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4月29日，北大校園內異常喜氣。因為師生們都知道今天有位貴客要親臨校園，他就是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江澤民。上午，才藝卓著的江澤民主席或在與教育界泰斗暢談之際，或在參觀北大新落成的圖書館途中，時而出口成章，時而高歌詠賦，給百年大慶的北大校園帶來陣陣湧動不息的春潮。臨近中午12時，江澤民主席來到了學生食堂，正在就餐的學生們沸騰了，他們想不到國家主席如此平易近人地來到了他們中間。特別令學生們激動的是，江澤民同志親切地走到一個打菜的窗口，饒有興趣地看著一位同學用一張磁卡在買飯菜。當他得知全國高校的大學生都有這張生活磁卡，而學校有關部門正是通過這張磁卡上出現的“晴雨表”來及時掌握和解決那些經濟有困難的同學生活問題時，情不自禁地高舉起那張小小磁卡，連聲說了幾個“好”、“好”！
總書記手持磁卡的鏡頭在當晚的“新聞聯播”中播出時，團中央機關的一些幹部特別激動，因為對大學生手中那張磁卡的誕生和後來開展全國性高校濟困工作的過程，他們最知其來之不易。
1994年下半年的新學年開學後，北大、清華在內的幾十所重點高校按照國家教委指示精神，首先開始了“雙軌制”試點工作。隨著對新生入學的收費，一批家庭經濟困難的大學生隨即出現了上不起學、進了校門也面臨輟學的嚴峻問題。作為主抓青少年工作的團中央，像敏銳地關注山區失學兒童一樣，又一次敏銳地把目光投向了大學貧困生群體。也許是十幾年來開展聲勢浩大的“希望工程”使團中央的領導們有了一個更清醒的認識：組織和動員幾千萬失學兒童重新走進課堂其任務艱鉅而繁重，而如果眼巴巴地看著好不容易通過“希望工程”培養出來的學生，最後仍因經濟貧困而不能進大學門，或者進了大學門又不得不面臨輟學，這實在不僅是學生本人的不幸，更是民族的悲哀。
“我們應當全力配合國家教育部門，像抓希望工程一樣地關注大學貧困生問題！這件事關係到下世紀科教興國的大業，一定要抓緊、抓好！”團中央的書記處會議上，青年工作的領導幹部們激情如潮，迸發出一個共同的心聲。
貧困大學生之所以貧困就是手頭缺錢，要開展幫助他們的濟困助學工作缺的也是錢呀！團中央作為共青團的最高領導機關，它本身並沒有錢，當年由他們一手發起的“希望工程”也是一項公益事業，靠的就是動員和鼓勵全社會“眾人拾柴獻愛心”。如今進行大學濟困助學，路子還是一樣。團幹部們戲言：他們是專業的“星星之火”火把手。可不要小看了這火把手，現在我們人人都知道、就是在聯合國也掛上名的中國“希望工程”便是他們搞起來的。在最初時的1989年，當團中央領導聽說聯繫上了第一筆2000元的“希望工程”捐款時，喜得奔走相告。常務書記劉延東親自帶人前去捐款者那兒接受捐款。十幾年以後的“希望工程”是個什麼樣，今天我們都看到了，它已經成了深入億萬人心的中國最大、最廣泛的一項公益事業了。團中央有關部門開展大學貧困生濟困助學這項工作時，形勢並不比“希望工程”的初期樂觀。 1995年12月，他們商議在新年的寒假來臨之時，進行第一次有影響的全國性救濟貧困大學生活動。戰略部署一經確定，剩下的就是找錢——沒有錢只能是紙上談兵。
最初談定一家企業資助，捐款儀式也隆重地安排妥當。不想半途出岔，有關部門的負責同志趕著星期天不休息，操起電話，向熟悉和不熟悉的企業“老總們”求助以解燃眉之急。就在與原定的捐款儀式僅差十幾小時之時，棘手的問題終於有了轉機：深圳黃金燈飾集團公司老闆、著名的青年民營企業家夏春盛先生，同意出資捐助，每年40萬，連續三年共120萬！
