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民間就有兩句傳說，叫做：哪裡有市場，哪裡就有溫州人；哪裡沒有市場，哪裡就會出現溫州人。
溫州人很有個性，他們有知命而認命，信命而不受命的特徵，他們總能從沒有市場處找出市場，從亂花漸欲迷人眼的市場混亂中尋找商機，從鮮為人知的邊緣經濟的夾縫中殺出一條血路，從而創造了人人皆知的現代版的經商神話。
溫州人還有一個特點，他們除了要比自己的鄰居富有之外，沒有別的使命。賺錢和比鄰居更富有的慾望，控制了他們的全部思想和行為。
而以上的性格決定了溫州人搶占鄰居的“便宜”及喜歡張揚的個性。溫州人從來都喜歡標榜自己，他們即便乾著最低賤的活兒，受著最不能忍受的痛苦之時，也從不放棄向外宣傳自己是溫州人，這一點讓人格外敬佩。
近鄰的台州人則不一樣。台州人因為過去沒有多少人知道“台州”這個地名外，還有一層更重要的原因是，歷史上的台州是“貶謫之地”，故而這裡的人不願聲稱自己是台州人。筆者本人就遇到過這樣一件事：十幾年前，我正在編著一套《中國英才》叢書，那時我知道北京的紅橋市場已經有了一個很具規模的浙江人開的珍珠市場，因為那時經常在報端看到外國政要到中國訪問，會到紅橋市場買中國珍珠，比如英國女首相撒切爾夫人，美國總統克林頓等。
有一天，我在編輯部見到一位長者前來拜訪，他操著一口濃重的浙江話，他說他是在紅橋賣珍珠的溫州人，他掏出一張名片給我，從此我知道了這位叫陳宜根的長者，他就是在北京紅橋市場名氣很大的“珍珠大王”。
因為陳宜根一直稱自己是溫州人——很慚愧，那個時候我還不知道中國有個台州。老陳後來入了我編的《中國英才》叢書。他的事蹟很不簡單，即使是現在，不用看介紹他事蹟的文章，我也會說出個大概：
他老家盛產珍珠，1987年時，年已花甲的陳宜根帶著兒子獨闖北京，父子倆先在北京革命歷史博物館3樓租了一個櫃檯，做起了珍珠生意。之後又搬到紅橋農貿市場，擺下了浙江人在北京開設的第一個珍珠項鍊攤位。不料陳老先生的珍珠生意越做越紅火，並成為京城一景。那時即便是首都北京的老百姓生活也很一般，開始愛美的女同志們能有一條價格在100元左右的珍珠項鍊是件十分愜意的事。陳宜根的生意就這麼火了起來。後來他帶著老伴、女兒、女婿和外孫女一起都進了北京，之後又把村里的人、鄰村的人都帶到了北京，“溫州人”在京城賣珍珠賣出了名。
1992年，陳宜根把珍珠弄進了人民大會堂展出，中央領導和夫人，對陳宜根他們的珍珠大加讚賞，有中央領導還為陳宜根親筆題寫了“珍珠大王”四個字。陳老先生很會做生意，他把與領導人的合影和人家給他的題詞往小攤上一放，於是那些逛紅橋商場的國內國外的遊客紛紛慕名而來。後來他的珍珠攤位，成了外國總統參觀紅橋市場的必到之處，尤其是隨訪的總統夫人們對又便宜又光豔的中國珍珠更是愛不釋手，更使陳宜根這個“珍珠大王”的名聲威震四海。他帶的一批浙江徒弟有的成為國內外名門望族的常客，如白茹芳、童建紅、茹培培等“珍珠女”現今都成了跨國公司的大老闆。
因為寫此文，我到了陳宜根老家溫嶺採訪，才知我十幾年前就認識的這位“溫州人”，原來竟是台州人！
“過去在外經商的溫州人中至少有一半是我們台州人。那時台州沒名氣，我們說了自己是台州人，別人會再問台州在哪兒，有的甚至以為台州是不是在台灣。所以久而久之，在別人問我們是哪里人時，就不說台州人了，乾脆說自己是溫州人。台州人吃虧就在這裡，在前二三十年裡一直是這個樣……”台州人談起這事，至今仍有些苦澀。
“可我們台州人比任何一個地方的人都務實肯幹，性格里有股硬勁，從不好高驁遠，也不好大喜功。追求富有，改變貧窮命運，是支撐我們自身的一種精神力量，也是我們日益進取不竭的動力源泉。一般的台州人都會有一股雄心——因為過去我們都很窮。”有位台州經濟學家這樣說。
