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人生的一閃念，便是對天堂與地獄的選擇。我品味著陳月盤的一生，似乎更相信哲人金言。
“老地主”陳月盤的命運就是這樣！
“人的一生中有許多事可能真是命裡註定的。”陳月盤突然冒出一句宿命的觀點，但馬上他又作了自我否定，“其實我這個人是最不相信命的，只是有時碰到那些無法理解的事後繞不過彎時，不得不這麼去想，想一下似乎心頭就能少一份沉重。”
自策反熊劍東失敗後，陳月盤回到老家常熟何市小鎮的陳家宅子。這時，除了那座標誌主人曾經是位財主的大房子還留在那兒外，實際上陳家己經淪為破落戶。革命幾十載後的陳月盤從父親手裡接過多少佃田他至今都記不得，只知道有那麼千把畝吧。後來在他手裡就沒有哪一年正經收過全額的佣租，所以陳月盤自己都搞不清自己的家底到底有多少。陳月盤自家門裡有位叔伯，在陳月盤教書和參加革命時期，家裡的事都由這位叔伯代管。那時不少陳家的佃農到年底時經常不交租，陳月盤的叔伯就愁心得很，問侄子怎麼辦，陳月盤便大話一放：“夠我們陳家大小吃的用的了嗎？如果夠了，就別為難佃農了，都是鄉里鄉親的，大家都不易，免得傷和氣損財嘛。”他這麼一大手大腳，漸漸陳家不收租像是成了當地佃農的習慣似的，所以後來新四軍斷藥缺糧，“郭建光”向陳月盤求援時，他只好一次又一次地賣地。到底經陳月盤自己手賣了多少地，他都搞不清。總之自打從熊劍東那兒回到老家，當陳月盤自己真想“以農為生”時，一盤點自己的家底：僅剩490畝田產，再就是一幢空蕩蕩的大房子。
“月盤、你跟共產黨乾了幾十年革命，最後落得什麼好處？一點也沒有聽說共產黨搞什麼社會主義，鎮壓有錢人。你大小也是個地主，留下來肯定好不了，還不如和我們一起到台灣去發財。”就在國共和談破裂前夕，曾在開灤煤礦當老闆的同鄉學友王崇植，在赴台灣之前回到老家見到了陳月盤便動員他說道。
陳月盤聽後笑著搖搖頭，說：“我罵了蔣介石幾十年，到台灣能有好日子？”
王崇植拍著胸脯對老同學說：“這個你只管放心，老蔣這人就講老鄉觀念，他對江浙人有天然好感，你只要願意聽他話，不會吃虧的。”
陳月盤說：“我既然跟共產黨乾了幾十年革命，就不想把後半生交給國民黨了。至於說到跟著蔣家王朝發財，我看還不如回家種田。謝謝老同學的好意。”
王崇植後來到了台灣還真發了財，並且官至蔣介石的“社會局”局長。可他卻沒有勸動陳月盤一起赴台。沒幾日，陳月盤的嫡親表兄也要搬往台灣去。
月盤的這家嫡親表兄不是別人，正是前面講過的後來成為聞名世界的大科學家、中國“兩彈元勳”王塗昌的堂伯侄。王塗昌的母親便是陳月盤的祖姑媽。陳月盤雖比王塗昌輩分小，年齡卻大幾歲。王塗昌在我採訪他時親口說過這樣的話：“月盤是好人，我們小時候就很要好，那年我背著家人報考了學校想走德國留學，家人極力反對，他聽說後便跑到我們家來做工作，我對這事印像很深。”陳月盤對比自己年齡小幾歲的“阿伯”王塗昌走科學救國的道路也十分推崇。而今親戚家的表兄要到台灣做生意去，這是時勢變化的結果，陳月盤不好多加阻撓。但他心頭異常沉重，因為他清楚此次一別，便是天各一方。王家的這位表兄也是位知識分子出身，後來靠了陳月盤在上海與熊劍東的關係，才開始把生意做大的。自然這位表兄十分希望此時很“背時”的陳月盤跟他一起到台灣，意在回報陳的往日恩情。陳月盤面對錶兄的好意又一次回絕了。只是這一次惜別對陳月盤心靈上刺激很深。那天他從上海回到偏僻的鄉下老家，當他走在自幼熟踏的那條村頭小路時，舉目村頭路邊，裊裊炊煙，忍不住勾起心頭萬般情結。當晚，他寫下了一首：
陳月盤告訴我，他此時年值四十有三。後來9個月裡，他這位革命出身的“地主分子”第一次正式當起種田的農民，學會了鋤田，學會了牽牛犁地。 “一句'再不關懷世事，從此老死家鄉'，是不是對以往自己的革命生涯有些懊悔之感或者說看破紅塵的意思？”我吟著陳月盤50多年前的詩句，總感覺當時他的心態很灰暗。
