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第三章天堂之路

三亞是天堂，三亞是人間天堂，三亞是自然界天堂，三亞是靈魂與心靈的天堂……這一點已經毋庸置疑，凡是去過三亞的人在觀賞和體驗那些陽光、沙灘和海浪之後，都會由衷地發出這種感嘆。 其實，三亞何止是一般意義上的天堂，她的美超越了人類對天堂的理解和享受的能力與空間。我們只是還沒有更多的能力去感受與理解而已。 從一個普通的、名不見經傳的自然風景地到真正意義上的天堂之間，三亞走過了整整20年。 20年的努力，三亞才真正實現了成為人間天堂的夢想。 這天堂之路並非說來就來，說是就是的，它同樣經歷了漫長而艱苦的歲月磨礪—— 由於三亞的特殊性，這個曾經不被人注意的往日小漁港在改革開放的年代經受了多次風起雲湧的歷史洗刷。

1984年，三亞第一次從崖縣更名為三亞市（縣級市）。這對日後的三亞發展是一次歷史性的事件。可那時的三亞也許是因為太窮，也許是因為三亞人急於想讓小漁港迅速成為像模像樣的“市”，所以這一年三亞人被捲入了同樣的“汽車事件”之中。 1985年的整頓之風，強勁地吹拂在海南島的每一個角落。三亞也不例外。但三亞同時還經歷了一場嚴重的自然災害——21號颱風，襲擊了剛剛正名為“三亞市”的小漁港，造成50人傷亡和兩萬多畝水稻絕收。 而之後的一年多時間裡，三亞依然不平靜：撤州改市的更大一波風浪正在海南——北京之間悄然進行。筆者在採訪原海南省人大副主任、自嘲是“末代黎族州長”的王學萍先生時，他講述了當時撤州建三亞市（地級市）的前後過程：

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在完成深圳、珠海特區建設的構架後，就在考慮哪個地方適合建立更大的“經濟特區”，而當時中國的開放模式朝何方發展、誰是中國的發展榜樣，鄧小平說得最多、最欣賞的是新加坡模式，於是在海南島建大特區的構思開始在鄧小平的腦海裡形成…… “除現在的特區之外，可以考慮再開放幾個港口城市，如大連、青島。這些地方不叫特區，但可以實行特區的某些政策。我們還要開發海南島，如果能把海南島的經濟迅速發展起來，那就是很大的勝利！”1984年春天，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後的第一次“南巡”後，回到北京，找來中央幾位主要領導，在中南海與他們進行了一次內容非常重要的談話。據說那次談話，平時不易表露情緒的鄧小平，這一天特別興奮，臉上時而泛閃著激動的光芒，煙也抽得特別多。上面的那段話就是他當時講的，時間是1984年2月24日。

幾十天后的5月19日，國務院就批准了撤崖縣、建三亞市的決定。這一撤一建，三亞的命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三亞從此在行政版圖上有了自己的地盤，預示著未來的一輪旭日在中國的南海正冉冉升起…… 歷史總是非常偶然的。歷史又總是在巨人深思熟慮後的某個謀略之中得以發展與推進。三亞建市，滲透了鄧小平對中國走向強大所思考的深遠謀略。 1986年，三亞進入了高熱度的年份。中央領導對她的關注程度讓三亞人有些招架不住——先是喬石同志帶了26人來到三亞；幾天后又是主抓經濟的副總理谷牧同志帶了19人來到三亞。時隔不到一個月，當時的國務院總理帶了更大的一隊人馬——50名高官來到三亞，並且一住就是六天！可以說，國家政府首腦部門對三亞進行了一次“集體現場辦公”，這在中國縣級行政單位的歷史上恐怕是前所未有的。兩個月後，國務委員王震將軍率37人的龐大考察團再次光臨三亞，考察工作。年底，國務院副總理李鵬同志又率30人的視察團來到三亞……

三亞人哪裡知道，此時的三亞所面對的每一件大事，已經不再是三亞人自己的事了，它是海南省、更是國家的事了！ 過去的三亞由於一直是國家安全的最前線陣地——南大門，這裡有著名的海軍榆林軍港。開放三亞帶來的結果，是可能讓這個知名度很高卻又十分秘密的軍事港口暴露在遊人的眼皮底下。怎麼辦？三亞人有些不知所措。著名的鹿回頭，是三亞的象徵，美麗淒婉的愛情傳說，是令三亞人驕傲的一則故事，政府請來專家雕塑了一尊巨大的石雕，希望放置在鹿回頭的山頂。可軍事部門立即向三亞政府方面提出：這得經中央軍委批准。 好傢伙！三亞人突然感到這美麗絕倫的三亞原來並不只屬於自己，更不是自己想怎麼建設就可以怎麼建設的。三亞的一草一木，牽動的是中央和中央軍委啊！

1987年的三亞陽光格外充足。新年剛過，三亞歷史上第一個海關碼頭興建。 4月，本地籍幹部陳人忠同志回到三亞擔任三亞市（縣級）委書記。 “升格前的三亞市，我任市委書記。地級市籌備組成立時，我是三人籌備組成員之一，另一人是李國榮，他是原自治州州委書記。還有王學萍，他是原自治州州長。升格20年來，三亞發生了巨大變化。我正是三亞巨變的親身經歷者、見證人。”陳人忠老書記在接受采訪時，感慨萬千。他說，三亞以她的魅力贏得世界垂青，其原動力得益於當年的一次“鹿回頭特殊會議”精神。 陳人忠老書記說的“鹿回頭會議”，指的是1987年國慶期間，時任海南省籌備組成員的許士傑、梁湘和王越豐三位主要負責人帶領省籌備組工作人員到三亞召開的一次特別會議。這是三亞升格前，海南省領導集體為三亞未來建設“摸脈”、“定向”，其意義非同一般。

1987年9月26日，一份以中共中央、國務院名義下發的“中發〔1987〕23號”文件，通過特快機要，送達海口市所在的海南省籌備小組。這份文件共三頁紙，文件的第一條是這樣寫的：“（一）海南建省後，其他地方行政體制的設置，要從海南的實際情況出發，符合改革的要求。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作為省縣間的中間層，應予撤銷。同時在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成立民族自治縣或者民族鄉，把位於自治州管轄範圍內的三亞市，由縣級市升格為地級市。”這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正式出現三亞升格的文字。 次日，許士傑給梁湘打電話：“國慶我們幾個到三亞走一趟，海南省要成立，三亞市的升級工作是重要的先行步驟，我們必須重視。” 梁湘說得更直接：“三亞縣改市，直接關係到整個海南省未來的重大戰略。許多事情應當走在前面，請王越豐同志一起去，三亞由縣升地區級市，少不了他這位黎族自治州州長出身的老領導。”