他的話使我聯想到一則法國故事：傳說有位法國年輕人，他從小很窮。後來他以推銷裝飾肖像畫起家，在不到十年時間裡躋身於法國50大富翁之列，成為一位年輕的媒體大亨。不幸的是他因患絕症於1998年去世。在他去世後，法國一份報紙刊登了他的遺囑。
在這份遺囑裡他說：“我曾經是一位窮人，在以一個富人身份跨入天國的門檻之前，我把自己成為富人的秘訣留下，誰若能通過回答'窮人最缺少的是什麼'，而猜中我成為富人的秘訣，他將能得到我的祝賀，我留下銀行私人保險箱內的100萬法郎，將作為睿智地揭開貧窮之謎的人的獎金，也是我在天堂給予他的歡呼和掌聲。”這家報社後來收到18000多個人寄來的答案，這些五花八門的答案中大概有三類：一類認為窮人最缺少的當然是錢，有了錢窮人便不再窮了；另一類認為窮人之所以窮是因為沒有機會，有了機會就可能不再窮了；再一類認為窮人缺少一技之長，有了一技之長就可以改變貧窮；也有人說窮人最缺少的是幫助和關愛。在這位富翁逝世一周年的時候，律師和代理人打開了這位年輕富翁的私人銀行保險箱，公開了他的致富秘密。他認為：窮人最缺少的是成為富人的雄心。有一個年僅9歲的女孩猜對了，因此獲得了100萬法郎。這個女孩在領獎時說：每次我姐姐把她11歲的男朋友帶回家時，總警告我說，你還小，不要有什麼雄心！於是我想，也許雄心可以讓人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東西。所以我想窮人最缺少的可能是成為富人的雄心吧！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中國，也有不少這樣的女孩子。她們無論在炎熱的夏天，還是在寒風刺骨的冬季，三三兩兩地散落在城市的每一個馬路邊，或者在商場的路口和學校的門前。
她們的身邊，是一台手搖的補鞋機，幾乎席地而坐的她們以最低微的姿態、以最熱切的期待，招攬著每一個需要補鞋或者捎帶擦鞋的人。這種情形在北方居多，在寒冷的冬季居多。在那個多數中國人還不知道做生意，甚至把生意當做“資本主義”的改革開放初始階段，我們到處都能看到這些“補鞋匠”，他們遍布了全國各地的每一個城市的每一條街……這樣的“補鞋匠”，有姑娘，也有小伙子，有三四十歲的小媳婦，也有四五十歲的莊稼漢。
他們總是在我們的視野中，並且深深地烙在當時的中國人心目中——因為沒有哪類人能像他們那樣不懼風寒、不分時光。當第一輛公共汽車駛過行人稀少的馬路時，路邊的補鞋機和補鞋人已經靜靜地守候在那裡；當風雨交加、寒氣逼人的夜晚驅趕著街頭的最後一位行人時，你只要想補鞋，就可以找到馬路邊或公共汽車站邊的補鞋匠，他們正在那兒等待你……在那個年代裡，我在北京多少次看到冬天的寒風里或者是沙塵天的黃昏下，那些在街頭補鞋的“補鞋匠”，哆嗦著一雙凍得皮開肉綻的手，一手捏著鞋，一手握著針地在為別人掌鞋。他們只收一塊錢，有人看著他們可憐，想多給一塊錢，可“補鞋匠”們會毫不猶豫地把多收的錢還你。對這樣的情形我幾次覺得不可理解，於是有意前去問“補鞋匠”，他們的回答讓我更加吃驚：“這回多收了你的錢，下次讓我怎麼再跟人做生意呀？”浙江人在絕大多數中國人尚不知做生意為何物的年代，就已經在神州大地的每一個角落開始了為賺一分錢而不顧艱辛、不知疲倦的人生軌跡。浙江人做生意不怕吃苦，勤奮精明，當然後來也出現了“浙江人做假貨”的一陣風潮——必須說明，是極少數的浙江生意人敗壞了聲譽。
