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第四篇東莞：30年超越西方300年

命運常常會跟人們開一些並不好玩的玩笑。 1979年5月的一個傍晚。虎門沙角海邊。 兩三百人的送行隊伍黑壓壓地站成一大片。在無數遍離別的叮嚀聲和哭泣聲中，提著包裹的小伙子們陸陸續續跨進岸邊一隻簡陋的機動船裡。 船就要開了，突然，由遠而近傳來“嘀嘀”的汽車喇叭聲，一輛破舊的吉普車開了過來。人群躁動起來，公社領導來了。 車還沒停穩，虎門公社黨委書記黎桂康便跨出了車門，看著眼前這一幕，他扯著嗓門大喊：“不要走！大家不要走……” 江邊的空氣倏然凝重起來，但很快出現了反彈——短暫的沉寂後是更大的喧嘩與嘈雜，此起彼伏的人聲淹沒了黎桂康的聲音，人群那頭傳來憤怒的吼聲：“我們就要去香港！”“我們要到那邊去活命！”

焦急的黎桂康走上前，試圖撥開人群走到岸邊，但幾百人的隊伍不約而同形成一堵人牆，使他難以前進。黎桂康急得振臂高呼：“大家不要走，千萬不要走，我們這邊已經好起來了，你們不要走……”然而他的聲音很快就被瘋狂的嘈雜聲給淹沒了，連同他那瘦高的身軀…… 黎桂康無奈地退回來，鑽進車裡。他站到車座上，舉起喇叭對著大家說：“鄉親們，你們聽我說，不要走！我們現在改革開放了，我們的日子一定會好起來的。你們一定要相信政府，相信我們的黨，我們將來會更好……” 突然，人群中有人發出“少管閒事！”的怒吼，接著，人們紛紛圍了過來，情緒激動地揮動著拳頭，向他威逼著、詛咒著。不知是誰開的頭，轉眼間，那輛破舊的吉普車被推倒了……

人群那頭，載滿五六十人的船在隆隆作響的馬達聲中，義無反顧地起航了。 長長的白浪一浪一浪地捲過來。波濤聲中，黎桂康孤寂的聲音仍久久迴盪在江面上：“你們會後悔的，你們會回來的！你們總有一天會回來的！” 浸透著淚水的那一幕，終於隨著潮水一起流去了。 時光流逝許多年之後，命運的波濤將當年的逃港者陸陸續續捲了回來。每當他們路過這裡，回想起當年那一幕場景時，都會禁不住搖頭嘆息：人生如戲啊！ 馬克思曾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都會出現兩次，一次是作為悲劇，一次是作為喜劇。 中國，正是改革開放這個歷史事變，以一種巨大的偉力，將這幕在濃烈悲劇氛圍中開啟的劇目，很快演變成一場人皆歡喜的喜劇。

東莞以其獨特的歷史發展變遷，用30年的時間，完美地充當了這一角色，因此便成為了中國改革開放史上最具特色和光芒的地方。 2006年夏天至2008年夏天的3個年份裡，筆者懷著對這片神奇土地的特殊情感與好奇心，曾一次次地來到這裡，感受著所有令人神往的美麗與激情，並親歷了這片經歷滄桑巨變之後的嶄新天地下那些可愛的人民的每一個表情…… 遙望蒼茫海域，再回首虎門這片臨洋之地，心扉似被陣陣波濤撞擊。 中國歷史在這裡不斷出現驚人的巧合——大海的波濤曾在這裡兩次撞開中國的國門，而且每一次撞擊都是驚天動地！ 從中國的版圖上我們看到：珠江水係出海口有八門之多，虎門竟被歷史選中，成為歷史之門，虎門因此得大名，成為國之門——中國之門。

誰曾料想，這個被號稱為“金鎖銅關”的虎門當年曾經是那樣的不堪一擊。 自這扇國門被英國人的砲火轟開以後，中國遭到七次大規模入侵——鴉片戰爭、英法聯軍入侵戰爭、中法戰爭、八國聯軍入侵戰爭、日俄戰爭、日本侵華戰爭…… 翻開世界文明史，人們會發現，中國在漫長的歷史中，不僅始終與世界同步，甚至是長期引導世界文明的潮流，中國文化曾成為世界上的強勢文化，中國的文明史不愧幾度成為全世界的最高成就。翻開中國經濟這部史書，你更會發現，中國曾經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之一。 300年前，中國GDP位居世界第一，即使到了1840年，中國的國民總收入依然佔世界四分之一。 那麼，這個曾經的世界頭號富國，怎麼會一步步淪落到挨打割地賠款的境地？究竟是哪一股力量使虎門這道曾經牢固無比的大門被輕易打開，使中國迅速滑向災難的深淵？

也許，被譽為清末中興之臣的曾國藩對此總結的那句“大抵在西洋的製造”道出了其中緣由。 這“西洋的製造”則來自於勃興於18世紀的工業革命。在西方工業革命如火如荼的發展中，西歐列強交替崛起，而我們這個民族還固步自封在農業文明里呼呼大睡。我們並不知道，在沉睡中，門里門外的兩個世界已經形成了一個巨大的落差。 也許，腐朽和沈睡了的中國，需要用砲聲來震醒，然而這樣的代價太大，而且充滿著血腥。 在這樣的砲火中，虎門也因此成為一塊抗爭的土地。從林則徐銷菸池、威遠砲台、沙角砲台等抗英古戰場遺址，從抗日名將蔣光鼐的故居，到熱血灑虎門的民主革命戰士朱執信紀念碑，無不輝映著中國人民不屈的靈魂！直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我們這個民族依然在救亡求存的嚴峻環境中苦苦掙扎。

但大海之口畢竟不會永遠地消沉與無為。龍的子孫仰望長空，期待崛起，渴望富強——他們在等待機會，等待天晴浪又起。 1978年，中國從動亂的年代中開始復蘇。 夜漸明了，太陽從東方升起，世界開始矚目中國…… 英國的《衛報》在2006年曾如此評價中國：1978年，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開始從平均主義向市場經濟走出了嘗試性的一步，中國的轉變已經使世界的重心東移；瑞典的《哥德堡郵報》也指出：從30年前的“一窮二白”到現在的“世界強國”，中國人在不知不覺中體驗了西方發達國家300年才走完的崛起之路；2007年1月3日，倫敦皇家國際問題研究所學者盧宜宜在《海峽時報》上驚呼：中國是個“謎團”！ 一個大國是如何崛起的？中國又是以什麼樣的偉力使世界中心得以東移？

欲解開這個“謎團”，我們的目光有必要再次投向虎門。因為正是虎門這個塵封了140年之久的東方大門，在改革開放的波濤中率先打開，從而開啟了中國崛起的序幕。 這是一個多麼驚人的歷史巧合呀！ 當我們把目光就近延伸到虎門背後時，你會發現那裡光芒四射，那耀眼的東方光芒令人驚訝：中華民族的版圖上何時閃出如此絢麗而燦爛的光芒？ 是呀，這裡何時崛起了一座現代化的大城市？這不是昔日貧窮落後的農業縣嗎？ 是的，正是這個昔日的農業縣，在短短30年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完成了工業化進程，走完了西方國家300年才走完的崛起之路。如今，她屹立在珠江之口，以萬眾矚目的光芒昭示世界：中國正在崛起！中國無法不崛起！中國的崛起必然光芒四射！

