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1月12、13、14三日，北京的天氣驟然變冷，西北風使剛剛度過建國五十週年大慶的北京人頓時感到嚴冬的來臨，但在很著名的北京國際會議中心，在17號展廳裡，你想像不出那兒有多熱鬧。說人山人海一點不誇張，原來，洋人的洋大學跑到北京來招生了！
“洋大學”到中國搶學子——熱鬧非凡，喜氣洋洋。
北京的各大主流媒體擺出一副過年的架式在為洋人們宣傳。
去過之後的我，幾天沒有緩過氣來。不知為什麼，我作為一個中國人太感到傷心了。看到洋人們滿臉喜氣洋洋的情景，看到自己的同胞對洋學堂表現出的那副媚樣與渴望，當時我真想在大廳內大喊幾聲：同胞們，我們是中國人，為什麼我們費盡心血把自己的子女從小學培養到初中，又從初中培養到高中，最後竟把孩子送到國外去上洋人的大學？你們過去培養孩子所花費的一切一切的心血，難道最後就這麼簡單地白白拱手送給了洋人們？
可悲的是，當洋人們笑咪咪地向我們的同胞伸手要去三十萬、五十萬人民幣（其實一個少年到國外上好一點的大學一般費用都要在六七十萬人民幣以上）時，我們的同胞還要向洋人們三鞠躬，並口中喃喃著剛剛學會的一句“Thank you！”（“謝謝”）
那天我沒有在那個“國際教育展”上大聲吶喊，是因為我確實底氣不足。其實應該說是我們的國家底氣不足。因為中國有那麼多想上大學的人，都被無情的大學門給擋在了外面！
據說就是因為我們的大學太少。因為大學每年招生名額太少，僅為應屆高中畢業生的百分之十點零五（至2000年），所以教育部門已經下狠心要在今後三年左右時間內達到國際平均水平的百分之十五。等於說到那時每年還有百分之八十五的孩子絕對是在大學門外拼命想方設法往大學裡擠的。然而不好擠呀！大學招生滿足不了廣大的求知者，社會就業的激烈競爭又讓人感到沒大學本科以上文憑就等於下等公民的現實，使得家長和孩子們拼死也要圓大學這個夢——沒有圓上學的夢，就根本談不上圓未來理想和前程之夢。美國人的夢是淘金式的發大財之夢，而中國人最集中和最突出的夢想就是上大學。沒有大學夢，就等於一生死定，一生不會有太多的出息。
高考競爭太激烈。中國的大學“獨木橋”讓孩子們感到太可怕，家長們也害怕得要命。你除非全身心投入到幫助和輔導孩子的三年高中（其實大部分家長為了孩子將來能上大學，從小學、初中便開始狠抓了）中去，否則你就勞而無功。可是許多家長自己正處在事業和生意上的關鍵時期，哪有那麼多時間和精力放在孩子身上？或者說你即使有精力、有時間，孩子未必就能闖得過中國高考那座“獨木橋”，於是這些家長就苦苦地尋求中國獨木橋以外的大學路。此時此刻，洋人們看準了機會，笑咪咪地向他們走來了。
最典型的要算英國紳士了。現在各國都把矛頭指向了美國人，其實世界上最厲害的還是英國人，你別看它現在很衰弱似的，但實際上它的野心從來沒有停止過膨脹。在它的眼裡，這個世界從來就是它英國人的。美國人牛吧？可美洲大陸還不是它英國人最早發現和拓荒的！你中國人不是現在把香港收回了嗎？那天交接儀式上布萊爾首相也參加了，在全世界面前他們交還了一塊領土，可大家有沒有註意到，儀式臨結束時布萊爾有意朝中國總理眨了一眼，這一眼很神秘，帶著一股並非失敗者倒有幾分勝利者的微笑。就在參加交接儀式之前，布萊爾在國內一次重要的會議上特意召來一批教育官員，明確告訴他們——我們大英帝國已經結束了在華的領土管轄，可是那兒仍有我們巨大的天地，那就是市場。它就像我們的先輩開著遠洋船到世界各地去發現新大陸一樣，是永遠有利於我們大英帝國的殖民地。過去我們的先輩們每到一地，以掛起國旗、推廣英語為我們的目的，現在我們用不著再做這樣容易引起對方反感的事了。佔領市場就是不用我們在別人那兒掛起國旗但卻同樣能獲得我們想獲得的一切的妙方。中國人從我們的手中收回了香港，我們可以從他們手裡再奪回比一個香港甚至幾個香港更大的利益。搶占中國的教育市場，就是我們從中國人那兒可以重新佔領的又一個“香港”！
布萊爾說完這番話後，引起了全英國校長們的熱烈回應。 “市場就是MONEY（錢），我們願意到中國當21世紀的無冕總督。”
殺回來的洋“狼”不僅有從英吉利海峽來的，也有從北美洲、澳洲、新西蘭來的，甚至小小的泰國“狼”也來了。 1999年，僅北京一地就舉辦過兩次洋“狼”搶占中國教育領地的大規模“戰事”。春天那次在北京國際展覽中心舉辦的“國際高等教育展”，戰況之激烈空前，來自英、美、德、法、加、澳、新、瑞等“十六國聯軍”，同時在中國首都吹響了進軍號。 2000年春節剛過，“洋鬼子”們又蜂擁而上，2月26日在北京國貿大廈舉行的首場“國際高等教育巡迴展”，開館僅一個小時，就有上萬人擁入展廳，其火爆的場面超過以往。據說僅今年上半年，就將有三四場這樣的“洋大學擺攤”活動，其規模和場次頻率也會超過以往。面對如此瘋狂的“洋鬼子”的大舉進攻，中國人沒有任何的抵抗；相反幾萬人帶著笑容、帶著美鈔連同自己心愛的子女們一起去擁抱這些“洋鬼子”，場面令人感嘆。
當我在現場聽到和看到中國人在“洋鬼子”面前表現出“特別的愛”時，頓然有種“大國寡民”之感。
在那個人山人海的場面上，我首先感受到的是今天的中國在“十六國聯軍”面前，遠遠沒有了當年的“義和團”勇士的血膽豪風，倒是有很多完全別樣的風景線。
有位男士在著名的“天壇紅橋市場”做事，他在英國“侵略者”面前漲紅著臉說：我早盼著你們來了。這不，我已經積蓄了十年的心血錢，只等你們過來“招兵買馬”，看看我這孩子行不行？要行，能給個大學上，錢是小事——他拿出一張信用卡，在英國人面前晃動了幾下。 “侵略者”的藍眼睛頓時射出光芒。
另一位是某國家機關的女公務員。四十多歲，風韻依然。她身邊十幾歲的女兒也長得出水芙蓉一般。在加拿大“侵略者”面前，女公務員一副興奮不已的樣子：你們哈利法克斯的女子學院我早聽人說了，我的孩子願意去。如果不反對，我也願意陪她一起去。那滿臉毛茸茸的北美傢伙，心領神會地張開熱情的雙臂，將這位女士擁抱在自己的懷裡：太歡迎了，漂亮的中國女士！這時，在場很多中國人的臉上充滿了羨慕之情，至於“侵略者”們無不歡欣鼓舞。
