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引言
誰都說自己的家鄉好，誰都說自己的家鄉美。然而我在言說蘇州時卻常常感到筆力不足，這是因為當代蘇州的變遷難用幾句話、幾個篇章可以說得清、道得明的。這一點連生活和戰斗在這片熱土上的父老鄉親們也認同我觀點。
當代的蘇州是什麼？有人說蘇州是一種模式，有人說蘇州是一種精神，也有人說蘇州是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道路與方向。其實，蘇州從伍子胥建“闔閭城”那天起，注定了她是一種獨特的文化，一個鐫刻著中國獨特文化與奮進追求的精神家園。
人們所言及的“天堂”之意，大概就是這種具有東方色彩的獨特文化與奮進追求的精神家園和歸宿吧。
“天堂”一語自古就有，這是東方人追求的最高生活境界。我們現在用“小康社會”作為現生現世的一種追求目標。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這話出自之中，可見“小康”概念在幾千年前的東方哲學思想裡就有了。 “小康”是東方人對現生現世生活的一種嚮往目標，“天堂”則是東方人對未來世界的一種夢想追求。 “小康”與“天堂”，蘊含了東方人對現實生活和未來理想化世界的一種人生哲學追求。
蘇州古今被稱做“人間天堂”，當代的蘇州又是中國社會主義特色下率先建成“小康社會”的典範和样板。我確實有些感到筆力不足。因為你無論從哪個角度和哪個方面去講述近30年的蘇州發展史都可能是一部鴻篇巨著。
有人對我說：你應該寫一寫蘇州的教育發展史。我稍作涉獵，就發現這塊領域的蘇州，在昨天和今天都是那樣的光彩奪目。
昨天的蘇州教育可以說是星光燦爛，有遠古的軍事教育家孫武，他的十三篇《兵法》流播千秋。傳說當時的吳王想試孫武的兵法是否管用，於是令他操訓宮女，結果孫武令旗一出，吳王的兩位愛妃嬉笑亂陣，孫武當即殺之，沒半點軍事知識的宮女們頓時肅然操練，軍容整齊。孫武兵法從此名揚天下，直至今天，仍為中外軍事學界奉為經典。昨天的蘇州人，另一位令我敬佩的重教育者是宋代大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范仲淹。範公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激勵人們先天下、後個人，成為千古座右銘。他在蘇州為官時選了個地方准備安家，結果風水先生一看，說“此乃龍頭寶地，范氏後裔必世代大官”。范仲淹一聽，立即改變主意，自己出資造了一座孔廟和一所學府，開創了當時中國的第一個培養高等人才的郡學。 “吾蘇也，郡甲天下之郡、學甲天下之學、人才甲天下之人才，偉哉！”范仲淹在《蘇郡儒學興修記》中如此讚歎道。蘇州學風從此“甲天下”，故而帶來蘇州才子層出不窮，成為中華優秀人才的搖籃。後來的蘇州教育之風更是大盛，光有名有姓的教育家如明初的況鍾，北京故宮的設計者、建築教育學家蒯祥，文學教育家馮夢龍，清代的醫學教育家葉桂，文字教育家俞樾，蘇繡教育家沈壽。近現代的教育家就更多了，如顧頡剛、葉聖陶、顏文梁、夏堅伯、談家楨、時鈞、錢偉長、張光斗……他們的存在，使得蘇州這塊富庶的土地上始終學風蔚然成風。在我小時候就常聽大人常說“書包翻身”，意思是只有上學唸書才能解放自己，改變窮困和卑微的地位，成就理想。重教和重人才是蘇州人一以貫之的理念，也是蘇州能夠幾千年常盛不衰的真經。近年在異鄉採訪，總聽到一句豪言壯語：再苦不能苦了孩子，再窮不能窮了教育。蘇州人不是這樣說的，蘇州人說：再富你也得苦讀書，你窮就窮在不唸書。過去歷朝歷代，蘇州唸書人出名當官的自然不用多說。舊時的狀元，蘇州一直居全國之首，甚至還有像翁同龢等一族出了兩個、三個狀元的也有好幾個家門。在當代，蘇州也是院士最多的地區；而著名的科學家也是數不勝數，像大名鼎鼎的中國無線電創始人李強、“兩彈一星”元勳王淦昌、王大珩、程開甲和化學專家張青蓮、物理學家何澤慧、水利專家陸佑楣、電子學家韋鈺及諾貝爾獎獲得者李政道、朱棣文及大建築設計師貝聿銘等都是蘇州人。據蘇州有關部門2005年時作過的調研，發現當時的近百名蘇州籍院士中，絕大部分家境並不好，都是普通人家的子弟，但由於他們的家風好、族輩重視教育，所以成了“書包翻身”的典範。