1987年國慶節，秋高氣爽。海南的天氣依然熱度不減。許士杰和梁湘，還有王越豐同志，帶著十幾名省籌備組的主要負責同志，一起從海口到達三亞，在鹿回頭市委招待所住下。隨即召來三亞市黨政軍領導及有關部門的負責人聽取匯報。 陳人忠書記首先作了匯報，主要內容是匯報《三亞市總體規劃》，這個規劃其實已經不是局限於縣級三亞市範圍了，但當時的陳人忠只能把話“點到為止”，因為他還沒有權力去把三亞延伸到地區級市的權限範圍內。 許士杰和梁湘等人則不一樣，他們的心目中，此刻已經把三亞定位為未來海南省的三大經濟板塊之一了，其餘兩處是海口和東海岸的洋浦港經濟開發區。 “海南省馬上要正式對外公佈了。建省的歷史性任務將落在我們這些人身上。你們說說，三亞的未來將如何定位？”學者風度的許士傑，一上來就把話題交給三亞的同志。

“正如我在匯報中向省領導同志報告的，我們認為，三亞的優勢，就是自然風景美，得天獨厚，特別是熱帶自然風光，這在中國是獨一無二的，所以我們認為，發展旅遊，把三亞建設成為熱帶濱海旅遊城市是未來的三亞定位。”陳人忠見三亞的同志的目光都聚到了他這兒來，於是又將方才匯報的提綱中所言及的一個突出問題重複了一遍。 “還是請梁湘同誌發表高見吧！他在深圳特區幹過，思路開寬，眼界高嘛！”王越豐同志說。 梁湘直了直身子，說：“好，我談一下看法。建省後的海南，其重點有三：一是海口，它是省委所在地，又是海南重要的港口城市與工業所在地。二就是三亞了。再者是洋浦港。三個地方各有分工，海口已經說了，是省會城市，洋浦港是工業經濟區，將來海南的主要工業應該集中在那裡。那麼三亞如何發展呢？我原則上同意陳人忠同志代表三亞市委、市政府所給予三亞的定位，熱帶濱海旅遊城市，這三個關鍵詞是：熱帶、濱海、旅遊，基本上概括了三亞的地理與資源優勢。三亞不能有大的工業，更不能有污染。但是，三亞除了這三個特點和優勢外，我們的目光應該把三亞放在更寬泛的高度去認識它。三亞這麼好的自然風光和熱帶資源，它應當成為國際性的旅遊城市。”

“對啊，三亞應當成為國際旅遊勝地！” “我們三亞就不比人家差嘛！” 眾人情緒振奮。這一天，鹿回頭賓館內洋溢著一片熱烈的氣氛。 11月20日，國務院關於海南建省籌備組《撤銷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設立民族自治縣和三亞市升格為地區級市》的批复文件正式下達。這消息，讓三亞人徹夜難眠。 12月31日，三亞市在市委大樓前，舉行了歷史上最隆重的慶賀儀式。有5000多人參加的“熱烈慶祝三亞市升格地級市大會”在此召開，這一天，標誌著三亞歷史將揭開新的一頁。 劉名啟，三亞升格地級市後的第二任市委書記兼市長，也是三亞建市20年中唯一一位集兩個職務於一身的領導。他在接受采訪時說：他是由一名正處級幹部，在省委書記、省長陪同下來到三亞市一下子升任為廳級領導的人，有點兒像當年的三亞縣級市一下子升格為地級市一樣。適應不適應，只有自己知道，只有人民知道，只有歷史知道。

1987年12月31日，三亞市開過升格慶祝大會後，隨即就是百業待興的工作。 當時的三亞雖然也稱“市”，其實還只能算個小漁港而已。除了一條日本人在時就修的“解放路”外，整個城內再也找不到第二條500米以上的道路了。遊客同樣非常少，那時到三亞旅遊，既無飛機可乘，在海口擺渡過瓊州海峽也不是每天能抵達島上。 建市難，創業初期更難。許多幹部不難克服不能與家人團聚——據說，一到週末，就有幾十部汽車浩浩蕩盪地從三亞往北開，原因是多數從州府到三亞工作的同志的家還都在老地方。 “與家人不能團聚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當時三亞的工作條件太困難，沒有電，沒有水，沒有地方辦公，沒有地方住。這才是最要命的。”如今四五十歲的“老機關”們談起往事感受最深。 沒有電，是因為三亞歷來缺電。沒有水，也是老問題。三亞有個水庫，是日本人在的時候修的。三亞建市初期曾經出現過滿城打井的“群眾運動”。其情景壯觀而熱鬧，又非常可笑。設想一下：一個城市如果需要依靠打井來維持吃水和生活的話，該是何等的艱苦。 程浩同志是梁湘親自調來的一位具有特區工作經驗的領導幹部，作風大膽而潑辣，事業心也很強。他到任後就想改變一下三亞落後的城市面貌，換了誰當市長看到同志們滿街打井過日子的景況都會揪心的，都會痛下決心改變舊貌的。程浩請命主抓城市改造工程建設。酷暑下的7月10日，解放一、二路改造工程拉開戰幕，數百名建築工人和幾十台挖土機械組成的建設大軍，將整個三亞僅有的兩條主幹道挖得天翻地覆，面目全非……市民們驚疑地看著眼前的一切，一半是歡喜，一半是擔憂。歡喜的是總算盼來了馬路拓寬的日子，擔憂的是咋弄成東一個坑、西一段窪？啥時候能出現平平展展、光光亮亮的大馬路呀？ 百姓擔憂得不無道理。但乾部之間認識上和行動上的不統一、不協調才是要命的。城市建設如何搞，是大上快上，還是一步一個腳印，因地制宜地上，各說各的理，到底誰的正確，似乎一時分不出勝負。於是挖馬路成了程浩斷送在三亞工作前程的一次“命運悲愴曲”。 1988年11月，三亞市升格後的首屆領導班子大調整。市委書記李國榮和二把手程浩同時被免職，李國榮到了海口，程浩回到了廣東。新來的人就是劉名啟，這回他是市委書記、市長一肩挑。 劉名啟被任命之時，正值王震同志到三亞視察。三天后，老將軍走了，劉名啟走出辦公室，下鄉去了。市委辦公室負責人急忙說：劉書記，您下鄉得派個秘書，您看誰合適？劉名啟一愣：秘書？我從來沒有過秘書呀！辦公室負責人笑了，說你過去是縣委書記，現在你是市委書記兼市長，官大了，工作忙了，得有個秘書跟著。劉名啟淡然一笑，說：算了，我還是老習慣，不用配秘書。 市委書記不配秘書，成為劉名啟時代的三亞的一種作風，所以其他市領導也都沒有秘書。 “任職時，省委領導陪著我從海口出發，搖搖晃晃走了近一天時間，一路上我感覺越走越遠，怎麼三亞那麼偏呀？再看看當時的三亞，確實很落後，街不像街，城更不像城了，當時的三亞國民生產總值，還不如廣東中山、東莞的一個鄉鎮的水平。我任職後馬上下鄉，一方面我過去是當縣委書記出身的，抓農業和農村工作比較在行，另一方面當時三亞的羊欄鎮剛出了件事，是民族糾紛的事。我頭天到了崖城，這個文化古城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當即與鎮政府領導和市政府有關同志商議瞭如何保護古城的思路。但是頭天又碰到一件事，我看到當地干部在一條河上築壩。這河是灌溉河，築壩是為了發電。發電固然是需要的，可築壩後影響了灌溉可是件大事。聽崖城的同志講，這裡是三亞主要的糧食和蔬菜基地，農民們種糧種菜如果缺了灌溉，不等於斷了生路嘛！我一看覺得這築壩有問題，就對當地的那個書記說，你明天到我辦公室來一趟。他問我啥事，我說我要問問你這築壩搞小水電站經過專家論證沒有。那個書記有些不高興了，說：我們啥都準備好了，你劉書記只要來給我們剪彩就行了。我緩和地對他說，沒關係，剪彩晚幾天沒事，我們還是聽聽專家的意見再說。第二天我把懂行的幾個搞水利的技術人員請到辦公室，也把負責築壩的那個書記請來了，結果大家一議這築壩搞小水電站的事，技術人員們一片反對聲。這件事證明了我的判斷沒有錯。三亞在當時還是個以農業為主的地方，對待農業萬萬不可違反科學規律。”劉名啟對出任三亞領導初期的每一件事記憶猶新。 “另一件事就是羊欄鎮的治安。這裡的鬧事，是海南建省後第一件直捅到中央的大事，發生在我們三亞，我們自然很沒有面子，必須著手狠抓。三亞地理特殊，歷史上就是經常有敵特活動的地方，社會背景複雜，加上一些民族矛盾，社會治安是件大事，搞得好不好，直接影響三亞的發展。我調查的結果發現：主要還是經濟不發達造成的，村與村之間出現糾紛，最後把事態擴大化，造成惡劣影響，歸根到底，查其事發的原因時，發現都是因為一些經濟利益，老百姓被個別壞人挑撥，所以出現了聚眾滋事。這也是三亞歷史上的老問題。由此我更感到肩上的責任。同時，還發現一個實際問題，就是這裡的警力不足。幾萬人的一個轄區，只有5名警察，其中3人還住在城裡，加上平時有個把人生病什麼的，真正值班的經常只有一個警察，這對社會治安比較複雜的地方顯然是個問題。我調研後，即向公安局負責人提出，是否應該增加警力，包括對重點地區的派出所提升級別，擴大編制？我的意見及時得到了公安部門的認可，很快這裡的派出所擴大了編制，達到了15個警力。同時對警察加強了責任制，又通過黨員幹部深入群眾做細緻的思想工作，防患於未然。結果我在三亞任職的5年間，羊欄鎮就再沒有發生過大的治安問題。” 不知是因為時間久遠了還是劉名啟同誌有意不想提1998年9月，在他親自佈置和帶領下曾經在羊欄鎮地區開展的一場大快人心的“掃黑”活動。然而我在“三亞歷史大事記”裡仍看到了這樣一項記錄：“1998年9月25日，中共三亞市委、市政府組織公安干警和黨政幹部394人，到羊欄鎮地區開展打擊販賣和私藏槍支彈藥的行動，繳獲各種槍支508支、子彈633發、組裝火砲3門、軍用手榴彈19枚。” 這是1998年啊，一個小小的三亞羊欄小鎮，竟然一下子繳獲這麼多槍支彈藥和軍用武器，可想而知三亞除黑之前的複雜形勢與社會治安。 三亞當時各個方面的情況除了一些歷史原因外，還增添了許多新的矛盾，社會情況比較複雜，形勢並不樂觀。首先是治安，除了本地的一些歷史原因外，海南省剛成立，凡當時去過海南的人都見過那股“海南淘金風”，著實嚇人。那時彷彿誰只要到海南，就能發大財，結果數十萬人一下子擁到了海口和三亞等城市，尤其是海口。想發大財、想干大事的人哪裡知道，剛剛建省的海南，一方面確實需要大量人才，可另一方面海南是個孤島，不像深圳那樣在初期就有那麼多外商外資企業和各種資本湧入，可以消化人才，有財可發。海南當時還是個農業社會，沒有工業和商業，那些辭職和離家遠赴海南的淘金者，來到海南後不久就發現：除了花自己身上的錢外，再也難找賺錢的機會，甚至連起碼的工作都難找到，礙於面子，他們既不願從瓊州海峽上往回走，又不想丟棄海南可能的發財機會，於是只得就地“戰鬥”。一時間，大學生變成了乞丐、博士變成了算命先生，女孩子淪落成賣身賣情的煙花女，充斥海南各個角落。三亞是海南第二大市，又是著名的風景旅遊區，這樣的風潮自然而然波及並猖獗氾濫，藏污納垢的地方也不少。於是社會治安也成了一個大問題。這事情一多，加上有幾個記者特地跑到三亞經過明察暗訪後那麼一報導，好傢伙，三亞似乎一下子就成了嫖娼賣身的大營地。如此名聲，傳到中南海，領導們一層層指示下來，海南和三亞的領導壓力之大可想而知。於是劉名啟同班子成員不得不騰出精力整治社會治安，將那些有礙三亞形象的藏污納垢的地方進行清理、掃除。 其實，三亞改觀的不僅僅是社會秩序，更重要的是三亞市委、市政府上上下下的干部思想和心態發生了變化。他們認准了一個目標，那就是：團結一心，同心同德，努力把新三亞建設好！ 1989年的中國，經歷了極其艱難而痛苦的歷史性的風波。新生的三亞市在這場歷史性的大風波中艱難地挺了過來。在劉名啟、陳人忠、徐彩鳳、葉斌、王明剛、劉明哲、曾廣河、符桂花、劉承寶等中共三亞市委常委同志的帶領下，堅持與黨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堅定不移地圍繞經濟工作和改革開放為中心，使百業待興的三亞沿著正確的道路，乘風破浪地前進。 當年的8月和9月，三亞相繼召開了具有歷史意義的第一次黨代會和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市委、市政府向全市黨員和人民宣布了近期與遠期的三亞發展藍圖。全市上下的干勁被鼓得足足的。 上蒼彷彿有意要考驗新三亞。黨代會和人代會剛剛閉幕，一場持續登陸24小時的颱風和暴風雨襲擊了三亞，給人民生活和農業生產帶來了嚴重損害。羊欄等地的災情異常嚴重。劉名啟、陳人忠、徐彩鳳等市委領導帶領幹部衝鋒在前，與廣大群眾一起奮戰在搶險救災第一線。事後，田紀云等中央領導同志看了劉名啟等市領導帶頭在水中參與搶險救災戰鬥的影像資料片後，深為感動，說三亞的干部和群眾是經得起考驗的，新三亞建設大有希望。 是的，三亞的希望在於有一群敢於面對困難、勇於開拓進取和下決心干好工作的干部以及對未來充滿信心和期待的廣大人民群眾。他們堅信自己的力量，堅信只有把三亞建設得更加美麗，才能對得起中央領導和全國人民對三亞的期待。 作為那個時期三亞領航人的劉名啟，他比誰都深切地感受到心中的壓力和責任。 “江澤民同志1990年5月和1993年4月兩次到三亞視察，我都是主要陪同者，而且每次江澤民同志都單獨接見我和三亞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領導，他對三亞每次都有重要和具體的指示，這些指示歸結起來，就是要求我們好好保護這塊地方，要把三亞建設成為全國人民和全世界遊客喜愛的熱帶濱海旅遊城市。江澤民同志自己對三亞的那份特殊感情，也深深地感染著我們，我感到壓力是自然的事，因為黨和人民把如此重要的擔子交給了我和三亞的同志。我們只有把它建設好的理由，而無別的其他選擇。”二十年後的劉名啟，對當年江澤民等中央領導的囑託，記憶猶新。 建設好三亞，是幾代中國領袖的情結，三亞人沒有理由在這種崇高的責任面前不思進取、不思作為、不思創新與輝煌！ 條件落後，基礎差，是三亞建市初期的基本市情。但這並不意味著不能有所作為。 衣食住行是基礎之基礎，現代化的三亞必須從一點一滴做起。那些日子裡，外界也許並沒有感覺到三亞有多少實質性的變化，但三亞人的感受卻是實實在在的—— 先是有水喝了。劉名啟有一段時間被派到中央黨校學習。 “這可是個好機會！我利用學習期間，幾次跑到水利部，去找那些領導，請求他們支持我們搞水庫。三亞過去有些水庫，但壩基太低，設施差，老化了，所以蓄水能力差。三亞建市後，城市用水和農村灌溉發生矛盾。我們又窮，沒錢修整舊水庫，更沒能力興修新水庫，只能求助於國家。水利部的領導非常關心我們三亞的具體情況，省裡也很關心，所以很短時間內，我們就籌集了上億資金，不僅在東邊搞了個赤田水庫，又在西端建了梅山水庫，既滿足了城市供水，又解決了農業灌溉。”劉名啟和陳人忠都記得這兩個水庫對當時穩定三亞人心和農業生產所起的作用。 “在城建方面，劉名啟同志還沒來之前，我們搞了個'420'工程，就是對420米的三亞市內的主幹道進行改造，後來又按照新規劃搞了個'1350'工程，即改建擴建從潮見橋至大東海的路面。同時又將作為東線高速公路獨段的路面加寬至40米。1990年，又進行了西河西路建設工程。這些道路和城市工程，對當時三亞改變城市形象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使三亞百姓對樹立建設現代化國際旅遊城市的信心不斷增強。” “這建設，說起來似乎很容易，可建市初期，我們手裡沒錢呀！不像現在一年的財政十億八億的，那時全市的財政才幾千萬，夠什麼用？連修一條路的錢都不夠！怎麼辦？我們也有辦法，是窮辦法！”二十年後的劉名啟很為自己當年的“招數”驕傲：“我和其他幾位領導同志商量後，作出一個決定：將市政府原先管轄的幾個招待所和酒店賣出去！按照市場運作辦法將它們賣掉了！結果我們收回了幾千萬元錢。現在大東海你們看到的'南中國大酒店'，原來就是我們旅遊公司下屬的一家小酒店，賣給香港人後，人家投資進行了翻建，變成了三亞第一家五星級酒店。中央領導後來就開始住'南中國'了，不住鹿回頭招待所了。這樣的買賣，雖然也是逼出來的，可在當時也算是思想解放的大舉措了。用現在的話說，是盤活了國有資產。” 劉名啟認為，自己在擔任三亞市委書記這幾年中，值得寫進三亞歷史的，當算他和市委、市政府一班人堅持走了要把三亞建設成“東方夏威夷”，而不是河北的北戴河的路子。 “這個意義太重要了，現在看來更是意義非凡。建市初期，正值全國性的'海南投資熱'。我們三亞是國家唯一的熱帶濱海城市。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講話後，全國掀起了海南投資熱，到我們三亞來投資的單位尤其是那些國家單位和各省市的單位，簡直多得應接不暇！我這個市委書記天天會碰到有人說要給我們三亞送錢來，說要高價買我們的地、買我們的海灘。你說這不是大好事嗎？是好事！過去我們沒有錢，現在有人大把大把地恨不得將銀行都要搬到我們三亞來換我們的地呀！可我們一塊地都沒賣給這些單位，原因是他們都想在這裡建招待所和療養院！我們當時頂了不小壓力啊！我們沒有把亞龍灣和其他幾塊好地方賣出去，不賣出去是因為我們記著江澤民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一再叮囑我們的，要把那裡建成中國的夏威夷！現在看來，如果當時我們把亞龍灣賣出去了，海灘都變成了國家機關的招待所和療養院了，那是對三亞和國家的自然資源和財富的巨大破壞，是一種犯罪！” 今天的亞龍灣真是太美了，它已經成為三亞最美的地方，並且躋身國際著名旅遊風景勝地的行列。三亞人和所有來到三亞去感受亞龍灣之美的人們，都應當感謝劉名啟及其之後的幾屆領導堅持不懈、堅定不移地將領袖們的諄諄教導銘記心頭，並付諸行動，是他們守住了這塊天賜寶地，使它有了今天光芒四射的魅力！ 現在該說到鍾文當書記的時代了。用時代來敘述三亞發展某個階段的風風雨雨並不為過。雖然這個年輕的美麗城市才只有20多歲，但就其走過的艱難歷程來說，它夠得上中國當代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們以“解剖麻雀”的方式，來認真地考察它，因為三亞可以說代表著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城市的快速發展模式。 1992年，劉名啟還沒有離開三亞的時候，中國從南到北就開始了一場自改革開放以後的又一次大的進步浪潮。這股浪潮的掀起者就是鄧小平同志。 “南巡講話”便是這一浪潮掀起的動力和起因。 1989年“六四風波”之後，中國像一艘行駛在大海中的巨輪一樣，前面的航程如何走，如何迅速把握方向，那個時候離開了鄧小平這位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似乎仍然不行，而且當時的種種跡象表明，巨輪前進中遇到的最大問題是極“左”思潮的慣性和對“資”與“社”的認識仍然不統一。 因為經受了“汽車事件”以及隨後的“梁湘事件”的影響，海南的大特區建設前景和形勢，在當時很不明朗。甚至在某種意義上講，海南的發展形勢比起內地的其他省區來更是處在搖擺不定的狀態之中……一直躍躍欲試、想昂首前進的三亞市，自然也不免受到波及。 鄧小平看出了全國的形勢，當然包括海南和三亞的情況，於是他向自己的人民和黨大聲疾呼：改革開放的膽子要大一些，要敢於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一條新路，就乾不出新事業！ 三亞升格地級市後，以“南巡講話”為指導，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 用三亞人自己的話說：劉名啟把三亞穩定了，而鍾文則把三亞做大了。 鍾文於1993年4月25日接任三亞市市委書記，這位務實的干部來到三亞後立即投入三亞的城市建設大潮中。 在5月20日召開的三亞建市後的第二次黨代會上，鍾文書記作了題為《抓住中心，牢固根本，兼硬兩手，把握關鍵，為完成新的歷史使命而奮鬥》的報告。鍾文所說的“中心”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即要繼續堅持改革開放，大力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經濟實力的成倍增長。 “根本”是指三亞是個駐軍多、多民族聚居的地方，要搞好團結這個根本，才能發展好地方經濟。 “兩手”指的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 劉名啟在任的五年，實現了三亞經濟指標較升格地級市時翻一番。鍾文在黨代會所作的報告中確定了自己這一屆的經濟目標是：到1997年，三亞國內生產總值要達到22.75億元，年平均增長23.3％；國民收入20.5億元，平均增長26.8％；工農業總產值20.2億元，年平均增長20.8％；財政收入1.73億元，年平均增長11.2％。除了財政，各項指標的增長率都在20％以上，這顯然是一個高速發展的指標。 高速發展的指標，就該有相應的高速發展的措施。 鍾文擔任三亞市市委書記時面臨的問題是：如何跟上全國迅速發展的現代化建設大潮？海南大發展，三亞理當緊緊跟上。就改革開放的形勢而言，三亞和海南都是後起的發展地區，當深圳特區風起雲湧、成為世界矚目的發展模式時，三亞和海南尚處於現代化發展的胚胎階段。十年二十年的晚起步，在今天全球化的形勢下，不能不說是一個嚴肅而嚴重的問題。時間就是生命，晚起步了一二十年的三亞，必須迎頭趕上。從現在的歷史眼光來重新審視當年鍾文他們一屆領導人為什麼千方百計想在三亞尋找能夠迅速提升三亞經濟效益的工業增長點，就會明白他們的苦衷了！ 旅遊的增長和一個城市旅遊的支柱產業，這是毫無疑問的。