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附錄一《忠誠與背叛》30個內容亮點

《紅岩》里江姐帶著姐妹繡紅旗的情節生動細緻，給億萬觀眾讀者留下難忘的記憶。但事實上，江姐繡紅旗的情節是虛構的，是《紅岩》作者把男囚室同志的“繡紅旗”創作“移接”到了江姐的身上。最近新出版的紀實報告文學《忠誠與背叛——真實的紅岩故事》還原了這一真實細節。 當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成立的消息傳到白公館時，第一個得到消息的羅廣斌激動得心都要跳出來了。原本每天只有十來分鐘的放風時間，今天卻感到太長太長。大家耐著性子挨完了放風時間，羅廣斌便急忙趕回房中把消息告訴大家。同獄的難友們聽到這個消息後，興奮得像孩子一樣又蹦又跳，低聲歡呼：“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隨後，大家集體向北低聲唱起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那晚，大家激動得久久不能入睡，圍坐在一起討論國旗的樣子、形狀。羅廣斌同志提出做一面五星紅旗，到時候要扛著這面國旗衝出牢房。於是，羅廣斌扯下他的紅花被面，陳然同志拿出一件舊白布襯衫當做五星。當時大家並不知道五星的顏色以及排列方式，認為星光是白色的，五星也應該是白色，並一致認為應當把五星放在國旗中央，形成圓圈。由於牢房條件極差，大家只能靠用鐵片磨成的小雕刀當剪刀，剩飯當漿糊，經過通宵奮戰，完成了這面珍貴的五星紅旗。大家圍著紅旗又是跳又是輕聲低唱，那情景讓人無法忘卻。紅旗製作好後，大家把牢房的樓板撬開一塊，將紅旗藏在裡面。羅廣斌同志還一氣呵成了一首題為《我們也有一面五星紅旗》的詩。 羅廣斌和十多位革命志士從白公館大屠殺脫逃後，在重慶解放的第三天，羅廣斌帶領眾人，重新回到白公館，在木板裡取出了那面五星紅旗。這面紅旗後來交給了組織，至今還保存在紅岩革命歷史博物館。

由於敵人的殘酷用刑和嚴厲管制，使得當時整個渣滓洞的氣氛異常沉悶。為了堅定革命者的革命意志，有著豐富鬥爭經驗的“老大哥”唐虛谷帶領蔡夢蔚、楊虞裳兩位年輕同志，成立了一個“鐵窗詩社”。 “鐵窗詩社”的建立像一團熊熊的烈火，迅速燃遍整個牢房。在入獄的共產黨員中，有許多都是青年學生出生，滿懷著一腔熱血的他們都爭先恐後的當上了“詩人”。 “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難，我們願，願把這牢底坐穿。這是混亂的日子，黑夜被人硬當作白天，在人們的頭上，狂舞的人享福了。在深沉的夜裡，他們飛旋於紅燈綠酒之間。呼天的人是有罪的，據說，天是不應該被人呼喊，而它的位置卻是在他們腳底下面，牢獄果真是為善良的人們而設的嗎？為什麼大家的幸福被少數人強奪霸占？我們是天生的叛逆者，我們要把這顛倒的乾坤扭轉！我們要把這不合理的一切打翻！今天，我們坐牢了，坐牢又有什麼稀罕？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難，我們願，願把這牢底坐穿！”這首著名的《把牢底坐穿》就是烈士何敬平在“詩社”裡作的。

“鐵窗詩社”後來一直活躍在牢中，成為鼓舞革命者鬥志的重要陣地。詩友們還發明了獄中的“文房四寶”，並在牢房裡流傳開來。紙，便是監獄中靠大家節約下的“入廁手紙”；筆，是從廁所蔑竹牆壁上扳下的一塊塊篾片，沒有刀便用嘴咬破後再磨尖，然後做成“筆”；墨水的製作要復雜得多：從破棉襖裡扯出一團棉花，再在油燈上點燃後丟進飯碗內，等它燃燒完後變成一團黑灰，再加進水，這樣“墨水”便製作成功了…… 在《忠誠與背叛——真實的紅岩故事》裡還透露道，自“詩社”建立起來後，同志們的情緒高漲，鬥爭意識大大提高。大家聚在一起，激動地吟誦著一首首振奮人心的革命詩詞。許多從渣滓洞和白公館流傳下來的著名“獄中革命詩篇”都是出自該“詩社”。 “鐵窗詩社”先後共創作新舊體詩50餘首，留下來的只有20餘首。

過去幾十年來，有太多的戲劇和影視作品對“江姐”這個人物進行渲染。尤其是在面對敵人的嚴刑拷打時，“江姐”始終堅貞不屈。但事實上江竹筠與“江姐”的故事有一定出入，“江姐”實質上是許多革命者的一個綜合體，隨著時光的流轉早已被世人提煉成一種“江姐精神”。 《忠誠與背叛——真實的紅岩故事》向大家講述了另一位“江姐”式的人物李青林。 李青林是整個渣滓洞和白公館中受刑最重的一個女黨員，同時還是獄中職務最高的女黨員。被捕前她是萬縣中心縣書記，“江姐”江竹筠就是她的下級。李青林自幼性格剛毅倔強，嫉惡如仇，特務們用盡了辦法也休想從她嘴裡得到半點消息。 《紅岩》裡有這樣一個情節：敵人給江姐用刑，用尖利的竹釬插進江姐的十指。然而《忠誠與背叛——真實的紅岩故事》對此提出了更正，江竹筠並沒有受過此刑，真正受此刑的人應該是李青林。

一次，在渣滓洞審訊時，特務把塗孝文這個叛徒叫來對質。徐孝文一出面，激起了李青林滿腔怒火，橫眉怒目，逼視著叛徒。特務“法官”張界指著徐孝文問：“李青林，你認得他嗎？” 李青林回答得極乾脆：“認得！”張界又問：“你們是什麼關係？”青林嚴正地回答：“我們是仇人。多年以前我和他在瀘縣教小學，他追求我，我拒絕了。他是個下流東西，有次強迫接吻，我打了他的耳光，因此懷恨在心，現在藉你們來報復我。”並馬上轉身聲色俱厲地質問塗孝文，“你說，是不是這樣！”塗孝文頓時面紅耳赤不敢做聲。這幕以丑劇收場的“對質”成了一則“經典故事”，流傳至今。 在獄中，李青林同志以身作則，以一名黨內“大姐”的身份鼓勵著年輕的同志。由於敵人的殘酷折磨，李青林在獄中常生病臥床不起。她沉靜，說話不多，但出言就很有分量。同志們尊敬、照顧她，打飯、倒馬桶都不要她輪值。腿腳不方便的她，就坐著照看嬰兒與傷者，為難友們縫縫補補，將友情與溫情傳遞到難友中間，深得同志們的喜愛。

