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人類有經濟活動以來，所有的經濟學家和政治家都一致認為，社會的經濟形式決定著社會的性質和人類社會的發展軌跡。而股份制形式則是現代社會的經濟中最活躍和具有社會推動力的先進經濟形式。
新中國成立以來，計劃經濟條件下的中國社會，幾乎只有一種經濟形式——國營集體經濟。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股份制經濟形式開始被人們漸漸認識和接受。最早出現於中共中央文件上的“股份”二字是1985年的中央1號文件，這對當時的中國甚至全世界都是一次令人震驚的事件。因為在許多年裡，“股份”和“股份制”在中國這個紅色政權的國度裡，它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是“剝削階級的產物”。現在，既然被中共中央文件明確提出要“大力提倡”，這不能不說是對實行了幾十年一貫制的國有集體經濟的一場革命。
“股份制”在今天的中國人眼裡已經不再是什麼新鮮玩意兒，可在二三十前年的中國，它與當時農村所開展的“分田到戶”搞包乾一樣，是實實在在讓一些人感到不可思議的、與“復辟”和“政變”沒多大差別的驚天動地的事。
中國的股份制誰最先搞？忙碌的經濟學家們似乎還沒有時間來總結，當今的歷史學家們又因為缺少實地考察與調查的能力而在書齋上添不出新的真實的東西，這樣的責任讓我們這些文學家來完成實在有些可悲。
不過到台州採訪，讓我再一次感到發現的驚喜。原來，中國的股份制發源於台州，產生於台州的田埂上，植根於台州的農民中間……
現在有據可查的幾個史實是：
——1986年10月，原台州地區黃岩縣委下發的《關於合股企業的若干政策意見》的69號文件，是中國地方黨委、政府關於股份合作企業的第一個政策性文件。
——1982年12月，由台州地區的溫嶺縣社隊企業局(那時還沒有工商部門)正式發給“牧嶼工藝品廠”等四家為“社員聯營”的企業營業執照。
“股份制企業”是1985年中央1號文件出來之後才正式可以冠於的企業性質，台州的鄉鎮企業局當時給牧嶼工藝品廠等四家由社員合股出資辦的企業起的名字為“社員聯營”，用後來的名稱就是股份制企業。這也是新中國工商企業史上第一個頒發的標明由幾個法人“聯營”的股份制性質的企業營業執照。
目前有據可查的上面兩份史料，足可證明台州是中國股份制的發源地，這已被現在研究經濟工作的專家所認可。其實，談到台州的股份制，其開始和發源的時間遠比這兩個事件要早得多和廣泛得多。
在我來台州採訪之前，浙江有關媒體就已經發表了一則令人鼓舞的文章，題為《尋找玉環股份制經濟起源》，其中介紹了記者追尋到的台州最早搞股份制的那個“蘆浦工藝廠”和那幾個敢於最先吃螃蟹的農民。他們創辦的這個股份制企業是在1967年，比溫嶺的那個有“正式戶口”的“中國第一家股份企業——牧嶼工藝廠”早出了整整15年，而且這時間正是中國“橫掃資本主義”最激烈和嚴重的“文革”初期。真是有些不可思議，台州人竟如此膽大妄為。
2006年4月24日，我在台州市委宣傳部的同志引見下，來到玉環的蘆浦鄉那個原“第一家股份制企業”的舊址現場，並與幾位當年辦股份制企業的當事人見了面……
玉環是台州的一個縣，面積很小，老玉環是個四面環海的島嶼，後來又將溫嶺的楚門半島劃歸了玉環，但陸地面積僅有378平方公里的玉環仍然是台州面積最小的縣。可別看這彈丸之地的“海中玉環”，它現在的人均收入不僅在台州各區縣中名列第一，2007年，在全國的百強縣中也名列第29位。玉環有數個“全國第一”的產業與產品，這與玉環人敢為天下先的創新精神有直接關係。浙江籍著名作家葉文玲老師曾經對我說，寫台州，繞不開玉環。葉文玲是玉環人，她最了解家鄉的歷史和現狀。
那天我是懷著一番好奇而又有些激動的心情，跟著幾個農民來到玉環蘆浦分水村一塊田埂上。一位本地農民老漢叫林友泮，指指一座水閘上破舊的卻依然挺立在那裡的三間半磚瓦房，告訴我：“這就是我們當年辦的最早的一個股份廠，當時叫紅衛儀錶廠……”
“就這個樣啊？”我對影響當代中國經濟和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浙江台州股份制發源地竟然產生在這麼一個極不起眼、極不壯觀的地方，內心多少有些失望。不過心想：毛澤東當年打天下時，不也就是幾根破槍、幾把紅纓嗎？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是。別小看這幾間房子，當時我們還當寶貝呢！”林友泮老漢說，“這個地方辦廠，一是不佔集體房子，二是關鍵這裡能上電線，好發動機器做工。”末後，他補充道，“我們辦的是儀錶廠，需要電動力。”原來如此。
可不，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幾個農民能有這樣幾間房子辦工廠、能在田埂上響起機器的轟鳴聲，這在當時肯定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那時在農村，能響機器聲的，只有集體農田的抽水灌溉，和很少地方才有的脫穀場上的拖拉機聲，除此再不可能有什麼機器聲響了。林友泮他們能在如此無遮無掩的廣袤田野上開動機器搞“資本主義”，不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也起碼是吃了熊膽！在蘆浦鎮的鎮委會議室裡，幾位當事人的講述證實了我的看法——