我知道，在我老家人的眼裡，口袋裡有錢並不能炫耀，但若家裡出了一個學習好的孩子是可以大大炫耀的。在幹部的嘴裡，你的地區生產總值並非是最值得誇耀的資本，可你的學校建得好、“狀元”出得多、高考分數在省裡、市裡排名居前，卻盡可炫耀。還有一件事在蘇州幹部中是可以炫耀的，那就是家中的藏書。蘇州每年有一次民間自發組織的藏書展活動，並有“書會”評委進行點評。蘇州市委的領導和宣傳部的同志們一說起這件事，可以跟我聊幾個小時，而且手舞足蹈，因為他們都是藏書“狀元”。蘇州人崇尚讀書和藏書，給這個古老而現代城市的文明建設增色不少，同時也給市民百姓的素質注入了許多知識養分。
有人對我說，你還應該寫寫蘇州的城市建設改變。其實這是根本用不著爭議的問題。借諾貝爾獎獲得者丁肇中教授的話說：“蘇州的老城外形沒有變，但內容變了。蘇州老城的外面是蘇州新城，蘇州的新城是蘇州老城的繼承者和創新者，蘇州城外的蘇州也早已是美麗無比的城市。”這話聽起來有些繞口，可丁教授說出了今日蘇州的城市概貌。
現在的蘇州城與2500多年前伍子胥建造的“闔閭城”相比，無論從面積和風格上都已經有了極大變化，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但值得慶幸的是蘇州這些年在保護老城上所下的功夫和資金的投入是空前的。你若有機會到蘇州一遊，你就會發現這一點。對待古城的保護是一門大學問，對於像蘇州這樣世界著名的旅遊城市來說更是如此：一方面她是國務院發文明文規定的一座整體風貌需要保護的城市；另一方面她又不得不需要與現代文明社會接軌。保護和改造古城是擺在蘇州人面前的一項艱鉅任務。聰明的蘇州人採取的態度為：老的不動，不動並不意味著絕對的原樣，要保持原樣就得在“動”的時候下功夫。為了這“動”與“不動”，蘇州近幾屆政府領導就沒少動腦筋，甚至沒少受各種壓力。然而這種壓力帶來的效果是讓世人看到了蘇州古城裡的傳統與現代、古老與創新之間流動著的那種美觀、深刻和韻味——當然是具有東方水城特色的那種暢流著文化和民風的韻味、深刻與美觀。它們仍然是我們記憶中的觀前街、干將路、滄浪亭、獅子林、虎丘塔和粉牆黛瓦的民居、花木飄香的小巷及亭園斜塔和小橋流水……鳥啼花落屋西東，柏子煙青芋火紅。
人道我居城市裡，我疑身在萬山中。有一日我站在蘇州西門的老城與新城交匯處的立交橋上，不由想起元代名僧惟則寫的這首詩，一下覺得很奇怪：幾百年前的老僧怎知幾百年後的蘇州人會有“人道我居城市裡，我疑身在萬山中”的感受？
現在的蘇州城已經成為一城三體，即原有的古城，以太湖之濱的蘇州高新區為中心的“新蘇州”和東邊與上海接壤的以蘇州工業園區為中心的“洋蘇州”。它們以古、中、洋三個不同特色構成了今日蘇州城的風貌，其面積已比“闔閭城”大了幾百倍，與二三十年前的蘇州城相比也完全變了樣。今天生活在蘇州城內的居民特別地幸福，他們既可享受古典風物的韻味，又可呼吸現代化城市的氣息，更可與當今世界上最完美的物質文明融合。如果你想重溫姑甦的市井舊景，你可搭乘公交車上人民路，然後到觀前街漫步；如果你想換換空氣和觀賞藍天白雲、鳥語溪流，你就或騎車或駕車到孫武亭旁的太湖岸堤上，那裡既可朝來暮歸，也可享受半時、一午間的浪漫情調；當然，如果你是年輕人，最好上東邊的金雞湖，那岸頭的時代廣場和湖中的水上游艇，盡可讓你激情澎湃……
在這二十多年裡蘇州城發生了歷史性變化，但有一點沒有變，那就是對古城的保護。為此，蘇州人付出的代價也是極其昂貴的。因為歷史和現實、保護和重建，其實充滿著矛盾與對立。有位蘇州官員告訴我，蘇州百姓對舊城的感情和保護意識強到你若沒有充分的理由說服他為什麼要動一塊磚、一塊瓦時，他會直接向北京中南海寫信告狀。我聽說有一任蘇州市市長在任三年，被老百姓罵了三年“大拆”。後來這位市長調走了，他力主改造的老城老街改造好後，老百姓又經常念叨他的好。這事讓我深切體會到“蘇州幹部不好當”的真實含義。
“蘇州幹部不好當”的後一句話應該是：蘇州幹部必須當好。
前者不易，後者更難。
