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十二、思考篇

我雖仍穿著軍裝，但十幾年不曾好好接觸過部隊了——也算是分工不同使然吧。十幾年後重返，我對它有一種恍如隔了一個世紀的感覺。 外表上看部隊的著裝、內務、隊列等等還是我熟悉的，但人員的精神面貌大不同了，最突出的印像是她再不像過去那樣鴉雀無聲了。 十幾年前我們幹什麼呢？早請示，晚匯報，唱忠字歌，跳忠字舞，一個連甚至一個團集體背誦語錄，背誦“老三篇”。 我給年輕的戰友們講這些，他們捧腹大笑。有人問： “你當時干什麼？你不覺得可笑麼？” “我……覺得可笑，但我不敢笑。” “你打過仗麼？你看不出那一套在戰場上毫無用處？” “我……看出了一點點，我想每個人都看得出，但沒有一個人敢說出來。”

這就是當年的鴉雀無聲！ 今天，我無論找個什麼人來談，在談了他們的親歷與見聞之後，必有許多條他們自己的“認為”和“體會”，這是他們的議論，也是他們的思考。從戰場感受到國家命運，從軍事到政治、經濟、文化，從現實到歷史，對上級的批評意見，無論是在座的不在座的，是直接上司或高層領導，都指名道姓，有褒有貶，毫無顧忌！ 我不認為他們每個人的意見都是對的，更不能要求他們每句話都嚴謹確切，但至少這些意見總體是一個呼聲——軍隊也要改革！值得上級認真聽取，作為製定決策的參考。不能說我們軍隊這些年沒有改革。這種鴉雀無聲的狀況不復存在的本身，人人議軍議政的本身，說明我們軍隊在響應和貫徹鄧主席解放思想的號召和“鴉雀無聲不好”的指示方面，已經騰飛到一定高度了。

（他現在37歲、將門之子。1968年父親被批鬥時托昆明軍區一位戰友將他帶到雲南當了兵。他見我開宗明義地說：“你不要以為我沾了父親的光，實際上我受他的連累可大了，我是自己打出來的！” 不止一個人對我說：“他太狂！”但也不止一個人說：“該他狂！小子真能打！進攻老山時他指揮的團擔任側攻，七分鐘拿下662.6高地，然後又掃蕩了這高地前一大片敵人陣地——有友鄰團一個營參加。7.12粉碎敵人大反撲，他的團在最前頭頂著，打得漂亮，再建奇功。” 下面記下他的一段話，只是他與我四次長談中的一小部分。不難看出，“小子”見解很新穎，也很大膽，個別話也許有點兒出格。但我在想，像我們這一代比他大十幾二十歲的軍人，終生都不曾說過一句出格話的人，不是除了比他多穿爛十幾套軍裝，至今也想不起來自己究竟作了什麼，甚至想不起來自己是誰嗎？我們在十幾年前他這個歲數的時候，什麼時候說出過一句自己的思考，拿出過一個書上沒有過的觀點見解和主意？

希望在他們和比他們更年輕的一代人身上，當然還有更年輕的一代又一代，但不能太晚了。因為世界不會停下來等著我們跟上去。 ） ……老山，從進攻到防禦，到徹底粉碎敵人精銳師團大舉反撲，是我軍自抗美援朝以來最大的一次合成軍作戰程度的提高。 ……中國軍隊如果沒有十年浩劫，決不是這個樣子，越南他豈止遠不是對手，他根本不敢動，他背後靠山再硬也不敢一味胡行！ 宣傳對越作戰，這樣一個小小的局部戰爭，聲勢、規模、格調不能太大太高。不然老百姓會有這麼個問號：這是你十億人口大家的軍隊光榮麼？ 1979年打出去，鄧主席提出“殺雞用牛刀”。這不是他一貫的戰略思想，他一向是主張精兵強將，出奇制勝。大概也是考慮到軍隊好久未打過仗，十年浩劫給它留下滿身創傷等方面的因素。

