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麼啦？”
“沒什麼……”寒假歸來的同學們都在宿舍裡又說又笑地嚷嚷著，可高德水的心境怎麼也好不起來。剛過去的一個學期是他進大學的頭半年，這大學門進來時，他就深深感受到了“聖殿”真是太難入了，不說作為一個貧困地區的農家子弟考大學有多難，單說在接到入學通知書後為了湊那幾千元的學雜費便可“一夜白了少年頭”。高德水明白自己如果不是幸運地當時得到家鄉洛陽的一家公司義助就有可能失去邁進“聖殿”這一步。那時高德水確實得意過一陣，因為整個洛陽的上萬名考上大學的學子中，有許多也是貧窮家庭，但全縣被資助的只有兩名學生，他高德水是其中的一名。能不得意嗎？第一個學期每月有保障的150元這筆資助的獎學金，雖然有時使高德水也感到手頭有些緊，但絲毫沒有那種“有了上頓沒下頓”的危機感。這學期可就不同了，一切都得靠自己。高德水早已從幾位最低生活水平的“窮仔”學友那兒了解到：在像北京這樣的大城市裡上大學，每月一般生活費在200～300元左右。哪來這麼多錢呀？高德水十分清楚自己那個只種幾畝薄地的家是無法供得起這巨額費用的，但在放寒假時他還是期望在新學年開學時能從家裡帶一筆至少可以維持最基本的學業費用。
可是老天爺就是不長眼。大旱造成地裡的莊稼幾乎顆粒無收且不說，因為姥姥過世母親悲傷過度而一時疏忽造成僅有能變錢財的幾頭牲畜死亡殆盡。高德水記不得他上大學後回家過的這頭一個春節是怎麼過的，他眼前一直浮現的是臨離家時母親顫顫抖抖地給他錢時的情景：“兒啊，媽知道你上學要吃飯花錢，可家裡實在拿不出，這50元還是你爸借來給我治病的……”高德水哪敢接這樣的錢，他是孝子，說什麼也要讓母親留著這筆錢去看病。但等到他上了火車後才發現，母親還是在他書包裡裝進了30元錢。
高德水就是帶著這30元回到了北京的校園。
30元，加上學校發的每人每月的幾十元副食補貼，高德水掐來掐去也覺得不可能維持最基本的大學生活。有件事他從來沒跟人說過，那就是他在新學年開始的第一天開飯時，別人都上了飯堂，而他卻躲到了廁所——他不是去拉屎拉尿，而是去看看……唉，他真不想啟口，因為這事太有點那個了。還是說吧，窮人的事本來就已經沒啥面子可掩的了。他說當時突然想起了上高中時的情形，那時他也沒錢，一天的伙食費壓縮到一元以下。有幾次因為沒了錢他就跑到廁所，因為那些粗心的同學們總常常不小心在蹲坑時把口袋裡的菜票掉在旁邊，甚至掉在坑內。他窮急了就乘沒人時從坑邊坑內撿起菜票沖一衝就去用。現在是大學，同學們不用飯票使飯卡，但在上廁所時掉錢扔鋼鏰兒的還是大有人在。高德水沒路可走，卻想通過“重溫”中學時的“廁所之道”來解燃眉之急。然而那天偏偏同學都很“精明”，他高德水從廁所出來時一無所獲，不過後來他說虧得這一無所獲，因為否則以後總感這是自己大學生涯裡的一件難以洗刷的屈辱之事。
日子還得過，學業總得完成。高德水在走投無路時走進了學校團委，他聽人說那兒正在籌建一個勤工儉學指導中心，是專門幫助有經濟困難學生的。
“我們的工作剛起步。如果安排你上學校的北樓打掃衛生你願意嗎？那兒原先僱的臨時工走了，正好需要人。”老師用商量的口氣跟他說，“每天早晚掃兩次，一個月100元你看行不行？”
“行！”高德水一聽每月有100元的收入，他連半點猶豫都沒有。事後他說當時就是老師說給50塊一月讓去掏糞挖溝都不會打個磕，“有飯錢了我就可以把學上下去，這是最根本的。”
第二天什麼時候起的床，高德水現在還說不出個準點。 “反正把老師分配的樓道衛生打掃乾淨後，我又回去瞇盹了好一會兒才聽起床號響……”他說他起這麼早一方面是第一天上崗心里特別激動想把事情做得讓人滿意些，另一方面也免得同學們看到面子上不太好看。但後來高德水打掃樓道的事還是讓同學們都知道了，於是有人用羨慕的眼光看他，更多的人則向他投來驚奇的目光。不管是羨慕還是驚奇，高德水從此就成了學校的一名校內勤工儉學正式上崗人員，並由開始的承包掃一層樓道到承包三層樓道，月收入固定在300元左右……1998年7月，高德水順利完成了四年大學學業，以優異成績被家鄉的著名國有大企業——洛陽拖拉機廠接收。
在大學生勤工儉學的龐大隊伍里和高等教育悠久歷史中，高德水既不是最突出的一位，也不是第一位“吃螃蟹者”。 “勤工儉學”這四個字也許自人類有大學起開始，它便同步誕生了。不說遠的，從第一代中國高等教育的開拓者嚴復、蔡元培留洋求學時當碼頭工，到新中國的締造者周恩來、鄧小平在法國做工求學以及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當管理員等等傳世的故事裡，“勤工儉學”早已成為大學生的一種可貴的精神而載入史冊。至於在外國，總統的兒子到飯店刷碗，大富豪的千金去遊樂場當招待員比比皆是，不足為奇。美國現任總統克林頓在上大學時就當過幾年的勤雜工。共和國成立後的新一代中國大學生在國家主席劉少奇同志的那次著名談話後，也掀起過轟轟烈烈的勤工儉學熱。然而過去的這些“勤工儉學”更多的意義，是出於對大學生自我素質的培養。特別是人民翻身做主後的新中國大學生上學，一直延續了“上學靠國家”的製度，他們不用為入學後的生活而擔心操勞。那三四十年裡，我們的大學生是真正的“天之驕子”，入學吃用國家包，畢業出來由國家分配，所要費心的就是好好聽課用功。然而“並軌”後的情況就不再是這樣了，先不說一年幾千元的學雜費令多少經濟貧困的學子和家長們措手不及，單單上學後的吃飯問題就讓學生們愁死了。學校有限的“獎、學、貸、補、免”常常僅是給那些本來就不愁吃穿而成績又好的學生“錦上添花”，至於學習基礎本來就差、又要顧這愁那的貧困生們就只能“雪上添霜”，苦苦掙扎。
高德水是94級大學生，雖然他根本不可能算得上勤工儉學大軍中的前驅，但作為一名當時“並軌試點”學校的貧困生，作為由學校出面安排和特設的“貧困生勤工儉學崗”上崗人員，他屬於今天千千萬萬上崗者中的“先行者”。
既然是“先行”，便包含著先於別人的勇敢行動，又有打破先前傳統的精神。大學生為了自己的生存而在校“勤工儉學”上崗，學校拿不出更多的資金補、免而設崗讓貧困生做工——這事一經師生相傳和新聞媒體披露，一時間校內外沸沸揚揚，眾說不一。
先是一些教授們難以理解——
“恥也，你考試出了三隻'紅燈'，把這樓道掃得如此乾淨有何用？”一位老教授暴跳如雷地指著正在掃樓道的學生鼻尖，從三樓罵到一樓，後來又在課堂上公開說，“再見××在晚自習時掃樓道，就讓他永遠別上我的課！”
