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第五章

關於一個更加傳奇的中共“美女間諜” 如果她還活著，正好今年90歲。她的出生年也是中國共產黨成立的那一年：1921年。 90歲的女人，肯定是非常老了，但她是在66年前犧牲的，那時她才24歲，花一樣嬌豔的年齡，加上她天生麗質，所以她活在那些熟悉她的戰友與同志心目中，永遠是那樣的年輕、漂亮和美麗。 她在“紅岩”革命紀念館裡的名字叫張露萍。其實她的名字有好幾個：餘家英、餘碩卿、余慧琳、黎琳、張露萍等。就因為她的名字太多，從事的又是秘密的地下工作，又一直與組織是單線聯繫，故而在她被敵人殘殺而犧牲後的幾十年裡竟然誰都不知道她到底是誰？她是不是共產黨員？到了1982年——在烈士犧牲37年後，中共四川省委的複查組經過一年多時間，跑了14個省、市、自治區和19個部委，找了100多位當事人和相關人員，最後由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葉劍英元帥出面證明，才算把這位無名女英雄的身份正式弄清楚。 “我想得起了，張露萍在延安時叫黎琳，外號叫'乾一場'！”這是葉帥在聽取一位經歷在解放前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的同志報告了四川省委複查組在對當年發生在重慶的“軍統電台特支案”複查時，十分激動地回憶起張露萍時說的話。

後來葉帥又專門向專程從成都趕到北京的複查組的同志詳細介紹了情況：四十年代初，我黨兩名同志打入了蔣介石的特務頭子戴笠內部，後來暴露了。一天，有一個人叫馮傳慶找到周公館，我們決定送他去延安。我送給他一件皮大衣。並且派人把他送到江邊。但他來的時候已被特務盯上了，後來被戴笠的人捕去了。馮傳慶的案中主要與張露萍有關，她是當年由黨在重慶的南方局負責人葉劍英、曾希聖同志親自派去在敵人心臟建立的“電台特支”負責人。 張露萍的故事迷離複雜，從她犧牲的1945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前的幾十年裡，這位有“中共美女間諜”之稱的女共產黨員，犧牲後卻一直不被有關組織部門所認可，一般公眾就更不可能對這樣的英雄了解了。但即使這樣，從解放初一直到張露萍烈士被正式確認之前的幾十年裡，每年清明時節的紛紛細雨中，有一位老人總要到一個無名烈士墓前去祭掃，這個老人就是小說《紅岩》裡的“瘋子”原型人物韓子棟，老人後來當了貴州省人大副主任。他在敵人的白公館監獄和貴州息烽監獄都呆過，他了解和熟悉張露萍等烈士的情況，所以他堅信她和那六位與她一起被敵人槍殺的年輕人都是優秀的共產黨員和真正的革命烈士。他曾如此深情地說：“我對這些一起戰鬥過的同志的深厚感情。我忘不了他們……”

確實，凡是看過一次張露萍等人的英勇事蹟的，我相信都是刻骨銘心、難以忘懷的。張露萍等人的故事本身俱有典型的“諜戰”故事，其驚險複雜、曲折迷離的故事，遠比電視、等電視劇要精彩和生動。國民黨時代的大特務沈醉在《我這三十年》一書中，談到張露萍打入軍統一案時，曾說：“蔣介石為這事把戴笠罵得狗血噴頭，差點戴笠被撤職查辦。”這是戴笠“一生的奇恥大辱。” 這也難怪，這時當時國民黨最核心和重要的軍統電訊總台竟然都是由一群年輕的地下共產黨人掌握著，並不時地將重要的情報源源不斷地發往中共延安總部，蔣介石能不怒髮衝冠嗎？ 所有這一切皆與一位年輕美麗的女共產黨“間諜”有關。張露萍的故事的精彩與傳奇也在於此。 上世紀40年代的國民黨軍統特務總部的電訊總台，設在當時的山城重慶最高點——浮圖關下遺愛祠。這裡的一座小樓時刻戒備森嚴，窗簾緊閉，若明若暗的燈光晝夜不熄，來往人員總是行色匆匆……顯示了這裡的每一個細微風聲都充滿了神秘和要緊。