要探究中國這一東方大國崛起的奧秘，我們不妨從東莞這道獨特的光芒裡尋覓謎底—— 1978年7月6日，一個並不特別的日子。然而這個日子對於廣東、福建兩省來說卻意義非凡。這一天，國務院特別對這兩省制定了《對外加工裝配和中小企業補償辦法試行條例》（東莞人稱此為“22號文件”）。 1979年國務院又將該試行條例變為正式條例。 “22號文件”引發出一個叫“三來一補”的名詞，正是這個極具濃厚爭議色彩的名詞改變了東莞的命運。可以說，東莞改革開放這扇門的打開就是從這個“22號文件”開始的。 也可以這麼認為：如果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吹響中國偉大時代改革號角的話，那麼，東莞人則是在這個號角下走在最前列的那群勇敢的改革先鋒！

然而，在30年前的那個歲月裡，這種開創歷史的承載者角色，連東莞人自己也沒能清醒地意識到。僅有的記憶是，飢餓著的你我他都在尋找黎明前的那束曙光。 有這樣幾個歷史鏡頭—— 1978年7月30日下午，太平公社農民李玉龍在路上碰到村里的一個老光棍，悄悄告訴老光棍一件事，說他今晚要去東南角。 李玉龍所說的東南角指的是海那頭的香港。那年頭當地人不敢直接說“香港”，都習慣稱“東南角”。晚上，人們只要站在家裡的窗口處，就能遠遠看見東南角的上空，一片紅光。那片紅光對他們來說，意味著天堂。 向老光棍打聽清一些事後，李玉龍沿著太平公社那條窄窄的路往回走，心情不知不覺沉重起來，今晚不知能否走成，凶吉未卜，這兩天母親一直哭哭啼啼，如一切順利，這一別不知何年才能相見……走著走著，迎面走來3個男人，一看就不像本地人，其中戴眼鏡的高個男人尤為引人注目，40歲模樣，從衣著上看，沒準是“東南角”那邊的人，他正琢磨著，那人沖他走過來，問起路來，打聽太平服裝廠怎麼走。

李玉龍給他們指了指路。看著這3個人的背影慢慢消失後，李玉龍這才慢騰騰地往家走。 那天晚上，天黑下來不久，李玉龍就出發了。 2007年11月15日，時光消逝近30年後，年近五旬的李玉龍在長安鎮的一家茶樓裡向筆者詳細回憶了那晚的驚險偷渡：“我們是晚上11點左右開始出發的，我們就往香港發電廠那個方向劃，劃了大約六七個小時之後，也就是5點多的光景，我們的船就到了香港。下了船我們分開走的，我和另外一個人沿著一條山路往前走，沒想到剛走了不到半個小時，突然冒出好多香港警察。在香港被關了兩三天后，就被遣送回來了。回到這裡又關了一段時間，先在廣州三河收容站關了7天，然後又轉到東莞樟木頭關了幾天，接著又是在大朗，前後關了一個多月才放回來……” 李玉龍被放回太平沒幾天，在路上又見過兩次向他問過路的那個戴眼鏡的中年人。一打聽，果然是個香港人，現在和太平服裝廠做起了生意，開了一家叫“太平手袋廠”的企業。 這個香港人叫張子彌。 事實上，如果沒有“22號文件”，張子彌很有可能破產變成一個一文不名的窮光蛋。然而，一種叫命運的東西卻使他陰差陽錯地成為中國“三來一補”的第一人。 當時的張子彌是香港信孚手袋有限公司的老闆，手下有兩三百號工人。這一年來，張子彌焦頭爛額，正深陷因香港人工成本提高公司面臨破產困境的時刻。他每天絞盡腦汁，挖空心思企圖擺脫困境，也曾把心思動到內地，只可惜內地大門一直緊閉。當張子彌在1978年7月中旬無意中聽說內地出台了“22號文件”，規定廣東可以試點搞“三來一補”時，他突覺絕處逢生，意識到自己鹹魚翻身的機會來了，於是乎，他在聽說“22號文件”的第二天便匆匆跑到廣東打探情況。打探得知，對於國務院“22號文件”，廣東省委、省政府已快速作出反應，將東莞、南海、番禺、順德、中山5個縣定為試點。 張子彌心花怒放，他立即通過廣東的華潤公司找到廣東省輕工局進一步了解相關情況。也巧，廣東省輕工局接待他的工作人員正好是個東莞人，便引薦他來東莞發展。 天下的事情竟是這般地充滿偶然性。 在東莞考察幾處後，張子彌這天來到了太平（該地於1985年和虎門合併為虎門鎮）。在這個到處是農田的地方，他一路打聽下來，終於找到一個叫太平服裝廠的小作坊。 1978年9月，中國第一家“三來一補”企業——太平手袋廠在虎門成立。 自國務院“22號文件”出台後，東莞縣委、縣政府領導的重視更不必說，他們也在緊張而熱烈地研究商討如何進一步落實文件精神。 這年12月18日，決定中國前途、命運和方向的重大歷史會議——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在北京召開，這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會議，標誌著我們的黨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以中央全會的權威形式確定了改革開放的方針。 此刻的東莞領導熱切地關注著這一切，他們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及有關講話中興奮地意識到，發展才是硬道理。 只有發展經濟，才能有真正的出路。東莞縣的領導深深明白這些道理，他們清楚迅速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是他們的首要任務，但他們更清楚眼下的東莞有什麼樣的家底：沒有資金，沒有技術，沒有設備，沒有人才，可以說是一窮二白，這一切談何發展？ 時代，迫使東莞必須盡快做出一個重大抉擇，殺出一條快速發展的“血路”。 東莞眼前的這條“血路”就是“22號文件”所帶來的“三來一補”。 為了抓住“三來一補”這個重要的發展機遇，縣領導們很快達成共識：所有的來料加工，東莞一律來者不拒！東莞敞開大門，不設任何門檻。不僅如此，還要動員全東莞的干部群眾們全民出動，去聯繫香港的親朋好友，說服他們回來投資。為了解決眼前一無資金二無廠房的困難，縣委還提出了幾個充分利用：充分利用土地資源；充分利用勞力資源；充分利用各種祠堂、飯堂、會堂，以及各種倉庫等現有資源…… 1978年12月21日，北京正在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尚未結束，東莞縣委便發出了本縣的27號文件，從縣委和縣政府各職能部門抽調出48名精兵強將，組成東莞“對外來料加工裝配業務領導小組”，主管全縣的“三來一補”工作和合資洽談業務。 為了提高辦事效率，他們在全國率先推出了行政審批一條龍服務的措施。港商在這裡簽個合同，往往只需個把鐘頭，這在中國其他地方到現在仍是難以想像的，當時即使是廣州，也要蓋幾十個章跑幾十天。當時的東莞，所有行政單位都增加了一項新的職能：一切圍繞著招商引資這個中心，審批手續一律從簡。甚至在碼頭的人群中，也開始走動著東莞工商管理等部門的人員，銀行、郵電局等部門緊隨其後，緊急修改制度，延長工作時間……總而言之，只要能為“三來一補”服務的，一路開綠燈！ 