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0月，鄭州大學迎來了一位特殊的新生，他叫孫天帥。
孫天帥確實不同一般，因為他是直接從一名普通“打工仔”一躍成為名牌大學的大學生，而能使他實現這一跨越的是在一年多前的一次打工時發生的一件事。
那天，孫天帥打工的所在單位——珠海瑞進電子有限公司的外商女老闆金珍仙，突然讓正在生產線上拼命幹活的全廠中國員工站隊集合，大發雷霆地要求每個中國人雙手舉起做投降狀，然後就地跪下。金珍仙這樣做是因為兩年來，這位女老闆時常要求員工們加班加點，就連春節都不讓放假。 1995年3月7日早，連續加班幾天的一位女工勞累過度，在休息時伏在工作台上打盹。外國女老闆為了懲罰這位“違規”女工，於是就有了要讓全體員工罰跪的“集體教育”，並聲稱若有一人不從就罰其餘人“永遠跪著上班”。許多工人迫於無奈，猶豫中淌著淚水跪下了……孫天帥是這群受辱的中國員工之一，但就在工友們一個接一個跪下時，他卻像青鬆一動不動地挺立在原地。
“跪下！”女老闆咆哮地向他吼道。
“請問，我為什麼要跪下？”孫天帥壓住心頭的憤怒，問。
“不跪你就滾蛋！”
“我可以走，但作為一名中國人，我要控告你在我們中國國土上的所作所為！”孫天帥昂頭挺胸，甩下每月1300元的飯碗，大步從那個女老闆身邊走過，並且永遠離開了那塊恥辱的地方。
“我是中國人，死也不在洋老闆面前跪下！”孫天帥，這位“不跪的中國人”，從此成為千千萬萬打工族傳頌的英雄，被億萬中國同胞們所稱道。 1996年7月16日，中央電視台“東方時空”再次播出有關報導後，一時間孫天帥又成為熱點人物。
有言道：男兒膝下有黃金。在中國的幾千年傳統文化里，在事關人格、國格面前，跪便是一種理性、道德的淪喪；在真情與親情面前，跪便是最重的回報、最高的敬孝；然而生活中還有一種跪也是十分崇高而又珍貴的，那就是或為長遠的奮鬥、或為暫時的生存而跪。
在我們中國人的眼裡，一個“跪”字，包含了太多的內容與內涵。 “跪”字，在大學生的眼裡是一種人格的尊嚴、知識的等價，因而它更富於特殊性。在新的歷史時期，一向是“天之驕子”的大學生們，他們的許多人中，為了基本的生存與生活，不得不低下高傲的頭顱，去從事他們本不該去做的那些事。在如此一個“跪”字面前，有人端正心態，勇敢地去面對現實，從而擺脫了原有的種種困難而確保了學業，這樣的“跪”，同樣是高尚和可貴的；然而也有人則不能擺正心態，不是在“跪”字面前退縮，便是向“跪”字投降。
“跪”，對千千萬萬個生活貧困的大學生們來說，無疑是個痛苦的歷程，那是種辛酸的無奈，那是筆高昂的代價，但同時又是自然界無法取之、只屬於人的心靈之窯獨自鑄冶的黃金！
有人一生也許不會經歷一次“跪”的過程，然而對那些為了自我基本生存而去謀生的大學生們來說，他們幾乎每時每事都在經歷“跪”的錘煉與折磨……
有位大學生告訴我，他最先在學校勤工儉學指導中心安排下當了一陣學校家屬樓的水電收費員，這本來就不是什麼複雜的活，一個月查收一次，但這位同學說，他負責的那三座樓裡總有那麼幾戶人家在他每次前去收費時說些難聽話、做些刁難你的事。他說有一次上一戶家裡收費，那主人硬不願如數交納電費，理由是懷疑電錶不准。那同學說電錶不准與我照章收費無關，我只管自己的職責。那主人就氣急敗壞地把一張100元的大票扔在這個同學臉上，說你收呀！你是不是窮瘋了想在別人的水電費里摳出你的學費來呀！這個同學說他當時真的被氣哭了，扔下收費本從此再沒在學校上崗。後來他到社會上打工，可是打工的經歷使他更加飽嚐了屈辱與痛苦。他說，時間一長他就明白了，因為任何一種為別人服務性的低級勞動，都不可避免地碰上這樣或那樣的不痛快的事，也許正是這種特殊的磨難，才使得大學生的勤工儉學更為可貴。
這個同學的話有一定道理。在幫助大學生擺脫生活困難的工作中，這幾年各學校和各級共青團組織，通過各自的可能為貧困生們創造了大量的勤工儉學機會。然而學校畢竟不是勞務市場，即使老師們把本來用不著設崗的許多地方也利用起來，讓同學們去象徵性地做些勤工儉學，但終究滿足不了所在學校大批的貧困生上崗問題。能在校內上崗的人對貧困生來說，就像那些不用愁就有飯碗的“計劃分配畢業生”一樣令人羨慕，而這部分上崗的人，不管是“藍領工”還是“白領工”，其實只佔大學貧困生總數的十分之一左右，絕大多數的貧困生想求得生存，爭取自立，很大程度還得靠走出校門到社會上去打工。
“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外面的世界也真夠黑暗與殘酷。”幾乎每一個在社會上打工的大學生，都有這樣的深切體會。
確實，大學生打工首先要面對的是如何接受作為一個知識分子被貶值的問題，不是特別的好運，幾乎沒有一個老闆是把前來做工的大學生當做有知識的人來合理聘用，而是作為廉價的勞動力來錄用你。你不是就想得到一份飯錢嗎？那你就老老實實放下你大學生的架子，我這兒可以提供出力換一份錢的差事，如果你想幹你就留下，你想獲得身份和知識的等值工作，對不起，請另尋高就。有些修養的老闆就是這樣對你說。如果碰上一個沒有什麼文化的大款，那恐怕就是另一種口氣了：日娘的，你以為你是什麼鳥東西呀？咱這個城市裡啊，碩士、博士的想刷盤都排著隊，像你這樣的“笨（本）科”就是給我搓腳端尿最好先自己照照鏡子配不配哩！
你氣？那就自個兒受吧。你高傲地甩手起身回校，可這個城市不對“貧民”發放救濟糧，即使發了也輪不到你這高貴的“天之驕子”。你無奈，於是只好“面對現實”而降下一個大學生的身價，去從事根本不要文化只要能出力流汗的勞工，這種現像在今天的中國社會更為突出。大量的下崗人員，大量的國家機關精簡幹部，加上大量的企業不景氣，全社會的勞力過剩，使得人力資源幾乎喪失了最基本的擇業優勢，大學打工族無一例外地面臨著同樣的挑戰。
1998年7月的暑假前，我走進首都幾所大學的勤工儉學辦公室，負責此項工作的幾位老師，面對多於往年幾倍的假期留校學生的打工問題，長吁短嘆地直搖頭。一個五六千人的學校，竟然有一兩千名學生假期不回家，你是管還是不管？管，你就得給他們安排活，可現在社會上的下崗人員多於想打工的學生幾十倍！你不管，等9月份開學時他們都不給學校交學費，倒霉的還是學校。唉，真不知如何是好……透過這聲聲沉重的嘆息，我們不難感受到現實的嚴峻。