1940年的一天，這裡像挨了一顆重磅炸彈一樣，幾乎癱瘓，停止收發報，更換密碼，武裝特務封鎖了進出口，將所有人員挨個查問。原來這裡發現了一個共產黨的“紅色電台”。那一刻特務總頭目戴笠，差點把嘴都氣歪了！ 你想，從電訊總台領班、報務副主任馮傳慶、到電訊員張蔚林、王席珍、趙力耕、楊洮、陳國柱這些電台的骨幹，竟然都是中共地下黨員。蔣介石和戴笠的面子何處入？國民黨反動政府的秘密還何在？延安的共產黨能不贏才怪！ 出事的那一天，蔣介石把茶杯都摔在地上，指著戴笠的鼻子，罵道：“娘希匹，我斃了你！你平時口口聲聲說軍統組織如何如何的組織嚴密！實際上是人家共產黨早鑽進了你的心臟，你還糊里糊塗不知道。馬上查！否則……”戴笠從來不曾這怎麼丟過面子，他下令立刻把電台總台台長抓起來。軍統的一位所長叫毛烈，不知何故，給共產黨員、電訊員張蔚林寫了一封信，戴笠不聽任何申辯，撥槍就把他槍斃了。

抓到中共“紅色電台”的八位“犯人”之後，戴笠親自率領軍統局督察室主任、秘書、司法科長和軍統特別行動處幾位處長等人趕到看守所。他一看幾張熟悉的“男犯”臉，不由分說，上前就各打了一句耳光，可這些被打耳光的年輕人竟然對這位昔日的“大老闆”根本不放在眼裡，還在嘲笑他、罵他。再看看唯一的一位女共黨——他媽的，還這麼年輕漂亮！ “美人計！共產黨的美人計！”戴笠一看就明白了。於是他把所有的火氣撒在了這個年輕的女人身上：“說，是誰派你來的？”這對戴笠來說太重要了，如果“犯人”承認是“周公館”——共產黨、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的周恩來那裡派來的，好，那共產黨就是有意破壞“國民合作”！但戴笠什麼都沒有獲得。那年輕漂亮的女共產黨員竟然只承認自己叫余慧琳，是當時一位名豪的私生女，與電台的張蔚林是戀愛關係，並經張介紹才認識馮傳慶副台長的，所以常到遺愛祠來玩的。

“你別以為我戴笠、我軍統都是吃閒飯的。你的身份我們已經清楚，也知道你是從延安那邊過來的。說，延安派你回來，任務是什麼？”這是第三天、第三次審訊時戴笠的問話。 “你既然知道了還問我什麼？”年輕女共產黨員不屑一顧的樣兒，讓戴笠更氣不打一處出。 “你以為嘴硬就可以保守一切秘密？”戴笠一揮手：“上刑！” 特務們立即七手八腳地上前將年輕女子拉上老虎凳，在她身上“劈啪劈啪”猛抽…… “現在可以開口了吧！說，延安派你到這兒，是不是周公館又派你到這兒來勾引我們幾個蠢蛋的？” “還是上次說的幾句話：我是從延安回來的，因為過不慣延安的生活才逃回來的，沒有哪個給我任務。” “那麼你啥時參加共產黨的？”

“我想都沒想過要參加共產黨。” 戴笠的嘴再次氣歪了。 “打！” “繼續打審！” “繼續再打！” 但最後還是什麼都沒有招。 “統統死刑！”戴笠咬著牙作出這樣的決定，同時也為了拉回面子而期待有一日“感化”這些讓他丟盡臉的共產黨員。這樣，中共“紅色電台案”的七個人全被押進監獄…… 六男一女，個個年輕青春。儘管都已遍體傷痕，但他們則以勝利者的姿態，在幸福和光榮地笑著，笑他們戰勝了酷刑與無數次審訊，笑敵人無可奈何，笑他們自己是光榮而堅強的共產黨員。 笑得最美麗的自然是最年輕和漂亮的張露萍。那一年她才19歲。是這群讓蔣介石差點把戴笠這樣的“忠臣”都要革職的年輕共產黨員中的唯一一位女性，也是最小的一位共產黨員。她感到自豪，感到對得起她的組織——親愛的中國共產黨。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在中國的進步青年中什麼樣的人生道路最值得驕傲的，恐怕就是奔赴延安、參加中國共產黨的隊伍這條革命道路上，因此一曲“黃河之濱……”總會讓無數愛國的熱血青年感到無比的力量。她張露萍自然就是這批青年人中的姣姣者。 “河里水黃又黃，” 東洋鬼子太猖狂， 今天燒了王家莊， 明天又燒了張莊， 逼著青年當炮灰， 逼著老人運軍糧； 青年打死丟山坑， 老年運糧死路旁； 這樣活著有啥用， 拿起刀槍乾一場， 拿起刀槍乾一場—— 這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革命中心——延安非常流行的一首抗日革命歌曲。延安抗大中的一位女學員特別喜歡唱它，並在每次學校拉歌時，她總是特別有勁頭拿出這首歌來指揮她的戰友們跟人家比賽。她指揮這首歌時異常投入，而且總能取得勝利，因此她一出場指揮，大家就笑著喊起“乾一場！”、“來一個！”，“來一個！”“乾一場！”

“乾一場”，漸漸成了她的“外號”，連中央首長們都笑著喊她是“乾一場。”張露萍那個時候她的名字叫黎琳，被人呼作“乾一場”的就是她。 張露萍投奔延安之前是成都建國中學女子班的學生。她是四川崇慶縣人，父親余澤安是位老實忠厚的私熟先生。那時她的名字叫餘家英，她的大姐餘碩彥嫁給了四川地方軍暫編一師師長余安民，大姐為了兩個妹妹的前途，就把她們帶到了成都，因為姐夫余安民是位心腸很花又很惡的小軍閥，所以在餘家英的小小心靈裡很恨她當時居住的“餘家公館”。 1935年秋，十四五歲的她考上了成都建國中學女子班，並改名叫餘碩卿。在這個女子班上，有位瘦瘦的姑娘，叫車崇英，是當時中共四川省委軍委車耀先的女兒。張露萍與車崇英的座位挨著，張露萍（餘碩卿）天性活潑，愛唱愛跳，人又長得漂亮，自然是同學們異常關注的人物，車崇英對她當然也很關注，慢慢地後來將其引到了革命道路。解放後，作為好同學的車崇英曾經有過對這一時期的張露萍回憶：“我和張露萍都是成都建國中學的學生。1935年秋，張露萍（原名餘碩卿）也考進這個學校，我們同在初女五班。她聰明、剛毅、天真、活潑，愛唱歌，喜歡打乒乓。我們常常談論人生的嚮往，講婦女的社會責任。由於我們志趣相投，情同手足。後來，同我坐在一起的周玉斌、楊夢萍，也常常在一起擺談，特別是東北三省失守、平津淪陷，“一二九”學生運動的迅猛發展，成都的抗日氣氛越來越濃，我們唱起了流行的抗日歌曲，又到校外參加救亡團體的活動。這樣，我們四人便結拜成姐妹：周玉斌年長，是大姐；露萍其次；夢萍行三，我最小，行四。1936年秋，北大學生韓天石到四川搞學生運動，發展“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我們姐妹四人平時就受我父親的革命熏陶，懂得只有反帝反封建，才能拯救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因此，韓天石在成都組織秘密報告會時，我們四人都去參加了。記得那一天的天氣特別好，秋風拂面，氣候宜人，大家的心情都十分激動。那一天作報告的還有從根據地來的肖玲大姐，她向我們講了革命形勢，革命的任務。也就在這一天，我被批准參加了“民先隊”；後來，我又介紹玉斌、露萍、夢萍加入了“民先隊”，從此，我們不僅是姐妹，而且又是同誌了。“七七”事變，我父親車耀先主辦了《大聲周刊》。這時抗日烽火瀰漫全川，國民黨反動派消極抗日、積極投降的陰謀已經暴露，父親便在周刊上連續發表文章，揭露國民黨破壞團結，製造摩擦，槍口對內，以達到投降日本帝國主義的罪惡目的。父親置個人安危於度外，大聲疾呼，並組織成立了統一戰線，同國民黨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我們姐妹四人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活動，盡我們的赤子心，度過了多少難忘的日日夜夜。1938年初，露萍、玉斌向我表示了想去延安的願望，並要求我向父親轉達她們的想法，希望得到我父親的幫助。我非常贊同，只是由於我幼年時右腿殘廢，不能同行。後來，由我父親通過八路軍重慶辦事處，把露萍、玉斌，還有同班同學李隆蔚、劉蘋非等四人順利地送到了延安……”