其次是一些家長的不理解——
江西南昌劉某是個下崗工人，每月他都要將起早摸黑、走千家萬戶收破爛換來的二三百元錢寄給在武漢讀大學的兒子。上個月兒子來信說：“爸你別再寄錢來了，我在學校已經有了一份每月能得200多元的活做……”劉某一看信，連夜乘火車到了武漢。跑進學生宿舍，同學們告訴他說你兒子在食堂幫廚。劉某闖進食堂一看，果不其然，兒子正繫著圍裙，滿頭大汗地與食堂師傅們一起刷鍋洗碗。劉某心頭頓起三丈怒火，抄起一根木棍就朝兒子劈去：“你個小兔崽子，誰讓你到大學來當伙頭軍的呀！跪下，今天你不立保證從明兒個起不再來此打工，就別再認我這個爸！”後來兒子真的跪了下來，哭著向自己的老爸保證今後再不打工。 “那好，你不是怕沒錢用嗎？這800元是我上星期賣血得來的，你先拿著，以後我每兩個月寄800元來！”劉某從口袋裡抽出一把錢，扔給了兒子，頭也不回地出了校門。
再次是社會上的一些人不理解——
上海某高校校長曾經一連接到好幾封這樣的來信：你枉為一個著名大學校長，聽說你們那兒把我們地區的幾名“狀元”都從課堂上趕到了學校的廁所、食堂，還有去老師的家庭去當“小差”。請問你校長先生，你知道我們的那些學生他們是怎樣上的大學嗎？他們是我們全鄉父老鄉親們每人一塊錢一塊錢湊著送上大學的呀！我們為啥這樣做？那是因為我們這兒從來沒人考上過名牌大學，那是因為我們在明天還等著他們學有所成回來建設和改變窮山僻壤……你說你不叫他們好好上課卻讓去幹苦活，對得起誰？
嗚呼！學生冤也。老師冤也。校長更冤也。
教授有傳統的觀念，家長和社會上的一些人不了解學校校長、老師包括學生在內的苦衷可以理解。然而令許多人不可理解的，是那為數不少的貧困生他們面對“上崗”所表現的種種行為也讓人惋嘆。
《中國青年報》三名記者曾經報導了在武漢幾所大學的幾則見聞——
爬完最後一級樓梯，還沒來得及喘口氣，一股難聞的氣味撲面而來，只見樓道裡麵條、橘子皮、廢紙屑、易拉罐扔得到處都是，幾個學生正大聲嚷嚷著在樓道裡玩足球。
一個多月前，武漢某高校四號樓作為該校勤工助學的第一個試點曾引起大家的關注。
“你是來採訪四號樓的？搞不下去，沒搞了。”學生公寓科科長神情沮喪地說。
聽說五樓有個姓李的貧困生參加了這次勤工助學，乾了幾天就不干了，便想找他聊聊。
小李不在宿舍，他的一位同學正在復習功課，我們便和他聊了起來。
“小李為啥不干了？”
“不好說呀……”他撓了撓頭。
“他是貧困生嗎？”
“是，不但是貧困生還是特困生。”他說。
據這位同學說，小李來自廣西農村，進校三年多來，因為沒錢，僅回去過一次。家里平時很少給他寄錢，沒錢吃飯，常常一天只吃兩頓，有時只吃一頓。班主任知道了，借錢給他，他已經在班主任那裡借了四五百元了。這次學校在四號樓搞勤工助學試點，將每層樓的衛生包給特困生幹，班主任推薦了他。
這位同學說：“開始那個星期他幹得還挺好的，每天早上5點多鐘就起床開始掃地，可是第二個星期就不想乾了，早上睡到快上課才起床。”
“他餓著肚子，為什麼輕易放棄這個掙錢的機會？”記者問。
“是呀，我們也不理解。”他說。
科長告訴我們，四號樓的試點只進行了兩個星期，就有兩名學生提出不干，剩下的四名特困生也是三天打魚兩天曬網，樓道裡髒亂不堪，學生反應強烈，學校只好將他們全辭退了。
“他們不干，是不是待遇低了？”
科長搖了搖頭說：“原來請臨時工，一人掃兩層樓面，月工資180元，現在學生一人只掃一層樓面，一個月160元。我們將工資標准定高些，一是對學生帶有補助性質，二是怕標准定低了學生不干。”
談起試點失敗的原因，科長說，客觀上是清掃時間與上課時間有點衝突，但那是可以調整的，個人主觀原因是主要的。一是覺得在同學面前太丟面子，二是覺得付出的多，得到的少，不划算。科長心情沉重地說：“當初我們搞這個試點時，曾設想，如果成功了，便將所有的學生宿舍、教室和校園衛生都包給貧困生，沒想到干成這樣……”
他們怎麼也不會想到，推動勤工助學的阻力竟來自被援助的貧困生。
這樣的尷尬，在上海一所高校也發生過。 1996年該校有本科生6307人，每月生活費低於上海地區最低基本生活費185元標準的貧困生，佔24。2％。為了給貧困生廣闢勤工助學渠道，該校專門成立了勤工助學服務中心，義務為貧困生尋找勤工助學的機會。一次，機會來了，上海一家百貨公司要舉行開業典禮，主動與該服務中心聯繫，想請幾位大學生去幫他們做宣傳，一天給每人發40元勞務費。
“中心”將招聘海報貼出去後，幾天竟無一人來報名，就連那些貧困生也一個沒來。 “中心”的老師很納悶兒，便去問他們，回答說：“讓我們穿卡通服在門口蹦蹦跳跳太沒面子，而且出這麼點錢，谁愿去？”
這樣的尷尬，記者在校園裡也碰到過。記者採訪一個貧困生時，聽說他家裡很困難，父母都有病，為了他和弟弟上學，家裡已借了4000多元債，便問他：“如果現在有份掃地的工作，你願不願去幹？”
他睜大眼睛說：“掃地？我不能因為窮，就忽略自己的人格和尊嚴呀！”
在武漢一所高校採訪時，我們聽說這樣一件事。一位來自湘西的女生，由於家庭貧困，每月的生活費不到70元，學校為了幫助她，給她安排了一個勤工助學崗位，負責清掃學生宿舍樓周圍的衛生。按規定，她的清掃時間應該是早上6點半到7點，下午4點半到5點。可是，只有到晚上，當夜色籠罩、校園裡少有行人時，她才開始清掃……
在某高校，我們看到了兩張工資單，一張是臨時工的，一張是勤工助學學生的。
翻閱這兩張工資單我們發現，同樣的崗位，學生的工資比臨時工要高出一倍，同樣的崗位，學生工時少於臨時工，工資卻比臨時工拿的多得多。
該校負責勤工助學的同志告訴我們，造兩張工資單是怕臨時工鬧意見。
該校女生宿舍樓原有一名臨時工值班，為了照顧貧困生勤工助學，暑假期間又在每棟樓安排一名貧困生協助值班。臨時工值一個晝夜班，工資5至6元，學生只協助值白班，工資卻拿8元。
這樣的不公平，我們在大學校園採訪時並不少見。
某高校原有校園清掃工十餘人，為了幫助貧困生，他們又設立了100多個“協掃”崗位，清掃工每天工作8個小時，承擔著主要的清掃任務，月工資不到200元，而學生每天只在早、中、晚各協助掃半小時，每月就能拿到80-100元，僅這100多個“協掃”崗位，學校一年就要支付10多萬元勞務費。
我們在採訪中還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所有設立清掃助學崗的學校，無一例外地將廁所排除在外，掃廁所的，都是從外面請來的臨時工。