在中國人有自己尊嚴的今天，“洋鬼子”們確實改變了以往提刀拿槍進入中國領地的方式，今天他們都是帶著誘人的笑容出現在中國大地上，這種新的戰略戰術在很大程度上使現在的中國人無形中喪失了民族警惕，成了魚餌上的被獵物。據國家出國留學生服務中心介紹，我國目前每年公派的拿學位的留學生已經很少了，而作為訪問學者出國近年也僅在兩千人左右。自費出國留學則逐年遞增，每年約有二至三萬人，按每年每人最低費用計算，這個市場規模每年約有四億美元左右的文章可做。這指的是成人出國留學。而少年留學則遠比上面這個市場大。其一，生源之多。目前在國內“望子成龍”無望的約有兩千多萬適齡青年學生，他們中約有百分之三十的人是城市學生。這部分人中，能出得起錢或者出不起錢卻願想盡辦法也要到國外留學的約佔三分之一，共計兩百萬人左右。當然由於簽證等原因不可能使這部分人都能如願出國留學，但近三年間，少年出國留學的人數連續以百分之四十左右的速度在增長。預計2000年接近五萬人左右。有位準備把高中的女兒送往新西蘭留學的女士算過一筆賬：女兒讀完高一後到新西蘭，五年半後大學畢業，孩子的各種費用至少在六十萬人民幣以上，而到新西蘭留學是比較便宜的，像到英國、美國留學的費用要比到新西蘭貴出百分之五十左右。也就是說，每一位少年留學生在國外每年的費用約在一點五萬至兩萬美元，如此一算，現在中國少年留學出國的市場約十個億美元。 “洋鬼子們”對市場的認識遠比我們深刻與熟悉得多，這十幾億美元的市場生意做起來非常容易，要比做“空中客車”、“摩托羅拉”等飛機、手機生意麻煩少多了。不同政府做的生意，就不會有太多的政治上的麻煩。一位美國某理工學院駐北京辦事處的CQ小姐用中文清楚地告訴我：她的表哥是做電子商務的，但同中國進行一筆兩千萬美元的通訊設備生意時，前後花了三年時間，最後還是沒有做成，因為這中間不是因為美國國會在審議中國最惠國待遇時設置麻煩，就是美國總統又在台灣問題上搞些名堂，最後生意好不容易做成時，轟炸我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事件又出來了。然而她做引進中國中學生留學的事順手得令她感到欣喜不已。她說她們學院在北京剛剛進駐，1998、1999兩年就收到了極其良好的效果，招生計劃成倍的完成。學院每年僅從中國市場就可以獲得大筆收益。
當我請她談談為什麼中國家長們瘋狂地願意將自己未成年的孩子送往國外留學時，CQ小姐解釋得非常清楚：大概有三種情況：一是他們的家長認為在國內孩子上大學太難了，即使上了大學，以後就業還是個問題。研究生、博士生和洋大學的文憑，是以後中國就業市場的基本要求。與其現在費心費力把孩子塞進國內大學，還不如從現在起就為孩子的未來就業著想，走在國家的前面送其出國留學，這樣既可以避開國內“千軍萬馬走獨木橋”的高考搏殺，又可為孩子將來就業有個更好的起點。這些家長從另一個角度算了一筆賬：在國內上大學，就得從初中抓起，六年中學下來，花在孩子身上的各種學費、培訓費、生活費一年下來也是好幾萬元。問題是這幾萬元還常常是在打水漂兒呢！孩子一旦中考成績差了，就得找一所好中學、找一所重點中學，分數不夠，還得貼進幾萬元！六年中學讀下來，高考一旦落榜，又得複讀，一年復讀費還不花掉一兩萬？就算孩子後來能上大學，四年大學下來也得小十萬元。畢業了，你再看看就業市場，人家要不要你普通大學的普通本科生？如果勉勉強強找個工作，當爹當媽的還得給孩子每月貼錢。如此算下來，二三十萬元貼進去了，什麼都沒落著，那還不如現在勒緊褲腰帶，多花點錢，求個踏實和省心，更求個保險。這些家長還把自己為了兒女上重點中學、參加高考和上大學期間所要花費的精力也計算在裡頭。特別是工作和事業比較忙的人更有體會，孩子六年中學期間，家長所花費的精力與心力遠不是金錢所能計算得出的。這部分家長代表著出國少年留學生中的多數。他們因此會感覺花幾十萬元錢“物有所值”。另一部分家長是懷有“還願”之心。比如廣州一位女士說，她本人是中國一所名牌大學本科畢業生，但由於種種原因未能出國留學。可留學是她的一個夢，特別是看到目前中國的環境保護、社會治安、生活方式同發達國家差距很大，所以她把期望寄託在孩子身上。 “如果孩子能在國外發展，一方面也對國家是個貢獻，至少少了一個就業競爭的對象。而我希望孩子在國外完成學業後，能夠在國外找到一份適合他的工作，這樣我也可以常到他那兒去看看，有機會直接接觸外面的世界，也算圓了我自己的出國夢。當然，為了孩子有個高起點，比我本人的還願要重要得多。”第三種情況是，這部分家長已經把子女出國留學當作一種長遠投資行為。有位在北京某外商投資公司工作的先生就非常直接他說，他希望兒子到美國最著名的中學去上高中，將來希望他考上哈佛或者麻省理工學院。 “現在我花幾十萬元送孩子出國，很大程度上看作是一種投資。因為在國內，即使我花很大功夫把他培養成大學教授，他以後的年收入也只有幾萬元，甚至更少。但在國外就不一樣，名牌大學畢業生和高學歷的人才，其收入是相當高的。不是有報導說一位中國留學生在美國呆了十年，回國時帶回了兩百萬美金，等於一千七百萬人民幣！我不期望我的孩子也能掙那麼多錢，減一半行不行呢？也就是說可以達到我現在送他出國留學投資的十多倍收益嘛！當然任何一種投資都是有風險的，送孩子出國留學也同樣。一般來說，孩子大學畢業後，只要能在國外站住腳，他的生活和收入絕對不會比我們差，也就是說我的投資絕對不會貶值。當然誰也保證不了孩子不會失敗。即使是這樣，我們當父母的也算對得起孩子了，用不著有什麼後悔。”這樣的家長如此說。
不能不說CQ小姐分析中國家長們的種種心態非常到位。少年出國的決定因素主要來自家長們的決定，很少是孩子自己的選擇，因為這裡面有個根本的問題，即經濟條件。家長根據自己的經濟狀況，把握和權衡著孩子的命運。那麼，家長們的心願真的能夠實現嗎？