然而蘇州的干部們依靠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來指導工作，幾十年來完美地完成了一棒接一棒、一棒更比一棒強的執政任務。
從上世紀70年中後期到90年代初的十幾年間，蘇州依靠大力發展鄉鎮企業實現了大飛躍，創造了著名的“蘇南模式”。可是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中國民營經濟的迅速崛起，特別是“溫州模式”出現後，蘇州的鄉鎮企業經濟模式受到了極大的挑戰。這事發生在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這階段的蘇州人異常地痛苦。擺在他們的面前有兩條路：或繼續固守以發展鄉鎮企業為主導的集體經濟形式並作最後的掙扎，或摒棄它重走一條騰飛新路子。固守老路顯然要準備接受落伍的現實，重闖新路同樣將可能面臨“死亡”的命運，因為在這之前的蘇州一直走在全國經濟發展的前列並已經形成響噹噹的“蘇南模式”。
那是一場蛻變。一場意味著必須自我否定的蛻變，一場意味著從頭重來、另起爐灶的蛻變。
鳳凰能否涅槃，姑蘇城內城外頓時山雨欲來風滿樓……
“誰敢砸一下我們的機器，我們就砸誰的腦殼！”那個時候恰逢全國紡織行業大調整，國家下達了“砸”幾萬萬錠紡織機械設備的指令，蘇州的鄉鎮企業又多數是紡織企業，是“砸”紡機首當其衝的地區。某鄉鎮的幾百名工人手持鐵鏟和鋤頭，堵在廠門口，死守三天三夜，欲與前來砸錠的干部拼個你死我活，並聲言“願用生命和鮮血保衛社會主義成果”！
紡機仍然要砸，而且砸得稀巴爛……
工人們嚎啕大哭。
又一個工人痛哭流涕的現場：一群工人們憤怒地撕碎手中的新工作證，高喊著“要當社會主義企業的工人階級，不當資本家皮鞭下的臭苦力”的口號。他們想不通為什麼轉制，想不通自己用幾十年心血建設起來的工廠一夜之間會成為某某個人名下的企業，尤其是想不通昨天還是“共產黨的廠長”，卻轉眼成為掌握許多股份的“資本家”……蘇州人民對“集體經濟”所懷有的深刻感情太強烈，而不少人當時還沒有全面意識到由於產權不明晰，粗放型的鄉鎮企業在自己發展道路上已經接近走向末路的事實。當然，也有一些百姓是擔心自己的飯碗被徹底地砸了，於是他們心懷痛苦。
“轉制！”
“必須定時間、定任務地轉制！”市委的死命令，縣政府的死命令，鎮上的死命令，企業和工廠關上門也要完成的死任務！
呵，那歲月，蘇州像一艘飄蕩在海上的大船，突然間斷了桅杆與篷帆，不知駛向何方，在風起浪滾的海面上打轉悠……
“來，你們看看，看看這條小河還可不可以下去游泳了……”
“來，你們聞聞這江水為什麼是臭的，看看水里還有沒有游動的魚兒……”
“來，你們瞧瞧這桃花為什麼不再是紅粉色的而像是塗了灰似的……”
幹部們耐心地將原來是種地的農民現在是鄉鎮企業工人的群眾引到河邊、領到江堤，讓他們自己體會發展和致富的同時應該注意些什麼。
污染的河可以治，塗了灰的桃花可以在雨後重顯芬芳，江湖清了小魚還會歡游，可是產品不對路，資金周轉不了，工廠就會關門，這才是真正的自取滅亡啊！
蘇州全市的干部群眾不得不放下頭上的光環，開始痛苦地反省……
“浙江的私營企業火得很，為什麼我們的產品越來越成問題？人家的企業越辦越紅火？到底奧妙在哪？”
“沒啥奧妙。人家姓私，我們姓公：一字之差，效益和效率差十倍百倍。市場經濟競爭如此激烈，我們不敗才怪！”
有人已在私底下“悄悄革命”——把僵板的企業分配製度和產權制慢慢分解成集體的、個人的，還有企業主的，甚至是徹底的私人承包製的、部分出租式的……
那股風從東南角吹來，越吹越猛。那風裡夾著濃濃的“溫州味道”，最先吹到了蘇州鄉鎮企業走在最前面的絲綢之鄉——盛澤。
“一河之隔，人家的原材料，人家的銷售成本低而又低，利潤高出我們幾倍，而且老闆可以當場兌現，甚至十萬、百萬的現鈔出手也沒違規、違紀一說。可我們呢，廠長請客商吃一頓飯因為沒有發票卻弄不好被說成是貪污！別無選擇，我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被浙江人俘虜過去了……”一位在蘇州地面上當了15年鄉鎮企業的廠長經受不起浙江人5萬元的年薪誘惑，帶著10多名骨幹跨過一道十來米的小河，在浙江嘉興的一家私營紡織廠安家扎寨。不到半年，這個廠長獲得20萬元“分紅”，那10多個骨幹每年也有4萬元“紅利”。