深圳的夏春盛老闆救了青年干部們一急。於是，一場聲勢浩大的“關注貧困生”跨世紀公益活動拉開了序幕。
1996年1月底前，團中央、全國學聯將首批由深圳黃金燈飾集團公司捐助的40萬元濟困助學金，發到了高校的630名貧困生手中。團中央第一書記李克強等4名團中央主要領導赴北京、重慶、西安和新疆等地的高校，親自將濟困金送到學生手裡。從此，為中國大學貧困生濟困助學的活動開始在全國蓬勃興起，廣大民眾也在各種媒體上認識了一個過去不曾聽說的名詞——“大學貧困生”。
大學還有“貧困生”呀？社會主義大學裡還有人餓著肚子、半途輟學的呀？老將軍洪學智坐不住了，拿出幾千元積蓄，讓秘書迅速送到全國學聯。
老部長孫大光躺不住了，在病榻上吩咐老伴張剛女士：“把家裡那五十多幅書畫交拍賣公司拍賣掉吧！孩子們連大學都上不起，我心疼哪……”老部長南征北戰六十余春秋，那些書畫都是中國近現代書畫大師任伯年、吳昌碩、齊白石、張大千、李可染、潘天壽等人的傑作，上面大多落有老部長名字的上款，價值連城。 “設個助學基金，獎給我的那些安徽籍同鄉貧困生。”老部長愛家鄉，也愛家鄉的下一代。
老院長慕玉生呆不住了。翻箱倒櫃，把一直沒動的三筆政府補發的戰爭負傷榮譽金、一筆“文革”後重返工作崗位的補發工資和離休後從事種植業所得的積蓄，全部拿了出來。 “哇，二十幾萬元呀！”兒孫們好不驚喜，他們從沒聽說一向儉樸的老爺子還有這麼巨額的存款。慕玉生抱歉地對兒孫說：“這些錢我一直留著沒捨得拿出來。現在該是時候了，我要設立個'寒窗基金'，獎給那些念不起大學的苦孩子……”慕老用這些錢先後資助了19名貧困生上大學。
花木工張俊年是在《中國青年報》上看到一則貧困生問題報導的，他睡不著了：咱老百姓能做些啥貢獻呢？哎，我們倆人一月的工資加起來有一千來元吧？我想每月從中拿出100元捐助一個貧困大學生讀書，你同意嗎？張俊年用胳膊輕輕碰碰妻子。妻子打了個翻身，說：啥事我沒依你？張俊年一笑，第二天正好口袋裡有100元錢，他跑到郵局，向全國學聯填了張單子……從這以後的第二個月開始直至今日，張俊年每月領到工資後的第一件事，便是乘車到全國學聯辦公室，親自交上100元捐助款。現在他還是濟困助學的青年志願者，每天下班後他多了一件事：向認識和不認識的人介紹為貧困大學生們濟困助學的意義。
……
上面的這些事，都是我從團中央機關了解到的。因為材料大多是從特別設立的“全國學聯濟困助學辦公室”的捲宗中獲得的，所以只能以簡單的排列形式來告知讀者，其實在這些人和事的後面都有一個個感人至深的細節。由於這些做善事的人，幾乎沒一個人願意接受外界採訪，所以社會上很少有人知道他們的事。有位老將軍從1990年開始就已經為援助失學兒童的“希望工程”資助過十幾萬元，每月的離休工資一大半給了山區苦孩子。當他從廣播裡聽說有那麼多大學生因經濟困難而面臨十分艱難的生存問題後，又強制自己戒菸戒酒，每天再省下5元錢來幫助某名牌高校的一個貧困生完成學業。而像這樣的事，自1996年1月，團中央和全國學聯開展為貧困大學生“濟困助學”的活動之日起，全國各高校的學聯、團組織內都能找出一大批來。
那天我在南京大學採訪，江西籍的大四女生朱早紅拉住我，第一句話就非常激動地告訴我，她已經同南京某國家科研所簽好了就業協議書。她拿出那份已蓋上用人單位大紅章的協議書給我看時，雙手在劇烈發抖。後來聽了她的自我介紹，我才明白這位臨將走出大學門的女孩子不可能不激動。朱早紅的家在江西臨川，那是個十年九澇的低窪山區。她上高中時就是方圓十幾里惟一的一個女生，後來她考上大學、考上名牌大學更是當地女界第一人。可小朱的家裡貧困，父親早逝，她與母親和弟妹五人，靠種五六畝山田度日，無災無旱的年份裡全家人勉強能解決溫飽。