當然，萬千世界裡，只要人們想到的就有可能做到，總能找出這樣的事例。我本人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參加一個華人國際文學研討會時就碰到過這樣一位女士。那天她正為在國立大學上學的孩子送點東西，我閒談中說到了她孩子的事。她是哈爾濱人，孩子在國內讀書時成績平平，可孩子好勝心特強，結果因為成績上不去對孩子的心理打擊很大，長時間後，性格開朗的孩子變得非常憂鬱。中考後，孩子沒有考上重點中學。為了讓她能夠有個好學校上，家里花了兩萬元託人進了個“重點”，但因為成績跟不上，孩子每天顯得非常痛苦。於是這位女士和丈夫商量，決定把原來的四十多萬元買房子的錢拿出來，給孩子申請到新加坡留學。開始孩子先來，後來當母親的她也來了，一方面照顧孩子生活，一邊打工掙錢，三年下來，她孩子在這兒上學由於受環境影響，心境恢復了，學習成績快步上揚，成了班上的優秀學生，考大學時也非常順利。 “我們現在全家人都在新加坡，我和先生都有工作可做，孩子上大學的願望也實現了，我們也購了一套大房子。新加坡使我們全家人原來的願望都實現了！”這位女士非常幸福地告訴我：“如果當初我們只考慮在哈爾濱買房子，孩子要是不上大學，那等於留給了孩子一張紙上畫的餅，她想吃也吃不著。現在呢，我們把孩子送到這兒讀大學，等於留給她一張捕魚的網，即使我們沒有為她買好一所房子，她也照樣可以用這張網捕魚生存發財嘛！”
現今住在北京亞運村“貴族”公寓裡的張恆先生夫婦，今年才五十多歲，可他們已經在前兩年把已有三十多年工齡的兩份國家公務員工作辭退了，因為現在他們用不著在乎那一千多塊一個月的工資了。張恆與夫人過去在單位裡一直是“貧困戶”，因為別人有高學歷、高職稱，他們是高中生、中專生，所以什麼都吃虧。為了讓下一代不再吃這份虧，夫婦倆在孩子上小學時就開始積蓄心血錢，家裡幾乎沒有像樣的家具，後來他們把孩子送到澳大利亞讀高中、讀大學，三年前孩子大學畢業後當了澳國一家大公司駐京的中國總代理，年薪近百萬元。房子、車子、妻子樣樣齊全，還特意給父母買了一套一百多平米的大房子。苦盡甘來的張恆夫婦每每談起他們當年的“英明決策”和現在孝順的孩子時，總是充滿了自豪和得意。
也許正是這種出洋也能望子成龍或者出洋子更易成龍的巨大誘惑，加上國內應試教育和高考競爭的巨大壓力，使得廣大中學生（甚至是小學生）的家長們對上大學前就把孩子送去出國留學的熱忱越來越高，使現在出國留學生的年齡呈現出越趨小齡化的發展勢態。據廣東高考廳負責人介紹，前幾年廣東每年自費出國留學的人數最多不超過兩百人，1998年達到六千多人，其中中小學生留學佔了一半以上。預計2000年廣東全省僅“少年留學”就可達到上萬人之多！北京、上海的情況相同，每年都是成倍成倍地在增長。一位搞中國留學生預測調查的澳大利亞專家估計：到2005年時，中國每年中小學留學生將超過十萬人。
十萬人是個什麼概念？十萬人就是近百億美元的市場！難怪老美、老英、老澳甚至現在連泰國這樣的小國，都面帶笑容地頻頻向中國的下一代及他們的家長招手。
21世紀到來之時，我們中華民族又一次面臨一個“狼來了”的時代！
說“狼來了”似乎是個刺激的字眼，因為狼是殘忍的，吃起人來張牙舞爪。其實現在的“洋鬼子”裝成的狼，早已不像當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天津時的樣子了。現在的“狼”都是笑瞇瞇的，像是充滿溫情的救世主。然而，狼畢竟是狼，它的本性中有吃人的一面，也有為了吃人而設下種種陷阱的狼子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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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來，“洋鬼子”想直接敲開中國的門非常之難，但又幾乎每次行動都能成功，其奧秘何在？這就是“洋鬼子”太會利用中國的“漢奸”了。當年香港、澳門被侵占，就是由於有漢奸從中做了手腳。一百多年過去了，“洋鬼子”們收斂了許多，對中華民族的掠奪的戰術大大改變了，但其侵略實質卻並沒有改變。看看今天鋪天蓋地的“外資”企業或者“合資”企業、某某國某某集團駐華辦事處，你就會發現：真正直接在幫助外國公司或老闆掠奪中國資源與資金的，常常不是那些黃頭髮藍眼睛的“洋鬼子”，而是和我們的人種一樣的中國“漢奸”。
上面提到的美國某理工大學的CQ小姐就這樣說：“幾年前，我們大學校長都不知道中國還有那麼多人要上大學。到我們那兒上大學的中國留學生告訴我們，投資中國教育是最大的對華貿易！所以我們就開始把注意力放到你們這個東方的神秘國家。但開始我們做留學生生意時很不理想，因為主要是我們不懂得與中國的學生家長們打交道。我們美國孩子的家長和你們中國學生的家長在觀念上很不一樣。比如開始有人問我們：在孩子留學期間，能不能解決家長的陪讀問題？我們覺得很奇怪，便問：你孩子留學已經花費了一大筆錢，為什麼還要花更大的一筆家長陪讀費呢？孩子能上高中、上大學，就證明已經完全可以獨立了，為什麼家長還要成天跟在他們的後面呢？於是我們就告訴那些家長：上我們大學和大學下面辦的中學都沒有成人陪讀設置。後來有位在我們那兒留學的中國學生說，CQ小姐你們太傻了，中國學生的家長與你們美國學生的家長在對待子女問題上是完全不一樣的，你們美國人把兒女關在自己家裡會被看作侵犯人權，而我們中國人一旦把自己的兒女往外面趕的話就有可能被視作虐待。再說，你們學校幹嘛有錢不賺？把中國的學生拉到你們學校賺進的是一筆可觀收入，如果再允許他們的家長到你們那兒陪讀，他們就得要房住、要消費，你們不又可以從他們身上賺很多很多錢嗎？你們賺了雙份錢，中國的家長們還會念你們是'照顧'了他們，這是多好的事你們為何不干？我們把這位中國學生的話跟校長一說，大家的眼睛都亮了好幾倍：是啊，真弄不懂中國人是怎樣的一種消費觀念。我們不懂，也無法理解。後來我們的校長決定：應該讓中國人當我們學校在華開展工作的主要管理力量，收效證明，這樣非常OK！”
中國“漢奸”對國情熟門熟路，幹起來當然總是“Ok”。但既然是“漢奸”，它就有讓人討厭的地方。