可以說，革命家車耀先是張露萍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因為他的原因，張露萍和車崇英和周玉斌、楊夢萍成了志同道合的四姐妹。在離開成都之前，她們四人手握車耀先辦的革命刊物《大生》，在草地上特意照了一張照片，在那張像片後面，張露萍寫下瞭如下詩句： “真理”織成了她們的心幕， “親愛”時刻從心弦彈出。 勝利更是充滿了她們的內心， 微笑代替了她們的一切情緒。 這些禮物是誰送的呢？ 是誰？ 是可愛而可敬的《大生》啊！ 可以看出，那個時候的張露萍已是個志向明確、熱血沸騰的進步青年了。奔赴延安、嚮往革命，是她當時的全部理想。 在張露萍與幾個好友投奔延安途中，巧遇幾位重慶高工學的男生與他們同搭一輛車到延安參加革命。一路上他們遇到了國民黨反動軍官的追踪與督察的驚險經歷。當年與張露萍同一路同行的重慶高工學的男生之一、後任江津白沙川南工業管理學校領導幹部的胡代華同志，在1983年10月3日回憶了與張露萍同行到延安一路上的情景：

“1937年11月中旬至下旬，秋末冬初，我們重慶高工校的幾名青年學生決心投奔延安，先到了成都北門汽車站。重慶學生的裝束一眼就能認得出來，都是穿著盧作孚公司出的那種三峽牌芝麻布做的學生裝。這時汽車站來來往往聚了一批人，也是準備去延安的，有二男三女五個人，其中一個女的穿的服裝很樸素，她就是張露萍，當時的名字叫餘碩卿。這學生齊耳的短髮，十六七歲，大方端正，紅紅的蘋果臉。她主動招呼我，說她是成都建國中學的，我看樣子她是成都一行人的頭，別人叫她'姐姐'、'三姐'什麼的。我就把我們三個高工校的同學介紹與她認識了。開始都沒有談到去延安這個話題，後來大家熟悉了，一談，原來都是抗日救亡的同路人，所以大家都同聲說：以後互相關照。之後我們一起坐上一部從成都至寶雞的客車。 汽車直開寶雞，車上一位川大的教師，看樣子四十歲上下，河南新鄉人，姓什麼忘了。看上去此人很斯文，我們就主動與他交談，他說他喜歡我們年青人。車到第一站廣元後，我們住在一個旅館，那個川大的教師告訴我們這一路上土匪多，要我們注意安全。第二天，車換成了敞篷車，沒有座位，我們也不好多問，司機還是原來兩個人。車到川陝交界，叫作朝天驛的地方，是個路口一個小鎮來了幾個國民黨的兵，不買票強行乘車，也不和誰打招呼就坐進駕駛室。我們趕快叫餘碩卿等幾位女同學坐到車角去，我們幾個男同學圍坐在她們的外面。可那幾個國民黨兵卻故意從女同學的頭踩過去，還說下流話，大家只好忍受著，不理他們，車行一小時後，這些兵下車去了，大家終於鬆了一口氣，謝天謝地。這時天已下起小雪來，就只能再一個小地方住下。第二天起來一看，漫天大雪，司機說這下走不成了，明天再說，我們只好多呆了一天。沒事幹，大家坐在一起就開始擺龍門陣。我們的一位男同學就請'三姐'餘碩卿說說成都的事，餘就介紹說：這年年上半年成都的救亡活動很熱烈，街上演劇、唱歌、跳舞，各學校都辦了壁報，車耀先辦了個叫《大生》的刊物，這半年來，她說她因為一直看這個刊物，所以學到了很多知識，看清楚了國民黨的腐敗無能，她越說越氣憤。接著我介紹說：我們重慶救亡運動有個《新蜀報》編輯叫漆魯魚，有40多歲，帶個眼鏡，是從新四軍部隊中受傷回到重慶的，地下黨是他先搞起來的，它寫社論，組織我們搞讀書活動。西安事變後，重慶的救亡活動就搞起來了。這時，大家又談起西安事變。餘碩卿說：西安事變的內部情況不清楚，但是共產黨和國民黨打了十多年，抓住蔣介石不殺，這是個了不起的事情。看上去餘碩卿十分佩服共產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於是大家又談到范長江的通訊。