東莞這樣的作風和思想解放水平，在當時的中國，顯然遠遠地走在了其他地區的前列。 在全民出動的東莞大招商中，東莞各個村鎮的彈丸之地，都雨後春筍般叢生出了大大小小的作坊。一時間，飛紅萬點，各競其秀。截至1979年年底，東莞的來料加工企業已有140家，對外加工簽訂協議205宗，全年加工費234萬美元，淨收外匯218萬美元。此後不久，東莞便成為全國最大的加工基地。從1978年到1991年，東莞共引進資金達17億美元之多！ 一個曾經將自己大門緊閉拒絕世界又被世界拒絕的人群，在此時以從未有過的勇氣打開大門，去體驗、吸吮從門外吹來的陣陣狂風。 在此，我們再來關註一下1978年7月30日逃港的太平農民李玉龍後來的人生命運。因為談廣東的開放，不可能迴避“逃港”人的前後命運。 李玉龍1978年逃港未遂後，又逃過兩次，最後一次終於如願以償，於1980年10月4日成功逃到了香港。但後來在香港的命運並未如他所夢想的那樣，工作不好找，斷斷續續幹過一些建築工的苦力活。倒是長安這邊的弟弟先是搞運輸，後來開公司做生意，很快發了財，10年前就在長安蓋了幢四層小樓。李玉龍在1999年便從香港回來投奔弟弟，給弟弟打工，目前幫著照管弟弟在長安南城邊上開設的一家洗浴中心…… 聽著李玉龍這充滿傳奇色彩的人生故事，筆者在想，有一點，李玉龍可能一生也不會意識到，那天在太平公社惟一的窄道上，他和張子彌擦肩而過的那一刻，是充滿了怎樣的戲劇性——在中國改革開放這道無形的國門中，一個正往門裡邁，一個正往門外擠。 其實，這個場景又何止發生在李玉龍和張子彌身上。 門外的人往裡走，門裡的人往外擁，這種頗有戲劇色彩的情景竟成了東莞這扇門剛剛打開時的真實寫照。 在香港人紛紛進來辦廠的同時，東莞進入了又一輪的逃港高峰。 《東莞志》的大事記中有這樣的記載：“1979年上半年，全縣又出現逃港高潮……” 好日子即將開始，在中國經濟最活躍、管理最開明的地方，為什麼會發生瘋狂大逃港？假如說是因為貧窮，但這種貧窮並非一日之寒，為何在1962年第一次大逃港的17年後再次出現一個逃港高潮呢？那是如何一個讓人困惑和憂愁的謎呀！ 原東莞市文聯副主席鄧慕堯，在本地是個頗有名望的文化人，他幫筆者解開了這個謎：1978年，中國打開國門後，那些去香港多年沒回來的人可以回來了。他們這次回來探親，一下子把大家的心給搞亂了，尤其是第一次大逃港出去的那批人去香港十多年，很多都掙了錢。他們回來後大包小包的，有的帶回了電視機，有的買部貨車送給村里。大家看到這些事後，突然發現香港實在是太令人嚮往了。 水往低處流，人往外域遊。瘋狂的大逃港就在這樣一個特定的歷史背景和特定的心理狀態下形成了。眼前一幕幕情景就像一本本活生生的教材灌輸給他們一種全新的認識——香港即天堂。東莞人性格一向務實，敢於衝鋒，此刻他們不再相信理論上的說教，在他們認為，實踐就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 榜樣的力量像巨大的波濤強烈地衝撞著人們的內心，使他們從心底深處突然湧起一種對美好生活的夢想和渴盼。於是，從心底深處湧起的波濤很快便釀成一股勢不可擋的潮流，釀出一場比第一次逃港更執著更義無反顧的瘋狂大逃港。 這一次，幹部們千方百計的圍堵、苦口婆心的勸阻說服完全失效。眼前擺著一個個鮮活的教材，誰還會相信幹部們空洞的語言？ 沒人相信。理論太蒼白了！ 他們帶著改變命運的夢想開始了重尋人生價值的航程，儘管他們沒人知道，在到達黃金彼岸前夕，是否會被暴風、驟雨、旋渦所吞噬。他們無所謂這些，只要能逃走就行。逮住之後遣返回來，再逃，周而復始，只要有一口氣，他們就要逃往天空上方紅光光的東南角。 大逃港一發而不可收。這次出逃的大多是年輕人，僅長安公社在1979年前後就一下子跑了4600多青壯年，佔全鎮總勞力的一半，丟荒土地5000多畝。 1979年5月初，一則謠言將大逃港推向瘋狂。謠言說，在伊麗莎白女王登基當天，香港實行大赦——凡滯港人士可於三天內向政府申報香港永久居民，於是聞訊後的人們匆匆趕往深圳。僅1979年5月6日這一天，來自東莞、惠陽、寶安80多個鄉鎮的7萬群眾，像數十條兇猛的洪流，黑壓壓地撲向深圳，兩個海防前哨不到半個小時就被人山人海吞噬了…… 不能不說是一種命運的巧合，也許，歷史老人於冥冥之中讓東莞就在這樣一塊浸透著苦難和血淚的土地上艱難起步，踏上改革征程…… 如今，逃港早已成為一段歷史。 當年大逃港的那些人很多都回來了。他們發現，命運跟他們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他們曾經冒著生命危險，不顧一切代價，怀揣夢想奔向天堂，殊不知，天堂就在他們出發的地方。 虎門也是鄧慕堯先生的家鄉，他現在就住在虎門，身邊有不少人是當年逃港回來的。 “現在很多虎門人都拿著香港居民證。他們回來開個小店，做點小生意，因為他們在香港沒法呆，連一些香港本地人也跑到虎門來安居。你現在去問問虎門人，問他們願不願意去香港，他們的回答肯定是不願意。實際上，70年代末走的這批人到香港後，大多數都沒發上財，日子都不好過。” 正因為中國的改革開放，使當年第二批逃港人的命運充滿了戲劇性——他們奮力游向夢想中的黃金彼岸，誰料，彼岸的黃金正悄悄移向自己出發的此岸。在奔騰激蕩的波濤裡，在詭譎莫測的風雲中，他們與夢想失之交臂！一念之差，一河之遙，一轉身之間，他們卻走進了與初始願望完全相反的境地。 不能不感嘆命運的力量。 這股命運的力量正來自於中國偉大的改革開放。多少年之後，也許他們能夠清晰地看到自己戲劇性命運的脈絡圖：在他們紛紛擁出國門後不久，中國以一股強勁的偉力，吸納了世界產業大轉移的浪潮。在這股浪潮中，無力承載高勞動力成本的港商紛紛將企業轉到東莞等地，於是他們夢想中的金礦也隨之移到了中國。 時空交錯，天地移位。命運就這樣跟他們捉起了迷藏。他們誤以為幸福在彼岸，他們怎知，幸福的天堂就在中國！ 似乎幸運女神特別眷顧東莞這塊土地。因為在這裡，即使一滴滴苦難的淚水，在時間的河流裡，也能慢慢凝結成一顆顆閃亮的珠寶。 誰曾料想過，1962年那個長長的浩浩蕩蕩的逃港隊伍，在16年後竟會化成一座從這頭到那頭的橋樑？ ！ 這是一座通向世界的橋樑！這是一座通向富裕的橋樑！ 正是這些生死以赴的逃港人群，在中國國門打開之後又反回身來參與家鄉的經濟發展，為東莞的輝煌鋪就了堅實的基礎。 透過歷史的時光隧道，你聽，他們在1962年匆匆逃港時悲愴的腳步聲，和16年後東莞改革發展前進的足音重疊在一起時，合成一首何等氣勢磅礴的交響樂啊！ 水激則旱，矢激則遠。然而，記憶依然是沉重的。關於1962年5月東莞那場大逃港的高峰場景，許多親眼目睹的本地人曾向筆者描述過—— 據說為了慶賀英國女王誕辰，香港將打開邊境大門，聽到消息的東莞人已經來不及走山路了，直接蜂擁到通往寶安（如今的深圳）的公路。