一條小河可以隔成兩種經營製度，卻隔不斷老百姓的耳朵。於是又有十個、百個盛澤人跨過那條十來米寬的省界小河，來到浙江嘉興和湖州地盤，或加入當地的私營業主的行列，或乾脆租下幾間房子自己開始乾了起來……
“怎麼樣？跟這邊集體的效益哪個好？”
“還用說！過去我們是為'大家'幹，現在是為自己幹。幹多干好除了繳稅全歸自己，你說哪個好？”過河的人對河這邊的人如此說。
於是，又有一批批人過河去了。這回不再只是盛澤人，還有震澤人，甚至是吳江以外的崑山人、常熟人，還有張家港和老吳縣人。
蘇州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機，這種危機不僅反映在內部出現了分裂，更有外界機槍掃射式的對鄉鎮企業發展實質的抨擊與爭議。
徹底的否定是唯心主義的。蘇州鄉鎮企業從無到有、直至成為“半壁江山”，一切實事求是的人誰也無法否定它對國家、集體和廣大人民群眾所帶來的巨大的積累與貢獻——那些年農民們蓋的小洋樓、昔日泥濘的鄉村土埂變成了四通八達的水泥馬路，還有學校、醫院、圖書館等等公益事業的大改觀，難道是天上掉下黃金白銀後才換得的嗎？
不，沒有轟轟烈烈、熱熱鬧鬧、碩果豐實的鄉鎮企業經濟，一切都不可能！
蘇州人清楚，蘇州以外的人後來也清楚——“人間天堂”並非上帝給的，天堂同樣得靠人的奮鬥與辛勤的勞動。
但此時的蘇州人更清楚另一點：任何一種本來屬於創新的事物早晚都會僵化，早晚都會走向反面；只有繼續不斷地創新才能永葆生命活力。思想解放的成果只有在繼續思想解放中才能獲得可持續發展。 “蘇南模式”是如此，其他模式也是如此。一切模式都不過是發展途中的一個路標。現實的自我否定並不意味著對歷史的全部否定，而恰恰是對歷史更加尊重和對未來的負責。
“鄉鎮企業到了該脫胎換骨的時刻！那種政企不分、不允許私人資本進入生產領域和不注重產品的市場競爭力，都是開放型市場經濟的阻力。我們需要調整，需要繼續創新。”蘇州市委、市政府的領導們清醒地意識到：90年代之後世界工業革命已呈明顯的全球化經濟特點，開放型是它的主要特徵；順其規律而行則昌盛，逆勢而走則消亡。
既然是開放型，我們的發展方向就不能是單一的一種“靈丹妙藥”。也就是說，我們要浙江的私營經濟模式，但我們更要大量吸取外資企業，走外向型經濟之路！
“機遇總是青睞有準備的頭腦。”相對論創立者愛因斯坦這樣說。聰明的蘇州人在嚴峻的歷史轉折關頭，他們又比別人更清醒和高出一籌：一方面派出數千名幹部全力以赴幫助鄉鎮企業全面轉制，一方面花大力氣左沖右突抓外向型經濟項目……如此握緊兩個拳頭，以萬鈞雷霆之勢，在短短的幾年裡實現了98％以上的鄉鎮企業的轉制，並將一定規模的企業又集中到鄉鎮以上的工業園區，同時調整產業結構，“既要金山銀山，更要綠水青山”。這是蘇州人在發展鄉鎮企業過程中深刻總結出的一條血的經驗教訓，也是曾經被人在“蘇南模式”的光環上塗黑漆的一處隱痛——有痛，才會痛定思痛。防止環境污染，保護土地資源：這是蘇州飛速發展過程中的兩大難題。巨大的經濟總量，洪流股的勞力湧入，使得蘇州人越發“雖富難安”。為這，他們給自己制定了一條鐵律：380萬畝基本農田保護是誰也不能碰的紅線。隨之他們提出了後來傳遍全省乃至全國的經驗——工業向園區集中，人口向城鎮集中，住宅向社區集中的“三集中”。於是，招商引資中有了一條“土地投資強度”硬性指標：每畝土地上的投資必須達到500萬元以上，否則入門無路。
“綠色蘇州”、“生態蘇州”、“文化蘇州”、“平安蘇州”就是在這種情形下被一個個地提出來，並且一個個實實在在地做了出來。
造綠、造園是蘇州人的傳統與專長。蘇州人以其特有的聰明和智慧，再一次用建造古典園林的技巧，勾畫出現代經濟的新版圖。
這一蘇州新版圖在2004年、2005年全面形成。
2001年，蘇州入選當年“全國十大最具活力城市”之首並獲得唯一的年度大獎。到這一年年底，蘇州市區的綠化覆蓋率達40％，人均公共綠化地達8.6平方米。古城區內的居民出行350米即有一處小遊園。全市建成2個省級自然保護區、19個縣級以上風景名勝區和5個縣級以上森林公園。受保護地區佔全市面積的10％，整個蘇州市的環境質量綜合指數達87.4分，在全國重點城市中名列前茅。