餘碩卿說，她早聽車耀先說過，還說毛澤東對抗日救亡都有著作論述，抗日救亡是共產黨提出來的。看起來她的消息比我們靈通，道理比我們懂得多，後來才知道她經常與車耀先等地下黨領導人接觸，受他們的引導和教育。談到“盧溝橋事變”，談到蔣介石不抗日，大家越說越氣憤，餘碩卿說：蔣介石就是賣國賊，他把東北三省賣了，現在華北四省又危急，我們到延安，就是為了抗日。她的抗日激情和對延安的嚮往，深深地感染了我們，所以我們相互之間也變得親切與親近了。 次日天晴了，車開前來了一位國民黨軍官，大搖大擺的坐上駕駛室，對我們好像不放心，大家感到緊張起來，不敢再提到去延安的事，只說到西安考學校。第二站等汽車發動時又來了一個軍官，比昨天那個年青些，穿著整齊。這兩個軍官在一邊嘀咕一邊朝我們看，後來前一天來的那個軍官下車了，看來他們是在輪換監視我們。 車到第四站是鳳縣。我們在雙石舖的地方找旅館住下了，偏偏那個國民黨軍官就住我們隔壁，大家不敢多說話，吃了飯就睡覺。 到了寶雞後，餘碩卿悄悄對我們說，要找個便宜點的旅館住，這樣好甩掉那個軍官。他果然不來住，但此人很狡猾，很快又把我們找到了，並很兇地對余碩卿說，小姐為什麼要找這麼個很髒的地方住下呢？餘碩卿說，我們都是窮學生，沒錢住好的。那軍官似乎信了，就走了。我們以為這樣就擺脫了那個盯稍，結果第二天乘寶雞到西安的火車時，發現那傢伙也在我們身邊坐著。這時，那個軍官向我們攤牌了，他說我也贊成國共合作，有意想套我們的話。餘碩卿很聰明，忙給我們遞眼色，於是大家都不理他。後來那軍官見死纏著要問我們到底幹什麼去？我們只好對他說是到西安考學校，他連忙說好、好，並說我們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在漢口辦了個複光大學，我可以介紹你們去。他自己吹自己是校官推薦的，可以介紹去。但我們不敢隨便理他。到西安已是半夜了，又住在一個小旅館裡。那軍官仍跟著我們。餘碩卿就悄悄對我們說，我來應付他，你們幾個男同學拿介紹信先到八路軍辦事處去聯繫。於是我們陸續擺脫了那軍官的糾纏，後來機智的餘碩卿也來到了八路軍辦公處。接待人員對我們很熱情，表示歡迎我們去延安，但提出要考試。結果是個別口試，題目是共同的：延安很苦，吃小米，風沙大，你們去怕不怕。我聽餘碩卿搶先勇敢地回答道：我不怕苦！要革命連命都舍出來了，還怕啥苦？我們都這樣回答，結果全被收了……” 在這個時候，張露萍做了一件事：她把自己的名字改成“黎琳”，這一次改名是她出自對革命的追求和告別舊世界的她的一種境界的提升：琳，美玉，女性；黎，黎明，朝霞。一個追求革命理想的美麗女性。 到延安後的張露萍，就像一隻飛出牢籠的自由鳥，她興奮，歡樂，充滿著幸福感。雖然那裡條件艱苦，但張露萍依然整天生活在快樂之中。有時也會耍點小脾氣，尤其是來自天府之國的她吃不慣小米和窩窩時，她像所有愛耍嬌的小女孩一樣，會在朋友之間發發牢騷。她曾寫信給革命的恩師車耀先，說：“我多想吃成都的花米糖啊！”車耀先熱情地回信教育她：“思想改造是長期的。青年必須通過艱苦的磨練，才能成為真正的革命戰士。”後來她進了抗大，直接接受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無產階級革命革命家們的教育。張露萍的學習成績很好，她聰明機靈，又愛唱愛動，長得又漂亮，所以很受大家的喜愛。每次學校和延安有什麼大活動時，經常有她出面指揮唱歌。她最愛指揮那首《拿起刀槍乾一場》，於是“乾一場”成了她“黎琳”在延安的代名字，從認識她的中央領導到同學們都時常這樣呼她。抗大畢業後，她被分配到中央軍委通訊學校學習無線電通訊技術，在這裡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39年，經組織批准，張露萍和同時到達延安的革命青年陳寶琦結了婚。