楊漢秀是楊森的親侄女，是位典型的封建家庭叛逆者。她曾受朱德同志的影響，棄家奔赴延安，後受組織派遣，回到重慶從事地下工作。正因如此，楊漢秀的軍閥叔叔楊森對她是恨之入骨。那場“九二”大火災，更讓楊家這對不共戴天的“國共”分子結下了死仇。 《忠誠與背叛——真實的紅岩故事》對此進行了描述。 官迷心竅的楊森為了討好蔣介石，決定在1949年9月3日舉行“反共大遊行”，其目的是要請蔣介石和所謂的盟邦使者前來檢閱。蔣介石聽說這件事後很高興，還為此次遊行活動撥了專款。楊漢秀得知此消息後有些擔心，便進城去看市面情況。當她看到市民們對第二天的遊行漠不關心時，暗暗感到好笑，心想等著明天看她叔叔的笑話。 但就在2日晚上，朝天門一帶濃煙滾滾，重慶市區一半以上陷入了火海。如此特大的火災讓楊森等反動政府的頭面人物們慌了手腳，為逃脫責任，他們在大街上隨意抓了兩個無辜百姓，誣以“共產縱火”的罪名，不加審訊就槍殺在大街上。第二天的遊行是辦不成了，氣急敗壞的楊森執意認為是共產黨的人想要拆他的台，所以在《中央日報》上頻說：“渝火”除了共黨分子放的不會再有人幹這件事。楊漢秀看見報導後非常憤怒，當著楊森的家人斷然指出：這是有意縱火，是楊森軍閥成性，在崩潰前對重慶市進行大破壞。楊森回家聽說“赤共”楊漢秀如此痛罵他，不由得惱羞成怒，起了殺心。

在楊漢秀身上，楊森本是有“一石三鳥”的打算。只要能使她同“九二”火災聯繫起來，他就可以用楊漢秀是從延安回來的這一身份將共黨分子公開槍殺。這樣，上可以在蔣介石處邀寵，下可以為“九.二”火災卸責，同時也除去了家族中的心腹之患。哪知在審訊中楊漢秀抵死不開腔。在毛人鳳準備分批“秘裁” 集中營的政治犯時，楊森想到了與他勢不兩立的“共黨侄女”，於是囑咐特務將楊漢秀秘密殺掉。 特務把楊漢秀帶到重慶市與巴縣交界處的金剛坡——一處松林附近沒有人家的破碉堡裡，用白綢蒙上她的頭，把絞索套死死地套在她的脖子上。楊漢秀拼命抵抗，經過一陣激烈肉搏才把楊漢秀勒閉了氣。特務們慌忙把楊漢秀的屍體丟下碉堡，卻發現她還有一絲氣息，隨即拔槍補射。當時特務們特別緊張，除從楊漢秀手指上抹去一枚帶血的戒指，他們在埋土的時候竟顧不上把手銬取走，而且土也只蓋了極薄的一層，便駕車逃跑了。可以說烈士楊漢秀是死在自己沒有人性的親叔叔手上。

《忠誠與背叛——真實的紅岩故事》還透露到：正因為楊漢秀是被自己的親叔叔秘密殺害的，她的屍體一直沒有找到，加上她獄中用的名字與真名又不一樣，所以那時在烈士墓的烈士名單裡沒有“楊漢秀”的名字。楊漢秀的女兒和戰友們曾經到處尋求組織解決和幫助尋找遺骨的工作，前後花了七八年時間，運用了數以百計的人員，其間歷盡的周折難以形容。最後還是周總理的秘書出面作證，才給予了楊漢秀應有的正名。楊漢秀的遺骨在晚了41年後，終於放進了紅岩革命烈士紀念地。 《紅岩》小說的作者羅廣斌在創作小說前，曾寫下了《關於重慶組織破壞經過和獄中情形的報告》，這份報告在塵封57年後一經公開，立刻引起了人們的強烈關注。 當年羅廣斌剛出獄，就把自己關在家裡埋頭寫作這份報告，為了恪守組織紀律，羅廣斌沒有告訴任何人，包括家人朋友，連跟他一起寫作紅岩的人也不知道這份報告的事。直到去世，他也沒有跟黨組織以外的任何人提過。

重慶解放前夕的地下鬥爭中，重慶地下黨組織幾乎遭受了毀滅性的打擊和破壞，而許多的共產黨人沒能看見共和國的成立，還有許多在新中國已經成立後卻喪失了生命。這一切的原因是什麼？ 《紅岩》裡有一個叛徒甫志高，而這個人物實際上是好幾個叛徒的形象綜合而成的。當年叛徒出賣導致組織遭受破壞的經過在《忠誠與背叛》一書中有著詳細的記錄，令人震驚的是中共重慶地下黨市工委書記劉國定、副書記冉益智居然都成為了叛徒。劉國定後來竟然還靠出賣有功當上了軍統中校。冉益智在被捕前給黨內同志的印像是“經常表現出革命的堅定”，卻在被捕的第一天就叛變了。由於他的叛變，劉國鋕等一大批共產黨員被捕並被殺害。 獄中的共產黨員面對慘痛的教訓，一直在苦苦思索。最終形成了這一份字字千鈞的《報告》。其中的“獄中意見”，即“獄中八條”具有相當深刻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一）防止領導成員的腐化； （二）加強黨內教育和實際鬥爭鍛煉； （三）不要理想主義，對上級也不要迷信； （四）注意路線問題，不要從右跳到左； （五）切勿輕視敵人； （六）注意黨員，特別是領導幹部的經濟、戀愛和生活作風問題； （七）嚴格整黨整風； （八）嚴懲叛徒、特務。 時隔半個多世紀的今天，這八條意見仍然振聾發聵。這份凝結了獄中共產黨員全部智慧和心血的報告，是烈士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對革命殷切的囑託。 “11·27”大屠殺和重慶地下黨如此慘痛的教訓，曾是獄中共產黨員們思考最多、最深的問題，這也是“江姐”、“許雲峰”等共產黨員在犧牲之前最想向組織反映的問題。為此，他們經過了漫長而周密的思考與準備後，認為當時最有可能出獄的羅廣斌可以代他們完成這一用“血的教訓”換來的使命，因而他們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通過各種途徑，最終形成了凝結集體智慧的一份“向黨匯報”的寶貴材料——這就是羅廣斌在創作《紅岩》之前、於1949年12月就向黨組織秘密上交的這份題為《關於重慶組織破壞經過和獄中情形的報告》，這一極其寶貴的報告，是我黨罕見的重要文獻，因為它是那些在敵人監獄裡的共產黨人對自己的組織內部所出現的問題的思考和反省。 這份《報告》現在被存放在重慶紅岩革命歷史博物館中，關於這份《報告》以及《報告》的內容以前一直是被視為“黨的高級機密”而沒讓外界人所知。據《忠誠與背叛——真實的紅岩故事》介紹，1988年，現任紅岩革命歷史博物館館長厲華先生第一次發現羅廣斌出獄後完成的《關於重慶組織破壞經過和獄中情形的報告》，當他發現報告時那份驚喜是可想而知的，而當他發現有兩個部分被失之後，那份焦慮之心也著實讓他陷入了漫長而不可自拔的痛苦之中。 《報告》裡到底寫了些什麼，現在已經可以公佈了。但其中有一個“謎”至今也沒有弄清楚，那就是這份“帶血的報告”中竟然缺了第四部分“脫險人物”的一部分、第五部分“獄中人物”的一部分、第六部分的全部內容。這些內容到哪兒去了？ 這個“謎”現在不得而知，而且始終無結論。因此，關於丟失的這兩個部分的內容更成為了“謎”。它到底寫了些什麼？為什麼有人那麼害怕它？ 起初，厲華先生還天真地希望能夠找到缺失的《報告》內容，因為這對研究真實的“紅岩”革命鬥爭史實在太寶貴了！可是幾年下來，厲華終於明白了：這已經是永遠不可能的事了。 “那些日子裡，經常有人突然會給我打電話。不報名、只說事，而且經常帶有威脅的口氣。有幾回我生氣了，回敬對方：'你肯定是漏網特務！'這樣對方就再不來電話了。”厲華說。 1949年10月28日，國民黨特務在重慶大坪刑場公開行刑。被槍殺的有10人，目擊群眾回憶，10人都高唱國際歌，高喊“共產黨萬歲”的口號。這次行刑中，被殺害的有陳然，王朴這樣的革命烈士。還有兩個特殊的人，一個是《紅岩》裡“甫志高”的原型之一，川康特委書記，叛徒蒲華輔，另一名同樣是叛徒，川東臨委副書記塗孝文。 