玉環農民在田埂上創辦的第一個股份制企業，果真歷經了太多滄桑：
“我們那時辦廠，完全是被逼出來的。”林友泮是當年辦廠的“頭頭”，也是當時分水村的黨支書，他給我解釋當年為什麼辦這個廠的第一句話這樣說。隨後他指指坐在他對面的另一位60來歲的老漢說：“最早是他顏祜慶出的主意。”
被林友泮點名叫顏祜慶的另一位老農笑了，衝林友泮說：“你是支部書記，我不向你說向誰說嘛！”
林友泮顯然不是個能說會道的人，被老伙計顏祜慶這麼一激，一邊抽著悶煙，一邊低頭瓮聲瓮氣地說了句：“你主意倒好，可把我拖進海裡差點淹死……”屋裡的人頓時哈哈大笑。
“老支書你做人正直，再大的海水也淹不死你的。”顏祜慶這話讓林友泮愛聽，老人一個人“嘿嘿”地笑了起來。
“最早動因確實是我。”看得出，顏祜慶是個見過世面的農民。果然，他說他是個複員軍人，當過幾年兵。 “我在部隊時當過團部通信員。復員後，回到老家，看到自己的家鄉那麼窮，流血流汗乾一年，連口飯都吃不飽。於是我就和也是從部隊回來的本村社員蔡志昌，還有回鄉知青、懂點機械知識的梁華星商量，說能不能幾個人湊點錢辦個廠，賺點錢。他們都覺得是好事。不過那時在集體之外辦廠是件冒政治風險的事，所以只好找在蘆浦一帶有影響的支部書記林友泮商量。老林是個好人，用現在的話說，在當時也屬於腦子比較開放的人。我們一說辦廠的事，他開始有些猶豫，後來聽我們發誓保證：本金我們幾個人自己湊，賠了算我們自己的，賺了也給集體分一點。這樣他就表示同意，並且願意同我們一起合股幹。有支部書記跟我們一起合股幹，這對我們來說等於借到了天大的膽子，所以後來就偷偷幹起來了……”
“其實到底辦啥廠，他們幾個心裡根本沒有底。幾個人想了幾個月也沒有拿出個主意來。我就找了一位朋友，他叫林維慶，是坎門前台的支部書記。林維慶就建議我們辦個儀錶廠吧，他說他跟上海儀錶廠有熟人，好有銷路。這樣我們才定下來辦儀錶廠的。”林友泮插話。
“幹什麼定下來後，就馬上涉及怎麼個乾法的問題。集體的錢肯定不能用，再說生產大隊也沒有什麼錢，即使生產隊有錢，我們也不想藉，因為一借集體的錢，今後賺了賠了不好說，所以我們商量大夥兒湊錢合股辦廠。”顏祜慶說：“我們六個人，每人出一股，最早每股是150元，後來因為買機器設備，錢不夠用，每股增加到500元，記得我們六人中有一個人出不起500元，就又找了一個人合了一股。所以整個廠共有6股，股東是七個人，其中有兩人是合了一股。除了我和林友泮外，其他四股的名義是梁華星、蔡志昌、林友富、江新德。”顏祜慶的記憶顯然比較好，對當時的情況記憶猶新。
“有了合股的錢，可辦廠仍然困難重重。先是我們想到楚門木器社學習，看看能不能也乾木器活。可一到那裡，人家聽說我們也想搞木器，根本不讓我們看。後又找到林友泮的朋友坎門前台大隊的林維慶書記，他那兒用現在的話講是思想解放一點，所以我們就準備把廠辦在他那兒，誰知才辦了四個月，造反派武鬥，我們去上班，半途上能遇到炮火，嚇得誰也不敢去了。最後想來想去，只能搬回來自己辦吧。這麼著，我們又偷偷到溫州瑞安去買了4台儀表機床，就租用了你所看到的環島上作放水用的鬥閘上的三間房子，算是我們的正式廠子……”
“那會兒，我們運回4台儀表車床跟打仗一樣，很驚險喲！”顏祜慶繪聲繪色道：“那個年代，如果有人把我們的設備查出來，肯定是要沒收的，而且我們還要倒大霉，吃官司。林友泮他是支書，認得的人多。也沒人相信他支部書記幹違法的事，所以我們從溫州買回儀表車床後，將設備拆卸成零件，裝進麻袋裡，然後走的是不被人查獲的水路。開始也沒有把設備運回到自己的地盤上，而是放在林友泮的好友、坎門的林維慶那兒。我們幾個人先在那裡偷偷把操作的技術學到了，然後再把設備運回自己的家鄉。”
“當時的形勢下，我們想辦合股的私人企業，只能'戴紅帽子'，否則根本不可能響起機器聲。”林友泮瓮聲瓮氣地又插話道。
“什麼叫'戴紅帽子'？”我還頭一回聽這樣的詞，便問。
“就是打著集體的名義，辦私人的企業。”顏祜慶嘴快說道，然後又指著另一位沒有發過言的叫婁昌福的人：“你問他，他最清楚……”
婁昌福原是蘆浦公社的工業辦公室主任，對那段歷史瞭如指掌，而且心細地保存了上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蘆浦公社(後改為蘆浦鎮)的全部工業資料。只見他一邊翻閱著一沓發黃的檔案，一邊向我介紹：“林友泮他們辦的玉環縣紅衛儀錶廠，是1967年在公社登記的。當時林友泮他們的分水大隊叫紅衛大隊。所以他們是以紅衛儀錶廠名義在我們公社工業辦登的記。”
“那你們知道不知道他們這個廠是什麼性質的企業呢？”這是個實質性的問題，我問。
“知道是林友泮他們幾個人合股辦的私人企業。”婁昌福肯定地回答。
“知道了你們還敢批准他們辦哪？”我知道那個時候“文革”已開始，批資本主義是“無產階級文化革命”在農村的最主要任務。
婁昌福笑了，說：“一會兒我再給你講我們玉環為什麼成為中國農村的股份制發源地。我先說林友泮他們的紅衛儀錶廠。為什麼說它是戴紅帽子，就是因為這個廠的名義是當時紅衛大隊辦的，社辦工業在當時並沒有說不讓辦，雖然也有人說它是資本主義的產物，但一些加工小企業還是有的，公社的工業辦就是管這些事。林友泮他們就是打著這樣的幌子，辦了玉環全縣的第一家股份制企業。”