那一仗，政治上是勝仗，達到了預期目的，軍事上也比預想的好，至少部隊沒打散，但戰術上不敢恭維，老觀念指導現代化戰爭，暴露的矛盾很突出。有炮不用砲，提出要用奇襲突破敵前沿一線陣地，用這種笨招對付擅長游擊戰運動戰的越軍，使它得以節節退卻，在它熟悉的地形上對我阻擊攔截。我們大兵團在依山傍水的小道上未能形成總體優勢，打出很漂亮的殲滅戰，更不可能像我們有的同志事先想像的出現我百萬雄師渡長江後的形勢，給他一個“秋風掃落葉”，而只是給他來了一次“趕鴨子”。相反，我們有的部隊在一些地段遭敵埋伏，傷亡不少！這個仗，要放到現在是很好打的：集中我強大砲火，突襲前沿，讓它頃刻之間變成一片火海，然後我大軍長驅直入！那樣時間也許用不了十幾天，戰果不知大多少倍！

有人說：這是一場特殊的戰爭，對象特殊，目的特殊……不能那麼幹。我認為，任何一次戰爭都是特殊的——一次與一次不同，何時任何一次戰爭都有其共同點，那就是盡快更多地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不如此你就乾脆別打，要打你就難免自己吃虧！ 朱可夫說：打仗不用砲，那真是一個天大的玩笑！沒想到，他這話說了幾十年後，我們還給自己開了這麼個玩笑，天大的玩笑呵！ 老山攻防戰，雖不盡如人意，但在指揮上體現現代化戰爭觀念與規律，在步炮密切協同，各部隊支援配合上，應當說是我軍初步實現現代化後一次最成功的戰例，一個歷史性轉折的標誌，也是我們多年夢想的實現。當然它僅僅是一個開始。這個轉折最集中的體現又是7.12大戰。 我說是多年夢想的實現，這就不能歸功於某一個指揮員。像科學家搞發明一樣，是多少人的心血，是幾代人的努力，尤其是近幾年我們國家經濟實力有所增長的結果。

對比1979年那一仗來看，再搞“突出政治”那一套，光喊口號，我們只能走清朝軍隊那條路——在任何敵人面前都一觸即潰！ 我們也不能再拿建海軍的錢去建頤和園了！ 軍隊不能腐敗。中國軍隊如果指揮思想再解放一些，把精力用在研究軍事上更多一些，針對現代戰爭的需要把部隊訓練再搞好一些，我們定能創造出世界上的第一流的軍事強國！ 鄧主度提出栽軍一百萬，目的是加強加速軍隊現代化，決不是如有人誤解的，世界從此太平無事了，我們可以刀槍入庫，馬放南山了。 最重要的是解放思想，觀念更新，要對軍隊從建軍思想上、原則上、根本體制上進行一系列改革。 軍隊屬誰的？首先是屬於民族的！ 我們的敵人是誰？誰侵犯了我們民族的疆土與利益，損害了我們民族的尊嚴，剝奪了我們民族對世界應有的發言權，威脅著我們民族在這個世界上的生存權，它就是我們的敵人！

軍隊的最高任務是什麼？保衛我們民族的“四化”建設與和平勞動，保衛我們民族在這個世界上的發言權與生存權！ 我們過去太多地講了階級鬥爭，太少講民族利益，我們講了太多的國際主義，太少講愛國主義。 過去，我們還以我們在國外沒有一兵一卒而自豪自誇。這個算我們的光榮嗎？美國成立二百年起，國內無戰爭，它把戰爭引到國土之外去打，使美國今天成為世界頭號強國，這能說不是美國軍人的光榮？ 把戰爭引到國外去就是侵略？不說遠了，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全世界遍布它的軍隊，能說它是侵略？ 朝鮮的例子不用舉了，是說戰火燒到了我們國門口才派了志願軍。假若它不燒到我們國門口呢？那當然就不能派了——這就是我們過去教育上的片面性！