這幾年隨著出國留學的人數聚增，各種以此為業的“中介”服務機構應運而生。據北京1999年夏天開展的“清理出國留學非法機構”專項活動的負責人說，僅北京1998年一年，這類非法“中介”機構一下冒出幾十個。他們大部分沒有國家教育部門頒發的有效營業證，僅憑外國教育機構一紙“委託”書，就在北京或者其它城市“開張招生”。這類“漢奸”一般都長著幾個心眼，先是從“洋鬼子”那兒要一筆可觀的“開辦費”，同時簽訂一份每招收一名學生的“比例提成協議”。之後便開始招兵買馬，聘得一大批“小漢奸”，再把這些“偽軍”派往各個學校、機關單位，進行瘋狂的宣傳遊說，為那些本來正在為“中考”、“高考”煩透心的學生和家長們送去香噴噴的“比薩餅”。於是在這些大小“漢奸”們半拉半推的情況下，一些學生家長就開始為自己的孩子報名、交錢。當然，什麼事還不知道時，就得把第一筆一至兩萬元的錢先送到這些當“中介”的“漢奸”們手中。 “虧啥？你孩子在國內學校能做的就是一台'考試機器'，人家外國學校就是不一樣，對孩子從不施壓，讓他們在自由中成長。這樣的孩子思維活躍，創造發明和自立的能力強。再說，你兒子高中三年下來，就外語這一樣能力還抵不上國內的教授水平？”“漢奸”們的嘴上都塗了一層厚厚的糖。孩子們的家長大多數是連國門都沒出過的門外漢，聽“漢奸”們這麼一說，就不再猶豫了。
交了錢就是上了套、進了陷阱。
這幾年國家教委和有固煒門接到對“中介”機構的投訴越來越多，投訴最多的內容便是“漢奸”們的行騙與說假。騙是可以明斷明了的，但說假就不好識別了。有位家長聽了“漢奸”介紹英國倫敦附近的某某學校“歷史悠久，名師輩出，風光迷人，條件上乘”等宣傳詞，在孩子初中畢業後就把孩子送到了那兒。結果發現，此校離倫短膦非“附近”，其歷史也並不悠久，只有幾年辦學時間，最讓中國家長生氣的是，學校對學生的“自由”簡直到了放任和根本不管的程度，這一點連在國內一直高呼要“解放”的孩子本人都認為英國學校“散漫得不像一所學校”。沒有專人輔導學業，沒有專人管理宿舍，上課的教師對時間的“珍惜”以每秒鐘計算，你在他下課之後哪怕多問一句話，人家也會說一聲“NO”就轉身離去，更沒有補課一說。於是孩子的外語始終上不去，而老師對中文又不通，上起課來打哈哈的佔了多半時間。一年半下來，孩子堅決要求回國。無奈，家長掏了三四十萬元錢等於讓孩子出國旅遊了一次，而且只到過一個地方——那就是不用做作業的學校。這樣的孩子不只一兩個，他們回來後只好重新就讀原來的年級，但那時再走進教室時，發現自己完全是“大學生”了——同學們都比他（她）小一兩歲。
家長們氣得找“中介”的“漢奸們”理論。 “漢奸”卻說：你不是想讓孩子出國嗎？出國就得花錢！什麼“中介”費高？這怨得了我們嗎？當初你願出我們願接，兩廂情願的事，你吃後悔藥也沒用。那邊的學校沒人管？人家那叫自我式教育，開放式管理，你們和孩子不是煩透了中國的應試教育嗎？怎麼，給你們自由你們又受不了了？這能怨我們什麼呀？要不給你們再換所學校，這次最好說好了，不要輕易回國，至少也得等上完大學再說嘛！怎麼樣？再交錢吧！不交？啊，你們不交後面有人交吶！讓開讓開！
“漢奸”們的這副嘴臉，讓人不是氣死也會噎死。
現在國內不少單位看到“中介”少年留學可以賺大錢，於是便紛紛打著各種旗號當起“漢奸”來。有的已經從非法變成了正式。像1999年底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新聞縱橫》節目披露的一起《赴澳留學出國班坑苦學生》的報導中指出的那個“中介”，就是吉林長春市解放路的一所正規學校搞的。 1996年，這所學校的初中部向社會散發了宣傳單，聲稱該校初中部與澳大利亞某私立學校聯合開辦“中澳語言學校”，為學生將來就讀澳大利亞高中做準備。除了這樣的宣傳攻勢外，該校校長在家長會上還信誓旦旦地說：三萬元讀完這個“澳校”後，再花十萬元到澳大利亞讀完高中。一時間家長們趨之若騖，孩子們躍躍一試，先後共有一百零五名學生每人交了三萬元後開始上學。這個學校的“出國班”還曾風靡一時，因為家長們都堅信：這是個公立學校辦的。公立學校辦的就跟國家辦的一樣沒有區別。然而，區別後來就出來了，因為這個“公立”學校做了一件本不該它做的“中介”。
在這三年之中，一百零五名學生由於漸漸明白過來，他們的家長幫孩子們另想辦法離開了這個“出國班”，剩下二十八名學生堅定地留了下來，等候三年後的“澳大利亞留學夢”的實現。據學生家長說，這期間學校曾不斷漲學費，很多家長就是因不滿意才退學的。三年總算苦盼出了頭。但學校以“情況有了變化”這六個字，開口要那些繼續想把孩子送往澳大利亞的家長“再出三十九萬元，才能到澳讀書”。事到如今，也為了孩子的“前程”，家長們只得有苦往肚子裡咽。 1999年5月，第一批十個學生總算拿到了簽證，但後面的學生則被告知“無期”。家長們這惶旎乾了，澳方學校一看不對頭，連忙來人與家長“對話”，許諾三個月內辦妥孩子們的入學簽證。可三個月過去了，簽證一事仍遙遙無期。被騙的家長們終於將這個“公立”學校和澳大利亞某學校送上了法庭。然而即使法院判定錯在“中介”，可孩子們被耽誤的學業有誰能賠償呢？據說這個“出國班”的學業完全沒有按照國內統一大綱教學，把語文、政治、歷史幾乎都砍掉了，當1999年高中升學考試時，這些破碎了出國留學夢的孩子們，又無法參加當年度的高中考試。他們花了三年時間、花了幾萬元學費，最後連張初中畢業證書都沒有拿到。
教訓可謂再深刻不過。
在某“中介”機構採訪時，有位王女士一開口就眼淚鼻涕一齊流。她哭著求這個“中介”機構的人“再幫幫忙”。機構人員都不理睬她，於是她開始罵人，說你們這些黑心腸，當初你們把出國留學說得天花亂墜，把孩子從我們手中奪走後你們又什麼都不管了。你們是強盜！是漢奸！都他媽的不是東西！ “中介”的幾位小姐忍不住站起來，說你怎麼罵人？王女士眼睛一瞪，罵得更響亮：不罵你們這些騙子還罵誰？騙子！漢奸！賣國賊！
接下去便是一片混戰。混戰的結果是人多一方贏了，女士被推出了門外。
王女士因此成了我的採訪對象。她告訴我事情的全過程，讓我評評理。她說她女兒是前年去加拿大上高中的，是剛才那個中介機構辦的手續。當時人家告訴她孩子一年在加拿大上學的各種費用大約十五六萬元。這個數字對她家庭來說絕對是筆大錢，但為了孩子，她和丈夫決定把女兒送出去。臨走時，她還對孩子說：我們平時再省一點，你在那兒再打點工，苦過三年高中，等考上大學便有獎學金了。女兒也保證一定好好學習，將來報答父母。
