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述這個事件的經過時，除了審判方面的記錄之外，我大致上還參考了“'白鳥事件'對策委員會”發行的種種傳單、追平雍嘉著的《白鳥事件》、高安的筆記，以及村上國治的“控訴申辯書”等等。
其實，我對追平所著的這本書是大不以為然的。儘管如此，這本書編得還是很得要領。
就這樣，根據成田的供詞，札幌委員會地區委員長村二治，指導部成員佐藤直道、追平雍嘉，軍事副委員長宍戶均，軍事委員（北海道大學學生）鶴田倫也，聯絡員音川等都暴露到偵查面上來了，偵查班就集中全力來逮捕他們。
由於村上國治是指導部的最高負責人，又是地區委員長兼軍事委員長，就成為首先逮捕的目標。正當他為杉之原舜一競選眾議院議員，到處活動的時候，被十幾名警察包圍並逮捕了。
村上出生於旭川近郊的貧農家庭，只念到小學畢業。他父親早已亡故，由母親一手撫養成人。青少年時代他給地主家當長工，戰敗後農村發生混亂，為了實踐自己一向學習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他加入了共產黨。昭和二十四年前後他當上了日共留萌委員會的委員長，展開農民運動，進行抗稅鬥爭。
昭和二十六年，日共北海道委員由子看中村上的鬥爭能力，就任命他為札幌委員會的委員長。這時，日共在第五次全國代表會議之後提出了“軍事方針”。
看來這種形勢最適合於村上委員長了。他在每一個總支下面都佈置了地下支部網，委派“軍事委員”，並組織了“核心自衛隊”。
被帶到警察署去的村上頑強地行使沉默權，對任何盤訊一概拒絕回答，充分錶示出委員長的氣概。
另一方面，偵查總部專心一意地調查朕絡員“音川”的下落。 “音川”正是地下組織與合法組織之間的聯絡員，凡是共產黨的機密，他全部都知道，因此也了解“白鳥事件”的真相。根據這種看法，偵查總部拚命搜捕他，但是白白耽誤了兩個星期，下落完全不明。
後來好容易才找到“音川”，原來他自從辭去黨的專職聯絡員的職務後，就脫離了黨的工作，正在某人壽保險公司跑外勤。
不僅如此，在這以前，“音川”還會被國警北海道方面的警備情報部門逮捕，在該情報部門所屬機關的庇護下，提供了很多有關日共的情報。也就是說，他其實是國警方面的密探。
偵查總部竟粗心到不知道這些情況，為了查明他的下落，白白地耗費了兩個星期的時間。
從這裡可以看出國警和市警雙方的派系鬥爭。市警在拚命追查“音川”的下落，國警則冷眼旁觀，一點也沒有把“音川”的情況透露給偵查總部。
美軍總司令部情報部（國警的上司）和民政局（自治警的上司）之間相互傾軋的形勢在日本警察的基層裡也同樣表現出來。
還有這樣一樁事實：偵查總部對國警的做法深為憤慨，決定逮捕“音川”；國警警備科長卻到高木副檢察官那裡去哀求說，暫時不要逮捕他。
國警馬上把“音川”所提供的情報向國警總部匯報，但對“白鳥事件”偵查總部則嚴加保密。
“音川”的情報是準確的。在當局對日共地下組織的全貌幾乎一點都不了解時，這個人是寶貴的。
但是就“白鳥事件”而論，市警與國警之間的鬥爭就到此為止。後來當局決定叫國警的警備科在地方檢察廳安倍檢察官的指揮下，到“音川”家裡對他進行訊問。
“音川”脫離專職聯絡員的地下活動，回到十勝地方的鄉下去，是三月底的事——“白鳥事件”發生後已經過一個時期。他辭職的理由是：要結婚了，婚後得養家，不想再當聯絡員了。
指導部會議決定對“音川”進行查問，但到了那天，他託人帶來口信說：“我沒臉見大家。”接到這個報告後，黨給他以“停止黨內活動”的處分，並同意他把戶口遷到十勝。
黨以為他確實回鄉下去了，誰知這位“音川”聯絡員還待在札幌，而且與警察保持密切聯繫，向警察提供情報。
“音川”被傳到警察署去，受到審問，這才第一次把日共地下組織的全貌供述出來。豈但如此，他還繪製了地下黨組織的圖表以及黨員秘密住所和聯絡站的分佈圖，接著又談了“白鳥事件”發生前後各負責黨員的行動以及隨著軍事方針的發展，札幌委員會蒐集並製造武器的情況。
負責的黨員們就這樣陸陸續續地被捕了，其中佐藤直道是在昭和二十七年八月、追平雍嘉是在昭和二十八年四月被捕的。不過有兩個重要人物躲起來了。
那就是宍戶均和佐藤博。
前面已經說過，宍戶是軍事鬥爭的副委員長，他又是“核心自衛隊”隊長。他來自全國電報電話工會支部，“赤色整肅”時當上了札幌委員會的常務委員，隨著軍事方針的推行，被選為“核心自衛隊”隊長。他為人勇猛，會在口袋裡暗帶手槍，尾隨美國兵，想伺機狙擊。另一方面，他又有細膩的感情，常把工作場所的青年男女召集起來指揮他們合唱啦，油印同人的新詩雜誌什麼的。
