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春節剛過，像所有大學生一樣，英子匆匆地收拾起行李，踏上了返校的旅途。春風拂面的新學年校門內，剛剛從父母身邊歸來的同學們一個個歡天喜地地傾訴著回家的新聞以及過年的開心事。惟獨英子坐在教室的一角默不作聲，她的臉上不見半點喜色，反而比放假前多了一層深深的愁雲。
“英子，你怎麼啦？這麼不開心，是不是回家相了個對象分手幾天就害相思病啦？”同宿舍的女同學拿她開心，想讓英子露一點笑容。
誰知，英子不但沒有笑容，竟伏在桌上嗚嗚大哭起來，哭得全身都在發顫。同學們害怕了，遠遠地躲到一邊。大家知道英子有個苦命的家，天下的好事似乎從來就沒有降至她的身上。唉——，同學們無奈地長嘆一聲，方才的那份歡快已蕩然無存。
老師走進教室，新學年宣布開始。英子抹去淚痕，與同學們一起打開書本。
“英子英子，快快，你的急電！”
才離家不到十天，又出什麼事了？英子的心七上八下，趕緊展開電文，上面明白無誤地告訴她：家裡有急事，讓她務必回家一趟。
英子請了假，從成都連夜趕上火車，直奔千里之外的那個偏僻的老家。一進門，英子迎面看到的是母親那雙含著淚水的眼睛。
“媽，出什麼事了？”英子急促地問。
“孩子，媽對不住你……”母親還沒開口，就嗚嗚地先哭個不停。
“說呀媽！”英子用力搖晃著母親的雙肩。
母親終於抬起了淚眼：“英啊，前些日與你定親的那個小伙子不是你的真對象，他是你定親對象的哥。”
“啥？啥啥？”英子眼前一陣暈眩。隨即，她定了定搖晃的身子，抽身出了家門，直奔那個媒人家。
“騙子！騙子——！”此時的女大學生英子像頭髮了瘋的怒獅，一邊罵著，一邊舉手奮力向那媒人的臉上狠狠抽去……
“天哪，我為什麼這麼苦命啊——！”面對蒼天，英子失聲嚎哭。
英子是成都某大學的在校學生，不應該有對象，更不應該發生定親一類的事，然而英子卻真的有了一個在廣大農村普遍公認為“既成事實”的已經走完相親定親程序的婚約，且這個“既成事實”才剛剛發生於她新學年開學的前十來天時間內。已是大學三年級的英子，已是受現代高等文化教育的英子，儘管死也不想記住這個日子，但那屈辱無奈的一幕又使她無法忘卻這個日子：1997年2月14日。
這一天，異常料峭的寒風肆虐著英子的家鄉。父親江澤高和無主張的母親忙裡忙外地張羅村上鄉鄰和親戚們在院子內胡吃海塞著“定婚酒”，在他們心裡似乎在里屋那哭得死去活來的大學生女兒英子根本不存在一樣。哭吧，英子，你本不該放假回來，你更不應該作為一個在校大學生答應一樁為了學費而犧牲青春、犧牲前途的草率婚約。哭泣中的英子此時更沒有想到在這樁無奈的婚約中還隱存著一件比眼前的“定婚酒”更讓人氣憤的事……
英子哭，她哭自己的命。父親老實巴交，但老實得叫人有時拿他沒有辦法。英子有一個姐，一個弟，一個高齡的奶奶和一個多病的母親。能為家裡幫個忙的大姐遠嫁後，父親便一個人背起全家生活的沉重負擔。好學上進的英子從小學到初中，在班上的成績始終名列第一。本來為解家庭困難而考中師、中專的英子在考試時大病一場，最後只得到縣上念普通中學。但只讀到高一的英子因見父親數天借不到學費而忍著心酸辦了停學手續，裝上幾本書籍，帶著僅有的10元錢，隻身闖到成都打工，以求日後掙得學費再進教室。
打工妹的辛酸可以用淚作書，而一心想重返學門的英子打工歲月則可以用血撰書。一天，英子在一家個體紡織加工點織毛衣，別人忙裡忙外正在搬運貨物，老闆娘李姐找不見英子，左喊右叫，最後在廁所裡發現英子正如痴如醉地在看書。
“你這個不要臉的！別人都忙出尿來，你卻躲在尿堆裡看臭書！我讓你看！我讓你看——！”老闆娘憤怒地搶過英子手中的書本，撕了個兩半，狠狠地扔在地上。
英子望著破碎的書本，心也跟著碎了。
是夜，經規勸後的老闆娘李姐來到英子的宿舍，默默地把自己動手撕壞的書擦了又擦，然後從口袋裡拿出300元錢，對泣不成聲的英子說：“妹子，姐剛才做得不對……你，還是回去讀書吧，這打工不合你的心境。先把這錢拿了，以後有難就找我李姐。”
這是英子所沒有想到的。她要跪下給好人磕頭，但被李姐扶了起來。
入夜，英子左思右想，300元雖是個不小的數，但還是不能供自己讀完一年的學業呀！於是英子作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拿這本錢，做點小買賣。就這樣，1993年春節一過，英子滿臉笑容地重新走進了高二的課堂，這回她自豪地告訴同學和老師：是自己打工掙來了學費。
1995年，英子如願以償地考上了曾經灑過她淚水的成都某大學。在接到入學通知書的那天，英子滿面春風地向西南方向的那座遙遠的城市深情地遙望了許久，她心裡在一次又一次對那座城市說：成都，這回我可以昂著頭向你走去，我不再是以一個打工妹身份去請求你的施捨，而是以一名光榮的大學生去擁抱你！
春風中，英子笑得那樣開心。而此時，遠天正掩著一股濃重的陰雲向她刮來……
父親江某這一夜也很興奮，但興奮之後他掰了掰手指：一年3000元學費，三年就是9000元哩！這還沒算其他日常生活啥子一大堆費用呢。老江發起愁來，他推醒一旁的老伴：我看英兒考上大學也太不易了，咱再窮也得讓她上這個學。是嘍，老伴說，要不把圈裡的那幾頭豬給賣了，湊湊。老江說，行。
第二天天黑時，老江回到家，見老伴便說：豬兒賣了，這回英子上學的錢差不離了。說完便伸手去口袋裡掏錢。這一掏不要緊，老江的臉一下灰了：呀，我的錢到哪兒去啦？錢，我的錢！錢到哪去啦？ ！