我算弄明白了。 “儀錶廠具體生產什麼產品呢？”我問。
“很簡單的螺絲。現在看來根本不算啥產品，純粹為別人加工的一種用在裝訂賬冊的螺絲。”林友泮說。
“可干了幾個月後，還沒有分一次紅，玉環這地方的武鬥就鬧起來了，兩派打得不可開交。而且這個時候上面刮起了'打掃地下廠'的運動，我們的廠自然跑不了，只好關門。幾個月後，'打掃地下廠'的運動風吹過了，公社幹部看到農民們的日子過得非常苦，所以就主動找到林友泮，勸說他們重新辦廠，並且公開同意原來集體所有的、位於蘆浦尖山三眼陡門的半門房無償地借給我們當廠房……”
“就是剛才我們在水閘上看到的那幾間房子？”我打斷顏祜慶的話，問。
“是。就是它。”顏祜慶繼續說，“作家同志你可以想想，在當時的形勢下，我們的公社領導能出面支持我們辦廠，太不容易了，所以大夥兒的積極性挺高的，廠子很快重新動起來了。公社這時也要求我們安排了一些退伍軍人和困難家庭的人進廠，算是交換條件吧。之後一段時間我們廠幹得很不錯，股東們勁頭很高，再次出資擴股，增加了流動資金。時候一長，我們覺得有些虧了，長此下去也不是事，就託林維慶幫助聘請了一位上海小青年當我們的業務員，讓他專門負責跑業務。產品也由單一的賬冊螺絲，到加工些其他產品。那陣子我們幾個股東熱情可高呢，看著產品一批批出廠，就等著匯款早點進賬，可就在這個時候，兩個晴天霹靂砸在我們頭上：一是有人又指責我們是'地下工廠'，是'挖社會主義牆腳的黑廠'，要堅決剷除。彙來的貨款因為廠裡沒有賬號，只能到公社，一到公社就被扣住了。二是給我們跑業務的那個上海小伙子被公社基幹民兵半夜抓走了。這樣，廠子也很快被封了，不讓再開了。”
“我們不僅沒拿到匯款，連手頭買貨的發票都沒法報銷，我損失最多……”林友泮又一次瓮聲瓮氣地插話道。
“林友泮他損失最多，沒有一萬，也有五六千塊。我們幾個股東的損失也大呀！那時大家都窮，誰有幾千塊錢是了不得的事。本來我們幾個湊的錢辦廠，現在一下被查封了，損失慘透了。可沒法找人說理。你找公社的人去說，人家說沒把你們抓起來送進監獄裡算是對得住你們了，你們還嚷嚷什麼？我們只能啞巴吃黃連，有苦沒處說。”顏祜慶回想當年事，依然憤憤不平。
“林友泮他們的紅衛儀錶廠的事當時在我們這兒鬧得很大，就是因為他們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第一個敢在'文革'的風頭上辦股份制私有企業。”婁昌福接過顏祜慶的話說：“過了大約兩年的1969年，公社要建農機廠，沒有錢買設備，就想起了林友泮他們辦過紅衛儀錶廠，所以就將他們的那些閒置設備全部充公到了公社農機廠。顏祜慶他們就鬧，說那些機床是他們幾個人出錢買的。公社幹部一商量，說安排你們幾個進廠，抵作你們先前的那些損失吧。老顏他們也沒轍，就這麼著平息了這事。林友泮是大隊書記，後來被安排在公社養殖場工作。”
“這個股份制企業就這樣徹底散了？”
“散啦！當時只能是這種命運。”婁昌福苦笑著看著我。
我再看看林友泮他們幾個其貌不揚、卻是中國股份制的第一批吃螃蟹的農民，不由得讚歎道：“你們都非常不簡單，雖然損失了自己的許多，而且今天你們中間也沒有人成為富人，可你們的歷史功績應當被載入史冊。”
“有你作家這話我們就滿足了！滿足了！”能說會道的顏祜慶喜笑顏開。而不太說話的林友泮，我則看到他的那雙眼裡閃著淚花……這位老人讓我頓時想起了曾經同樣當過生產大隊支書的我自己的父親。他們是同代人，我父親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曾經也是為了農民兄弟們能過上些好日子，在蘇州地區成為鄉鎮企業的創始人之一，但他們都是失敗者，而且因為辦了所謂的“黑廠”而下台、受批判，甚至影響到下一代的我們……
想到這兒，我不由得繞過桌子，雙手握住林友泮老人的手，對他說：“老支書，我會在書裡寫到你的……”
老人有些激動地：“是嗎？我們有啥寫的？都是過去的事了。”
我點頭向他保證，心裡說：是啊，都是過去的事，可這些過去的事，現在許多人並不了解，尤其是年輕一代，他們並不知道自己的前輩為了求生存而作出的探索精神是何等的可貴！別小看了區區一個由七位農民合作起來的六個股份組成的“紅衛儀錶廠”，在那瘋狂的年代，如此舉動，就是一個偉大的革命行動，它弄不好是要被殺頭，並且株連九族的！然而敢為的台州人就這麼做了，並且做得曾經轟轟烈烈。
那天送走林友泮幾位創辦股份制的老人後，婁昌福要我“多留幾分鐘”，他說他要向我介紹玉環縣真正的“第一家股份制企業”——蘆浦工藝廠。
“這個廠是原玉環縣科協主席毛慶貴為主要股東辦起來的。可以說是真正意義上的股份制企業。”婁昌福說。
“為什麼你這麼認為？”我問。
“因為這些年來到我們台州來考察調查股份制發源問題的專家們認為，林友泮他們的紅衛儀錶廠之所以沒有被當作'中國第一家股份制企業'，有兩個原因：一是認為林友泮他們的廠辦廠時間短，只有兩年左右。二是在當時的特殊歷史背景下，該企業從創辦到最後倒閉，沒有分過紅，銷售也沒有在賬目上反映出來，與嚴格的股份制企業有些差異。而毛慶貴他們辦的蘆浦工藝廠則完全符合股份制企業的一些基本規范特徵。比如，股東，他們當時共十幾個人，10元一股，股東中有乾部，有教師，廠裡會計和廠長都具備，雖然股東多為兼職，但職責明確。而且企業也有縣工交局的正式批文。時間是1973年。”婁昌福從一堆檔案中翻出保存的“蘆浦工藝廠”批复材料給我看。
