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第十三章不叫“鎮”，叫“園區”，英文縮寫“sip”

1993年，對蘇州人來說，是改革開放後的一個非常忙碌的年份，總是處在那種激動人心的興奮之中。這一年，為了中新合作的這個大項目，江蘇省領導也被牽進了忙碌之中，最忙碌的人之一要算時任江蘇省委書記兼省長的陳煥友。 5月，李光耀先生按照預定計劃，應邀訪問蘇州，這也是新方正式確定在蘇州項目落實的關鍵時刻。毫無疑問，李光耀到蘇州，作為江蘇省主要負責人的陳煥友同志必須出面接待。 陳省長忙啊，5月10日，江蘇省在香港有個赴港貿易洽談會開幕式，知名人士李嘉誠、邵逸夫、霍英東等香港大亨都要到場。沒有這些大亨到場，江蘇省赴港的經貿洽談會就要遜色不少，所以陳煥友省長也一定要參加。但同時李光耀又要到蘇州，假如新加坡在蘇州投資的這塊“肥肉”一旦丟了，那真成了“歷史性的罪人”！陳煥友無法分身，只好想法把香港的事擱一下，但又覺不妥，所以只好採取了先專程到香港一一到貴賓家裡登門說明並表達歉意的方法，再派剛上任的副省長王榮炳代他出席開幕式。陳煥友以為這樣可以順利地在10號到蘇州接待李光耀一行。哪知中央又向他發出緊急通知：江澤民總書記10日上午在上海召開華東六省一市書記、省（市）長座談會。陳煥友只能這樣安排，9號夜裡從香港飛達上海，第二天在會場向江澤民總書記請假，說是要回蘇州接待李光耀一行。江澤民總書記表示同意陳煥友的請假，並要陳代他向李光耀先生問好，另希望把蘇州與李光耀會談的情況及時報告。

“陳省長啊！見到你真高興！”11日早晨，李光耀在蘇州竹輝飯店的花園裡見陳煥友急步走來，便高興地上前與他握手。當陳煥友說明情況，向李資政和王鼎昌表示歉意時，李光耀開心地再次握著他的手說：“陳省長是個講信譽的人，辛苦了，我們感謝你。” 早餐後，就是正式的會談。中方除了陳煥友等省領導外，就是蘇州的同誌了。在這一天會談之後，蘇州市政府和新加坡勞工基金（國際）公司簽訂了一個合作協議，也就是蘇州工業園區的最初合作簽約文件。蘇州市委書記王敏生、市長章新勝等出席簽字儀式。中新合作此時早已引起外界關注，尤其是新聞界的記者們等不及了，他們希望在第一時間發布新聞。但陳煥友有些顧慮，這麼大的一個項目，雖然李光耀對要投資200億美金一事說得非常明確而堅定，可畢竟是意向性的事，所以陳煥友建議新聞界暫時不要報導，而且即使200億美元的投資能夠落實，也得經中央批准才能展開工作，當時國家是有規定的，對外合作滿幾千萬美元的外國投資項目必須經中央批准後才能實施，更何況現在說的是200億！

“我同意陳省長的意見，新聞界暫時不要說這事。”李光耀認為陳省長考慮周全。 誰料就在當晚，一位中方記者向香港報紙發了一則消息：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與江蘇省省長陳煥友在蘇州簽訂了一個200億美元的大項目。消息一經披露，在國內外立即引起震動。陳煥友氣不打一處來，因為一是他在簽約現場專門對新聞界的記者們提出了保密要求，可是有人竟不聽“招呼”；二是還有一個更深層的原因：1988年，當時剛成立的海南省在洋浦半島那裡劃了一個開發區，由香港熊谷組公司獨資對外招商；這是新中國建國以來第一次引進外資進行成片土地開發的項目，不料正在操作時就讓外界炒作成“海南出賣國土”的新聞，結果最後把這個項目炒黃了。陳煥友不能不擔心類似的事在蘇州發生，而且新加坡在蘇州投資200億美元的項目，無論從哪方面看都要比當年海南洋浦的外資項目大得多，且蘇州是中國腹地、中國最好的腹地之一，一旦這也被說成是“出賣國土”，那麻煩肯定會大得出乎想像。

