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天，李俊的父親下班回家還未踏進門口，就聞到一股熏鼻的煙味，他迅速打開房門後大驚：只見昨天剛拿到北大錄取通知書高興得一夜未合眼的兒子此時此刻卻歪倒在地板上，而在他的身邊是仍在冒煙的一大堆亂七八糟的書籍與復習資料……
“小俊！小俊——！”老李迅速沖進去，然後趕緊抓起電話：“120嗎？請快派輛救護車，我家孩子出事了！……”
“鈴鈴鈴——”救護警鈴把李俊家所在的整個街道都驚動了。
李俊後來得救了，診斷結果是煙火過大造成的暫時性窒息。
入夜，老李全家人守在剛剛醒來的即將成為北大學生的李俊身邊又是悲來又是喜。
“我說把它作廢品賣掉，你非要燒它。這不，多險啊！”老子怨兒子不懂事。
“我已經被它們壓幾年了，我覺得不把它們燒掉心頭的山沒有搬掉。嘿嘿。差點又被這該死的山壓死……”兒子蒼自的臉露出了苦澀的笑。
李俊和父親說的是同一樣東西，那就是李俊上高中三年來為高考而備的那七八十斤重的參考書籍與復習資料。
昨天，李俊拿到錄取通知書，他和全家人一番狂喜後，第一句話就“惡狠狠”地說：“你們知道我現在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麼呀？”
妹妹說：“是不是還你欠我的五百元壓歲錢？”
當哥哥的李俊對妹妹的話搖頭一笑。
母親說：“你該找以前的女朋友談談了，上了北大，以後你還不知是咋樣呢，談女朋友的事該擱遠些了。”
兒子又笑笑，對媽說：“放心，有了北大這塊金招牌，保證給你找回個最稱心如意的兒媳婦回來，不過現在我不做那無聊的事。”
父親說：“我猜到了，你想把一屋子的複習資料和以前給你買的書整理整理，以後留給你妹妹考大學用。”
兒子說：“誰知道妹妹她們以後考什麼呢！不過，知我者老爸也。現在我第一件想做的事就是要搬掉壓在我心頭三年的泰山！”
母親和妹妹不知李俊在說什麼，只有他父親朝兒子擠擠眼，說：“你小子現在好狂！”
當晚兒子和父親沒有就如何搬掉“泰山”的事達成協議，兒子堅決要求“徹底、乾淨地消滅之”。父親說那是我跑斷腿給你買回的“寶貝”，是我的“全部希望”。怎麼可以一把火就燒了？
燒！不燒不解我多年的心頭之恨！已經成為“北大生”的兒子如今口氣也變大了。
見望子成龍的願望已實現，老子朝兒子笑笑，也就沒有再說什麼。不過，第二天的一場搶險，讓當爸的老李著實心痛了一番：作為一個工薪家庭的當家人，老李平時愛在小本本上對日常家庭開支作個記錄，而且還有明細欄目。打兒子進高中三年以來，花在為其準備考大學而買的教材和復習資料就達一千零三十八元；參加各種輔導班學習班一千八百元；買“腦黃金”、“忘不了”等健腦營養品花兩千四百多元；在“三模”考和高考期間花去“補氧費”一百二十元，其它如“改善生活”到有利於激發腦智力的特色餐廳吃飯費共計八次九百三十四元。三年里共為兒子“補腦”開銷達六千二百九十二元，佔全家年度支出的二十三個百分點。
老李抖了抖手中的那本“家庭開支記錄”，自嘲地對我說：不是我這個人“不男人”，其實哪家有孩子參加高考的都跟我們差不多，也許只是他們沒有像我們認真地記過賬而已，否則算一算也會讓你嚇一跳。
“值了。兒子爭氣考上北大，家裡這幾年勒緊褲腰帶也沒有算白下'投資'。比起有的人家光為孩子買健腦啥的保健補品花掉近萬元的開支，我們還是算少的呢！”老李告訴我。
我的這部報告本來並沒有想到要涉及一個看起來與高等教育無關聯的商品產業，但後來在採訪中碰到了包括李俊父親在內的不少家長們的叫苦與反映，我於是決定要增加一部分寫二寫發生在隨中國高考發展起來的一個畸型產業，或者說它是靠著中國考試這棵大樹滋生出來的“野蘑菇”。
我認識一位現在已經“規規矩矩做人”的股票界大腕人物一把“規規矩矩做人”幾個字加上引號是他自己要求的，他說他一生都是在冒險，只是現在做股票是合法的生意而已。
能說實話的冒險家的嘴裡，都有最激動人心的傳奇故事。我暫且把這位一直在前沿陣地作戰的生意人稱為贏家——他確實在很多時間裡總是贏別人或者贏在別人之前。比如他現在有幾千萬的資產，而讓他最早起家的，並不是靠在股票場上投資獲得的，卻是與股票毫不相干的售書業。贏家以前是我們俗稱的書商。他走上書商這條路純粹是一個偶然。他也是“恢復高考”那年的一千多萬考生中的一個，只是因為家庭出身不好，當時父親的地主帽子還沒有摘掉，所以最後還是被公社革委會拿掉了資格。他說他雖然後來一氣之下徹底告別了圓大學夢的理想與追求，但沒有後悔高考給他帶來了另一個機遇，那就是他今天成為千萬富翁的另一條路——發財路。
贏家從小好學，且十分愛惜每一本學過的書籍和課本，甚至連作業本都一本不少地保留了下來，從小學到初中的，他全部保存在自己的那個課本箱裡。初中畢業後，他失去了上高中的資格，但他卻同樣保留了全套高中課本，並且認真地自學完了高中課程。他至今感謝村上同姓氏的一位高中生，是這位高中生把念完的高中書籍都送給了他。後來出了沒有想到的事：斷了十多年的大學高考要恢復，一時間，連書本都找不著的那一代人，忙得不知如何是好。贏家好不興奮，因為他的小木箱裡整整齊齊地保留著中學的全部課本與作業題！但令他痛苦不堪的是他自己沒有考大學的權利。 “牛鬼蛇神”子女不能考，當時公社里的意見非常明確。於是贏家就成了生產大隊和公社一幫想考大學的同齡人的得力幫助者。
“贏家，把書借我們用一用！”
“餵，贏家，你看我什麼知識都還給了老師，你能不能幫助我把你以前的作業也抄一份給我？”
面對同齡人們表現出的少有的熱情，贏家覺得自己雖然不能參加高考，但能為大家做點事也是非常有益的，那個年代的人的精神境界都很純，於是在77、78和79三年中，他記不得自己到底為那些考大學的同齡人抄寫過多少篇課文和復習題，總之他記得光是在考上大學後為表示感謝而請他吃飯的就有幾十人次。到後來，他在家鄉一帶竟然出了名，有人說只要有從他那兒要來的複習資料，考大學就能成。到了80年代，附近的一些中學生和家長們成批成批地到他那兒要資料。再抄是抄不出來了，他便開始用複寫紙謄抄。起初他都是義務為大家做，後來大家感到不好意思了，就主動給他點錢，慢慢地這種“幫助”成了一種交易。隨著商品意識漸漸進入人們的生活，贏家覺得每年這麼多參加高考的人，要是把複習資料整理成書，不也可以賣嗎？當年他就把自己留下的課本複習題和前幾年高考的題請人解答後一起復印成冊，每本收取一元錢的成本費，沒想到那年他在家鄉的附近幾個鎮上共賣出六百多本，除去成本淨利也有三四百元。