在蘇州老百姓的眼裡是另一種發展的新景象：樓房改成了小別墅、小莊園，河水開始能見底，魚兒又在水面上嬉戲，白鷺飛滿了湖塘……
那一年，美國《新聞周刊》刊發一篇文章，推介了世界上9個被認為是信息時代重要的新興科技城市。它們分別是美國的奧克蘭、奧馬哈、塔爾薩、漢茨維爾、阿克倫，巴西的大坎皮納，西班牙的巴塞羅納和中國的蘇州與法國的藍色海岸。無獨有偶，其後不久的《紐約時報》也評出世界最具競爭力和最佳投資的10大城市，蘇州也赫然在列。
海外眾多媒體此時都把蘇州評價為中國城市投資環境的第一名。
到了2005年的蘇州更了不得：全市生產總值等於1982年時的全國總量。這一年生產總值統計一出，使得蘇州在全國大中城市的排名一下從第七位躍升為第四。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由全國第六名躍升為全國第二名（僅次於上海），農民純收入全國第一……
“蘇南模式”似乎仍未消溫，“蘇州現象”則又再次成為全國焦點，並引起世界矚目。
“蘇州發展好，應當率先在全國全面實現小康，率先在全國基本實現現代化。”江澤民、胡錦濤兩任總書記分別在北京的人民大會堂向蘇州發出號令。
時任江蘇省委書記的李源潮同志得令後，兩年中為指導蘇州的“兩個率先”，光到崑山就跑了不下七次。 “蘇州有這個能力和實力，應當負起這個使命！”李源潮每到一次蘇州，總要反復強調這句話。
江蘇省委和李源潮是講實話、幹實事的，“兩個率先”到了他們手裡可不是一句簡單的口號，而是硬邦邦的“4大類18項25個綜合指標”。其中第一大類就是經濟發展指標，它具體包括人均產值、二三產業增加值佔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和城市化水平、城鎮登記失業率等幾項。 “全面實現小康最核心的問題是提高人民生活質量，必須以富民優先，以老百姓切身感受為依據，以廣大人民群眾滿意為標準。”省委的文件上這樣明確規定。李源潮說得更直白和堅決：“農民純收入不到8000元的，一票否決！”
崑山涇河村村民黃泉寶這方面體會最深切。 2003年新年剛過，黃泉寶家裡來了一位貴客，他就是省委書記李源潮同志。那天李書記在老黃的引領下，樓上樓下、宅前宅後走了好一陣。然後李書記與他促膝傾談，問老黃到底感受到多少“小康水平”。老黃便像與自家兄弟聊家常一樣，跟省委書記談了自己的感受，比如感覺“收入還少了一點”，“鄉村道路還不夠好”，“尤其是樹少了一點”……李源潮聽得認真，頻頻點頭，並不時在小本本上記下老黃的話。三年後的2006年2月10日，黃泉寶又在自己家接待了李源潮書記。這回李書記見面就認真地問：“你認為現在的生活算不算小康？樹是不是比3年前多了？”黃泉寶沒有想到李書記會把自己3年前“聊家常”的話記得這麼清，便連連點頭道：“收入高了，樹更多了，我們老百姓的日子真正可以稱小康了！”隨後他扳著手指跟李書記說：我家開了一個包裝用品公司，年收入10萬元左右；房屋出租年收入3萬元；加上富民合作社分紅等其他收入，一年大約18萬元左右。 “有收入保障，又有社會保障，所以我感到自家的生活是真正小康了！”老黃開心的笑，也使李源潮書記的臉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其實，在此間三年的“兩個率先”建設中，絕大多數的蘇州人是與黃泉寶一樣的感受。他們深切地體會到在王榮書記為班長的蘇州市委和市政府領導下，蘇州各項工作、各條戰線以更高昂的革命熱情和腳踏實地的精神，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更好地發揚了勇於改革、勇於創新、勇於爭先的傳統，尤其是在提高百姓生活水平、促進社會和諧發展、增強地區競爭力方面作出了顯著貢獻。他們沒有辜負黨的領袖和上級的期望。到2008年，全市的生產總值22303.02億元，財政總收入1500多億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867元，農民人均純收入11680元。
