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杉、翠柏、花環覆蓋著烈士長眠的墳塋；潔白的紙上寫著一幅幅悲壯的輓聯。清明之際，麻栗坡烈士陵園的氣氛格外莊重，肅穆。
這高高的山坡，全被一條條一層層銀色的墓帶所繞。墓地是按原部隊番號、建制為序的，橫豎成行的墳頭中間，留有一條羊腸小徑，來弔祭的人可以毫不費力地按連排順序找到長眠地下的人的墳塋。
從早到晚，這裡沒斷過人。
我隨上山的人群湧入陵園，目光不停地在這片血紅血紅的土地上搜尋著。忽然，遠方一位跪坐在墳頭邊的中年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被圍在了“白色世界”裡，從中間只隱隱約約看見他的頭部。我走近了他。
他那裡圍著許多掃墓的人。幾乎每個到陵園來的人都要從他那裡買一個用白紙做成的“聖物”獻給烈士。
一張張白紙，在他手裡變成一朵朵潔白的花朵；一朵朵白花又從他手裡變成一朵“大花”。人們叫那大花為花圈。
“這人也真會做生意，連烈士們的棲身之地也不放過。”
“沒有他還不行呢，偌大一個烈士陵園卻沒有一家專門做花圈的。他在這裡做花圈還真救了我們的急，要不，在縣城買一個花圈拿來該是多費事呀！”
掃墓的人邊從他那裡買花圈邊議論著。
他引起了我的興趣，採訪從他賣花圈開始。
他是越南人，準確地說是被中國遣返回國的一名越南戰俘。
他的花圈做得很精巧，既有中國特色，又有越南風格。每個花圈只賣十元人民幣。他對我說，對烈士不能多收費，收了虧心錢心裡就不得安寧。
我感興趣的倒不是他的花圈做得怎樣，而是他為什麼要這麼做，尤其是一個曾被中國俘虜的越南兵為何要到烈士陵園為中國烈士做花圈。
一個謎！
夜幕降臨後，我隨他下山，來到他的住所麻栗坡城邊一個破舊的竹屋裡。
房屋十分簡陋，裡面除了幾件舊衣服和一個大木箱外，什麼也沒有。門是用竹子編成的，雖然上了鎖卻和沒鎖一樣，好在這里人有“門不上鎖，路不拾遺”的良好習慣。房間裡面到處擺著紙張和扎花圈用的竹竿。里屋有一個煤油爐，爐上放著一口鋼精鍋，鍋旁還有一些叫不出名的菜葉，大部分都爛了。
由於沒有凳子，我只好坐到了他的“床”上。
我們的談話是在非常不自然的氣氛中開始的。起先，我見他低頭不語，便運用了當記者時慣用的“手法”——拉家常。起先，他不“吃”我這一套。後來，我向他亮了“底牌”，告訴他我是一名記者，這時他那緊鎖的眉頭才鬆弛了下來。他害怕公安人員查戶口，我自然成了他懷疑的“查戶口”的人。
我們是從一九七九年那場戰爭談起的。他告訴我，那是一場非常激烈的戰鬥，中國軍隊為奪佔他所堅守的陣地，展開了殊死搏鬥。當時，“扎花圈人”全排官兵被中國軍隊打亂了套。他見排裡官兵死的死、傷的傷，心裡急得要死。為了阻擊中國軍隊攻占陣地，他靈機一動，把一挺高射機槍用來打平射。本來是打飛機的武器，這下卻用來打人，那真是“高射砲打蚊子”。他紅了眼，也管不到這麼多了。幾梭子子彈出去，一下掀滾了幾名中國官兵。他看見那子彈把中國士兵打得血肉橫飛，他心裡舒服極了，那心境就像殺了幾隻雞一樣。他越打越有勁，越打越勇。正在這時，中國軍隊砲擊了陣地，彈片打傷了他的腹部，腸子從肚子裡流了出來。
中國軍隊沖上了陣地，他成了俘虜。
野戰醫院裡，他像中國傷員一樣受到了特級醫護。穿白大褂的軍醫們把他從死亡線上搶救了過來。之後，他在俘虜營度過了一百多個日日夜夜，直到遣返回國。
“我打死了那麼多中國士兵，可他們卻為我治好了傷，為我服好務，把我安全地遣送回國。我的心是多麼地不安喲。在俘虜營的日日夜夜裡，我懺悔自己，我責備自己，我默默向上帝祈禱，請求上帝的寬恕。可我一進入夢鄉，就會出現中國士兵在我槍口下血肉橫飛的情景。多少次，我被惡夢驚醒。我找不到解脫的良方。”
他換了口氣，又接著對我說：
“回到越南後，父親已經逝去了。他是我唯一的親人，母親早年離開他後，我們父子倆就相依為命，可一場戰爭卻讓我們父子倆各奔東西，他最後被一顆流彈打死在水田裡。沒了親人，沒了家，我安葬了父親後就跑到了中國雲南，裝扮成生意人當起了'個體戶'。後來，我聽人說，戰爭中犧牲的烈士都埋在麻栗坡，我就到這裡來了。我想看看被我打死的那些中國士兵，有可能的話，就為他們做點什麼，以表達我對他們的懺悔之心，讓他們在九泉之下能夠寬恕我。”
他總算把對我講的話講完了。他長長嘆了一口氣，那是一種釋重的感覺。多少年來，他默默地思索，默默地實現著自己的願望，卻從來沒向任何人透露半點真情。今天，他第一次向我講了那深藏於他心中的秘密，也放下了他心中的那個沉重的十字架。
他的真名叫黃大元。然而，在雲南他生活過的地方，他留下了三個不同的名字：昌元、昌興、昌盛。那是為了以防萬一。
當我問他今後有什麼打算時，他毫不掩飾地說：繼續幹老本行——做花圈。直做到這山上長滿草，長滿樹；直做到一切能覆蓋墳頭的植物統統生根開花結果；直做到中國老百姓忘掉這裡的戰爭，忘掉這裡的一切；直做到這些善良的人們不再需要花圈為止！
他的心在驛動，在泣血。
他撕碎著人生去縫補那夢中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