兩個出賣組織和同志換取了求生機會的叛徒，為什麼又會高唱國際歌喊著“共產黨萬歲”和革命烈士一起被槍殺呢？ 由於塗孝文的叛變，導致江竹筠，李青林，張靜芳，雷震等一大批地下黨骨幹分子被捕。特務曾嚴刑拷打審問李青林，用盡毒刑仍然沒能讓她招供，於是讓塗孝文與她對質。結果李青林一頓痛斥使塗孝文羞愧難當並且給予他相當大的刺激，強烈的負罪感使他開始痛悔自己的叛變。矛盾中他開始不再配合特務審訊，於是特務將他從“優待室”關進白公館，和陳然、劉國鋕、王朴等革命同志朝夕相處。這些同志主動與他溝通並且勸其保持“最後一道防線”。塗孝文也決定不再向特務交代自己手上的情報並且拒絕參加特務工作。在最後的一段時間裡雖然很艱難，但沒有再出賣組織。 蒲華輔被捕後，交出了川西地下黨組織，使數十名地下黨員被捕並被殺害，據難友們觀察，他後來“逐漸鎮靜”，與家人一起被關在白公館的10個多月裡沒有再進一步叛變，也沒有參加特務工作。 羅廣斌後來在《報告》裡提到，以塗孝文的素質來講，是很不夠，很不徹底的，之所以有後來的堅持，是因為黨組織長期教育、培養的關係。牢房裡陳然、李青林等同志的頑強不屈，對他造成了很大的觸動。 雖然後來塗孝文和蒲華輔都堅持沒再繼續叛變，但是他們開始沒能經受住考驗的代價卻是一大批共產黨員的生命和黨組織的嚴重破壞。他們自己也只能以“叛徒”的名義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紅岩故事”裡的24名女革命者（其中2名是幼女），無一背叛。在鐵的事實面前，我們不得不說女人比男人更忠誠於革命和黨。獄中的女人不怕死，耐得住寂寞，經得起折磨，《忠誠與背叛——真實的紅岩故事》一書對這一話題專門做出深刻解讀。 在中共重慶市委工委書記劉國定、副書記冉益智、中共川東臨委副書記塗孝文等黨內高層領導紛紛背叛組織、出賣黨內情報之際，女共產黨員李青林、江竹筠、胡啟芬等一批“女囚犯” 在敵人的嚴刑逼供面前，用堅強的意志築起一座鋼鐵長城，誓死捍衛著黨的尊嚴。 作品對“紅岩故事”裡的各種人物進行分析以後，對“女人無叛徒”這一話題做出符合歷史真實的深刻解讀。作品認為女人的忠貞程度比男人高，她們的忠貞不僅是愛情的忠貞，更是一種大愛之忠貞，包括了對民族、國家、對組織及同志的崇高之愛。其次，女人的人生價值觀一旦確立，將牢不可破。第三，女人比男人更重感情，講面子，所以不容易當叛徒。最後，女人與女人在一起能形成堅不可摧的偉大力量。 《忠誠與背叛——真實的紅岩故事》詳盡地講述了獄中兩位女囚生小孩的經過，體現了女人高度的同情心和向心力。比如，書中披露，經過數小時的痛苦而緊張的“聯合作戰”——女囚們的手忙腳亂和左紹英自己的配合，“獄中之花”順利出世。監獄裡生孩子不易，要養活孩子其實更不容易。女犯們把每餐飯菜裡的營養物自動送到左紹英的碗裡，大家凝視著左紹英，左紹英的眼淚滴進了碗裡。 “紅岩故事”裡的女人用事實證明，即便是在丈夫叛變的情況下，她們也依然堅貞不屈，偉大的的革命情懷可敬可嘆。任達哉叛變以後，未婚妻皮曉雲感到萬分屈辱，在敵人讓她“自新”時，她悲憤而堅定的回答：“我絕不會當叛徒”。女牢中還有一位比皮曉雲更痛苦的女性熊詠輝，他的丈夫李文祥當了叛徒以後，還赤裸裸地當了特務分子，專門破壞黨組織。她經歷了不相信到相信到十分痛苦的過程，並且寫了一封公開信，與丈夫一刀兩段，堅定自己的革命之路。 在渣滓洞和白公館兩座監獄裡，歷經萬難的女革命者們不僅沒有一人當叛徒，而且還以她們的堅貞不屈、聰明機智上演了一出又一出感天動地的故事，比如“江姐”式人物李青林竹籤子釘進手指也絕不招供。絕不玷污黨的榮譽，絕不貪生怕死、苟且偷生，紅岩的歷史書寫了忠誠與背叛，載入了黨的光輝史冊。 江姐是《紅岩》小說中的核心人物，英勇機智、堅貞不屈的英雄形象早已紮根讀者心底。 《忠誠與背叛——真實的紅岩故事》除了講述她光輝的革命事蹟，還以紀實文學的手法，還原了她與丈夫彭詠梧之間的那一份情感歷程。同時，書中對彭詠梧的原配夫人博大的胸襟也大加讚賞。 1943年，因工作需要，年僅23歲的共產黨員江竹筠接到一項讓她很為難又必須去完成的任務——與市委第一委員彭詠梧假扮夫妻。當時的彭詠梧在雲陽老家已有家室，夫人叫譚正倫，還有一位四歲的兒子。因為譚正倫當時因家事不能來重慶，且不是共產黨員，也缺乏從事地下工作的鬥爭經驗。經過市委討論，選中了雖然年輕但鬥爭經驗十分豐富的江竹筠。在這一問題上，彭詠梧和江竹筠都頗感無奈，但在形勢逼人的情況下，他們只好並且必須執行組織的決定，把地下工作開展好。 假扮夫妻，從事敵後工作，在中國共產黨進行地下鬥爭時常用的一種工作手段。然而江竹筠畢竟從未有戀愛經歷，而彭詠梧又有家室。所以在完成這一任務之初，彼此都有些尷尬。但是英明大義的江竹筠從工作大局出發，不僅在工作中盡力幫助協調，在生活中對彭詠梧也多有照顧。後來，組織考慮到工作需要，批准他們結婚。一年以後生下一個兒子，取名彭雲。在《忠誠與背叛——真實的紅岩故事》中，收錄了江竹筠給譚正倫的弟弟譚竹安書信，記錄了江竹筠對江姐原配譚正倫的疚歉，並表示在必要的時候，把丈夫還給譚正倫。 在彭詠梧和江竹筠開展地下工作以及先後被害的歲月裡，善良而深明大義的譚正倫，此時不僅已經理解了丈夫彭詠梧和江竹筠結合這件曾令她痛苦莫名的事，同時又十分敬佩江姐和彭詠梧出生入死的精神。她表示一定要精心地照顧彭雲。之後譚正倫確實也做到了，為了保證彭雲的安全，她東躲西藏，吃盡了苦頭。 1940年的一天，一顆“重磅炸彈”爆炸在國民黨軍統電訊總台，這就是震驚國民黨最高當局的“紅色電台案”，當時國民黨最核心、最重要的軍統電訊總台竟然由一群年輕的地下共產黨人掌握著。事發當天，蔣介石怒髮衝冠，把戴笠罵得狗血噴頭，戴笠險遭撤職查辦，史稱這是戴笠一生最大的恥辱。 “紅色電台案”的主角就是深入國民黨軍統電訊總台的“中共美女間諜”張露萍。 1939年10月，張露萍受黨派遣，秘密打入重慶國民黨軍統局電訊總台。張露萍領導的地下黨支部猶如一柄出鞘的利劍，插在敵人的心臟，在敵人最森嚴、最機密的特務首腦機關里，構建了一個黨的“紅色電台”，並使敵人的許多秘密行動被我黨掌握。 張蔚林在戴笠軍統總部乾電訊工作，張露萍與他以兄妹相稱。張露萍經常以給哥哥帶東西或找哥哥的好朋友為名，出現在軍統電訊總台的會客廳。就這樣，源源不斷的敵方情報被秘密送到南方局軍事組，有時來不及將情報送往“周公館”，她便順手利用敵人的電台直接把情報發向延安。後來因張蔚林燒壞電子管引發我黨機密暴露。 涉足“紅色電台案”的七名共產黨員在1945年7月14日，被國民黨特務秘密殺害於貴州息烽快活林。新中國成立後，“紅色電台案” 因為缺乏檔案資料卻成了疑案。 