匆匆趕路的人們大多頭上還戴著種田時的斗笠，個個面無表情。他們彼此陌生，互不相識，但他們心裡清楚，他們有著共同的夢想，有著共同的前程，他們匆匆趕往的將是同一個目的地：寶安出境口。一路上，不時有各個公社的手扶拖拉機急匆匆地開過來，公社幹部們扯著嗓門吼著：“虎門的人跟我回去！”“長安的人跟我回去！”但路上沒人理睬，人們把斗笠盡量壓低，腳步邁得更快…… 在這條長長的人流中，有一個瘦弱的身影，這個瘦弱的身影昨天還坐在虎門中學的課堂裡。夾雜在瘋狂的逃港人群中，這個17歲的少年內心充滿惶恐和不安，他不知道他匆匆的步伐奔赴的將是怎樣的一個前程，也不知道他未來的人生命運將怎樣地變幻莫測，更不知道又一個17年過後，他將成為中國農村“三來一補”的第一人，為他家鄉的經濟發展寫下極其濃厚的一筆。 他的名字叫張光。 作為一個逃港人，能改變自己命運已屬不易，改變別人的命運更不易，改變許多人的命運想都不要想。然而這些想都不要想的事卻偏偏在東莞發生著。誰敢想像，這次瘋狂的大逃港居然也能改變東莞後來的命運。 2007年7月，筆者來到了張光的家鄉——虎門鎮5公里之外的龍眼村。由張光投資的中國農村第一家“三來一補”企業就在這裡誕生。 筆直寬敞的水泥公路乾淨整潔，街上車水馬龍，熱鬧非凡。道路兩旁樹木蔥鬱，綠草鮮花點綴其中，工業區、住宅區、商業區、文化教育區等井然有序，超市、學校、銀行、劇院、醫院、游泳池等公共設施應有盡有，一幢幢農民別墅、高級公寓正在拔地而起。在龍眼村村委會，筆者見到了龍眼村副主任兼城建辦主任張志偉。說起龍眼村當年引進第一家“三來一補”時，他提起了龍眼村的老書記張旭森：“龍眼村能有今天，老書記是有著很大功勞的。” 1978年底，龍眼村書記張旭森聽說縣里面正動員大家拉香港的親戚回來辦企業，他也為了此事琢磨上了。琢磨來琢磨去，張旭森想到村里的一個人來，他叫張細，張細的姐姐弟弟在1962年都跑到了香港，聽說小弟弟張光在香港還發了大財。於是在一個晚上，張旭森敲開了張細家的門。張細一聽，覺得村書記心誠意誠，便欣然點頭，答應一定勸弟弟回家鄉投資。弟弟張光在1978年5月就回來參加廣州春交會，與廣州輕工局簽了兩個合同，在番禺投資了兩個廠，所以後來張光回廣州時，張細也特地趕到廣州，把村里的意圖跟張光講了，說東莞也開放了，你可不可以回家鄉投資？張光說可以是可以，只是怕村里有意見。 從廣州回來後，張細便將張光的顧慮如實告訴了張旭森。張旭森當即向張細保證說，你就放心吧，只要張光肯回來投資，其它的事我來處理。 沒想到，張旭森處理這件事時很是費了一番工夫。村支部開會討論這事時，會上就引起一番爭吵，副書記堅決不答應，認為這是政治問題，風險太大，其他幹部也思想不通。最後，黨支部討論沒能通過。消息傳出後，村民們更是態度激憤：“在外面有錢了回來剝削我們，絕不同意！”張旭森為此愁得一夜沒睡，連夜趕寫匯報材料，又花一天時間舟車勞頓趕到廣州，找到正在省委黨校開會的虎門公社書記黎桂康。此時的黎桂康正在學習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其中就有鄧小平提出的改革開放的決定。他意識到這件事情的特殊意義，當即表示支持。 1979年3月，由張光投資的龍眼發具廠開工了。這便是中國農村第一家來料加工的港資企業。 對於龍眼村來說，這只是一個開始，之後又引進來一大批“三來一補”企業。 1988年，龍眼村引進了全市第一家台資企業。如今，龍眼村的台港企業已有一百多家，連李嘉誠都把工廠辦到了這裡，龍眼村自己也辦起了好幾個加工廠。 當天，筆者見到了張光的哥哥張細。張細已年近古稀，但交談起來，你能發現他是個性格爽朗的人，其言語明了且沒有一絲晦澀，也許這正是東莞人大度豁達的性格所顯露的印記。那天，張細向我們敞開心扉，以一種輕鬆的語氣講起了那一段並不輕鬆的往事：“我是1938年出生的。5歲那年，我父母雙雙離開了我們。我上面有哥哥姐姐，下面還有兩個弟弟。1952年劃成分時，我們家被劃為地主成分。這樣，當兵、讀書都跟我們無緣了。沒有出路，只好跑。1962年，先是我大弟弟順利地逃到了香港，後來我又趕緊讓在虎門中學讀書的小弟弟張光和我姐也走。本來我想等他們走後我也過去的，不料海關的大門很快就關上了。我小弟弟張光是一個很聰明的人，他到香港後一開始先幫人家織手套，後來他發現假髮很有市場，就開始琢磨這裡的門道，漸漸掌握了其中的一些技術，後來就慢慢做起來了。中國改革開放了，我讓張光回家鄉投資。在龍眼投資的發具廠，剛成立時就在龍眼張氏祠堂那裡，祠堂後面當時有一所小學，我們就租用小學教室作為生產車間。剛開始的時候，我們只有50多名工人。後來虎門幾乎家家都在練習做假髮，可以說，我們的工人遍及虎門的每一個家庭。那時一個月可以生產8000至10000個假髮，然後通過香港公司銷往海外，生意十分好。到了第二年，我們就賺了很多錢……” 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如今的張細在香港和南粵大地已擁有多家公司。 改革開放成就了張細的今天，但張細也沒有忘記家鄉對他的養育之恩。 1997年，虎門成立了香港虎門同鄉會，張細被推選為該會的會長。在這10年間，他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聯繫組織當年逃港過去的虎門人，讓他們為家鄉的建設添磚加瓦。目前，香港虎門同鄉會已擁有會員2000多人。 這2000多會員，為家鄉的經濟發展搭建了一座騰飛的橋樑。 在與張細的半天交談中，對當年的貧窮日子，老人家並沒有過多描述，但虎門人當年曾經經歷過的那種飢餓感，筆者相信這裡每個50歲以上的人還都能記憶猶新。正是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那場大饑荒，促使他們背井離鄉，踏上了逃亡者的路程。據文件記載：1962年4月26日開始，在通往寶安縣的公路上，外流群眾成群結隊，如“大軍南下”，奔向邊境線，伺機進入香港。每天傍晚，從各地擁到寶安邊境外流的一般有四五千人，最多的一天達八千多人…… 1961年至1963年，香港新增移民16萬人。 在如今的香港人中，每10個就有一個是東莞籍人。 東莞半數以上的“三來一補”合同就是與當年的逃港者簽訂的。而今，當我們再回首那一幕幕充滿苦難的往事時，誰還會說那是悲劇呢？ 不可否認，正是他們當年悲劇性的逃港預示著東莞喜劇的提前到來，正是他們當年不顧一切地奔赴天堂，預示著更多人將走向天堂。 歷史終於演進了21世紀。 今天的虎門，只要你稍一深入，便可發現什麼叫“藏富於民”。虎門鎮黨委書記鐘淦泉曾以一種幸福和自豪的神態向我們介紹：“虎門老百姓的存款是以年均20%至30%的比例增長的。