從風靡全國的“補鞋匠”到震撼中國民營經濟並形成舉世矚目的“浙江精神”，溫州人扮演了前台的主要角色。然而中國人至今仍然並不清楚在這影響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浙江精神”中，其實最重要的角色應該是台州人，因為在當年的眾多“溫州補鞋匠”中，至少有近一半人是台州人而非溫州人；而更加重要的是，那台引領浙江人走遍全國並致富浙江及影響十億中國人共同致富的補鞋機，其發明人是地地道道的台州人！製造第一台補鞋機的人叫管康仁。
我見到管康仁時，這位曾經引領浙江人走向富裕的“浙江製造”之父，現在住在他的老家台州市中心椒江區下陳鎮的一個叫水倉頭村的地方。椒江區原屬黃岩市，這裡有著傳統的經商風氣，民間經商之風在數百年前就很有影響，與下陳鎮近在咫尺的路橋，是浙東有名的商賈重鎮，歷史上就很有名。
那天我去見管康仁時，對一個現像很吃驚：
在彈丸之地的下陳鎮水頭倉村，竟然看到中國馳名、打下世界縫紉機七分天下的“飛躍”“傑克”等幾十家著名縫紉機廠！現在的管康仁管著一家很小的縫紉機企業，每年生產約2萬台縫紉機。與如今年生產已達百萬台、銷售額超100億元的“飛躍“等企業相比，管康仁的“求精針車有限公司”，既顯得落後又顯得很不起眼。但在台州、在有“世界縫紉機之王”美稱的水倉頭和台州下陳鎮，誰也不敢輕視了管康仁。
1941年出生的管康仁，對我的來訪感到有些突然，他在那間窄小髒亂的辦公室外接待我時，第一句話便問：“你大作家怎麼不到'飛躍'那兒去？卻來我這兒乾嗎？我這裡沒啥可採訪的……”
當我告訴他“到台州，不採訪你這位'浙江製造之父'就是一種對歷史不負責任”時，他老人家顯得很激動，忙說：“我有啥值得你勞神的？實在沒有啥說的。”
“就說說你當年怎樣搞出第一台補鞋機的？”我直奔主題。
管康仁顯然動心了，這可能正是他一生最得意的事之一。 “這個可以講講。”管康仁的臉上露出了一絲微笑，看得出他對自己的現狀並不滿意，對自己的歷史倒是另一番態度，並且一說起來便滔滔不絕：
“我高中畢業後到了浙江水泵廠工作，可是不到一年就碰上了國家精減國營和集體企業職工的政策。我父親解放前到了台灣，又是國民黨員，還當過校長和保長。所以我這樣出身不好的人就成了第一批精減的對象。1965年我回到了家鄉下陳水倉頭村，在我們這個地方的農村。
過去就有'扁擔兩頭尖，出門針線鞋'的傳統，就是在農閒時，許多人挑著擔子外出當手工補鞋匠，賺些錢補償生活不足。還有一種生意就是挑擔賣豆腐，可賣豆腐受天氣和時間等條件的影響，相比之下，補鞋生意更適合走得遠些。但因為是手工補鞋，又慢又粗糙，尤其是天寒地凍季節，外出補鞋格外辛苦，錢也賺得少。我在水泵廠時就愛搗鼓，特別是對縫紉機械的修理蠻熱心鑽研，拆拆卸卸，掌握了一些縫紉機的構造知識和修理技術。當時還不敢說自己製造縫紉機，可看到鄉里鄉親們外出手工給人補鞋很辛苦，賺錢又不多，就想能不能搞個機器，代替手工補鞋？如果成了，不可以減少鄉親們一針一線縫補的辛苦？於是我就先從路橋市場上買回些舊鋼板、鐵皮和螺絲什麼的，開始利用勞動之餘，一個人躲在家裡、關上門，敲敲打打，搗鼓起來，沒多長時間補鞋機就出來了。
不是我聰明，因為補鞋機的基本原理就是縫紉，靠機械操作代替人的手工縫補，所以我把自己掌握的那點縫紉機構造知識搬到了相對簡單些的補鞋機上。成功後，我很驚喜，先是把自己家的一雙雙破舊的鞋子拿來縫補，後來又試著把鄰居的鞋也補了，而且針腳比手工縫補的要好，快更不用說了。機器補鞋至少比手工縫補快幾倍，用這樣的補鞋機外出做生意，一是省去很多手工縫補的辛苦，二是任意到哪裡都可以去，這樣不可以賺更多錢嗎？第一台補鞋機搞出來後，我興奮得很，心想如果多做幾台賣給那些經常外出補鞋的人，他們一定非常歡迎。這樣，我就白天參加生產隊勞動，晚上就偷偷在家里關起門敲敲打打起來，製造第二、第三台補鞋機……”