新婚不久，突然有一天她對新婚丈夫說：“寶琦，領導要派我回四川從事地下工作。”“領導？哪位領導？”丈夫寶琦以為年輕妻子跟他開玩笑。 “是……是陳云同志。”張露萍不想瞞著自己的丈夫，雖然她接受的是一項特殊任務：打入國民黨內部的情報間諜任務。 “陳云同志？那……那一定是特別重要的任務。”陳寶琦馬上明白，正是因為明白年輕妻子要去接受這樣重要的任務，所以他有些擔心道：“你一個人去？還是我們兩個一起去？”張露萍摟著丈夫的脖子，溫柔而又不捨地：“是叫我一個人去，因為任務很特殊，我們倆個一起去反而會不好的……”寶琦明白了，說：“可我很擔心，你還不到20歲的四川娃兒。”張露萍立即小嘴一撅，說：“哼，小瞧我！”寶琦笑著用手指頂著嬌妻的鼻子，說：“看你這樣，不還是娃兒嘛！”說著，將她緊緊地摟在懷裡…… “等著我，等勝利了，我就回來。”第二天，延安兵站上，張露萍對自己的丈夫留下這句話後，便依依不捨地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這一幕，對她的丈夫來說，是記憶中他們夫妻倆人的最後一次定格。幾十年後，張露萍的丈夫回憶起那一幕，仍是深情難忘：“當時天氣很冷，但張露萍的心卻熱乎乎的，充滿了戰士出征前的豪情。我們互相鼓勵，別後雖然天各一方，但一定要忠於黨，奮發地為人民工作。依依不捨之情，至今難忘!” 從這一天開始，曾經名揚一時的“乾一場”，再也沒有在延安出現過。不過，幾天后的成都街頭，則多了一位異常洋氣和美麗的年輕女郎。她就是張露萍。 “1939年的一天，我在成都虎南門外的北平朝陽學院讀書。午後我正在校園裡走路，突然後面有人大聲地叫我，我回頭一看，簡直不敢相信：原來是張露萍站在我面前。此刻的她身體健壯，衣著入時而豪華，身著咖啡色薄呢西式連衣裙，頭戴法蘭西絨帽，腳上穿的棕鞋淺口半高跟鞋，手上還拿著一件黑絲呢大衣。一位從延安歸來的朋友這樣一身酷似名門小姐的打扮，使我不勝驚奇！”昔日的同窗女友楊夢萍在幾十年後這樣回憶張露萍突然出現在成都時的情形，說。 “當時我緊張而好奇地問她說：'你怎麼如此打扮？'露萍便取笑我說：'笨蛋，不這樣打扮我能平安無事回成都嗎？你去請兩三天假陪陪我好嗎？'白天我陪她一同到了西郊她大姐的新家。當晚我們倆談得很晚才睡。我問起她去延安和一些與她同去的同學如周玉斌等人的情況，她說：'凡我能告訴你的，我就回答，不回答就不深問好不好？總之，延安物質條件是差，我剛去時很惱火，現在都習慣了，我身體比以前好多了，抗日救國事大，個人事小。你現在一心讀書，也沒有什麼？千萬不能與國民黨人混在一起！'我說：'你回來能夠來看我，我感謝你對我的信任，我同意你的要求。'……我們一起玩的三天，第四天一早我要回校便向她告別。記得那天下小雨，有些冷。她強行要我穿走她的那件從延安穿回來的黑絲絨大衣，說：'過幾天進城順便來取。'我悄悄問她還回延安嗎？她說：'不去了，我以後就在大後方工作，什麼地方還沒定下來。'大概三天以後，她來取大衣，並說：我明天就去重慶。我依依不捨的說：'我來送你。'她搖搖頭，說：'不必了，方便的時候給她來信，回成都時再來看你。'可這一別，她音訊渺無，竟成永訣……” 與成都的女友楊夢萍分手後，張露萍在組織的安排下，很快抵達了山城重慶。這裡是國民黨政府的陪都，此地到處都是特務和警察。這一天，一輛從成都方向來的汽車，滿載乘客駛進車站。車子剛停穩，稽查處檢查哨的幾個特務便捷步過去，挨個盤查下車旅客。一位頭戴法蘭西小帽、露出披肩的長發、身穿淺咖啡色薄呢連衣裙、腳蹬棕色小皮靴、手提著精緻小羊皮箱的時髦女郎出現在特務面前。她那目中無人的傲氣，竟然讓一向狗仗人勢的小特務們看傻了，呆呆地接過她遞來的證件，一定神，才發現那位傲氣凌人的小姐早已出站了。 