到現在為止，我們老百姓在銀行的存款達到了近300億。如果用數字人口來算這300億，那就是人均25萬存款……” 這是多麼振奮人心的數字！僅憑這筆賬，我們就能明白虎門為何在全國“千強鎮”的排名中能名列榜首。那一刻，我們除了羨慕，更多的是對虎門人的敬意：他們真的了不起！ 歷史上曾與草根外貿緊密關聯的虎門鎮，在改革開放之初也僅有兩個裁縫店，和服裝毫無淵源，為何在短短的十幾年內，服裝業卻成為了虎門的支柱產業？ 說起來，還是和當年的逃港有關。 1978年，中國的改革開放大門打開後，虎門人很快就敏感而迅速地行動起來，一部分人帶著對彼岸新生活的夢想開始了義無反顧的大逃港，而留下的人也開始了他們的行動。 他們把逃港親人帶回來的東西擺起了地攤，有服裝、尼龍布、尼龍襪和尼龍傘，還有照相機、錄像機、手錶等新鮮玩意兒，慢慢發現這買賣可以賺錢，於是便開始天天跑沙頭角，把那裡的東西買回來賣，賺其中的差價。這種地攤在民間迅速像力點一樣開始擴散，於是虎門的大街小巷，密密麻麻擺滿了地攤。漸漸地，精明的虎門人很快將全國版圖都納入了視野，能敏銳地發現各個地區商品的盈餘短缺，準確地捕捉瞬息萬變的市場信號，可謂“買全國、賣全國”。一傳十，十傳百，全國的生意人都知道到虎門拿貨。其間，虎門人感覺到服裝行業的利潤較高，供不應求，便有人專門做服裝生意。虎門服裝市場和產業的萌芽由此而生。 面對服裝生意紅火的形勢，有人又開始從服裝貿易轉向自己開店加工服裝，很快走上前店後廠的服裝製作之路。與此同時，那些進入“三來一補”服裝廠打工的工人們乾了一段時間後，發現服裝業並沒什麼精深學問，自己也能做。於是乎，本土服裝廠便發展起來。如今，虎門民營服裝企業就有800多家，年銷售額100多億，其中出口40%，內銷60%。 虎門當家產業的發家史竟如此簡單！當年小小的擺攤一不留神居然弄出了一個中國最大的服裝批發基地來。 可別小看這一不留神，實際上，這其中付諸了虎門領導的一番心血和才能。 關鍵時刻，虎門領導清醒地意識到：手工業生產如果不進入現代化的體制性工業革命仍然無法擺脫小農經濟生產方式。虎門自發式的工業革命必須要上一個台階。 我們徜徉在虎門的商業區，眼前車水馬龍，人流穿梭。據介紹，虎門擁有大型專業服裝批發商場20多個，商舖一萬多家，各類面料輔料批發市場8個，國際面料交易中心1座，商舖4000多家，這些大型商場主要集中在富民時裝城、虎門國際布料交易中心周圍近兩平方公里的兩個集聚“中心區”內。 環顧四周，虎門因服裝產業而帶動的服務業、物流業、旅遊業顯出處處生機。街道兩旁高樓林立，星級酒店越開越多，感覺完全身處一個繁榮的城市。想像一百多年前的硝煙炮火，再想像20多年前的拼死大逃港，不禁神清氣爽，今天的虎門終於笑傲江湖了！ 富民時裝城總經理孫俊才向我們娓娓道出虎門服裝產業再上一個台階的發展過程：“1990年之前，虎門的服裝大多還屬於擺地攤的形式，全國各地都知道來虎門拿衣服，但這種散亂的地攤形式使衛生、交通各方面都很亂。虎門政府覺得這一塊兒應該有更好的引導，於是就成立了個體管理委員會，把擺攤的集中在一塊兒。後來鎮政府有了一定經濟實力之後，決定搞一個商場。1993年，富民城開業，當時全國沒有比我們更大的服裝城了，1300個商戶進駐。富民城的開業又帶動了很多香港服裝廠往這裡遷移，後來日本、韓國的服裝廠也進來了，現在這些香港、日本、韓國在虎門的服裝廠就有300多家。” “那你們又是怎麼想起舉辦'中國（虎門）國際服裝交易會'的？”筆者問。 “當時大連有個服裝節，1995年我們第一次去參觀，回來後也想把虎門做成中國服裝名城。這樣的想法統一後，我們覺得首先要從做品牌開始，於是我們去大連一下子拿了200個牌子回來。後來我們又開始商量，為什麼我們虎門不能搞一個服裝節呢？於是我們就通過各方面的努力，終於把交易會給辦起來了。現在回過頭來看，如果沒有交易會就沒有今天。交易會是一個平台，也是一針促進劑。虎門服裝能做到今天的規模，我認為主要是政府引導得好，扶持得好。現在我們富民城年銷售額100多個億了，以前這裡一個商舖賣3萬塊，現在光轉讓費最高的就達900萬，月租金達9萬元……” 後來我們知道，像虎門這樣獨闢蹊徑、富足百姓的板塊在東莞有32個。雖說虎門在這些鎮區中起步略早，但其他鎮也是八仙過海，各顯其招。這32個鎮區宛如32隻老虎，虎虎生威，正是這些生龍活虎的“虎”們你追我趕，眾虎同心，才造就了東莞如今的輝煌，嘯傲神州。 實際上，東莞的許多專業鎮的發展模式和虎門有異曲同工之處，都是從某一產品的銷售做起，再利用對行業的了解轉向生產，漸漸開始特色產業，再通過一些會展加速自己的發展馬力，漸漸形成極具競爭力的專業鎮。 我們曾經採訪過的大朗鎮，其產業發展也是極有意思。該鎮本身不產羊毛，卻成為全國最大的毛織市場，這一切令人驚嘆！葉錦河鎮長向我們講述了大朗的發展奧秘—— 大朗第一家“三來一補”企業進來時是在1979年，叫大朗毛織一廠。該廠的中方廠長姓謝，原來當過村書記，腦袋很靈活。謝廠長干了一段時間後，看到廠裡有接不完的訂單，感覺到這個毛織市場需求很大，便鼓勵工人們出來自己幹。當時干毛織行當無須太多技術，也無須很好的設備，花上一萬元買台毛織機便可。於是1983年前後，便有一些工人在謝廠長的鼓勵下出來搞起了小作坊。謝廠長也幫著接單，交給他們生產，合格的給錢，不合格的返工。 這便是大朗毛織業最初形成的源頭。 “1988年，我們本地人的小廠在巷頭村註冊。這也是我們大朗鎮第一家註冊的民營企業。1989年，有一位俄羅斯客人找到這家工廠，要求加工2000打產品，這是大朗毛織的第一筆國際交易。因為價格差價大，這個廠一下子賺了很多錢，大家也從中受到啟發，紛紛外出找客戶，把產品直接賣到國外去。到90年代初，我們的很多廠就都具備了設計、生產、銷售一條龍的功能。當時整個大朗，上上下下都在搞毛織，大家都希望通過毛織賺點錢。鎮政府也想了許多辦法去扶持他們。到了1995年，大朗已經小有名氣，為了進一步開拓市場，我們開始在推介、宣傳上做文章。2001年，我們開始搞大朗毛織產品展示會，讓世界認識大朗……” 有了影響，就會有更好的發展，產業影響力也將更上一層樓。這幾乎是個不變的真理。如今的大朗鎮有5000多家毛織企業，其中上規模的企業有100多家，已形成了研發設計、生產加工、原料輔料、機械設備、洗水印花、物流貿易、人才培訓、科技服務、信息諮詢等一條龍產業配套，整個產業市場年銷售量超過12億件，60%出口意大利、美國等80多個國家和地區，在國際市場上享有盛譽。 細細推敲大朗這些年走過的路，再縱觀東莞，以及東莞各鎮、村這幾十年的發展，都是從不成熟走向成熟，走著走著，到了一定階段，突然一下提升到了更高的境界。這種昇華，既是多年基礎上的厚積薄發，同時也是東莞各級決策者結合自身實際、發揮地區優勢、挖掘自身潛力的英明領導的結果。 