種種陳腐的、僵死的、功利性的軍隊政治教材必須清理，對幾十年來一貫制的建軍思想、原則、體制都要重新認識，清除它不科學不合理的部分。這些部分極大地限制了、束縛了、阻礙了我們在近十年對越自衛反擊戰中對部隊、對人民的動員工作。昨天你說的越南是我們的同志加兄弟，今天你們又說它是仇敵加惡鄰。支援柬埔寨？柬埔寨和我們中國多大關係，給了我們什麼好處？我們自衛？怎麼我今天守的山頭在越南這一邊？指導員回答了：軍人服從命令！叫你守哪你守哪！他服從了，守了，但他心裡是否接受了呢？ 一個僅僅依靠服從、上級叫咋就咋的軍人是不能成為一個最好的軍人的，他們是不能組成世界上第一流軍隊的！ 我們不搞霸權，不會去侵略別人，這是對的，我們已經向世界宣告過了。其實你不發這種宣言更好，因為現在外國人誰不清楚：你中國有多大力量，搞什麼霸權，誰怕你來著？

從現在起，我們不要向世界發這類宣言了。我們要好好建設我們的軍隊，要從現在起向每個軍人響亮地提出：從你們這一代起，創造中國一百年國內無戰爭的歷史！要盡快做到：當中國軍隊出現在哪裡，哪裡的敵人就不敢動，它只能打抖！到那時我們再向全世界宣布：我們決不稱霸，決不當超級大國！ 我是剛打完老山那一仗來的，本無發言權，但接觸了一些人，有點這樣那樣委屈的同志還最愛找我聊，我也就多少了解了一點情況。 我們這個軍打得確實好，但戰鬥勝利成果戰後都叫自己否定了。 戰中，領導人攬權，指揮欲太強，不信任下級，“保姆式”的傳幫帶；戰後推卸，胡處理幹部……於是包括領導自己在內大家都“倒霉”！這是我最突出的感覺。 戰場上，指揮員的思想壓力不僅來自敵情，同時也來自內部，大量精力花在這上面。戰後內部鬥得更厲害，互相告狀。尤其在聽說要提拔誰的時候，一連串的告狀信都沖他去了。

這個問題，不是今天才有，也不只我們這個部隊有。恐怕和我們軍隊長期“運動”不斷有某種聯繫。有的人打仗不行，平時三頭六臂，很能施展。我老爹（陳賡）在戰爭中也很為“內鬥”傷腦筋，他本人也受過這方面的壓力。 “內鬥”會不會壞大事，就看有沒有一個好的領導掌舵。 領導包攬下級指揮，也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不行，偏要他說了就算，那就只有一個結果：部隊屍橫遍野！ 老山“7.12”打得漂亮，關鍵一著是指揮權集中到我們師，令出一門。幾位師的主要幹部都是打出來的，又經過院校培養，對地形熟，在部隊威望高。當然我不是說指戰員英雄犧牲的精神就不重要了。沒有後者，再高明的指揮也等於零。特別是情報部門、砲兵部隊應當在這一仗的功勞榜上，名列榜首。 敵人在哪裡集結，我們知道了，第一批炮火覆蓋過去，差不多叫它報銷了三分之一。 ——可在這之前呢，打兩發砲彈你得請求上頭。打這麼幾千發呢？上頭要問了：你知道一發砲彈多少錢么？打錯了誰負責？上頭如還得研究研究，請示請示呢？敵人怕早上來了！ 現在好了！師的幾個主要指揮員在一張地圖上指揮。從接到情報到作出決定，三分鐘，幾句話，××個砲營“萬”炮齊鳴！ 中國戰史上哪有一個師長指揮××個砲營的戰例？ 