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國家敘事中的史詩建構

寫作了、、、《共和國與部長》等作品優秀報告文學的何建明，喜歡也非常熟稔於非虛構作品的宏大敘事。作者善於從有關民族國家重大重要的題材中，攝取具有充分史意的段落，以別具詩性的書寫，建構具有何建明特色的國家敘事模式。這樣的一種建構，一方面導源於作者作為報告文學家自覺秉持的政治意識，另一方面也表示了作者對於報告文學文體體性的深刻把握。對於重大重要題材的記寫，是報告文學基本的文體功能。正因為如此，優秀的報告文學既是時代的報告，也是歷史的文獻。國家敘事中具有史詩品格的作品，就有著這樣的價值。何建明最新推出的《我的天堂》（鳳凰傳媒集團江蘇教育出版社2009年5月版），正是在國家敘事中，完成了別有姿式的史詩建構。

50萬字的《我的天堂》，是一部涉及國家發展進程的具有歷史厚度與分量，同時也有詩的靈動與優美的長篇報告文學。作品報告的是“天堂”蘇州改革開放30年“神話”一般的巨變。就題材的類型而言，屬於中國改革開放“30年書寫”的一種。這種書寫自2008年以來，已有大量的作品刊布。何建明自己就出版了長篇和，其他影響較大的作品有呂雷、趙洪的《國運—南方記事》，李春雷的《木棉花開》等。 《我的天堂》與這些早先出版的作品相比，顯示著許多殊異。它既不同於、，基於事件中心對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史實進行追本溯源式的打撈還原，也不同於《木棉花開》就一個人與一段歷史的關聯作深度敘寫，而且與《國運—南方記事》的政治大敘事也不同型。 《我的天堂》的特異最根本的是在於書寫對象的獨具價值。 “天堂”意謂人類理想之所，“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蘇州的意義由此可見。在我看來，“天堂”的本旨可表徵為有關人類生活理想諸要素的和諧相生，具體而言就是宜於人居的經濟文化生態協調共構。正是在這裡，蘇州可以享有人間“天堂”的美譽。但在何建明筆下，蘇州作為“天堂”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小橋流水人家，詩情畫意閒趣，而是一個“讓世界閱讀了一個古老民族堅守家園與渴望通達的歲月痕跡”，“讓人類懂得了嚮往與追求的遐想之美和智慧創造輝煌的現實之美”的現代東方水城、人間天堂。在這裡，“古典園林的精巧與小橋流水的仙境映射出歷史和現代的深刻與朴素”，“艷麗的雙面繡和舞動的檀香扇伴著悠揚嬌柔的評彈，歌唱著融和與致遠”。何建明以一種寫實而又充滿詩情的筆調，敘寫了新時期、新世紀“天堂”蘇州多義復指和諧的美好景象。可以說，“天堂”蘇州是中國特色和諧社會建設的重要意象和符碼。在學習落實科學發展觀的今天，《我的天堂》的取事和立意，顯示出特別重要的意義。