“你有製作車間和模具什麼的嗎？”
“沒有。完全靠手工敲打出來的。”
“手工能敲打出來嗎？”我想起20世紀80年代初在北京街頭隨處可見的那種與縫紉機差不多的補鞋機，覺得它還是蠻複雜的一種機械，於是便問管康仁老先生。
“能。沒聽說最早的汽車也是手工敲打出來的嗎？補鞋機還是相對簡單些。”管康仁很得意自己的技術，說，“我喜歡搗鼓機械，特別是縫紉機製造，再复雜也難不倒我。可惜我對現在的電腦縫紉機不感興趣，他們搞的那一套我不喜歡……”管康仁指指窗外，我知道他說的是同在水倉頭村的“飛躍”等現代化縫紉機企業。看得出，管康仁是個非常有個性的人。
“你後來是不是就開始將做的補鞋機賣出去了？”
“是。那個時候，一方面我們農民窮得很，我家裡也需要錢，另一方面我為了製造這補鞋機要時不時地到路橋舊貨市場上去買破銅爛鐵等材料什麼的，得花錢。另外我也確實想，如果能把自己製造的補鞋機賣出手，賺點錢，好養家糊口。前後我賣了三四台，一台賣了本地的一位補鞋匠，兩台賣到了溫嶺。”
“每台能賣多少錢？”
“三四百塊吧！”
“賺點嗎？”
“賺，賺二三百塊一台呢！那時二三百塊等於兩三個壯勞力干一年農活的收入，蠻可觀了！”管康仁又一次露出了笑容。
“後來呢？”
“後來就慘了……”老人的臉陰沉下來，“後來就有人知道了，告發到大隊、公社領導那兒去，說我是破壞農業學大寨。”
“這哪兒跟哪兒的事嘛！”我覺得很荒唐，但荒唐年代就有荒唐的事。
管康仁自己說，有人認為你管康仁自己偷偷做補鞋機不說你搞資本主義已經夠寬大的，你還將機械賣出去，你這一賣就是鼓勵那些不安心農業生產的人出去搞副業，你這不是破壞農業學大寨是什麼？於是乾部就把管康仁叫去辦了四個月“學習班”，最後讓他把所賺的1200元全部罰了出來。這怨，換了別人早甩手不干了，可管康仁覺得自己好不容易搞出了補鞋機，而且要貨的人也很多，自己賺錢不賺錢是一回事，能夠讓自己的那些走南闖北的鄉親用補鞋機代替手工補鞋總歸是件功德無量的事吧！他管康仁是個認死理的人，心想你們不讓我在水倉頭賣，不讓我在陳下和黃岩賣，我就賣到溫嶺那邊去……
“溫嶺那邊的人活泛，用現在的話說，那邊的人思想解放，敢干冒險的事。所以後來我把做出來的機器賣到了溫嶺的牧嶼。”管康仁說。
“沒有再被人發現？”
“我換了製造的方式。在自己家裡做肯定不行的，就是關起門再敲敲打打也會被人盯住不放的。我不在自己家裡做。而是跟牧嶼那邊的合作夥伴聯手幹，我把圖紙給他們，他們就在牧嶼那邊製造，再由他們賣出去。他們每台給我150元。做完一台，我再教他技術，就這樣一直做了好幾年，他們那邊也就慢慢做了起來。牧嶼現在是有名的製鞋業基地，就是那會兒我們打下的基礎。浙江各地後來出了幾千、幾萬的補鞋匠，佈滿了全國各地，就是因為他們手裡有了補鞋機。別小看這補鞋機，這是我們浙江人致富的第一桶金。它的意義可不一般。
你們都說浙江人或者說溫州人是中國民營經濟做得早、做得好，說白了，就是因為我們浙江人靠一台補鞋機比別人先一步走遍了全國各地，先一步有了一些原始積累，先一步比別人知道啥叫市場。啥叫市場？就是我們這些補鞋匠到哪兒補鞋時，知道那個地方缺啥日用品，知道了那裡缺啥東西，就多了一個心眼想法去搞那些東西。因為我們出去補鞋的人到處都有，而且相互之間有聯繫，一封信、一個電話，就相互之間把商業網絡給建立起來了。在補鞋的同時把一些北方缺的商品從南方調配到了北方，又把南方缺的貨物從北方發到了南方，這樣慢慢地形成了一種賺錢機會，慢慢地從補鞋變成了做貿易、搞企業的風潮。我們台州人和溫州人是同步走向全國的，而最早的一批人應該說是我們台州人，因為浙江人的經商之風是從補鞋匠們開始的。補鞋能夠形成風潮，就是因為有了補鞋機這個關鍵性的環節。補鞋機是我們搞出來的嘛！ ”管康仁對自己的歷史性貢獻很是自豪。