那天一大早，記者來到某高校學生樓，正碰上早起的幾位學生在掃地，一問，是搞勤工助學的。
“你們掃廁所嗎？”
“不掃，我們只承包樓道，不管廁所。”
“廁所誰掃？”
“臨時工。”
後來我們問該校一位負責人：“廁所為什麼不包給學生幹？”
“我們擔心將廁所劃到衛生區裡學生嫌髒不願幹，所以承包時先明確規定廁所不在承包範圍，另外請臨時工幹。”
在各大專院校採訪，我們處處能感覺到學校對貧困生的這種特殊的愛：一高校在學生食堂安排10名貧困生做伙食管理員，每人月工資120元，中午還享受一頓免費午餐。一高校實在無崗位可設，便成立了一個國旗班，安排了19名貧困生當升旗手，每周升旗一次，每人每月發勤工助學費50元。一高校有10個閱報欄，便安排10名貧困生當報欄管理員。
勞動的象徵意義，在這裡已遠遠高於勞動的價值。而特殊的照顧和優惠未必能使他們順利地走向社會。
前不久，在武漢市發生了這樣一件事。南方一家公司在武昌開闢了一個兒童樂園，公司主動與一所高校聯繫，招聘10名貧困生到樂園搞安全護理。沒想到工作了幾天后，大部分學生放棄了這份工作，只有一名學生暫時留下來。為此，公司、校方、學生各有說辭，爭論的焦點是：貧困大學生是不是一個特殊的打工族？
學生認為該公司提供的工作耗時較多，而且風吹日曬，比較辛苦，報酬卻偏低，把他們當成廉價勞動力。公司方面則認為，公司提供的工作只是耗費了學生的體力勞動，而並非腦力勞動。而且因為勞動強度不大，耗時多一些也是合理的。至於說到辛苦，他們說，很多貧困生都是從農村來的，這種工作難道比種地還辛苦嗎？
學校認為，大學生的主要任務是學習，勤工是為了助學，用工單位應考慮這些因素，給這些大學生以特殊照顧。公司方面則認為，學生既然受聘於公司，就是公司的員工，在管理和工資待遇上應同其他員工一視同仁，如果允許一個特殊群體的存在，公司的許多管理條例在執行時就會成為一紙空文。他們認為，優先為高校貧困生提供工作機會已經是對他們的照顧了，一旦上崗，大學生就應該放棄自己身份的優越感，同企業其他員工一樣遵守企業的規章制度，接受企業的管理。
96級新生進校不久，校團委將《關於進一步拓寬勤工助學渠道、增設勤工助學崗位的報告》送到校黨委書記的案頭。
要在校內增設勤工助學崗位，必然會擠掉臨時工的飯碗，學校後勤管理一直搞得比較好，如果在各個崗位換上學生會不會使後勤工作受到影響？這種種考慮，使書記不敢輕易拍板。
書記將這個問題帶到全校中層幹部會上。他說：“學校今年實行並軌招生，學生貧困面大了，貧困生已佔學生總數17％，冬天來了，有的學生連棉衣棉被都沒有，有的學生一日三餐只能吃饅頭鹹菜。最近，團委打了個報告，要在校內增設勤工助學崗位，大家看怎麼樣，同意的請鼓掌。”會場一下安靜下來，過了好一會兒，響起了一陣掌聲。
書記笑了，說：“既然大家同意了，就這麼辦，以後校內凡是能讓學生幹的活就不要請臨時工了，優先貧困生。”
雖然學校領導和各部門都支持勤工助學，但是學生願不願幹？能不能干好？起草這份報告的團委書記心裡沒底，與本校一牆之隔的某大學也曾將學校的衛生包給貧困生幹，結果失敗了，如果這次也搞失敗了，怎麼向學校後勤部門交代？人家後勤部門本來搞得好好的，是硬從人家那裡挖一塊地盤出來給學生。為了穩妥起見，他決定在某系學生宿舍5號樓先搞試點。
接受試點任務的系黨總支壓力很大，如果試點失敗了，責任非同小可，會直接影響學校勤工助學的發展。分管試點工作的系黨總支副書記，主動向學校交了1000元個人風險抵押金，將學生幹得好不好的風險扛在了自己身上。也就是說，如果學生幹得好，學生拿錢，如果乾得不好，他來承擔風險。
貧困生正式上崗的那天，他親自帶著系黨總支幹部、輔導員、學生幹部、黨員學生共60多人，拿著掃帚陪同貧困生一起上崗，並規定，以後每隔10天，黨員幹部必須輪流到這裡陪同勤工助學的貧困生搞一次大掃除。
雖然有人開玩笑說這是“大家出力、學生拿錢”，但是每到規定時間大家仍自覺地前來“陪掃”。系黨總支副書記對記者說，之所以這樣做，是為了從道義上支持他們，減輕他們的心理壓力，讓他們的心理得到平衡。
為了從道義上支持他們，系裡發現有學生站在窗口向樓下吐瓜子殼，罰他陪掃一周，發現寢室有人將茶葉水潑在樓道裡，罰這個寢室的學生輪流陪掃一周。
為了試點成功，他們確實使出渾身的勁兒，可是仍有人不好好乾。承包三樓樓道衛生的兩名貧困生，常常不清掃，各個寢室掃出的垃圾堆積在門口。幾次警告無效後，他們只好辭退了這兩名貧困生。
……
之後，《中國青年報》針對上面所述的現象，開展了題為《面對貧困》的大討論。這場討論的參與者有社會學者，有普通工人農民，更多的是大學生特別是貧困生自己。
“我真不敢相信那些事情怎麼會是與我一樣的貧困生們做出來的。一想起他們的行為，我忍不住感到臉紅。”已經畢業分配在張家口工作的一位同學指出，“這些寧肯借錢也不願上崗的同學，他們一進校門便心中總有那種抹不去的高人一等思想。而有些同學本身便來自從小靠吃救濟糧長大的邊遠貧困地區，上了大學後他們的內心深處仍殘留著那種窮到頭了就會有救濟的懶習。當他們的這種伸手等靠一旦稍稍得不到滿足，他們往往會異常消極與走向極端。君不知，社會發展已經到了20世紀末，昔日'天之驕子'的大學生現在早已不再是'稀罕之物'，你走一趟人才市場就會發現你僅僅是一名普通的求職人員而已。面對現實，每一個大學生都應當清醒地給自己正確的定位。有了正確的定位，當你再面對困難時就可能不再猶豫，不再逃避，也不再被閒言碎語所壓垮。”
另一位學生則提出了相反的觀點：“出現這些現象實在不能把責任推到學生身上，我們應當從社會、學校、老師、家長等方面思考，因為有些如'你不好好學習，將來就去掃大街'等觀點都是在我們很小的時候別人就一直在灌輸。所以我覺得大學生中出現寧可餓肚子也要'維護尊嚴'是很正常的。要問這是為什麼？回答極其簡單：還不是當初你們教的！因此要改變這種現象，需要全社會一起努力。很明顯，貧困生羞於掃地擦窗，與周圍的異樣目光有關。另一方面，學校抱著好心給那些生活貧困的學生提供取得報酬機會，太多的'象徵性'可能造成勤工儉學的質變。相反，如果過多的讓學生們依靠打工謀生，又怎能不影響他的學業？”
爭論沒有結果，但爭論使大學生們在有一點上是比較有共識的，那就是：需要正視貧困，需要自我的準確定位，更需要自立自強。也正在這個時候，山東大學企業管理系94級學生陳万思以自己的親身體會給報社編輯部寫了一封長信，使得這場爭論有了一個正面的例證：