這就是由延安來到重慶執行特別任務的張露萍。此時的她，邁著不緊不慢的步子，走在乞丐遍街，滿目瘡痍和“陪都”大街上，似乎在閒情中觀景，又似乎在藉著觀景在等什麼人……突然，她趁旁人不注意的那一瞬間，迅速轉過身子，抬起那雙驕傲的眼睛，確定身後沒有“尾巴”時，立即一改散懶的樣兒，猛地加快腳步，一拐彎就進了中共中央南方局辦公處——曾家岩五十號“周公館”。 這個性急的姑娘還沒坐下就嚷嚷“要工作”、“給任務”。 “小同志，你一路辛苦了。好好休息幾天，任務和工作嘛，肯定少不了你。”此時，在“周公館”主持中共南方局工作的是葉劍英同志，他見這位年輕而漂亮的女同志這麼性急，便安慰道：“重慶是個好地方，有得玩，又得吃，你先適應幾天，再談工作和任務如何？”。 “那好吧，我服從首長命令。”張露萍小嘴一撅，生氣時仍然那麼惹人喜愛。 “這個小鬼！”葉劍英望著離去的張露萍的身影，笑著對曾希聖、雷英夫說。 之後的日子，張露萍正是過著十分閒散的生活，每天逛街、觀景，並把重慶幾大“名吃”嚐了個遍。而她並不知道，這些日子裡，“周公館”發生了一件讓葉劍英等中共領導都有些意外的事—— 一日黃昏，突然有位年輕人趁著黑暗，偷偷潛入曾家岩50號的“周公館”。 “同志，我要找你們的負責人。” “周公館”是八路軍和中共南方局辦事處的居地，到處是國民黨特務分子。這裡的一舉一動，都會讓敵我雙方異常敏感。值班的警衛人員見這位瘦高個兒、白淨淨臉的文弱書生突然闖入，不免幾分警惕道：“你認識誰嗎？” 那年輕人搖搖頭。 “可我有急事呀！”他緊張而急促道。 “那你跟我進來吧。”警衛人員帶他進了屋。 “我見你們的最高領導。”他堅持說。 這時，樓上的葉劍英和曾希聖等同志正在商量要事，他們一聽值班人員介紹說有位不明青年來了，葉劍英和曾希聖用眼睛對視了一下，說：“你先去看看。” 曾希聖下樓。見了這位青年問：“請問，你是……” “我姓張。”年輕人顯得特別興奮，因為他一看出現在面前的是一位“領導”。接受他扶了扶金黃色絲眼鏡，道：“我叫張蔚林，在戴笠軍統總部乾電訊工作。” 戴笠手下的軍統總部乾電訊工作？這不是敵人心臟的人物嗎？曾希聖一聽內心強烈一震。他強忍震動地靜心聽著小伙子繼續講：“我是來找黨的。我在上海加入過共產黨，後來關係斷了，我希望能夠繼續為黨工作，並且恢復我的組織關係……” 竟然會有這樣的事！而且如此冒然！曾希聖是位老革命工作者，在重慶這個敵人的大後方，什麼事都有可能發生，要隨時警惕。這也是中央和周恩來副主席一向強調的原則。他感到眼前這個年青人太特別了。 “我恨透了國民黨對日本的投降政策，我要離開這個特務狼窩！請讓我到延安去吧！”年輕人很慷慨激昂地說著。 曾希聖畢竟是位老革命者，面對這類事，他開始冷靜起來，並帶著笑容對小伙子說：“你的愛國熱情很好。不過，關於你的黨籍問題，這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我們還要調查研究。不管怎樣，我們歡迎你為人民、為抗日多做些好事。” 年輕人很感動地點頭。 “但如果真如你所言那樣。那麼你應該知道，你這樣一走在敵人方面會很快察覺出來，這樣對你和對你追求的目標都可能是件考慮不太成熟的事，因此建議如果你那邊還沒有發覺你的行動的話，是否應該先回去，然而我們經歷調查和研究後通知你去不去延安？”曾希聖說。 “我理解。我完全理解。”年青人更是連連點頭。 “好，我馬上回去，他們沒有發現我到這裡……”年輕人再次扶了扶眼鏡，很感激也很興奮地與曾希聖招招手，折身快步出了周公館，隨即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 這件事在周公館引起了一陣小小騷動，不過很快又平靜了，因為像類似的事，周公館常有，在敵人的眼皮底下，什麼怪事都有可能發生。 “警惕，再警惕！”這也是周恩來經常教育大家的話。 