我之所以特別敬佩這位時下在台州並沒有多少光環的老人，就是因為他製造出第一台補鞋機的這份歷史性貢獻，對後來浙江民營經濟和“浙江精神”的形成所起的奠基性作用。絕不要小視了管康仁當年的那台粗糙的補鞋機，在我看來，它的成功製造和之後在民間廣泛的運用，直至造就了幾萬、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的浙江幫補鞋匠，其意義並不比當年英國的瓦特發明蒸汽機小多少。瓦特發明蒸汽機，使落後的歐洲乃至整個世界從落後的農業社會開始走向工業社會，人類的文明史從而比以往任何時代都要快幾倍、幾十倍的速度向前發展。浙江補鞋匠遍布全國各個角落，他們以最原始的方式建立起的商業網絡和商品意識，以及由此發展起來的中國民營經濟模式，不僅影響了整個中國的今天，並且延伸到影響整個世界的今天。今天我們不是常聽到世界上有人一直在叫嚷“中國威脅論”嗎？西方人所害怕的“中國威脅”，實際上更多的是他們認為的“中國製造”已經改變了整個世界的經濟與政治，甚至是文化和軍事的格局。
諸君想一想：這“中國製造”首先是從什麼開始的？
毫無疑問，“中國製造”應該可以說是從“浙江製造”開始的，而“浙江製造”又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同樣毫無疑問，是從“溫州製造”開始的。
可“溫州製造”又是從什麼開始的呢？
溫州人自己也毫無疑義地認為，是從“補鞋機”開始的。
那麼補鞋機是誰先製造出來的呢？
是台州人，是台州的牧嶼人最早向溫州和其他地方瘋賣補鞋機的。
台州牧嶼之所以能製造補鞋機，其首功當推管康仁，因為管康仁是第一位製造出補鞋機的人，並且把這種技術直接引入了牧嶼，使牧嶼後來成了製造和銷售補鞋機的基地，再後來牧嶼成了中外聞名的製鞋基地。台州溫嶺的牧嶼這個地方很值得社會學家們去作更深入的研究，本文的前章已提及中國有據可查的第一個股份制企業是牧嶼人幹出來的。這第一個股份制業主陳華根從一萬元起家，通過20多年的艱苦創業，已經發展到現在擁有佔地108畝的標準廠房和6000多名員工的中國民營企業500強之一。說來有趣的是，陳華根當年也是一位走南闖北的。補鞋匠”。他與同村村民王華森等四個農民一起創辦的牧嶼牧南工藝美術廠成為中國第一個領到正式“戶口”的股份制企業，該企業乾了沒多久就改成了生產鞋子的廠子。
原因是，牧嶼這個出補鞋機和補鞋匠的地方的百姓通過補鞋賺得“第一桶金”後，開始由補鞋和賣補鞋機發展到製鞋業了。而陳華根是牧嶼製鞋業的“領頭羊”，他把企業的名字後來改成了“寶利特”。這“寶利特”從製作低檔鞋到現在生產各種高檔仿皮鞋等數十種產品，成為日產10萬雙鞋的“中國鞋王”。牧嶼這個地方除了陳華根的“寶利特”外，還有“雅迪”“遠霸”“海王星”“天馬行”“奧利萊”等眾多著名製鞋企業，小小牧嶼一年生產的鞋，可以讓每個中國人都能穿上一雙。不僅如此，牧嶼的鞋業還輻射到了周邊的橫峰、澤國和潘郎等鎮，形成中國製鞋業的主要出口基地。
牧嶼從製造補鞋機和銷售補鞋機到最終成為中外聞名的“中國鞋業製造地”並非特例和唯一。在台州，像牧嶼這樣的“浙江製造”和“中國製造”可謂遍地皆是。
管康仁所在的水倉頭僅是一個小小的自然村落，也許正是第一台補鞋機是從這裡誕生的，所以注定了水倉頭的不平凡。
那一天採訪管康仁出來，走在水倉頭的那條狹窄的鄉間簡陋公路上，我不免有些感慨：