“這不等於我一年養了好幾頭豬嗎？”贏家躲在被窩裡這麼一算，簡直樂得心都快要跳出來啦：幹！明年干它個一千元！ 1983年那年春夏兩季的三個多月裡，贏家起早摸黑，裝訂成冊兩千本“高考參考資料”，每本定價兩元——他開始有了商品意識，定價兩元，一塊五毛也賣，實在不行就賣一塊。後來贏家樂得合不攏嘴，因為這年他的兩千本“參考資料”全部賣完，且平均售價沒低於一塊五毛。這年他整整賺了三千六百多元，除去成本獲得淨利兩千七百多元。
贏家在方圓幾十里的城里鄉裡都出名了，但太出名就會壞事。這年夏天，他被市場管理委員會拉去關了十二天，罰款兩千元。贏家為此痛哭了一場。
他再不敢印書賣書了，可“給考大學的人賣複習資料能掙大錢”這一慾望一直在贏家的腦子裡轉動。正在這一年冬天，一位省城來的書商突然登門造訪，請贏家出山，“我們聯手搞怎麼樣？”
“我不敢了，他們會把我當投機倒把抓起來。”贏家心有餘悸。
“怕什麼？我有正式出版社的書號！”書商說。
此時贏家才第一次知道出書是要有書號這一說，而且有了書號就算是合法了，不是投機倒把。 “行，只要不是投機倒把我就乾。”贏家笑了，他與書商談成，由他負責選編高考複習資料的內容和市場銷售，書商負責搞書號和市場營銷的相關手續，利益五五對開。
這一年，贏家與那書商兩人共印書兩萬冊，僅在江西、河南兩省銷售，百分之百地銷售出去了，各得四萬餘元。他們說好：誰也不把利潤放進口袋，全部投入到來年的“再生產”。
第二年，贏家和那書商再度合作，這次他們共印了十萬冊，並鋪到了全國市場，又一舉獲得大勝。每人得利二十餘萬元。
“那時我們感覺全中國遍地都是黃金！我們印高考複習資料就像在印人民幣一樣，印多少就能變成多少錢。第三年我和朋友又一次合作，不想這年沒有獲得全勝，印三十萬冊，有十萬壓在手裡……”贏家說。
“為什麼？”
“被幾個出版社搶占了市場。”贏家說，“雖然這年的事對我們來說是壞事，可實際上是給我們怎麼走好高考教材這條路指出了方向，壞事變成了好事。從這年開始，我們就涉足到了出版社，並且用短短的時間，把幾個本來連飯都吃不上的小出版社，滾動成了名傳四方的大出版社……”
贏家後來的故事就變得神秘了——賺錢賺到一定份上是不再告訴他人具體數字和操作的秘密的。可是我知道贏家的許多發蹟的過程，在80年代中葉，他先後承包了南方幾個教育出版社和科技出版社，還是一律靠編賣教材和高考複習參考資料為惟一的生意。經他運作的某出版社，原來一年出不了幾十本書，而且大部分是賠本生意，贏家承包了這家出版社的教材編輯室，一年中就給出版社掙得利潤五百多萬元。後來出版社的小樓也蓋起來了，職工工資獎金也成倍往上漲，但贏家在這兒卻成了輸家。出版社的社長客氣地對他說，我們明年準備發動編輯們也都來搞教材，你不是編輯人員……言外之意是要“請”他走。贏家一聲冷笑，甩手就走人。到另一家出版社後，贏家學乖了：我只出錢買你書號，其它的與你們出版社絲毫沒關係。行，一套教材的書號得交三萬元。贏家說行，三萬就三萬。後來出版社看到他一開印就是十萬冊書，便說書號五萬元。贏家還是說行，五萬就五萬。由於這樣比較乾脆的操作，贏家在那幾年中迅速成為“百萬富翁”，1990年時個人資產已達千萬元之巨。
後來贏家再沒有乾這行當了，不是錢不好賺，而是國家教育部和新聞出版署一直在抓教材出版的管理。那些本來不懂市場的出版社也經過幾年的摸索，漸漸自己有了行勢，並且根本用不著像贏家這類書商參與，就能賺大錢。
贏家告別了高考教材發行戰場，投身到了股票市場。而那些可以出或者不能出教材的出版商們照樣大賺特賺學生們的錢，並成為至今中國出版業中最富有的階層。
“誰有編印教材的權利，誰就是捧了金飯碗！”出版界這句話已經說了多少年，且是經久不衰的了。
某教育出版社原來僅是省人民出版社下面的一個教育科技編輯室，但這是十幾年前的事，十幾年後的今天，俗稱“老大”的人民社早已在當年從自己體制下分出去的“小弟弟”教育社面前變得畢恭畢敬了。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如今的人民社社長也時常要到教育社那兒“打工”——找本什麼教材出出，以緩解本社出版的虧損局面。教育社呢，人員編制不多，但每一個編制的含金量，可是在省出版集團下面最高的，因為能進教育社，就意味著可以拿到比一般出版社高出三倍以上的工資和一套讓其官出版社的人盼一輩子都難以得到的三室一廳房子。這個省出版集團所屬的“老大”人民社與“小弟弟”教育社在過去十幾年之間發生的地位變化，很典型地反映出中國考試制度與考試現象直接孕育了一個十分引人注目的產業，即教育出版業的空前發展。
據1999年國家新聞出版署發布的年度出版數字統計，全國的圖書出版物中，教材及與教材相關的教育類圖書，約佔全國圖書總量的百分之三十以上，年銷售量達三百億元左右。這個數字令人吃驚，它等於告訴我們，全國的三億多學生，平均每人負擔教材費多達百元以上。其實這僅僅是一個不十分準確的數據，因為很多通過“第二渠道”走的教材比如專門給高考（還有中考）學生準備的各種名目繁多的“參考資料”、“參考書籍”等，還根本就沒有在統計之內。有一個學生家長告訴過我，他在兒子參加高考之前一年多中所買的“參考資料”的來源渠道：他是西安人，聽人說北京出的《海淀考王》等“高考參考叢書”都是北大、清華附中名師編著的，於是1998年在西安召開的那屆規模空前的圖書展銷會上，他一下就為兒子買了三十多本、計五百多元的書籍。後來聽說又有兩套“參考資料”不錯，特意託人專門從一個書商那兒高價購得一套“樣書”。其實這位家長談的現象並不在少數。市場上和新華書店裡所看到的“考試書籍”，僅為這類書籍的三分之二；還有三分之一在非正規渠道銷售。
人們可能還記得，在1990年至1993年之間，國家有固煒門曾多次集中力量開展打擊和圍剿地下印發各類考試參考資料與圖書的專項嚴打非法出版物活動。其中在一次南方的“嚴打”中，一舉堵襲了一個非法書商印製的所謂《高考參考總匯》，其數量達五十餘萬冊之多！據這位以專營“高考教材”為業的黑道“老大”交待，他在過去的五年裡，曾冒用青海、甘肅等教育出版社的書號從事非法交易的圖書就有三十多種、總碼洋達千萬元之巨。而且這位黑道“老大”的黑書銷得還特別順手，從來沒“打卡”過。原因是他的印刷成本低，不要書號費，也沒有交稅一說，故他出手批發的圖書折扣之低，使得他有足夠的市場。 “但根本問題還不是在這裡，而是因為每年的考試市場太大，只要你糊弄個好書名，就有人會買。”這位黑道“老大”說出了問題的根源所在。
