發展過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依靠低勞動力成本支撐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存在，反而會制約深圳產業轉型及城市發展的進程。 “也正因為如此，深圳市政府在面對富士康工廠的搬遷問題上，沒有表現出強力挽留的態度。”但是，深圳政府“希望富士康把管理總部、運營總部、研發總部、財務總部放在深圳，在深圳的發展按總部經濟的形態來做大做強。” 隨著富士康的內遷，深圳的產業升級之路又往前跨了一步，這一切相應地也將帶來勞動力結構的轉變。 早在富士康之前深圳福田區就開始了“工改工”之路。以前福田分佈著大大小小30多個工業區，多是以製衣、五金機械、建材、電器、汽車修配等勞動密集型的簡單加工製造業，以農民勞務工為主。但是，從2005年左右開始，產業升級轉型展開，數以千計的企業大量外遷，經過產業置換，通信、網絡、軟件、芯片設計等高科技研發企業成為這裡的主角。入駐的65家企業幾乎清一色為科技企業，企業員工高達2000多人，其中博士38人、碩士165人、本科1553人。

除了“工改工”外，類似的還有“工改商”和“工改文”的轉變。 “工改商”樣本就是將著名的“華強北”電子產品加工和銷售的工商混合區，改造為“中國電子第一街”；而“工改文”就是將以前充斥路邊排檔、雜貨舖、汽修五金的一片簡陋的舊工業廠房打造成田面創意產業園區，其中包括10位排名世界前50位的設計大師的工作室。 這一系列改變，被譽為“成就了福田的產業從中低端向高端轉移，人口從數量型向素質型轉移的變化”。深圳目前的人口已經開始超負荷，通過深圳的產業改革可以看出，未來的深圳將通過收縮底端勞動力來調整人口結構。就像宋丁所分析的：“深圳產業調整升級之後所帶來的變化,對深圳來說其實是一件好事,因為低端的人才在深圳待不下去,而高端的人才留了下來。比如IT行業,騰訊、阿里巴巴這些大公司的總部都選擇設在深圳,人才的競爭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應該說,深圳的人才結構更加專業化和定向化了。”

過去30年，深圳本土誕生了一批明星企業，包括招商、平安、中信、中興、華為、國信證券、比亞迪、騰訊、華潤、博時、万科、中海、金地、鳳凰傳媒集團、華僑城、中集集團、中國航空航天集團（中航集團）、金蝶、富士康、鴻富錦、茂業、天虹、三九、創維、康佳、TCL、迅雷、朗科、飛亞達、邁瑞、方正、萬基、海王星辰、愛普生和長城等等，這些企業有不少已經跨入全球500強企業，也有正準備跨入500強的企業，有更多企業也是中國500強。 這些企業甚至成為過去20多年，無數中國大學生投奔深圳這片熱土的動力。當然，這些企業為年輕的、追求夢想的大學生也提供了一方大展拳腳的舞台。對於這些企業而言，他們的用人特點也很明顯：

一是，偏愛“名牌”。據統計，1999年深圳接收市外畢業生1萬多人，其中博士生有218人，碩士生2200人，本科生7783人，其中，市外畢業生絕大部分來自於清華、北大、復旦、南開等名牌學校和一批全國重點大學。名不經轉的院校畢業生很難得到深圳用人單位的認同。此後，深圳引進人才的層次逐年提高。就像《2002記錄深圳：當學習成為一種“深圳病”》所調侃的“10年前的深圳，站在國貿大廈，一板磚砸到的10個人，有9個是經理，一個是副經理。2002年的深圳，你可以想像到的是，站在地王大廈，一板磚砸到的10個人中，有2個博士、3個碩士、4個學士，還有一個正在參加自考”。 二是，人才專業主要分佈在理工類畢業生，尤其是計算機、電子、通信和競技管理專業的畢業生佔極大比例。相較而言，文史類畢業生中，除外語、法律等少數專業的高學歷畢業生外，其他人很難進入深圳。 1999年深圳接受的畢業生中，文史類僅佔5.9%。

很明顯，這些企業正是深圳曾經的四大支柱產業——高新技術產業、金融產業、物流產業以及文化產業的代表。現在，這些為全國大學生提供職業機會的企業也將面臨深圳產業轉型提出的更高要求。 2010年5月31日，深圳提交的五屆人大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對高新技術和金融產業提出核心創新中心的新概念，並特別指出，更進一步提高金融對經濟服務的能力和貢獻率，而會展和文化，也要“做大做強”。對於深圳產業佈局的調整，報告裡用了5個關鍵詞來概括就是：核心競爭力、高端化、總部型、低碳化、集群化。 而未來實現這個目標的“新的經濟發展極”就放在了互聯網、新能源和生物等戰略性新興產業上。專家查振祥解讀了四大產業和三大產業的關係就是“現在和未來”的關係，支柱產業是現在，是基礎，而三大產業代表未來的發展方向，經過發展，完全有可能成為深圳新的支柱產業。據《南都周刊》的報導，在政府工作報告的初稿中，三大新興產業的產值規模最初設定為8500億元，按照2015年深圳全市生產總值達到1.5億元的目標來計算，僅這三大產業所佔的比重，就超過了GDP總量的一半，而即便是報告最終採用的6500億的設定目標，五年後，這三大產業在深圳經濟總量中所佔的比重也將超過40%，成為名副其實的支柱產業。

為了推動這三大產業的發展，深圳政府也將提供“錢、地、人”的全方位服務。其中，在人才引進上，措施規定將優先支持新能源企業、科研機構設立博士後工作站、流動站或創新基地，對正常開展博士後工作的工作站或流動站予以一次性50萬元資助、創新基地予以一次性20萬元資助，博士後級別的個人還將給予10萬元資助。而分別落實到三個產業的吸納人才政策上分別是：“鼓勵互聯網產業創新人才、創新團隊來深圳創業，參加深圳市舉辦的全國性創業大賽。在本市經認定的互聯網企業連續從事研發工作1年以上的創新人才，根據其貢獻程度，給予一定的資助。”“鼓勵新能源產業人才申報深圳市高層次專業人才認定，並按照有關規定享受住房、配偶就業、子女入學、學術研修津貼等優惠政策。鼓勵深圳大學、深圳職業技術學院、深圳信息職業技術學院以及深圳大學城等在深院校開設與新能源產業發展相關的專業。”

一直以來，深圳對四大產業的人才需求一直保持旺盛勢頭，而高新技術企業的需求差不多佔深圳畢業生需求總量的一半。現在，大力發展三大產業的政策出台，未來的人才需求也有可能會重新“洗牌”。 廣東（廣州、深圳）在企業形態上與北京、上海有很大的不同。廣東企業多以民企為主，北京是以國企居多，上海則是外企搭台。民企不如國企的“後台”硬，同樣，也不敵外企的資金雄厚。企業的性質直接關係著人的工作狀態，在民企居多的廣州與深圳，人所面臨的競爭相應就會高於待在國企與外企。 如今，廣州與深圳的機會已經遠不如從前，再加上廣東產業結構調整，對人才要求更高，競爭就更加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