我一直以為陳万思同學是個男生，因為其信中透露的頑強精神不像一個柔弱的女孩子所言。後來報社的朋友告訴我，陳万思同學這封信給正在爭論得不可開交的兩方面都是一個很好的教育。看看人家一位女孩子是怎麼做、怎麼想的，你們還有什麼可爭執的？正如全國學聯負責人所說，勤工儉學就像一面鏡子，它提出了當代大學生應該如何對待自立，社會（包括家庭）如何鼓勵和幫助大學生自立這樣一個重要問題。道理很簡單，從國家、從民族的角度看，中國的現代化、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實現，是靠勇於承擔責任、有能力承擔重任的人，而不是領先坐享其成、逃避責任的人。從大學生個人成長看，沒有自立自強的意識和能力，就難於適應走上社會的競爭，更談不上成就事業，實現人生價值了，因此自立自強應該成為大學生的必修課。
同學們，自尊自立、自強不息是時代和社會所賦予你的必修課！
同學們，去報名吧，勤工儉學將回報給你一個自信與獨立的自我！
“美國大學出人才，中國大學出新聞”，這是西方世界曾經在一段時間有過的說法。其實出新聞本身並沒有什麼不好，只是看人們怎麼去理解了。中國的現代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有幾個不是先從大學的校園策源並進而推動時代進程的？
不過，中國大學在1996年裡爆出的“新聞”卻讓許多西方人迷惑不解。因為這一年的中國大學的“校園新聞”竟是一場熱熱鬧鬧的“廁所運動”，而這次“廁所運動”的策源地竟然還是培養出200位中國乃至世界頂尖科學人士——中國“兩院”院士的南京大學！
關於南京大學不用我多言，它的前身是九十六年前兩江總督張之洞創辦的三江師範學堂，隨後是享有盛譽的南京高等師範學堂和國立東南大學，直到後來的國立中央大學時期直至現在的近百年不朽歷史，以及我們只需粗略地看一看曾從南京大學這所校門裡走出諸如吳有訓、嚴濟慈、盧嘉錫、竺可楨、童弟週、丁文江、李四光、茅以升、黃汲清、吳階平、朱光亞、翁文波和吳作人、徐悲鴻、聞一多等等一大批科學與人文大師的雄壯隊伍，你就會對這所原“中央大學”肅然起敬。南京大學到底出了多少“新聞”，我說不出。但由於南京大學曾在很長一段歷史領銜了“中國第一大學”的光榮，所以它在20世紀的中國歷史進程中起過別的大學不可替代的獨特作用。南京大學現在仍是排名在北大、清華之後的中國最著名大學，尤其是它每年的科研成果與論文錄用率一直位居千所大學之首。
“不必多說，只求多幹”，南大人給我的印象可以用這話來概括。
但新的歷史條件下突然冒出的新現象——高校“貧困族”，給這所老牌大學也提出了不大不小的問題。南大的在校學生人數位居全國大學前列，因而它的貧困生人數也相對很多。學生處焦文銘老師介紹說，南大是“並軌”的首批試點學校，所以他們的貧困生問題也更早暴露出來。 1994年開始，學校就有計劃、有系統地開展了大學生濟困活動。學校利用自己的名校優勢，曾向社會各界募捐，吸取各種資金來源。在這基礎上他們率先在大學裡設立了針對貧困生的“校長特別獎”，最高的達3000元。但由於“粥少僧多”，這一獎勵只有少數品學兼優的學生才可能得到，大部分寒窗子弟困境依舊每況愈下。後來是學校通過政策性的補、免，對那些確實無任何經濟來源的特困生進行學雜費半減或全免，同時每月補貼50元生活費。這一減免措施解決了不少貧困生的燃眉之急，可是學校卻為此背上了沉重的負擔。僅一年用於貧困生的減、免、補、貸總費用就高達500多萬元！
南大的校長們被一項前所未有的“突然冒出來”的巨大資金所困擾，更讓他們不安的是這500多萬“扔”進去的巨額資金尚不能解決近2000來名貧困生中一半人的生活困難問題。怎麼辦？校長們想到了勤工儉學，想到了在校設立勤工儉學崗，具體是把原來的圖書館、實驗室的那些外僱臨時工崗讓出來給貧困生們。第一批51位同學上崗後效果很好。於是又把學校機關的200多個聘用崗也讓了出來給貧困生，效果和反響仍然都不錯。問同學們為什麼願意到這些地方上崗，同學們回答得很直率：這樣的勤工儉學崗既能賺錢又不失身分，是“白領崗”，有什麼不好？其實學校在開設那些崗時早已料到可能會出現的效果，故而他們能做到“具有中國特色的”校園勤工儉學從一開始就有一種讓學生們能承受的心理壓力。
然而“白領崗”只能使少數人得益，仍有很多貧困生沒有機會上崗。 1996年新學年開學，南大決定把設崗的步子邁得大一點，於是便有了後來聞名一時並流行到所有高校的“中國大學1996'廁所運動'”。
“廁所運動”是大學生們對自己的伙伴承包廁所衛生工作的俗稱。其發源地南京大學對此的正規叫法為“學生保洁員”崗。說白了，就是由大學生自己清掃廁所。南大有兩大校址，其中之一是長江北邊的浦口新校區，全校新舊校址加起來有近百所廁所，過去一直由外僱臨時工來完成清掃工作，每年學校光這筆錢就要付出十多萬元。自己的學生受困，卻讓外面的人把錢賺去，南大人多少感覺有些虧。但是身處富庶之地的南京大學真的要讓學生去當刷廁所工，可也不能不說是件“開天闢地”的新聞，弄好了是支持學生勤工儉學，弄不好一片好心反而會招來舉國上下的斥罵。這一點南大校長們和專司學生勤工儉學的校團組織與學生處是有思想準備的，故而他們在實際操作時採取了循序漸進的做法。第一次招聘啟事貼出時其上崗的內容寫得含糊，叫做“招收保洁工”。
保洁？保洁是乾啥的？不就是乾那些又髒又累的打掃教室、樓道的活計嗎？
人家當又體面又舒服的“白領工”，我們就去幹“藍領工”？我不去！
得了，社會分工不同麼！ “藍領工”至少也能讓我們有頓飽飯吃。我準備去。
哈哈哈，我們都上當了，啥“學生保洁工”，其實是讓我們打掃廁所呀！
啊——？ ！不去不去！再窮我們也是大學生麼！
學生們眾說紛紜，雖然有人對上面的說法不完全贊成，也覺得打掃廁所並非不可以，但仍然沒有一人公開前去揭榜報名的。
南大的第一榜“招聘保洁工”以失敗而告終。
南大的“廁所運動”成功之處是他們堅持地做了下去。根據浦口校區的新生中貧困生多的情況，學校就“是讓貧困影響我們的學業，還是選擇通過勞動自強自立”問題，在學生中展開了大討論，討論收到預期的良好效果。第二榜“招聘保洁員”一出，有100多名貧困生（其中也有家庭不錯的）報名競崗。用老師的話說，那是“一次觀念的革命運動”。