1982年中共四川省委複查組經過一年多時間，跑了14個省、市、自治區和19個部委，找了100多位當事人和相關人員，最後由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葉劍英元帥出面證明，才把這位無名女英雄的身份正式弄清楚。其實，從張露萍犧牲的1945年至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前的幾十年裡，曾經和張露萍一同關押在白公館和貴州息烽監獄，《紅岩》小說中“瘋老頭”華子良的原型韓子棟每年清明都要給“紅色電台案”的七名烈士掃墓，因為他了解和熟悉張露萍等烈士的情況，他堅信他們都是真正的革命烈士。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國民黨時代的大特務沈醉在《我這三十年》一書中，也澄清了這一段塵封的歷史。 根據《紅岩》小說改編的電影《烈火中永生》中，“雙槍老太婆”雙槍並用，擊斃叛徒甫志高的經典畫面永遠定格在一代又一代讀者的心中。她是一位沒有進渣滓洞監獄，擔任華鎣山游擊隊隊長在華鎣山開展敵後工作。 《忠誠與背叛——真實的紅岩故事》通過採訪“雙槍老太婆”的生前戰友和女兒給我們還原了一位真實的、充滿傳奇色彩的女英雄人物。 “雙槍老太婆”的原型是鄧惠中。在“11.27”大屠殺中，與兒子鄧誠一起遇難。鄧誠就是《紅岩》小說中華為的原型。據鄧慧中的女兒鄧葉芸介紹，她母親原名張惠中，父親叫鄧福謙，母親懷著對共產黨員爸爸的欽佩和深情，乾脆改名鄧惠中。 1938年鄧慧中為了支援丈夫去延安參加抗日救國運動，她變賣家產給丈夫湊路費。 1939年鄧慧中加入共產黨，從事地下工作。帶著女兒到鄉下發動農民參加抗日鬥爭。 一個纏腳的舊式婦女，能夠成為一名中國共產黨黨員，這本身就是已經有些傳奇了，可鄧惠中還是個使刀弄槍、令敵人聞聲喪膽的“雙槍老太婆”，則更傳奇了。 《忠誠與背叛——真實的紅岩故事》選擇了幾個民間版本關於鄧惠中與槍的故事： “假槍真用”：已經是幾個孩子的媽媽的鄧惠中參加革命後，做夢都想得到一支槍，但就是沒有機會。她便學兒童們的辦法，用竹子做了一支假槍，學瞄準射擊。學校內每當童子軍用棒當槍操練時，她也跟著學操練槍上肩、槍放下、臥射、跪射、立射等動作。為了熟練槍法，她還經常秘密地在家後門外的巷道裡練習。她練槍法時，關上後門，叫大兒子和二兒子在前門外放哨。如有人來，便用早已約定的暗號告知她，好立即停止。 “得到槍和學用槍”：1948年以後，上級黨委派她去指導岳西地下黨支部工作時，支部給了她一支手槍，她喜出望外，愛不釋手。以後，上級黨書記蔡衣渠同志又發了一支手槍給她。她一段時間有了兩支槍，這就是“雙槍老太婆”稱號的由來。鄧惠中得了這兩支槍後，無比高興。她抓住一切機會練習使用，特別是琢磨如何做到百發百中、彈無虛發。 1948年8月，鄧惠中及其兩個兒子、女兒、兒媳都被國民黨特務抓捕。在渣滓洞獄中，敵人用削尖的竹籤子釘進鄧惠中的手指、用豬毛穿乳頭的下流毒刑企圖鄧惠中招供，得到的只有鄧惠中的一頓臭罵。後來，鄧惠中和二兒子鄧誠不幸遇難於“11.27”大屠殺中，其他人獲釋。 在重慶“紅岩革命烈士紀念館”裡，我們可以看見一張名叫“胡南”的女烈士照片，她的照片下面有一份很珍貴的簡歷，簡歷上的戶主姓名是周恩來。 胡南，原名胡永萱，又名胡啟芬，在渣滓洞監獄中，她又名胡其芬。這四個名字，是矗立在她生命歷程中的四座豐碑。 1937年12月，胡啟芬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8年7月，胡啟芬隨家來到重慶，在新市區領導下從事抗日宣傳工作。 1941年“皖南事變”後，組織把她送到延安，分配在中央研究院擔任秘書。 1945年12月，周恩來率領中共代表團來重慶參加政治協商會議，胡啟芬作為隨團代表來到重慶，在鄧穎超同志的領導下從事相關的婦女工作。 胡啟芬被捕之前，在四川省建設廳長何北衡的何公館作家庭英語教師並從事地下工作。 1948年4月11日，她踏進何公館準備處理《挺進報》和黨的機密文件時被守候多時的國民黨特務抓捕。她的被捕，是由於重慶市委工委書記劉國定、副書記冉益智叛變造成的。 胡啟芬在渣滓洞獄中，面對敵人軟硬兼施的逼供形式，她都守口如瓶，以此麻痺敵人。對缺乏鬥爭經驗的年輕同志，她總是以滿腔熱情關心她們，幫助她們認清形勢、安定情緒，如何對付敵人、如何對付刑訊。此外，喜歡唱歌的胡啟芬把教難友唱歌作為一項重要工作。她教大家唱的《青年近衛軍》一度成為監獄裡最流行的歌曲之一。 1949年11月21日，一個以“吉祥”名義寫給獄外地下黨的一封信，希望組織盡快實施營救計劃。這位女英雄就是胡南，這封信是她留給這個世界最後的心聲，反映了死亡時刻的那份鎮定和從容，豐富的政治遠見及周密的處事能力。 胡南遇難於“11.27”大屠殺的消息傳到中南海，周恩來和鄧穎超夫婦長久沉浸在痛苦的回憶當中。周恩來聘請胡南的父親為輕工部專員，以表黨對烈士的崇高敬意，也是“戶主”周恩來對“家庭成員”胡南烈士一份深切的愛。 在特務沈醉的回憶材料中，說起他在蔣介石被迫同意釋放葉挺將軍後去看他，問他出獄後辦什麼，葉挺將軍似乎早就準備了很長時間一樣毫不猶豫地說“我出去第一件事需辦的，便是請求恢復我的黨籍”。沈醉大為驚異，沒有想到他竟然是脫離了共產黨的非黨員。而沈醉回憶說他告訴戴笠這件事之後，戴笠不發一言，良久才說道：“共產黨人的可怕，就是在這些地方！” 在1927廣州起義失敗後，葉挺流亡海外，並從此與黨失去了聯繫。抗戰爆發前，葉挺回國，多次拒絕了國民黨政府許以高官厚祿要求他反共的要求。抗戰後擔任新四軍軍長投入抗日運動中，在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被捕後，蔣介石看重他的軍事才乾一直想藉機拉攏，以國民黨戰區副總司令的職位作條件要他發表聲明說新四軍首先襲擊友軍，還派多人以“老同事”“老同學”的名義勸降，但是葉挺一直不為所動，還在獄中寫下了著名的《囚歌》。 《忠誠與背叛》中摘錄了一段當年葉挺自己親筆記錄的與蔣介石談話的回憶材料，蔣介石親自勸降，想盡辦法威逼利誘，卻都被葉挺巧妙地頂回去了。 1946年3月蔣介石被迫同意釋放葉挺，他出獄後第一件事就是致電中共中央，提出重新入黨申請，毛澤東親筆修改了回復電文同意他的入黨申請。 但是令人倍感痛惜的是，1946年4月8日，葉挺所乘坐從重慶飛往延安的飛機不幸失事，機上人員全部遇難。 