陳月盤老先生聽完我的話後，不屑一顧，說：“錯了錯了。如果說當時我一點也沒有傷感之情，那不客觀。但從那時起，我確實發誓'再不關懷世事'和'從此老死家鄉'。因為經過幾十年的風風雨雨，我發覺自己可能本來就不能成為革命和時代中那些力挽狂瀾者，所以乾脆就省了那份心思，老老實實當個靠自己雙手自食其力者。這不是賭氣。我從小愛讀古人的詩作，尤其是欣賞陶淵明筆下的那種田園生活。可我覺得陶淵明還不是一個純粹的樂農派。我可以說比他要更多一層對田野和土地的情感。因為我從小生活在江南水鄉，對這兒的一草一木，我覺得太恬靜太美麗太符合我這個人了。故當轟轟烈烈的大事情做不成後，當不能實現個人理想中的那種大成功後，我的心一下又回到了原始的那種田園式的理想境界之中。因此我覺得自己比陶淵明更少了幾分知識分子的清高，多了幾分對泥土的親近。與其說對泥土的親近，還不如說我對家鄉的那份抹不去的眷戀。陶淵明不為五斗米而折腰，那麼如果給他五石米呢？可能情況就不一樣了。但我不一樣，當我立志後半生與土為伍時，我心頭極其坦蕩自然，絕沒有一點為難自己的地方，否則之後50多年裡經歷的事特別是解放之後一直當'老地主'的非人經歷，我就早已挺不住了，不知死過多少回了。你想想是不是這樣？”
我只有點頭的份兒。因為我只能相信這樣一個簡直有點怪的老頭的話，我捫心自問：“假如我像他經歷的幾十年多舛命運，能像他那樣挺得過來嗎？挺得如此樂觀自如？還挺得如此延年益壽？我想我肯定做不到，我想不是我一個人做不到，而是絕大多數人都做不到。”
陳月盤的人生魅力就在於此。這便是一個小人物的不一般之處。
芸芸眾生，命運各不相同，有些事是無法比較的。也許找不出第二個與陳月盤的命運相同的人。
一頂“地主分子”的帽子，使當年的革命功臣蒙受的不白之冤非常人所能想像。而讓陳月盤最寒心的也並非在土改時被評為地主成分，恰恰是這過程他所感受到的那種切膚透骨的世態炎涼。
新中國還沒成立的時候，由於陳月盤自己早已接受共產主義思想的教育和影響，當他著手接管家產後，便開始整理以前租上留下的佃田，加上他的思想深處就根本清除了剝削階級意識，因此在短短的時間裡，他把絕大部分的佃田該賣的賣掉了，該送給那些貧苦鄉鄰的就送出去了，最後只剩下百十來畝地作為自己生活和耕作留在名下。解放了，土改運動便在全國展開，第一件事就是按地劃成分。輪到陳月盤時，土改幹部不知如何執行政策了，因為按政策，他當時的地大概就夠個富農。但是誰都知道他陳家是歷代富裕大戶，那些政府準備劃在地主成分線以內的地主分子就向土改工作隊施壓，甚至放言說你們要把我們劃為地主，那他陳月盤就應該是第一個劃地主成分的人。如果他漏劃了，證明你們共產黨有偏心眼，就是看在陳月盤曾經為你們共產黨辦過事。要是那樣的話，既然在陳月盤問題上你們共產黨可以不按政策辦，那憑什麼非要我們執行你們的政策呢？
當時執管陳月盤所在地區的區委領導正暈當年陳教過的姓仲的那個學生。於是仲來找陳月盤，說你看大家都盯著你，不好辦呀，再為革命事業貢獻一次吧。
陳月盤想得太簡單了，心想劃地主成分也是勞動種地，不划地主成分也是勞動種地，不都一樣嘛！還談什麼貢獻不貢獻？評，就評吧，誰讓我是個名聲在外的開明地主嘛！
就這樣，陳月盤懷著“再為革命事業貢獻二次”的純真心願，被“光榮”地劃入了地主階級。當時他並沒有在乎這個“地主”成分到底對他後半生命運有什麼利害關係，而且他心頭明了的是，反正共產黨了解我，再說我自己的學生不就在管我的地方上當乾部嘛，他出來說一句，我這個“地主”自然就同別的地主不一樣了。
然而陳月盤大錯特錯了。在無產階級的眼裡，所有被劃歸為剝削階級的地主是一樣的罪惡累累。
一頂“惡霸地主”帽子讓這位為新中國革命作出特殊貢獻的知識分子飽受了屈恥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