楓葉之國是美麗的，學習的條件也非常之好，可是獨有一點不好：就是什麼都很貴，沒有很好的適應能力和語言能力，找個工打都十分困難。王女士的孩子到那兒上高中後，很快發現自己的經濟狀況極緊：交了學費後連飯錢都非常緊張了，更別說能添置些像樣的衣服。女兒只有十五六歲，在家時連碗都從來不刷，所以根本不可能獲得母親計劃中的每月“兩百元打工錢”。為了過語言關，還不得不每月拿出三百元左右的“補課費”。沒有錢的女兒越緊張就越給家裡打電話。
這邊的父母一聽女兒沒有錢了就更緊張，一個月其它的不說，光電話費就比以前多花一千多元“國際長途電話像隻老虎，我每次都是半夜'機'叫，可還是讓這隻老虎一年吃掉一萬多塊錢。”王女士說。
她和丈夫在國內也就是普通的機關幹部，一個月工資加獎金，加上丈夫槁點“外快”，一年的收入也就是五六萬。女兒第一年出國留學花去約十八萬元。其中五萬元是王女士向自己的姐姐借的。原想第二年孩子在那兒可以獨立掙點打工錢，後來女兒告訴她根本不可能，因為加拿大各地的“政策”都一樣，她上學那兒根本不允許未成年人從事打工一類的事，何況即使到了成年人的年齡，也未必能找到一個工打。孩子的後援本來就不足，前方又掙不到錢，所以女兒至少一個星期向家裡叫急一次。
“我把所有的零花錢都積存起來，準備給你們打電話用。要是連打電話的錢都沒有了，我一個人準死定在異國他鄉了！”女兒的話把做母親的嚇壞了。無奈，她一次又一次向外人借錢給女兒寄去。債台就這樣越築越高，到了第三年，王女士為女兒留學已經欠下二十萬元的債。夫妻倆到後來都緊張得不敢再去接電話，因為電話不是女兒打來要錢，就是債主來催他們還錢。
有一次女兒急了：“為啥幾天你們不接我的電話？是不是讓我死在加拿大？”女兒說完就嗚嗚大哭起來。大哭之後就罵：“你們不是我的父母！是王八蛋！”
做父母的氣壞了，說你怎麼能這樣說？我們為了你上學，已經快家破人亡了，借的人家的債都可以把我們家門堵住了。你怎麼能這樣罵父母？你是不是留學了就沒了良心啊？
這邊一句，那頭一句，雙方在國際長途電話裡對罵了半天，最後是女兒“啪”地掛掉了話筒。
王女士這邊有兩個星期沒有接到那邊的電話，於是她和丈夫就有些坐不住了，打電話過去，對方沒有人接。這就更著急了，王女士把電話打到那邊的“監護人”那裡，可人家是“臨時”性的“監護”，你付我工錢了嗎？沒有。沒有你就別找我，找你女兒的學校要人嘛！無奈，只好找學校要人。
學校的人說：我們也在找密斯王，你們能提供什麼線索嗎？
“狗王八蛋要你們學校幹什麼呀？”王女士氣得用中文狠狠罵了對方一通。但又有什麼用？女兒沒了，還得趕緊找啊！
哪兒去找呀？又不像在國內，騎輛自行車，打個的，或者報個警。即使是國內，大海撈針一般找人也不容易。王女兒心急如焚，通過各種關係買了飛機票，趕到加拿大東部城市某學校。真是無巧不成書，那天她到學校的時候，女兒也回到了學校，只是她身後跟了一位年紀很大、滿臉鬍鬚的“老外”。
“你怎麼跟一個'老外'在一起？”母親嚴厲地責問女兒。
女兒瞪了母親一眼：“你才是'老外'！”
“少廢話。你說說這段時間你到哪兒去了？”
“打工掙錢去了。”女兒低著頭說。
“打的什麼工？”
“打工就打工唄。只要有錢掙就行。”
“你可給我說清楚了：我們是中國人，不掙那些骯髒的錢。”
女兒從鼻孔裡“哼”了一聲：“什麼中國人不中國人，沒有錢還不如狗屎！”
母親“噌”地站起來：“寧可當狗屎，咱們也不去掙骯髒錢！你得給我說明白了：到底這段時間幹什麼去了？”
女兒沉默。
“說呀！到底幹什麼去了？”
女兒突然咆哮起來：“你說我幹什麼去了？給人家當妓女去了！你還要問什麼？”
母親愣住了，兩眼發直，渾身也哆嗦起來：“真的？你說實話，是真的嗎？”
女兒再不說話了，抱頭痛哭。
這一夜，母女倆沒有睡在一個房間。
第二天，王女士收拾起東西，對女兒說：我們不讀書了，跟我回國。
女兒：不。我不走！
母親：不走你留在這兒還想幹見不得人的事？
女兒憤怒了：我是為了讀書！
母親也憤怒了：這個書我們不讀了！
女兒說：你沒有權利剝奪我的受教育權！
母親說：我是沒有權利剝奪你的受教育權，但我有權教育自己的女兒。
倆人不歡而散。
機場上，母親和女兒遠遠地望著，最後都是淚流滿面……
“孩子現在還在加拿大上學。可因為家裡供不起那麼多費用，她後來把實情告訴了我們，說她不得不找個'靠山'來維持自己的學業與生活，那個上年紀的大鬍鬚加籍人就是她的'靠山'。女兒說，那人每月給她一千元加市，條件是在大學畢業後必須嫁給他。女兒還不算太混，說可以，但也有一個條件：在大學畢業之前，倆人的關係保持一定距離……”王女士談完她女兒的事後，說自己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就是不該在沒有雄厚經濟實力的條件下把孩子送到國外留學，另外則是太輕信“中介”機構的粗略介紹。
她希望我通過文章告誡那些準備把孩子送往國外留學的家長們：千萬要把那邊的情況了解清楚後再作決定。
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是中國的一句老話，但如果在出國留學潮中人們也這麼想可能事就麻煩大了。今天的中國人一想到出國首先想上美國，再不就是英國、加拿大、澳洲什麼的，但沒有幾個人知道，這世界上還有不少國家把“紅色中國”視為與伊拉克同等地位的“不受歡迎國家”，美國人對中國人入境差不多就是採用這樣的禮遇規格。
幾家留學諮詢機構都反映說，學生家長到他們那兒要求最多的就是上美國、加拿大或者英國，你不管解釋多少遍，他們就是不聽，還說“出國留學不往美國英國加拿大走，還留什麼學？”“中介”“中介”，既然是中介，你就只管收錢辦手續就行了嘛！北京某留學機構的一位小姐說，她開始很認真地向一些家長介紹去各國留學的情況，特別是作為中介機構有責任向客戶講清楚那些可能給申請留學的人帶來麻煩的問題，但來諮詢的不少家長似乎都有一種“上帝”的酷勁，或者財大氣粗的派頭，你給他講一大通，他根本不聽你的，往往坐下不到十分鐘，就命令式地對你說：我不聽那麼多廢話，你只管說把我孩子弄到美國或者英國要多少錢吧？
跟這樣的主兒說事兒不是對牛彈琴嘛！這位小姐說，既然人家不在乎，我幹嘛費口舌說閒話呢？吃了虧，再讓他們叫苦吧！
這不，李就是這樣一位財不大氣很粗的家長。他到某出國留學機構為兒子辦申請時就一口認定“上美國”。交完一萬三千元手續費後他就走了，到三個月時，機構告訴他對方拒簽。
“狗日的，美國佬有什麼牛的？老子給他送錢去，他還不給臉啊？等，看他到底簽不簽！”