無須掩飾這樣一個事實：中國的為數相當的出版人士靠每年的“教材”與“考試參考圖書”，吃得太肥了，而且肥到每年你安安穩穩坐在那兒就可以等到一批又一批人為你高高興興地送錢來……
某省的一位作家出身的文藝出版社社長不無氣憤地說，他辛辛苦苦帶領全社編輯職工乾了十幾年，年年連獎金都成問題，領導說他們的工作沒成績，但這位社長說，他的出版社出書獲得過全國的“圖書獎”，也得過中宣部的“五個一工程獎”，更為廣大讀者出版過很多全國有影響的文學作品，每年文藝社的全體員工都要花費大量精力去抓這些精品，可到頭來他手下的兵卻越來越少了，現在社里的骨幹只剩下十幾個五六十歲的老編輯了，有能力的年輕編輯都跑到教育出版社去了。 “那兒多舒服呀，不用動腦子，今年的教材就是去年的翻版，換個書皮，改個名字就是新書，而且越賣越好。有時間還可以出去搞第二職業。”那些離他而去的年輕編輯們笑呵呵地對他說。 “有啥辦法，這就是中國國情！”這位社長說，他花了幾年心血精心編印的巴金“三部曲”的年銷售量，還不如人家教育出版社一本《高考熱點知識指導》一個月銷售量的十分之一。
北京西四新華書店和新街口新華書店是離我家最近的兩個書店，也是我為了寫本書重點追踪書市行情的兩個點。 1998年高考前夕，我在這兩個書店順手摘寫下的有關高考的書目，竟然在一張紙上沒抄完，草草一數，整整六十多種！光是《海淀考王》、《海淀名師》、《海淀高考大衝刺》一類的參考書就有好幾種，而且每一種又都是好幾本一套的“叢書”。
1999年高考前我又走進這兩家書店，重新摘錄了一批書目，發現兩個奇特現象，一是我在98年時以為再也想不出的好書名，這一年又粉墨登場了一大批，如《99高考必胜新型題及解析》、《走清華北大高考階梯訓練》和像《在清華等你》、《在北大等你》等等這類很誘人的新書名。另一個現像是一些前一年就有的高考複習資料，這一年僅僅把“98”的年份改成了“99”年份，內容除了增添了99年高考的試題外，仍然是98年我看到的那些老書。其種類則比前一年多了不少。
到了2000年元旦那天，我跑到北京西單圖書大廈再次觀摩“高考參考”書展，粗略地過目一下，比前兩年的勢頭有增無減。在此列下其中一些書名：它們是《海淀備考》、《海淀名題》、《海淀考王》、《金榜題典》、《百練一勝》、《天驕之路》、《高考領路指南：瘋狂衝刺》、《高考難題得分》、《高考短平快》、《2000高考能力題》、《2000高考紅皮書》、《2000高考總複習》、《2000最新高考命題考典》、《2000高考會考大演習》、《2000北大清華高考狀元題易錯題典》、《海淀高考內部摸底試卷》、《北京市著名重點中學模擬試卷精選》、《全國十大名師中學試題精選》、《最新高考對策與模擬試卷》
我實在摘不過來，因為外地出的如《黃岡考典》、《上海狀元題典》等，似乎是我前兩年就見過的老書新版。
“老書新書有啥關係？只要能讓孩子們考上大學就行了唄！”書店的服務員在與我聊天時說，老書還吃香呢，比如有一套“海淀名師”編寫的高考書，據說有考進北大、清華的“狀元們”在報紙上一介紹後，想買的人更多了。
那為什麼一樣的內容又把書名給換了呢？我問。
哈哈哈，說你們作家是書呆子還真沒有白冤枉呀！服務員拿我開心。她告訴我，老書名字會不值錢的，因為家長和考生都知道每年高考的內容在變，你出書再用同一個書名，人家就認為看你的書會耽誤考試成績的，所以編書人和出版商們都很精，每年把書名換一下，標題內容作一調整，照樣又是一套新書賣給消費者。而且還有一個秘密：如果此書前一年好賣，換個新書名後可以把定價再提高那麼一塊兩塊什麼的，不又是一大筆可觀收入嘛！
原來如此。
令我感到有些窒息的是，為什麼這麼多內容相似或重複的參考教材如此常銷不衰？而且我們的學生特別是家長們，竟然對一本本內容雷同的“高考參考垃圾”如此地熱衷？
“有啥辦法。這叫有病亂投醫。”有位家長道出了他的苦衷：他的女兒成績很不錯，在班上是前三名的水平。孩子交給老爸一個重要任務，那就是每星期必須到書店裡去一趟，看到有關高考參考方面的新書就買回來。女兒對他說，爸，你不是要我考大學嗎？老實告訴你，我在學校的成績是靠下苦功夫才得到的，我這做女兒的腦子你老爸給我時就並不比別人聰明，所以我只能靠比別人多下苦功才能趕上前三名，別人做一道題，我得做兩道或三道題；別人做一個難題我就得做兩至三道難題。這老爸你懂了吧？我讓你把書店的新書買回來，就是讓我可以多做些別人可能沒有做的題。唉，重複也沒有關係，考大學不就是為了對付嘛！學校老師都說了，考中國的大學就是靠在題海裡學會游泳後才能成功的。
這位學生家長看了一下我在書店摘抄的書名，笑道：“你至少還有一半以上沒摘抄到。”
“這麼說你至少為女兒買過一百本以上的高考參考書？”
“一百五六十本吧！”
“天！你女兒都看過、做過那些書上的題？”
“全看過，也做了大部分題。”
我又一聲“天哪”後，對天呼道：“等我孩子考大學時，也要做這麼多題嗎？真的那樣就實在太可怕了！”
他苦笑著搖搖頭：“中國的孩子和家長大概都得經受這樣的折磨吧！”
為了不讓明天的我們的孩子們受這等折磨，我決定要怒斥一番那些製造題海的罪魁禍首們！因為他們確實太可惡——為達到自己發財賺錢的目的，不顧學生和家長所要承受的負擔，不斷重複地粗糙無比地以極不負責的態度，一年又一年地製造著那些只有一小部分是科學和必須的參考教材與參考資料的大量“高考垃圾物”。正是這些“高考垃圾物”，使得本來就呈空前激烈、空前繁重、空前重複狀態的高考題海應試，變得更加災難深重。
我想特別指出，有兩種人最可惡。首先是那些坐在家裡只管賺錢的出版商們，他們從來不想如何減輕些學生和家長們的負擔，而是只從如何更多地為自己腰包裝錢著想，所以一直不停地一本本出名為“精品”、“指導”，實為誤人子弟、浪費學生寶貴時間的低級印刷物。第二種可惡的人是那些冠以“北大”、“清華”名師的所謂“專家學者”，他們在做什麼？恐怕連他們自己都不知道。用句難聽的話稱其為“狗屁名師”也一點不過分！原因何在？因為如果他們真的是名師，就不該靠題海戰術來引導廣大學生無數遍地去重複做題，其次如果他們根本就不是什麼名師，而是假冒“北大”、“清華”名義在搞欺騙，那麼應該是受到法律制裁的。由此我認為，“名師”做錯事，其後果更為惡劣。哪一年市場上不再出現“海淀名師”等高考指導叢書時，也許中國的教育改革才真的開始有希望了。尤其是那些掛著“北大”、“清華”名師的“高考參考”書不再出現時，無疑那才真正到了中國教育的艷陽天。聰明的人對我的這個觀點其實一看就明白：現在大家都在大談特談要改變應試教育，可是某些教師特別是所謂名師們，正在帶頭搞的那些名為“指導”實則是“揀外快”的事，不是正在給已經夠巨浪滔天的高考應試推波助瀾嗎？