世界上那些曾經輝煌了近一個世紀的縫紉機霸主，怎麼也不會想到，僅僅一二十年時間，他們就徹底地敗在了一群中國農民手裡。這群中國農民便是來自台州的邱繼寶的“飛躍牌”縫紉機、來自台州的阮小明的“寶石牌”縫紉機和阮積祥的“傑克牌”縫紉機等。
你自然不會相信，在全世界每年近千億銷售額的縫紉機產業中，這個中國浙江台州的小小水倉頭村就佔了三分之二的份額！就說被朱鎔基總理多次稱讚為“國寶”的“飛躍”老總邱繼寶，現在他的“飛躍”縫紉機，一年銷售量達上百億元，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都有他的“飛躍”。邱繼寶在許多國家，享受的是國家元首級的待遇，一些國家的總統都認識他。朱鎔基和溫家寶兩屆國家總理都誇邱繼寶是“真正的世界名牌”。邱繼寶告訴我，他也曾是補鞋匠出身。如今身價百億元的邱繼寶在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時，正在中國北方的那個天寒地凍的街頭，靠著一台補鞋機為過往的行人補鞋。正是這半年積攢下的幾百元錢，使他回鄉後動了自己辦廠的念頭。而正是這一念頭促使他第二年便開始做起了縫紉機零件的小生意，之後又辦自己的縫紉機廠，一直辦到現在。如今邱繼寶家產過了百億元，5000餘人為他企業做事，100多個國家銷他的“飛躍”牌縫紉機，那縫紉機大的能做像球場一樣的巨幕，小到國家主席、總理出國手提著作為“國禮”送給外國元首們。
我還認識另一位奇人，他如今也是幾十億身價的台州人，他在1983年還是個補鞋匠。因為他年紀小，別的補鞋匠都賺到錢回家辦廠了，可他才剛剛邁出賺錢養活家人的第一步。為了多補鞋，他隻身到林海雪原的興安嶺，因為他聽說那裡的伐木工人的靴子是皮的，伐木工人很少出山，靴子壞了沒人補。於是他扛著補鞋機進山，白天走雪地，晚上住在人家的狗棚裡，幾次半夜裡被野狗叼出來差點喪了命。後來他學精了，逢到雪夜沒地方住，就幫人家補鞋，補鞋換得一宿。就這樣，他隻身在大興安嶺掙得了“第一桶金”——是用自己的性命掙來的那桶金。回家後他也辦起了縫紉機廠，現在他的“傑克牌”縫紉機同樣是世界著名的品牌，他便是水倉頭村又一位名人，叫阮積祥。小伙子看上去仍然像個二三十歲的青年，整天一臉可愛的笑容。
台州還有一位傳奇的人物，叫李書福，有名的“汽車狂人”，中國民營汽車“吉利”的老闆，五六所民辦大學的老總。這位模樣憨厚的農民，小時候就是挑著補鞋機滿世界走的台州人。
他現在搞的“中國製造”，把外國汽車霸主們攪得常常夜裡做噩夢……
台州更有幾位現在擁有幾十億資產的民間金融家，他們的發家初始，依然同樣沒有離開補鞋機。
台州人為浙江人製造了補鞋機，成全了浙江人發家致富的“第一桶金”。浙江人通過補鞋換來的“第一桶金”，辦起了自己的家庭小廠，又把家庭小廠慢慢擴建成擁有一定規模的私有企業，有了企業就有了工業產品，有了工業產品就出來擺地攤交換成現錢，於是一個個像義烏那樣的自由市場便出現了。市場漸漸變大了，全國的商人和全世界的商人都來做買賣，於是浙江人又開始從仿製到自製的階段……後來生意越做越大了，他們就開始獨立研製自己的產品，“浙江製造”從此一發而不止，並且把中國民營經濟風暴帶動了起來，直到把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推動得如此波瀾壯闊……
這就是台州人——確切地說，是台州農民們在30年前所掀起的那一波又一波驚天動地的春雷。
這春雷如今仍在中國大地上迴響著、迴盪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