怪不得，當上頭指揮所一撤，我們的參謀們高唱“解放區的天”。 有些幹部沒打過仗，有點怯陣是難免的。指揮員要善於教他、幫他、鼓勵他，不要動輒就是：打不好，我斃了你！這是你對下級沒有起碼的信任與尊重。耍權威只能說明你無能，不懂指揮藝術。 又說到我老爹——我不避嫌。因為他戰鬥一生的經驗不是我的私產，它應當留給我們軍隊。我其實也沒專門研究過他，只是隨一個作家採訪時聽說過他的不少故事。一個當年的通訊科長說，他去執行一個任務，我老爹送別他時只說了兩句話：路上危險，你注意點，無論如何要活著回來！這話多平常，但幾十年後這位通訊科長回憶時哭了：陳司令員沒一個字提任務，更沒說要拼死拼活。但我感覺得到，他不但關心我，而且信任我。 打仗，有勝必有敗，這是千古常理。如何對待戰鬥失利的干部？我還是舉一個我老爹的例子。有一次戰鬥，剛進入敵前沿，被敵兩側的暗火力點將我一個突擊排完整地打倒在一處。戰後，我老爹叫不准動戰場，組織大家來看。他大罵團長：“你他媽為什麼不事先偵察清楚？”還罵了一些難聽的——我老爹這方面缺點嚴重哩。團長請求處分，我老爹說：“不是為處分你叫你來看，是要你接受教訓。看看，你的突擊排，有一個頭朝後的沒有？他們多勇敢！怪就怪你這個指揮員，你不是怕死，不是打滑頭仗，你他媽是個瞎子！”說完，我老爹脫下帽，向烈士深深行躬身禮，又和大家一起抬烈士。那個團長挨了罵，但沒受處分，接下來幾仗，都打得很好。我老爹見了他只說了一句話：“你狗日的總算把眼睛睜開了！”幾十年後，這個團長還牢記著當了那回瞎子的教訓，並以陳司令員後來的表揚引為終身榮譽。 最寶貴的是指揮幹部的實戰經驗，光靠書本課堂培養不出真正的將軍。打過敗仗的干部，也比沒打過仗的干部強！這也是我老爹的觀點。 打老山，仗不算大，但地形複雜，打得確實殘酷。二十六個山頭同時攻擊，哪能不在某一點受點挫折？我們有的領導不加分析，究竟是乾部怕死還是某個環節上困難太大或措施不當，尤其不應當的是：明明自己決策不當，該罪已，卻以罰人來推卸責任，撤了一大些幹部，非常可惜！如像主攻團副團長向崑山，自1979年以來一直打得不錯，被撤職後還帶領部隊沖鋒陷陣，打了一個很漂亮的仗，炸了敵人一座軍火庫。怎麼能把“怕死鬼”的名字安在這樣幹部的頭上？在這種情況下處理人家轉業，叫人家怎麼抬頭？因為你不公正，傷害的不是他一個，而是傷了更多幹部的心。 愛護部隊，愛護幹部，關鍵是危難中替他們擔擔子。我們不少干部不安心，想法很多，主要是一個：我不管怎麼賣命，一仗打不好，徹底完蛋！實事求是說，不能完全怪罪某位領導，還有互相攻擊。連師裡的領導×××也差點中箭落馬。告狀信一大堆，其實就是兩個乾部炮製的！還有一批幹部損失在文憑上，他能打，但文化低了點，上頭給你分來了一大批，他只好走。我們軍作戰最多，出的干部最少，是各種原因造成的，這個損失太大太可惜，再這樣搞，今後誰跟你“玩命”，弄不好最後垮台。 我老爹的“魅力”就在戰時信任幹部，戰後保護幹部。劉帥更不用說，他不但指揮高明，對乾部是“老媽媽、老奶奶”！所以他們有那麼大吸引力、凝聚力，不管在哪裡留下傷員，他傷好了，千山萬水也找回來。 領導的威信不是靠行政命令、靠處分、靠官職，而是靠同生共死的同志情、靠知心、靠危難中見真情！ 布瓊尼，老腦筋，指揮上並無新招，但在衛國戰爭初期蘇軍大潰退時，他來了：我是布瓊尼！