然而，報名到廁所上崗，並不說明問題就已解決。不少學生第一次上崗時怕同學看到，竟然半夜起床，至於挑著籮筐倒垃圾就更費勁了，本來幾百米遠的路程，他繞來繞去要跑上一二千米。為啥？為的是繞過熟人的眼睛。是男生的怕女生瞅見，是女生的怕男生看到。一位瘦小的女同學本來為照顧她給安排了宿舍樓的一個廁所，可她堅決不去，最後寧可挑了個很遠、很偏僻的廁所。事後人家問她為什麼，她說在那個廁所上崗不會碰到同班同學……哈，真是一群未褪稚氣的孩子！一群已經懂得羞澀的青春兒女！
上面的事都發生在兩年多前。今年4月我到南大時藉看望我的外甥女而特意到了南大的浦口校區。我問去年以江蘇文科“狀元”考入南大的外甥女：班上有幾個同學當“保洁員”？她說有三四個吧。我問，那你們這些家庭經濟條件好的同學對他們當“保洁員”有什麼看法？她搖搖頭，說沒什麼看法，很正常，我們有空還幫他們一起幹哩。我懷疑地看著在家極少做家務活的外甥女，表示不信。她急了，衝著我這“老舅”嚷嚷：小看人，上了大學不是可以變化和進步麼！嗬嗬，這可是料想不到的“奇蹟”。不過後來聽南大浦口校區的領導介紹也證實了這一點。他說，推行學生保洁員制度，已經遠遠超出了當初勤工儉學的意義。學生本身的心理承受能力在上崗的過程中得到了加強，其集體觀念和社會責任感也得到增強。通過學生自己打掃環境衛生特別是打掃廁所衛生後，同學之間便有了自覺維護的意識。過去臨時工打掃衛生，學生們總覺得亂扔亂塗無所謂，而且有一種扔了也有理的味道。如今不一樣了，環境衛生是同學們自己打掃的，從淺層次講，你再亂扔亂丟就不好意思了。從深層次講，久而久之就養成了良好的衛生習慣和尊重別人勞動的風尚。當然，由於上崗，那些本來經濟困難的同學就可以獲得一份能基本保證生活的收入。
“廁所運動”，利校、利風尚，更利貧困生。在今天的南大，師生們再談論起此事時，從校長到普通學生，都會自豪地這樣告訴你。
沒有一種時尚和流行色可以同大學校園的傳播速度相比較。南京大學推出的讓貧困生當保洁員的“廁所運動”風，不多時便刮遍了中國所有大學校園，許多大學仿效南大的做法，在自己的校園內推出了讓學生承包廁所清潔的勤工儉學崗位。一時間，中國大學的“廁所運動”被當做不同尋常的新聞，著實在西方世界廣為傳播。而有一位中國大學生還因為掃廁所成了一些西方人心目中的“英雄”，他就是大連理工大學的9506班學生李祥華。
李祥華所在的學校同樣是為了解決貧困生生活上的後顧之憂而把水房和廁所等雜活進行重新分配，專門讓學生們來做。學校遇到了與南大開始一樣的問題，即沒有人願接清掃廁所的崗位。就在這個時候，該校化工學院的李祥華同學毫無顧慮地第一個報了名。
“恭喜你，李'所長'。”有人過來半開玩笑地問他，“怎麼樣，當回官兒過癮吧？多少錢一個月？”
李祥華白淨淨的臉，1米78的個頭，面對別人的幾絲譏諷，他坦然一笑：“不多不少，乾了就知道。”
為了更加說明自己的自強自立之心，李祥華每次在廁所上崗時有意穿上校服，有意別上校徽，也從不避人，該到什麼時候去刷廁所就什麼時候去。
在許多學校裡，從學生到勤工儉學部門，不少人僅把校園上崗當做一種純粹的象徵性勞動。但李祥華則不然，老師和同學們都說他這個“所長”是個完完全全合格的。
別以為刷廁所真那麼簡單，真要干好不費點勁是不成的。李祥華開始乾時由於報名的人數少，原定的兩個人包一個廁所的活只有他一人承擔。他還真當一回事，一天早、中、晚三次，把廁所掃得又乾淨又亮堂。同學中有一部分人習慣把亂雜廢物往廁所扔，甚至當著李祥華的面也敢這麼幹。換了別人也許鬧出一場“廁所風波”，可李祥華不，他照常笑嘻嘻地干他手中的活。只是等人走後，他在牆上貼出一張“請做文明人”的告示。誰都不可能長久不要臉面，那些平時不自覺的人見告示後也就慢慢改了自己的壞習慣。李祥華呢，覺得當這個特殊的“所長”還真有特殊的用場：比如原先那些跟自己關係不怎麼融洽的同學現在與他親近了；比如原先班上不敢報廁所崗的幾位貧困生現在願意跟著他當“徒弟”；比如原先校內的“廁所文化”叫人看了噁心，自打他當“所長”後就再也不見了，取代的是清潔、乾淨的環境……
“媽、爸：這個月我又拿到工資了！上個月是160元，現在我承包了兩個廁所，工資可以領到200多元了……完全夠生活了！”又一個領工資日的夜晚，李祥華忍不住給家裡打去電話。
電話那頭，母親和父親高興得連聲“哎哎”。 “小華，我和爸都支持你，好好乾下去，只是別耽誤了學習。”母親叮嚀他。
“不會的，媽。”李祥華充滿信心地回答父母，因為他覺得這段時間不僅生活有了保障，更重要的是自己堅強和自信了許多。現在他有個心願：要把自己在廁所上崗的感受和體會向同在校園的那些貧困同學講講……
旭日剛剛透出地平線的那一瞬，東方明珠懷抱里傳來一曲雄渾的樂章。人們告訴我，那就是複旦大學的校歌。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開始，我知道了這座素有“江南第一學府”的校名出處——“復旦”二字，取自《尚書。大傳。虞夏傳》中的名句“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1905年，近代著名教育家、復旦大學的創始人馬相伯，從他傾家捐資創辦這所學校一開始就給“復旦人”囑咐了復興中華的百年重任。
伴著“復旦復旦旦復旦”的強勁節奏，當我走入復旦校園內那片寬闊而著名的綠地廣場時，舉目所見的是手捧書本、朗朗有聲的莘莘學子，故而頓感“學在復旦”的陣陣濃烈的書香之風。到復旦之前，上海團市委的同志特意向我介紹了該校有個專門為鼓勵那些自強自立的貧困生而設立的一項獎項，這獎在復旦學生中，被譽稱是“復旦諾貝爾獎”。
神聖的諾貝爾，神聖的殿堂——我因此而直奔主題，來到了創立這項獎的“本部”、復旦大學勤工助學辦公室。
復旦到底是複旦，在學生工作部的那幢小樓裡，我的第一感覺就像走進了電影《列寧在1918》中那個攻打冬宮的“革命指揮部”：忙忙碌碌的人，電腦嘀嘀嗒嗒的響聲和接連不斷的電話鈴聲……
“餵，你是家教部嗎？明天將有上海的兩家單位來談合作事宜，你們做一下準備。好的，第三批受聘人員的批复報告馬上給你送去。”
“活動中心嗎？星期四的晚會還有什麼問題？要調幾個幫手？沒問題，我會通知人事部的。那先這樣，彩排時我讓學校領導一起去觀摩。好，預祝你們成功！”
“你找誰？我就是王萬春呀，有什麼事？噢，我知道，你們書亭的人手目前還夠是吧？這個好辦，關鍵是你們得在原來的基礎上要根據同學們的需求進書、進好書，資金方面我們會考慮的。好，下午下班之前你帶著副經理一起來我這兒一趟……”