可要讓旅遊經濟產值承擔起一個城市發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的主要經濟來源，對一個剛剛起步的三亞來說，難度可想而知。 三亞要起飛，就必須有一個起飛的地方。機場便是三亞人首先要完成的一件大事。沒有機場的三亞將是一個死島，一個不能面世的埋在地下的玉石。 三亞人選擇了鳳凰機場。 “鳳凰”的名字很好聽，但鳳凰涅槃時是痛苦的。機場建設需要一塊巨大的土地。要土地、要建設，就得讓一部分生活在這裡的百姓搬遷和犧牲自己的一些利益。 “那些日子裡，鍾文書記和王市長他們磨破了嘴皮子，帶領下面的工作人員去老百姓家一戶一戶做工作，沒日沒夜的……”一位當年參與機場建設土地搬遷工作組的同志這樣對我說。 建機場是鍾文從劉名啟手上接過來的一副重擔。然而，1993年6月，中央宏觀調控的文件將許多地方的超常建設風潮狠狠地吹了12級颶風——大特區建設中的海南首當其衝。 “三亞是個小地方，1992、1993年初形成的房地產熱，這時一下出現嚴重泡沫，整個經濟形勢急轉直下，內地資金猛地抽走5個多億。資金出現倒流的現象，即原來三亞的資金都是從內地流到我們這兒的，現在突然從我們這兒回流到內地。三亞這麼小的地方，幾個億資金一抽走，等於整個身體被抽乾了血，還能幹啥？”有乾部這樣告訴我當時三亞所處的危情。 幾乎一夜之間，三亞所有的建設大項目都被停頓下來。可是機場建設不能停，而且必須盡快完成。 1994年鍾文主持完成新一屆黨代會組織工作後，緊接著接待了來檢查亞龍灣建設項目的美國北美洲國際海南投資集團的董事長澳門的馬萬祺先生，還有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秘書長薩維尼亞克，及新加坡的李光耀先生，同時還接受了法蘭西委員會授予大東海灣旅遊中心的“國際旅遊金盃獎”榮譽。所有這一切，都是國際組織和人士對三亞旅遊的期待……內部遭遇資金緊縮和政策性調整、外部面臨催促壓力，這就是三亞當時所處的境況。 鍾文和市長王永春等市委、市政府領導每天都處在高強度的重壓之下。退路沒有，前進又困難重重，不進則退，退則無生存空間。 硬著頭皮、頂破頭皮向前，是當時唯一的選擇。 “苦戰九個月，拿下鳳凰機場！”鍾文向全市黨政機關幹部和全市人民發出戰鬥動員令。 “機場建設大戰，是檢驗三亞人民和上上下下戰鬥力的一次歷史性事件，因為當時圍繞機場建設，需要牽動全市性的多項建設。除了機場本身外，還有通向機場的大道，幾十里的大道，就有橋樑和其他支路的建設，因此當時我們分了九個塊塊，有道路的、有水電的、有機場航運所用的等等。同時又設計和進行了24條沿線道路、7座橋樑，及三亞二環路建設……那九個月啊，我們全市上下，擰成一股勁，整個三亞像個大工地，到處紅旗招展，歌聲嘹亮、不分白天黑夜地戰鬥著。很壯觀、很帶勁，當然也特別地累。大家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我們在鍾文書記為首的市委領導下成功地完成了機場建設和其他輔助建設，當1995年7月1日三亞鳳凰機場正式通航的那一天，我們再乘車走一走機場和機場到三亞的路段時，我們猛然發現三亞變大了！”當年參加鳳凰機場建設的同志如此激動地回憶道。 “三亞鳳凰國際機場建成通航，對進一步改善海南和三亞的經濟投資環境，密切海南、三亞與國內外經濟、文化交流與合作，促進海南開發，尤其是加快三亞國際濱海旅遊城市的建設步伐都將起到巨大的帶動作用。”省委書記阮崇武面對海內外來賓這樣高度評價三亞鳳凰機場。 三亞因為有了鳳凰機場，從此就像阿里巴巴叫開了芝麻開門的致富金寶窟。 2006年，三亞機場接待旅客300多萬人次，今年將超過450萬人次。現在機場正在擴建。 2010年，三亞機場預計接待旅客800萬人次，2015年將達1500萬人次！一個50萬人的小城，一年僅機場就要接待旅客1500萬人次，這是何等的熱鬧和沸騰的世界啊！ 其實，現在我們來到鳳凰機場，已經能深深地感受到這裡忙碌異常的氣氛和景象了。這裡，每天迎來送往著國內外遊客，無論是夏季還是冬季。三亞鳳凰機場這只美麗的“鳳凰”現在越飛越遠、越飛越帶勁，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從日本到韓國、到歐洲、到美洲，凡是世界有遊客到三亞來的地方，他們都將飛行抵達，成為一隻真正的中國“鳳凰”—— 三亞因為有了這只“鳳凰”，開始變得更加浪漫、更加美麗…… 我們再回到1994年前後的三亞。 1994年的三亞鳳凰機場雖然通航了，可三亞經濟並不像一架架“北航”客機一樣騰空而起，正好相反，三亞經濟所面臨的困境和問題此刻已逐漸顯露出來，而且隨著國家宏觀調控的進一步加強，以房地產為標誌的三亞經濟全面陷入困境。 “1993年下半年開始，在三亞投資的房地產公司開始大批撤資，直到1994年底仍然在不停地撤，等到1995年時，整個三亞與海口的情況一樣，滿目都是爛尾樓，我當時在房地產交易所當主任，所裡的其他人都走了，就留下我一個人。原先一畝地拍賣價可以達到380多萬元，到那個時候只剩了50萬30萬還沒人要！”三亞市房地產業協會秘書長蔡興業先生說。蔡先生是1992年從東北的一所高校辭職到三亞來淘金的。這位怀揣碩士文憑的高校教師本想在三亞大干一番事業，哪知在他把家搬到這裡的第二年，他所期待的理想行業——三亞房地產業就陷入了困境，“三亞經濟在當時讓人看不到希望。人們寄希望於旅遊產業的帶動，所以那時大家把亞龍灣開發看得特別重，企盼它能給三亞帶來新的生命和希望”。 三亞海岸之美麗，在中國是獨一無二的。而在三亞諸多的海灣中，最早開發的是近市區的大東海灣。三亞建市後，人們的目光開始轉向一個更美的海灣，即現在所有到三亞的遊客都必須去看一看、最好住上幾天的亞龍灣。 亞龍灣之美，據說可以同世界上所有最著名的熱帶濱海景區媲美，比如印尼的巴厘島、泰國的普吉島等，被譽為“天下第一灣”。 亞龍灣的開發建設遇上了好時光。 1992年，正是鄧小平南巡講話後不久，國務院在年底批准了亞龍灣作為國家級的旅遊度假區，這就給了亞龍灣一個“皇家貴族”的出生證。 從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十幾年中，關於亞龍灣的開發設想，一直受到中央最高層的關注。 1992年，時任中共中央常委的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專程來到亞龍灣考察，1993年3月底，國家旅遊局等12個單位評審通過《亞龍灣國家旅遊度假區總體規劃》剛結束，4月，江澤民總書記又來到亞龍灣，面對如此美麗的海灣，感慨萬千，他深情地對三亞和海南的領導說：一定要保護好它、開發好它！ 