1984年，84歲高齡的金永華老人在她的暮年終於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86年的重慶“11·27”大屠殺紀念日上，她告訴人們，她曾是富有家庭出身，而她的“解放道路上的第一個最重要的老師”正是她的兒子。這位偉大的母親的兒子正是在1949年10月28日與陳然、藍蒂裕一起被國民黨特務槍殺的革命烈士王朴。這個家庭裡的母子兩人都先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在《忠誠與背叛》中，詳細敘述了這位讓人肅然起敬的革命戰士和他的母親的故事。 王朴在青年學生時代就一直具有強烈的正義感和朴素的共產主義思想，並且也一直積極爭取和影響自己家庭成員的進步，他動員母親和他一起看《新華日報》和有趣的革命小說，增加母親對革命的理解。進入復旦大學後，王朴更加積極參加進步青年的活動。在黨的領導下，他回到老家，動員母親捐獻家產，主持創辦了蓮華中學，在農村傳播文化科學知識，並作為革命工作的據點，發動群眾，領導鬥爭。還在重慶開設了南華企業公司，以此為掩護，直接為川東地下黨活動提供活動經費。 王朴的妻子回憶，當王朴被捕後，為了營救王朴，她到王朴老家找到王朴的母親，可老人家已經將家產全部捐給了辦蓮華學校所用，家裡值錢的東西只剩下一隻手錶和一對金戒指。而王朴的妻子將金戒指帶回交給了黨組織，作為她和王朴所交的黨費。而這時，王朴被叛徒劉國定出賣暴露了身份成為了“重犯”，不再允許家屬送東西和保釋了。 楊虎城將軍及其兒子楊拯中、女兒楊振貴，秘書宋綺雲一家（夫人徐林俠和兒子宋振中，即小蘿蔔頭），六條人命，在1949年9月6日的夜晚，被徐遠舉一群國民黨反動派秘密殺害於重慶歌樂山戴公祠別墅。 這一段經歷是“紅岩故事”中真實發生的，然而《紅岩》小說為了重點塑造江姐、許雲峰等英雄人物，避免情節枝蔓和人物瑣碎，就將這一段悲痛的紅色事件暫時“遺忘”了，然而由中國作協副主席何建明先生和紅岩歷史研究專家厲華先生聯袂打造的紅岩“續篇”——《忠誠與背叛——真實的紅岩故事》開篇還原那一段真實的“紅岩故事”。 作品披露，重慶“紅岩”大屠殺事件就是以楊虎城將軍等六人的被害為開端的。因為就在9月6日這一天，毛人鳳把關押在渣滓洞和白公館裡的江姐、陳然等我黨42名共產黨員的名單報送蔣介石審批並準備槍決。國民黨特務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對中共黨員和我黨友好人士進行瘋狂屠殺，反映了蔣介石集團對於蔣家王朝即將覆滅的惶恐和恐懼。 “西安事變”以後，張學良一直被軟禁在蔣介石身邊，而楊虎城則關在貴州息烽的監獄裡。 1949年秋天，隨著國共鬥爭形勢發生根本性變化後，蔣介石不放心楊虎城會站在他國民黨這一邊，特別是聽說“代總統”李宗仁要釋放張、楊二將軍，心頭怒火頓然生起，鐵心要除掉張、楊二人，尤其是楊虎城。於是加速了對楊虎城將軍的迫害。在選擇何地殺害楊虎城這一問題上，徐遠舉和毛人鳳進行反复論證，最終選擇在歌樂山戴公祠。徐遠舉通過和息烽監獄獄長周養浩的協商，以與蔣介石商定西北問題為由，把楊虎城騙到重慶。楊虎城在離別關押達8年之久的息烽監獄時，他萬萬沒有想到，等待他的即將是一場早已精心策劃好的滅盡楊門的血腥屠殺。楊虎城將軍和兒子楊拯中先到戴公祠，在特務張鴿帶領進屋休息的時候，父子先後被特務用匕首刺殺。兩小時以後，特務又以同樣的方式殺害宋綺雲一家還有楊虎城的女兒楊振貴。 《紅岩》小說第16章描寫了“獄中聯歡”的歡快場面，表達了革命志士對革命必勝的堅定信念以及對國民黨反動派的蔑視。 《忠誠與背叛——真實的紅岩故事》一書不僅通過烈屬回憶，證實了“獄中聯歡”確有其事，還補充很多重要人物如受刑跛腳的李青林、剛剛受完重刑的江竹筠、年近50歲的“雙槍老太婆”以她們各自的堅強和樂觀，在聯歡會上載歌載舞的畫面。 在遼沈、淮海戰役捷報頻傳的時機，國民黨重放和談空氣。國民黨特務也看到了大勢所趨，特務猩猩宣布新年期間改善獄中難友的伙食條件，並通知新年期間全天放風，並給每間牢房裝上電燈。勝利在望的大好形勢下，一場“獄中聯歡”就在渣滓洞獄中有聲有色地開展起來了。活動分為唱歌、互贈禮物、貼春聯、精彩節目表演等幾個環節。 《忠誠與背叛》在已有史料的敘述基礎上，真實再現了“獄中聯歡”中的精彩表演。楊漢秀這位曾經參加過延安秧歌隊的魯藝學員，把鮮紅的被面系在腰間，甩開雙腿，扭起婀娜多姿的美麗腰胯，如一束艷麗的彩虹，跳起了革命人熟悉的大秧歌。隨著她的節奏，同室的“女囚們”一個個緊隨其後，一起踏著輕盈歡快的步履，翩翩起舞。那絲光被面做成的彩裙，奼紫嫣紅，使人眼花繚亂……年近50歲的獄中“鄧大媽”加入了跳舞行列，受刑跛腳的李青林也踏著有節奏的舞步出現了，前幾天還受敵人重刑的江竹筠那蒼白的臉上也跳得佈滿了紅雲，美麗漂亮的女青年曾紫霞頭上的蝴蝶結更像一團烈火在躍躍跳動…… 當時守衛在監獄裡的特務官兵們完全被眼前的場景弄得目瞪口呆，遲遲不知所措。在男室難友擊手鼓舞和叮噹作響的鐐銬聲中，女室政治犯們唱得更高昂，舞得更歡快了。 《紅岩》小說中有一位在白公館監獄的庭院裡堅持跑步的“瘋老頭”，他叫華子良。 《忠誠與背叛——真實的紅岩故事》披露華子良的原型是韓子棟。 韓子棟，山東陽谷人，1933年入黨，1934年因叛徒出賣被捕。被捕後，韓子棟輾轉關押於北平、南京、武漢、益陽、息烽、重慶等地的國民黨秘密監獄，時間長達14年之久。為了不暴露共產黨員的身份，在白公館獄中，韓子棟整日神情呆滯，蓬頭垢面，無論刮風下雨，他總在白公館放風壩裡小跑，特務看守認為他是在監獄中關傻關瘋了，便叫他“瘋老頭”。 他的“瘋老頭”形象麻痺了敵人，國民黨特務讓他負責買菜，幹些雜活。其實，在白公館獄中，許曉軒、譚沈明、韓子棟組成臨時支部，他們一直在策劃獄中革命志士的越獄脫險計劃。因為韓子棟在獄中有一定的行動自由，也是惟一有希望逃出白公館的人，許曉軒就決定讓他逃出魔掌。韓子棟利用出去幹活的機會，秘密觀察道路、壕溝、哨崗、四周環境等，為出逃做好準備。做足了準備功夫以後，1947年8月18日，在瓷器口買菜途中，利用特務盧兆春打牌的間隙，成功脫險。為了避免警犬搜尋，機智的韓子棟跳入江水游了好長一段，然後才找了條小船，渡過嘉陵江，冒著被敵人追捕的危險，歷經千辛萬苦，最終抵達延安，向組織匯報入獄及脫險經歷。 解放後，韓子棟擔任過貴州省政協副主席。 1992年5月19日，這位頗具傳奇色彩的老人在貴陽市病逝。 在小說《紅岩》裡，有一個讓人恨之入骨的角色，那就是出賣“許雲峰”、“江姐”等人的叛徒——“甫志高”。 