老江跳了起來！老伴聞訊更是嚇得驚驚顫顫地圍著老頭子直轉你咋整的麼！咋整的麼呀！
頓時，哭聲、嚷聲、嚎聲，震蕩了整個小山村。英子看著絕望中的父親和母親，突然大聲吼道：“你們、你們不要吵了！我、我不上大學了行不行？！”說完，英子衝出院子，消失在無邊的夜幕之中。
江老漢丟錢的事後來傳遍了四方鄉鄰，農家女子英子姑娘刻苦求學的精神也感動了鄉親們。一位好心的鄉干部以自己的房子作押，幫江澤高家貸了2500元款。這回受感動的是英子，她帶著父母和鄉親們的重託與親情日夜兼程趕到成都，就是這樣的速度她還是比學校規定的開學時間晚了整二十天，是全校新生最後的一名報到者。老師和校長聽了英子的訴說，沒有多餘的話：“你的情況特殊，什麼事都別提了，進教室上課去吧！”
英子終於走進了大學聖殿，這是她做了多少年的夢，當她坐在明亮的教室時，簡直有些不敢相信這是真的。但是，同學們很快發現英子常常在課餘時間不知去向，甚至有時星期天節假日整天無影無踪。同寢室的同學問她上哪兒去了，英子不是推說上親戚家便說探訪好友什麼的。然而同學們對她的特別行踪總是放不下心。一日，英子離開校門向外面出走時，幾位同學悄悄跟在了後面……“秘密”終於被發現了，同學們感到震驚的是，英子這位農家弱女子竟與一群壯小伙子混在一道當起了賣苦力的搬家工。
“英子，那麼重的家具你當心啊！”望著瘦小的同窗好友吃力地搬著沉重的家甚一步一步挪動在樓梯的情景，躲在後面“偵察”的同學們不禁心疼地喊出了聲。
“是、是你們呀！”英子聽到熟悉的聲音，轉頭一看是自己的同班同學，頓時全身一陣抽動，手中的家具頓時脫落而下，重重地砸在了腳上……
“英子——！”同學們呼喊著英子的名字，等將倒在地上的英子扶起時，樓梯內已是一片泣不成聲。
學校得知了英子的事，很快為她在校內安排了一個勤工儉學的機會，業餘在圖書館管理圖書，每月20元。 20元對一位普通的城裡姑娘來說，就是多吃或少吃一兩個冰激凌而已，但對沒有任何經濟來源的大學生英子來說，可就意味著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至少，一天可以讓肚子能進上一湯半勺呀。英子在艱難與感激中讀完了第一學年，但新學年開學不又要交3000多元嗎？要強的英子暗暗下決心：利用暑假狠狠地掙它一筆。她把所有的希望全部寄託在暑假打工之上。英子心裡明白，如果不打工不賺足錢，就等於失去重返大學門的機會！
這是一個窮家學子的命運生死戰。
英子為了贏得這場“命運生死戰”的勝利，真是急紅了眼。這時，她正好碰上當年一起在成都的幾位打工妹欲南下廣州“掙大錢”去。
“我也去！”一聽那邊有大錢掙，英子義無返顧地跟著姐妹們搭上火車。
輾轉多日之後，憑著大學生的獨特優勢和熟人介紹，英子終於在一家電子加工廠有了一份工作。老闆不錯，每月出薪1000元，另加30元的生活補助和提供簡易宿舍。
這對外出打工的英子來說，就等於遇見了“焦裕祿”。正當英子好高興好賣力時，她抬頭看了看日曆牌，一下愣了：距開學只有十多天時間了！咋辦？英子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左思右想也尋覓不出一個好辦法，最後她一橫心：掙足了學費再說！
幹起活來的英子不要命，而老闆也格外欣賞這個山西妹子，便提升她為車間班長，薪水更優於別人。
正當英子賣苦力欲掙大錢之時，遠在千里之外的江老漢家突然接到成都那所大學來信，詢問英子為何不去上學。 “這鬼丫頭，上哪去瘋了？”江老漢夫婦差點急出毛病，左打聽右打聽才知道原來“鬼丫頭”上廣州打工去了。有病的母親一聽更是一臥不起。醫生診斷說如不及時治療，就有終身癱瘓的可能。
江老漢跑了幾里路，給遠在廣州的英子發去一封急信。
接信的英子見母親的病訊，心如火焚，上老闆辦公室乞求著提前要回了自己的工資，星夜兼程趕回山西老家。一進家門，英子見了二老，立即掏出自己的血汗錢：“爸，快去請最好的醫生，一定要給媽治好病！”
臥在床頭的母親老淚縱橫：“英啊，媽媽不中用了，你爸他年歲也大了，你把錢留著還是去成都上學吧，啊？！”
英子兩眼溢滿了淚水，但她強忍著沒讓它流出來。她安慰媽：“媽您啥都別想了，看病要緊。”不知是英子的孝順感動了老天還是別的什麼原因，母親的病情真的緩解了。
成都。某大學。
班主任黃君蜀老師正在又一次尋思著英子的事，一位農家老婦突然出現在面前。
“您就是那個大恩大德的黃老師？”老婦人這話讓黃君蜀一驚。
“正是。我就叫黃君蜀。您是……？”
“我是英子她媽，從山西趕來的。”老婦人說。
“啊喲，大娘您快坐，快坐。”黃老師忙讓坐、倒水，“英子呢？她怎麼沒來？”
“老師哪，英子她命太苦。都是我們家窮，害了她呀……嗚嗚，嗚嗚嗚……”英子的母親再也忍不住地痛哭起來。她用最簡單的語言向老師訴說了自己那個窮家和英子為掙學費而南下廣州打工的事。
“老師，我求求你，行行好，千萬讓我英兒再來上學，她太愛讀書了，不讓她上完大學我和她爸這一輩子就別想心安了。”英子媽屈下雙膝，要用她所能做到的大禮求老師對她的女兒開恩。
“別別，快起來，快起來。”黃老師趕忙將她扶起，“我馬上向學校匯報，你先等著。”
學校領導聽了黃老師的匯報，十分同情英子，決定破例恢復她的學籍，降一年級。
還有什麼能比重返大學更好的了？英子媽滿口言好。當把這個好消息帶回家時，老人家沒有料到一件比她千里迢迢上成都求黃老師給英子恢復學籍更難的事正等待著她。