走，我們自己找活去！同學們這樣說。其實他們早已做好了準備，因為長長的暑假是打工賺錢的最佳時機，非萬不得已完全可以不用回家，既可省下一筆路費，更重要的是新學年的學費、生活費全看這個假期的打工結果。在中國農業大學，我進行了一次“暑假大學生打工實踐的調查”，接受調查的30名同學中有28名非常明確地說，自己留在北京過假期的目的是為了掙出下學年的學費和生活費。
你準備在假期幹些什麼工作？
最好是某公司的商務，其次期望一份固定的家教。
你打算在假期掙多少錢？
越多越好，但至少必須在2000元左右。因為下學年的學費和生活費少不了這個數。
如果好的工作找不到怎麼辦？
那就只有看著辦，到最後凡是有錢賺的，什麼活都得爭取唄。
——上面是我和一名假期留校學生的對話。 7月初，學校的升級考試剛結束，他就加入了滾滾湧出大學門的“打工大軍”，幾日後，他打電話告訴我——
運氣不錯，有家經濟小報聘我當特約組稿人。
什麼待遇？
計件工資制。一個月能拉到2萬元的指標給30％的提成，不低吧？如果我能組上一兩個有償版面，新學年的學費不就都有了！
接完電話，我真從心眼里希望這個同學能成功，但又不得不暗暗思忖著他幹的那活其實純粹是人家榨他油水的小把戲。京城裡上千家大大小小的報刊社，玩這一類招數的早就不是啥新鮮事了。說得好聽點兒是聘你當什麼“特約組稿人”，說白了就是讓當拉錢的業餘廣告跑腿員。我身在報社、雜誌社乾了一二十年，這種事見得多了，心想提醒這位同學，可又不忍打碎他的“發財夢”。
果不其然，臨近8月中旬，正當此書的寫作進入後期時，突然有一天那位同學又打來電話，他一上來的聲音就叫我非常擔憂——
老師，我上他們當了……
別著急，先說是怎麼回事？
他、他們讓我跑了整整一個月，一分錢都沒給我，我自己反而花掉了200多塊交通費。你說他們黑不黑？
是你沒有組到稿，還是沒拉到贊助？
拉了。我整整拉來了兩個版面呢！
那為什麼報社不付你報酬？
報社說我的兩個版面應該拉回4萬元，可只到位了3萬元，原因是其中一家企業的經濟不太景氣，想不給後面的那1萬元，我跑了不知多少趟找他們老闆，但人家不是不理我，就是躲著不見我。我知道拿不回這1萬元，前面辛辛苦苦拉來的3萬元也等於白乾，所以前些日子我天天去堵那公司老闆的車，可人家就是不給錢。老師你說我還有啥辦法？那天我整整在那家公司裡等了一天，人家不給我坐，連口水都不給喝……實在沒辦法，最後我拉住那個經理，跪在他面前，求他把欠的錢付給報社……
你，你真的跪了？
真的。我實在沒招了，他要是賴著，不就把我這辛辛苦苦的一個月全坑了嗎？那樣我下學年上學就慘透了。
唉，你呀！他後來同意給錢啦？
老師你先聽我說。那傢伙一看我跪在他面前，當時就無可奈何地說行吧，看在你堂堂一個大學生給我跪下的面上，他讓我過一天去取支票。我當時一聽這，簡直像是見了救命恩人似的給他連磕了三個頭。老師你不信？我真給他磕了呀！我當時想，磕幾個頭算啥，我要是得不到那幾千元的勞務報酬，才是不得了的事，那下學期開學我拿什麼交學費？拿什麼過日子呀？隔了一天后，我早早地又到了這家公司的門口，可等了好大一段時間，就是不見公司開門。一問，才知道這個公司在前一天已經搬走了。這個時候我才知道自己上大當了，可、可我哪想到這群王八蛋怎麼這樣壞嘛……
先別急。有一個辦法可以治他：到工商局查他們的老底。
我去了，人家說那老闆是海口人，你到哪兒追他呀。老師你說，我、我這不是啞巴吃黃連麼！
可不。但在這種連基本道德都沒有的人面前，當初你不該給他下跪。
我有啥法？他要給我錢，就是讓我跪一天也行。 ……
關於這位同學，每每想起他，我心頭就有種說不出的滋味。倒是後來他又給我打電話，說那個僱他的報社念其可憐，補給了他1000元報酬。他說，現在離開學還有一段時間，他爭取找個家教，那樣就有可能解決下個學年的基本費用。
但願老天睜眼。
寫到這裡，我不由想起某醫大的小符同學。有一家青年刊物上曾經發了他一篇當“洗腳工”的短文，很有些意思。於是一個星期天，我約他到辦公室聊聊他的打工經歷。
“那是最下賤的活兒，可別給我'揚名'呀！”小符見面的第一句話就是要我保證不透露他的真實名字。這事不難，我答應了。
“其實咱們大學生出去打工說白了就是為了賺錢，幹啥實質都是一回事，能不能賺到錢是關鍵。我當洗腳工就是衝著這活能比家教或送小廣告什麼的要賺得多，另一方面我是學醫的，當洗腳工自然比別人更合適。”小符其實很健談。
“北京聽說也有洗腳店，你也去過？”
“沒有，絕對沒有去過。”
“為什麼？你放假回鄭州可以當洗腳工，可在北京又咋不干了？”
“還是有些區別。畢竟我在這兒上學，真要被同學們知道了多不好。”小符笑笑，看來他還是有些顧慮，“再說，我一年利用兩個假期在鄭州乾洗腳掙的錢夠我全年學費和生活費的了，所以用不著再忙碌了。”
“真夠？”
“差也差不了多少。不瞞你說，今年一個寒假我就賺了2000來塊。”
“聽說有的地方開什麼'洗頭房'、'洗腳房'，其實有不少是色情場所，你不知道嗎？”
“有的確實是。不過我是男生，所以就不太怕了。”小符開始給我介紹他當“洗腳先生”的那段奇特而又耐人尋味的經歷：
……我家其實不在鄭州，離鄭州還有200多里。我家這幾年光景不好，不是地裡收成不好，就是爹傷娘病的老有難，攤上這種情況，可想而知我在北京上大學就只能靠自己了。大一頭學期最苦，交完學費口袋裡剩下不到200元，我硬是被幾位好心的河南老鄉救著度過了那半年。第一個寒假回去，我從鄭州火車站下來，走出車站一看，媽呀，什麼時候鄭州一下變成了“洗腳城”了？你最近幾年沒去過鄭州吧？那可變化大了，其中最火的就是鋪天蓋地冒出來的各式各樣的“洗腳房”和“洗腳城”。有人戲言：廣州人愛洗頭，鄭州人愛洗腳，一南一北，一頭一腳，中國人從此不知天高地厚了……這可能是說笑話，不過要說鄭州興起的“洗腳風”還真是一道風景線，據說現在全市大大小小有幾百家“洗腳城”。當年的“亞細亞商戰”，如今變成了“洗腳大戰”。說實在的我也搞不懂是怎麼回事，也不想去搞懂它，我關心的是自己眼下怎樣掙錢維持學業。我鄭州有個親戚，那次下火車後沒趕上回老家的那趟長途汽車，當晚便住在親戚家。就是那天晚上使我走上了“洗腳工”之路。那天在親戚家吃晚飯時，電視裡正在放某公司利用“洗腳房”搞地下色情被公安人員查抄的新聞，看到這裡，我的那位大伯親戚就說現在社會上有些人簡直不像話，什麼黑的禁的他總會改頭換面給你弄出來，讓你防不勝防。這不，現在又冒出啥“洗腳風”，說穿了還是老一套，搞色情唄！大伯的兒子不愛聽，說那也不能一概而論，洗洗腳對身體有好處，所以才吸引那麼多顧客，這也叫市場經濟的產物嘛！大伯聽兒子這麼說就不高興了，說你小子說了那麼多洗腳的好處，幹嗎平時不見你在家洗一回臭腳呀？兒子說家裡的這個洗與外面的那個洗不一樣麼。