陳省長擔心，李光耀等新加坡人也怕事情會被人攪黃了。蘇州人更不用說，一旦這麼大的項目落空了，到時哭乾眼淚也難於彌補。 但記者不理官員們這一套，他們瀟灑地敲著電腦，一次點擊，就把一件天大的新聞捅到了全世界。 中新合作項目從此公佈於世，蘇州人和新加坡人全被亮到了世人面前。成敗皆在別人的注目之中…… 項目太大，光靠蘇州人扛不住。於是陳煥友在李光耀他們與蘇州人簽約後，當天下午就向江澤民總書記發了傳真匯報。前幾日，李光耀到北京，江澤民總書記接見他時，李光耀曾向江澤民徵求意見：到底是放在山東，還是上海？是放在無錫，還是蘇州？江澤民笑笑說，我作為中國領導人不便明講，因為手心手背都是肉，但如果你徵求我的意見，作為個人，我認為放在蘇州好，因為那裡的勞動力素質比較高，中國歷史上的狀元、舉人出在那裡的比較多，而且蘇州靠近上海，交通方便。李光耀就笑了，說：我想的跟您想的一樣。我們就定蘇州了！

王敏生書記和章新勝市長等蘇州人後來聽到江澤民的這一“手心手背”之說後，格外高興和振奮，因為在關於中新合作項目的激烈競爭中，蘇州是最後的贏家，蘇州的競爭勝利體現在軟實力上！ 天堂蘇州，你被人愛就愛在這一點上！但蘇州還需努力，時代發展了，20世紀後期的中國和世界格局已經呈現全新的時代特徵，光靠先人留下的那點歷史文明及老天賜給的“小橋流水”風情是遠遠不夠的。 蘇州人也意識到了這一點，所以他們對中新合作項目的渴望超過了所有的期待。至少這種渴望與期待在當時是這樣的。 200億美元哪！不就等於重新造一個“洋蘇州”嘛！蘇州人躲在被窩裡想想也會樂出聲來！ “與新加坡的合作，我是支持的。”時任總理的李鵬對江蘇和蘇州的同志這樣說。

中央政治局常委、副總理朱鎔基也十分關注和支持中新合作項目。當陳煥友省長向他匯報，希望請中央有關部委協助這一項目時，朱副總理馬上指定國務院特區辦主任胡平當蘇州與新加坡談判的“顧問”。 時任副總理的李嵐清和外貿部部長吳儀更是堅定而有力的支持者。 這年10月，當陳煥友率團赴新加坡訪問時，正逢省級領導集中到中央黨校參加學習《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的學習班，胡錦濤同志聽說陳煥友要到新加坡談中新合作項目，馬上按“特例”同意了。 此次中方赴新的談判代表團很龐大，除了中央和江蘇省的領導外，蘇州市主要領導也都去了，並且組成幾個工作組。 代表團剛到新加坡，南京就發生了一場特大火災，是金陵石化南京煉油廠儲油罐發生爆炸。在省裡主持工作的孫家正副書記向遠在新加坡的陳煥友報告後，陳煥友急得不行，走也不是留也不是，最後只好直接給李鵬總理打電話。李鵬總理說：你留在新加坡吧，我派羅幹同志去處理南京火災的事。

“煥友同志，南京煉油廠的大火撲滅了。你安心在新加坡談判，簽了字再回來吧！”不日，在南京指揮滅火的羅幹同志打電話給陳煥友。 “謝謝，謝謝中央！謝謝中央對江蘇工作的支持，謝謝對蘇州這個項目的支持！”陳煥友一聽羅幹的話，眼裡的淚珠在滾動。 在新加坡參加談判的蘇州人聽說這事後，無不感動。 “可以這樣說，蘇州工業園區建設的每一個步驟和日後的成功，都滲透了中央領導的親切關懷和特殊關注。現在被世界上許多國家移植去的蘇州園區經驗，假如沒有中央的直接支持和關心，那是不可想像的事。”現任蘇州市政協主席的“老園區人”王金華不止一次動情地說。 當時被章新勝市長“點將”到園區搞籌備的吳克銓是此次蘇州赴新加坡談判的成員，他兼任了商務談判組的負責人之一，他對這次“艱難的談判”記憶猶新。

“我們當時並不太懂得新加坡李光耀先生他們的真實意圖，說實話，開始時我們看中的是比較簡單的200億美元這個外資投入數目，而並不十分了解李光耀他們所看重的新加坡'軟件移植'這東西。”吳克銓在接受我採訪時曾坦言道。 那麼新加坡人到底要在蘇州搞什麼東西呢？蘇州人後來才慢慢弄明白，等弄明白之後，他們才真正覺得新加坡確實有不少好東西值得剛剛起步的中國學習。 “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管理方式、管理方法，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重要任務之一。”鄧小平在南巡中講的這段話，對蘇州人來說，有著特別的親切體會。

