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第八章浦東開發衝擊波

1990年4月，父親打電話告訴我：浦東要大開發了，我們蘇州會更了不得的。 浦東？浦東開發跟我家鄉蘇州有什麼關係？ 我們離上海那麼近，浦東要變成“深圳”，我們不是跟著一起發財了！我當時感覺遠離政治中心的父親，其意識裡就是離不開“鄉下人”的本質。但這回我小看了父親，更小看了蘇州老鄉們對浦東的認識。 在少年時代，我就認識了浦東。但它對我而言，是個恐怖的地方。我曾在它的懷抱裡喪膽失志過…… 那是上世紀70年代初的一個冬日，上中學的我，在寒假里為掙生產隊的工分，跟成人們再次划船到上海運輸氨水。三噸小木船要過黃浦江，那是我第一次見到如此水寬流急的黃浦江面，出了外白渡橋後，我在後船板上雙腳就是站不穩，更不可能去幫大人們搖櫓——其實在黃浦江里行船，只能隨流而進。我們的小船在江里像一葉飄蕩的竹片，後來一艘汽輪經過時，我們的小船整個兒失去控制，順其顛簸墜落。 “進水了！進水了，快逃命——”突然，當船老大的民兵連長一聲尖叫，揪著我的後衣領，一起跳進江里……魂散膽裂之際，我下意識地張開雙手在刺骨的江面上劃動，後來隱約看到有一條救生汽艇朝我開來……等我醒來時，我發現自己被扔在一片泥灘上。我不知那是什麼地方，只見江的對面是那座我見過的哥特式的海關鐘樓。大人們後來告訴我：我活命的那片泥灘就是浦東的陸家嘴。現在那個地方是國際會議中心，離它不遠的地方是今天的“東方明珠”和高入雲霄、晶瑩剔透的金茂大廈。

幾年之後，我從部隊第一次探親回家路過上海時，特意到外灘，隔著黃浦江，看到江對面的陸家嘴還是一片農田和一些稀零破落的房子。 然而再過若干年後，當我再次站在外灘遙望對岸的陸家嘴時，我驚駭了：那個曾經令我魂飛膽喪的地方竟然成為又一個中國的“曼哈頓”！ 浦東的開發史是隨著兩位當代巨人在上海的“一來一去”而迅速推進和掀起的——來的是鄧小平，去的是江澤民。 江澤民最先也是從北京來到上海的。他任上海市長時，就接過老市長汪道涵的重托，開始謀劃起“浦東開發”的大略來。 1987年北京又來了大員，他就是後任上海市長的朱鎔基。江澤民、朱鎔基搭檔的上海市委、市政府對浦東開發的推進是歷史性的。 1989年中，江澤民“北上”赴任中國最高領導，浦東開發更有了巨大的推動力。然而，推進浦東開發的最重要人物還是中國現代化的總設計師鄧小平。

1990年4月18日，大上海的一則新聞對近在咫尺的蘇州人震動很大：中國的又一個特區——浦東開發區正式宣告成立。 那時，全國都在羨慕南邊的深圳特區，誰也無法與之相比——那裡的發展日新月異。那會兒去一次深圳還必須到公安部門辦“特區通行證”，跟出國一樣令人興奮。 “要是我們也能像深圳一樣開放就真的是天堂啦！”凡去過深圳的蘇州人，不知暗暗感嘆過多少次。 現在浦東也要變成第二個“深圳”了！我們不等於真的快進天堂了啊？ 蘇州人羨慕深圳，但有些遠不可及。現在上海的浦東要變“特區”，那是天時地利呵！蘇州人跟上海人一樣激動地聽著浦東開發的隆隆推土機聲，胸口的心尖兒跳得像飛跑的小鹿一樣快。 他們激動著：天賜的福運終於到來了。