也就在江澤民考察亞龍灣當天，亞龍灣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除中國的中糧集團公司外，還有美國、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亞、香港和澳門及台灣的大財團做股東。 歷史性的責任落在了鍾文書記、王永春市長這一屆領導的身上。 1994年的三亞，是極其忙碌的一個年份。僅6、7月份，市領導出席的大活動就接二連三。梅山電廠的簽約儀式剛剛結束，機場上“北航”首架飛機首航儀式還在期待著書記、市長的光臨。鍾文書記在市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會議上，剛剛發表完“大三亞”建設的新構想和建設三亞“四大區塊”的組團式新思路，南山那邊的崖13-1天然氣建設工程的海底管道幹線工程鋪設全線完畢的捷報又傳來。 “去吧！20多個國家300多名技術人員苦戰了21天，該向他們祝賀和慰問了！”鍾文書記和王市長一邊擦汗一邊直奔目的地。慶功儀式上的彩球還在空中飄揚時，亞龍灣大道竣工通車和濱海大道開工的儀式又在等著領導們到來……這就是大建設時期的三亞和三亞的領導幹部們。 省委書記阮崇武於6月22日、7月1日兩次來三亞視察工作，9月10日，阮崇武書記又來三亞，這回省委書記來此傳達的精神更重要、更緊迫：1996年1月1日，“中國度假休閒重點在海南”的大型活動要在三亞召開，阮書記盯著鍾文、王永春等三亞幹部說：此次度假休閒會議是中國首次召開，意義非凡，是打開我們海南和三亞國際國內休閒度假旅遊的總號召令，我們不僅要把這次會議開好，而且要藉這麼一次機會向國外旅遊界人士充分展示我們海南和三亞的形象！務必要搞成功！給來賓留個好印象！ 一個以開發亞龍灣、改進三亞城市基礎設施、迎接中國首屆度假休閒會議為主題的戰鬥拉開序幕…… 從阮崇武書記來三亞傳達首屆中國度假休閒會議的議題到正式召開這次會議之間的時間，總共不到16個月，而標誌中國度假休閒勝地的亞龍灣必須有個讓人看了舒服的模樣。或者說，亞龍灣這位“絕代佳人”的亮相，必須做好，做漂亮，否則將對三亞旅遊更上一層樓、對海南和中國旅遊業所提出的“度假休閒”概念將是毀滅性的打擊和影響。 三亞此時的責任重大。 首先是通往亞龍灣的道路必須建設好，這已經不成問題。 其次是整個亞龍灣18平方公里開發區內的搬遷與土地整合，同時必須有標誌意義的大酒店的誕生。有意向的國際、國內投資公司很多，但能夠在短時間內第一個在海灘上建起最現代的豪華酒店，最為重要。 第三是亞龍灣的標誌性建築——亞龍灣必須有個門面，作為展示“絕代佳人”的地方，在來訪者初至此地時，應該給予我們的美女一個“屏風”是非常必要的。 亞龍灣中心廣場便是三亞人設計的給所有來訪者在此與“絕代佳人”約會的一個“屏風”式的棲息地。當年主政者是如何暢想這個“屏風”的圖案構思我不得而知，但現在我們來到亞龍灣首先看到的正是這個美麗壯觀的“屏風”——中心廣場。 中心廣場位於亞龍灣國家旅遊度假中心，佔地面積逾7000平方米，遠遠就能見到那根高27米的圖騰柱。走上台階，靠近廣場中心，再環視這兒的一景一物，充滿了東方遠古的神秘文化。那圍聚在圖騰柱四周的是中國農曆24節氣的雕塑，氣勢宏大，用材質樸，形象獨特，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原始自然崇拜和對吉祥太平、豐收富足的美好追求。廣場外圍所設計的五組造型優美的白色帳篷以及大型彩色噴泉，更襯托出濱海廣場的那種獨特風情和美感。 今天的亞龍灣已經是個非常成熟和被建設得美麗絕倫的世界級度假休閒地了。可三亞人最清楚，十年前為了讓這位“美女”盛裝出嫁，他們是何等的費心費力！ 中心廣場僅用七個月建成。 “那七個月裡，我們車不熄火，機不停轉，晝夜奮戰，終於高標準、高質量地建成了以東方遠古神秘文化為主題的這個佔地面積7000平方米，集觀光、集會、娛樂、餐飲、服務等多功能於一體的大型綜合性旅遊廣場。我們的工程後來還獲得了1998年度中國建築工程最高質量獎——魯班獎呢！”建設者自豪地對我說。 而此時的亞龍灣，還有另一個異常受人關注的大項目——由世界著名的美國維伯特·斯公司按美國職業高爾夫協會頒布的標准設計、建造和監理，風格呈現濃郁的歐美古老“Links”球場韻味的亞龍灣高爾夫球場，也趕在1995年基本完工。 高爾夫球場的建成，一下使亞龍灣這位“美女”彷彿滿身綾羅綢緞，珠光寶氣…… 現在，亞龍灣就缺可以留住賓客的大酒店、大賓館了！ 很顯然，亞龍灣這樣的美景，沒有五星級或超五星級的豪華大酒店、大賓館是不相配的。 誰來建？誰來第一個建？美麗的亞龍灣更在期待自己出嫁前最重要的一樣東西——嫁妝。 “我來！”在眾多世界名流巨商的觀望中，中糧公司率先投資來做亞龍灣的第一台“嫁妝”。後來這個“嫁妝”取名叫三亞凱萊國際大酒店。 “過去，我們擁有我們的顏色：夢想藍、喜悅橙、青春綠。現在與亞龍灣結緣，我們將擁有藍天、白雲、沙灘和碧綠的海水及清新的空氣，於是我們擁有了地球上的所有……”亞龍灣第一家五星級度假酒店就這樣在三亞人和中糧人的共同努力下，開始在“天下第一灣”壘起第一塊基石。它的建成速度和竣工後人們所看到的那種皇家風範讓當地人第一次感受到什麼叫“國際水平”。 亞龍灣到了正式向世人亮相的時候了。 1996年1月1日，中國首屆度假休閒會議在亞龍灣中心廣場開幕。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部長的錢其琛、國務院外辦主任劉華秋和國家旅遊局、海南省領導及中外賓客、新聞記者、三亞市民等5000餘人出席了這次掀開中國和海南度假休閒遊序幕的大會。而此次大會，同時也標誌了三亞作為國際熱帶濱海旅遊城市，全面進入以旅遊產業為主導的社會與經濟發展的全新歷史時期。 當時有媒體預測：未來10年內中國將成為世界旅遊的熱點。因其地域和資源的特殊性，海南在中國旅遊業引領著度假遊的潮流，而三亞將是海南旅遊的重中之重。 1996年3月29日和30日這兩個日子，對三亞來說，是需要記住的。 這兩天，胡錦濤同志來到了三亞，這是他第一次到三亞，也是到目前為止唯一的一次。這位心懷人民疾苦的新一代中共領導人來到三亞，便提出一定要去比較偏遠的貧困山區百姓家看一看。 30日，胡錦濤同志來到天涯鎮文門村，走進一片低矮的茅草房，逐戶看望了這裡的黎族群眾，並與鄉親們親切交談。後來，胡錦濤同志來到了當時的羊欄鎮桶井村委會的鳳凰村，當他看到這裡一幢幢的新別墅時，便問該村黨支部書記董文明：“你們村的農戶是不是都住上了這樣的樓房？還有多少貧困戶？”村書記說：“還有個別沒住上樓房。”“那你們打算怎麼辦？”胡錦濤關切地問。 “我們通過黨員聯繫戶，幫助和帶動那些沒有致富的農民脫貧，爭取讓他們早日住上新樓房。”胡錦濤同志聽了很高興，同時對三亞的領導幹部們說，任何時候都不要忘記關心貧困群眾，一定要努力幫助他們脫貧致富。 三亞自升格地級市以來的歷屆領導，也正是這樣做的，並且不斷取得工作的成效。