“毛慶貴他們的廠當時非常正規，就是從現在來看，也很規範。廠子辦在當時的井頭大隊，廠裡雇了業務員王孝增跑外勤，業務主要是做扇子，就是過去我們出差或旅行用的那種扇子，很有些銷路。蘆浦工藝廠由於產品對頭，第一年下來，股東們所有人都拿到了千把元的分紅，而且在工廠的工人拿的分紅與股東們一樣多，這在當時是非常了不得的事。如此連續運轉了四年多，後來他們開始做宮燈，業務更加紅火，產品銷到廣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業務量大了，需要擴建廠房，股東們又每天晚上開股東會，研究商量擴大生產規模。據毛慶貴講，當時股東意見並不統一，有人擔心借錢投資風險大，但在豐厚的利潤面前，大家最後畢竟還是統一了認識，所以企業越乾越好。到後來做宮燈的業務，廠裡來不及做，職工們每天都要加班加點，收入就更好。廠子收入高了，廠外的人也眼紅了，跟著乾了起來，像楚門、清港、城關等許多人開始做起扇子和宮燈……到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時，這個廠年收入達到上千萬元，成為台州乃至浙江省第一家年收入上千萬元的鄉鎮企業。”
“除了蘆浦工藝廠外，當時還有類似這樣比較成功的股份制企業嗎？”
“有啊！到1978年底，僅蘆浦公社一個地方，就有股份制企業34家，企業人數達1500多人，實現工業總產值193.9萬元，銷售收入191.3萬元，佔全公社農副總收入的64.6％。”婁昌福一邊翻著資料，一邊指著賬本有憑有據地告訴我。
“我現在相信為什麼台州這個地方的民營經濟一統天下了！30年前，你們這裡的民營企業其實已經佔據統治地位了！”
婁昌福笑道：“可以這麼說吧。”
“30年前，就有蘆浦這樣的民營經濟現象，真讓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議。你認為這種現象為什麼會在台州或者說會在你們玉環這種地方出現呢？”這是我必須弄清楚的問題。
婁昌福脫開他的那些“寶貝資料”，與我侃侃而談：我們台州這個地方，尤其是像玉環，我們的農民過去生活很苦，基本上是靠海吃海，耕地少，農民只能靠出海打魚為生。可是出海打魚是要有漁船的，小船打不了魚，造大船又沒錢，怎麼辦？於是我們的先人就發明了一種叫“打硬股”的傳統，這種“打硬股”就是幾個人、幾家子湊錢來辦一件事。比如造一艘大船，幾家、幾戶一起湊錢，然後有了收入就按出資多少分紅，這就是台州人的“打硬股”傳統，流傳下來已經至少有百年曆史了。所以新中國成立後，有幾個階段農民們的日子難過時，就有人聯合起來用“打硬股”的方式辦些小企業，這種經濟形式在解放初期就有。後來在60年代後被當做“資本主義”的東西封殺了。可老百姓要過日子，就得想辦法。 “打硬股”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我們台州沿海一帶老百姓發明的一種非常有生命力的經濟形式，只要一旦有適合它的空氣和條件，它就像水岸邊上的蘆葦瘋長，你想割掉它也不易。台州能成為中國股份制的發源地，是有地域原因和歷史條件的。
婁昌福的話令我茅塞頓開。
“再有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這兒有一批幹部來自百姓，心裡裝著百姓，而且自己也敢作敢為。如果沒有他們，台州的股份制，或者說民營經濟就不會發展得這麼好。”婁昌福感慨道：
“比如說蘆浦工藝廠，毛慶貴他能辦這個廠，如果不是因為當時任蘆浦公社書記的他父親毛崇友的支持，他毛慶貴根本不可能把工藝廠辦下去。蘆浦公社的股份制能夠在'文革'期間得以生存和發展到'半壁江山'，沒有像毛崇友這樣敢作敢為的領導在背地裡支持，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林友泮他們的'紅衛儀錶廠'，如果不是因為有林友泮他這個當支部書記的帶頭乾，這個合股企業也絕對不可能在'文革'最瘋狂的1966年、1967年中誕生和成活。”
是的，我相信婁昌福的這番結論。台州的民營經濟之所以能夠發展到今天如此生機勃勃，統領天下，沒有台州歷屆的干部們以人為本、以民為本、以當地實際為本的思想和勇氣，那絕對只能是一枕黃粱美夢。我想老百姓最清楚這個事實。
在台州，企業股份制形式的形成之早、之廣泛，隨著採訪調查的不斷深入，令我越發震驚和驚嘆。在中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中國，那場在高層以批判“修正主義”、下層以橫掃“資本主義”的瘋狂式的浩劫，曾經使無數說了幾句真話、做了一兩件有違極左路線的事，甚至連賣一個雞蛋、少種一畝“口糧田”，都有可能被人“踏上一隻腳”而永世不得翻身的年代，浙江台州農民竟然能如此廣闊、如此深入地悄然進行一場以求生存的新型體制下的經濟革命，而這，也只有在台州才能出現。