她考上大學那年卻又遇發大水，家裡幾乎顆粒無收，偏偏她在辦理上大學的“農轉非”時，有那麼個部門竟反要她交550斤“上繳糧”，最後還是好心的糧管所職工代她交了一筆錢才算了事。可是面對入學通知書上寫的2000多元學費，小朱傻了眼。母親一邊唉聲嘆氣，一邊勸閨女：“咱是苦人家，你就認了命吧！”朱早紅不服，說我從小就知道“我們是祖國的未來”，就不信沒人救救我們這些窮人家的孩子。真是人小膽大，朱早紅提筆就給當時的省長吳官正寫了一封求助信。 “說實話，當時我是賭氣給省長寫信，根本沒想能頂啥用。但我萬沒想到的是吳省長真的回了信，而且專門又寄給我1000元錢……”朱早紅說她接到吳官正的信時，才真正從心底里感受到了什麼是“共產黨好”。這位女大學生後來轉上了好運，鄉里、縣里的干部也都學著省長的樣，為她捐款捐物。不過朱早紅內心最深刻的感受還是來自吳官正這位“大官”那兒。因為進了大學門的朱早紅又一個“沒想到”的是，後來已當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山東省委書記的吳官正，仍然一如既往地幫助、支持她讀完了四年大學，並經常寫信鼓勵她好好學習。有一陣小朱因為沒拿到獎學金而很苦悶，吳官正得知後寫信對她說：“只要你努力了，這就夠了！”一位日理萬機的黨的領導人，正在中南海的緊張會務期間，能給一名普通學子親筆寫下這般語重心長的話語，還有什麼能比這更激勵青春鬥志的？已經走上工作崗位的朱早紅不久前寫信對我說：“我現在想的最多的是怎樣來報答社會，因為我過去'拿'得太多，以後的日子就該我為別人'拿'了，只有這樣我才對得起所有曾經給予我關愛的人……”我相信這是女大學生的肺腑之言。
在山西，我見到了另一位與大學貧困生打得火熱的省委書記，他就是被山西人民譽為“我們的好書記”的胡富國同志。到山西之前就听山西作家協會的朋友說過許多胡富國的軼事，比如他專愛在山西治窮，為了修那條“太舊高速公路”，他號召幹部帶頭捐款，結果有人為此事整整告了他四年狀，而老百姓因為有了一條可以走出大山的通天大道而就差點沒呼“胡富國萬歲”；路剛修好，他又來個賣掉身上的衣服也要“引黃入晉”，山西過去窮就窮在沒水上，但辦這麼大的好事自然也會在一些利益上得罪某種人。還真有人幹得出來，用爆炸他的住宅相威脅。可胡富國說，你就是把我炸爛，我也要流盡最後一滴血把黃河水引到山西來。有人因此上中央告他“像閻錫山一樣愛山西”，胡富國知道後大叫“冤屈”，說：“我在提'愛山西'的口號前面，還有'愛黨'、'愛國'嘛！”嘿，他就是那麼個既幽默又敢作敢為的人。大學裡的老師、學生，更喜歡胡富國去，因為“我們的胡書記”說實話、辦實事。他到山西農大考察，見學生們連個像樣的吃飯地方都沒有，當即指示有關部門解決。這個學校的貧困生太多，胡富國聽了直掉眼淚，說我這個省委書記也難當，山西有那麼多窮的地方要根治，大錢要花在能徹底改變舊貌的大地方上，但眼下也不能讓娃娃們餓著，我胡富國眼下能做的是每天讓娃娃們吃上一個雞蛋。 “副省長，這件事你一定給我辦好！”胡富國臉色凝重地對陪同他一起到農大的副省長說。那副省長點點頭，“可你沒記下嘛！”胡富國盯著那副省長，直到看著他用鋼筆在小本本上記下這事才換了話題。在太原，我有幸與這位被山西人民傳神的省委書記面對面地談論有關貧困大學生的話題。一提起這，他馬上顯得很焦慮地說：咱山西貧困大學生多啊，我曾作過一個調查，其中國防工辦有個中年婦女，培養了兩個大學生子女，可家裡經濟困難呀，靠賣血供孩子上學，後來她自己鬧了貧血症。農村家的孩子上不起大學的就更多了，許多苦孩子就連中學、小學還都念不起呢！我來山西當省長、省委書記後，與省裡的同志一起就抓了三件事，其中第一件事就是改善貧困山區的教學條件。