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發動侵略戰爭的國家的軍隊犯下那麼多罪行，誰該被押上歷史的審判台，這本是無可置疑的事，然而在堂堂國際軍事法庭審議的台前幕後卻出現了一系列怪現象，實在令人無法理解。
這就是歷史。這就是美英主導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留下的一些問題。我們慢慢來細述——
我們已經知道，所有的事實與受害者皆在——儘管日本人也曾千方百計在佔領南京後花費了很多人力、物力粉飾和銷毀所犯重罪的證據，幾十萬被害者的屍骨也被埋在深深的泥土裡開始腐爛，但中國人民隨手可拾身邊的和記憶裡的累累血債……人們在等待機會。
現在機會來了。一水之隔的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給了中國人機會。
血債要用血來還。這是必然的。對日本人的犯罪清算也是必然的事。
不過，對日本國的戰爭犯罪的清算，時間是從他們策劃1931年的九一八事件開始至1945年9月2日宣布正式投降那一天，此間日本軍隊在中國所犯罪行可謂罄竹難書。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將“南京大屠殺”事件作為對日本戰犯的重點清算罪行之一，並且確定了以基南為總檢察長的起訴團隊，這中間也包括幾名中國的法官。但由於當時中國政府對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所採用的英美法係不甚了解——這個法系重視證據和證人的作用，尤其是關鍵證人的證詞往往能影響到最終的法庭審判結果。而我們中國一向採用的是大陸法系，這個法系的特點是偏重法官作用而忽視證據的收集。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在抗戰勝利後，認為日本侵略中國是不爭的事實，而且其罪行世界有目共睹，因此認為東京審判僅僅是走走形式而已，判日本戰犯死刑是十拿九穩的事。於是當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要求我方派人去參加時，也僅僅派了一個人數極少的法官團隊。連中國派遣法官倪征燠也說：“國民政府滿以為是戰勝者懲罰戰敗者，審判不過是個形式而已，哪裡還需要什麼犯罪證據，更沒有料到證據法的運用如此嚴格。”
但中國人估計錯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並非如此審判，他們有他們的一套英美法係做法。整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主導權在美國人手裡，同時還有一批英國法學家配合。
判處罪犯，證據和起訴書無疑特別關鍵。擔當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此項任務的是美國的基南先生，他既是檢察局的總檢察長，同時又是美國派遣來東京的重要法庭成員。在麥克阿瑟簽發成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之前的一個多月——1945年12月6日，基南就抵達東京了。
57歲的基南，是哈佛大學法學院的畢業生。 1933年便擔任聯邦司法部部長特別助理，兩年後被任命為司法部刑事局局長。此人辦案果斷且無情，故有“魔鬼檢察官”的諢號。
日本侵略軍是魔鬼，魔鬼的罪行由“魔鬼檢察官”來審判，非常合適。但基南到達東京後，麥克阿瑟就對他明確指出：“關於對日本戰犯的審判，我提出三點意見請你考慮：一是要盡快審判；二是將起訴日本戰犯的理由簡單化，可集中到屠殺這一點上來；三是珍珠港事件應為重點……”
基南聽盟軍總司令如此一說，心裡有些嘀咕，但也只能點頭示意贊同：“同是美國人，我會把將軍的話牢記的……”
什麼意思？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是為他們美國人開設的？那麼我們中國作為勝利國之一，作為抗日主戰場，我們死傷了3500萬人就可以撇到一邊嗎？或許是，或許不是。反正後來出現了許多怪事：
首先對亞洲的公敵——日本的起訴書，起草者竟是英國人。法庭檢察局和主審官基本是美英人士。