台州地理位置獨特，三面環山，一面臨海。山之處，群巒疊阻，交通不便，人的生存需要攀岩走陡，意志和磨難必不可少；海之域，風浪險多，需有闖蕩冒險之氣，所以台州人素有“處危爭死”“輕死易發”的強悍、雄豪之氣，又有自強不息、敢於進取的精神。台州人硬氣，在浙人中早有傳聞。魯迅在《為了忘卻的記念》一文中，就曾誇獎自己的學生、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的革命作家柔石這位台州人具有“台州式的硬氣”。
股份合作制所以能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那個完全瘋狂的歲月裡成為台州人民求取生存的一種重要經濟形式，及其後來成為全民性的經濟形式，原因有二：
一是台州人的性格和骨氣所致，二是山與海的自然環境養育了台州人別於他人的靈性與求索精神所致。在傳統的漁業和經濟落後的年代裡，群眾自發採取的以資金和勞動力折股聯合的經營生產方式——“打硬股”，則為台州人創辦股份制企業提供了經驗與實踐基礎。
如今我們能搜尋到的並被一些權威部門當做“改革開放後的'革命性'事件”之一的股份制先行者史料中，“中國第一個股份制”企業，是台州溫嶺縣於1982年12月18日以縣社隊企業局〔1982〕74號文件名義批准的牧嶼公社牧南工藝美術廠。那份寫著“社員聯營集體”性質的企業執照，據說是中國改革開放後可以查閱到的屬於官方機構出具確認“股份制性質”企業的第一份文件。 “社員聯營集體”這樣的企業所有製名稱在中國沒有過，那天到現在的溫嶺市工商局採訪，當年的當事人告訴我：當時“社員聯營集體”這名稱完全是他們社隊企業局給由社員聯合出股的股份合作企業“戴”的一隻“不紅不黑的帽子”。 “為什麼叫它不紅不黑呢？是因為當時的形勢還沒有文件明確社員合股能辦企業。1982年，安徽的分田到戶經驗，剛剛在全國鋪開，但爭議和阻力正大的時候，不用說，社員合股辦企業這種長期以來被看做資本主義的東西，肯定不能被工商管理部門認可。但在我們台州，這種合股聯合辦企業的情況已經很多了，我們的領導很了解這樣的情況，他們思想真的很解放，所以當牧嶼公社的農民王華林和陳華根等人持著公社介紹信來社隊企業局登記他們辦工藝美術廠時，我們一問他們是幾個社員合股辦廠，想來想去，乾脆給他們登記成'社員聯營集體'這樣一個名稱。”工商局的同志這樣解釋當時他們為“第一個股份制企業”所出具的經營執照。
現在的溫嶺市檔案館和工商局資料室，都備有牧南工藝美術廠的那份“社員聯營集體”企業執照檔案材料，並且成為有關部門視作考查中國股份制企業發展史的珍貴史料。我在採訪中也有幸見到了當年為這個企業開具執照的當事人陳心鶴先生。是他當年在請示局長後親手為王華林、陳華根開具的那份具有歷史意義的“中國股份制企業”的第一份執照。
當年在縣社隊企業局登記“溫嶺牧南工藝美術廠”的廠長陳華根，現在是當地大名鼎鼎的企業家了，不過他的企業已經不叫“牧南工藝美術廠”了，而是名揚海內外的“寶利特”鞋業集團。陳華根是標準的農民，只是他有些文化，高中畢業後不甘心整年過“背朝太陽面朝黃土”的日子，所以腦子靈動些，於是想做些生意過好日子。那年他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和安徽小崗村農民分田到戶的鼓舞下，與村民王華林一起想辦合股企業，誰知到縣里登記時碰上了“好人”陳心鶴等人，所以他的“社員聯營”企業竟然被批了下來。 “後來縣上的工商管理部門吩咐我們，說你們這是股份企業，上面沒有精神說可以辦，我們是冒了膽發你們執照的，你們千萬不能聲張，悄悄乾就是了。我們一聽當然就不敢聲張了，乾了兩年後，發現全縣大部分企業都公開成了股份制企業，於是我們在1984年後也正式更名為股份制企業。後來我專心搞鞋業，就把企業更名為達力寶鞋業公司。1996年又改名為寶利特鞋業……”陳華根說。 “寶利特”現在是中國鞋業界的龍頭企業，一年所生產的鞋子能夠讓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每人穿上一雙。
但是，當我第二次到台州的臨海白水洋採訪時，碰到當年分田到戶的積極擁護者、原臨海雙港區副區長王植樹老先生時，他一口嚷嚷起來，說：“溫嶺陳華根的牧南工藝美術廠絕對不能算'中國股份制企業'第一家，第一家應該是我們雙港區辦的雙港金屬薄膜廠和香料廠。不信，你可以去查1980年8月5日的《浙江日報》。那天報紙的第2版上就有一則400字的報導，報導了我和區委書記盧凱參股支持辦企業的事。這事後來弄得好大好大，《浙江日報》專門開闢了'經濟政策討論會'專欄，鬧了兩個多月，誰都知道，不信你問《浙江日報》的人！”
王植江沒有瞎說，《浙江日報》確實在1980年8月5日這一天的第二版報導了當時的台州臨海縣雙港區委書記盧凱和副區長王植江為解決社員聯辦企業——金屬薄膜廠資金不足的困難，帶頭把平時積蓄的錢投資入股的事。幹部帶頭入股，這在1980年被省級黨報公開報導，不炸開鍋才怪！
“其實，我們台州辦股份制企業的事，比任何地方都早，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已經非常普遍了，最早捅到外面去的要算我們雙港區的做法。《浙江日報》的那回大討論也是被捅出來後的一個焦點問題。”王植江一談起自己的“光榮歷史”時，總是慷慨激昂，指手畫腳，一臉童真。