勤工助學辦公室主任王萬春終於放下電話給我讓座。 “你是北京來的？學工部翁老師和應老師兩位部長可能要等一會兒才到，你先坐一下。”他給我端過一杯茶水，並遞上一張名片。
“碩士，復旦大學勤工助學辦公室主任，光華公司總經理……看來你是這兒的老闆哪！”我笑著對年輕的王主任說。
“操心加苦心的老闆。”小王又去接他的電話。
“你這兒真忙啊。”
“可不是。而且是別人閒的時候我們便更忙了。”他重新坐到我這個客人旁邊，順便端起他的水杯，“咕咚”幾下便把半瓶開水消滅了。
“這個光華是你們復旦大學辦的實體？”
“是我們學校專為學生特別是貧困學生提供勤工儉學服務的經濟實體。”
“走了那麼多大學，看來你們復旦是全國第一家。”
“而且應該說是最早的一家。”小王詳細介紹了我所感興趣的問題，“要說我們光華可真有一段歷史了。十三年前，我的學長——學校哲學系81級幾個同學自籌資金，在學校領導、團委和學生會支持下，在當時的一座簡易臨時平房內辦起了一個名為'OURSALON——大家沙龍'，這也是在全國高校中最早的大學生沙龍。那時的'OURSALON'除了向學生顧客提供一些咖啡蛋糕飲料點心外，更主要的是精心組織文化、信息交流活動。起初，我們這個'大家沙龍'是以'文化為主、經營為輔'的原則，如舉辦'文理對話'、'現代派畫展'、'哲學專題'等各種文化活動，學校的眾多詩社、劇社、文學社等都來參與，成為上海高校有名的文化聖地。隨後幾年，在市場經濟的影響下，學校根據政策規定，對原來的'大家沙龍'進行了重組，並且與我校一個也是由幾位校友辦起的光華科技服務公司聯合，組成了具有經濟實體性質的現在這個樣的'復旦沙龍'。”
“那麼它現在到底是以文化為主還是以經營為主呢？”我問。
“應該說是以經營為主導，而其經營的內容仍是以服務於學生的文化為主。”
“怎麼講？”
王萬春的解釋使我的採訪進入了主題。他說，復旦的這個光華公司現在純粹是專門為了幫助那些需要勤工助學的同學而獨創的一個完全由學生自己管理、並直接受學校學工部和勤工助學辦公室指導的經營性實體。除了他這個“總經理”和三名財務人員為學工部的正式職工外，其餘員工全為勤工儉學的學生。現下設辦公室、人事部、家教部、社會服務部、勤工助學部和學生信用社、活動中心、大家沙龍、自助商店、學生書亭、文印中心、南區娛樂廳等十多個業務部門與經營實體。
“目前有多少學生在這些部門上崗？”
“常設崗位有800多個。”
“上崗的人員大多是些什麼學生？”
“在教育改革並軌之前，我們面對全校學生，擇優錄取，公平競崗。這幾年復旦也出現了每年平均16％左右的貧困生，因此在同等條件下貧困生和特困生將優先得到上崗權利，現在的800多個崗上多數是那些家庭有經濟困難的同學。”
“他們自主經營、自主管理得怎樣？”
“很好。不管是過去的'大家沙龍'，還是現在的'光華公司'，我們一直非常健康地經營和發展著。可以說，現在我們的複旦沙龍——光華公司，既是校園學生文化的一道迷人風景線，同時又是學校幫困助學不可缺少的堅實基地。每年至少有近1000人次的貧困生在我們的沙龍上崗，他們一方面得到了素質的提高，另一方面有了一定的經濟收入，去年一年僅我們這一塊就發放了35.2萬元勤工助學費。值得一提的是，學校勤工助學辦公室與光華公司以學生勤工助學活動獲得的利潤，特設了'復旦自立獎'，旨在獎勵本校那些在學習、研究、社會實踐和勤工儉學中表現突出的優秀貧困大學生。這項獎目前已經評選了11屆，是複旦校園內影響最大的獎項之一……”
“就是被譽為'復旦諾貝爾'的獎項？”
“正是。”王萬春說到這裡顯得激動起來，“在我們復旦，大大小小的獎勵近百項，但惟一這一項是學生們用自己的勞動所得而設立的特別獎，而獲得此項獎的同學都是那些有著特殊經歷與磨難、且是品學兼優的人。雖然這項獎的獎金也不比其他獎勵多，但學校對此獎的每次頒獎儀式都給予最高待遇，學校領導只要在家的都得參加。像我們剛剛舉辦完的11屆'自立獎'頒獎儀式，就放在接待美國總統裡根和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李遠哲這樣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的'美研中心'大廳內隆重舉行。當時的場面太讓人難忘，會議剛開始我們就接到了來自海內外的許多傳真和越洋電話，上海多家電視台進行了現場報導。然而最值得一提的是，我們的評獎過程就是一個讓那些自強自立者感受自身價值的難忘歷程。每屆評獎開始，我們首先得用一個來月時間進行廣泛宣傳。組織者要在學校專家學者的指導下制定出詳細、科學的評選章程及申請表格，隨即在校園中央海報欄學生宿舍區張貼大型宣傳海報，將申報須知發送至各院系，並在校廣播台推出人物專訪。此項獎與眾不同的是每位期望得到此獎殊榮者必須自己提出申請，這申請的過程中重要的是要毛遂自薦地把自己的學習、勤工助學收穫和參與有關研究的成果展示給廣大同學。第二步是初評階段。組織者將每一位上報者的申請材料逐一進行初選，然後根據差額選出入圍者若干名。這一階段的後期工作是將入圍者再進行複評，凡在復評中再度入圍者，其名字和主要事蹟通過海報的形式公之於眾，接受全校師生的監督，確保評選的公正與透明度。緊接著是第三也是最後一個階段。這是所有評獎的高潮，也是最激動人心的時刻：每位進入複評的入選者必須接受專家、校領導、同學和老師組成的評委的現場答辯。我們舉辦的每一次這樣的現場答辯會，總是引來全校上上下下的熱烈關注與積極參與，那現場會的教室裡、走廊內人山人海，台上的角逐者神采飛揚，雄心勃勃；台下的參觀者傾聽思索，深受教益。當一位又一位自強自立者在摘取'復旦諾貝爾'的桂冠時，彷彿獲得榮光的是我們每一個複旦人，那震耳欲聾的掌聲會一次次地經久不息……我當了幾回組織者，每一次頒獎完後，總有那些或獲獎或沒獲獎的貧困生們跑來對我和學工部的老師說這樣的話：'原以為家庭貧困難圓自己的大學夢，可學校不僅給我們提供了生路，而且還給予如此厚愛與榮譽，真是此生不枉一回復旦人！'”
復旦人，多麼響亮而豪邁的名字！
復旦人，又使很多人想探究它的真實內涵。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我細品著這一凝結了一代學子靈魂的複旦校訓，耳邊響起了著名科學家、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李政道在這個大學的那次精彩講演——