科學家中搞偽科學的是最可惡的敗類，而搞教育的人搞誤導學生的事也應當是最可惡的敗類——是那種影響千秋萬代和民族整體素質的敗類！
中國教材和高考複習類出版物氾濫成災的現狀，應該得到嚴格管理和限制，尤其是對那些以暴利為目的，內容重複，質量低劣的“高考垃圾”式的參考與復習資料。有一位學生在談論起這些“高考垃圾”之所以能盛行時說：從高二開始，學校的老師除了要求我們完成課程教材與參考書外，每週都要發一批不知從哪兒來的“參考資料”或者什麼“高考題庫”。老師說了，你們現在是參加全國高考，我們這兒本來教育質量就不行，學校的硬件軟件都比不過人家大城市和名校，所以要靠在統一的考試中獲得與別人一樣的成績，就得多做各類各地方出的參考資料，尤其是北京的參考資料，北京的參考資料中間還要挑選“海淀名師”們編寫的題庫一類參考書。學總是比不學好些。你們的父母不都希望你們考上大學嗎？你們不也一直想走出小地方，到大都市、到國外去追求理想嗎？那就不要怕做題多，也不要怕家裡暫時多花點錢。錢算什麼？以後你們考上了北大、清華等名牌大學，幾年畢業後就可以獲得高薪的工作，現在貸款借款爭取到上大學的機會有什麼不合算的？考上與考不上大學是一輩子的事，你們想好了，誰不願意也可以下交買書的錢呀，我們不勉強。老師這麼說了，還有誰不買學校組織購買的這些“高考參考資料與題庫”呢？幾乎沒有人敢不交錢的。班上有個同學家裡實在拿不出錢，他就抄同學的書，每天，累了一天的同學們睡覺了，他還得抄三四個小時的“參考資料”。令人那同學本來視力挺好的，到高考時卻成了全班近視度數最高的一個。還有一個同學更慘，她家就因為姐姐要出嫁，有兩批學校佈置的“參考資料”沒錢買了，她想不出什麼辦法，又死要面子，結果乘同宿舍的同學不注意時偷偷地將別人的書藏在自己書包裡。後來丟書的同學鬧起來，一查，就查到了她。為這事，這位女同學一直抬不起頭，高考時自然就沒有考上，後來得了精神病，家里人沒有辦法，便將她嫁給了外鄉的殘疾大齡男人。很慘哪！我們同學們得知後都覺得當初學校不該因為幾本“參考資料”處理她，這不把好端端的一個女孩子給害了嗎？
何止是學生受過這般害，我們的家長更有訴不盡的苦。在浙江義烏採訪時，當地朋友告訴我這樣一件事，說他們金華地區有位家長的子女是前年考的大學。但就是因為幾本“參考資料”的緣故，爺兒倆至今不說話。這位在北京城裡做小商品生意的老闆訴說道，那年春節過後，他在北京的“天意”小商品批發市場剛剛租下兩個攤位，生意也剛剛起步，每天不得離身。時間就這樣一天天過去，生意還算過得去，但離家時正準備考大學的兒子交給老子一項任務，讓他到海淀圖書城買一套97年“海淀名師”編的參考教材，而且必須在三月份之前寄回家去。 “我們這個破地方，學校連半台語音器都沒有，怎麼讓我們能考上好大學呀？”兒子平常就牢騷滿腹，想考上海外語學院的他把全部希望寄託在父親買回那套“海淀名師”參考資料上了。可是被生意纏身的老子到了“五一節”時還沒有把參考資料寄回去。高考成績下來了，兒子因為7分之差沒有考取上海外語學院，屈取第二志願的湖北某財經學院。對此，兒子恨透了老子，發誓與家裡決裂。進大學的兩年裡，沒有回過一次家，也沒有要過家裡一分錢，兒子說：你們不就是因為錢錢錢，才把我的理想給毀了嗎？那好，我永遠不再要你們的任何幫助了，我一輩子靠我自己。兒子的這個態度，使全家人兩年多來一直陷入嚴重的不和狀態。老闆的媳婦一大到晚罵自己的男人不該當初只管自己的生意，不及時把“高考資料”寄回來。當老闆的他一聽媳婦嚷嚷就火，說你們在家說話容易！做生意就那麼簡單嗎？是呀，我沒有把“高考資料”寄回來是耽誤了一些事，但你們就不該理解理解我一個人在外守攤的苦？再說了，即便把“參考資料”寄回來了，就保證考名牌大學了？母親把這話傳到兒子的耳裡，兒子聽了更生氣，說：不是這個理還怎麼著？ 7分之差，不就是一個題嘛？我差就差在有個題從來沒有見過，而我讓買的那套“參考資料”上就有這樣的題型！老子和兒子誰都說服不了誰，這齣因為“高考參考資料”引發的矛盾使得一個好端端的家庭四分五裂。當老子的今年夏季便把北京的生意辭了，問他為什麼好好的生意就不做了？他說還做它有啥意思？辛辛苦苦一輩子不就是為了後一代？唉，白搭，現在我想開了，人家有能耐，用不著我們窮鄉下人了，再說我也不敢再耽誤了人家。他說上面這些話時，內心充滿了自疚與悲傷。兒子呢，還是不肯原諒老子，他的道理是：不要小看了7分之差。現在他進這所大學的命運比進上海外語學院的命運，可能是天壤之別，因為念了上海外語學院，以後的工作分配完全不用愁，而且可以堂堂正正地進大上海。現在湖北這所財經學院就完全不同了，一是這樣的專業太多了，另一重要原因是畢業時你必須自己找單位，說好一點，能在某個地區市級單位謀個職，說慘一點恐怕連個飯碗都成問題。 “我說的一點沒錯，意外的一點損失，有可能造成終身的遺憾。”兒子說的不是沒有一點道理。
恨誰？恨不該有那些大半是騙人的或者已經被廣大考生視為不可離開的、氾濫成災的“高考參考資料”。哭笑不得的是，全國已經有北京、廣州、上海、武漢等十幾個城市出現了專營高考教材及其它音像教學材料的書店——“考試書店”，像廣州、上海等地，一個城市就有十幾家“考試書店”連鎖店。一位“考試書店”的老闆說：現在什麼書都不好賣，惟獨“考試類”的參考書是經久不衰，且越賣越好賣。他說前年開的一間三十來平米的“考試書店”，在這近兩年間連續擴充了四次門臉，生意越發興隆。
“這幾年整個經濟形勢不景氣，但我的考試書店卻越辦越好，謝謝中國的考試制度。”老闆的臉上一半是得意，一半是嘲諷，因為這位老闆雖然只有初中文化水平，可每天都有那麼多“文化人”在瘋狂地為了一個不知是不是真有價值的目標而給他源源不斷地給他送錢來。
“走穴”這個名詞，在我們的概念裡只有那些演藝界的明星們才用得著，想不到在高考大戰中，我們的那些一直被人們捧至聖人神壇的教師們，也乾著“走穴”的勾當，多少叫人感覺不是滋味。
老師的稱號是神聖的，就是官做得再大，在老師面前你也得屈膝有禮。歷代歷朝的皇帝和達官顯貴都是這樣，不管是真是假，都這麼做著給人看的。