據王植江介紹，當時他所在的雙港區與台州其他地方的社辦、村辦企業一樣，存在的最大問題是產權不明晰，導致管理水平和效益低下，加上資金投入無通道，當時全區的86家企業，有60家處在奄奄一息的地步。而另一方面，農民們分田至戶後的熱情空前高漲。在這種情形下，推出股份制經濟形式來促進原有的企業發展已成一種必然趨勢。
“政府沒有資金投入，吸納社會資金，使企業恢復元氣，提高效益，然後有利共享，這是我們當時客觀條件下認為可以使鄉村的那些處於半死不活的企業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徑，所以才有了搞股份制的想法。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被逼出來的事。”王植江說，他們區第一個進行股份制的企業是區原所屬的金屬薄膜廠。在論證金屬薄膜廠時，都認為企業產品在當時用途會很廣，效益肯定不錯。辦廠的資金經核算，需要投入18000元。區委、區政府很明確這回金屬薄膜廠以股份制形式來辦，於是張榜公佈，每股500元，一年後工廠拿出20％的利潤按股分紅，並鼓勵機關幹部和社會上任何人都可以成為股東。當時第一個投股人叫何虎保，他是一位校工，但在何虎保之後就沒有人再投了，原因是社會上議論很大，有人說這樣投股是搞“資本主義”，用不了多久就會被上面沒收了。大家很害怕，沒人敢再投了。一直拖到八月份，分管企業工作的王植江便向區委書記盧凱匯報，說群眾顧慮大，要不我們幹部帶頭入股。盧凱是個思想非常解放的書記，當年皂樹村分田到戶就是他在後面當後台。現在聽王植江一說金屬薄膜廠的事後，立即表態：我支持你，而且也要入半股，你也入半股。王植江聽後無比興奮，說：好，我也湊250元。於是雙港區就有了書記區長帶頭入股辦企業的事，而且在盧凱和王植江帶頭入股後的一個星期內，股票很快就賣光了，共有200多人參股，共計40個股東。
雙港區金屬薄膜廠於1979年正式開辦，當時廠裡添置的一台設備還算比較先進。雙港金屬薄膜廠其實是個很小的企業，但由於區委書記與區長的入股，使得它名噪一時，整個浙江省都知道了這件事。當時爭論的傾向，有贊成的，而批評和反對的則佔了上風，相當多數的人則在中間觀望。持反對和批評的人認為，國家幹部的工資是國家發給你用於生活消費的，現在你們盧凱和王植江卻拿去投資入股，而且還要分紅，這不是把國家給的工資變成了資本嗎？這符合馬列主義嗎？這不是剝削是什麼？
《浙江日報》的大討論也由此展開。在長達兩個多月的爭執中，參加的基層幹部、學界專家都有，大家眾說紛紜，反對的和支持的態度都很鮮明，而在10月8日發表的浙江省社會科學研究所的方民生的一篇題為《不可濫用資本主義和剝削的概念——談談我對雙港區委書記投資辦廠問題的看法》文章，在這次轟動一時的大討論中格外引人注目。方民生的文章從理論和實踐上闡明了“雙港區委的同志投資辦廠符合黨的政策，應當熱情支持他們”。
《浙江日報》的大討論，從整體勢態看，反對的和讚成的，各佔一半，最後報社也非常寬容地沒有肯定誰對誰錯。聰明地將結論留給了未來和實踐。
“我們基層幹部和群眾相信實踐是檢撿真理的唯一標準，所以上面大討論，我們下面是大干。到1981年時，僅我們雙港區就相繼辦起了26家以股份制形式的聯戶企業，整個臨海縣的股份制企業則達到518家。真有點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勢。”王植江老人談到這兒，眼睛裡放著光。
採訪中我發現，台州的股份製到底誰是第一家，其實很難確定。但有一點則是毫無疑問的，那就是台州農民以股份形式開辦企業，“文革”前有之，“文革”中有之，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更有之。到1985年中央文件上第一次出現“股份合作”字樣時，整個台州的多數企業，其實基本上都是實行的股份合作形式。十幾年後世紀交替之時，有專家帶著股份制經濟對中國經濟會產生何種影響的問題而走進台州考察時發現，這裡除了一些如電力等極少的企業是國有外，已經幾乎看不到國有經濟，驚恐不已，悄聲議論：這台州還是不是社會主義的天下？
台州人感到十分好笑，並且理直氣壯地回答他們：我們台州怎麼不是社會主義？我們台州的所有企業和台州人對國家的貢獻每年都以兩位數的速度在增長，難道我們還有錯嗎？
實踐證明台州人沒有走錯路，而且他們的經驗影響了今天整個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台州人的股份制探索與實踐，雖然從開始是由老百姓為求生存而萌生起因，到通過傳統的“打硬股”形式進行原始的實踐，到後來不斷完善和成熟，成為具有中國式的股份制經濟模式，但它的核心和本質與西方世界所創造的現代企業的股份制經濟形式，沒有什麼區別。如果說有一點點區別，那就是台州式的股份制，它源於民眾，動力於百姓，生存於自然，得益於政府和黨組織的支持與扶植，因此它更俱生命力。因而它也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股份制的最初形式。
說到這裡，我們不能不重點提一下原中共台州地區黃岩縣委下發的那份題為《關於合股企業的若干政策意見》的〔1986〕69號文件，這是中國地方黨委、政府關於股份合作企業的第一個政策性文件。