改革開放30年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30年，而蘇州是以自己的方式展開並演繹這一時代主題的。何建明敘寫蘇州30年改革開放發展史，從對蘇州的觀察和把握中，設計史詩敘事的構架。 《我的天堂》主體部分應為“人間天堂”史三部曲，即“異軍突起”篇，“園區革命”篇和“五虎爭雄”篇。 “異軍突起”記寫的是“蘇南模式”鄉鎮企業崛起的歷史，這是“新天堂”蘇州建設的重要奠基。作者不是坐井觀天地言說此節蘇州人創業的歷史，而是將它與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小康”理論構想的提出，關聯了起來。 “'蘇'是鄧小平夢中的'小康'”，這種關聯既是史實的再現，同時也突出了當代蘇州人特殊的歷史貢獻。 “園區革命”則著重描述了蘇州西區（國家高新技術開發區）和東園（中新合作工業園區）的開發建設。西區東園的建設促成了蘇州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和品質的提升，為蘇州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不竭的動力。蘇州下轄的崑山、張家港、常熟、吳江、太倉，整體躋身全國百強縣市前列，這有力地支撐了蘇州經濟的走強走高，也為“新天堂”蘇州增添了發展的活力。 “五虎爭雄”就是蘇州“五子登科”的大特寫。報告文學是非虛構文體，作者選擇的眼光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作品的價值。何建明選擇“天堂”蘇州30年發展史作為報告對象，這“一度選擇”（寫作對象的選擇）奠定了《我的天堂》總體價值生成的基礎，而由上述“三部曲”的敘寫可見，作者從對象的豐富存在中所作的“二度選擇”（寫作重點的選擇），則具體地反映了蘇州有別於他者的富有個性與特色的形象，使蘇州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蘇州。很明顯何建明著力所寫的是蘇州的經濟，但《我的天堂》並不是一部經濟史。作者將蘇州的經濟與蘇州的文化結合起來寫作，這不僅體現在“'蘇'是塗金的中國”、“人間天堂”史第四部“蘇州人的哲學”等直接寫到蘇州歷史文化的篇章節目裡，而且也貫串在作品全部的言說中。作者從“干將劍”、絲綢、水城等抽繹出蘇州文化的個性，“鑄劍與絲織，這一硬一軟，成就了吳國的霸業，也孕育了這個地區的文化與民風的精髓。今天的蘇州人不也是靠這幹事的硬氣和成事的和氣開創了新的歷史輝煌和偉大紀元嗎？”“鋼的堅硬與水的柔性，是蘇州人的性格，是蘇州昨天和今天的全部內涵所外溢的最簡單而形象的表達形態。這二者寫就了蘇州的歷史。”這裡作者對蘇州文化的認知雖然不乏文學家個人的感受與想像，但蘇州文化精神的大致正體現在這樣的表述中。而由蘇州文化孕育的“蘇州性格”，深刻地烙在蘇州創業者的心魂之中，並且在何建明的《我的天堂》的敘寫中可觸可感。經濟與文化融合寫作以外，《我的天堂》注意了重寫經濟活動的主人人物的行為及其精神。經發題材既見經濟，更見人。作品所寫的人物有市委領導，縣市領導，更多的是經濟能人。作者對他們的描述，注意突出各自的業績和人格個性，其中不少的人物因此形象鮮活，令人難忘。 “政策一落實，小布衫全出濕”，“社隊工業不姓資，治窮致富才性社”，這樣個性化的語言，使熟悉農村工作，思想解放，敢於任事，務實果敢的高德正的形象躍然紙上，而以江南的“東北漢”聚焦張家港精神的代表性人物秦振華，則把這一人物的獨特性給鮮明地呈現了出來。應該說，整體上敘寫蘇州30年改革開放發展史的大作品目前只有何建明的《我的天堂》，但與蘇州相關的各式文字文本還是不少。基於此，作者註意通過紮實的採訪，盡可能更多地挖掘歷史的細節，增加關於對像新的信息，從而有效地提升讀者對於作品的閱讀興趣。如對中新合作建設蘇州工業園區一事，作者比較詳盡地敘述了事件發生髮展波折回環的全程，我最感興趣的是作品對其中有關的偶然性事由的插敘，和合作中對矛盾協調處理的細節。以上所言經濟與文化的融合寫作等三點，歸結為一點，即是作者註意了報告文學寫作過程中的“三度選擇”，從而使《我的天堂》在非虛構寫作的製式中，進取於史詩的書寫品格。

《我的天堂》相比於何建明其他國家敘事的作品，其個人性是極為突出的。作者在新蘇州“天堂”前以“我的”加以定語，可見其情感的取向與強度。這在我們看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蘇州是作者“我的故鄉，我的親人，我的生命，我的詩賦”。一般來說，報告文學是一種公共性寫作，作者的個人性更多地體現為寫作的個人風格，而不是在內容上刻意地植入。但《我的天堂》具有較多的個人內容，如序篇第三章“'蘇'是一對父子之間的生命傳承”。這樣的內容配置，在國家敘事的總體框架中並沒有顯得突兀贅然，相反這種軟性的側筆，既烘託了“天堂”蘇州的獨特魅力，又使作品產生特殊的感人至深的情感力量，而這也是史詩性的書寫應該具有的要素。讀《我的天堂》，何建明以背讓病弱的父親背靠的情景，如同朱自清中的“背影”，作為一個“有意味的”生命形式，揮之不去。

（作者丁曉原，常熟理工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蘇州大學文學院博士生導師，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紀實文學委員會副主任，江蘇省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