大家就跟他上！靠的就是危難中挺身而出。 我們有的連長，愛發火，氣頭上也罵人，甚至踢人一腳，但沒人告狀，沒人記仇，戰士說：他平時好。 好在哪？過年了，沒錢買鞭炮。連長說：“咱們放炸藥！”領導知道了，一頓臭罵！你這領導怎麼就不懂戰士的心，你多掃戰士的興！ 一個偵察參謀抓了一個俘虜，半路上槍走火把俘虜打死了。回來，我們的干部對他比對戰俘還兇。他好傷心呀！他經歷好大的艱險，是豁出命把俘虜逮到的，他何嘗不想帶回個活的。你安慰他幾句多好，何必顯示你的威風？這個偵察參謀叫杜邊生，“文革”中父親被關起來了，他帶弟妹沿街揀爛菜葉過活，入伍後多次戰場立功，是個“亡命徒”。從那後，他傷透了心，只有和老婆說。老婆原來一直支持他好好乾，這回變了：“回家吧，你司令員拿錢不比我多，你在那乾啥？”他轉業了，給他做什麼工作也頂不上那頓罵！ 部隊改革，有千頭萬緒的工作，核心問題是從體制上保證選賢用能，提高指戰員素質，最關鍵最首要的又在選好掌舵人！ 我1970年15歲時入伍，當了八年戰士才提干，但其後五六年我“一路順風”，從排長當到團長，是戰爭把我推上來的。 （他如今當了三年團長了，但還是集團軍裡最年輕的團長之一。） 15歲時我和別人乾一樣多的活，二百斤的打穀機我扛了就跑。 18歲我參加偵察技術集訓，獲全隊總分第一，結業時教員不敢和我對打。回連後我當偵察班長，代理排長，我們班是尖子班，八個兵號稱“八大金剛”。我能砍三塊磚頭，射擊比賽，軍區專業射擊運動員敗在我的槍下……滿了十八，我就開始申請入黨，十一次黨員大會通過，十一次批不下來，到後來四個排黨小組一致提出：一班長（我）不入黨，我們就再不討論別人入黨問題。 但我還是入不了黨，當不成乾部，我堅決要求走，指導員同意，連長不放。 關鍵是指導員認為我“驕傲”！這兩個字壓了我幾年，什麼才叫不驕傲呢？把牙膏擠到他牙刷上，他坐下你就得把他茶缸端來，他家屬來了你去給他挑水掃地，這樣的人不驕傲，入黨提干都好辦。 我來不了這一套！ 我成長在軍營，父親是軍校教員，為部隊培養了大批人才。他的學生成了軍師幹部的不少，他還是團職教員，但辦事仍一絲不苟，從無怨言。他從小教育我：挺起腰桿作人，拿出自己本事，不問別人給你多少……他對我的為人處世有很大影響。他後來得癌症逝世，臨終前給我留下的還是這兩句話。 最後一次提干，指導員還到團裡告我的狀，說我這人提起來就是“不問政治”的表現，但我在軍區比武取得優秀成績，扛回了幾面獎旗，最後還是被任命為偵察排長。 我的那位指導員人並不壞，工作也很積極負責，就是觀念陳舊，認為聽話、老實就是政治。他轉業時，我當偵察參謀，給他送了酒和肉去，他很內疚，眼淚都流出來了，很真誠。但反映的還是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識。 1979年打仗以後，我從排長到偵察處長，一直在前沿活動。我化裝成當地少數民族，和他們滾在一起，喝血酒，吃帶毛的開水燙雞，從那時我學會了大碗喝酒，把最能喝的哈尼老鄉也喝翻了。在他們幫助下，我在全師第一次抓到了活俘，受到張銍秀司令通令嘉獎。 1979年出境反擊，我排打了八仗，殲敵七十餘名，打掉敵一個營指揮所。 1984年我當偵察處長，還是親自帶偵察隊出境行動。 