黃岩因蜜橘和模具而聞名中外，這也讓黃岩的名聲遠遠超過台州。黃岩現在是台州的一個區屬單位，正是因為黃岩在外界的名氣大，而當十多年前台州市由地區改為市時，黃岩縣不得不改成黃岩區。黃岩人為此曾經抗爭了近兩年時間，甚至採取非常極端的行動企圖阻止黃岩被“矮化”的進程。黃岩人為自己曾經輝煌的黃岩歷史和黃岩品牌，經歷了痛苦的“改名期”。這是另外的話題。說到台州的股份制經濟，無論如何也不能不說黃岩這塊土地，因為台州的股份制經濟，其聲勢和規模在黃岩是最廣泛和最深入的。這與黃岩歷史上的商品經濟發育比別人早和成熟有關。黃岩南鄰溫州，東有臨海的台州港灣和海中寶地大陳島，腹地有永寧江與椒江兩大流域，特別是歷史上有名的路橋，是浙東最著名的商品集散地，現在我們所知道的浙江義烏市場，其“祖師爺”就是路橋市場。百年前，路橋市場就在浙東名氣很大，上世紀80年代時的路橋市場已在全國通商時，義烏市場僅有幾條街的路邊攤位！原中共黃岩縣委下發的那份《關於合股企業的若干政策意見》〔1986〕69號“紅頭文件”之前，黃岩的股份制經濟形式早已遍地開花。那天我到黃岩區委，原農工部的幾位老前輩早早地等在會議室接受我的採訪，他們現在都是退休的老同誌了，但一談起當年的股份制，興致依然高昂。
“我敢說，真正推廣和實踐股份制的要算我們黃岩最早，最廣！”一位老“農工委”領導搶先說。
“為什麼？”我善意地笑著問他。
“因為像玉環、臨海等地方搞股份制是群眾自發性的居多，而我們黃岩從一開始就是在政府和縣委的支持下推廣實施的。”
“此話怎講？”
“因為黃岩歷史上有路橋市場，這裡的人商業意識強，商業活動的能力更強於別人，從古至今很會做生意。即使在計劃經濟年代，黃岩因為有名揚天下的蜜橘和模具，做生意的人就有不少。我們的鄉鎮企業在七八十年代，就與紹興的水平不相上下。可由於我們處在台州這個地方，交通比較封閉，外來的資金很少，而當地企業又要迅速發展，資金怎麼解決？國家和政府沒有錢，所以集資和私人拼湊合作便成了一條必由之路。”這位老同志隨手拿出一沓複印的材料給我看：“這是一個香料廠當時的群眾入股收據憑證，你可以看看……”
我接過複印件，在一張張“收款單”上，清清楚楚地寫著某某人、某某人“交入香料廠投資款”，或100元，或50元。交款的時間是1972年8月和1972年9月……
1972年是什麼年代？是中國絕大多數地方還在高舉“語錄”，“大批特批”的“文革”歲月，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中國人還在起勁地批封資修、批摔死在沙漠裡的“林副統帥”的瘋狂年代，那是多數人連鄉鎮企業為何物還不是很清楚的年代。台州的黃岩人竟然已經在明目張膽地干起了投資辦廠的事！
“我們能這麼幹，主要原因是，當時鄉辦企業出現了問題，普遍存在產權不清，職責不明，大呼隆勞動，分配上的大鍋飯，群眾意見很大。比如有的集體企業名義上是集體的，可廠長一人說了算。集體企業的廠長或者供銷人員，掌握著廠裡的購進原料、銷售產品的大權，他們熟悉購銷渠道，明著幹集體的，偷偷又辦起自己的個體廠，而把一些私人企業的原料費、出差費弄到集體企業來報銷。搞來搞去，集體企業虧損，個人腰包鼓了。這種'富了和尚窮了廟'的情況在鄉辦、村辦的集體企業中非常普遍。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我們的地方黨委和政府想不出其他辦法，認為只有從產權所有製和職責上分清，才能使企業集體有活力，否則鄉辦、村辦企業只有死路一條。之後，我們在辦新的企業時，採取集體投資與個人投資的合股形式便由此推開。這樣辦的好處是，共同投資，共同佔有，共同勞動，共擔風險，共享利益。後來發現，凡是這樣的企業，效益都很好，集體、企業經營者和投資人三方皆大歡喜。我們的領導同志很講實事求是，很開明，說啥革命不革命，啥社會主義資本主義，能讓集體富強起來，能讓老百姓過好日子，我們就支持幹！台州能在六七十年代，到80年代能有如此普遍的股份制經濟形式，就是因為我們的領導思想開明，不唯上。”
在黃岩採訪時，區委的同志給我找到了一份所謂“中國第一號”官方“紅頭文件”，此文件是時任黃岩縣委書記孫萬鵬主持起草的。他在文中說：“在黃岩進行的幾個月調查中，令我陶醉的是一種新的極富生命力的經濟模式——股份合作制在黃岩萌芽。但當時我深入聽取各方面的意見時，發現這個問題遠不是我所想像的那麼簡單。一些好心的同志勸我說，'它是一條高壓線，別碰它，風險太大了！'原因在於，它涉及到'姓社姓資'的敏感問題，至今還未見到全國有一個地方黨委正式發文表態支持的；從理論界的同志那裡了解到的信息是，北京一些大學的權威經濟學教授明確認為，'股份制就是私有製'。而黃岩縣委農工部所進行的系統調查與我個人的調查都表明：股份合作制幾乎是解決當時企業資金困難的最有效途徑，對促進黃岩城鄉經濟發展起了積極作用，老百姓幾乎沒有不歡迎的。這樣一件大好事，為什麼我們不支持呢？於是我和當時的縣長王德虎商量，決定從實際出發，制定一個系統的政策文件，滿腔熱情又腳踏實地地推進股份制與股份合作制的發展，解除群眾的後顧之憂，做百姓的靠背。為了承擔這種政治責任，我還和王德虎擊掌而盟：出了問題，我倆承擔！但我們堅定地相信，霜雪之後，必有陽春。後在縣委農工部同志的參與努力下，1986年10月23日，我們黃岩縣委、縣政府正式發出了現在被譽為中國第一個地方黨委、政府頒布的關於股份合作制的系統政策文件，即《關於合股企業的若干政策意見》，從此黃岩的股份制經濟得以迅速發展，蔚然成風……”