就在並不太久前，我們一提到“老師”這個職業，大多數人對它不僅不敬，反而斥之為“一個只有傻瓜才願意幹的行當”。不是嗎，“臭老九”的罵名首先使人想起“教書匠”的低工資，又使人想起這些只能整天在教室裡寫粉筆字，而不可能走出校門搞“第二職業”的先生們；其次是教師永遠不可能有分房、得獎金什麼的好事，清貧似乎成了“教書匠”的代名詞。然而僅僅是轉眼間的今天，我們再也聽不到有關“老師窮得要造反”、“師範生分配不出去”的消息了。相反，老師成了社會上比較受人尊敬和羨慕的職業，因為他們的待遇他們的獎金他們的房子，全都比別的社會職業要高、要得的容易，而且最重要的是這幾乎是個沒有任何風險的職業——只要你安心幹下去，就等於坐上了“終身平安”的列車，不像社會上其它職業充滿了競爭的危機。
教師的被重視與地位的提高，直接原因來自於高考。高考使全國人民都在一種剎不住的“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狂熱巨瀾中——不上大學找不到工作，不上好大學找不到好工作已是今天社會的最明顯的特徵，不管你承認不承認，它已經嚴峻地擺在了我們每一位家長與學生面前。教師因此而成了全社會不可看輕並且必須看重的“香餑餑”。
教師吃香是從被人尊重開始的。那些要求自己的子女成龍成風的家長們，先是對自己喜歡和認為可以把自己的孩子管好、培養好的老師來點小恩小惠什麼的。別小看了家長和孩子給老師的這份小恩小惠，實際上這是使老師這個職業從被人瞧不起到成為今天的“香餑餑”這一過程中最重要的轉折。初次給老師的這種小恩小惠，可能是女人間的一個髮夾，一塊頭巾，男人間的一包好煙一瓶酒什麼的。後來就越來越變得“高層次”了。先是有人流行送幾十塊錢一本的挂歷，再就是在神聖的“教師節”時給老師們每人送些鮮花、甚至北京人說的“盒子”（食品之類），再到後來，這些東西已經不在話下了。有一年報紙上說過這樣一件事：一位班主任在元旦前總收到各種精美的挂歷共計一百多件，最後她不得不動員全家人把這些挂歷送親朋好友。可這也送不了多少呀！還是兒子聰明，說乾脆把它“批發”給書商吧。嗨，輕輕鬆鬆就這麼一倒手，共賺了兩千多元呀！嚐到甜頭後，第二年這位老師公開暗示學生和學生家長必須給她送挂歷，而且誰送的多，誰的孩子將與學校評選的“三好學生”掛鉤。結果“嘩”地學生和家長們給她送了兩百多件挂歷，“挂歷換三好生”因此被新聞媒體上電視曝了光。到現在再玩挂歷已經是不行了，而那些花呀食品呀也見鬼去吧。背著學生和家長的面，幾位老師常常把嘴巴往上一抬，說：誰稀罕那些東西！當然，學生家長們明白得很，現在是要錢了，要現錢了。給吧——於是在學校每年的開學前、開學時、分班前、考試時，還有平時不定時的許多機會裡，家長們又“自覺自願”地把一個個包裝得十分精緻的紅包以十分體面的方式送到了自己孩子的老師手中……這已經並不是什麼秘密了。在北京、上海、廣州，還有甘肅、西安、湖南等等富城市與窮省份，我都從學生家長與某些認為“分配不平”的老師口中知道了上面的這類“交易”。這還不算什麼，有些家長為了讓老師（特別是班主任和任課老師）給自己的孩子一些“偏食”，便不惜塞起“紅包”來，數字嘛當然有多有少，一二百是拿不出手的，千兒八百也不算多。家長說了，現在在任課的老師那兒花掉一兩乾元，總比以後因為找個重點中學每差一分要交一萬元省許多吧！因為如果參加高考少了幾分，那就是害了孩子一輩子的大事，那時可就不是幾萬元十幾萬元的事了！家長們心裡是這樣想的。老師們後來也知道了家長們的心態，於是自己收上一兩千元也覺得心裡找到了平衡，不再感到有失體面。再說體面值幾個錢？全社會都進入市場經濟了，我們當老師的出賣自己的時間和勞動，也應當有回報嘛！一切都似乎顯得合情合理，惟有中國傳統的師生情與神聖的教育性質與內涵在發生巨變，開始出現臭銅味……
一位老師說：存在就有它的合理性。既然是合理的存在，我們通過勞動得到那部分收入自然就是合理的了，如果硬要說還有什麼不合理的，充其量也只是沒有交稅而已。
說對了，尊敬的老師先生。作為一個公民，我想說的不僅僅是交不交稅的問題（其實這也是非常重要的問題，我們作家寫稿，出版社已經無需商量就把該納稅的那部分扣掉了；小商小販不交稅就會每天都要像過街老鼠那樣被工商和警察追來趕去；公務員的每一塊辛苦得來或加班加點得來的獎金的稅，也毫不含糊地早被會計在工資單上扣走了，難道只有老師這樣的“勞動”可以不扣稅嗎？據測算，僅北京市全年老師的灰色收入這一塊，國家至少少收稅收千萬元以上！）而且更為嚴重的是，全國性的辦教學輔導班之風如今愈演愈烈，成了中國實行五天工作制後的大量時間裡最為激烈、最為嚴重的內戰。看一看北京的那些學校大門口壯觀的自行車隊伍，你就會知道中國的辦班大戰已經早已到了白熱化狀態。而在這全國性的辦班大戰中，名城名校周圍是最嚴重的“戰爭策源地”。我的家緊挨著北京著名中學四中，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以及每天的晚上，你有空去那兒看一看，你一定會驚嘆：簡直太火爆！太那個了！
四中素有“全國第一中學”之稱，據說能進這個中學就等於是提前進了北大、清華，在北京市民心目中四中的教學質量的含金量之高由此可見。四中在1999年的招生中，對外稱是600分，其實錄取時高達609分以上。現在的百姓都很精明也很講究實際，你四中好就好在教學質量不是？教學好不好具體還不是指的教師嘛。那好，我孩子上不了你四中，我還不可以請你四中的老師？四中是所名牌中學，學校沒有初中，只有高中。學校對社會上那麼多家長和學生期望請他們的老師當家教，一是喜二是憂，喜當然是為名校效應，憂便是不能分散老師的精力呀！想來想去，還是最好讓老師集中時間、集中場所進行些課外的教學。再說那樣學校也可以為大家謀些“三產福利”。好主意。對外辦班的事就這麼定了下來。好嘛，打80年代開始，四中的業餘輔導班歷經十幾年，一年比一年人，如今幾乎每天晚上和每個星期天都被各種輔導班安排得滿滿噹噹。以一個班四十人計算，全校一班約算它共開十個班（注意，一天中他們常常安排上下午或者還有晚班三班倒），每個學生收費每學期在六百元至八百元不等，一年下來全校能收多少錢？恐怕得用計算器才能算出。不僅如此，四中的班仍滿足不了全市百姓對它的敬仰之情，於是他們又把以四中名義的輔導班辦到了附近的三十一中和對面的黃城根小學，那兒的班仍在不斷地往外延伸……每逢下課時，接孩子的家長與車輛時常把整條西黃城根大街堵得水洩不通——身為附近居民的我和很多人已經飽嚐了這樣的苦處許多年，然而這又有什麼辦法？我自己上初中的孩子不也照樣送進了這樣的“戰場”？