又是三個月，美國佬像有意跟這位老兄較勁：再次拒簽。
機構派人好心勸他別再“一棵樹上吊死”，像新西蘭、泰國什麼的學校好簽多了。不妨讓你兒子到這幾個國家去上學。
憑什麼？老子堂堂大中國，幹啥上那屁股大的小國家？他們能有哈佛嗎？能有麻省理工學院嗎？沒有嘛！沒有讓我兒子去幹啥？這老兄不服，非要再等不可。
如此來回五次，美國佬就不給他兒子簽證。
這老兄急了，氣得要上美國駐華大使館“罵娘”。 “你罵娘也沒用，說不定還會被美軍陸戰隊士兵把你斃了！”
“他敢——！”
最後，這老兄還是沒有實現把兒子送到美國讀書的願望。時間已經過去兩年。兒子在家無事可做，整天跟遊戲機作伴。等到老子為他改簽到新西蘭某學校時，這孩子已經沒有了學習興趣，成天裡想著他的電子“夥伴”。一怒之下，他老子把自己在國內的公司也關了，帶著老婆孩子跑到了新西蘭。
不知天高地厚的這位孩子家長，到新西蘭後頓時發現自己像頭不會說話的傻狗熊，什麼事都乾不成，甚至連出門都要讓低能兒子在前面領路——兒子多少還能說些英語。一家有三口之眾，在新西蘭又找不到像樣的工作，一天從睜眼開始，樣樣都得付錢，不出半年，這位老兄苦不堪言地對老婆孩子說：我們回國吧，這兒不是我們呆的地方。
當這個三口之家從新西蘭返回中國時，這位家長出了機場就情不自禁地大哭起來：說這幾年一定是吃錯了什麼藥，要不干嘛白白扔了近百萬元錢卻沒落實成一件事？最使他痛苦的是，把孩子上學的事全耽誤了。晃蕩了三年的兒子，現在不但上不了高中，連職高都考不進去。他說是他不現實的出國留學夢，一夜之間把全家人從往日的“貴族”又變成了貧民。
據中國留學生服務中心的工作人員介紹，盲目使得不少人的少年出國留學美夢，反而成了一場場噩夢，這全因為許多家長求學心切和願望過高所致。他說美國的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英國的倫敦、劍橋大學，都是全世界著名的學府，它們對學生的要求非常之高，收費也十分高，而且每年招生都有計劃的人數。所以選擇這樣的學校，就得考慮自己各方面的條件是否夠得上。中學也是一樣的道理。美國、英國和加拿大等國，他們雖然已經對中國開放了，但畢竟是有條件的開放，一些家長一提出到美國讀書，選擇的不是紐約，就是華盛頓、波士頓這樣的名城名校，他們哪裡知道這些地方的學校，就連美國富豪達官貴人的子女也未必都能進得去。另一種被連連拒籤的原因是，申請人常常不關心學校情況，也不關心孩子上學後會遇到什麼情況，整個申請留學過程，使人容易認為有明顯的移民傾向。
“廢話。我送孩子出國留學，你們中介機構和對方國家管得著我有沒有移民傾向？”有的家長正理講不清，邪理講得你真沒法回答。
其實，“老外”對中國人的心事摸得就是準。有個女士與丈夫離婚後，一心想把孩子送出國上學，因為她不想再與前夫生活在同一個城市，甚至同一個國家裡，眼下的生活，使她無法擺脫心頭的那團陰影——她同丈夫離婚就是為了那次令她永遠抹不去的一幕：那天她出差提前了一天回來，本來在臨上飛機時準備給“老老實實”呆在家裡的丈夫打個電話，告訴他一聲她臨時改變了計劃，先回家，下次再到上海參加一個會議。可是一忙亂沒打成電話便上了飛機。下飛機後她直奔家裡，想趁他和孩子都沒有回家之前準備些飯菜，好讓小別的一家溫馨一番。哪知在她開門進屋的一瞬間，她眼前出現了電影情節中的驚人一幕：自己的丈夫正赤身裸體地與一個同樣赤身裸體的女人睡在本該屬於她的床上。離婚後，她覺得心頭的陰影一刻也沒有驅散。孩子判給了她，因此她有個強烈的願望：先送孩子出國讀書，然後母女倆移民出去。在這樣的心事下，她很快與女兒商定到新西蘭或者加拿大或其它什麼地方去都行，就是一條：離中國越遠越好。或者與其說離中國越遠越好，不如說離“他”越遠越好。
錢交了，第一次申請的是加拿大。錢要的不是太多，她覺得努力一下可以維持孩子的上學和自己將來出去的生活費。
留學生機構對她說耐心等待吧。但幾個月過去後，她得到的消息是：拒簽。
這對她來說可是沉重打擊，也許換了別人甚麼事都沒有，但她不行。從此，她隔一天就到留學諮詢機構跑一趟，追問人家憑什麼對她孩子拒簽。
拒籤的原因很多，可通常中方工作人員是不清楚的，只有領事館的“洋鬼子們”知道。她就開始跑某國駐華領事館。人家客氣地告訴她：請等等再說。
只好這樣了，等吧。
突然有一天，她的電話響了，一個中文說得併不太好的“老外”對她說：尊敬的女士，我們非常抱歉地通知您：您的孩子留學護照沒有批下來，我們認為您有移民傾向……
什麼？你們怎麼就知道我一定有移民傾向？她先是一愣，後來迅速反應過來，反問對方，那邊的電話已經掛斷了。
“移民，我就是要移民，你們為什麼不讓我移民？為什麼不讓我女兒出國留學？為什麼？”一場大病過後，她起床後第一件事就是直奔某國駐華領事館，對著簽證處的官員大聲嚷嚷，不停地嚷嚷，重複地嚷嚷上面這幾句話。
值勤的武警把她勸走了，她又重新回來嚷嚷。後來人家只好強行趕走她，可第二天她又來嚷嚷，再重複地嚷嚷那些話。公安人員不得不通知她女兒，女兒跑到派出所看到自己的母親被關在一間又潮又濕的水泥房子裡，哭著對公安人員說：求求你們了，我媽有病呀！
有病還放她出來？公安干警瞪起了眼睛。女兒含著淚，只好把她帶回自己的家。
那天，某留學諮詢機構正式通知她女兒：她留學的事看來已經沒戲，念她母女可憐，退還一萬元錢。女兒雙腿跪著給人家磕頭，然後帶著錢和母親，朝市精神病院走去……
在相關的出國留學服務機構裡，工作人員與客戶矛盾最多的要數“算後賬”。所謂“算後賬”就是出了錢的結果沒有達到留學目的而發生的種種糾紛。顯而易見，有的是服務機構事先沒有把各種可能性告訴那些急於求成的客戶，有的是出國留學者對前往所在國的留學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各種情況估計不夠。
西方國家的教育確實有很多先進的地方，但西方畢竟與中國不一樣，文化、道德和信仰上的差異，使我們那些只有十幾歲的孩子很難把握自己。