原來，英子那21歲的弟弟前些日子相了門親，姑娘家這一日突然託人帶信說要5000元彩禮，揚言說否則要斷了這門親事。貧苦的農家娃相門親不是件容易的事，江老漢一聽這就急得不知如何是好。英子媽正是這個時候從成都回的家，她不知其情，只顧先把英子能重新上大學的事給家人說了。本來這幾天就發楞的兒子為女方退親一事愁眉不展，一聽娘說姐還要在大學念三年書，他原本想全家咬咬牙興許能想個辦法把5000元的彩禮給湊齊了，這回完了，姐還要念三年大學，光湊姐的學費都不夠呀。英子的弟弟一想這，兩眼一黑，趁家人不備，拿起一瓶劇毒農藥就往嘴裡灌……好在發現得早，這位可憐的娃兒沒出大事。
但江家老兩口可就作大難了。江老漢成天長吁短嘆。英子的媽看著一家人這個樣，橫橫心，來同英子商量：英兒，前幾日有個媒人來說有個男娃家里挺富有，自己也一個月掙1000來塊，還說只要你跟他定了親，不但能供你上大學，還能給一筆彩禮，你看……
英子一聽差點跳起來：“媽，我是正在上大學的學生呀！就是不讀書，也不能做這樣荒唐的事呀！”
母親無奈地哭泣起來。父親異常煩躁地指桑罵槐發脾氣。弟弟成天低著個頭，偶爾抬起時那目光裡積滿了怨恨。
英子在全家人面前感到了徹底的絕望。倔強的她，淚流滿面地對父母說：我同意見見。
老人一聽，趕緊找來媒人。第二天，“對象”來到了江家。小伙子一米七的個頭，言行舉止還算得體。英子偷看了一眼，心想命雖苦，倒還沒有苦到盡頭，於是點了點頭。
那什麼時候定親？
“你們急啥？我還要念完大學呢！”這回輪到英子大聲說話了。
行行，既然是一家人了，啥事都好商量，好商量。 “對象”很開明，並且不無氣度地一揮手，說：英子上大學的學費，還有生活費，我全包了！
英子就這樣帶著滿腹的苦澀，回到了日夜思念的大學。然而她萬沒想到好不容易剛剛重新踏進校門，又一件痛心的事正等待著她。
這就是前面所說的那一幕……
英子可能是千萬個窮人家成長起來的大學生中的最苦命的一個。她後來回到學校，憤然提筆同男方解除了這樁荒唐的婚約，抹乾眼淚，勇敢地接受了貧窮帶給她的人生挑戰。但英子不是貧困生中最可憐的一個，因為在發生這件事時，她畢竟在大學已經走過了三年時間。
一天，北京某校的李老師被請到派出所。
“你是某某校的老師？”警察彷彿把她也當成嫌疑犯似的審問道。
不用說，李老師畢恭畢敬地掏出工作證。
“你們堂堂大學教師，平時都怎麼教的？”
“怎麼啦？”
“你說怎麼啦？”警察的聲音拉得很長，“像她這種人已經偷了不止幾十回，差不多把北京城大大小小的百貨商場都偷遍了，你們就沒有見她平時有什麼異樣？”
“真沒注意。我們只知道她平時似乎很富有，穿著很講究。”
“那當然。不用花一分錢，想要什麼就伸手，當然很'富有'了！”警察不屑一顧地盯了李老師一眼，然後冷冰冰地說，“回去把這女學生的情況寫個詳細材料來，越早送來越好。快啊！”
李老師走出派出所時，要求看一眼自己的學生。這個要求被允許了，可李老師在見到她的學生時，差點氣暈。 “你、你怎麼會……”她想怒斥一通這個不要臉的女學生，可就是說不出一句話來。
後來李老師調查清楚，這個一向“很富有”的女學生原來家裡窮得連一頭豬崽都養不起，父親是個跛子，母親很早就改嫁了。她上大學是鄉里貸的款。到了大學後，她經受不住大都市的物質誘惑。有一次，當同宿舍的女同學的父親來京看望，帶著她一起上“賽特”一趟，她看到那父親給女兒買了一大堆幾百元、甚至上千元一件的衣服和物品時，她驚得目瞪口呆。之後她才驚呼道：這才是父親！這才像生活！那次她不可能也從“賽特”買回時裝和飾品，雖然那同宿舍的女孩的父親執意也要送給她一件意大利裙子，可她當時回答說：“我爸過幾天也要從深圳來京……”她的老爸不可能來京，來京一次就等於扒他老人家一層皮。但同宿舍的女同學們確實發現過了一個星期後，她真的在那個週末的傍晚回宿舍時，向同學們展出了她也是從“賽特”那兒“買”回的高級時裝。 “哇，你穿這一身真是太漂亮了！簡直就是'中國夢露'！”她本來長得就比較美，這時的她真是光彩照人。那一夜同學們的艷羨，似乎使她第一次發現了她自身的“價值”，而這“中國夢露”是需要不斷更新換裝才顯出無比魅力的，於是她就開始經常出入京城的高檔百貨商場——她從不帶錢，但卻總是滿載而歸。
這樣的日子有大半年，終於有一天她被“請”到了派出所。 “中國夢露”的劣跡，不僅讓教她的李老師料想不及，更使所在學校一片驚詫。
“想不到她父親窮得連條褲子都穿不起，可她倒好，當起三隻手來了！”
“嘖嘖，這些窮蛋蛋，真給咱大學生丟臉！”
……
大學生們議論紛紛，有人說，如果是男同學，我一定狠狠抽他幾巴掌。女同學們則說，打誰呀？你們就沒想想她如果有錢還用得著做“陰陽兩面人”嘛！
一個沒有結論的話題。
一個充滿痛苦的話題。
在又一個喧鬧、喜慶的校舍裡，同學們正在為有個當“公司總裁”的同學買回了一台IBM新電腦而歡呼、慶祝時，那個平時被同學們訕稱“木頭”的男生，怏怏地離開了這熱鬧的場面。不多久，屋裡那位“IBM”主人突然驚呼說自己的錢包怎麼不見了！
“搜身搜身！”在場的同學們嚷嚷著說不能白受冤枉。於是不管男生、女生，一律互相“淨身”，結果沒有發現“嫌疑”。忽然有人說：“哎，剛才'木頭'不是也在場麼！”
“對，這小子平時就很蔫，說不准是他幹的……”有人這麼一提醒，事情就八成鐵釘錘棺材——死穩了。
有人第二天開始“偵查”，發現“木頭”的那張飯卡上的錢數猛漲，而這個時候學校的“副補”至少還有十來天才能打進去。 “準是這小子乾的好事！”同學們頓時開始用另一種眼光看待他，而這一天從不吃葷的他不知何故也竟然在開飯時要了個三塊錢的魚香肉絲。這一下麻煩就來了——