其實，李光耀在中方代表團赴新加坡談判的過程中，已經意識到中方人員一開始對他心目中的“合作”內容與真實意圖有所誤解，這也是根本的一點：到底你們看中的是我們的200億美元投資，還是我們的新加坡經驗。 正是因為某些理解和認識的不一致，中新談判人員的談判也曾幾度出現激烈交鋒、拉鋸式的場面。 先說說關於合作項目的名稱吧。 中方認為你出錢，我劃地，不就是一個比崑山“自費開發區”更大的合資項目嘛！那就應該叫“蘇州開發區”！ 新加坡不同意。說新加坡有個開發區叫“裕廊工業鎮”，它辦得非常成功，我們就是想把“裕廊工業鎮”的模式搬到你們蘇州去辦，應該叫“蘇州工業鎮”。 蘇州人馬上說不行。認為：中國的鎮太多，而且“鎮”在中國是個行政單位，區區小鎮，何以正名？

消息傳出還引來一大堆非議。有人說：蘇州是想割一塊地，做新加坡的“殖民地”了，現在是“鎮”，將來是“縣”，最後蘇州就真正成了新加坡的殖民地了！  蘇州國際博覽中心這話也傳到了李光耀的耳裡。李光耀趕緊說明：“我一個小國，哪有資格在你們中國建殖民地？你們想錯了！” 想錯不要緊，問題的關鍵是這個合作項目到底叫什麼名稱也非常重要。沒有合適的名分，在中國做起事來是會有麻煩的。 於是中新雙方專家們一來一回，屢次交涉，最後達成共識，稱為“園區”吧！這樣的好處是既非用慣了的“開發區”，又非“鎮”一類的行政區域概念。 “園區”可以成為一種比較貼切的經濟地域概念，更重要的是可以把新加坡、李光耀他們的管理模式和管理經驗的“軟件移植”相對應起來並涵蓋在其中。園區嘛，可以是經濟開發區一類的實質性的工業與經濟的內容，又可以是獨立的具有特色的社會型區域。