……下面我要講一個問題，復旦校訓中第一句的最後一字和第二句的最後一字。第二句最後的字是“思”，思考的思；第一句最後的字是志，志氣的志。志，是志氣、志向、志願，尤其是家長對孩子說，老師對學生說或者學生對自己說，一個年輕人要有志氣，你的志願立什麼？這就是說，每個孩子，每個年輕人都要有志氣。這句話說是很容易，我去查了辭海，這個志的表述是新的方向在哪兒。這很有道理。 “志”有兩個意思，一個是志氣、志願、志向，是向外的；一個是對內的，即你自己的心向哪兒走。所以很重要的是你一定要問自己，你怎麼樣才能有志氣，你自己的心往哪個方向走，就是你對什麼有興趣，你的才能在哪方面？要對自己了解，是很重要的。另外很重要的一部分是要了解外面的世界。這兩方面都是互相關聯的，這與問問題與求答案一樣是互相關聯的。我想對年輕人來說，重要一點是必須自己要相信自己，要覺得你自己的生命是有特別意義的，不光是對自己有意義，對整個外在世界也是有意義的，而你整個的一生有特別的任務。要相信自己，要對“志”作深刻的考慮：你自己的志向是什麼？心之所向在哪裡？你的志願在哪兒？而你有了這個志，你就能在什麼困境、什麼情景中都可以勇敢地站起來！勇敢地去面對現實，面對世界！
篤志者而近思也，也許這正是複旦人出類拔萃的靈魂所在。
當我正被“復旦諾貝爾獎”的運作者激起心靈的千層巨瀾時，學工部負責人翁鐵慧和應岳林兩位老師帶著幾個學生進來了。
“他們都是我們'復旦諾貝爾獎'的光榮獲得者與勇敢角逐者。請他們談談在我們的複旦沙龍里的勤工助學親身感受，或許對你的採訪更有用。”老師的善解人意，正是我求之不得的。
這是一群從形態到心靈都看不出一絲一縷“貧困”的學生，相反，他們用自己珍愛生活、珍愛校園的那般激情，把我帶入一個個豐富多彩的世界：
與“大家沙龍”為友的徐曉民同學：遙想當年，在室友——一個現在應該稱做“老沙龍人”的鼓勵下，我加入了“大家沙龍”。還清楚記得第一次走向沙龍，是在一個陽光明媚的中午，由於地處偏僻，問了幾個人才找到。而現在通向沙龍的那條小路，我的鞋子也已經熟得不用腳帶著就能走上幾個來回了。無論是白天、傍晚，雨中還是陽光下，那條小路對我而言永遠是快樂的。初次領略沙龍真正的風姿是在我上崗的第一個晚上。雖然當時心裡有些緊張，但看到已為“侍者”的同學們那股認真勁，我也就慢慢放鬆了下來。夜晚的沙龍，籠罩在一片朦朧的暈黃中，蘋果形的紅色蠟燭漂浮在玻璃小碗中，散發一團溫柔的光芒，國產音響中冒出的音樂卻是聞所未聞的動聽，一對對情侶在蠟燭下低聲細語，旁邊也有五大三粗的幾個男孩圍著一張大桌豪氣無比地喝下一罐罐啤酒。與我同身份的“服務員”端著精緻得宛如藝術品的冰激凌、雞尾酒，給客人介紹這是“飛天”、那是“廊橋遺夢”……這一切都是那麼純潔美好，連空氣中也彷彿溶進了青春的笑容。總之，一次上班下來，我覺得自己已經喜歡上了這“大家沙龍”的崗了。沙龍真是奇妙，是一種什麼樣的魅力竟使它如此地吸引人呢？答案彷彿就在心中，但要說出來卻又有些難。關於我們的沙龍，我有那麼多話想說，可又不知從何說起。不過有一點是肯定的，在復旦，最快的時光是在沙龍。在那裡，我會忘記自己已有的痛苦與自卑，感覺的是集體的溫暖和快樂。有人說，勞動便是創造財富和快樂。我要說，在我們復旦“大家沙龍”的勞動，才真正體現了這種財富與快樂。
在家教部度過苦樂悲歡的董卉：成了復旦“光華人”是一次偶然。一個無聊的日子，我百無聊賴，無意中看到光華招新員工的海報，就莫名其妙地報了“家教部”，又隨即鬥志昂揚地闖過了怎麼也沒有想到的激烈的初試與復試，就這樣心滿意足而又躊躇滿志地闖進了那個不大的半間小屋。一張桌子，一把椅子，簡陋不堪，沒有我期望中的高薪報酬，但也沒有可怕的功利之爭，只有瑣碎單調的工作，少得可憐的薪金和讓我困倦不已的忙碌的夜班，然而那卻是一個期待已久的溫馨的大家。這是一個以理科為主的“家”。作為文科的獨苗，我可以讓諸位同仁為我慘不忍睹的理科科目操盡了心，臨近期末，當一向“大智若愚”的我為了計算機課保C爭B而焦頭爛額時，計算機專業的同仁騰出整個晚上給我緊急救助，使我獲得了在他鄉從未有過的一份親情。從此以後，不管多累，也不管薪金多少，我總把家教部的這份工作認認真真地做好。當我看到那麼多與我一樣甚至生活更窘迫的同學從家教部得到一份自立的報酬時，我既為他們欣慰，也為自己高興。而今，望望窗外，校園內又多了許多新面孔，又有許多同學帶著急切和企盼的目光走進家教部時，我更加感到了肩上的那份責任，那份無怨無悔而充滿價值的責任！
和文印中心一起成長的計琳：當初進大學時那股嘗試一切的熱情漸漸消退，取而代之以成熟的頭腦、穩健的步履時，大學生活已走近尾聲。從不諳世事的黃毛丫頭，成長為一名即將踏入社會的大學畢業生，我的歷程已深深地烙上了“文印中心”的烙印。記得初來時，它還只是光華公司下屬實體中最小的一個部門謄印社。望著眼前昏暗的燈光，破舊的鉛字打印機，還有那彷彿曾印過《挺進報》的油印機，我感到了一陣失望。在電腦不斷更新擴充的現代社會，在全國一流的著名學府，使用的還是幾十年前的老古董，難道這裡就是發揮才能、體現自我價值的地方嗎？謄印社經理的一席話語消除了我的顧慮：只有在艱苦的環境下才更能磨練人的意志。而且更重要的是，吸引人才的源泉絕對不是舒適的工作環境，而是一個團結互助、奮發向上的集體。帶著對未來的憧憬，我們開始了艱苦的創業。因為經費的缺乏，許多事情都由每個成員自己動手。我們便利用業餘時間粉刷牆壁，並想方設法開發業務品種，多作宣傳……後來我們終於成功和進步了，現在我們的文印中心已經有了兩台自己的電腦，一台複印機和一台膠印一體機，一躍成為公司下面擁有最多固定資產的部門了。我們的業務也由過去的零碎小活到現在的可接成批大宗業務，從業人數達16人，月淨收入在2萬餘元！這可是個不小的數目呀！如今我快要畢業離開文印社了，然而我會把自己的一份情感永遠留在這兒……