不知什麼時候，在老師中流傳著這樣幾句順口溜：“正經課程馬馬虎虎，辦班走穴勤勤快快。工資單上稀里糊塗，額外收入分分清楚……”有位資深老教師說，現在在社會上可以看到的醜惡現象，在教育戰線幾乎都能看到。比如說到講課吧，按照教學大綱，學校必須要求任課老師完成一定的工作量。但一些學校為了提高老師的待遇，就以各種理由在學生身上“刮油”：明明是教學時間內的課程，一次家長會就把廣大家長和學生們給蒙了。名義非常好聽：我們是辦的提高班，或者叫強化班，不勉強，自願參加，交費也是自願的。什麼醜惡的事醜惡的勾當，一從老師的嘴裡說出來就變得神聖了，學生和家長便老老實實、高高興興地把大把的錢交到了老師手中。這是很實惠的呀，平時上一天課不可能有額外的進賬，除非到了加工資。這辦班情況就不一樣了，一次同學們每人交五元，一個四十人的班就是二百元，學校收走一百元，上課的教師還可以拿到一百元，算它一個月上十節課，不就是一倍的工資又出來了？哎呀依呀，這樣的好事，那錢不出校門不多幹活就輕輕鬆松放進了口袋，校長和老師們皆大歡喜，個個抿著嘴兒偷偷樂。
當然情況不全是這樣。為了參加高考，一般的高中三年的課程必須在前兩年就得完成，這樣才有可能讓孩子們在高三時集中一年，進行不斷的強化複習和不間斷的試卷大演習。三年的教學大綱兩年就要教完和學完，這任務顯然需要向時間伸手了。那麼好吧，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利用節假日和晚上時間補課——補習班最早就這麼著滋生出來的。後來補習班就在全國產生了，幾乎有中學的地方就有補習班出現。補者，多餘的勞動與教學。既然是多餘的教學，就該有收費一說。家長們又不得不快快掏錢。應該說這是比較普遍的，一年下來，每位學生的額外費用少說也得二三百元吧！於是全年下來，一個學校就是幾十萬元的“三產收入”，老師的獎金和福利自然也很豐厚。
既然社會上有那麼多學生為考試升學著急，我們何不也來辦個“特色班”？辦個“名師班”？辦個“專家輔導班”？那些本來退休在家無事可做的老師們，突然躍躍欲試，精神抖擻起來。
同意同意，你們用晚年的餘熱為國家教育事業作貢獻，應當大力鼓勵。不用說，有關機構大開綠燈。於是由一群退休老教師開辦的特色輔導培訓班在某某學校或者單位開張了！哇，來的學生與家長打破了頭，擠破了衣服，那白花花的銀子呵，比儲蓄所櫃檯前的場景還叫人激動！
某老女教師早在1987年就退休在家，那時她的退休金一個月才五六百元錢。由於她的收入少，跟著兒媳婦住在一起，成了兒媳婦每天的出氣筒，並不得不靠給兒媳婦當長年保姆來換取不被趕出家門的待遇。那年她參加鳳事們組織的培訓實習班後，一個月就拿回一兩千元。老太太這下腰桿硬了。第二年就從家裡搬了出去，自己另租了一間房子享清福。不想一直掉臉色和拿她當出氣筒的兒媳婦的單位不景氣，下了崗。兒媳婦無奈之中求到了婆婆，請已經變成富婆的老太太幫幫忙。老太太用鄙視的目光瞅了一眼兒媳婦，心頭得意地一笑，說可以呀，我現在每天都兼著很多課，家裡的事忙不過來，你可以當我的小時工什麼的，願不願意呀？兒媳婦呆在家裡已經有日子了，早已苦不堪言，羞著臉說願意願意。那好，當婆婆的眼睛朝天一白，說：工錢可不多啊！不多也行，您老能收留我就是對我的恩賜，現在能在自己家裡吃口飯，總比在外面受人氣要好多了吧！兒媳婦低賤的話叫老太太聽了真是心花怒放。就這樣，老太太每天白天精力充沛地在外當“名師教員”，拿豐厚的收入回家。進屋後則有意擺出一副富婆的架式，讓那個曾經令她咬牙切齒的兒媳婦，跪在自己跟前幹活伺侯。這位老太太哪裡知道，她在心滿意足地無限享受別人的卑賤時，卻沒有看出那個表面上誠心誠意顯露卑賤的人，早已心底埋下了復仇的種子。三年後的一個夜晚，當依靠外出當“名師”的老太太存足五萬元儲蓄時，等待她的便是一個死亡之夜……
然而像這位老教師的命運畢竟是極少數。很多有聲望、有“特級教師”稱號和曾在某某名校任教的名師們，以其不菲的身價，比那些正式上班的老師還要忙幾倍地東奔西跑著。不是發生了這樣一件事嗎，某幾位退休教師組成的“北京海淀名師團”到貴州某地“走穴”——別以為只有劉歡、韋唯才能“走穴”。結果一路走了兩個月，每到一地便被那些夢想考上北大、清華的學子和家長們團團圍住，一上講台就下不了台。開始“名師團”是由某某中學特邀的，後來實在看到家長們太急切的期望，“名師團”便另闢蹊徑，自己租那麼一個臨時的地方開課。當然要收費。不知是每小時的收費標準令當地的學生家長感到太貴了，還是讓當地的那些教育部門的官員或當地老師生了氣，當晚，“名師們”便被一幫穿制服的人從夢中拉起來，並押到一個非常灰暗的地方審了半夜。結果全團罰款七千多元才放了人——就“無照經營”這一條便足夠“名師們”享用的了。
在江西與浙江交界的某山城小縣，一位中學校長告訴我說，你們北京的名師值錢呀，到我們這兒走一個星期，就可以拿走我們幾個月工資的報酬。我說那你們當地的名校老師不也可以利用自己的優勢弄點“外快”嘛！他說當然有呀，就他們學校有位幾年來一直教高三畢業班的老師，每每有額外家教收入，比上班的至少多拿二三倍。那校長說，現在的家長對教育質量的意識比任何時候都高，他們知道出一筆錢讓孩子上個名牌學校，比出不多的錢而上一個水平普通的學校要合算得多。同樣，出一筆並不太可觀的錢請一個有經驗的教師到家輔導，比讓孩子上所名校還要劃得來。
辦班大戰和“名師走穴”，就是在這樣的情景下愈演愈烈，到了今天，已經幾乎沒有哪個學校不是主要靠辦班增加收入的了。
中學老師超過大學教授的收入在全國很普遍。家有名校老師，賽過門前開個小舖——這也是北京海淀一帶百姓對那些常年靠辦班發財的老師們的真實描述。其實，在北京，一位稍稍有些名望的學校老師，每年靠隨便編些大路貨“高考參考資料”書，其所獲超過大作家王蒙等人的稿費收入，已不是什麼新鮮事兒。
寫到這兒，我正好看到某文摘報1999年12月6日刊登的一則消息說，上海金山區張堰第二中學出現了這樣一件事：一百四十六名學生家長多則兩千元少則一千元，共捐出十六萬多元，給自己的孩子挑選理想的班主任。為什麼要這樣做，據該校副校長介紹，是因為每年新生入學後，寫條子走後門擇班的風氣讓校長們實在招架不住，於是在一些家長的提議下，乾脆來了個“自捐款”聘班主任。此事一經公開，在當地引起一場不小的風波。學校趕緊退款，不想很多家長不願退，說他們捐款是自願的，他們拿自己的錢選擇班主任並不違反什麼。這正是：中國高考轟轟烈烈，天下怪事無奇不有。