他們盤算著，盤算著浦東開發給自己帶來的“磁場”影響力…… 總之蘇州人在一旁既激動興奮，又悄然窺測著上海浦東的每一個細微的行動，並瞅准機會，為自己所用…… 上海開發晚了！要努力跟上去啊！ 1991年的春節，鄧小平在上海過春節，他當天在新錦江大酒店的41層旋轉餐廳上跟朱鎔基說的話，很快就傳到了蘇州人的耳裡。不幾日，鄧小平的另一段更重要的話也迅速傳到了蘇州人那裡—— “那一年確定四個經濟特區，主要是從地理條件考慮的。深圳毗鄰香港，珠海靠近澳門，汕頭是因為東南亞國家潮州人多，廈門是因為閩南人在外國經商的很多，但是沒有考慮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優勢。上海人聰明，素質好，如果當時就確定在上海也設經濟特區，現在就不是這個樣子。14個沿海開放城市有上海，但那是一般化的，浦東如果像深圳經濟特區那樣，早幾年開發就好了。開發浦東，這個影響就大了，不只是浦東的問題，是關係上海發展的問題，是利用上海這個基地發展長江三角洲和長江流域的問題。抓緊浦東開發，不要動搖，一直到建成……”

聽聽，小平都著急了！浦東也要成為第二個深圳了！ 我們離上海最近，浦東開發對我們蘇州是個天大的機會。這回一定要抓住！ 在古城蘇州，幹部們熱烈地議論著，心潮激盪，彷彿鄧小平的話是對他們講似的：不要動搖，抓緊發展！ 浦東要成第二個深圳，我們蘇州就要當江甦的第一個深圳。那時深圳在內地人的心目中就是改革開放的榜樣，現代化社會的樣板，人民走向富裕的目標。在蘇州這樣的內地經濟發達區域，尋求新的發展點時，深圳無疑是最好的學習榜樣。在當時傳統的社會主義思維下，深圳是帶著大半的“資本主義”色彩的。現在有鄧小平的話，上海浦東也能搞深圳一樣的特區了，這不等於徹底地搞“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了？ ！ 自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改革開放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浦東開發應當又算是風起雲湧的大浪潮。不用說，浦東開發，對蘇州的影響和契機都是最大的。

有必要交代一句：在浦東開發之前，蘇州市委、市政府在80年代中後期就已經十分注重外向型經濟的發展了，並且卓有成效。崑山和張家港的崛起便是最好的證明。只是這一階段的外向型經濟處在引資和合資的初級階段，而深圳特區的外向型經濟的明顯特徵是將某一規模的區域整體建成一個全面的外向型經濟，也就是所謂的“特區”。 國家對“特區”建設是有嚴格規定的，它實際上是一個行政區域的新劃分。這得經過國務院批准。浦東那片尚未開發的“處女地”，與大上海僅一江之隔，東邊又鄰近通往五洲四海的大東海，開發空間廣闊而代價低。 “吾俚蘇州”咋弄法？其實在2500多年前所建的古城蘇州，只是一個“周圍四十里二百一十步，外廓有六十八里六十步”的城市，雖然在伍子胥的春秋時代，她是名副其實的“闔閭大城”，但相對於現代化的大都市而言，蘇州古城只能算個小城。進入20世紀80年代之後的中國改革浪潮湧動下的蘇州人，眼看著南邊的荒灘上建起的深圳，眼看著旁邊的大上海一座座橫空的樓宇和過江的橋樑，更不用說像北京那樣四通八達的地鐵與如蛛網般的城市高速環路，就是她的“子民”——常熟、崑山、張家港等自家的“五虎崽”的蓬勃發展，也使得古城蘇州人越來越感到了壓力。觀前街的弄堂吆賣聲和虎丘的旅遊門票收入固然很值得驕傲，可小橋流水畢竟沒有大江大海那種洶湧澎湃的激情與氣勢。尤其是全球經濟的浪潮，讓無數過去不起眼的地區與城市，僅僅幾年時間就可以超越像蘇州這樣的古城的整個發展歷史。這種瞬息萬變的歷史潮流，讓一向性格溫和的蘇州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衝擊——蘇州出路何在？

蘇州是永遠保住原有的古城文化與古城經濟——那種小橋流水般的自安自得，還是跟上世界的發展潮流，再造蘇州新城？ 這是擺在蘇州人民和蘇州領導面前的一個大課題。誰敢破解這個題目，誰或許是歷史的功臣，同樣也有可能是歷史的罪人。因為，早在20世紀80年代國務院就保護蘇州古城歷史風貌有過專門的文件。在古城裡做文章，不是不可以做，而是你能否做到既保護了古城風貌，又可以讓人放開手腳來幹現代化經濟？這樣的文章也許不是超凡的天才無論如何也做不出的。 蘇州人曾經苦惱了好久。浦東大開發之前，不是沒有人想過在蘇州大做文章，至少也不應該讓自己的那些常熟、張家港、吳江等“子民”們瞧不起嘛！而且自伍子胥建姑蘇城起的2500多年以來，蘇州人一直有一種天然的優越感，認為只有自己才算得上真正的“天堂裡的人”，他們原本也確實滋潤了太多的天堂養分——文化的、歷史的、風物的種種養分。但這種天然的優越感從80年代開始，隨著古城之外的天地間一浪高過一浪的改革開放的潮流湧動與巨變，蘇州城裡的人感到了壓力，感到了一種實實在在的落後，感到將要失去天堂優勢之後的那種恐慌……