“你吃這肉絲就不感到像魚骨刺嗓嗎？”
“誰說你'木'？你其實一點也不木！來，把肉絲端過來，讓我們一起品嚐一下什麼叫'恥味'！”幾個同學當眾三筷兩夾全給消滅光了，隨後他們抹抹嘴，哼著小調出了飯堂。
“木頭”眼巴巴地看著那朝了天的飯盆，兩眼一動不動……
上課了，老師發現“木頭”沒有在座位上，派人去找時，他竟依然坐在飯堂的那張桌前，不同的是那雙眼睛在看人時變得發怵了。
後來他被送進醫院。後來那個“IBM”主人也無意中在自己的床底下找到了那隻曾經“失踪”的錢包，當他和同學們去醫院看望“木頭”並一再道歉時，“木頭”哭了，哭得上氣不接下氣，最後他說：“我飯卡上的那錢是我連續幾個星期上城裡的一家澡堂給人家搓腳掙來的。那天吃飯時我想對你們說明白，可我怕你們更加嘲諷我……”
在場的同學們抱住“木頭”痛哭了一場。事後有人說“木頭”真該早把真相說出來。一位貧困生憤怒地衝著此人斥道：你曉得個屁！
確實不是所有人都懂得和明白那些身負經濟壓力的貧困生們的行為與心理。也許你是一句無意的話，可在他們聽來可能是一個不容寬恕的罪過；也許是一次好心的關切，可在他們看來這種恩賜是對其人格的羞辱。在他認為你們之間缺少平等時，你任何想走近他們的舉動，都可能被他們理解為冒犯；至於你沒有經得他的事先同意而貿然做出一件你認為的好事，有可能他會勃然大怒地與你生死決鬥。
他們懼怕別人過多的打擾。即使你認為是眾所周知的事，他也認定你的打擾是充滿敵意的，是帶有破壞隱私權式的。他們拒絕交往，特別是與那些洋洋得意、揮金如土的有錢人交往，他們甚至認為這種交往對他們而言簡直就是一種挑釁。
最要命的是你的言行和眼色。當心，任何一種稍稍的高傲與斜視，你就有可能深深地傷害了一個青春，甚至毀滅了一個活脫脫的生命。
絕不是聳人聽聞。陝西省某市的一所民族學院裡就有這樣一個學生。
他姓蔣，我們暫且叫他蔣永吧。蔣永是這個學校的95級行管班學生。該同學來自邊遠的貧困家庭。在開學的第一年裡，他勤奮學習，樣樣課程學習都在別人前頭，一度被學校挑選為“精神文明督導員”。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品學兼優的學生，卻經不住別人一句話的刺激。有一次他看到班上的幾個同學在校門外的小吃夜市喝酒划拳，他便上前勸說。
“滾滾，你這樣一個連褲頭都不知從哪撿來的窮蛋蛋也來管起我們！有本事跟我們一起喝幾杯才是好漢！”那幾個酒興正酣的同學用不屑一顧的目光和挖苦的話狠狠地損了他一通。一向在別人面前不低頭的蔣永當時臉色漲得似豬肝，他想到酒店老闆那兒包它一桌給這幾個“王八蛋”看看，可當他摸摸那隻穿破的褲袋時，他的自尊心變成了一攤軟塌的稀泥……
蔣永感到自己受了大辱。 “餵，借點錢給我。”他第一次開始向要好的同學伸手，“50塊太少，能不能多來點？”
五張“大團結”出手，蔣永覺得還是不夠派，比起人家划拳一個賭就是一張“工農兵”來，自己依舊臉上無光。於是就由50元借款升到了100元、200元，最後直到上千元；於是就一個星期上一次大街，到後來一天不上街腿腳就癢癢。他已經顧不得把向別人借款當做一件丟面子的事，只要“場面”上不丟份就夠派！他因此也不再把那麼來之不易的學業生涯當回事了，只要不被那些有錢人瞧不起就足夠——他的人生目標完全淪喪。然而，更可怕的事還在後頭。
一天，被師生們稱為“校花”的趙某正和一名男同學有說有笑旁若無人地從他身邊走過，那一瞬間，蔣永心頭頓起醋意，望著趙某背影罵道：不就是喜歡“傍大款”嘛！我倒要看看你小妖精跟不跟我走……
“哼，也不照照鏡子自己是什麼德性！”那天，趙某獨自走在校園內的小道上，見蔣永死皮賴臉地跟在後面要和她“交朋友”，趙某就沒有好氣。
“啥？日娘的瞧不起咱！”蔣永對自己初次出擊的失利懷恨在心。回到宿舍，他真的對著鏡子照了又照：媽的，確實先天不夠“發達”，這都是他媽的窮得叮噹響的老爹老媽帶來的結果。先天不足何所懼？只要有錢就不怕天下的美人兒不向你走來。於是他又開始大舉借錢，這回的數目可就今非昔比了，在姑娘面前特別是漂亮的妞面前不是花錢如流水、如開閘是絕不行的。他堅信“有錢人終成眷屬”。
“說吧，你到底願不願意同我交朋友？”他變得蠻橫而又無恥，不管什麼時候，不管什麼場合，只要有機會就纏住趙某，並且不厭其煩地重複提出那些無聊的話題與要求。
又是一天，被堵在宿舍門內無路可走的趙某，實在氣惱不過便對蔣永說：“你追吧，追到100個姑娘，那101個便是我！”
“這話可是你說的。我們一言為定！”蔣永那張早已扭曲的臉頓時露出一團光芒，他當著趙某的面，把手指向屋頂，說，“我發誓照你的話做。”
從此，這位學校的“文明督導員”，一下變成一個臭名昭著的“女人追獵者”。那之後的半年多里，他像一條瘋狗似的在校內外不斷尋找“獵物”，凡是能成為其目標的他都不放過，不管採取什麼手段。他竟然一連追了56名女人！有一次，他喝完酒，藉著酒勁，擅自闖到女生宿舍尋釁鬧事。學校終於出面對這個瘋狂之徒做出了“留校察看一年”的處分。然而就在學校對蔣永的錯誤進行調查處理期間，他竟發展到連續兩次持刀闖入趙某的宿舍進行威脅，從而震驚全校。
1997年12月19日，學校作出決定：開除蔣永的學籍。