老子一聽火了：說你渾小子別給我來這一套！要是你敢到那些鬼地方洗一次狗日的腳，老子就打斷你的狗腿！我在一邊聽得就差沒笑得背過氣，忙對大伯說：洗腳本身並沒有啥不好，只不過是不一定要到外面的“城”裡去洗，其實按照中醫理論，足底按摩是有科學依據的。這不，表弟是學醫的，他的話有權威性。我那表哥似乎找到了理論根據，衝著老子嚷嚷起來。大伯哪聽這一套，說啥理論不理論，外面他們搞的“洗腳”就跟家裡的洗腳不一樣？我看著爺兒倆吵個沒完，便給大伯端來一盆熱水，讓他洗洗腳消消氣。為了表示對他家的謝意，我略顯殷勤地為大伯按摩、揉掐了幾下。 “別住手，再掐掐！”大伯驚奇地沖我看看，突然叫好不止：“嘿嘿，你小子還真有兩下，這麼揉掐幾下蠻舒服的啊！跟我說說，是不是大學校裡學的？”他張著嘴，瞪大眼，問道。我笑了， 說大學哪學這簡單的活？那你咋掐我幾把腳窩就這麼舒服呀？看來大伯今天非要問個究竟，於是我只好告訴他，這就是足底按摩，人的雙腳、小腿上有74個穴位，腳穴既是神經的聚集點，又匯集了人體多種神經末梢。由於雙腳的反射區直接與全身神經相連，經常按摩，可以消除疲勞，另外對老年人更有好處，如泌尿病、內分泌失調等都可以通過足底按摩得以解除、治愈。大伯一聽這樂了，說你今兒個寒假也別往家裡奔了，留在鄭州給我一天按上兩回，我大伯給你工錢。我笑了，說大伯只要您老一句話，我想伺候您都怕沒個福分哩。一旁的表哥這回可有說的了，說爹你這回信了吧？城裡現在流行的“洗腳”就是剛才你享受的足底按摩。大伯將信將疑地問我是不是，我只好說差不多吧。不想我這麼一說，他老人家來神了：侄兒，我知你家貧，你在京城念大學也不易。可你是學醫的，俗話說，只怕病死，不怕醫富。我看就你這手上的功夫，鄭州市裡哪家“洗腳城”都得開門拱手相請。我表哥更來了情緒，說表弟你只要一句話，明兒我就給你找份活，你又是學醫的大學生，一個月少不了二三千元工錢。能賺這麼多呀？我一聽像是有點天方夜譚。不過第二天表哥跟人家一談，“洗腳城”的老闆就答應了，還說乾足一個班給100元，小費可以歸自己。這麼好的事哪兒去找呀？於是我就答應留了下來。當天下午我就在表哥的帶領下去“洗腳城”報到，臨走時表哥還專門吩咐讓帶上學生證。報到時我見那“洗腳城”的老闆對我格外熱情，說他店就缺像我這樣有高學歷的“專家”按摩師。這個表哥，他不知跟人家把我吹成什麼樣。表哥見我向他瞪眼，他就趕忙使眼色。我心想反正足底按摩也不是多難幹的活兒，應聘了再說，真能一個月賺上千兒八百的下學年不就不用發愁了嗎。我心裡打著自己的小算盤。
上班了。這時我才發現自己被安排在“女賓部”，我哪見過那麼多嬌滴滴的女人們穿著浴衣浴巾在自己的眼前晃動呀！說實話，我走進老闆辦公室說自己最好到“男賓部”時沒有說出內心的真實“活思想”——我是真的害怕自己有沒有那種能力在這特殊的環境下抵擋得住“色誘”。老闆根本不同意我的換崗，說聘你來就是因為“女賓部”缺“專家”級按摩師。 “小伙子，別怕，她們又不是吃人的母老虎。”老闆朝我擠擠眼。可我還是感到來“洗腳城”的女人大多是“母老虎”，那些賢惠的良家婦女肯定不到這種地方。怎麼辦？既來之，則安之吧，管她老虎還是綿羊，只要不少給錢就行。我下定了決心乾一個寒假，反正是打工唄。 “洗腳城”的程序並不復雜，客人進來後，你把她（他）引至沙發，當她坐定後先有服務小姐或服務先生給端上茶水，然後就是由我這樣的“專家”上陣了：第一道是給人端進一盆用中藥浸煮的藥水，這藥里通常用紅花、蛇皮、丁香等草藥調配，雖然沒有特殊功效但起碼能有防腳氣、除腳氣一類保健作用。顧客要在這藥水里浸泡20分鐘左右。其間我就要開始向客人介紹足底按摩的一些常識，這時一般的客人都會向你提出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你必須回答得令對方滿意，因為這種對足底保健的“精神信任”，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客人相信了足底按摩的“科學性”，下一步你再在按摩技術上讓她感受到了你講的足底保健的“好處”，這等於你拉住了一個長期客戶。如果是老客戶，這一項便免了，但你得常常花更多的時間去靜聽她（他）向你講述她（他）自己的有關腳或什麼地方的毛病，當然你盡量得避免那種沒完沒了的家常閒聊，但有時又免不掉，因為這種帶感情融通的閒聊也是鞏固客源的重要方面。老闆們特別要求我們注意做好這方面的工作，可對我們幹活的人來說就有可能麻煩從此而生。有一天一位50歲模樣的女賓來了，一進門就躺在沙發上開始喋喋不休地講她鄰居的那幾個窮人家如何如何地每天到菜市場上撿最便宜的菜買，又如何如何地只要她一在家便想方設法到她那兒沾好處。就因為這，她才來“洗腳城”盡量躲著人家云雲。我也是窮人家出身，一聽這就從心裡反感這些人，所以只管幹活，根本沒理她茬。嘿，突然這女賓無理地把一隻腳擱到我的鼻子底下，怪裡怪氣地問我她這腳是香的還是臭的，我壓住心頭之火，沒有答話。她又重新把腳觸到我鼻尖上，聲音更加尖利地問到底是香還是臭。我火了，說臭的。不想我剛出口，那妖婆朝我就是一腳……隨即就是撒潑大罵起來。我當時根本沒有想到這娘們儿會如此發威，呆在一邊不知所措。後來老闆來了，那女人更肆無忌憚地衝著老闆說你今天不“開”了這小子明天就讓你這個“洗腳城”關門。我另一個想不到的是，老闆竟在這女人面前唯唯諾諾地連說了一大串“是”。後來我才知道，那個女人是那片市區的工商管理局的“局長夫人”，難怪老闆如此怕她。不用問，我第一回當“洗腳工”就被掃地出了門。