我們山西底子窮，可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呀！我們管教育的副省長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社會做出承諾：不能在山西出現一個因家庭經濟困難而退學的大學生。這是我們全省的承諾，可是個硬指標啊！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我對省長就說過這樣的話：“我胡富國和你孫長盛省長，要是有那個靠賣血供孩子上大學的婦女百分之幾的精神，咱山西省所有上大學、上中學和上小學的娃兒就有活路了。孩子們今天有了活路，咱還愁山西明兒沒前途？”胡富國的魅力就是在於他說話幹事總是帶著濃烈的感情色彩。他公開提出的“要帶著感情抓教育”的口號，在山西全省深入人心。其實，中國共產黨人要實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需要的正是這種感情色彩。胡富國對貧困學生的特殊感情，還在於他自己青年時代有過一段特殊的經歷。這位煤礦工出身的黨的高級領導，從小生活在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上學時的苦難歲月深深地烙在他的記憶中，而母親為了保他上大學忍痛讓兩個女兒輟學當文盲的那塊傷痛，至今一直留在胡富國的心頭……
關於我們黨和政府的高級領導關心愛護貧困大學生的事不止一二個人在做。早在1995、1996年時，李鵬總理就曾多次專門從“總理基金”中撥款給不能在寒假時回家的貧困生送去路費與棉衣等錢物。主管教育的李嵐清同志近年來每一次到高校視察工作，幾乎都要提及貧困生問題，而在他的多次親自過問下，全國高校的貧困生問題越來越引起各界重視。教育部近幾年也連連推出新舉措，使各高校的濟困助學工作納入教育改革的重要內容，並有步驟地逐一落到實處。河南、江西、上海等省、市政府，把解決大學生經濟困難問題的工作列入政府行為，建立了保證貧困大學生最低生活費和“濟困基金”等製度，從而使當地的濟困助學工作走入經常化、正規化、制度化。所有這些，都說明了黨和政府對貧困大學生們的特殊關愛。正是黨和政府對寒窗學子的這份特殊關愛，影響與激起了每一位善良的中國人的愛心。值得一提的是福建恆安集團公司總裁許連杰，這位熱心社會公益事業的民營企業家，在一次參加團中央召開的大學生自強自立事蹟報告會上，學生們飽受貧困之苦而依然發憤讀書的精神，令他淚流滿面。許連杰當即表示，他的公司要大力資助那些自強不息的貧困學子。就這樣，迄今最大的一筆救助中國貧困大學生的基金——中國大學生跨世紀發展基金。 （恆安）濟困助學金已正式建立，每年有一批品學兼優的貧困生獲得“恆安”基金的愛心援助。
我在自己的老家蘇州聽說許雲鳳的事後，忍不住與許多在場的醫生一起流了眼淚……
許雲鳳是個只有19歲的少女，然而她生來就不幸。 12歲那年的一天，她在連發十幾天高燒後終於暈倒在上學的路上，診斷結果是白血病。聽到這個消息後，雲鳳的母親欲哭無淚，因為八年前孩子的父親也是得的白血病而死在回家的搖槳船上。小雲鳳從小是個好學生，每天早晨，都是她第一個叩開學校大門。猝然而至的不幸，使她不得不住進了蘇州醫學院附屬兒童醫院，開始漫長而痛楚的吃藥、化療與骨髓抽檢。但她沒有放棄學習，那之後的五六年間，她時而住院，時而上學，成績一直非常優秀。 1995年9月，她以545分的成績考取了鹽城市供銷職工中專商儲班。雲鳳多麼渴望像別的女孩一樣過著美妙的花季生活，但她不能，時常一節課下來，手腕上就出現許多“出血點”。頑強的她沒有被這可怕的病魔所嚇倒，在1996年1月的期末考試時，雲鳳的病情又開始惡化，四門考試每次都是同學們扶著她進教室，當最後一門考試結束時，老師和同學們發現她坐的椅子上全是血，教室里頓時哭成了一片……可云鳳那張蒼白的臉上則露出一絲微笑，因為這次考試她得了全班第一。