與書亭有緣的陳艷梅：3月，書亭招收新員工，我趕緊去報名並最終入選。按書亭規定，新員工的第一天工作都要有一個老員工陪帶著。我的“師傅”是個極其溫柔的女孩，她細聲細氣的指導，令我的緊張緩解不少。我報書亭的原意是為了既能解決一些生活窘迫，又能有時間看看書。但實際上當班時間裡是不好自己沉醉書中的，而且人來客往根本靜不下來。儘管第一天的工作就讓我感到事與願違，我最終還是放棄了退出的念頭，因為我發現書亭還是有許多東西值得我為它留下。我自知一向很傳統，適應不了那種只講效益和上下級關係的工作環境，因而書亭濃濃的家庭氛圍首先吸引了我，另外書亭里工作的人大多是高年級同學。沒有經驗總是難免犯錯誤，而他們總是善意地幫助我，使我連同過去留存的自卑也一併消失了。原本我最討厭班務會什麼的，但書亭的每星期三的例會卻使我感到了相互間的交流是那樣親情和必要，尤其說到幽默話題時開懷大笑的歡樂真叫人愜意無比。以前在外購物遇上營業員白眼時我就心裡狠狠發誓：要是我當了營業員決不是這樣的。書亭的上崗給了我實踐誓言的機會，而同時也感到每一項工作要干好它絕非是件輕鬆的事，全社會和人們之間都需要相互的理解與溝通，因為那是我們這個世界取得和諧與進步的最重要因素。
……
天色已晚，還有許多同學爭著要抒發他們心中那縷剪不斷的“OURSALON”情思。我只好說：“對不起同學們，你們使我到復旦的採訪主題改變了，因為在這兒、在你們身上我見不到痛苦與貧困。所以我只好與諸位BYEBYE……”
……
這實在是一次少有的愉快道別。轉身時，學工部副部長應老師交給我一樣東西，說是一位名叫楊海茵的94級畢業生在離開學校時留給“光華”的一封信，興許可以使我對複旦勤工助學的採訪有些補充。在回程的出租車上，我展開信件看了起來：
……一個月後我就要離開復旦了。回想大學生活的點點滴滴，在光華兩年多的經歷是十分重要的一筆。四年級畢業求職時，填了許多張就職申請表，“光華公司”是工作經歷欄我不可少的填寫內容。
我是1994年進入光華的，那時公司經理層多是90級的學長。我從一個辦公室的工作人員開始，在許多朋友的幫助和支持下，學到了許多課堂上學不到的東西，最後成為公司經理層的一員。記得剛進公司時，辦公室主辦活動，請美容師講座。我們一群人晚上在辦公室畫海報，趕到東區關門前回寢室，第二天早起去張貼。講座那天晚上，3106大廳擠滿了人，我們開心極了。在這種團隊協作的氣氛中，光華人之間結下了深厚的友誼，這種友誼也成為公司工作的動力。
公司人員變動很頻繁，尤其是辦公室。有時甚至還沒有搞清楚名字，人就已經換了。每一個能夠在光華工作一段時間的人其實都不容易。光華的工作大多是一些十分瑣碎的事。部門招新成員時，我總是對招聘的同學說，不要期望太高，你們要做的只是一些普通工作，比如貼貼海報，發發工資。但來到這兒的同學卻都能以他們對公司、對廣大同學的責任心勤勤懇懇、踏踏實實地做好分內的事。而公司給予他們的可能只是幾十元的工資，然而更重要的是給了他們一筆永遠值得記憶的精神財富。光華給每一個人均等機會去表現自己的才能，同時也告訴每一個人，任何成功都是由最不起眼的工作開始的。 ……
在我們光華有句被同學們廣為傳誦的名言：“鐵打的軍營，流水的兵”。不多久，我就要離開復旦，走上社會，我們的光華也將迎來新一批員工與經理，復旦的校園內又將呈現一派醉人的景象……
呵，復旦“光華”，我將永遠記住在你這兒曾經獲取的那尊永生榮譽的“諾貝爾獎”，因為我視它為自己的一座不朽的人生里程碑！
我為這位同學和所有在復旦學習的那些寒窗學子而欣慰，他們不僅在這裡獲得了最好的掌握知識的條件，也獲得了人生最珍貴的精神財富。
1996年，中國大學的校園內不斷有新聞冒出。南京大學的“廁所運動”正在全國高校如火如荼地推廣時，河南冒出了兩件更具新聞性的消息：一件是已經在鄭州一家著名國有企業當上了生產部長的蘭州大學畢業生李培棟放棄官位當了個修鞋匠。一件是河南農業大學的在校生程雲飛同學在校園內開了個修鞋網絡中心。這兩位河南籍大學生的做法一經傳出，全國高校乃至社會上都引起了好一陣反響。人們感興趣的是，這兩位大學生不僅同是河南人，而且幹的是一個行當——修鞋，還有一個重要的相同之處是他們曾經都是大學裡的貧困生，所不同點是前者已經畢業有了一份工作並且成了工廠領導後當的修鞋匠，後者是堂堂正正在校園內開設了以修鞋為主業的“網絡中心”。真可謂五彩的青春，勇敢的創新。
苦孩子出身的李培棟當年為了跳出“農門”，擺脫貧困的陰影而刻苦學習，終於在1986年考入了西北名校蘭州大學。那時大學沒有並軌，不要交多少學雜費，但對家境一貧如洗的李培棟來說，平時不注意點勤儉就可能連買支筆、買個本都成問題。有一天他與同學一起上街閒逛，看到釘鞋的一個五分錢鞋掌，一經鞋匠之手就是兩毛錢。李培棟從此做起“鞋匠夢”，他從牙縫裡省出幾個錢，購置了釘鞋的必要工具，便在校園內乾起了修鞋行當，以小本薄利完成了四年學業而沒有向家裡伸過一回要錢的手。 1990年李培棟畢業後分配到了鄭州肉聯加工廠所屬生化製藥廠，憑著名牌大學畢業生學歷和他工作的努力，先後擔任了車間主任、生產部長等職，正當廠領導準備讓他晉升更高職位時，李培棟竟然辭去所有官職，當起了一名普通工人。這還不算完事，李培棟竟在鄭州南陽路的鬧市區租了一間小房，打出了“大學生李培棟修鞋店”的招牌，當然他是領了執照的合法經營。問題是他打出的那塊在修鞋店前的“大學生李培棟”的大招牌，太引人注目，太叫社會各界包括大學生在內的人引起巨大反響。那時還不像現在社會上到處都是什麼下崗人員，所以李培棟堂堂一名大學生放著官兒不當，竟擺攤做個修鞋匠，而且你悄悄當鞋匠也罷，可偏偏還要讓人們知道你是個大學生！這能不讓人看熱鬧嗎？
今年22歲的程雲飛是河南農業大學的95級學生，他當“校園修鞋匠”的最初願望完全是為了自己獨立地承擔家庭難以支付的各種上大學的費用。小程出生在豫南鎮平縣的一個山村，他父親是位當地有名的“能人”，憑著自己靈巧的雙手在80年代就是個“萬元戶”。但父親也有“失算”的時候，而且是致命的——1989年，他傾盡全家資產辦的磚窯廠做了幾筆大賠本生意。這一年正好兒子小學畢業上初中，正處絕境的父親根本不理會兒子“全班第一”的成績，說啥沒同意兒子繼續上學的事。為此，12歲的小雲飛一氣之下逃離了家鄉，跑到20多里外的姑姑家。那兒有所“只要成績在班上前五名”就可減免學費的中學，小雲飛就這樣進了初中。學費免了，但生活費仍然是個問題。倔強的小雲飛對姑姑說，只要給點玉米麵糊糊吃就行。姑姑苦笑地搖搖頭，說你真吃好的姑也拿不出來。那三年裡，小雲飛的肚裡除了麵糊糊幾乎沒有進過別的啥食物。可是三年後，小雲飛卻昂首“飛”進了縣重點高中——鎮平縣一中。
報到時，200元的學費又難住了程雲飛。這一次他碰上了好運，學校破例給他免了，理由不算挺充分，但卻很有力：程雲飛家境貧困，本人成績特別優秀。說學校的做法理由不算挺充分是因為像程雲飛一樣家境不好的還有很多，可要說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