表哥本事挺大，沒過兩天就又給我找了一家“洗腳城”當差。這回我也長了心眼，碰到上面的那種賓客就有心無心地跟著瞎聊唄，反正並不影響手上的賺錢差事。當“洗腳城”的按摩師其實並不是件輕鬆活，一扎進去就是十幾個小時。老闆為了多掙錢少花費，盡量少用人手，所以我常常這個沒幹完就去應付另一個。女賓們本來就比男賓事多，加上進洗腳房的女人不是有權有勢，就是有錢有脾氣，稍有怠慢，便會出些麻煩。由於老闆們都願意抬出我的京城名牌醫大學生的身份，故有意欺我者後來漸少，倒是另一類賓客又讓你左右為難。女賓中不乏一些有錢的“貴夫人”，她們有時也會出些難題讓你難辦。如有個女賓是某企業的總經理，離婚的單身女人。她幾乎每天都進“洗腳城”來享受，有幾次我接待，大概服務還算到位，她便塞給我200元小費。之後她每來必要求我專門為她服務，這種情況本來也屬於正常。但後來就出了新情況：有一天她突然給我打電話來，說因為單位工作忙，不能到“洗腳城”來，問我能不能到她家去服務。我說老闆有規定，不能去。她便說本來是可以來的，就因為腳脖子扭傷了，活動不便，希望我去按摩按摩，後天她要出遠門談生意。既然這樣，我一想救人一難算積點德吧，於是同意了。我沒有自己去，是她派車來接我的。富人到底不一般，她的小別墅足夠住我們一個班的同學，裡面的陳設更是我只在電影電視裡才見到過的。女主人的腳確實扭傷了，有些腫，但不算太嚴重。我自然拿出看家本領為其按摩，女主人斜仰在沙發上，看上去極感舒服。在我為她按摩時，她幾乎一直是閉著眼的，只是嘴裡吩咐我“左一點”、“右一點”。她又說話了：“……往上一點。對，再往上一點。”我照著做。 “好，挺舒服的，小符，再再往上一點……”她仍然在吩咐，嘴裡不停地發出那種我從未聽過的“哼哼”聲。我的手停住了，並且身不由己地在劇烈顫抖。我知道我不能再呆下去了，於是便直起身來。現在可以毫不掩飾地說，當時我確實有些不能自主，但理智終於佔了上風，所以非常堅決地對女主人說了聲：“對不起，我、我要走了！”這個時候，我看到了一幕想起來仍有些恐怖的場面：那女主人一反往常的溫文爾雅，像一頭髮怒的母獅，抄起沙發上的枕頭，向我扔過來，隨後又是小桌上的那隻咖啡杯也向我飛來……“你這個小毛驢，給我滾！滾出去——！”後面那一幕是我的狼狽，現在我都想不起來是怎樣跑出她那個別墅，又怎樣回到我打工的那個“洗腳城”的，總之我為此連做了幾夜噩夢……
“後來呢？”這回是我問對面的“洗腳工”小符。看得出，有過那段“洗腳城”特殊經歷的大學生仍在他那魂不附體的噩夢中沉遊。
許久，他恢復了常態，向我露出那學生特有的稚嫩，“後來……我還是在'洗腳城'幹，老老實實地干。”他臉色微紅地朝我笑了笑，解釋道，“其實當'洗腳工'通常情況下還是很正常的，尤其是在'女賓部'。不過有了上面的那一回，我每次幹活時只敢蹲著或是跪著為賓客賣力工作，卻不敢多抬頭往上看……”
有意思。這是個甘心情願下跪的特殊“打工仔”。
“那個假期在'洗腳城'真是長了不少見識，但最主要的還是賺到了可以讓我下學年踏踏實實上學的錢。”小符的內心充滿陽光。他悄聲告訴我，“現在鄭州還有些我的固定客戶，她（他）們平時常跟我通通電話，希望我假期回去再為她（他）們服務，我當然不會輕易放棄這些人，因為那是我的'財源'。我甚至想過，如果以後畢業分配困難，乾脆我也去開一家'洗腳城'。中國人的腳病太多，足底按摩又確實能保健人嘛。”
真是一個燦爛的“跪”，我由衷為小符欣慰。
武漢冶金科技大學的程鵬同學，在邁出校門的幾天時間裡就飽嚐了一個“打工流浪者”的辛酸與甘苦。為此，他寫下了一篇“現代流浪手記”——
我一向相信，以為天下之事，只要其志堅其事必無不可為。於是，暑期已至，我便開始計劃：
地點——北京。當此經濟發達，城市繁榮年代，不可能像魯賓遜一樣在孤島上練打鳥學釣魚。現代所謂生存能力，乃指在人與人的社會中求生之能力。而首都千年名城，早就心所嚮往，且北京、武漢距離合適，正是理想之地。
時間——1996年7月15日——當然，我很想寫下“暑假結束”，但猶豫了一下，留條後路給自己，記為“能堅持到的那一天”。
準備——一包換洗衣服，100元人民幣。既是考驗生存能力，100元有作弊之嫌。但初去陌生城市，無親無友，身無分文，要想立刻有活干，想必也難。
1996年7月30日
昨天下午6時乘38次空調特快馳離武昌，北上京城。一個包，100元，一絲迷惘，一絲亢奮，我壯士不回頭地踏上了流浪之路。
火車經過20小時運行，下午兩點抵達北京西站。走出西站，陽光普照，人流熙攘，只覺全身乏力。一少女走近來，遊說我到“西雙版納”旅館歇腳。 “乾淨的床鋪，有熱水澡，大彩電，每晚只要15元，包你滿意。可以先去看，不願住你就回來，我們免費讓你搭車……”經不住少女的殷勤，看一看未嘗不可，我上了拉客的中巴。少女給我一張寫有她姓名的卡片，要我交給旅店老闆。原來，她的工資是以拉客多少來提成，一卡一人，老闆照卡計薪。
中巴七拐八折，到了所謂“西雙版納”，並非熱帶叢林，而是地下森林，又潮又冷——地下室是也！曲曲折折，深不見底，乃防空洞改建，軍轉民範圍之廣，程度之深，由此可見。我暗暗心驚，此地如何住得！卻聽堂上吵吵嚷嚷，原來有人不願住店，欲搭車返回。老闆並不強留，但要收來回車費20元。那老兄忙道原和車站掮客說好免費搭車，再說就算收費，只幾分鐘路程，哪有這樣貴的道理。老闆冷笑一聲，少說廢話，要么住店，要么給錢。幾條大漢一旁摩拳擦掌，更添威懾。無奈，那老兄忍氣吞聲要求住店。如此一來，我等想走之輩亦乖乖住下，地頭蛇可惹不起。卻又漲到了25元一人，無人敢表異議。當然，掮客的許諾並未完全落空。熱水澡是有的，但好不容易等到空位還要冒全身塗滿香皂而突然停水的危險。彩電也擺在堂上，可惜據說昨天剛壞。又髒又潮的被子當然不敢用，和衣而睡。
1996年7月31日
找工作自然要儀表清爽。一早起來，洗漱完畢，換上乾淨衣服。買張《北京晚報》，一面吃油條一面尋找招聘信息。一看之下，都是招聘白領，更有經理、主任之位招賢納能，我是“流浪者”，顯然只能出賣勞力了。且先不管，難得上京，逛逛再說。
在前門下車，遠遠望見天安門。在宏大的廣場中一站，自覺渺如滄海一粟。廣場周圍有不少身穿白汗衫、頭戴草帽的當代祥子。三輪車後座張個涼棚，乘客坐上面逛遊廣場風物，優哉游哉。當然，價亦不菲。洋人多有乘者，據說有的還要調換位置，過過腳力車夫癮。
王府井距天安門不遠，據聞乃商業界最繁華所在，也許會有活干，先去瞧瞧。行來，也不過一條購貨街，不如想像中發達。再去哪裡？正茫然無計，忽見一飯館櫥窗上赫然二字“招聘”，摸摸漸薄的口袋，鼓起勇氣，推門而入，曰我應徵。老闆為一濃妝中年女子，問我會幹什麼，炒菜？我答不會，心想炒雞蛋倒是拿手好戲。那好，我們缺個拉客的，你幹過沒有？我說沒有。沒關係，能應付外國人就行。要把老外拉來挨宰，我自知難以勝任——不是心疼老外錢包，是嘆無此能力。暗自懊悔英語學得馬虎。老闆又遞過菜單，要我以英文讀之，瞠目結舌，於是道聲打擾，保持姿態出門。後來又試過一家牛肉麵館，結局更慘，只得冷冷四字——不招男工。
晚上在一家小旅店住下，鈔票將竭，躺在床上，尋思著明日到哪兒去試試運氣。
1996年8月1日
奔波一天，到處碰壁。勞務市場都要求持有北京市勞工證件，我乃盲流，無人敢用。吃畢晚餐，全身八個口袋僅餘兩毛錢。終於成了名副其實、一貧如洗的流浪漢（為此還喝了瓶啤酒紀念——更是壯膽，置之死地而後生之意）。