中國的天底下總是有很多讓人難以想像的可笑事。比如法輪功，一個李洪志的胡言亂語，竟然能讓那麼多人上當，而且有數以千計的人聽了他的歪理邪說後，就去自殘或打死親人！人類都發展到什麼時候了，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太值得我們深思了。
無奇不有。自上大學成為中國人民一大夢想以來，有人便專門以製作假文憑為生，這又是今古一大奇聞。因為奇就奇在這樣荒唐的事，竟然是某些人常年進行的一種職業；奇就奇在這樣荒唐的事，還是某些村寨某些地方十分時興的一個“可以致富”的產業！
我感到有些慚愧的是，在北京的假文憑製作“大軍”中，有一支隊伍來自我曾經為之寫下一篇題為《東方神話》文章的江蘇東海縣。地處東海之濱的東海人確實創造過值得稱道的東方神話，在那塊大禹出生的土地上，自然界為東海人留下了遍地流光的世間珍寶——天然水晶。 1994年，我曾應當地縣委之邀採訪過這塊盛產水晶並在改革開放後利用自然資源，建起的中國最大的水晶市場。東海的水晶可以有兩樁實物來證實：一是現今仍放在中國地質博物館的那塊高約兩米、重達三點五噸的“水晶之王”；二是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安臥的水晶棺，用的也是東海水晶之材。可見東海的水晶之迷人絕倫。我那次撰文所頌揚的是東海人依靠自然資源，建設經濟市場了不起的精神與成功之舉，故而譽之為“東方神話”。哪想到六年後，我在北京的大街上，遇到的這些幾年前還在家鄉土地上實心實意做水晶生意的東海人，竟然在首都成群結隊幹起了製作假文憑的大買賣，並且聞名北京城！
開始在《北京晚報》上見此新聞披露的事兒，我還有些不相信，因為一篇《東方神話》使我常常把東海人與通體潤麗、賞心悅目的水晶連在一起，無論如何我不可能想像生在有“水晶之鄉”的東海人會成為最令知識界感到憎憤的製假文憑魁首，且還是成幫結隊具有家庭性、團體性甚至村村鄉鄉一同“戰京城”的製假“東海軍”！
“你們什麼時候想起幹這買賣來？”在公安警察朋友的幫助下，我在海淀分局的一個看守所裡見到了拘留在那兒的五個剛剛抓獲的製作假文憑的東海人。於是便進行了又一次意想不到的採訪東海人的活動。
“我們也不是開始就做這事的……”一位看上去也只有二十來歲的女孩子低著頭說，“前些年我也是在家磨水晶項鍊的。可後來生意越來越不好做了，假水晶項鍊大多了，辛辛苦苦磨一條項鍊還賣不到二十元。後來村上有在北京打工的人說，北京城里人多，好賺錢的事很多，做一個假文憑，除去成本就能賺一二百塊。所以我們就跟著到北京來了……”
“你們怎麼就知道做假文憑賣錢？”
“這還用問嘛！誰不知道現在大學生吃香，城裡的單位招工第一條就得有文憑。”
“哪你是什麼文憑？”
“我哪有啥文憑？初中畢業後大人就讓磨水晶了……”女孩子撥弄著自己的手，使我想起了當年在東海採訪時看到的一雙雙在飛旋的磨床前的靈巧之手。正是這些靈巧之手，使東海縣一下走上了脫貧之路。然而今天，同樣是這樣的靈巧之手卻在於著骯髒的勾當……
“你知道做假文憑會造成什麼社會後果嗎？”
她搖搖頭，顯得茫然。 “我們以前做的水晶項鍊大多是假的，也有人要，沒有人找我們算賬的……”
“這跟做假水晶項鍊一樣嗎？”
“不都是假的嘛！有人喜歡用就成。”
想不到製售假文憑者竟然有這等意識！
“你們來北京除了製作假文憑外，還做什麼呢？”
她又搖搖頭：“不干其它的。這已經夠忙乎的了。”
“咋個忙法？”
“很緊張的吶！”女孩子的兩隻眼頓時露出職業般的亢奮：“我們靠白天收活，晚上才能製作。每人都有分工，不能搞亂的嘛。”
“那你在街上收活？”
“不。我們女的一般只負責幫男的放風。因為老闆說我們女的木呆得很，人家一看你呆頭呆腦的，就不太相信你會做出看不出假的文憑來，所以只讓我們負責放風。”
聽聽，她們也有老闆！而且“專業”得把那些想做假文憑的“客戶”心理都研究得透又熟。
“放風主要是乾些什麼？”
“替接活的人看有沒有執法的來。”
“如果有人來抓怎麼辦呢？”
“我們就會或者連按幾下自行車鈴，或者嚷嚷幾下。那嚷嚷只有我們才明白。”
“除了放風還乾什麼？”
“活多時還負責從收活的人那兒取走照片什麼的，送到我們住的地方去做。”
“你也會做啊？”
“不。有人專門會做。要字寫得好的人……”
“你們怎麼知道那麼多大學的校名和圖章是什麼樣呀？特別是校長名字什麼的？”
“知道的。我們有人專門負責收集這方面信息，做活之間會經常互相交換材料的。”
我有些不明白，幹這類勾當一般都是偷偷摸摸的，怎麼可能像張網似的互相傳遞情報呢？
“這有什麼？我們都是東海出來的，鄉里鄉親的，再說大家都挺不容易，所以哪個做活的人知道北京大學的校長換人了，就趕緊通知一下另一幫人。”
“看來你們之間還挺'團結協作'的呀！”
“誰出了事，都會影響大家的生意嘛！”
原來如此！
我還有問題弄不明白：“你們住的地方也看不見印刷工具一類的東西，那些證件和壓膜皮還有鋼印什麼的，都是從哪兒做出來的呀？”
“你這人真是的，這些東西在我們東海都能造出來，跟你們北京的一模一樣。真的，質量保證不會錯的。我們那兒也有不少中外企業，他們專門做印刷活……”
瞧，她似乎又以為在街頭遇見了一個“找活的”！
眼前一位被警察單獨關押的三十來歲的男子，據說是這個團伙的“老闆”，於是我們之間有了下面的對話：
“你自己是什麼文憑？”
“大專。”
“大專？不會是自己做的文憑吧？”
對方睜大眼，用一雙極不友好的目光斜了我一眼：“我是正經參加高考才進的學校啊！”
這真是想不到。
“那你還乾兜售假文憑買賣？”
“賺錢唄！”
“什麼錢不好賺，幹嘛非要幹這違法的事？”