中國檢察團是1946年2月抵達日本的，領隊的是著名法學家梅汝璈博士、向哲浚檢察官。
2月底，11國參審代表聚集在一起，對起訴書內容作出定調與安排。擔任起訴書起草執行委員會主席的英國檢察官卡爾居高臨下地宣布：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鑑於對日本戰犯的審判影響大，工作量浩瀚，因此應從簡從速。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應該把被告人數限定在15人以內，至多不得超過20人。
20人？這怎麼可以呢？我們中國政府提供的日本甲級戰犯名單就有33人之多，如果按卡爾先生的意見，那些屠殺中國人民的戰犯就可以這樣輕而易舉地逃避懲罰了？
“對呀，我們如何向國人與政府交待？”
“不行！20人絕對不行！”
中國檢察官向哲浚等表示強烈不滿。
33人？你們中國人的胃口也太大了！知道紐倫堡法庭起訴德國納粹戰犯是多少人嗎？是22人！這回是坐在基南和卡爾身邊的國際檢察局的卡本德很武斷地插話了，瞧他那副高傲的樣子，似乎根本就沒把中國的檢察官放在眼裡。
向哲浚沒買他的賬，反駁道：閣下是否清楚一個基本事實：日本軍國主義在中國和亞洲所犯罪行比納粹的罪行有過之而無不及，難道我們的審判一定要按某一個法庭的先例來確定自己所要起訴的人數而不是按照戰犯們所犯的罪行審判嗎？
卡本德沉默了。只見卡爾雙手一攤，朝身邊的基南聳聳肩，意思是：還請閣下定奪吧！
會議出現了暫時的冷場。
現在又輪到美國人上場了：太平洋戰爭是因珍珠港事件而爆發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毫無疑問應當把偷襲珍珠港的日本戰犯作為嚴厲懲罰的對象，而其他的日本戰犯都可以從輕發落。
如此奇談怪論！中國檢察官一聽，更加憤怒：日本侵略者在亞洲犯下的罪行，在時間上遠遠超過德國納粹對歐洲瘋狂犯罪的時間，而犯罪的嚴重程度更是遠遠超過偷襲珍珠港，因此所有在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犯下罪行的日本戰犯，都應嚴懲！
“你們的嚴重，難道他們偷襲珍珠港就不嚴重了？”美國人從椅子上站立了起來。
“那也不能以偷襲珍珠港事件作為起訴主體嘛！”中國檢察官絕不讓步。
“好了！好了！先生們說的都有理，然而整個案子過於龐大復雜，且時間不能拖得太長，起訴的人數應適當限制，至於第一案沒有來得及起訴與審理的戰犯，第二批或第三批起訴也可以。另外，相關國家也可以由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授權設獨立的戰犯審判法庭。這樣就可以解決諸位和各國提出的要求，你們認為此建議如何？”老道的基南最後提出平衡性建議。
“OK，我們同意這個方案。”
“那——我們也不反對。”中國檢察官雖覺無奈，但還是對這一折中方案舉了手。
那麼，誰該成為押上歷史審判台的罪犯呢？一場新的激烈爭論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審前開始了——1946年3月11日，東京明治生命大廈議事廳再次召開由國際檢察局執行委員會主持的全體檢察官會議，11國檢察官圍成一圈，討論決定對日戰犯第一批起訴的被告名單。
東條英機——偷襲珍珠港的罪魁禍首，被全票推舉為受審的首位戰犯。能獲得此份“榮譽”，是因為美國檢察官列舉了一批鐵證如山的證據和證人。
其他亞洲國家的檢察官躍躍欲試，都在期待自己國家的意志獲得所有檢察官的支持。
中國怎麼啦？中國檢察官向哲浚這一天就坐在總檢察官基南右邊的第三個位子上，很醒目之處，但會場上他卻有些焦慮不安，時常走神。
“現在討論松井石根，請中國的向檢察官宣讀你們的起訴內容吧。”基南點名向哲浚。
“謝謝總檢察官。”向哲浚似乎有些慌亂地拿起起訴書，開始宣讀。
讀畢。基南掃了全體檢察官一眼，然後喊了一聲：“請中國的證人提供證言。”
此刻，早已等在休息廳的中國國民政府軍政部次長秦德純以軍人的嚴整姿態，大步進入會場，出現在眾國際檢察官面前。秦的一個標準軍禮，又加之早有所聞的“南京浩劫”事件，立即讓會場格外興奮起來。
秦德純胸有成竹地從公文包中取出一份提前擬好的證詞，像小學生朗誦似的讀了起來，那內容中頻頻出現諸如“日軍到處燒殺搶姦”、“罪惡滔天”等詞彙，洋洋灑灑，十幾分鐘過去……