天色早暮，得找個地方睡覺。走到了北京車站，廣場上黑壓壓一片，躺倒不少人。顧不了許多，最後兩毛錢買張小販專售露宿者的舊報紙，往地上一鋪，頭枕包袱倒下。一天跋涉的疲倦襲來，眼皮漸沉。恍惚間忽覺口袋內異動，豁然驚醒，剛好見隻黑黑瘦瘦的爪子縮了回去。卻是一干瘦青年，平頭黑衫，左瞧右瞅，迴避我的逼視。不再理他，坦然再睡，活該偷兒倒霉，遇上我這個窮光蛋。
1996年8月2日
早晨在冷風中醒來，但覺腹中空空，不知早餐如何著落，記起在“西雙版納”時，同屋一打工仔說崇文門有個黑勞工市場，黑者，非法也。沒法，只有當一回黑勞工了。
果然是非法場所。十字路口這兒一堆，那兒一群，一望而知全是打工仔，神色間躲躲閃閃。偶有雇主來招工也不宜張揚，而是混在人群中，看到合意的就悄悄招走。此地所以禁而不絕，是因為來此打工者都無勞工證件，工資遠低於合法勞工，所以雖然人色混雜，常有事故，但雇主圖省錢，還是有不少人來招工。站在路旁，我做賊般心虛。路人那冷冷的眼光實在難以消受，已堅持不住，有一人湊近我，悄聲問我可願做雜工。我可謂絕處逢生，也不談判，跟了就走。心想僥倖，也許是我看起來沒有別人那種俗氣憨氣，所以有此運氣。老闆乃矮胖漢子，油光光的肥臉上長著兩顆閃亮的小眼。一起被雇用的還有個張家港青年，與我年歲相仿，攀談之下，頗為投機。他姓阮，資格比我老多了，在北京已混幾年，以前在小飯館炒菜。廚師打雜，實在是屈才。他說只因不久前被炒魷魚，一直找不到活，為生計只好自降身價，是乾不長的。我亦稱自己是打短工，並告訴他我的計劃。他看著我，瞪大眼，像看一個瘋子。 “大學生出來流浪打工？可笑。你是還沒嚐到苦頭……”他武斷我的結局肯定是悲慘的。回想幾天經歷，火車站那許許多多打工仔疲憊的身影，落寞的眼神是如此清晰。我嘆口氣，世界的確並不輕鬆。一路上，知道老闆經營小飯館並兼做夜市小吃，老闆又說，第一個星期試用，沒有工錢。
穿過若干胡同，來到老闆家。又窄又擠的小院放滿大盆小盆，幾無插足之處，盆內裝滿紅紅白白的東西，一股腥臭撲鼻而來。老闆說紅的是豬肺，白的是豬腸，都是夜市小吃“滷煮火燒”的原料。
馬上開工，首先洗滌內臟。我忍住噁心，開始沖洗。老闆娘看了一眼，馬上喊停，嫌我太過精細，“後面活還多著呢。”於是給我示範。拿起那內臟在池中盪一下，再在水龍頭下一沖，“這就成了，照樣來。”聯想到在學校時常光顧的小吃攤，多半也是這種貨色。一邊幹活，一邊發誓以後再不去吃。然後串羊肉串，老闆娘又演示如何串法才能使肉看起來多其實並不實在。我剛一試，兩隻手給調料咬得麻癢難當。中午1時，開出飯來，清湯寡水，得，對付著吃吧，早就餓得很了。吃過飯，隻小歇一會兒，老闆帶上我和小阮奔赴小飯館，一下午洗碗、掃地、擦桌、端菜，動作稍慢便挨兩句訓斥。想我堂堂大學生，竟受如此窩囊氣，幾次想發作，但終於忍住，並以“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來自慰。
人來人往，天色漸黑，終於空無一人。 “好了，關門。”老闆一聲令下，我們如釋重負，舒口長氣。 “晚飯不忙吃，抓緊時間去夜市。”老闆又傳指令。於是便馬不停蹄，回小雜院把各種家當搬上三輪車。小阮在前面蹬，我在後面推，老闆騎摩託在一旁押車。到崇文門夜市，立刻卸車、裝棚、抬桌、拎桶、支鍋，惶惶然，茫茫然。別的攤販亦相繼到來，我們兩名新手，手腳明顯比別家熟練伙計慢上一拍，又招來老闆臉色，被呼來喝去。夜市食客多，吆喝拉客、擦桌洗碗，比之小飯館更辛苦幾分，真如繃緊的發條，不得一刻鬆懈，又累又餓。 11點，食客漸稀。老闆招呼我們：“自己裝碗火燒，吃了收工。”這就是晚餐！望著那食客們津津樂道的雜碎，想著這是如何洗出來、煮出來的，我早已無一絲食慾。受不了！辭工之意立堅，小阮也有此意，他悄悄囑咐我：“明天再辭，否則今晚不會讓我們過夜，那太冤。來吃吧，別想那麼多，其實味兒倒還不錯。”硬逼著自己吃下半碗，裝車收市。寬闊的大道人車稀少，雪白的路燈把我疲憊的身影拉得老長，耳邊只聽見沉重的踩車聲，我想，是該回頭了。
回去又支撐著卸車、洗碗。老闆讓我和小阮擠一張床，“將就將就，以後再安排。”以後個屁！躺在床上，我們暗罵老闆心黑，這樣玩命干法，鐵人也扛不住。小阮說他初中畢業就拜師傅學炒菜，來北京已三年，當過廚師，幹過配菜，打過雜，還在夜總會調過酒。要是能回頭，他說會繼續唸書。他很羨慕我，說大學生是天之驕子，前程似錦。像他這樣漂泊打工，只看到現在，看不到未來，很無奈。他惟一的願望是擁有一家餐館，自己來掌勺……我們聊著聊著，抵不住一天辛苦，沉沉墜入夢鄉。
後記：第二天，我們辭工。老闆似乎早有預料，不動聲色。小阮說老闆佔了便宜，他又會去招黑勞工，再辭再招，他可省了不少工錢。
小阮繼續去等待更好的雇主，我則想方設法混上火車，靠幫乘務員打掃車廂，得以搭車返校。幾天經歷，恍如一夢。
大學生們的“打工日記”是我整個採訪中，為自己的“日記”而記得最多的內容。這些材料用不著任何文字修飾，都是些聽後叫人夜不能眠的動人故事。下面我抽出幾篇，向讀者奉上——
5月13日。北京。林業大學。
今天與任忠誠、蘆建表、崔建國、彭作文和另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貧困生，聊他們在北京打工的經歷，聽後既為這些同學刻苦學習的精神所感動，也為他們在社會上打工中的遭遇而同情。他們的不屈行為與忍耐精神叫人敬佩。
瘦小的彭作文，來自貴州山區，是位苗族後代。如果不是出自他親口之言，你很難相信這個瘦小的大學生竟從初一開始便當起了“學生打工仔”。邊遠貧困的山區沒有像城裡那樣有那麼多的工作可做，小彭說他“因地制宜”在當地收破爛。中學的歲月裡，他除了上課時間，就背起竹籮子，順著崎嶇山路，邊吆喝邊背著書本到小鎮和鄉下挨家挨戶去收破舊東西，從小到一塊狗骨頭、一支牙膏殼，大到幾噸重的大鐵墩，凡是別人不用了的又可以換錢的東西，他都收過，甚至連死人的“金牙”，活人的頭髮。他說他最倒霉的一次是走了幾十里路收了滿滿一大籮的舊貨，在過江時被洪水沖跑了；他說他最高興的是一次有個倒閉的工廠讓他收走了全部的舊鐵器，一天掙得了500元。小彭說，到北京上了大學，他再不能像在家鄉那樣背著竹籮去走大街串小巷吆喝了，但他必須比上中學時更賣命地去掙錢，因為現在的一年學費要比過去高出好幾倍。他剛到北京時對外面的世界一無所知，聽別人說倒車能賺錢，於是他從同學那兒借了70元錢，在一個星期日的清晨早早起來，從清華園出發趕到石景山那個京城最大的自行車倒賣黑市場。那兒的人真多，也真雜。黑車車主見小彭過來，便向他推薦了一輛半新不舊的車子。 