“啥叫違法？”瞧，他還挺有理啊！他說：“我也不是一開始就做這玩藝的。學院畢業後我也在一個單位工作過，可干了那麼多年連個中級職稱都沒混上。年年評職稱都得論資排輩，而且總是先要評那些工作二十多年以上的，再就是那些有大本、研究生學歷的。這麼幾年下來，我勤勤懇懇就是不給我評中級職稱。有一次一個跟我一起到單位的'本科生'酒後向我透露，他評上的那個中級職稱用的本科文憑，是託人從廣州出了五百元在大街上買的呀。我當時不相信他說的是真的，等他酒後再問他說的是不是真的。開始他不說，後來我嚇唬他，說如果你不告訴我真話，我就到人事科告你。他沒有辦法，就說出了實情，並跪下求我不要告他，還說否則他剛結婚的女人會跟他離婚的。我看他很可憐，就沒有告他。但這事讓我生氣極了，我恨單位就看一張文憑，根本不論工作成績，我跟頭吵，頭還是那句話，說我的文憑只有大專，中級職稱還早著呢。一氣之下，我辭了工作。出了單位，我想不出乾什麼。一想到自己就因為文憑不如人家便評不上中級職稱，心想：媽的干脆我就專門做假文憑算了。也早聽說大城市裡要假文憑的人很多，於是便到了北京來。後來就在海淀的北大校門那兒認識了一個也是我們東海的老鄉，他已經乾了好幾年這樣的活，而且已經賺了不少錢。第一次我製作的一張假文憑不是為別人做的，是為我自己做的。我給自己做了一張北大研究生文憑證書，當時我看著這張雖然是假的北大研究生文憑證書，心裡也好激動：因為我也可以在不認識的人面前顯顯自己的身份。有一次在國際會議中心招生，我就用假研究生文憑，到招聘單位那兒試了一下，結果人家根本沒有看出是假的，還正兒八經地問我願不願意到他們單位當高級企劃人員。那是個知名國際駐華機構，我哪敢去混水摸魚呀！但這事真讓我激動了好幾天！後來聽說做假文憑的市場特火，且利大，於是先是給人家當下手，後來便獨立挑攤……”
“你是乾這活的'老闆'，肯定知道那些校名、校章什麼的是從哪個渠道獲得的吧？”
“這有什麼複雜的？”他說出的門道，讓人聽後不無吃驚：“我本來是大專生，我的同學大多在全國各地大學裡讀書，一封信我就從這些同學那兒獲得了想要的所有資料。再說我不是手頭也有北大、清華等大學的證件嗎？大學的門都是敞開著的，尤其一看都是'校友'，我在裡面的哪個門、哪件事辦不成呀！不瞞你說，我在北大、清華的學生中還有好多朋友，我們之間經常師兄師弟相稱呢！”
聽聽，天下已經到了這等堤旖，中國的大學裡還有什麼秘密是那些只要校名、校章和校長圖章樣式的製作假文憑、假證件的人不知道的！
“你也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難道不知道你這樣製作假文憑的不法行為，對中國的高等教育會帶來什麼惡劣影響嗎？”
“我知道。但是我還知道，有人因為得到了我們做的文憑證書，使一生的命運發生了變化。我碰到一個高考沒有考上的湖南人，他三次高考三次落榜，家里人把他趕出了家門。後來他到北京來打工，可沒有一個單位用他，因為他既是外地人，又沒有文憑。這小伙子其實很聰明能幹的，就是沒進成大學門，就一事無成。後來他到我這兒買了個本科文憑，便南下到了廣州，結果被一家中外合資企業的老闆招聘當了部門經理，沒兩年又當了副總經理。那個香港老闆特別看中他，把一家分公司交給他幹。沒多長時間，這小伙子就把這個分公司辦得紅火極了。有一天這位已經當了大老闆的小伙子上北京中關村進貨，我們在商店門口遇見了。是他認出了我，非要拉我吃飯，之後又送我一千塊錢，他說是我給他提供了叩開命運之門的金磚……”這位制假者講的這個故事，我聽完後感到不知是喜還是悲，最後只好稱奇也。
制假文憑，使一部分沒有能夠踏進大學門的人，為了圓那破碎了的夢，能選擇另一種“捷徑”以慰心魂，這實在讓人感到悲哀。而我在看守所裡聽到的另一種聲音，更使我心頭充滿了悲哀：
“正是高考制度圓不了一些人的大學夢，才使另一批沒有飯碗的人有了就業的可能與機會。”
說這話的人是個製作假文憑的老手。公安人員在他祖住的石景山區西進四區的一棟房間裡抄到假文憑二百本、假圖章近百個，以及製假的電腦、塑封機等一條完整的“流水作業線”。北京市在1999年6、7、8三個月集中打擊“三假”（假文憑、假公章、假證書）的專項活動中，共查獲窩點總數不下近百個，不法分子達千計之數，制假，真是名副其實的地下產業……
大干世界無奇不有。因為中國人對上大學有太大的企盼，所以就有了專門掏那些想上大學又找不到學校的學生和家長口袋裡的錢的人。這一職業叫“招生騙子”，聽起來似乎很彆扭，但據公安部的官員證實，確實每年都有一批這樣的犯罪分子。 “一批”就不是個小概念，它足可以讓相當一部分人以此為生，以此為業。
前年，安徽某山區小城的一個省屬礦務局招待所突然熱鬧起來，最多的一天竟有幾百人前來“報名諮詢”。報什麼名？諮什麼詢？一打聽，原來正有個“西北技工學院”在這兒“招生”哩！ 8月中下旬時節，皖中大地的天氣很熱，可哪熱得過那些高考的學生和家長們的心嘛！安徽算不得位居前五位的“中國高考大省”，但也絕對是每年高考人數非常多的“準高考大省”，如果按“落榜生”的數量而論，那安徽是不折不扣的大省。也許正是這個原因，“西北技工學院”的牌子在縣城一露面，尤其是它誘人無比的“招生條件”，就使那些剛剛受到高考落榜重擊的學生及他們的家長們，感到彷彿是黑夜裡望見了一輪明月。不知何故，這個“西北技工學院”的招生處“李處長”一點架子也沒有，“不像有些大學的招生老師，死板著個臉，你有事求他請他到外面坐坐都不給面子。瞧人家李處長，只要他有空，什麼時候叫他都行。”一位家長的話，幾乎使所有前來報名的學生家長心中都充滿了無限希望一一現在是什麼年代？大學的門對落榜生來說，那就是命運生死之關呀！誰要是有本事能跳過去，就是“未來的人才，眼下的臉面”喲！對廣大落榜生家長來說，什麼都不怕，怕就怕沒有哪個大學的招生老師能像“李處長”這樣可以指給你有希望的路走。
“李處長”的名聲並不是他自己吹出來的，而是越來越多的家長們相互傳頌的——當然，最先講的人是招待所的一名副所長。 “還有比'西北技工學院'更好的大學可上了？人家把分數當作是個參考，關鍵是看孩子的能力和平時的成績。把孩子送到這樣的大學，出來不是全才也是英才！”招待所副所長的現身說法，比廣告還廣告，於是一傳十、十傳百，往日名不見經傳的礦山小招待所一時成了山城最令人嚮往的地方。尤其讓那些高考落榜生和家長們心潮起伏的是，“該校”已經放出風：招生名額從最初的二十名，“擴招”到五十名，而且“擴招”的名額不僅不增加學費，反而比“計劃內”每個人少五百元。你說這樣“好”的大學中國還有嗎？
確實沒有。後來據“李處長”自己交待，他玩這一招有他的“高明”之處：“現在家長們對子女的上學簡直是著了迷，你不要多說，只要摸著他們的心去騙就是了。我開始每招一名收五千八百元學費，他們覺得有點兒高，因為安徽山區的農民或城市工薪階層都很窮。後來看到那麼多人都想報名，我也曾一時想過在原有收費上再高出它幾千元，可後來沒有這樣做，相反我來了個少收幾百元。你們問我為什麼？當然有我的道理。那麼多人想報考，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