他又是“紅燈事件”的主謀者。他制定了這樣一個計劃：當載煤的列車經過石狩平原時，就搖紅燈叫火車停下來。事先在線路旁邊埋伏下的數十名共產黨員一齊竄上貨車，將煤翻在地下，讓沒有煤燒的民眾撿起來，然後一逃了事。這個計劃三次都失敗了。
關於宍戶的性格，追平這樣寫道：
“但是我們親愛的宍戶隊長絕不是個喜歡幻想的、非現實派的黨員。誰懷疑這一點，就請看看他作為組織者的活動吧。一小批沒有力量的工人和農民，一旦和他接觸，不是立即就變為一隊精神抖擻的革命尖兵了嗎！昭和二十七年春天，他一文不名，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以外什麼也沒有。他就那樣跑到被日高海面的海嘯襲擊過的海岸上的村子裡去。他一下子就發展了四五十個黨員和同情黨的人，並把他們組織起來。有時他在農忙時期到農家去，利用支持農民的運動來發展黨的力量。他的活動引起全黨的重視。”
當其他黨員被逮捕時，宍戶均卻失踪了，至今下落不明。
六月九日，在離北海道旭川不遠的名寄近郊的一家農戶裡，北海道大學學生，“核心自衛隊”隊員高安知彥被捕了。
他馬上被押到札幌去。據說他“被捕後滿不在乎，態度非常灑脫，負責的官員們一致深為感動”。
幾天之後，他突然向審問官要紙筆，寫了“退黨申請書”。引人注目的一點是這個事件牽連到北海道大學的許多學生。據追平的記述，他們又都是所謂“核心自衛隊”隊員，以鶴田、大林、高安、村手、門脅等為中心進行了軍事鬥爭。
軍事鬥爭計劃的第一步就是要把從旭川被押送到大村去的朝鮮籍黨員奪回來，以及截住運煤列車的“紅燈事件”。鬥爭十分尖銳，為了把農民組織起來，進行抵抗自衛鬥爭，還準備了手榴彈。
那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這些隊員被召集到民主科學家協會北海道大學分會，委員長村上要求他們分擔軍事行動的任務。他說：
“在奪回被逮捕的黨員的同時，要對以下三人——負責談判的札幌市市長高田、逮捕他們的白鳥警備科長以及經手此案的鹽谷檢察官——展開反法西斯鬥爭。要往鹽谷和高田家里扔石頭。至於白鳥，等過了年再慎重而徹底地來對付他。”
從當天晚上起他們就開始行動，寫了一百多張威脅性的傳單，在鹽谷檢察官住宅的牆上貼了五六十張，還往他家里扔了石頭。又以同樣的手段襲擊了高田市長的官邸。
昭和二十七年一月四日那天，村上又召集了隊員，吩咐他們說，“要用手槍打死白鳥。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你們要去調查他的行動。”以上就是所謂的“共謀”，而當局就是根據這一點來判村上以殺人罪的。
隊員們一致表示贊成。追平這樣記述他們的行動：
“隊員分成兩班，一班守在中央警察署附近，另一班守在白鳥的住宅附近，從第二天起開始行動。這時，不知由於什麼緣故，除了鶴田、大林、門脅、高安、村手之外，佐藤博也被列為隊員。他和鶴田、大林一起組成在中央警察署附近守望的那個班。
“其餘三個人在白鳥住宅附近負責監視。他們一早一晚在公共汽車站和電車站上守望。這期間，共見到白鳥三次，但因他騎著自行車，追著追著就不見了。就在這樣朝朝暮暮從事調查活動的同時，他們還繼續進行非常嚴格的訓練。乘午間有空，就由宍戶率領，到圓山深處去練習射擊。高安只去過一次。
“穿過圓山公園，就來到瀧澤，沿著通往幌見嶺的小路爬去。爬到半路，又踩著沒有人蹟的二尺多厚的積雪，再走五六十米，就是一道長著一棵大菩提樹的斜坡。以雪上的落葉為目標，隊員們每人打了一槍。
“'當'的一聲，那震撼肺腑的槍響使人感到說不出有多麼痛快。
“他們還作了兩次投手榴彈的練習。是朝著溪流裡的石頭和堅硬的路面上扔的，但是真正爆炸的也不過兩顆而已。因為手榴彈上只有一根觸針，要是落的不是地方，就不會爆炸。練習之後，他們認為這東西沒有什麼實際的用途。
“除此以外，鶴田、佐藤和宍戶還曾屢次一起去練習手槍射擊。在調查白鳥行動的期間，只有這兩個人帶著手槍。
“當時進行調查活動的人們都以住在南二條西二十一丁目的佐藤家為集合點。大家曾在這裡研究手槍的構造，進行拆卸擦拭的實習。
“這種從早到晚的訓練，一方面非常嚴格，同時也是一種恐怖行為。一月二十一日晚上，他們的目的終於達到了。宍戶、鶴田和佐藤三個人一直堅持到最後，終於達到了目的。高安也高興得彷彿是自己幹的一樣。第二天（二十二日）早晨，他和鶴田相見時，兩人熱烈地握手。
“從那天起，隊員們繼續展開活動，他們起草並散發了那個膾炙人口的傳單——'看吧，天誅地滅！自由的兇惡敵人，白鳥市警科長的可恥下場正是全體法西斯警察注定要遭到的命運。'同時還郵寄了以阻撓偵查工作為目的的明信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