70元一輛，要就趕緊拿走。車主對小彭說。小彭說你讓我看看再說麼。車主說你這麼慢吞吞的，說不定轉眼警察過來我們倆人誰也跑不掉。小彭一聽這就趕忙掏錢。回到學校，他便在校園內把車往旁邊一擱，靠著樹邊貼出一張“廣告”，那上面寫出一行字：“本車轉讓。100元。”這招是高年級的老同學教給他的。小彭說他第一次賣這黑車時特緊張，怕有人發現他是新生，而新生剛到校哪兒有車“轉讓”？車，後來真的賣掉了，100元出手，淨賺了30元。小彭好高興，30元對一些人來說，還不夠吃一頓快餐，抽兩包煙的，然而它對小彭卻是實實在在的好幾天飯錢哪！小彭說他一共倒了三輛黑車，後來因為學校有規定不讓倒這樣的車，他的此項“業務”就此停止。小彭後來就乾起大學生最普遍的家教來，他說他是新生，不懂行情，只對錢的數字清楚。一次他見幾位家長圍著幾名外校的學生在討價還價，那些家長雇主說每小時給15元，學生們則堅持要20元。小彭一聽急了，便上前將一位雇主拉到一邊，說我只要每小時10元。那人將他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後朝他瞪了瞪眼，說你搗什麼亂，像你這樣的冒牌大學生就是白教我孩子也得反收你“時間浪費賠償費”。小彭把學生證掏給人家看，人家說，講你“冒牌”也沒多少冤枉，一個剛進大學門的新生跟中學生有什麼區別？小彭氣得心裡直罵那人，可罵歸罵，“生意”還是落空了。後來他回到學校天天注意起那塊專貼各類“招聘啟事”的牌牌。這回是有家影視公司要找幾個群眾演員，小彭心想這活不成問題，“招聘”上說的一天給60元，蠻不錯。小彭很有些組織能力，很快找到幾位同是經濟拮据的同學，在與那個影視公司討價還價談定後，第一個星期天一到，他們不到清晨5點便從學校出發，趕到指定的拍攝現場。那是冬天，很冷，可小彭他們還是意氣風發地騎著自行車準時到達。但一到那兒，影視公司管事的人改口說只能每人每天給40元勞務費，而且原來說的下午允許回校上課也不行了。幾個同學非常生氣，拒絕參與拍攝。那公司的人鼻子往上一揚，說你們不就是一群想吃飯又口袋裡缺錢的大學生！想走就走，有的是像你們一樣想賺幾個學費的窮學生麼。與小彭同去的幾位學生見對方成心欺負人，便昂起頭走了，只有小彭和另一個同學留下了。幾天干下來，到該拿錢的時候，那個公司的老闆卻只給小彭他們一天24元的勞務費。走，我們不給這些黑心腸的王八蛋乾了。同學拉起小彭的手就走。可小彭好不情願地一路跟同學念叨：24元就24元麼，幹幾天就能幾個月不愁麼。小彭的同學一聽這話，氣得好長時間沒理他。
我對小彭說，你的同學大概認為你窮也得有個窮志氣。小彭說這理我也知道，但光有志氣沒有錢有什麼用？我們這些貧困大學生什麼都不缺，就是缺錢，缺錢就有可能失去學業，失去了學業何談志氣、志向？
我說那也不能任人欺負宰割。小彭說，人家欺負宰割我們就是認為我們大學生在所有打工族中是最廉價的勞力。真正的打工仔、打工妹是不會去幹這樣一類臨時性的勞務，只有我們既要上課又想抽空賺一把的窮大學生願意去做，那些老闆們比我們要精幾倍，他們不從我們身上刮油水還上哪兒去刮？
小彭的話有一定道理。
現在當林業大學學生會副主席的崔建國是我碰到的所有“大學生打工族”中命運最好的一個——因為今年本科已畢業的他被學校學生處看中留校工作。對一位來自邊遠地區的農家孩子來說，能上大學就是件不易的事，而上完大學能留在學校且是在北京的大學，可就實在太少了。僅憑這一點，崔建國的臉上該很燦爛了。再過一兩個月他真的可以摘掉那頂戴了足足十幾年的“貧困生”帽子，而成為中國林業大學的一名正式職員。
也許正是這原因，崔建國顯得比其他同學更超凡地看待昨天的自己。 “其實我們大學生打工在多數的時候是在出賣自己，不管你承認還是不承認，這是一個很難掩飾的事實：你既然想從打工中獲得金錢，那麼掌握金錢的雇主就從商業與生意的經濟角度來使喚你，這期間很少有你獨立的人格與尊嚴，除非你付出了雇主認為等價的勞動，否則你就老老實實低下頭，聽任別人的調遣與指揮，幹你必須幹的事。”
沒錢有時就得低頭，這是今天這個社會的一面鏡子，不管你想不想照它，它都存在。崔建國並不為昨天的自己而悲哀，他認為既然是打工仔，吃苦是情理中的事。打工是為了賺錢，而吃苦的經歷常比賺錢更可貴。
家在黑龍江海林林業局的崔建國，在小學三年級時便沒了父親。 1985年，效益不好的林場又讓他的母親下崗。崔建國下有一弟一妹，沉重的擔子落在母親肩上。 15歲那年，崔建國覺得自己不能再讓母親一人扛起全家的負擔，便擅自輟學，瞞著家人，跟著一幫成年人們到了牡丹江的一個建築隊打工。當瘦小的崔建國出現在工地時，那些叔叔伯伯們不忍心讓他動手千活，他卻急出了眼淚：我是出來賺錢的，你們為什麼不讓我幹？沒法，崔建國說，大人們最後讓他搬搬磚，洗洗菜什麼的，總之他留在了工地。月底，該發工資了，小建國跟在別人後面來到會計那兒，領了150元工錢。他高興極了，因為這證明他可以幫媽掙錢，為家裡出力了。他覺得自己像個男子漢了，於是拿了錢就直奔郵局……焦急萬分之中的母親見到突如其來的匯款，沒敢歇腳，便趕到了牡丹江。母親在工地上見到兒子後的那一幕，崔建國終身不忘。因為收到錢的母親不僅沒說兒子一句好話，而是邊哭邊舉著磚頭追著要打他。 “家裡就是窮得只剩下一口粥也要供你上學”——崔建國把母親當時的這句話嚼了不知多少遍，從此他再不敢違背母親讓他讀書的誓言。重新返校的崔建國學習特別刻苦，成績直線上升。考大學了，該報什麼志願呢？那麼多熟悉的大學名字可以任其選擇，但崔建國說他沒有選，原因是報考那些熟悉的大學，可能斷送他母親和全家人對他的全部希望。必須絕對的成功，崔建國知道多少年來母親和全家人為了支持他上學所付出的一切，就在此舉。他甚至不敢設想一下他的不成功對一個貧困的家庭將是怎樣的一種毀滅！填志願的手在發抖……最後他選擇了一個不很熟悉的大學——中國林業大學。理由很簡單：收費低，錄取分數線也低些（幾乎佔一半的貧困生在選擇大學時都將此作為首要考慮）。
崔建國如願以償，他的高考分數高出林業大學錄取線80分，老師和同學們都為他沒報更好的大學而惋惜，然而崔建國想的是只要考上，其他的根本不重要——對一個經濟困難的苦孩子來說。