《忠誠與背叛——真實的紅岩故事》一書披露，其實“甫志高”的原型並不是某一個人，而是當時叛徒群像的一個縮影，其主要原型是任達哉和蒲華輔這兩個人。 關於任達哉這個人，他的被捕經過與《紅岩》裡的“甫志高”很相似，由於“紅旗特務”的詭計，年輕的陳柏林同志不小心將自己和他的上級——任達哉的身份曝光，二人被抓。對於自己的失誤，陳柏林同志感到非常悔恨，無論敵人如何誘騙他，或對他使用重型，他都一言不發。相反，作為陳柏林上級的任達哉，敵人只恐嚇了他一下，他便供出了自己的領導人，還交代了自己所掌握的《挺進報》發行情況以及黨員情況，並親自帶領特務們在磁器口的嘉陽茶館抓捕了重慶地下黨領導人——許建業。任達哉在獄中的妻子曾質問他什麼要出賣許建業，任達哉的回答是：“受刑不過，沒辦法。” 在《忠誠與背叛——真實的紅岩故事》裡主要講了另一個叛徒蒲華輔。蒲華輔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人，與別人不同的是，他是屬於黨內知識分子那類的人，投身與革命工作的他一直充滿了激情和理想。在生活中他也有很濃的知識分子色彩，是一個清高、自命不凡、遇事易衝動的人。說他復雜是因為一方面他在敵我鬥爭中容易激發革命熱情，另一方面當他真的碰上敵人的嚴刑拷打時卻又經不住皮肉之苦。然而，當他與家人一起被關進白公館10個多月裡，他受到其他地下共產黨員的影響後，沒有再進一步叛變。 1949年10月28日，蒲華輔與陳然、王朴等一起被押到大坪刑場公開槍殺。在赴刑場的整個過程中，蒲華輔喊出了“共產黨萬歲”口號。但可悲的是，像蒲華輔這樣一位曾是黨內高級幹部，在最關鍵的原則問題上背叛了黨和人民，因此，他的名字只能永遠在歷史上被標上可恥的“叛徒”二字。 《忠誠與背叛——真實的紅岩故事》裡透露了國民黨對《挺進報》展開秘密偵破行動的原因。國民黨重慶行轅主任朱紹良，有一天竟然在自己的辦公桌上放著的一隻“朱紹良主任親啟”的信封中取出了一份《挺進報》。惱羞成怒的他立馬叫來徐遠舉痛罵了一頓，並限期破案。朱紹良還調配了軍、警、憲、特四個方面的力量，不惜一切人力、物力、財力，要從《挺進報》入手，徹底搞掉中共重慶地下黨。 當時在民生路上有一個“文成書店”，裡面有一個年輕黨員陳柏林在書店裡面作職員。狡猾的徐遠舉派出“紅旗特務”姚仿桓偽裝成進步青年接近陳柏林。姚仿桓一面強烈抗議國民黨特務的陰謀活動，一面表示要盡全力重新辦一個書店，還附和著陳柏林大罵國民黨腐敗無能。缺乏經驗的陳柏林落入了姚仿桓的圈套，便主動拿出一本《新中國初型》給姚仿桓看，姚仿桓翻書時發現了一張夾在書中的《挺進報》。 因為姚仿桓跛腳，保密局重慶站組長李克昌又派出另一位“紅旗特務”曾紀綱假裝失業青年接近陳柏林繼續追查線索。陳柏林完全被“紅旗特務”所迷惑，認為自己有責任把這樣的進步青年介紹給黨，於是他向上級任達哉匯報了情況。任達哉警告陳柏林不要輕易相信人，但固執的陳柏林一定要任達哉親自出面考察，並約定在4月1日（1948年）下午3時紅球壩見面。 “紅旗特務”立馬向李克昌報告了這一情況，李克昌又報告給站長呂世琨，呂世琨下令“紅旗特務”繼續潛伏在陳柏林身邊以便獲得更多的線索，但心急的徐遠舉要求馬上秘密逮捕陳柏林二人。 4月1日，陳柏林和他的上級任達哉被早已埋伏在四周的特務逮捕。在對二人用刑時，年輕的陳松林經受住了考驗，始終堅持守口如瓶，而他的上級任達哉卻背叛了黨。就是從這一個缺口開始，《挺進報》和重慶地下黨組織一步步被暴露在敵人面前。 白公館裡的革命志士之所以能成功脫險有兩個很重要的客觀因素。一敵人準備集中殺害渣滓洞近200名革命志士，由於渣滓洞人手不夠，白公館的警衛部隊被派去支援，白公館的看守變得相對鬆散一點；二是得到被策反成功的特務楊欽典的大力幫助。 陳然是河北人，楊欽典是河南人，都是北方人，陳然就與楊拉北方“大老鄉”關係，從談鄉情，拉家常，到講社會為什麼貧富不均，進而講我黨的宗旨、方針和政策。經過長期的循循善誘，再加上陳然的性格直爽剛烈，很為楊欽典敬佩。陳然的犧牲，對楊欽典觸動極大，他覺得陳然這麼好的人，政府都要殺，這個政府、這個社會真是太壞了！此外，羅廣斌也是楊欽典很佩服的人。羅廣斌家裡很有錢，但他參加了共產黨，甘願過苦日子，徐鵬飛幾次讓他只要簽字就可釋放，但他都不簽。在獄中的時候，羅廣斌同誌曾不斷地給楊欽典做思想工作，勸他把白公館裡面的19個人救出去立功贖罪，並提醒他不要跟著國民黨的部隊走。羅廣斌還承諾解放後為他作證，解決他的工作問題。經過一番激烈的思想鬥爭，楊欽典終於在生死關頭當了國民黨的“叛徒”，打開了牢門。 《忠誠與背叛——真實的紅岩故事》裡描述了一段楊欽典幫助大家“越獄”的情節。 1949年11月27日，大潰敗中的國民黨喪心病狂，實施了震驚中外的“11·27大屠殺”。大屠殺時，正趕上楊欽典值班。楊欽典就到樓下和羅廣斌同志制定了一個逃命的計劃。晚上十點多，楊欽典叫走了看守的人，然後關上了白公館的門，假裝把鎖放在門上。很快，楊欽典回到羅廣斌所在的囚室，叮囑羅廣斌：“你把鑰匙和錘子拿好，等一會兒打開房門後就把它扔到下水道裡。不過這會兒先不要走，外邊還有人，過一會兒，只要聽到我在樓上跺三腳，你們就趕緊各跑各的。” 在等待指令的同時，羅廣斌將牢房裡的人按身體強弱搭配，分編小組，號召大家要團結一致，衝出死牢。魔窟的大門打開了，大家在夜色的掩護下往外逃命。不料剛跑到監獄離公路一半的距離時，碰到了從渣滓洞方向駛來的汽車。特務發現後喝道：“什麼人？”有個機智的人答道：“二處的。”“口令。”敵人接著問。這下大家懵了，只聽見特務拉槍栓的聲音，大家扭頭拼命向白公館後山跑去。由於特務的干擾，一起出來的19人全部被沖散了。 《忠誠與背叛——真實的紅岩故事》透露，當時從白公館脫險的志士一共有19人，現在仍在世的還有3人。 劉國鋕是《紅岩》小說裡劉思揚的原型，他出身在富裕家庭，其五哥劉國其是四川省建設廳廳長何北衡的大女婿。由於上級領導的出賣，劉國鋕與他的戀人曾紫霞一起被關進了渣滓洞。獄中的他表現得異常勇敢與堅強，是一位赤膽忠心的好兒郎。 特務頭子徐遠舉聽說劉國鋕被捕後，立即會審劉國志。他滿以為劉國志這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出身的公子哥去參加共產黨不過是“青年人愛新鮮，喜歡趕時髦”，要製伏他是很容易的事。可是，當劉國鋕用一連串的“不知道”回答他時，徐遠舉發現自己錯了。他惱怒地說道：“你這個萬貫家財的少爺，搞什麼共產黨？只怕你的皮肉嬌嫩，吃不消？你的上級已將你出賣了，你不說我們也知道。這就是看你老實不老實。”聽了徐遠舉的話後，劉國鋕冷笑著回答道：“既然他們什麼都說了，又何必來問我呢？