如孫萬鵬所言，有黨委和政府的“紅頭文件”支持，黃岩的百姓像吃了秤砣鐵了心，於是股份合作制企業如四月裡的雨後春筍……
與此同時，隨著股份合作企業的生機勃勃，原有的那些集體企業也被推到了前台。由於計劃經濟留下的種種體制上的弊端，純粹的集體企業和國有企業該向何方發展，成了又一個突出問題。這樣的企業，如果再投入，有沒有發展前景，是個問題。讓其自生自滅，損失的是國家和集體，似乎讓哪個領導出面承擔這樣的責任也不太客觀。怎麼辦？黨委和政府又面臨一個新課題。
黃岩的金清區是該縣鄉鎮企業最多的地方，遇到的這類問題也最突出，急需一種辦法解決。
在台州地委和黃岩縣委支持下，金清區大膽提出對那些政府沒能力再投入，又缺乏管理人才使之起死回生的企業，實行“拍賣”。
這可是在20多年前的20世紀80年代啊！ “拍賣”二字，等於是徹頭徹尾的“國家和集體財產變相到私人手裡”，這是社會主義嗎？這樣一來紅色江山還算是共產黨的嗎？金清區的“拍賣”消息一傳出，震動黃岩和台州的每一個角落，也波及到鄰近的溫州和寧波。好在浙江人此時都鑽在“錢眼裡”，看熱鬧的務實的人，比瘋狂的失去理智的那種“左”派人士多得多，所以金清區的“拍賣”，引來更多的是熱切的關注和興趣。
1988年4月18日，這個日子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上還沒有記載，但現在看來應該補上它，因為這一天在中國台州的黃岩縣金清區舉行了新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將一個國有集體企業放到了“拍賣”場。
這一天，金清區公所的拍賣現場，能容納200人的會場，擠滿了參加競拍和看熱鬧的人，連走廊裡都是人頭攢動。上午9時30分，拍賣開始，三位買方代表隨即展開了緊張激烈的輪番叫價，一直較量到23回，最後由徐正坤所代表的6位股東以169.1萬元的價格，購得黃岩縣輪窯廠。
輪窯廠當時是金清區最大的社辦企業，也可以說是金清最大的“國有”企業，連“最大”的國有企業都敢“賣掉”，這金清、黃岩乃至台州還有啥“國有”不能“賣”的？啥不能“股份制”的？老百姓在喜笑顏開地議論著，在欣喜若狂地詢問著自己的干部和領導……幹部和領導們你看我，我看你，最後眼睛一起看市領導……
“有什麼看的？只要符合鄧小平同志講的'三個有利於'，我看'改制'和'賣掉'都可以嘛！”時任台州市的主要領導在幹部大會上，回答得清清楚楚，而且底氣很足。說這話的人叫黃興國，時任台州市市長、後任市委書記，現在是天津市市長。他敢於改革，思想解放和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在台州人民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是對台州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作出過歷史性貢獻的人。
台州人的股份制經濟浪潮如滾滾東流的長江之水，奔騰不息，一發而不可收，遠遠走在其他地區的前面。
1993年，日益崛起的台州人需要一條高速公路通向他們期盼的致富前方！自行建高速，錢從何處來？政府有些為難了。百姓說：政府修高速，為的是咱台州經濟發展和老百姓的富裕生活，政府沒錢，我們合股出錢！好啊！既然辦企業可以搞股份制，為什麼修高速路就不能試一試用股份制形式呢？市委、市政府領導一合計：幹！前人沒有走過的路，後人就該蹚一蹚嘛！ “修高速、搞股份”的消息一出，台州各界大亨們紛紛響應。於是數億元資金不日聚集到位。原本計劃三年修完的全長82公里的台州境內的第一條高速公路僅用半年時間完工，它的建成通車，如給勇於創富的台州人的雙腳添置了飛輪，台州經濟和台州社會從此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歷史……
之後的台州股份制，以排山倒海之勢，進入所有的經濟領域，甚至向教育和衛生部門……
2000年1月1日零時零分，地球外的第一縷曙光最先照射到中國陸地的地方是台州的溫嶺市石塘鎮。 “千年第一曙光”落腳台州石塘的新聞，通過央視現場直播，傳遍五湖四海。那時，來台州的人越來越多，認識台州的人也越來越多。所有來到台州的人，被生機勃勃的當地民營經濟所震驚和振奮，他們通常會時不時地問當地人一個敏感的問題：你們這兒還有沒有國有企業了？
台州人會十分自豪地告訴客人：我們在20世紀90年代就基本上沒有國有企業了。台州的百姓這麼說，台州的干部和市領導也這麼說，沒有一絲的顧慮。因為他們不需要顧慮，他們知道，雖然這里基本沒有了國有經濟，但這裡的天下仍是共產黨的，仍是社會主義的，這里為國家所作的貢獻是改革開放前的二十幾倍！
30年所走過的歷史告訴世人：中國的第一批“股民”，源於台州，源於田埂上那些想發家致富的台州農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