事隔半年後的今年6月初，在我到該校採訪時，系黨總支書向我講述了蔣被開除後的情況。這位老師說：“後來我們派兩名老師護送蔣永返回原籍。他的家在雲南曲靖縣，那是個山連著山的真正邊遠地區，我們下汽車後又整整在山里步行兩天才到達蔣永的家。原來學校雖然也知道這個學生家庭是個貧困戶，但那時對貧困概念實在極為模糊。到了蔣永的家一看，我們簡直不敢相信：他的家僅有一間破木板釘成的小屋，裡面黑黝黝的連盞小油燈都沒有，除了一張用木板壘起的床以外，就是一隻木箱和一條連上面印什麼樣的花紋都看不清的被子。蔣永的父母親根本不知道我們帶他們的兒子回去是為了什麼。當我們說明情況後，穿得破舊不堪、滿頭白髮的老兩口'撲通'一下雙雙跪在了我們面前，老淚縱橫地乞求我們無論如何不要將他們的兒子開除出大學。我們當時都流淚了，說句心裡話，看在這對可憐的老人面上，看在這可憐的家的面上，也想過如有可能重新把蔣永帶回學校，但那已是不可能的事了。我們更感到心痛的是，就在這時，全寨子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都在門外跪著。那個村長告訴我們，蔣永是他們寨上有史以來第一個大學生。叫我們看在老天的面上也要想法幫一次忙，寬恕他們幾年來一直引以為自豪的兒子——蔣永的錯。我們無奈，除了向這位村長搖頭外，別無選擇。而這個時候，像是剛從噩夢中驚醒過來的蔣永也突然跪在地上雙手緊抱著我們的雙腿不放，一個勁地哭喊著：'老師，我對不起你們，我對不起爸媽……'可為時已晚了，我們能做的便是給他和他家留下身上所帶的幾個有限的錢……”
蔣永的行為和結局，真叫人難以料想。
或許，這也是許多貧困大學生的精神誤區之一。
1997年10月25日，莊嚴的人民大會堂舉行了一次特殊的會議。由團中央和全國學聯聯合邀請了來自全國各大學的近百名貧困生代表，接受恆安集團贊助1000萬元設立的“恆安濟困獎學金”。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雷潔瓊和團中央、全國學聯領導向出席此次會議的貧困生代表發了獎學金。這是團組織進行的最大一項濟困獎學金，所以能得到這項榮譽的都是些家庭特別困難且品學兼優的大學生。會議請來了50多位外地學生代表，他們是那些優秀特困生中的佼佼者。這對正在採訪此一主題的我來說自然是不可多得的機會。因為全國的高校1000餘所，再加成人高校1000餘所，我不可能也沒辦法全部跑到。學生們參加領獎儀式後只有一天時間，我在團中央有關部門的配合下，向50多位貧困大學生代表散發了一份書面採訪信，期望他們能把自己的心扉向我這個寫作者敞開一下，以便我了解更多的第一手材料。但時過半年，我僅收到了三位學生的回信，其餘均杳無音訊。可以肯定部分學生可能是由於學習緊張，但大多數則完全是拒絕式的沒回信。我之所以這樣肯定，是有足夠例子證明許多貧困大學生極不願意接受別人的採訪，特別是新聞記者。他們不願自己的貧困與生活的難堪被別人當做“好素材”去炒。有位貧困女大學生對我說，本來她在學校就可憐巴巴，吃飯躲在別人後頭，集體活動從來不敢參加，平時干什麼都低著頭，你要是再向社會一說我是貧困生，我就沒法再直起脖子走路了。有位團委書記告訴我，某大學一位才貌出眾的女學生，平時瞞著學校在大都市的一家豪華歌廳當“三陪小姐”（其實據我對幾個大城市的大學和娛樂場所實地採訪，有些姿色的女大學生偷偷出去當“三陪小姐”，甚至直接從事淫亂的也非個別。京城一些影視藝術院校的女大學生不住學校住別墅，一個月掙萬兒八千的也不是一個兩個），她的收入自然也算豐厚，故而在同學面前衣著花哨也十分體面。在她大三那年，一位記者在一篇專題報導中把她的父母為了供她上大學和養活家裡另外的四個娃兒，每天只能沿街收破爛為生的現狀“曝光”後，這位女大學生差點投河自盡。後來自個兒辦了轉學手續，從此不知去向。
誰都有自尊，貧困大學生正是因為他們有較高層次的知識和文化，因而也有很強的自尊，這是無可非議的。但是他們的自尊心比普通人的自尊心要強烈得多。中國人好面子，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誰都不願將自己最可憐、最見不得人的一面亮在公眾面前。這不僅僅是勇氣的問題，而是中國文化和幾千年所遺留下來的傳統觀念所決定的。另一方面，在社會上和校園內確實也存在著歧視貧困生的現象。
在清華大學，我遇見這樣一位學生，他對我說：“如果你何先生不是單獨來採訪，我是不會坐到你面前的。”我問為什麼。他說：“你別看我平時學習優於別人，在入學時也是全省'狀元'，但只要我一參加學校為解決我的經濟困難而安排的勤工儉學，拿起掃帚在教室裡勞動時，馬上就有人趾高氣揚地在我面前吹起口哨。那神情明顯是在說你小子平時牛得很，這回也該老老實實低下頭了吧！”這位同學說，“我從小一向自尊心特強，看不慣也受不了別人用另眼對待自己。可我又有什麼辦法？上大學前走過的路可以說不堪回首，現在上了大學，過去的事可以不去想，然而面對無法逾越的經濟困難的現實，我不低頭也得低頭。那是一種什麼滋味你何先生知道嗎？不瞞你說，那時如果有人在我面前做得稍微過分一點，我想殺了他的心都有！”
“有這麼嚴重？”我很是震驚。