上世紀80年代前期，東莞縣悄無聲息地做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 說“驚天”略顯誇張，說“動地”未必過分。正是這件“動地”之事，把大學問家於光遠給驚動過來，時值1985年。 於光遠來東莞的這一天，東莞市委書記李近維碰巧有要事纏身，他吩咐別人帶著於光遠下鄉考察。 晚飯時分，李近維還在緊張的忙碌中，他正在整理向於光遠匯報的材料。 先前，李近維讓人給於光遠放一段介紹東莞發展的錄像，估計時間差不多了，李近維這才抱著一大堆材料匆匆走進於光遠的住處。 看到李近維懷抱的一大沓材料，於光遠微微一笑，朝他擺擺手說：“李近維，你把材料先放一邊。我今天跑了一天，還有點感冒，身體不舒服，所以我今晚不能聽太久，你匯報5分鐘就行了。” 李近維愣住了：“5分鐘？於老，5分鐘您讓我匯報什麼？” 於光遠說：“來東莞之前我聽說了很多，今天來你們這兒我也看到了很多，看到你們農村蓋了許多新房子，剛才的錄像我也看到老百姓增加了很多存款，也就是說，你們這幾年的收入增加很多。現在你就用5分鐘的時間給我講清楚這些錢是怎麼來的就行了。” 李近維為難地說：“於老，我一下子沒有準備。您讓我5分鐘把這個問題講清楚啊，我怕自己準備不了。” “對！就是要你沒準備。你越是沒準備就越真實，你做了準備的，那就有很多加工的成分嘍。” “好！於老，如果您讓我5分鐘內把這筆錢講清楚的話，那我只能跟您講兩筆賬。”李近維天生對數字敏感，在東莞呆了這麼多年，東莞的每一筆賬他都了然於心，“第一筆，東莞有117萬畝耕地，我們騰出了30多萬畝耕地改種水果、蔬菜等經濟作物。同樣一畝地，改種經濟作物，可以增加收入近2000塊錢。30多萬畝地，一年便可增加收入六七個億；第二筆賬呢，由於落實了聯產承包責任制，調動了積極性，農村勞動力開始過剩，東莞有50多萬勞動力，我們在不影響農業生產的前提下，轉移了20多萬的勞動力去搞工副業，以人均月工資200元計算的話，一年的收入又增加了四五個億。僅這兩筆賬，我們一年就可以增加十幾個億的收入，再說我們已經乾了好幾年，這些錢不斷轉化為新的投資，又得到更多的收益。蓋房子的錢也好，存銀行的錢也好，包括一些基礎設施啟動的錢也好，都是從這些錢來的。” 聽完李近維的匯報，於光遠的臉上露出欣慰的笑容，他點點頭說：“這樣好啊！我們今天晚上算達到目的了。你們做得非常好！” 那個晚上，於光遠並沒有很快休息，他興奮地拉著李近維談了很久，渾身的疲勞和不適之感似乎一掃而光。 說起來，東莞農業商品化最早還是受了黃江鎮北岸村的啟發。 上世紀70年代中期，幾位北岸村農民便偷偷嚐試著將一塊山溝地栽種上了橙子樹苗。 3年過後，那些橙子樹上竟綴滿了黃燦燦的果實，像一個個鮮豔的小燈籠懸掛在林間。他們悄悄將橙子摘下拿到附近集市上去賣，一個季節下來，他們的腰包竟也鼓實了不少。 從這個舉動中，村里人發現了一些門道：同樣的土地，換了品種來種，收入卻相差一大截。很快，其他村民也買了樹苗種上了。 大夥心照不宣地悄悄做著這一切，村領導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惟一能做的便是招呼大家別將這種事聲張出去，千萬不能傳到上面去。 然而，不知咋的，事情還是傳到了縣上。 縣里的領導聽到此消息，眼前頓時一亮。好事啊！現在已是“春到人間草木知”，中央在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剛剛出台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其中最重要的是兩條：一是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和所有權；二是大幅度提高農副產品收購價格，增加農民的收入。前者可謂“鬆綁”，後者堪稱“讓利”。僅這兩條，足可以使大家歡欣鼓舞了。農民的好日子要來了！ 這個政策就像一股清新的春風，拂到了東莞領導們的心裡。此刻，當他們聽說下面群眾已經乾出了更好的經驗，精神一振，這不正是農業發展的一個好辦法嗎？換種思路，把結構調整一下，同樣的土地，改種不同的植物，那產生的經濟效益就完全不一樣了。這就如同一場及時雨呀！ 又是春風，又是春雨。歐陽德、莫淦欽、李近維、鄭錦滔等東莞縣領導興奮地圍坐在一起討論開了。李近維腦子靈，立馬算出：“一畝水稻，收300塊錢，改種橙子，收益為兩千元……”相差這麼多？ ！大家一個個茅塞頓開，似乎突然間發現了一塊廣闊的新大陸。 領導班子進行一番熱烈的討論之後，覺得這絕對是一個很好的發展方向。哪種賺錢就種哪種！說乾就乾，經過認真的調研考察後，1979年起，東莞縣委縣政府開始對全縣各鄉鎮進行政策引導，對土地作了相應的結構調整，尤其把大量不適合種水稻的地方都改種水果。 農村幾千年搞單幹，生產力卻總是上不去，總是在生產關係上做文章，折騰來折騰去，窮了山窮了水，也窮了農民們的積極性。但眼前的神奇一下子給農民們提供了一個從未有過的想像空間。在對新生活的渴盼中，農民們積極性空前高漲，紛紛引種經濟作物。 地還是那些地，人還是那些人，變換一下機制，土地就能生錢、長錢、錢上滾錢。 這一切現在看似簡單，但一下子打破沿襲多年的以糧為綱的農業格局，這在當時的中國，不得不說是一個思想大突破。 筆者在翻閱當年的一些背景資料時，也陷入沉思，東莞最初的農業商品化改革確實在全國先行了一步。先說1979年，中央出台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給東莞農村自發先行繼而政府引導的農業經濟商品化的改革，提供了政策保障。然而此後不久，中國迅速進入一個調整階段。直到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使中國改革總體思路進行了重大突破性的發展，終於在前幾年“收”與“放”的徘徊中選擇了後者。 筆者驚嘆的，也正是於光遠感到欣慰的：從1981年到1984年之間，在中國改革大方向不甚明朗的狀態下，其他地方無所適從，大多采取“開而不放，改而不革”的觀望態度，東莞卻沒有停止改革探索的步伐，率先走在改革前端，大膽在農村改革上進行了嘗試。 發生在東莞農村土地上的這場改革不僅使東莞的百姓收穫了實惠，也造就了一個又一個的創富神話。一個又一個萬元戶在東莞這片土地上誕生了，新時代的朝陽已經升起…… 霍福華就是東莞大地上農業商品化改革的受益者之一。 霍福華今年44歲，沙田鎮穗豐年村人，上有兩位哥哥。