第二學期開始，雲鳳又不得不回蘇州醫院治療，這時學校才知道她得的是白血病，學校為此發起了兩次捐款活動，當地市長得知雲鳳的情況後也親自批复2萬元的救濟款。但當校長把這些錢送到雲鳳手裡時，她就是不接受。校長覺得不可理解，因為他知道許雲鳳的家裡早已被十幾萬元的治療費纏得一貧如洗了。當晚，校長還在思忖時，一個同學給他送來了許雲鳳寫的一封信。信中說：“我從小就在困難中長大，再殘酷的現實我都不會害怕，可我害怕得到別人的幫助，父母已經為我付出了太多，我不得不再違心地接受他人太多的幫助，因為我自己知道沒有時間再允許我去還清這麼多恩惠了，所以我不能接受別人給予的那麼多的錢。我只希望把這些來之不易的錢用在延續有用的生命上……”校長含著淚水，只好向市長如實匯報。
但就在這時，已知生命不太多的雲鳳姑娘卻在做著一件壯舉。她看到《當代青年》雜誌上一則有關貧困大學生的報導時，忍不住提筆給雜誌編輯部寫了一封信，請求聯繫一名貧困大學生給予資助。她在當天的日記裡寫道：“生命已經短暫，我只想讓它點點滴滴都化成一份美麗的回憶。我要把握生命中的每一分鐘，希望去愛每一個人。”《當代青年》雜誌社很快來信說，西安外國語學院教育系女生宋春陽家庭困難，父親患了嚴重肺炎不能下地，母親是個殘疾人，所以上大學的宋春陽生活十分困難，平時只吃饅頭不吃菜，日久天長，得了膽囊炎，極需幫助。雲鳳沒有任何猶豫，把自己用於治病的錢拿出來，又給遠在千里之外、素不相識的西安外國語學院的宋春陽寫信說：“從現在開始，我每月給你寄30元錢，以助一臂之力，幫助你完成大學學業……”《當代青年》雜誌社的人並不知道云鳳的真實情況，還以為促成了一件美事。只是西安外國語學院的宋春陽同學見給她資助的也是位學生，便回信說：“雲鳳妹妹，我真心感謝你的支持和鼓勵，我會鼓足勇氣渡過難關的。不過你也在上學，是個消費者，好妹妹我求你，以後不許再寄錢來啊！”雲鳳見信後馬上又回信寫道：“從我第一次提筆給你寫信的那一刻起，我就決定幫你渡過人生的暫時困境。也許生命本來就是一種緣，就再讓我們用一顆坦誠的心對待彼此吧！”隨信，雲鳳又給西安寄去30元錢。宋春陽再次收到信和錢後，就突發一種“哭的感覺”。其實宋春陽當時根本不知道此時給她寫信寄錢的小妹妹，生命已經處在十分危險的時刻。此時雲鳳的身體凝血機能已經被白血病破壞殆盡，每天大量失血。一個多月時間內，她整整用掉了22袋衛生巾和22包衛生紙……
去年2月，為雲鳳醫治了七年之久的蘇州醫學院，在萬般無奈中向這位可愛的少女關上了大門。回家後的雲鳳，因癌細胞擴散，全身劇烈疼痛，後來又頭髮脫光，生命最後時刻的每一分鐘，都使她承受著生者無法感受的痛苦……2月20日凌晨3時，只有19歲生命的許雲鳳永遠離開了人間。悲痛欲絕的母親在整理女兒床頭的那隻書包時，發現了三樣東西：一是女兒心愛的課本，二是沒做完的作業，三是她給哥哥寫的一張紙條。那紙條上這樣寫道：“陝西有個女孩生活太艱難，以後請你代我每月給她寄30元錢……”
4月，西安外國語學院學生宋春陽得知一直資助她的許雲鳳原來是位白血病患者並已不幸離開人間的內情后，悲痛得肝腸欲斷。因為她過去一直認為許雲鳳是位非常健康而富有的女孩。 “比起雲鳳，我簡直太渺小了。從今後，我將以雲鳳妹妹的精神，盡力克服所有困難，完成好學業……”宋春陽在給許雲鳳母校的信中這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