這樣的一串數字在普通人的眼裡也許並不感覺什麼，但如果你是一個地方的執政者、領導者，你就知道它的分量。首先是蘇州與自己相比。 2008年的GDP是1978年的45倍多（全國同比是15倍），30年間蘇州的平均增長速度超過14%，高於同期全國速度的4點多個百分比。蘇州以佔全國不足0.1%的國土面積和不足0.5%的人口，創造了佔全國2.3%的國內生產總值、2.4%財政收入和近10%的進出口總額。其次是人均生產總值水平遙遙領先於全國。改革開放初期的蘇州只高於全國的三分之二左右，如今已是全國平均水平的5倍，跨入世界銀行劃定的高收入國家和地區行列。人均GDP從3000美元到10000美元，蘇州僅用了6年時間，而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平均用了10年左右。第三是富裕水平領先於全國，收入差距低於全國。蘇州目前的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和農民人均純收入分別高出全國水平的50%和150%左右。蘇州的城鄉收入差距為2∶1，全國目前的這項指標是3.33∶1，這意味著蘇州地區在創造了驚人數量的社會財富的同時，最大多數的人民較為充分地分享了這些財富。
這就是今天的蘇州！
什麼叫富民強國？什麼叫對民族的創造？什麼叫偉大的時代精神？
蘇州便是。蘇州的發展包含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全部標誌。
蘇州的貢獻、蘇州的創造、蘇州的精神便如今天的中國對世界經濟發展的貢獻和對人類文明進步所發揮的作用一樣，你無法忽視，也無法不被它的光芒與偉大所折服。然而，許多人並不真正了解蘇州，或者並不真正認識“蘇州精神”是什麼。他們只把蘇州簡單地看做是“好地方”——自然條件好、人聰明、機會多。他們並不知道蘇州的這些“自然條件好”、“人聰明”、“機會多”並非天生的，而是蘇州人的汗珠、甚至是流血犧牲以及千百年、千百回磨礪與挫折之後所換來的，是在這樣的千百年、千百回的磨礪與挫折中熏陶出的超越於他人的修養、靈性、文化與哲學。
其實蘇州人所擁有的這種超越於他人的修養、靈性、文化與哲學從他們的遠古祖先那裡就已經開始顯現——
很難想像，假如泰伯、仲雍兄弟二人不是因為謙讓和忍辱負重，來到當時的江南濕地，“斷發文身”，開發蠻荒，何來吳國的偉猛？何謂“斷發文身”？就是因為當時吳地到處是荒蕪的水域之地，長髮飄飄不利於勞作，於是只能“斷發”。而當時近靠大海的吳地水害常發，處在蒙昧時代的人們以為是“水怪”，於是在自己身上刺花紋，打扮得像個怪物，企圖以毒攻毒抵擋水怪的侵襲。傳說仲雍有個小孫女叫女紅，那一日恰在隔壁內房縫衣，聽爺爺仲雍在與鄉親們商議如何減少因“文身”而引發感染的對策時，不慎一針扎破了手指，血滴在衣料上。為了遮掩血跡，女紅用絲線在血跡上繡了一朵梅花。豈料這一偶然事件使她頓生靈感：為什麼不把刺在身上的花紋刺在衣裳上呢？女紅被自己的靈感所感動，連續七天七夜用五彩絲線繡成了一件圖案衣裳。這繡上花紋的衣裳試穿者正是她爺爺仲雍。穿上繡花衣的仲雍迫不及待地跳到水里看效果，據說水蛇等看到這美麗的“怪物”，嚇得紛紛逃遁。於是仲雍高興地下令勾吳全境推廣這種繡衣，以替代文身。從此吳國興盛刺繡，也再沒有人懼怕“水怪”了。最早的“蘇繡”就是這樣誕生的，以前的繡娘也叫“女紅”。關於“蘇繡”誕生史，還有一種說法。蘇州的第一部地方志漢朝的趙曄所著的《吳越春秋》中載道：“禹乃登山，仰天而嘯，忽然而臥。因夢見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此文道的是在泰伯、仲雍兄弟之前的大禹來到吳地，為與土著打成一片，不得不整天祼身奔走，苦不堪言。於是大禹苦思冥想解決方案。有一日大禹自稱夢見一個上蒼派出的使者，穿著龍紋繡花衣。迷信的遠古人一聽皆學天使，從此穿起了繡衣，替代了以往的文身習俗。看來無論是哪位發明繡花衣以取代文身，“蘇繡”的誕生皆有血與淚的代價。