他這個老三排行很不沾光，大哥讀完初中，二哥讀完高中，輪到老三讀書時，家裡已是越發貧窮，剛念初中就被奶奶做主輟了學，才十二三歲便早早體驗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那時候的小福華啥都不懂，天生一副東莞人任勞任怨的優良美德，每天埋頭乾活，能吃大苦肯出大力。 霍福華記憶中的沙田貧窮無比。這塊土地一百多年前還荒無人煙，當年珠江兩岸一些水上人家靠著一條破船，沿江漂流，漂到了沙田，漸漸地，沙田便匯集了四面八方的窮人。這些窮人在這裡住下後，也將貧窮的種子種進了這塊土地，多少年來，貧窮就像生了根似的越來越深地紮在沙田。即使到了上世紀80年代，沙田人別說去北京，能去趟莞城都已了不起。霍福華第一次去東莞時都已經22歲了，來回用了整整一天時間，那時沙田去東莞還沒有路，得坐船。 霍福華向筆者回憶說：“後來我出來在一家國有企業找了一份打撈員的活兒，一個月能有三四十元。記得有一次從香港那邊過來一條船，在交界處卡住了，天氣特別冷，在海裡一呆就是半個小時……” 生活的嚴酷也鑄煉了這個東莞人的吃苦和堅忍。 3年後，東莞的農業商品化的改革大潮將霍福華從“苦水”中拯救出來。 “當時我承包了幾十畝地，學著種蓮藕。最初承包幾十畝，後來越來越多，最多達一千多畝。第一年賺了幾千塊，我這輩子從來沒見過這麼多錢。後來擴大生產，第二年賺了一兩萬，一下子成了萬元戶了。那時候萬元戶可不得了了，以前做夢也都不敢想的事。做蓮藕掙上錢之後，我就拿著這筆錢去做生意，開始老失敗，但我總是不甘心，不肯輕易放棄，所以就咬著牙繼續往前走，繼續努力，終於有所回報，再後來就慢慢做大起來。” 東莞很多企業家成功後，往往熱衷於回報社會，霍福華亦然。 1989年至今，霍福華先後在教育上捐款近千萬元，剛剛又投建了兩所小學。他還為沙田鎮引進20多家外商企業，投資8億港元，為沙田的經濟建設立下大功。 回想起自己的人生，霍福華似有隔世之感，他感慨地說：“我後來跑過很多國家，再回過頭來看家鄉，覺得東莞是最好的。東莞這幾年來真的很了不起，經過2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發展得相當好。我一直沒有離開東莞，沒離開沙田，就是覺得自己家鄉好，我們這裡的水土好啊！” 中國幾千年的社會發展史，實質上就是一部農業發展史。多少年來，中國世世代代的農民面朝黃土背朝天，用血汗養育了中華民族，創造了輝煌的中華文明，然而，他們卻永遠無法改變貧窮的命運。正是偉大的改革開放，打破了沿襲了幾千年的農村生產模式，從而使得中國走上快速走向富強的發展之路。因此，像沙田這塊被貧窮深深紮根的土地也開始流淌出金子。 左拉說：生活的全部意義在於無窮地探索尚未知道的東西，在於不斷地增加更多的知識。李近維對此深有感受。在他看來，探索未知，不僅是生活的全部意義，更是一種責任。 李近維生於農村，長於農村，東莞又是一個農業縣，所以他對社會的觀察點更多落在農村和窮人上。長期以來，他一直在琢磨一個問題：人力是一種資源，但東莞農村人口過多，都擠在有限的土地上，實際上是一種隱性失業，這是農村貧窮的癥結所在。通過計劃生育把人口降下來總要有個過程，當務之急必須先把人口多這個包袱變成財富，讓農民富起來。那麼，如何變？ 1984年，李近維終於琢磨出自己的一套想法。 是年8月，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任仲夷來東莞視察。李近維趕緊不失時機將自己的這些思考向任仲夷和盤托出。 任仲夷邊聽邊點頭，他深知中國農村歷來有著“多子多福”、“人多力量大”的傳統觀念，然而，生得越多就越難富裕起來，老年人多了，社會負擔就越嚴重，文盲、半文盲多了，社會發展就難以前進，農村剩餘勞動力多了，社會更加動盪不安，中國農村的人口問題長期以來一直是一個老大難的問題。任仲夷問李近維有什麼想法。 “想法是有。我覺得關鍵是兩條：一是增加就業機會，二是提高人口素質。如果人口素質不高，當然難以富起來，但就當前來說，就業機會更重要。一個小學生就業，十年八年後有可能是個車間主任、廠長，是個人才；一個大學生畢業五年沒有工作幹，就可能是個廢材，因為知識會老化，人也會衰老。解決農民就業，這是眼前最實在也是最迫切的問題。” “嗯，那你打算怎麼解決農民的就業問題？”任仲夷往前欠一欠身，目光盯著李近維，來了興趣。 “還是在勞動力和土地上做文章！” “好，你往細裡說說！” “解決這個問題，必須拓寬生產領域，不要老是把農村人口束縛在農業和有限的土地上，應該拿出一部分土地來作為工商業用地，把農業中多餘的勞動力逐步解放出來，發展二、三產業。東莞通過這幾年的發展，我覺得向農村工業化進軍的時機已經成熟了。書記，您覺得呢？” 任仲夷一邊聽著，一邊不時地點頭，聽到這裡雙目炯然一亮，他也有些興奮：“農村工業化？好！好想法！” “在今後幾年內，我們的目標是從農業轉移出70％以上的勞動力搞工業和服務業，逐步實現農村城鎮化，城鄉一體化……” “很好，你們就這麼搞，我支持你們。”任仲夷的臉上露出欣喜的笑容，他說，“希望東莞發展得更快一些，東莞要爭取成為'東冠'！” 1984年9月，在中共東莞縣委第五次代表大會上，剛剛出任東莞縣委書記的李近維代表市委作了題為《改革、開放，向農村工業化進軍，促進經濟建設全面高漲》的報告，正式提出了東莞“農村工業化”的發展思路…… 筆者寫到這一節時，始終處於一種無法理解的驚嘆中：究竟是哪一種神奇的力量給了東莞人一雙能夠看清未來的慧眼？ 想當年，毛澤東曾提出“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全國勝利”的設想，在農民的推動下，這一宏偉設想終於得以實現。但在新中國成立後的那麼多年裡，中國卻始終採取著向城市傾斜的政策，“工農業的剪刀差”使得城鄉之間的差距越拉越大。然而，中國偉大的改革開放這一重要轉折，給了東莞改變自己貧窮落後命運的歷史性機遇。怎樣徹底改變東莞農業縣的命運，改變東莞農民的命運，東莞原來是從解決窮人問題、農村問題和惡性循環問題著手，一步一步地試著把人口包袱變為財富。也可以說，東莞的工業化構想也是“以農村包圍城市”開始的，進而奪取全面城市化的勝利。 在這個關鍵時刻，“農村工業化”的決策是多麼具有前瞻性！沒有站在歷史高度的人是不會有這等視野和決策能力的。 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變，1978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為5800多億元，發展到2002年時已突破100000億元，這樣的巨大變化令人驚嘆。然而，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卻速度緩慢，嚴重影響了中國的現代化步伐。