大學的路，從一開始就曲曲折折。入學後的崔建國比誰都心態平靜地接受了打工求學的現實。但由於對學習不敢有絲毫的怠慢，所以他把能養活自己的掙錢機會放在假期的打工上。崔建國說他不像別的同學那樣見什麼活來錢就去幹什麼，結果常常雞飛蛋打。他善於挑選那些在有些人看來是來錢不快的工打。這種工，通常是苦力。崔建國坦然對待苦力活，用他自己的話說：那是最穩當的賺錢機會，因而也是大學生們最適合的假期勤工儉學的機會。他這話肯定受到不少人包括同宿舍同學的異議，可崔建國有自己的觀點：大學生更多的時間是學習，不可能用很多精力去研究、挑選那些既能多賺錢又少出力氣的工打。苦力工是永存的活，隨時隨地都可找到，具有大學生招牌的人去謀一份苦力，就更加容易得到。與其為虛幻的目標浪費寶貴時間，還不如一籮一筐地去沙裡淘金。
崔建國用自己的獨特視角去看待問題，去面對打工。寒假，節日連節日，中國人一輪又一輪的“吃戰”再開烽火，崔建國又一次來到他曾經去過的和沒有去過的餐館刷盤洗碗。從晚上7點到10點，工作非常簡單，把前廳服務小姐端來的一疊疊盤碗一隻只洗刷乾淨。看起來是誰都會幹、能幹的活，但最後留在後廚的並沒有幾人。崔建國總是其中的一個，然而操作計算機運用自如的他，卻並不是刷洗盤碗的常勝將軍。從在後廚站穩第一刻開始，你就是一台機器，腰永遠是弓著的，雙手像正旋動的飛輪……有一次，崔建國直起身時卻癱在了地上；有一次，他需要解手卻不能，下班後肚子連疼了幾天；有一次，中途老闆讓他搬過一疊洗好的碗碟，結果發麻的手沒托好，老闆讓他用三天的工錢賠了那些打碎的碗碟。就當這麼一個“機器式的工具”，崔建國一直沒有放棄。因為他要掙滿500～600元的寒假收入——為這目標，他說可以忍受一切。
暑假，那是貧困生最企盼的打工好時光。北京這幾年夏日格外炎熱，城里人又流行喝礦泉水和純淨水。於是樂煞了那些生產礦泉水和純淨水的廠家，於是定點定時送水成了京城又一種銷售行當。大街上，到處可見各種小面的、三輪板車的送水大軍正汗流浹背地穿街走巷。崔建國加入了蹬三輪板車的送水隊伍，這是只有小公司才會採用的推銷手段，也只有小公司才更需要尋求打工的假期大學生。一旦上班，那是全天候的，吃住都在公司——其實通常是在一間又悶又潮又無電視與像樣床舖的大庫房內。客戶既有賓館，又有普通百姓，24小時值班，必須隨叫隨送，耽誤一個客戶將罰你十天工錢，除非是神經有病你才敢那麼幹。崔建國說他在午夜兩點給人送過貨，當他進那個客戶的大院時，守夜的門衛非讓他拿出身份證明。 “大爺我求您放我進去吧，要是回公司我還得來回騎兩小時呀！”早已累得上氣不接下氣的崔建國帶著哭腔求人家，可人家就是不讓你進：“現在啥事沒發生過？我放你進去，哪家丟了東西我找誰？”崔建國真想蹲在地上哭一場，可你敢半夜放聲哭？那巡警會隨時出現在面前，之後的麻煩事就更多。把眼淚嚥下肚子，該干啥還是去幹啥，誰叫你找的這份工！一桶礦泉水送出，灑下半桶汗水在大街……臨近開學還有五天，該同老闆算算總賬。 “給，1500元。怎麼樣，沒吃虧吧？一個來月，就拿司局級的工資待遇了！”老闆手拿幾張鈔票在半空搖晃。換了一個人樣似的崔建國已經對那工錢早失去興趣，末後他對老闆認認真真地說了一句：“你太黑了！”誰知那位與他年齡相仿的小老闆咧著大嘴，樂道：“我知道你是傻大學生才聘的！歡迎明年再來。”
崔建國說，他聽那位只有初一文化的小老闆一說，自己都苦笑了起來：可不我們是傻大學生嘛！
這天，同學們談得無拘無束，像是訴說那些遙遠的奇遇。只有一個同學始終沒有開口，我總覺蹊蹺，在離開林業大學時仍不得要領……
5月19日。北京西郊。中國農業大學（東區）校園。
今晚是中國農大的一次有關特困大學生問題的工作會議。學校領導白天打電話約我參加，晚飯過後我正要出發時，電話里傳來了林業大學××同學的聲音，他說他希望有時間與我單獨談談他本人的一些情況。 “行啊，今晚我正好到你們學校旁邊的農大……”這幾天我正為那天的蹊蹺不得要領而思忖呢。好機會來了，我當然求之不得。這一晚，我得到了一個意外收穫。
我見到這位同學的第一句話就問他為什麼那天不願講，他說他作為特困生的情況在林大知道的人太多了，他不想再以“恥”為榮了。 “開始我把自己在外打工的不幸遭遇講給同學和老師聽後，他們都流下了同情的淚，後來學校或學生會每開貧困生會議或向新聞單位來人介紹情況時，一次又一次地讓我講，起初我還行，但時間一長我就有種像個'展覽痛苦專業戶'似的感覺，這種感覺非常不好，所以後來我一般不太願意再向外人講自己的事了。再說，我已經習慣和理解社會對我們在打工過程中的某些並不公平但卻是客觀存在的事實。
“我們是外地人嘛，在上大學之前我連小城市都沒去過，我老家在陝西漢中的大山里，啥都土，說話方言又重，言行舉止更是一副土相。雖然上了大學，但這些骨子裡的土氣改不掉嘛，你出去在北京這樣現代化的大都市裡謀生求職難免出些洋相，難免冒土冒傻，人家說你幾句損你幾下你感覺好像很委屈，其實有些人家並沒有說錯，只是你自尊心強，要臉皮，顯然感覺自己是大學生，不該受這種待遇和恥辱。但是換一種角色去理解別人的做法可能就不會那麼傷心了，不會那麼感覺是受到了難以撫慰的屈辱。”他的開場白令我有些吃驚，說這樣話的只能是那些飽受了辛酸、誤解和屈辱然後又在這種苦水中不屈不撓的人才能做到。頓悟，是某種意志和人格力量的昇華之後方才擁有的精神境界。無疑，這位同學一定有非同尋常的大悲大徹。
“沒錯。正是有比別人更多的不幸，我才更不願老把這些事掛在嘴邊。對你作家同志也一樣，我不希望你的作品裡出現我的名字。你能答應嗎？”話到嘴邊，他仍然不忘自己的準則。在我肯定之後，他終於開始講述那些聽來近似小說化的事，“我是96級學生，學貿易專業。家裡貧窮不用多說了，總之你能想像到的我家都存在，你想像不到的我們也有。城市裡不會相信現在還有人家幾個人合穿一件衣服、全家人合蓋一條被子的事，但我們那兒不光是我們一家是這種境況，村子裡比我家還窮的也有。山村嘛，一是交通不便，二是分了你地老天不長眼還是兩手空空。政府的救濟只能解決暫時，卻管不了一年365天。這樣的地方能考出個大學生自然不易，我應該是幸運者。但因為窮逼的，所以我這個人總認為自己也不怎麼高尚，來北京讀書多半是為了改變自己的命運。可家裡偏偏又沒那麼多錢供我，於是只好打工謀生。學校一個月發56。5元補貼，只夠一個星期的伙食，其他三個星期你不打工吃啥？學校安排的'白領工'與我一樣的貧困生們搶都搶不過來，再說即使給你安排了也最多剛好解決吃飯問題。我人窮心高，想的總與別人不大一樣，希望靠自己的力量改變一下命運。我想既然我從一個連褲子衣服都穿不起的地方考到首都北京來念大學，那為什麼就不能再努力一把徹底甩掉頭上的那頂貧困生帽子呢？路有幾條，靠學習也能摘貧困帽，但這條路只對那些天賦特別好的人鋪著，一般的貧困生由於家庭和原先學校教育水平等多方面因素，想靠拿獎學金'致富'並不容易。那麼剩下的只有去靠打工了——我自然也只有選擇這條路。