“絕對是這樣。”這位學生說，“我始終沒有那樣做，是因為每當這時我的眼前就會浮現出在高中時也是因為我同欺負我的一個同學打架，我母親跪在地上乞求老師不要開除她兒子學籍的可憐情景……我媽和爸太苦了，他們為了不讓我在別人面前受委屈，丟面子，幾乎把做人的所有自尊和麵子全丟掉了。前年我父親送我到北京報到，交完學雜費後總共只剩下二百來塊錢。父親把它全塞在我口袋裡，說你要上學吃飯。當時我心想二百元我能花幾天嘛！可我先想到的是另一件事：爸那你怎麼回家呀？他說你就不用管我了，現在好人多，總會有辦法的。身無分文的老爸頭也不回地走了。可我當時實在想不出沒錢的他怎麼能回到幾千里外的老家呢！後來我放寒假回去才知道，老爸離開我後就到了車站，連續幾天站在進出口處當起了向行路人討錢的乞丐。可那還不夠，老爸說最多一天也就討來十幾塊，於是他便到了一個建築工地，正好那個包工頭是老鄉，便給了一份苦力。就這樣，老爸起早貪黑整乾了一個月，不僅有了回程的路費，而且還掙了三百來塊錢。他一到家就把這些錢寄到我學校。你也許想像不出來，我這個一向自命不凡的人，一下感到在自己的父親面前變得那樣脆弱渺小，著著實實跪在父親跟前磕了三個頭。”
“真羨慕你有個了不起的父親。”我也被他的故事所感染。
“可是你不知道，在自己父親面前做的事，在別人面前我無論如何也做不到。”他說，“我永遠受不了別人哪怕是無意的一點點蔑視，尤其是因為我是窮人家的子弟而對我另眼相待。有些城裡同學對像我這樣學習特別好而家庭經濟又特別差的同學，內心又嫉妒又瞧不起，總想從我們身上找回些平衡。金錢和物質是他們惟一可以擊敗我們的手段，一些這樣的同學存心在我們面前刺激我們，傷害我們，裝出可憐我們的樣子甚至來施捨。這種情況發生時，我從來不要，寧可不吃不喝，餓著肚子。我不排除許多同學是真誠地向我們伸出友善之手，但我也拒絕接受。”
“這是何苦？”
“你不知道，有一次學校裡把社會上一筆贊助分發給了我們幾個貧困生。我剛拿著這筆錢吃了頓飯，有同學就在一邊陰陽怪氣地說這回某某某也有嘴短的時候了。當時我肺都快氣炸了，心想幹嗎，我在班上一切都是最好的，幹嗎為了幾個錢就非得比別人短一截？不，絕不！從此我就再也不要任何資助了。”
真是個太要強的大學生。然而我知道這種學生的內心深處卻比一般的同學負載更沉重的難言之痛。北京某高校還有過這樣一件事：首鋼的一位工程師贊助了這個學校的一名貧困生。這種“一對一”的捐助，按照有關約定，受助的學生應經常把自己的生活與學習情況向捐助者進行匯報。這個首鋼的工程師打捐助後就一直沒收過受助者的回信，起初他也並沒在乎，因為他說我捐助本身又沒考慮什麼回報。話雖這麼說，但每次辛辛苦苦把錢郵出後就想知道一下對方到底收到了沒有。這位工程師做了一兩年的好事，卻始終見不到學生的一封回信，也沒任何其他音訊。這位工程師越想越覺得不對勁，說雖然我捐助不求啥回報，但如果我捐助的對象連最起碼的人情味都沒有，我幹嗎要捐助這樣的人啊？學校老師知道此事後趕緊找到這位受讚助的學生，問他怎麼回事，說你至少也得給人家回幾封信吧？這個學生低著頭，半天不說話，最後從抽屜裡拿出13封未曾寄出的信！老師一看，這些信都是寫給那個工程師的，內容寫得也極其感人，可就是沒有寄出去。老師問他為什麼不寄，學生說，我就是不想寄。到底為什麼，看來只有這位學生自己心裡知道。
上面說到了我曾經進行的一次“書信採訪”，三位給我回信的同學中有一位坦露了他自己作為貧困生的那份內心世界——
我所以沒有把這位現在就讀於海南某校的同學的真名署上，因為這封屬於我們倆人之間的私人信件是未經他本人同意在這裡發表的。我很遺憾至今仍沒有機會見到他。這位同學不僅是個非常堅強的青年，而且很有才華，他隨信寄給我的一篇他寫的散文《流浪如逝》，讀後叫人迴腸蕩氣。後來我查閱《中國青年報》上有關介紹他靠打工、流浪上大學的事蹟，令我一夜未眠。
那是一個真正的苦孩子。
誰還能記得十來歲時的事？幸福的孩兒是記不得的，只有從苦水中泡大的孩子才能記住那些刻骨銘心的往事。那年這位同學的家裡一連幾個重要成員慘遭不幸，十來歲的他，從此像大人似的開始與有病的父親一起支撐那個支離破碎的家。他跟在成年人身後，同他們一樣地犁田耕作、一樣地插秧播種、到十幾里外的地方砍柴擔水。在這種情況下唸書似乎已不可能，然而小小年紀的他一次次堅信：再苦、再累，書一定要讀下去。初中畢業後，他考上了離家幾十里外的縣重點中學。可剛上一個學期，家庭的貧苦又使他面臨輟學的危險。正在心急如焚中的他聽人說學校旁邊有個豬場想找個晚上能守夜的人值班，於是他趕忙找去接下了這活，什麼條件他都沒提，只對人家說能給個地方睡就行。而僅這一句話的應諾，他就在豬場的草堆上整整睡了三年——這正是他上大學之前的三年高中學習時期。後來他考上了大學，在接到入學通知書的那一刻，父子倆好一陣歡欣。可緊接著便是更多的苦惱，父親為了給兒子湊學費，一次又一次地出外借錢，但總是一次又一次地空手而歸。開學已經半個多月了，這位同學的學費卻仍無著落。無奈的他不得不痛苦地放棄好不容易爭得的上大學機會，含著抹不干的眼淚，揣著從朋友那兒借來的一點錢，告別父親，開始了長達兩年的打工生涯。他先是到了廣州，在那兒呆了一個多月，可以說一無所獲。他又到了武漢，在碼頭、火車站幹起了最苦最累的搬運工。之後又浪跡至鄭州、成都。在“天府之國”的首府，他身上只有5元錢時，像一個徹徹底底的乞丐似的謀得了西南交大附近一錄像店的一份差事，儘管店主苛刻得比資本家還厲害——令其一個人要幹三人的活，每月只給100元，且不包吃住，但這位流浪的青年還是毫不猶豫地留了下來。打工的日子裡，那上大學的念頭一直困擾著他：在這需要知識的年代，難道自己就甘心這樣了卻一生？不，決不！求知的願望使他頑強地重新拿起書本，在幽暗不堪的工棚內重新點亮了青春的希望之光。