很難想像，假如伍子胥不是因受殺父滅族之痛、之恥，他身為楚國大臣之子而怎能落魄吳國街頭當乞丐？也正是因為受吳王重用，他才上書“欲立強國必先立城郭”，並用七年時間“相土嘗水，像天法地”，建起了“週四十一里二十一步二尺，陸門八，其二有樓。水門八”的“吳大城”，即古蘇州城，亦叫“闔閭城”。歷時2500多年的姑蘇城依舊被令人驚嘆為人間天堂的“東方水城”，是因為它的設計稱得上“能進能退”、“能攻能守”和便於生活、四通八達的建築經典。伍子胥其實並不是建築專家，但他內心的那份興吳破楚的強烈心願使他對蘇州城的心力傾注程度遠遠超越任何一位偉大的建築學家的智慧與藝術。有興趣者現在仍可在漫步蘇州老城時體會到當年伍子胥建城時那種因勢利導的高超藝術。 “坊市棋立，橋樑櫛比”。蘇州老城的街坊與河道是並行的，一街一河，街、巷、橋、店、廟、宅、埠、衙等皆臨街、臨水佈置。前門沿街，後門臨河；前門御車，後門登船：具有“門前石街人履步，屋後河中舟楫行”的那種現在蘇州人常說的“雙棋盤”格局的獨特水鄉景象。這種“雙棋盤”格局後來對蘇州乃至整個江南水鄉城鎮建築都起到過重要的示範作用。 “二八城門開道路，五千兵馬引旌旗”。古蘇州城有八座城門，它們為抑制外敵入侵和通達四方、濟民強國發揮了極端重要的作用。楊柳閶門路，悠悠水岸斜。乘舟向山寺，著履到漁家。蘇州古城能夠留給今人那種永遠無法忘懷的“小橋、流水、人家”的詩境畫意，便是一種永恆的物景文化與流動的哲學深意。它的每一條河流與每一扇城門及每一塊街磚，都蘊含了歲月磨礪的深刻痕跡與人世間的悲喜。
多數人以為江南水鄉的蘇州只有水與橋，或者只有江河湖塘。其實蘇州還有很多山巒。雖然這些山巒比不上神州五嶽，但蘇州的幾乎每一座峰巒都充滿了靈秀之氣。太湖邊的吳山，雖不高，卻綿延數十里，由於它身伏太湖水域之邊，常倒影於萬頃湖水之中，彷彿是天然圖畫。名鎮木瀆西北的靈巖山可能是蘇州境內的山巒之代表，它四周峰巒環繞，自北向西依次有天平、塞山、銀頂、穹窿、香山、清明等山巒，自南向東依次有橫山、黃山、獅山、楞伽山，可謂峰聯嶺屬，或起或伏，而靈巖居其間，獨立挺拔，故有“吳中第一峰”之稱。
蘇州的山有不少是在湖中水里長著的，比如茫茫八百里太湖中就有七十二峰。其美其妙，只有坐在湖船上欣賞或靜坐在漁塢旁觀摩才可知其美不可言之妙。
有人把太湖的七十二峰比做浮於水晶盤中的一顆顆青螺，此乃絕佳的比喻。試想一下，你坐船泛湖上，閉上眼睛，再猛然睜開，但見藍天白雲下碧漪漣漣的太湖如同一隻巨大的水晶盤，那一座座翠翠的青峰，大的如田螺，小的如螺螄，這兒一顆，那兒一粒，吸附在這個盤子上，何等悅目，何等詩意！如果你能耐心地晨暮觀察，還會發現那“盤中青螺”是活動著的，是變換著的，忽而高頂穹空，忽兒藏身於地面，忽兒隨浪波動，忽兒凝固成湖體本身……
這就是蘇州的靈峰妙山。它看起來默默無言，卻時常帶給我們意想不到的莫測變幻；它似乎沉靜呆板，卻突然間奔湧激情，讓世界感動和震撼。
“山以水為血脈，以草木為毛髮，以煙雲為神采，故山得水而活，得草木而華，得煙雲而秀媚。水以山為面，以亭榭為眉目，以漁釣為精神，故水得山而媚，得亭榭而明快，得漁釣而曠落。此山水之佈置也。”我的祖先這樣評論蘇州的山與水之間的關係，故而有“天下之山，得水而悅；天下之水，得山而止。”有山有水，山水相依，才能有醉人的勝境。
蘇州的山正是如此。蘇州的山還讓我想起了蘇州的一位先人，他當然是兵法創造者孫武。
在伍子胥到吳國前，孫武一直隱居在太湖邊的虎丘一帶的山林之中。後來他與伍子胥一起幫助吳王闔閭敗楚，稱雄於中華。但後來的國君夫差不聽伍子胥規勸，被十年臥薪嘗膽的越王勾踐滅亡。孫武冷眼對時勢，尤其是對好友伍子胥的慘死而痛心不已，從此徹底隱居於深山數十年。孫武潛心對過去所寫的13篇兵法重新修訂，使其更臻完美。這部兵書使孫武成為中國春秋時代與孔子、老子齊名的三位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而光耀千秋。
我常想，人們都說蘇州人的性格是水做的，是水的柔性與地之肥沃及陽光的充足而熏陶出來的，似乎做什麼事都能成功。難道真是這樣的嗎？否也。聽了孫子的故事，也許你對於蘇州人的聰明是從何而來這一問題會有另一番了解。