10月一次戰鬥，我們捕獲敵一個工兵排長，殲敵四十，我無一傷亡。那一仗相當漂亮！在山岳叢林地敵陣前捕俘，無異虎口拔牙，地雷、火力密度都大，敵人高度警覺，牽一發而動全局。但我們對敵方地形與活動規律摸得很清，反复演練、最後還是如探囊取物，馬到成功。這一仗我分隊立一等功，向好幾個友鄰偵察分隊介紹了經驗。 當偵察兵幾年，我一直在前沿，老山那一仗每個山頭我都跑遍了，我只帶一件雨衣，無論什麼天候季節，我貓到哪兒都可以睡。當偵察處長後，不認識的人仍叫我排長，別人介紹我是處長，對方還以為是開玩笑的。我大膽說：什麼地方有戰鬥，什麼地方有我，什麼地方能搞清敵情，我往什麼地方跑！我也多少積累了一點帶偵察兵的經驗，首先是平時訓練要嚴，對敵情要清，在這個基礎上，越到敵人縱深越安全。一次出境偵察，被敵發現，如果回撤，必然正中敵人下懷，我決定再插向敵人縱深，換一個方向把部隊完整地帶回來了。 打完仗，部隊從第一線撤下來，開始精減整編，我又遇到了當戰士時同樣的難題——覺得自己“不適應”了！ 有個領導找我談話，問我一個問題，我如實談了自己的看法，提了批評意見。事後我才知道，原來這次談話是準備把我調到某個崗位的一次“考核”。有兩個侯選對象，那一個答對了，“考核”上了！我答錯了，落榜！後來還是另一位領導為我說了話，我才倖免於“刷”，調到這個團當團長。 對這件事，我很寒心，很痛心。不是我對當這個團長不滿意，我很願意在基層鍛煉，何況這是個主攻老山的威名遠揚的團。但我不能不想，假若我不能打仗只會說話，我豈不就“考核”上了，或者我能打仗卻沒有另一個領導為我說話——我可沒找過他，是後來別人告訴我，他為對我的使用問題頂了上頭——我豈不也就“向後轉”了？ 我決不是對那個“考核”上的人有意見，在這兒影射他不能打仗，他是很能打又在別的方面比我強的干部。我發出這麼一番議論也決不是僅僅根據我個人的經歷與體會。類似的現像我見過多了。戰後成批處理幹部，提拔幹部，這是精減整編的大局需要，軍隊長遠建設的需要，但確有為數不少不當減而減了的，不當提而提了的。有人說，這是難免的！也確實如此。但，這種“難免”的情況如果太多了，後果就不堪想像了。 有個副師長，在幾年自衛反擊戰中屢建功勳，是有名的戰將，他自己和別人都沒想到他會被處理，但被處理了。轉業後，擠在岳母家，三代人同住一室，還是在大街上碰到他師裡一個當了專業戶的戰士，才給他一間偏棚安身。別人說：他從敵人手裡不知奪回了多少山頭，多少平方里土地，可是後方卻沒有他的立錐之地。 再舉一個相反的例子：一個指導員，當年年年學“毛著”積極分子，年年立功，年年到處作“講用”報告，打起仗來，不敢出貓耳洞，連長犧牲了，戰士們請他去看一眼他也不去，拉屎也拉在洞子裡……戰後，他提升了，整編他調到一個新單位，不久又提升了。 聯繫到我當戰士時入黨提干所遇到的波折與我的一些見聞，我認為軍隊改革固然有軍事思想、戰略戰術原則、裝備、編制等一系列問題要研究，要在實踐中不斷去適應現代化戰爭的需要，但當務之急，是對乾部製度的改革，對乾部的升降去留要立法，要盡快結束一個乾部——也包括戰士的命運，取決於某一個人和他的關係，對他的一次印象，對他一句話的評價。 一般說，戰爭時期的指揮員看幹部，選幹部還是比較準的，“關係網”起不了多大作用，因為他要打勝仗他就得公正而慎重地擇“將”。