許多去過三亞的人其實並不清楚，在這個美麗的熱帶濱海城市的50萬人口中，有七成是農民，這30多萬農民中山區少數民族農民又佔了多數，而且還有相當一部分農民生活在貧困線下。 1998年2月，三亞迎來了一位年輕的書記，他便是王富玉。王富玉的到來，給三亞帶來了一陣清風、一片激情、一個新的時代…… 王富玉之前的三亞市委書記是洪壽祥，這位人稱“文人書記”的洪壽祥在三亞待的時間並不長，只有9個來月，但他留下的政績不少。三亞人記憶中印象最深的“大手筆”，是洪壽祥書記開始了有“椰風走廊”之稱的三亞灣開發。 洪壽祥同志的功績中還有一個重要的內容，那便是在他任職時積極推進南山佛教文化區的建設與完善。他個人在研究佛教文化方面頗有造詣。洪壽祥離開三亞後出任了海南省委宣傳部長。 鍾文書記和王永春市長是1997年5月同時調離三亞的。 1997年和1998年，三亞市的領導層調換頻繁，可以說有些超乎尋常。三亞作為旅遊城市，直接受到了亞洲金融危機的衝擊。加之當時海南房地產出現泡沫，面臨“崩盤”的嚴峻形勢，三亞的經濟陷入了最低谷…… 王富玉就是在這個時候被任命為中共三亞市委書記的。副書記和市長是陳孫文。那一年，王富玉44歲，是省委常委中最年輕的一位。之前，王富玉在瓊山市任市委書記，他還當過海口市副市長，來海南之前他是石家莊市的副市長。現在他是貴州省省委副書記。這位有著十年副省級職務經歷的高級幹部，對海南和三亞充滿了感情。黨的十七大召開期間，我去採訪他，請他談談在三亞的經歷，他對我說：“我到三亞後一看，面臨的問題要比我想像的嚴重：一是土地資源處於枯竭；二是遍地都是爛尾樓；三是財政沒錢，機關和事業單位的干部職工發不出工資，處在初一收入稅、初二發工資的狀態；四是旅遊市場嚴重不足，酒店就吃春節那幾天的生意，一過初八，酒店、賓館就沒有人了。全市上下，有相當多的人不安心工作，對三亞缺乏信心。我對上面的問題有自己的看法，認為主要是乾部隊伍不團結，城市建設定位不正確，沒有好的環境，硬的軟的環境都不行。怎麼辦？團結問題在黨代會上得到了基本解決，日後又處理了幾個愛鬧事的人，又提拔了一批事業心強的同志。其次是抓城市建設定位。我提出：'環境是生產力，環境是生命線，是三亞發展的後勁。環境是三亞的生命、三亞的飯碗、三亞城市建設第一位的工作。誰破壞了環境，就端掉誰的飯碗。'在當時提出'環境第一'，把環境提到如此高的位置是很不容易的。而後來我們都是圍繞這個中心和科學發展的思想進行三亞城市建設的。” 王富玉可能是所有三亞市委書記中最有影響力的人物，而且又是最有爭議的人，因為他的一聲“炸樓”，使他名揚全國，同時又引來許多爭議。有關“炸樓”的是與否，歷史已經作出結論。這個結論是：王富玉的“炸樓”把三亞“炸”美了……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對一件頗有爭議的事果斷處理的。如今在全國各地隨處可見的違章建築、違反規定的“開發區”、違反環境治理條例的項目，中央早已三令五申，可動真格的有幾個？為什麼？原因很簡單，又很複雜：這些違規和違法的背後，都有各種各樣的利益，都有各種各樣的權與利的交易，即使有心想“公事公辦”的好乾部、好領導，也未必能擺平這樣的事。但王富玉做到了，三亞做到了，而且在十年前他們就做到了，可以說三亞是全國率先做到並獲得全勝的城市。 這一段歷史是嚴酷和沈重的，同時也是十分艱難的。 在三亞，有位幹部給我講了王富玉剛到三亞時做的一件事：“1998年2月23日，省委宣布了王富玉的任命，兩天后，王富玉就到了最偏僻也是最窮的農村——東方紅村。哪知王富玉在山上等了一天，東方紅村的支部書記就是不願見他。理由是：我們幾十年不是一直在唱'共產黨像太陽，照到哪裡哪裡亮'嗎？可我們東方紅村咋就沒有亮過？村支書說的是他們村從解放到現在，一直沒有電，沒有電老百姓就只能一直黑燈瞎火地生活。沒有電，就不能辦學校，就不能看電視、聽廣播、搞農業生產……等了一天，最後這個村支書終於'接見'了一下王富玉這位市委書記、省級領導，可也沒有好話說給他聽：日本人來了沒有電，國民黨來了沒有電，共產黨來了幾十年也沒有電，我和村里的百姓就是這個態度：你們要能解決我們的電，讓我們村亮起來，我就喊'共產黨好'，否則，你就是來再大的官，我下次再也不會出來理你們了！這位村支書的話，給王富玉的震動非常大。後來在全市干部會議上提出了一個目標：不摘貧困帽，就摘烏紗帽。他提出用四年時間，當時市四套班子乾部全都有任務，每個領導幹部承包兩個最差的村子。我們的公安局長背著槍，捲著褲腿，汗流浹背地幫百姓蓋房子、鋪泥路……那陣子，許多老百姓看到干部們這樣幫助他們，都十分感動。王富玉書記親自監督，他還讓法院院長帶頭去這個村蹲點——三亞當時很窮，弄點錢來幫助農民很不容易。法院院長本事不是大一點嘛！所以王富玉書記就讓法院院長去東方紅村蹲點。在王富玉書記的關心和法院同志的辛勤幫助下，東方紅村後來建了一個小水電站，有了電後，家家戶戶就亮了起來。通電那天，全村百姓喊了一天'共產黨萬歲'，唱了一天'共產黨好'，那個場面太感人了！” 但王富玉到三亞後面臨的更大問題還不是像東方紅村這樣的窮的問題，而是三亞當時嚴重的經濟落後以及市場與環境的極端混亂。癥結在於滿目瘡痍般的爛尾樓——上世紀90年代時的海南（當然主要集中在海口和三亞兩市），到處是殘垣斷壁般的“爛尾樓”。對一個旅遊城市，尤其是對一個靠美轉換成物質財富的城市來說，“爛尾樓”太損害城市的形象了！ “爛尾樓不清除，三亞就沒有出路，就永遠不會有人進來再投資，遊客也不想再來了。我們被逼到了非動真格不可的地步。但真要動真格時，一樁樁難題、怪事，簡直多得出乎你的想像……”王富玉說有的樓蓋了半拉子，大門一關，你敲不開它；有的樓蓋一半扔在那裡，你好不容易在工商註冊那兒找到了主人，人家根本不承認是他的，可你真要動他一塊磚時，他們會一下子冒出幾十號人，非砸斷你的腿不可！啥樣的事都有。只有一件事情沒變：你不動真格，“爛尾樓”仍然安安穩穩地豎在那裡，讓三亞醜態百出。 “後來我們按照中央的精神，開始強硬處置爛尾樓。先發通知，限時令業主來與政府有關部門商議處置辦法。這樣解決了一部分爛尾樓，但仍然有相當多連人都找不到。當時遇到的問題是：就是那些找到業主的爛尾樓，你還得有一個最終的處置結果吧？政府總不能去把所有爛尾樓全部重新建好吧！哪有那麼多資金嘛！於是想出了個辦法：拍賣。但拍賣的做法一出台，就引起了社會方方面面的反對和爭議……”王富玉說。 王富玉的傳奇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 他的下一個大動作是要炸樓——把那些拍賣不動、無法處理，業主不服從處理又想硬頂，或者嚴重影響三亞城市規劃和美觀的爛尾樓，統統地炸掉！ “炸！”一個“炸”字，驚天動地！一個“炸”字，讓王富玉成為了全國著名人物。這其間，他差點也被別人“炸”得粉身碎骨…… “我們炸了大東海那個地方的兩棟樓，其中一棟樓的業主是我的熟人，他們不理解我們的行動和做法，怎麼做工作都做不通，最後只能跟他們翻臉了。