更為突出的是，中國的城市化模式卻不盡如人意，很多專家呼籲：中國以這種大量流動人口的存在來替代城市化的發展模式已經走到盡頭，中國必須以一種歷史性的眼光來重新審視農民工問題。 實際上，這一切可以歸咎於一個根源性問題：農村剩餘勞動力向何處去，即如何通過經濟增長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吸納農村剩餘勞動力。關鍵一點，農民留在本土就業，還是擁入城市。我們發現，改革開放以來，許多地方選擇的大多是後一種途徑，農村剩餘勞動力紛紛外流，這便形成了中國特色的農民工現象。這種畸形的轉移方式所產生的諸多矛盾已日漸明顯，已然成為影響社會穩定和社會發展的問題。 透過沉重的現實背景，讓我們把目光再迴轉到20多年前的東莞，當我們重新審視東莞當年提出的“農村工業化、城鄉一體化”的發展思路時，便再一次感覺到了這10個字那沉甸甸的分量——東莞當初轉移剩餘勞動力的方式，在土地上就業，在家門口就業，這是一項多麼具有歷史眼光的決策呀！難道東莞人有先見之明，提前預測到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將產生的難以化解的一系列問題，便提前做出令人驚喜的嘗試？ 筆者心存疑惑。 20多年之後的2008年初，李近維解答了筆者的疑問：“東莞在落實聯產承包責任制、調整種植業結構之後，農業中富餘的勞動力一下就凸現出來了。當時我們在想，讓這批農村剩餘勞力去大城市就業，不用說大城市本身就業的壓力也很大，即使能夠安排，我們也要把這些青壯年留在家鄉，因為財富是人創造的。如果農村只剩下'6138部隊'（兒童和婦女），連我們的農村幹部也留不住，那農村的發展不是更落後嗎？所以，我覺得與其讓他們到大城市就業，不如就地創造就業機會，離土不離鄉，把家鄉建設為城市。” 可不！只需細細琢磨，人們不難發現：正因為把工廠建在農村，才使得東莞的工業化路徑富有特色。中國的很多地方其工業化模式大致相同，都是將工廠建在城里或城郊，即使建立在農村，但跟當地的農村經濟也並無太多關聯。東莞與眾不同之處，就在於他們在實行農村工業化過程中，一開始就是讓農民們“洗腳上田”，從而讓農村經濟插上了真正的騰飛翅膀，這也給東莞後來的全面城市化奠定了根基。 說到城市化，中國人印像中的城市化大多是在城市裡建設城市，至多也就是將城市向外擴張，但農村永遠還是農村，城鄉之間永遠隔著一條難以逾越的鴻溝。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最快的是城市，受益最多的是城市，農村的田野因為沒有工業的滋潤，難以生出富裕之花，這也許便是最早包產到戶的小崗人至今尚未擺脫貧困的根源。也因此，城鄉差別、貧富懸殊越來越明顯。 在東莞採訪，我們去過不少鎮村。每到一處，綠帶秀景、柏油馬路、高樓林立、人流穿梭，很難找到傳統意義上的農村的感覺，常常會有一種“幸福的迷失”。不得不承認，東莞的城鄉差別和貧富差距是全國最小的。有一些數字極能佐證上面的說法：2001年，東莞僅鎮村兩級可支配的財政收入為122.6億，而整個廣東省同期74個縣或縣級市（不包括順德和南海），加在一起預算內財政收入才94.6億，東莞鎮村兩級可支配的財力相當於全省74個縣或縣級市預算內財政收入總和的1.3倍。之所以東莞的經濟如此厲害，主要來源於鎮村集體經濟收入這一塊。 值得在此插上一筆的是，在東莞的發展歷程中，縣改市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步驟。特別是東莞的行政架構很獨特，東莞由縣級市升格為地級市後，只有市鎮兩級行政架構。這樣的行政設置目前在中國祇有東莞和中山。 “我聽說當初把東莞設置成這樣的市鎮行政，就是您最先提出來的。當初這樣的想法在全國可是前無古人的呀。您怎麼會有這樣獨特的構想？”筆者問。 李近維回答說：“當初我之所以向省委提出這個要求，是這樣想的：改革開放，百業待興，處處都要用錢，要加快發展，必須降低行政成本，減輕老百姓負擔，提高行政效率。在機構的設置上，我認為最好是縱向減少層次，橫向擴大分工。按當時的經濟總量，要多養幾個縣級的四套班子，行政成本有多高？群眾負擔有多重？而且層次越多，辦事就越難，效率就越低。所以我當時說，市委書記講話，你講給32個鎮委書記聽和講給四五個縣委書記聽，你所花的力氣是一樣的，何必中間多一級行政機構呢？再說，那麼幾個縣，那比賽的氣勢就不夠，你看我們現在是32個鎮在那裡你追我趕，多有氣勢呀！” 東莞人就在這樣的發展思路下，以堅實的步伐向農村工業化進軍。 1984年12月，東莞縣委召開了縣委常委擴大會議，學習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進一步提出了東莞“農村工業化，城鄉一體化”的發展目標和具體措施。 別看“農村工業化，城鄉一體化”這10個字這麼簡單，要使一個地方發生如此大的逆轉是多麼艱難啊！令人驚訝的是，10年之後，東莞果然實現了這個目標——1985年，東莞有80%的人在農村，20%的人在城鎮；1995年，這個比例正好相反，80%的人過著城市化的生活，只有20%的人在農村。現在的比例是多少？市委的同志告訴筆者：東莞現在真正靠種田為生的可能不足5%，大多數人都成為了城里人。即使那5%左右的種田人，他們要不就是種田大戶，要不就是特色農業的“農業工人”。 東莞的城市化程度早已位於全國的前列。 與虎門一樣，有過“中國第一鎮”之稱的長安鎮，如果不是有人事先介紹，所有的外地人來到這裡，你不可能相信這是一個“鎮”。這裡有大城市應有的高樓與馬路、熱鬧與繁華，當然還有大城市所擁有的百萬以上的人口——長安人告訴我，在他們的鎮上，常住人口和流動人口加起來的數字應該不會少於120萬人。 很難想像，長安當年曾經是東莞市最窮的一個人民公社，8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沒有一寸水泥路，灘塗縱橫交錯。即使到了上世紀70年代末，農民們辛苦勞作一天，工分也只有8分錢。能逃的都逃走了，留下的人們只能生活在各自的狹小天地裡，每天勞作在那塊曾流淌了幾千年汗水和血液的土地上。 當時的長安曾流傳著一首打油詩：“青年逃光，田地丟荒，老人心慌，幹部難當。” 這首概括長安當年淒涼狀況的打油詩是現為東莞市財政局長安分局局長的李卓安編出來的。 2007年底，筆者在他辦公室裡，聽他講述了長安工業化進程的發展史：“在東莞各鎮的發展中，長安的起步是屬於較晚的。1985年時我們這裡還沒什麼發展，不像虎門那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