杭州有對夫婦的孩子是在高二時出的國，當時孩子在班裡的成績排在倒數第二，顯然屬於高考要淘汰的那一類學生。女孩子長得標準的西子淑女，但就是成績上不去。父母不甘心讓女兒將來就當個旅遊公司的導遊，他們希望她在“中國天堂”之一的杭州市能有所作為，於是，在四年前就通過出國留學諮詢服務機構，把女兒辦到了瑞士一所旅遊服務管理專業學院留學。因為孩子的高中沒有畢業，所以還得在那兒念大學預科和英語文化課補習，這麼兩年下來，孩子的成績可以稱得上“呱呱叫”。這一點西方人早有名言在先：世界的學生中，中國學生的考試能力堪稱一流。一個在國內較差的學生，到了國外同等學校，也可以獲得前幾名的考試成績。杭州這對夫婦的孩子原來上的是市屬普通中學，卻也是不錯的老學校，所以她在瑞士大學預科班裡成績一直保持在一二名水平。往日西子湖畔的失落感，在這兒蕩然無存，到處是受人讚美的目光，加上天生麗質，該學生骨子裡的那種好勝與占有欲開始慢慢膨脹起來。先是嫌父母每月寄的錢太少，再就是覺得自己的黃皮膚不如人家的白皮膚，更嫌自己的頭髮不是黃的——這並不難，到美容店處理一下就可以。獨苗苗一個，滿足她吧！夫婦倆一個在杭州機關工作，一個乾個體，年收入也就在十來萬元，這些錢一分不剩寄給瑞士讀書的“千金”還不夠她開銷。無奈，只能將希望寄託在干個體的老爸身上。原本安份守己做些小買賣的他，只好不時搗鼓些“黑”的、“黃”的，以維持生計。每一次“半夜'機'叫”（女兒打來的長途電話），都得讓當老爸的心驚肉跳地跟工商管理人員“玩”一個星期“貓抓老鼠”的把戲。
去年，女兒的預科班結束前夕，正好在機關工作的母親有十幾天工休假，於是夫婦倆決定前往瑞士“監督”一下孩子考大學的情況。第一次出國的這對夫婦，生怕上了飛機就惶旎來似的，長途電話裡跟女兒千叮囑萬“希望”，可一下飛機場連女兒的影子都沒有找著，就在他們焦急萬分又無可奈何時，一個棕色皮膚的印度青年拿著一塊上面寫著一行英文、一行中文的小紙牌走到他們面前，並說了半句剛剛能聽懂的中文：你們好，我這裡有……這對夫婦接過印度青年遞過來的紙條才知道，這是女兒讓同學來接他們的“委託書”。女兒在紙條上說她由於與朋友去度週末，不能來接，先讓“二老”在安排好的一個公寓裡住下。夫婦倆到達公寓後謝過那個印度青年，便開始打量房間：一室一廳，家甚齊全，但獨缺食物。女兒在桌子上留下一個紙條，說公寓下面就是一個超市，過馬路是菜市場，你們可以自己去採購。夫婦倆一看紙條就氣不打一處來：她當我們什麼人了？大老遠人生堤旎熟地跑來看她，她倒好，自己出去玩了，讓我們一驚一咋地在異國他鄉丟人顯眼？第一天，夫婦倆沒有出一步公寓門，在家裡吃了一天自帶的方便麵，第二天當爸的就覺得肚子不妥，一個小時裡稀里嘩啦跑了四趟廁所。當媽的說我下去到超市看看能不能買點“止瀉藥”。她穿好衣服，換上鞋子出了門，可一會兒就空著手回來了，說超市裡不賣藥。當爸的說你不會問問哪個地方賣？她說還用問：肯定是藥店裡有唄！當爸的說那你幹嘛不趕緊給我買回來？她說我正要問你呢！離杭州時我說要準備些藥，省得到瑞士來咱訂連一句完整的英語都不會講，買不上藥你說沒事，有我們女兒呢！現在倒好，你肚子吃不消了，可女兒上哪兒去了？一聽這話，當爸的就火冒三丈：時隔不到兩年，她已經根本不把我們父母當人對待了！
第二天，夫婦倆又在空蕩蕩的屋裡守了一天。正在他們著急的時候，女兒上氣不接下氣地“咚咚咚”敲門而入。進門的第一句話就問：有什麼吃的？快餓死我啦！
躲在床頭的父親沒好氣地說：快餓死的是我跟你媽！我們上哪兒弄吃的？
女兒不高興了：什麼？你們大活人兩個在家閒著，就不知道自己買點東西？非得等我回來？
當爸的火了：這裡不是杭州！我跟你媽不靠你靠誰？還好意思說，就知道自己玩，連去機場接我們都不去，你當我們是要飯的？
女兒也火了：不是已經給你們寫得清清楚楚了？還嫌這嫌那！我當初到這兒才十六歲，你們怎麼就那麼放心？
你、你……你怎麼這樣講？我們還不是為了你好？
為我？哼，恐怕是為你們的面子吧？
混蛋！你花去了全家的積蓄，怎麼就不知一點好歹？父親開罵了。
好了好了，看你們父女倆，好不容易才見面，就吵架，像什麼話？最後是當母親的圓了場。但這開場白的不和諧似乎注定了這一家人水火不相容的局面。
當晚，母親在跟女兒單獨談話時也批評她不該只管自己玩，把父母扔在一邊不管。女兒不服氣，說每個人生活都是獨立的，我為什麼一定要因為你們來了就打亂自己的計劃呢？再說本來是要親自去機場接的，但後來有朋友相約外出，就沒有去接了。
母親說這事不提了，於是便問起學習和生活的情況。
女兒沒有回答，反問道：給我帶了多少錢來？
母親有些生氣了，說你這孩子怎麼變成這樣了？除了向家裡要錢外，也該跟家裡說說你自己在這兒的情況呀！
女兒說：這裡一切正常呀！沒有什麼好說的。我問你們帶錢來沒有是因為這是我最需要的，我挑最需要的說，有什麼錯？
母親不說話了，兩眼陰沉下來：這孩子與過去不一樣了。她長嘆了一聲，沒有把心裡的感覺說出口。
她默默地打開包，取出一個大信封，毫無表情地說了聲：裡面是五千塊美元，你下學期的學費和生活費。
女兒什麼話都沒說，接過信封就站起身說：媽你們先歇著，我回自己的地方住。
當媽的吃驚道：我們老遠來這兒，你不跟媽多呆一會兒？
她說：天不早了，明天還要上課。她隨手抄起張紙片，寫了個電話號碼，說有事可以打這個電話。說完，朝屋裡說了聲“爸媽，我走啦”便出了公寓。
女兒一走，當媽的就開始流淚，後來忍不住失聲痛哭起來。當爸的氣上加氣，說你把那個電話號碼給我，我找小混球說話！
那時估計已經到半夜二三點鐘了。那邊的電話通了，但接電話的是個男的，且說著嘰里咕嚕的外語，當爸的什麼也沒有聽到。後來他連續說了幾遍女兒某某某的名字後，對方大概才明白過來。
餵？是爸？ ！有什麼事嗎？這回是女兒的聲音。
當爸的一聽奇怪地問：這是你住的地方嗎？
女兒說是。
那你身邊怎麼是個男“老外”？
女兒沒有回答。
你說呀！他是你什麼人？怎麼跟你睡在一起？說呀！當爸的氣急敗壞地大聲嚷嚷起來。而對方則“啪”地將電話掛斷了。
當爸的兩眼發綠，胸脯起伏對當媽的說：你趕快給我起床，我們要個出租車，去找你那個寶貝女兒！
當媽的開始不信，後來親自抄起電話又不停堤歃號碼，但就是撥不通。
放心，她正跟不知哪一個毛茸茸的野驢睡得熱乎，怎麼會接你的電話呢？當爸的陰一句陽一句地一邊說一邊催當媽的趕緊穿衣出門。
你咋唬有啥用？這兒又不是杭州，我們到哪兒去找她？