這期間，他為了能適應邊打工邊複習的環境，屢屢換地方。也正是此時，有位姑娘愛上了他，可是為了高考，他又不得不與戀人揮淚告別。三個月後，他以第一志願考上了海南某大學。然而就在開學的前幾天，父親突然病重被送進醫院。父親的病不僅花光了他打工苦苦積攢下準備上大學交學費的1000多元錢，又欠下了一筆不小的債務。兩年前的命運又一次痛苦地擺在了這位苦孩子的面前，所幸的是這回他咬著牙下定了上大學的決心……對身無分文的窮人家孩子來說，能上大學是件近似登天的事，但踏進大學門後的日子仍然不輕鬆。他在老師、同學的幫助下，終於渡過了一個又一個難關，他成了班上的團支部書記、學校《女大學生報》主編等。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在無數磨難面前從不繞彎的同學，卻依然不願向外人吐露自己貧困的真實一面，可見他們的心理負擔是何等的沉重！
幾乎每一個貧困生身上，都有一篇催人淚下的苦難史。我不得不承認這樣一個事實：在進行這部作品的初期採訪時，我還對貧困生們一個個令人難以置信的經歷，充滿了新鮮感和好奇心。但越到採訪的後期，我越感到自己的心情沉重。毫不誇張地講，之後的每一次與那些因缺錢而掙扎在生活最底層的學子們面對面地坐下來，聽他們講述自己的不幸時，我感覺自己就像一個殘忍的劊子手，因為我總是在無情地剝露這些同學深埋在心底世界的那部分最不願意讓人知道的，或者就根本不想再重提的隱痛，並一次又一次殘忍地讓其向公眾抖摟。這種採訪誰說不是一種犯罪？可我依然必須那樣做，且得認認真真。
有一次在華北工學院，學校把一位壯族女學生介紹給我採訪。在採訪之前我知道這位學生的家境極其困難，她在學校的學業也處在無法想像的那種境地。但這位學生坐在我面前一直不願先講，直到其他同學都走後，她才開了口。可她一開口就讓我感到意外。
“老師，我能不能不說？因為我……”她剛說這幾個字就已聲淚俱下，那雙驚恐和企盼連在一起的目光一直盯著我。
不知怎的，我的眼淚跟著奪眶而出。我說：“行，你……可以走了。”她真的如釋重負地走了，而我同樣感到心頭如卸泰山。這樣的情況，在我對幾十所大學的採訪中時有發生。有時極想得到“非同一般”的素材，而常常又慶幸被某個同學拒絕採訪，這種矛盾幾乎一直交織著我完成這部作品的整個過程。
貧困生們不愛向外人坦露自己的物質貧困真情，是個普遍現象。這裡面既有他們自尊的一面，也有社會和別人用另一種眼光看待他們的因素。中國人歷來好面子，它既有積極的一面，同樣也有消極的一面。正是這種沉重的心理負擔，使得一些學校和團組織想伸手幫助這些貧困生，可反而工作特別難做。如政府和社會每年給予學校一定的貧困補助，但有些貧困生你怎麼追他（她），他們就是不寫申請，弄得學校和團組織無可奈何。這種結果常常使一些本來十分需要幫助的特困生反而不能得到應有的資助。可是這些貧困生又怎樣說呢？
有位女同學對我說，她寧願少吃少穿，就是不願意讓人知道她是貧困生或者特困生，那樣就等於當眾把她的衣服給扒光了，她無法忍受，無法再抬起頭走路。
我問這是為什麼。
她搖搖頭，說這種心理感受旁人是無法體味的，說也說不清。
我想可能。
一天，我在某省採訪一位師範學院的貧困生，這位同學在講述自己的往事時，坐在一旁的那位陪我出來採訪的省學聯主席某小姐突然失聲哭泣起來，當時我不知所然，直到房間裡剩下我們倆人時，這位女同學才對我說，她其實也是個貧困生，而且其程度應該列入“特困”行列。在我一再懇切要求下，她簡單地給我講了自己的經歷：她也生活在一個貧困地區，父親是當地鄉干部，因為父親懂得讓孩子讀書的道理比其他農家人多些，所以父親一直支持她和一個哥哥、一個妹妹上學。可就是因為要供三個兒女上學，他們家後來變得比別人家更貧困了。她說她當鄉干部幾十年的老父親沒有穿過一件毛衣，現在身上的那件是做女兒的她得了第一筆獎學金後給買的。家裡沒有一件家電，是她畢業後到了團省委當駐會學聯主席每月有300元補助後剛給買了一台小彩電。她說她家開始一直認為她的哥哥能考大學，可是哥哥考了三年就是沒考上。她女兒家一個，開始家裡並沒有把她和妹妹讀書放在心上。她說她上學時一直很自卑，上高中時要到離家七八十里外的地方，每次從家出來，先得走四五里路，再搭別人的煤車，跟司機橫說豎說還要幫助人家幹活才能上得了煤車，顛顛簸簸好幾個小時才能到學校。當時她心裡十分清楚，上高中就是為了改變自己的命運，什麼苦都不在乎。上大學時因為家窮，她便報了農大。起初到大學時就很自卑，後來看看周圍的同學跟自己一樣窮，於是慢慢自己有了些信心，也當上了班幹部、入了黨。可苦日子還得過，在大三時，妹妹和一個表妹也到了農大上預科班，她們沒有補助，於是姐妹仨就吃她那張飯卡上學校發的每月90塊錢，所以只能天天吃些饅頭，菜根本買不起。她們就自己隔一兩天上學校門外的小攤上買回一棵圓白菜，放入小鋁鍋內煮，沒有一滴油，就這麼著三人過了一年，直到她畢業……這期間她也打過工，但平時因為她是學生會主席，社會活動很多，只能在假期裡出去做工，只要有錢賺的活什麼都去幹，沿途做小買賣什麼的她都做過，只是這些事她從來沒有對人說過，就連每天一起工作的省團委機關的同事都不知道她的這些經歷。她說我是惟一知道她“陰暗面”的人……