就像人們說的，誰走後門也走不進中國女排去！但戰後呢？就不是每個當權者都像戰中那麼公正了，甚至有意把那些有功但不聽招呼的“將才”快快打發走，免得他礙手礙腳吧，這種現像不是個別的。 立個什麼樣的法？我說不來，但我喜歡最近盛行的“公開性”“透明度”這個詞，公開評議，公開答辯，公開結論。 軍校培養是軍隊幹部生長的重要途徑，但有文憑的大批下來，擠了有實戰經驗、有功勞的現有乾部戰士也不是辦法。 我是1979年打仗前從南京軍區補來的老兵。 1984年戰前我是五連副連長，戰鬥中調機槍二連當連長。 戰前、戰中、戰後我都搞過幾道題，挨個找戰士談話，把他們的回答記在這本上，事後又作了個統計。 （他拿出了一個本。） 戰前—— 問題之一：要打仗了，你有什麼想法？ 回答：“服從命令唄。”佔百分之四十七。 “懲罰越南小霸，為國爭光！”佔百分之二十一。 “接受組織考驗，鍛煉自己，爭取入黨！”佔百分之十一。 “死沒啥，只是怕父母受不了！”佔百分之六。 “啥想法也沒有！”佔其餘部分。 問題之二：你對組織有什麼希望？ 回答：“希望入黨，立功，給家裡寄個喜報。”佔百分之八十五。 “如果我犧牲了，希望組織派人到我家，安慰老人，最好給份立功喜報，哪怕照顧一下……”佔百分之七十。 “把×百元撫卹費交到我父母手裡……”佔百分之五十一。 “叫我弟弟來當兵，接我的槍！”佔百分之五。 “撫卹金太少了！（當時戰士500元）”佔百分之三十。 “希望國家對打仗的有點特殊政策，回去安排個工作，死了給兄弟姐妹一個名額。”佔百分之十七。 （有這想法沒說出的可能更多）。 “我家窮，父母年老體弱，吃飯成問題，希望政府定一個長期優撫政策，一月十元八元也好。”佔百分之八。 問題之三：打起仗來你最怕遇到什麼事？ “沒完成任務就倒下了！”佔百分之六十一。 “傷了沒人救。”佔百分之十三。 “怕上級胡指揮。”佔百分之九。 “我體力不行，怕沖不動上級說我怕死。”佔百分之四。 “怕回不來，死了劃不來、殘了這輩子也不好過。”只有三個人直率說出。 ——戰前我共談了九十八人。 戰中—— 問題：你現在想什麼？ 回答：“堅決守住陣地，為烈士報仇！”佔百分之六十二。 “想家，想媽媽。”佔百分之三十八。 “太可怕了。”佔百分之十一。 “想吃一頓熱稀飯，來點饅頭花生米。”一個班八個人一致的回答。 “想一台鑽洞機，把貓耳洞鑽深點、大點、牢靠點。”一個防砲洞裡五個人的一致回答。 “肚子餓，身上癢，顧不上想別的了。”佔百分之七。 戰後—— 問題：“你對這一仗第一體會是什麼？想什麼？” 回答：“我們打得英勇頑強，吃了大苦，精神是超人的……”佔百分之五十七。 “上級指揮有失誤，穿插部隊太大，路線沒選對；主攻部隊沒得到必要的休息，還沒全部到位就發起攻擊；傷員沒有得到及時搶救。”回答的全是乾部，另有五個班長。 “通訊聯絡不暢。”幹部都對86.1指揮機不適應山岳叢林地很有意見。 “想立功！但上級號召讓傷員、烈士，應該！我不想了。”佔百分之四十。 “想回家種地。”八個戰士這麼說。 “想給家裡拍個電報：我平安。又怕烈士的家里人受不了……”五個戰士這麼回答。 “想去醫院看傷員。”六個班長要求。 …… 我也不認為戰士們百分之百說的真心話，但大部分是不會對我有什麼顧忌的，我和他們還是能交心的，他們也不認為我在作什麼調查統計。 