當媽的一句提醒，使當爸的一下倒在沙發上。半晌，他才對著黑乎乎的窗外說了一句：千不該萬不該，最不該把囡囡從國內放飛出來……
由於後來夫婦倆堅決要求女兒休學回國，而女兒也同樣堅決不同意，於是，這個本來非常美滿的家庭出了裂痕，以往的那種親情，從此再也找不到了。
現在女兒仍在瑞士讀書，但她已經不要父母寄錢了，自從那次不歡而散的見面後，她自認為與“不可能了解西方生活方式”的父母之間“距離太大”，於是決定即使大學畢業後也不會回國了。當爸的與當媽的在瑞士看到和感受的一切已經使他們傷透了心，也決定不再上心女兒的事了。 “再上心也沒有用”——夫婦倆最深刻的體會是：含辛茹苦撫養十六年，不如在國外放飛一年半載。孩子雖然還用他們的姓氏，但人身卻已經不是他們家的了，也不可能是中國的了。
女兒仍在逢年過節時從瑞士寄來一個寫有中英文的賀卡，但她的父母看了後感覺不到半點親情。
其實，在眾多少年出國留學生中，類似上面的情況並不在少數。專家認為，現在少年出國留學的年齡比較小，大都是初中、高中生，幾乎是清一色的獨生子女，雖然看起來，他們個個長得頗有成人樣，說話辦事也有幾分成熟感，其實恰恰這一代孩子最缺乏自我管理能力、個人自控意識，特別是他們對國家、對民族、對人生的認識，基本處於空白狀態。又長期受應試教育的高壓，稍稍懂事就被課堂上無休止的灌輸和課後如山的作業包圍了，他們除了教室。家庭，再就是電視節目之外，基本沒有任何獨立生存與獨立思維的可言。這些貌似青春與健康的孩子，經不起任何風吹雨打。當他們走出國門後，接受的是鬆散式的教育形式，在那種高度開放條件下，孩子們一下感受到了全新的和徹底的放鬆，所以最容易無目的無防禦地接納異國他鄉的新鮮事物。這就使得他們常常在缺乏任何抵抗能力的情況下，被西方社會一些不良文化、不良習性甚至是不良的政治觀點、民族意識所侵襲和腐蝕，最後變成連自己的父母。自己的祖國都認不得的“中西混雜兒”。
“我們把孩子送出去最擔心和最後怕的，不是多花錢，而是怕他拿回一張外國文憑，失去的卻是中國人的本質。”
從一位家長發自內心的擔憂，我們沒有理由對未成年者出國留學保持警惕。在知識社會和科技水平迅猛發展的時代，擁有一張高等學歷的文憑固然重要，但對一個家庭、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而言，人的精神素質是第一位重要的，沒有了正確的民族自尊以及人與人之間的親情，即使人人都變成了博士，我們的世界和社會也未必是最幸福和美滿的。有位社會學家指出，少年出同留學本身並不是一件壞事，它可以從另一條途徑解決目前我國高等教育存在的種種問題，如入學率低、教學內容呆板等，同時它也體現了我國對外開放程度，促進社會力量來鼓勵民眾通過多種渠道，學習世界上一切先進的科學與文化包括民族、人文等等方面的優點，從而更好地為中華民族的複興服務。但如果對少年出國留學工作不加以科學和有效的管理與引導，就可能出現良莠不分、盲目消極和適得其反的效果。特別要教育和引導家長們不要只為躲避孩子參加國內高考的激烈競爭或者為純粹去混個“洋文憑”而把子女送出國。因為畢竟國外教育水平也參差不齊，一些國家的高學歷知識在中國未必就有用武之地，而同樣的知識和能力，低於十倍的投入其實在國內大學就能獲得。特別需要引起中國家長和學生警惕的是，國外某些投機分子一直在打中國下一代的主意，當他們看到中國人對大學教育的那種痴迷程度，往往放出種種煙幕讓你鑽。到頭來，就是全家跳進太平洋也於事無補。
西安市的藍先生就是這一教訓的典型。他在前幾年接待一個美國旅遊團時認識了一位美籍馬尼拉人，這位“熱心”的馬尼拉人聽說藍先生因上高三的兒子成績偏差，急著要把孩子送到國外讀書，以免遭將來無學可上之恥，便稱他的一位朋友在芝加哥某教育學院當院長，可以幫助藍的兒子辦理留學手續。藍先生當然非常高興和感激，他向這位馬尼拉“友人”交了一萬元美金，辦妥了兒子去芝加哥留學的手續。一轉眼就是兩年，兒子說他已“畢業”準備要回國。藍先生對兒子說，你既然在美國讀的書，乾脆在那兒找個工作，等幾年再拿個“綠卡”，我們全家人也好一起移民到芝加哥。兒子對他說，別隔著大洋想美事了，我那個學校在美國根本沒人承認它的學歷，我哪兒也找不著工作，假如不回國的話就只有等著挨餓。藍先生這才知道上了大當，再托熟人一打聽，人家對他說：美國人開學校跟香港人註冊公司一樣簡單，出上幾百美元就可以了，但不是所有的學校都是國家承認的，尤其是芝加哥，在美國也是出了名的“賣假文憑”的地方。不信，你出三百美元，用不著把孩子送出國，我照樣可以弄回一個“芝加哥某某學院”的文憑來！藍先生和兒子吃虧大啦，先不說兒子這兩年多中花去的幾十萬元，單看看兒子拿回的課本學的那些東西，他藍先生就差沒氣歪鼻子：那書本上說，西安曾是中國西部的首都。
藍先生問兒子：你長在西安，不知道西安是中國西部的首都，還是中國歷史上的首都這兩者之間的差別？
兒子道：我管它答案對還是錯？你不是讓我出國留學什麼都不要管它，只要把文憑拿回來好找個工作嗎！
藍先生氣得真想從古城牆上往下跳，只是他沒有了卻一樁心事：“留學”回國的兒子還沒有飯碗，得替他鋪路打點……
然而，“回頭”的藍先生父子倆發現，在他們的面前並不是寬闊的海岸。已經到了大學年齡的兒子卻連張高中的文憑都拿不出來。有的招聘單位就好奇地問藍先生你兒子不癡不傻，為啥連高中都沒念完？藍先生只好說“情況特殊”、“情況特殊”，他哪好意思為兒子掏出那張芝加哥的假文憑來。
新世紀剛剛到來之際，西安市的某“展覽中心”又張貼起“國際留學諮詢會”的大幅廣告宣傳畫。有人見了藍先生就向他“討經”。藍先生只是臨轉身時說了句：當心狼來了！
走投無路的藍先生，最後只好跟一個私立學校的高中班聯繫，將已經過了高中年齡的兒子重新送進本國的學校繼續“留學”——留級上學。
想留級就能上學了？對呀！那是“貴族學校”。
“貴族學校”？都是有錢人的孩子在那兒上學？當然。沒錢。沒大錢的人怎麼叫“貴族”？藍先生因此不得不又掏了五萬元把兒子送進這所“貴族學校”回爐重讀高中。 “唉，我算是服了，折騰幾年下來，口袋空了，兒子學業耽誤了，如今剩下的只有整天的唉聲嘆氣。”每當人們問起他兒子的事時，藍先生一臉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