這是一個我沒有想到的事例。這位省學聯主席小姐儀表嬌美，穿著整潔，給人感覺絲毫沒有半點貧困之氣，但她不僅昨天是個標準的貧困生，就是在團省委當駐會學聯主席一個月拿300元補助的今天，仍然可以說是一個“貧困族”。她說她現在是在省直機關工作，又幾乎天天出頭露面，一天忙到晚，穿著總要像個樣吧，再打工去是不可能了，而出頭露面總不能穿破破爛爛吧，還有，家裡、妹妹那兒得支持點吧，你說我這300元夠什麼用？
她苦澀地朝我笑笑。
那幾天雖然我天天忙著不分日夜地採訪，但這位學聯主席小姐的事一直十分“典型”地在我腦海浮現，並期望進入我未來作品中。可就在我結束採訪離開省城時，這位小姐很不好意思地走到車窗前輕輕對我說：“你可不要把我寫進作品中……要寫也不能說我的真名呀！”
我點點頭，答應了她。
事後我一直在想，為什麼連一個具有相當素質的學生幹部也對別人將她的貧困坦露出來而感到難為情呢？這恐怕說明，所有貧困的大學生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他們更多地比常人看重人性中最起碼的自尊。其實在今天我們這個社會裡，貧困這兩個字已經司空見慣了。成千上萬的下崗人員從社會的最底層向這個世界浩浩蕩盪地走來，他們擦著淚水，毫不隱瞞地真誠地向社會亮出自己是貧困的一族，同時去接受生活的挑戰，去端回自己的飯碗；8000萬中國邊遠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的貧困農民們，不僅自己早已把乾枯而顫抖的手，伸向政府，甚至伸向聯合國，而且許多地方在吃了幾十年“救濟”後再不願摘掉“貧困縣”的帽子，因為“貧困縣”這頂帽子實際上已成了某些人手中賴以向政府索取更多資助與揮舞某種權力的金字招牌。那些牙牙學語，連褲子都穿不起的山里娃娃背起書包，走進“希望小學”時的喜悅，更沒有半點因自己貧困而感到不光彩。然而，作為知識分子群體的大學生們則截然不同，一旦“貧困”兩字壓在他們頭上，那種精神枷鎖就變得異乎尋常的沉重。許多貌似在貧困面前不屑一顧的學生，其內心深處隱積著的那種恨不得重新分割這個世界甚至毀滅人類的如火山岩漿般的強烈意識與潛能比別的人高出幾倍，只是他們為了求得最終能改變自我命運而暫且放棄或者自我克制罷了。
在校園內有句十分流行的話，叫做“精神貧困比物質貧困更可怕”。現實的情況有過之而無不及。
南方某市一所著名大學的學生會主席王小姐，現在已經畢業分配到省直機關當一名幹部。王小姐長得漂亮高雅，有著白嫩清純的膚色，以及省委書記都跟她很熟的社會地位，你不可能想像得出她曾經因為在同學過生日時掏不出5元“湊份子”錢而差點一氣之下退了學。
“你知道現在大學生中過生日風是很流行的，幾乎每月都有一兩樁這樣的事。”王小姐說，“我在讀大三時，被學校選為學生會主席，後來又因為我們學校是市裡名牌大學，我又被推舉為市學生會主席。由於經常要參加一些大型社會活動，平時我不得不注意些自己的穿著儀表，所以在那些不了解底細的同學眼裡，我算得上是個比較體面的大學生吧。可是我自己知道，大學幾年裡，我自己沒有買過一次化妝品，每次上台主持會議或參加社會活動時，有時臉上也抹一下妝，可用的都是一個要好的同學扔下不用了的東西。不怕你寒磣我，有一次我出席省團代會上台作報告前，知道電視台要攝像，當時剛洗完澡不久，頭髮亂蓬蓬的，可口袋裡又沒錢去美容一下，臨上台前我一直不敢出廁所。你知道這是為什麼？說出來笑掉你牙。因為我的頭髮正用水浸著呢，時間一長就會幹，一干就不好看了。為了怕影響形象，我只能算好時間，等快要輪到我作報告時就提前兩分鐘從廁所裡出來。因為時間短了不行，可能會誤了作報告，而太長了也不行，水一干頭髮就變原形了，所以只能是提前兩分鐘左右走到主席台上。這個時間裡，頭髮上有水定著型，等我往話筒前一坐，開始一作報告，那些電視台、報社的記者們劈裡啪啦一通閃燈，等他們照完，我頭上的髮型也就不再那麼重要了……”
王小姐的話就差沒把我眼淚笑出來。
“你先別笑，哭的還在後面呢。”她說，“我家也在農村，而且是個十年九不收的大山區。我在學校的全部生活費就是學校的那點補貼。說起來我這個學生會主席在同學中間也算是個有身份的人物，平時同學們一起出面的集體活動如春游啊秋游啊什麼的我不能去掃大家的興，可出去一次沒一二十塊錢是不成的。同學們每次出去玩後高高興興，有說有笑，從心底里冒出那歡樂的笑。我也要笑啊，也要樂呀，可我是皮笑肉不笑，因為出去這樣玩一次，我就得餓上幾天。你又問為什麼。不為什麼，因為我花的錢都是從飯卡上省下來的，把飯錢玩完了，我就只能幾天少吃不吃唄。而且我還不能當著同學們的面兒無故不去食堂，我就在開飯時推說自己要到什麼什麼地方先去開個會辦個事。只有我的肚子知道是在自己騙自己。有一回，同班的女同學又要過生日了，像以往一樣，大家都得湊份子。這回我實在再也拿不出錢了，便推說有事不能參加。誰知那個過生日的女同學偷偷派人跟著看我到底幹什麼去了，後來她發現我根本沒去辦什麼事，而是一個人躲到了校園內的一個小樹林裡。這同學不干了，第二天當著眾人的面，說我這個學生會主席避開同學自個鑽進小樹林裡去幹見不得人的事。當時我氣得渾身打顫，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我好冤呀，她哪知道我一個人餓著咕咕叫的肚子，像賊似的蹲在黑乎乎的小樹林裡幾個小時是啥滋味？而就在這幾個小時裡，我差點被一群小流氓……”
王小姐再也說不下去，而這回我感到自己的眼裡有一股苦澀的液體咽進了肚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