“不不不，親愛的中國檢察官先生，這是法庭，不是你們的課堂！請你們出示日軍殺人放火的實證！明白嗎？我們要實證，而不是空洞的文字！”突然，一位美國檢察官打斷秦德純的話。
會場頓時“嘰嘰喳喳”地竊竊私語起來，眾檢察官紛紛附和美國檢察官。向哲浚等中國檢察官的臉全都漲紅了——我們政府怎麼會派這等笨人出庭？中國怎麼會讓這樣的人當軍政部次長？
唉！向哲浚的手有些抖動，事先他曾與秦次長交流過，哪知這位次長一副高傲姿態，說“南京大屠殺鐵證如山，憑我一說即可將那些大戰犯送上斷頭台！”“也怪我太相信他了……”向哲浚暗暗自責，可為時已晚矣。
“秦德純先生，你帶實證或者俱體的案子了嗎？”主持會議的基南說話了。
“這個、這個……”秦德純不知如何回答，竟然一下連說了好幾個“這個”。好傢伙，這下引來其他國家的檢察官的一片嘲笑。
“證人無實證，來東京是觀賞我們美軍的炸彈威力？”美國檢察官得意忘形道。
“你們中國人說日軍在南京大屠殺，沒有證人和證據，我們的法庭不成了你們的戲台了嗎？”
“……”還有更難聽的話，盡在眾檢察官嘴裡頻頻說出。會場氣氛又一次破壞。
“諸位安靜！安靜！”基南有些不滿了，雙手示意大家。然後他將臉側向右邊的向哲浚：“向檢察官先生，真是遺憾，貴國沒能提出足夠的實證，我們無法將南京大屠殺罪犯松井石根列入第一案審理。請你盡快向貴國政府轉達現在的法庭準備情況，我充分理解你們深受日本侵略之苦，作為勝利國的代表，相信你們知道如何行事。”
向哲浚頻頻點頭，就是不敢把頭抬起來。他覺得自己和自己的國家太丟臉了。這何止是丟臉！日本侵略者在南京殺了那麼多人，卻沒能拿出實證將罪犯押上審判台，這不是奇恥大辱嗎？ “作為一國之代表，我們這些人不要被四萬萬國民罵死嗎？”
向哲浚不知自己是如何從這一天的會場裡走出來的。
晚上，中國代表聚集帝國飯店的梅汝璈房間，你一言、我一語，個個既生氣又憤怒。 “國弱受人欺啊！”梅大法官數度長嘆。
“現在有啥辦法彌補？得趕緊想辦法呀！”
“啥辦法？趕緊回國找實證唄！”
“對啊，這邊我們向國際檢察局申請重議，另外必須馬上派人回國去取證！”
“向檢察官，你說呢？”梅汝璈徵求向哲浚意見。
“我也是這個意見——得有人馬上回去取實證！”向哲浚說。
“我回去吧！”33歲的裘劭恆主動請纓。
“好！劭恆啊，你的擔子重如泰山，我們在東京等著你回來！”梅汝璈和向哲浚拉著裘劭恆的手，千叮嚀、萬囑咐。
“放心，我一定全力以赴！”裘劭恆說。
說乾就乾！身在東京的中國檢察官們開始兵分兩路：一路是裘劭恆回國取實證，一路是以向哲浚為首在東京找證據——盟軍攻克日本首都東京後截獲諸多日本政府發動侵略戰爭的機密文件！向哲浚他們收穫頗豐。
再說裘劭恆回國後向政府有關部門報告後，受到重視。聽說要為“南京大屠殺”舉證，首都南京人民立即自覺自願地站了出來。所以裘劭恆這次是帶著許多實證回到東京的。
另一方面，國際檢察局在討論中國問題時，也感覺不能輕視像南京大屠殺這樣的事件，否則有損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聲譽，所以決定由基南親自到中國走一趟，儘管這位總檢察官忙得不可開交，但為了把日本戰犯送上法庭，他必須親自出馬。
基南到中國的時間是1946年3月16日，僅距開庭一個半月時間。基南帶著霍克斯、赫斯特、洛克、李佛等幾名國際檢察局成員，匆忙而行，他們乘坐盟軍飛機先到了上海，一路又轉至南京。在中國檢察官向哲浚陪同下，他們先後見了十幾位南京大屠殺的證人，同時獲取了一些實物，便回到東京。雖然短暫而倉促，但基南一行所獲證據仍被國際檢察局認定為“做得最有成績的”。
4月1日，國際檢察局召開最後一次關於確定起訴戰犯名單的會議。南京大屠殺主犯松井石根被列入第一批起訴的戰犯之列。中國檢察官向哲浚等總算大大地鬆了一口氣。
現在距計劃中的5月初開庭還有一個來月。基南指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將有一場持久的大審判，時間會很長，因此在向法庭列名的戰犯提出起訴後，各國仍可根據情況繼續收集實證，以便在法庭上更有效地審判戰犯。據此，國際檢察局也再次向中國派出了他們的檢察官勞萊。
美籍檢察官勞萊到中國走一趟後，帶回不少新證。然而基南看後，仍覺不滿，便再度派出自己得力助手薩頓。就這樣，薩頓於5月31日下午，帶著助手盧克·李上尉、喬·亞歷山大少尉和隨員道格拉斯一行4人抵達上海，重點調查南京大屠殺和日本在中國推行鴉片等罪行。