我認為我的調查是有價值的。它說明，我們的戰士太好了，他們在準備奉獻自己最寶貴的生命時、所希望的是那麼低，那麼微薄。他們首先想的是祖國、親人、戰友，當然還有努力去爭取榮譽的高尚目標。 我的原始記錄都在，如你認為還要詳盡些，準確些，我再給你寫信。 這裡麵包括了戰士們的呼聲，如撫卹金、立功和傷殘戰士退伍後的待遇、改善戰場救護，通訊設施等問題，希望反映上去。 我們團還住著六個重傷員，都是因各種原因，無法安置的。 一個戰士雙目失明（1984年作戰），一直住在連隊，為了照料他的生活，我們給他在當地找了個農村姑娘。結婚時就是兩張單人床並起來，團後勤送了一套堪用舊被褥。婚後，連隊的照顧只能是不收他的伙食費，團裡再給他每月20元補助。女方沒工作，兩人就靠這20元補助和他的戰士津貼與傷殘費（加起來每月共40多元）維持生活。他抽煙，愛人給他揀煙鍋巴抽，別人給他煙他不接。煙鍋巴短，燒手了，愛人喊：燒手了！他說：不要緊，不要緊，很香。令人目不忍睹！成都軍區一位副秘書長來，見到這情景，頓時淚下。自己拿出一百元錢買了一部“半導體”送他。 天冷了，晚上北風呼呼的。他叫愛人推著（輪椅）來找我：“政委，我冷呀！兩床單薄被……”我立刻抱起我床上的厚被給他。他不要，說：“政委，我不是給你找為難呀！”我說：“我也不是和你慪什麼氣呀，你把我的被拿走，等會我叫管理股長來，如實告訴他，他會讓我凍著嗎？” 小兩口含淚抱被而去。這一夜，我確實沒凍著，但我的心冷嗖嗖的。 另一個傷員，他的孩子病了，我去看。他要我寫個條讓衛生隊給孩子看病。但找了好久，小屋裡既無紙又無筆。我說你咋連個鉛筆頭也沒？話出口，我後悔了，他尷尬地只抓頭。我說行啦行啦，快帶孩子打針去吧，我跟著叫人送條子去。我一直在想，就是在農村不識字的人家，也不會“幹”成這個樣啊！ 還有個乾部傷員，愛人無工作，在院裡擺個小攤賣點瓜子花生貼補家用。有時也上火車站賣。這裡離車站兩三公里郊野路，晚上一個人走連隊不放心，派戰士去接她，有人說長道短的，傳到她耳朵裡，她找我大哭一場。 我這個政委不好當呀！平時比戰時的生活還復雜，工作更難作。 咱們國家還窮，處處都有困難，幹什麼都得有錢，咱也不能老向上級叫喚，向國家伸手，但心裡還是盼著對戰後諸多遺留問題好好調查研究一下，定個政策，逐步加以妥善解決。 就說這幾個坐輪椅的人，乍一看也沒什麼，他們對國家很體諒，對部隊的盡力而為的照顧也心懷感激的。戰士們對他們更是十分尊敬喜愛，見了他們的輪椅車就搶著推，見了他們的孩子搶著抱，看電影讓他們坐中間，他們每到一處都是一片歡聲笑語迎上來。然而這歡笑常常令我心酸，促我思索！ 我老在想：這六個坐輪椅戰友的形影，必將陪隨我們團每個乾部戰士重上戰場。這是比你一個政委，所有政工幹部，整個政工部門的戰前動員、戰場鼓動更實際更深刻的“教材”！ 我們的經濟發展不是到了最好的時期麼？不是大城市一座比一座高級的賓館在興建，一輛比一輛高級漂亮的洋車在逐日增加麼？我們在戰爭中負傷的人不是極少數麼？為什麼就不可以使他們得到與國家經濟建設相協調一致的安置？五十年代抗美援朝下來那麼多傷員不是安置得很好麼？至少我們比那個時候更有力量來解決這些問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