“很好，就叫'園區'吧！”據說這“園區”還是中國最高層拍板認可的。 蘇州工業園區從此正式被確定為中新合作項目的名稱，它的英文名字為：Suzhou Industry Park簡稱“SIP”。 現在全世界都知道“SIP”。 那麼李光耀一向強調和主張的新加坡“軟件”到底是些什麼內容呢？當時的蘇州人，包括中國高層和專家們並不十分清楚，或者說僅僅有個模糊概念。其實鄧小平在訪問新加坡時就已經意識到這個新加坡“軟件”了，他用直率的話講：就是作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占主導的新加坡“管理得好”。一個“管”字，而且是“嚴管”，這就是李光耀和新加坡經營國家的軟件的核心與實質。中國改革開放，要走哪一條路，這是鄧小平極為看重的事。他在上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不顧年邁，親自多次赴西方發達國家考察訪問，親身感受和體會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成功經驗與社會發展現實，從中得出了中國也可以搞市場經濟和必須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的結論。 1978年，鄧小平訪問新加坡，這是他一生中第二次到這個島國，第一次是他年輕時留法途中經過的，那時的新加坡也很落後。可到了1978年時，鄧小平對新加坡的現代化水平和管理國家的水準，暗暗吃驚。於是在比較之中，鄧小平選擇了新加坡發展模式作為中國發展現代化的樣板。而出於自身國家利益考慮並和中國有著傳統友誼及同種族文化的新加坡也選擇了中國，選擇了中國的蘇州。 “SIP”使這兩國的共同選擇有了一個將夢想變成現實的可能。 然而，蘇州人與新加坡人初始為了達成這個“軟件”的共識，曾頗費周折。比如關於“園區”到底是個什麼樣，中國人心裡沒底。於是新加坡人動用了10萬美元搞了三個模型，中國這邊看來看去，不知敲定哪一種。後來由鄧小平過問，最後是通過鄧小平的公子鄧樸方以中國殘聯名義訪問新加坡時將此事確定下來的。 合作進入實質階段後，雙方在理解和共識上的差異與融合就更複雜了。 新加坡人對蘇州人說，你們必須在一兩個月內將70平方公里面積的“園區”內的情況盡快搞清楚。 “一兩個月？這怎麼可能？僅測量也得用一年時間呀！”商務談判成員之一的周志方，曾經當過蘇州市區的建委主任，搞過規劃工作，知道要弄清70平方公里面積內的情況是個啥概念，更何況金雞湖那片湖塘密布的爛地方，按中國當時的測量水平也真得用一年半載的時間方可弄出一份新加坡人要的材料。 “這你們不用著急，我們有先進設備。”新加坡人對蘇州人說。後來他們真做到了，也就45天左右的時間，把70平方公里內的情況弄得一清二楚，而且繪出了1000多張各種情況的數據圖。三月菜花開的時候來的，五月就完工了。蘇州人打心眼裡看到了什麼叫先進生產力和運作能力，並且從心裡敬佩新加坡人。 關於“軟件”問題，也是中新談判最核心和最重要的部分。這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事，因為它涉及兩個不同背景和不同製度的國家之間的相關問題。新加坡人說的“軟件”其實包括了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主要體現在城市發展的近期和遠期規劃、土地的開發利用、基礎設施和生活服務設施的建設和管理、環境的治理和保護、信息的收集處理和應用、投資的宣傳、網絡組織、營銷方式、鼓勵措施等，屬於一般經濟管理的範疇，是建設一個國際化現代園區所必需的，這是完全可以引進的。第二個層次主要是新加坡裕廊工業鎮調控市場的經驗，以及促使企業在經濟活動中有序競爭、相互合作、和諧統一的做法，屬於經濟體制改革範疇，引進也是可行的。第三個層次主要指立法、執法和廉政肅貪，以及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經驗和做法，這可以部分地吸收。新加坡方面認為既然我們是“移植軟件”，那就得按新加坡的做法來操作園區。蘇州人哪敢隨便答應——當時非常敏感的一件事一直繃在蘇州人的腦子裡，即主權問題。 一位中央領導在聽取關於蘇州與新加坡談這個園區合作項目時曾說過這樣的話：除了主權，其他的都可以談。言外之意，你們跟新加坡人談合作什麼都可以，就是不能出現任何有損中國主權的哪怕是一點點這方面的問題。 蘇州人明白：國與國之間，尤其是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哪有純粹的經濟問題！即使是經濟問題，也可能纏到政治與主權問題，更何況，新加坡“軟件”內容中，有關社會、文化和教育等等，都是十分具體而細密的，這裡面的麻煩多了！ “什麼？軟件？把他們資本主義的那一套全部搬過來就叫軟件？哼，你們蘇州人可要小心喲！”在北京，蘇州人向有關方面介紹和徵求意見時，得到的這樣的疑問甚至是質問，並非少數，有些話在當時讓人聽後真會背冒冷汗。 為了專門應對新加坡的“軟件”移植，當時蘇州市政府在園區籌備組下面設了一個“借鑒辦”。牌子掛在那裡，一位北京來的領導見後，瞪著眼睛，說：什麼狗屁牌子！ 蘇州人見狀，不知該說什麼。 “借鑒辦”的牌子雖然沒摘，但幾經風雨飄搖。 1993年，對蘇州市委、市政府來說，為了這工業園區建設，一方面要與新加坡方面討價還價，一方面要跟國內來自多方的不理解與反對聲進行解釋甚至是鬥爭，正可謂內外夾攻、左右擠壓。但市委、市政府在中央和省委的領導與支持下，始終沒有動搖過。 “只是那種風雨交加的日子非常艱難，如果不是為了蘇州現代化建設和子孫後代的幸福，當時我們真的想甩攤子。”一位蘇州“老園區”這樣對我說。 “與新加坡談判中首先碰到的是三塊硬骨頭，即：基礎設施、土地價格和公共管理。這三樣東西必須是我們這邊要完成的，談了一次又一次，就是談不攏。”吳克銓說，“當時我已經62歲了，本來在完成章新勝市長交代的接待好李光耀等新加坡客人後，就不想再具體參與園區的籌備工作了。可就是因為上面這些事談判非常艱難，主要原因是中國當時的國情、社情不允許我們步子一下子邁得那麼大，可人家新加坡人不干，他說他們的'軟件'就是需要一步到位，所以市委後來決定，從各機關抽調14個人組成工業園區籌備委員會，市長親自掛帥，我是負責人之一。” 這是市委的決定。 當吳克銓得知這事後，找到章新勝市長，說什麼也不願乾了，“沒啥理由，就是年紀大了，讓年輕人幹吧！”吳克銓對市長說。 章新勝搖頭，說：“你老吳那點心思我明白，你是不想這麼一把年紀再惹一身騷味。不行，你不干誰幹？光靠我市長'光桿司令'一人？再說，你是我在李光耀面前推薦的人，而且也是經李資政點頭的，你不干誰幹！”章新勝與吳克銓一起搞“開發區”搞出感情來了，他就是不放這位“崑山開發王”。 吳克銓沒有辦法，只好說：“那我就分管'軟件'吧，最多幹三年。” 章新勝笑了，拍拍他的肩膀：“行，就三年，'軟件'這一塊全交給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