你問我我什麼也不知道。” 1948年秋，劉國鋕的五哥專程從香港趕回重慶，花重金討好徐遠舉，要求保釋劉國鋕。狡猾的徐遠舉答應釋放劉國鋕，其條件是交出黨組織，並叫劉國鋕的五哥親自說服，卻遭到劉國鋕的拒絕。徐遠舉一氣之下將劉國鋕重新關入牢房。 在《忠誠與背叛——真實的紅岩故事》裡還透露這樣一個細節：沒有人性的特務開始了慘無人道的大屠殺，在點到劉國鋕的名字時，蹲在地上的劉國鋕不緊不慢地這樣回答道：“急什麼？等我把詩作好了嘛！”“走！”幾個特務上前將劉國鋕揪起便往牢房外走。 “再見吧！同志們，我先走一步了！”劉國鋕突然用力甩了一下胳膊，回頭對同室的羅廣斌同誌等人說：“記住同志們，如果哪一位能活下來，一定要把這些劊子手今天的兇殘屠殺向人民公佈！”說完，昂著頭一路高吼著口號走出白公館。 在走向刑場的路上，劉國鋕高聲吟誦了自己的就義詩。這就是一個年輕的共產黨員在生命最後一刻，向人民、向組織、向祖國發出的最後吶喊！ 《紅岩》中，“小蘿蔔頭”每天都到樓上的黃以聲將軍那裡上課。這位“政治犯”黃將軍是他的啟蒙老師，也是共產黨人的朋友。因為屬於優待的政治犯，黃將軍可以看到報紙，而他也冒著風險為共產黨人提供報紙，為獄中的《挺進報》提供消息來源。 這位“黃將軍”的原型名叫黃顯聲，是愛國將領張學良的部下，1938年正準備投誠中國共產黨的國民黨53軍中將副軍長，在東北軍中威望極高。他在53軍中一直從事抗日和反蔣的活動，特務分子們對他是既恨又怕。 小蘿蔔頭的父親宋綺雲關在監獄太久，身體虛弱，不能親自教育自己的兒子。黃將軍知道後，主動提出由自己來教導宋振中。在黃將軍培養下，“小蘿蔔頭”學會了俄語，當有特務監視時，兩人就用俄語交談，後來“小蘿蔔頭”還用這種方式給獄中的地下黨人們傳遞消息。 在《忠誠與背叛》中還記錄了一件事，重慶解放前夕，反動派要對集中營中的政治犯痛下殺手。有想要戴罪立功的特務向黃將軍通報並勸其逃走，連逃跑的計劃都已經為他制定好了。但是黃將軍卻認為他一旦逃走，敵人勢必要加緊防範，那麼難友們就無法逃出來了，要走只能大家一起走，他毫不猶豫地放棄了這次生的機會。 在小說《紅岩》裡，劉思揚被從渣滓洞轉移到白公館的時候，“老大哥”讓他去找齊曉軒同志，建立起和白公館的聯繫。齊曉軒是白公館的地下黨組織的負責人之一。他領導著白公館的戰友們，與特務進行了頑強又智慧的鬥爭。 而《忠誠與背叛》一書透露，的確有這樣一位白公館的秘密地下黨組織的負責人，他叫許曉軒，大家都親切地稱他為“老許”。老許在白公館可是赫赫有名的人物。一方面因為他是秘密黨組織的負責人，另一方面，還因為他已經在白公館這座人間地獄中和敵人進行了長達九年的鬥爭，是個“老資格”，是敵人每天手銬腳鐐對付的“重犯”。 在獄中，許曉軒與譚沈明以及“華子良”的原型韓子棟同志一起組成臨時支部，他擔任支部書記。在許曉軒的領導下，這個臨時支部一直在策劃革命者們越獄。許曉軒認為最有希望逃脫的是韓子棟，因為韓子棟經常在獄中小賣部和伙食團干雜活。獄中黨組織決定“能越獄一個人，就走一個人”，開始實施了這項越獄計劃。韓子棟利用同看守出去幹活的機會，畫了一張周圍地形情況的簡圖回來，大家一起商討。 1947年8月18日，在許曉軒的指揮下，韓子棟利用與看守到磁器口買菜的機會，趁特務們在茶館打牌，得以逃脫，歷盡艱辛後終於到達了延安。 《紅岩》中曾經寫過這樣一件事，特務發現胡浩在看“獄中《挺進報》”，因此對他嚴刑拷打要找出“獄中《挺進報》”的線索。而齊曉軒為了保護胡浩少受折磨，挺身而出與特務周旋。 《忠誠與背叛》中同樣記錄了這樣一件類似的事情。有一天特務從一位青年難友那裡搜到一張紙條，對他進行了毒打，要他交代是誰給他的。許曉軒喝止了特務並說紙條是自己寫的。特務盤問他紙條上的消息是哪裡來的。許曉軒輕蔑地回答“消息是你們提供的……”特務不肯相信，許曉軒冷靜地說是有次放風的時候，看見特務的辦公室的門開著，便進去從他們的報紙上看到了這條消息。而惱羞成怒的特務想要拷打許曉軒的時候，監獄裡卻響起了“不許打人”的怒吼。許曉軒就這樣機智又勇敢地保護了難友，和敵人進行了頑強鬥爭。 在《紅岩》中，窮凶極惡地追查並且迫害革命黨人，使人印象最為深刻的莫過於“徐鵬飛”了。 《忠誠與背叛》講述了“徐鵬飛”的原型，原國民黨陸軍少將，軍統大特務，原國民黨政府西南長官公署二處處長兼軍統西南特區區長徐遠舉被捕前後的經歷。 徐遠舉在完成“11·27”大屠殺後，與國民黨軍隊一起撤到了成都，成都和平解放後又逃到昆明，正準備再逃往台灣時，卻被雲南盧漢的起義部隊逮捕，關進人民監獄，作為國民黨戰犯成為階下囚。 1951年徐遠舉被押解回重慶，具有強烈的戲劇感的是，他回到了從前他關押和屠殺革命黨人的地方——白公館，不過這次是他自己成為了犯人。 剛開始進去白公館的時候，徐遠舉拒不配合交代罪行，並且擺架子說他是少將處長，要處長以上的人來問他才行，他想著反正也難逃一死了，乾脆一副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樣子。 被關進白公館，徐遠舉一直寢食難安，一次聽見外面在烈士死難現場舉行紀念活動的群眾們的口號聲震耳欲聾。徐遠舉和幾個一同關押的戰犯嚇得臉色慘白，生怕憤怒的人民衝進來要他們血債血償。在第一個11·27大屠殺一周年紀念日的前夕，徐遠舉簡直如驚弓之鳥一般，認為死期將至。 但是徐遠舉卻一直沒有被處死，他這才終於明白了人民政府留著他是為了他接受改造，戴罪立功，重新做人。他幡然醒悟過來，開始積極配合有關部門，交代歷史問題，認識自己罪行。 後來根據他自己交代的罪行實錄《血手染紅岩——徐遠舉罪行實錄》，為我們研究紅岩的歷史增添了資料。 《紅岩》中作者根據劉國鋕塑造了“劉思揚”這樣一個出身富裕的家庭，但卻主動放棄富貴榮華的享受，而選擇投身革命的青年志士的形象，給人們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而實際上《紅岩》的作者羅廣斌，也是出身於一個有錢有權的家庭。羅廣斌的哥哥是國民黨第十六兵團司令官羅廣文，是蔣介石的嫡系，家庭的聲勢顯赫。而在這樣一個家庭裡，卻出了一個共產黨員。 根據《忠誠與背叛》一書中的記述，羅廣斌被捕後，由於他的哥哥的關係，特務機關一直對他另眼看待，希望他能“改邪歸正”。原羅廣文部二處少將處長林茂曾找到西南長官公署二處副處長楊元森，希望其在徐遠舉面前活動，希望能不殺羅廣斌並且儘早釋放。曾經徐遠舉也考慮到羅廣文的關係，讓叛徒冉益智去勸說羅廣斌，因為他有特別的人事關係，叫他承認與共產黨的關係，就可以恢復自由。但是羅廣斌卻決定決不依賴哥哥的關係出去，哪怕被處決也不背叛黨。 