6月3日，薩頓到達南京。
“有一個人你們能夠找到他，對法庭審判必定特別重要。他叫菲奇，日軍佔領南京時，他一直在這座城市。現在菲奇先生還在中國工作呢！”在聯合國救災總署駐中國總部，有美國朋友給薩頓提供了一個令他興奮的線索。
“請中國政府幫忙，馬上約見菲奇先生，最好讓他跟我們到東京去。”第二天，薩頓立即約見中國行政院副院長翁文灝，希望他幫助將菲奇從河南開封調回南京。
“雖然這事有些難，但我們會積極配合。”翁文灝抿抿嘴，用英文回答薩頓。菲奇此時是聯合國救災署駐中國河南地區辦事處主任，他的崗位顯然如果不是特別的需要，是不可能離開的。
薩頓聽了翁文灝的話，便立即通過美軍駐中國司令部調一架飛機，專程將菲奇從開封找到並帶回南京。
“去東京法庭作證？沒問題！日本人在南京幹的事太可惡了！我義不容辭！”菲奇與薩頓見面後，當即表態。
“本人早聽說教授先生在當年南京大浩劫時與一批美國教授和醫生及傳教士們，為中國人做了大量救助工作，現在你能再出庭控訴戰犯們的罪行，我代表美利堅和遠東法庭感謝教授先生！”薩頓給了菲奇一個熱烈的擁抱。
“你還應該找到一個人，他很重要。我們當時建立南京安全區時，他是我們的秘書，負責所有日軍犯罪事實的調查與材料整理……”菲奇說。
“他是誰？”
“斯邁思教授。”
薩頓大喜：“聽說過此人的大名！這位教授現在在哪？”
“就在南京。”
“太好了！馬上去找他。”薩頓如獲至寶。
薩頓與斯邁思見面後，滿懷信心請他與菲奇一起到東京時，斯邁思則潑了他一盆冷水：“我與菲奇先生同是金陵大學的教授，就目前的情況而言，我們倆同時離開崗位是不可能的事。”
“你？！”對日戰犯審判牽動全世界的每一根神經，卻在中國受到冷遇，這是薩頓所想不到的，他的臉一下漲紅了，可在教授面前他強壓心頭怒火，平靜幾分後，說：“日本發動戰爭，不僅對中國和亞洲，而且對我們美國也造成巨大傷害，珍珠港事件就是一例。教授先生應當清楚，基於此，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義務去法庭當證人，清算他們的罪行。”
“檢察官先生的話沒錯，我沒有別的意思，只是工作脫不開身。”“智多星”斯邁思以他一向的作風對來訪者說，“這樣吧，我一定寫一份詳細的證明材料，記錄所知的日本人在南京犯下的罪行，作為你們所要的證據之一，檢察官先生看可否？”
“很好。教授能這樣做我們就很滿意了。”幾天后，斯邁思的一份很有分量的證詞交給了薩頓。
“你們為什麼不去找德國的拉貝先生，在日本進入南京前後的時間裡，他可是個大人物，領導我們國際委員會開展了卓越的工作，他也是一位重要的見證人。”斯邁思對薩頓說。
“這個人的情況比較複雜，我們國際檢察局曾經通過紐倫堡法庭的檢察機構向德國有關方面要過此人，但據說因為他有納粹黨員的身份，後來取消了他的證人資格。”薩頓回答。
“原來如此。”斯邁思聽後長嘆一聲，“遺憾的事。”
遺憾的事還很多。薩頓離開東京時，基南給他的時間也僅為一周左右，談何容易！
也不知是中國人的習慣，還是東方人的性格，薩頓實在弄不明白一件事：明明日本人的罪行滔天，人人對其咬牙切齒，可一說讓其到東京出庭作證，又有那麼多顧慮和躲閃！難道你們忘卻了痛苦？難道不是你們失去的親人？還是你們生來就沒有正義感與責任感？面對血跡斑斑的中華門，薩頓多次感嘆，無從回答。
他沒有多想。東京在等著他帶回證人。
6月5日，薩頓通過中國軍隊參謀總長陳誠先生找到王冷齋。 5日薩與許傳音相見，許是金陵大學教授，許願意出庭。陳福寶和尚德義是6月7日才找到的。 8日，薩與市長馬超俊見面，又找到梁庭芳上尉。
10日，經過做工作，這些人才同意去東京。官方代表秦德純有了第一次出醜的經歷，表示不願再去東京。但薩頓按基南之意，還是想請他出庭，於是讓陳誠參謀總長出面勸說秦，最後秦勉強同意。
12日10時15分，薩頓帶著許傳音、梁庭芳、尚德義、伍長德、陳福寶、王冷齋和貝德士、秦德純等15名證人，乘坐盟軍軍用飛機，從上海江灣機場離開中國，於當日下午4時20分抵達日本厚木機場。他們與由國際檢察局找到的馬吉牧師等其他證人一起匯合，組成了中國的證人團。
此時的東京，已是炎熱之季，海風吹拂著這個城市，一切令人心煩意亂。然而只有一個地方保持著異常莊嚴而肅穆的氣氛，它就是審判日本戰犯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