因為——古城空間有限，再做道場，即使請得天下所有的高僧來，也只能念些舊經，無大雅之堂可供世人矚目。深圳可以在荒地上建起世界級新都市，大上海有浦東無邊廣闊的空間，就是常熟、吳江、張家港、崑山這些“子民”也有比你蘇州古城大幾倍、幾十倍的空間發展和開發呀！ 蘇州人的壓力和恐慌源於古城的束縛與限制。 必須尋找出路！必須重建一個新蘇州！ 這個時候，高德正調到省裡任職，蘇州來了一位風度儒雅的新任的市委書記，他就是王敏生同志。 王敏生在任蘇州市委書記之前是鎮江地區專員，其實他是一位老資格的“蘇州老鄉”。 1975年之前，無錫縣還歸蘇州地區管轄，他是無錫縣委書記。鄉鎮企業大發展時期，無錫縣曾經被譽為“華夏第一縣”，其經濟總量和綜合實力在全國縣級單位中名列第一。 1989年王敏生任蘇州市委書記。那時的蘇州和全國一樣，正處在一個特殊時期，幹部人心惶惶，不敢干事。在服從“穩定壓倒一切”的政治需要的同時，王敏生提出了蘇州發展的“穩中求進”思路，後來證明是非常英明和重要的。

2008年8月的一天，我在蘇州古城的一個古色古香的小院裡採訪了王敏生老書記。一口吳語的他回憶當時的蘇州社會情景時說：“我到招待所，卻看不見人。大家很緊張，不敢接待外國人，也不敢接待來談生意的自己人。幹部們都有一個'怕'字。怕談生意。搞發展被認為是搞腐敗、走歪道和不正之風。我要求市委號召幹部們正確認識'兩高'（高院、高檢）文件。又讓紀委和檢察院的同志出面講話，讓幹部們正確認識和區分改革開放中的正常交往與走歪門邪道、搞腐敗及不正之風之間的本質區別，尤其講明什麼是違法亂紀，什麼是腐敗之風，使廣大干部重新樹立起了對黨和改革開放的信心。同時我們又樹立了幾個典型，如吳江的盛澤鎮和張家港的楊舍鎮等，堅持了發展鄉鎮企業的十大好處……這些都對當時鞏固和推動蘇州經濟起了關鍵性作用。”

“1991年，特大洪水襲擊了我們蘇州，江澤民總書記也親臨蘇州抗洪救災現場，但就是在這樣發生嚴重自然災害的年份，蘇州的經濟仍然很好。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的正式文件還沒下來時，我就讓人到南京去省委拿複印件回來，及時向幹部們傳達。大家越學小平的講話，心裡越亮堂，幹勁也來了，紛紛表示蘇州不能落後於這一波大發展浪潮。於是我們就尋找發展的載體。這個載體就是現在我們蘇州人常說的一個'新蘇州'、一個'洋蘇州'，即古城西側的高新園區和古城東邊的工業園區。蘇州這十幾年的騰飛，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充滿歷史文化魅力的風景如畫的古城老蘇州加兩側的'新蘇州'和'洋蘇州'比翼高飛……”在蘇州這塊熱土上工作了34年的王敏生，回憶當年的激情歲月，最後這樣說，“我那一屆市委，完成了經濟模式從內轉外的歷史轉變過程。現在看來，當時我們是做對了。”

一生平和謙遜的王敏生同志沒有說錯。他那一屆蘇州市委不僅是做對了，而且用現在的事實來看，可以說是做得非常出色！因為今天的蘇州，如果沒有東西兩個園區的支撐和拱托，在全球經濟突飛猛進的今天，狹小而沉靜的姑蘇城的發展將是無法想像的。 要認識蘇州城區經濟的全貌，必須先認識那個被蘇州人引以為驕傲的“新蘇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