另一棟的主人很硬，一直不理會我們的好言相勸，動真格的時候，人家就明的暗的都來了。我不怕……”王富玉回憶起當年，仍舊一腔熱血，“有些事，老實說到現在還不太好說。因為到三亞建房，有正常經營的房地產商，有中央和全國各地政府機關來蓋療養院和各種培訓基地的，還有各種背景下的別墅等等，你誰都得罪不起。我們的壓力由此而來。當時我才真正了解了啥叫別無選擇。我告訴這些老領導、老朋友，三亞要發展，要發展就得大家一起來付出代價。這就叫別無選擇。我告訴他們三亞不是我王富玉的，也不只是三亞人民自己的，三亞是全中國人民甚至是全世界人共有的一塊美麗之地，誰破壞了這塊美麗之地，誰就是罪人。” 十年過去了，現在的三亞已是如詩如畫，我們再也看不到那種滿城傷疤的“爛尾樓時代”了，也無法感受到當年王富玉他們經歷的那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氛。 有一位經濟學家說過：一個城市的活力，是從健康的科學的蓬勃發展的房地產開始的。三亞的真正騰飛，也可以說是從“炸樓”之後的新一輪房地產開發熱起始的。 1998年12月18日至20日，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朱鎔基來三亞視察，先後考察了崖城鎮坡田蔬菜基地、天涯鎮文門村的庭院經濟等，也參觀了三亞著名的風景區，包括亞龍灣。這位素有“鐵面總理”之稱的總理，除了在視察農民家和普通百姓在一起的時候臉上堆滿了笑容外，與乾部們在一起的時候，那面容一直是威嚴的。朱總理這次視察期間，給三亞幹部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毫不留情地批評三亞的城市建設“城不像城、村不像村”！ “我看你的名字應該改成'王美玉'——三亞不建設美，你這個書記也富不起來！”這是朱鎔基對王富玉書記說的話。 像朱鎔基這樣嚴厲的批評是來三亞的那麼多中央領導中少有的。而這話也著實讓三亞的干部們的頭腦清醒了不少。 “那時三亞的城市建設確實不太像樣，毫無章法。王富玉來後，從鍾文、洪壽祥等前任手中接過'大三亞'後，開始朝著'美三亞'的目標邁進，發展和推進了新一輪的三亞城市建設工作……”一位“老三亞”說。 “我在任期間很榮幸請到了全國政協主席、城市建設的行家李瑞環同志為我們三亞城市建設支招。如果說三亞後來的發展和建設能夠做得比較好，李瑞環同志的功勞首屈一指。”王富玉跟我說過這樣的話。 2000年2月，李瑞環同志到三亞視察。這位平民出身、對三亞充滿感情同時熟悉城市建設的領導人，在王富玉等人的盛邀下，結合自己三次來三亞的觀察和感受，於2000年2月10日，與三亞幹部們進行了一次面對面的關於城市建設的對話，以一位行家的身份為三亞把脈、支招。一位國家領導人對一個地級城市專門發表講話，這在中共歷史上是第一次，也可能是唯一的一次。 2000年底，李瑞環同志又來到了三亞。這一次他到了三亞不少地方，而且看得很仔細，最後他滿意地笑了。在接下來召開的會議上，他對三亞的領導說：“從2月上旬到現在不過十個月，三亞城市建設動作很大，變化很大，勢頭很好。可以肯定地說，三亞市委、市政府，三亞的廣大群眾，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同時，也可以肯定地說，海南省委、省政府，青林、嘯風等省領導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三亞城市建設抓得富有成效，眉目已經顯現，許多地方未來的景像已見端倪。三亞的建設對全國都有影響。新聞單位的報導都是好的，外地人來後的反映也都是好的。令人高興的是，市裡幾套班子和廣大干部群眾，對城市建設思想認識一致，態度比較堅決。希望你們把這種勢頭保持下去，提高質量，講究科學，力爭創造國內甚至國際一流水平！” 會場內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三亞市委在王富玉的主持下，藉著李瑞環“支招”的東風，針對全市範圍內建設方面存在的問題，進行了一次全面的整治和新的科學規劃，使三亞重點風景區和城市的整體面貌躍上了一個新台階。 我們應當記住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 我們應當記住那段流血流汗又流淚的不平凡歲月。 現任三亞市委宣傳部長張萍女士告訴我：“其實，那幾年為了把三亞的城市品牌打出去、在全國和全世界打響，王富玉書記、陳孫文市長等領導都親自帶頭到外面去當三亞形象的推銷員。三亞的名聲就是這樣一點一點地打出來的！” 其實我知道，三亞市歷屆領導都十分重視對三亞形象的宣傳推廣工作，包括海南省歷屆領導在內，他們都為推銷和宣傳海南及三亞作出過貢獻。 時間輪轉到王富玉那屆領導的執政期，這種宣傳推銷的造勢，就更顯得聲勢浩大。王富玉的大刀闊斧作風在這個時候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同時又因為與他並肩作戰的市長陳孫文、王為璐、吳文學這幾員大將，對宣傳推銷三亞有著共同的認識和激情，所以在跨世紀的那幾年中，三亞的對內對外宣傳迎來了一個“旺季”。這個“旺季”也使全國以至全世界的人都認識並愛上了三亞…… 1999年，三亞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塑造三亞旅遊形象”的概念，即要在形像上把三亞的品牌打出去。王富玉書記說的話更狠了：誰砸三亞旅遊的牌，就關誰的門，摘誰的烏紗帽！ 為了配合“三亞形象”的塑造，這一年的3月1日，市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專門研究了城市道路整治與公園建設方案，至此，三亞市一個大規模的城市綠化美化工程開始全面啟動。 當年的9月10日，三亞走出了莊嚴而重要的一步，由副市長吳文學帶頭，市政府在廣州市召開了宣傳推介三亞旅遊重要項目的新聞發布會和主要景點推介會。 會上，他們向海內外賓客隆重推出了當年度的“九九重陽節”——南山長壽文化節成了這一活動的主角；其次是11月份的“天涯海角”世紀婚禮節，以及迎接2000年新世紀第一縷陽光的“千年慶典”。 後來這三項活動獲得了空前成功，三亞的名聲也因此大震。 王富玉、陳孫文和吳文學這幾位“旅遊狂人”不滿足於此，他們的目光投向了更遠、更大的地方。 有一天，北京人突然發現在王府井大街上正在舉行“三亞旅遊宣傳周”。身穿綠色“島服”的王富玉在那兒舉著高音喇叭宣傳三亞如何如何地好，他那幽默而動情的語言，吸引了眾多過往的行人，紛紛詢問到三亞的有關細節。 “到三亞旅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