但即使同一條路也有不同情況，一是你勤不勤，二是你有沒有忍耐性，我覺得我這兩點基本都做到了。正是因為我做到了這兩點，所以我在打工中受的苦和難也多於別人。跟你說句實話，同學們現在一提起外出打工就頭痛，或者無可奈何的樣，可我不一樣，現在要有幾天沒出去就覺得有些坐立不安。為啥？慣了，打工成了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種重要內容。除學習之外，我的大學生活內容就是打工。打工為了學習，想學習下去不打工就沒辦法，兩者已是密不可分的同一起步點。管勤工儉學的老師可能對你說了吧？我在全校'打工族'中最大特點是我現在對北京城內的熟悉程度超過了你們北京本地人。信不信？我可以向你保證，老北京人知道的哪條胡同哪個寺，我也知道。老北京人不知道的哪座立交橋哪片新區，我也瞭如指掌。一點不是吹牛。快兩年時間裡，我已經騎壞了幾輛自行車，可以說走遍了整個北京城。你問我打什麼工這麼到處跑？送貨、發單子唄， 不過這是最初的活。後來我一直為某廣告公司拉廣告，除了上課外，一天到晚在外面跑，碰到快要到手的廣告時甚至連課都偷偷逃過。沒法，你可能跑十天沒談成一個廣告，好不容易有些眉目了人家約你一上班就去談，你不能說等我上完課再去吧！遇到這種情況時心裡最難受，一方面你要集中精力跟人家談成，另半個心你想著落下的這一課會不會補得上，兩者你都不能放棄，你心就特累。然而真正累的還不在這裡，落下的課不管怎麼說你可以開夜車什麼的補一補，在與廣告客戶談判時你就可以集中註意力，這樣你可能把課也補上了，生意也談成了。但下面突然冒出來的事卻令你無法容忍：在你準備按時去到廣告客戶那兒取回支票、回來向公司老闆匯報業績並依照講定的條件按比例提成時，你發現什麼事都與你不沾邊了——公司老闆早已派人瞞著你取回了支票，本宗廣告業務一切與你毫無關聯。你憤怒地找公司老闆，老闆說正式簽約必須由法人出面才算數，你拿學生證人家肯給你錢嗎？流氓。你除了說這一句外，其他的無話可說。你找到原先與你洽談的廣告客戶，人家回答得體面又切實：我面對的是你們公司，不是哪個具體人，再說你們內部之間的事我管不著，也沒那份閒心。氣死人。除此你還有啥招？受騙、勞務糾紛，這在我們大學生打工中常見。你高舉法律的武器來捍衛自己的權益？人家說可以呀，但我這兒就這麼做，你願乾就留下，不願就請便，像你們這樣想找活的大學生滿城都是。老闆們說這種話時連個唾沫都不吐，通常情況下你只有忍，只有讓自己百倍的真誠去感化那些商人的良知。我現在還在廣告公司謀職，我沒有告訴你具體是哪個廣告公司騙過我，就是因為我還在那個公司幹，當然後來是因為我用自己的真誠打動了老闆，他後來一直收留我做他的業務員。他用他的'理論'曾對我說過這樣的話：在商人特別是廣告人的眼裡，一切都有可能是原先設計好的陷阱，要不就沒有'奸商'這個名詞了，也可能我的公司早已歇業。這個老闆屬於'奸商'一類，但多少他還有真誠的一面。我留下來一直幹到今天正是認其這一點。
“其實打工作為一種勞力與金錢的交換，它明顯是商業行為，既然帶'商'，難免有'姦'。但你作為一個打工仔，很多受氣的事並不與這'商'有關，而純粹因為你是一個打工仔的低卑身份所決定的。”他談起這方面仍然難掩激動，“我幹的拉廣告活，說有多辛苦就有多辛苦，我一個外地人在短短一兩年內對北京那麼熟，就是因為我用心去跑出來的。只要一出校門，一天蹬著破自行車在大街小巷跑上十幾個小時是屬於'正常工作'。北京是首都，政治影響大，每天三四百萬外地流動人口又確實給北京人帶來不少頭痛的地方。北京人'欺負人'多少是被逼出來的。有一天，我和班上一位同學借了兩輛單車跑活，騎車路過南郊火車站前時突然有輛紅色轎車向馬路邊靠，我在自行車道的最外面，為了躲讓轎車，不得不向裡靠了一下，可偏偏馬路邊有位老大娘在行路。我同學躲不了又把車頭轉向我這邊，於是我只好剎車停下，車頭正好碰了一下從後面靠過來的那輛紅色轎車的車頭。其實轎車根本沒一點毛病，但因為我和同學土里土氣的穿著和滿口難聽的方言，使得開車的那個北京人和周圍一群圍觀者把我們當做了兩個'可惡的盲流'看待。一句話：賠！我和同學自知像半個'盲流'，並從以往的經驗得出與本地人打架，再有理也十有八九是輸家，便老實地問賠多少。500元。那從轎車裡出來的人本來樣子就嚇人，他這一張嘴，早把我和同學給驚呆了。500元！我們哪兒去弄500元？再說憑什麼拿這近似天文數目的巨款呀！500元算個屁，你知道我要進一次修理廠花多少嗎？轎車主人衝著我們說：不賠可以，那就跟我到一趟交警隊。那人力氣真大，拎起我們的自行車就要走。交警隊哪是我們去的地方呀。我和同學一邊說好話一邊求情地拉住自行車。'小子，怎麼著？想耍賴？'那人揮拳就向我們打過來。'你怎麼打人？'我和同學急了。可人家根本不理茬，說就打你們這號專門到北京來搗亂的盲流。這話對北京市民太有煽動性了，剛才還是圍觀的人一下變成了同是譴責我們的力量。我們被一陣亂哄哄的折騰後，發現手中的自行車不知到了哪兒去。'警察來了！警察來了！'有人一喊，我當時有一種被救之感。可是沒有想到警察的出現使我們更慘。那個轎車主人原來與那警察都很熟，圍觀的老百姓也能對警察叫姓喚名。'撞壞了人家的車就該賠錢么！'警察的第一句話這樣說。我的同學忙分辯說我們是為了躲一位老人，再說也根本沒有撞刮轎車。'小兔崽子……！'那警察掄起拳頭就朝我同學打去。這一幕是我萬萬沒想到的，我憤怒地衝那警察說，你怎麼能打人？他一聽，不管三七二十一，又把手向我扇過來，我一躲，正好落在我的脖子處。那警察不甘罷休地沖我說：'欠揍？ '這時，圍觀的人也跟著你一句我一句地數落我們兩個外地盲流，我清楚地聽到那個剛才我們為躲她的老太太也在罵我們。當時我真感到這是個什麼人間世道？一陣亂哄哄之後，警察揚長而去。我回頭一看，不僅自行車不見了，就連我們出來拉廣告的那些材料全都沒了。這可是不得了的事！我知道丟了那些東西就不光是我們白白辛苦了好幾天的打工，而且連賠都無法賠的大事呀。車和東西都到哪兒去了？啊！問圍觀的人，沒一個願意告訴我們。我只好求冤家——那個開轎車的人。他還是一句話，賠不賠？我知道今天的事是難過得去，就乞求他說我們是大學生，身上沒錢，求他饒了我們。那人說，那你們身上有多少錢？我和同學趕緊掏口袋，直到口袋底掏空，才總共拿出了50塊錢。那人大概見我們真的是窮光蛋，就說這回算你們運氣，撿了個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