孫子兵法的偉大之處在於它充滿著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孫武認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在不停地運動和變化著的，強調戰爭中應積極創造條件，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從而促成對立面朝著有利於自己的方向轉化。這對遠古人而言，是何等高超的思想藝術！我們最熟悉的孫武“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的著名論斷，其深刻的哲學思想和辯證法，不僅是軍事學說，也是人類運用於各種社會活動中的法寶。美國著名經濟學家霍吉茲在《企業管理》一書中這樣指出：“《孫子兵法》中所揭示的許多原理原則，迄今猶屬顛撲不破，仍有其運用價值。”日本企業家大橋武夫在《兵法經營大全》中指出：“採用中國的兵法思想指導企業經營管理，比美國的企業管理方式更合理、更有效。”自孫武傳授兵法的幾千年來，世界各國的軍事、外交、經濟、文化之間的各種爭戰，很多都能見到用孫子兵法的思想來化解的實例。
蘇州人是孫武的後代，他們對先人留下的兵法之道最能吃透和熟用。掌握了這樣本事的人群，即使碰到再大的困難，也能戰而勝之。
我還想起了另一個蘇州的偉大先人，他就是宋代改革派思想家、文學家、軍事家、大清官范仲淹。
公元1014年，迷信道教的宋真宗率領百官到亳州去朝聖太清宮。浩浩蕩蕩的車馬路過南京，整個城市轟動，人們爭先恐後去看皇帝。惟獨有一個學生閉門不出，仍然埋頭讀書。同學見狀呼他：“快去看呀，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可這位埋頭看書的學生隨口說道：“將來再見也不晚。”便只管繼續讀他的書。果然第二年這位學生中了進士，見到了皇帝。他便是後來成為宋朝一代名相的范仲淹。范仲淹是蘇州人。由於父親早逝，范仲淹小時候生活十分艱苦，在襁褓時就隨改嫁的母親到了山東。寄人籬下的小范仲淹進取愛學，後來當官後一直不忘百姓之苦，並力主改革舊端，根治國家之弊病，所以才有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偉大理想與胸襟。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崇高人品和閃光思想在那篇傳世之作的《岳陽樓記》中淋漓盡致地得到了發揮昇華……
吳國之地的蘇州，歷史上出過無數偉大的思想家。他們的產生與存在，注定了這塊沃土的富饒與強大，豐收與壯美。
繼承，可以使並行者比別人多一份智慧和聰明；而不斷地創新與追求更使自己比他人具有更多的本領、耐力和勇氣。蘇州人屬於這種人，屬於這樣的一個群體。他們總比別人走得快些，攀得更高些，並且永不停步地奔走在前面——幾千年來始終如一……
不再像二三十年前從京城回一趟老家要走一兩天，現在兩三個小時就能抵達，借助手機、網絡和電視的幫助，想了解故鄉的每一天情況和每一個進步，極其便捷。因此像“小安小富，不滿小胜，不守不成”這樣的話，我常聽老家的干部和群眾說。何謂“小安小富，不滿小胜，不守不成”？言下之意是：現在的蘇州是追求的大富、大勝和大成。
呵，大富、大勝、大成者蘇州也。
呵，大富、大勝、大成者自然是蘇州，自然是我的那可愛、可敬的父老鄉親！
然而有誰將蘇州人的大富、大勝、大成者的品質與其來源真正挖掘和總結出來了呢？
有。但似乎又很不夠。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蘇州的發展與進步舉世矚目。有人也對此總結和提煉出了諸如“蘇南模式”、“蘇州精神”、“蘇州之路”等說法，可什麼是真正的“蘇南模式”、“蘇州精神”和“蘇州之路”的靈魂與核心呢？又是什麼東西真正形成了這種“蘇南模式”、“蘇州精神”與“蘇州之路”呢？
答案並不明了。
我是蘇州的兒子，蘇州是我的故鄉。我想尋找這種答案，尋求故鄉進步與發展的靈魂與血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