而在1949年11·27大屠殺的晚上，羅廣斌和其他同志一起策反了看守楊欽典，從白公館監獄脫險。 1949年11月，人民解放軍步步逼近重慶，重慶即將迎來解放，而反動派也正做著垂死的掙扎，留在大陸的殘餘部隊及特務分子們準備著報復性的破壞與屠殺。 而監獄中的革命黨人們，也清楚地感到自己的生命即將迎來最後的時刻，死前有所準備，死後毫無後悔，是大多數同志們心裡的想法。而牢獄之外，一切可能的營救計劃其實從來就沒有停止過。 在現今的“紅岩歷史檔案館”裡有一份據說是獄中黨組織通過特殊渠道向當時的重慶地下黨組織寫的“最後一份報告”，它寫於“11·27”大屠殺前的6天。這份報告署名“吉祥”，“吉祥”是獄內部分地下黨員用的化名，執筆人是女共產黨員胡其芬烈士，收信人為獄外的地下黨員況淑華。 報告中提到反動派即將進行第三批處決，獄中同誌已經爭取到看守人員中的個別分子，看守所側邊有一炭廠，是私人經營，希望組織派人到禁區工作，獄中同志也正積極爭取我們的友軍和了解周圍情況，報告中還提到，希望為策反過來的看守黃茂才解決職業與經濟問題，還對以後的聯繫做了安排。 據說況淑華在收到信後立刻向組織作了匯報，並在幾天內準備實施一項劫獄計劃，然而，沒有料到的是，敵人竟然搶先開始了屠殺，整個營救計劃未能實現。 《紅岩》中曾經寫到大特務“徐鵬飛”，在刑訊逼供中得到雲陽縣警察局長，縣參議長，縣府的三個科長，中學校長，還有法院院長都是共產黨的消息，他明知這是地方政權的互相傾軋，這些人並不是真的共產黨，卻還是上報為自己邀功。 而在《忠誠與背叛——真實的紅岩故事》中有這樣一段故事，偵防課課長陸堅如給“徐鵬飛”的原型，西南長官公署二處處長徐遠舉呈上了一張“招供”的名單，上面有一大串名字。他們一直拷問卻得不到結果的盛超群終於承認自己是雲陽縣地下黨的負責人，供出了一大串地下黨的名單。徐遠舉拿到這份名單之後簡直迫不及待，他立刻命令呂世琨、雷天元率領二處的特務前往萬縣，和萬縣區行政督察專員李鴻燾前去逮捕。一路直奔雲陽，將名單上的十餘人一起逮捕，押解到重慶。抓到後一了解才知道，被捕的都是縣警察局局長，縣參議員，縣財務委員會委員長等。全是當地反動統治的有名人物，根本和地下黨沒有絲毫關係。 這下撲了個空，徐遠舉偷雞不成蝕把米，不得不將這些人全部釋放，並且請雲陽籍的特務軍統頭子許乾剛出面，安撫這些人，招待他們吃了一頓餐，並且道歉。 出了一個大洋相，氣急敗壞的徐遠舉回到渣滓洞審問盛超群，盛超群卻理直氣壯地說特務不相信他沒有共產黨的組織關係，撬斷了他的腿，他只得編一套交出來。 盛超群從此在渣滓洞裡監獄裡成了有名的“智星”，經常給難友們出招對付狡猾兇惡的敵人。 說到紅岩，不得不提的與之緊緊相聯繫的一個特殊人物，就是“紅岩村”的女主人——饒國模。 出生於一個富有強烈革命氣息的家庭中的饒國模，從小就立志要為國家民族效力。攜子隨丈夫來到重慶的她，不願意當全職太太，便自己和朋友創辦了“三友實業社”，開始了實業救國的道路。 1930年她用自己經營的錢在紅岩嘴辦起了“大有農場”，將荒蕪的紅岩嘴變成了花果滿山的地方。 抗戰爆發後，國共雙方協商，八路軍在重慶市區設立了公開辦事機構，人員逐漸增多後，需要重新選址，由於饒國模的“大有農場”的情況合適以及饒家和黨的密切關係，大有農場因此被作為新的辦事處。 原本約定以租賃的方式借用饒國模的房子，無償使用三年，三年後還要繼續使用便支付租金，但是三年之後，饒國模卻說什麼也不肯收下租金。她總是竭盡全力地支持黨的一切活動，將黨的事當做自己家的事，周恩來親切地稱她為“革命的好房東”。 1948年，川東地下黨經歷了相當困難的情況，她全力支持並且主動籌措經費。華鎣山武裝起義失敗後，她將二十幾位游擊隊員秘密安排在她的農場裡。國民黨的軍警特務來檢查的時候，卻只看見烈日下饒國模舉著傘，揮著手絹呵斥一群頭戴草帽、衣衫襤褸的農場工人幹活的情形，特務只好悻悻離去。可他們並不知道，他們眼皮子底下這些農場工人，都是他們正在苦苦搜捕的游擊隊員。 1950年，饒國模正式將自己紅岩和福園寺等地的個人房產獻給黨和人民政府。 1955年，國家在大有農場和曾家岩50號周公館的基礎上開始籌建“紅岩革命紀念館”，紅岩精神得以傳播發揚光大。 小波、小可是郭德賢同志的一雙兒女，母子三人一同被關在白公館二樓的一件牢房裡。 1949年11月27日，敵人開始了慘無人道的大屠殺，《忠誠與背叛——真實的紅岩故事》講述了一段關於郭德賢和她的兒女如何逃出白公館的驚險經歷。 27日晚上，郭德賢絕望地和她的孩子們面對死亡的到來。深夜2點鐘的時候羅廣斌同志跑來敲門，說看守的撤退了，叫她們快逃。週居正同志幫忙背上小波，郭德賢背著小可一起往外逃。剛到白公館的石梯就碰上還有沒撤退完的衛兵，敵人的機槍像雨點掃射過來。郭德賢背著小可拼命向山坡上逃，後與另一位逃命的李蔭楓同志相遇，兩人繼續往山上跑。很快，從後面射來敵人手電筒的燈光，郭德賢按住小可躺在草叢裡，大家都不敢出聲。突然，郭德賢聽見女兒小波在附近叫媽媽，之後就再沒有聽見女兒的聲音。郭德賢又驚又怕，但又不敢出聲。直到東方發白，郭德賢起身看見渣滓洞那邊火光映得滿天通紅，於是背著小可往渣滓洞反方向的歌樂山上跑。翻了幾座山，看見路邊有個茅舍，郭德賢走進去告訴裡面的一位老婆婆，說自己是富人家的小老婆，因為重慶在打仗沒有地方去，想在茅舍住一晚。老婆婆不僅答應了郭德賢，還找鞋給母子倆穿。 29日白天，郭德賢到公路上看見了解放軍，跑過去求救，這才徹底脫離了危險。 郭德賢的女兒小波，在大屠殺那天晚上，週居正背著她往山坡上跑，一慌神，倆人跌倒在山坡上，背上的小波被摔出好幾米遠。這時，四周漆黑一片，週居正爬起來沒有摸到孩子，又不能呼喊，便獨自藏了起來。 5歲的小波一時也被嚇蒙了，驚恐地躲在梯田的小水溝裡不敢動彈。這時，特務們的車燈從她身邊一晃而過，她叫了聲“媽媽”，這就是郭德賢當時聽到的女兒的聲音。當時沒人答應小波，她便不再吭聲，一頭睡倒在田坎上。當她睡醒時，天已大亮。一隊國民黨士兵從她頭上的田坎走過時，她招手說：“叔叔，拉我上去。”一個士兵以為她是哪家百姓的孩子，伸手將她拉了上來，把小波帶到了重慶市中的'精神堡壘'（現解放碑）處。天黑時，一個擺水果攤的女人——王素珍見小波可憐把她帶回了家。郭德賢為失去女兒焦急萬分。黨組織和政府對她的事異常關心，派人四處張貼尋人啟事，懸賞尋找一個穿著紅毛褲的女孩。說來也巧，王素珍在水果攤旁貼著的《大公報》上知道了小波的事情，便把小波送到臨江門脫險同志招待所，郭德賢和自己的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