然而問題意外的是，過了幾天，那個張蔚林不僅又悄悄地來到了周公館，而且這次還帶了一位年紀比他稍大一點的另位人。他給曾希聖介紹，說這位高個子是他的同事，叫馮傳慶，同在戴笠的軍統總部搞電訊。倆人的要求一樣：想到延安去，跟蔣介石對著幹！ 這事有點玄乎！曾葉劍英聽取曾希聖匯報後，說，對這倆兩個年輕人要進行教育和考察，視教育和考察之後的情況再定。 曾希聖按照葉劍英同志的指示，對張、馮二人進行了認真的談話，建議他們先堅持在自己的崗位上工作，為人民解放事業作貢獻。 張、馮二人後來確實積極主動地把蔣介石方面不少重要的情報送到了周公館，而且這些情報為我延安所用，非常有價值。幹這樣的事肯定屬於要殺頭的，但張、馮仍在繼續乾著。經過一段時間的考察。葉劍英向中央和周恩來同志也作了專門匯報，組織決定要重用這個通向敵人心臟的“特殊渠道”。 “他們過去是否是黨員我們弄不清楚，但表現比較進步，同情、支持共產黨，主動到曾家岩五十號周公館來聯繫，送情報，並多次要求承認他們是黨員，要求到延安去。經我們反复研究，同意發展張、馮為黨員，並由葉帥和曾希聖同志為介紹人。十月的一天，在曾家岩五十號周公館樓下，我住的一間小屋內，葉帥、曾希聖同志親自為張馮舉行了入黨儀式……”曾與葉劍英和曾希聖等同志一起處理張、馮二人一事的雷英夫同志在解放後這樣回憶說。 這個看起來很離奇的故事，其實就是當時發生在重慶敵我雙方最高層的一件想編都難以編出的真事。我們先來了解一下從戴笠手底下跑到共產黨的“周公館”來的幾位“毛小伙”吧： 張蔚林，一個沒有留下任何影像資料的年輕人，只有在紅岩革命烈士陵園檔案裡留下這樣的文字記載： 張蔚林(1916—1945)，江蘇無錫人，中共黨員，1916年10月，出生在無錫一個士紳家庭。在中學讀書時，他是一個品學兼優的學生，尤其喜愛進步的文藝作品。平時，他常常到一個進步的語文教師那裡去借書，然後在晚上偷偷地閱讀。在這位老師的熏陶下，他不但學到了文學知識，而且初步萌發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思想。不多久，這位他十分崇敬的老師突然失踪了。後來他才知道，這位老師是中共黨員，被國民黨秘密逮捕後殺害了。這件事對張蔚林的觸動很大，他想，這位知識淵博，善良可親的人，怎麼會是“殺人放火”的赤色分子？從此，他對國民黨的反共宣傳，就開始抱懷疑的態度。 1936年秋，張蔚林考入上海三極無線電學校，學習無線電通訊技術。這個學校的校址在上海原法租界鉅鹿路，校長是後來成為國民黨軍統局電訊處長的魏大銘。魏原是上海國際電台的國際報務科長，因私設電台、從事金融投機而被國民黨交通部開除。因魏與戴笠是同鄉，在戴的介紹下參加了復興社，並被委派為三極無線電學校的校長。在三極無線電學校的學生中，魏大銘每期以動員到軍隊服務為名，蒙蔽、欺騙一些人去軍統工作。張蔚林在魏的欺騙下，被轉往軍統杭州無線電訓練班第八期受訓。半年後畢業，分配到軍統南京無線電總台(後遷重慶)擔任通訊工作。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不久，日本侵略者佔領南京。軍統在撤離南京前，派張蔚林到皖南贛北一帶，在敵占區從事秘密電台的潛伏工作，任景德鎮分台台長。在此期間，他目睹了國民黨軍隊腐敗無能，不戰而退，大片國土淪陷在敵人鐵蹄之下的情景和日本侵略者在淪陷區燒殺搶掠，姦淫婦女的累累罪行，激發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和對蔣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憤慨。而共產黨的軍隊，裝備雖然落後，卻能出奇制勝，消滅敵人，又使張蔚林由衷地佩服。這一切，使他的思想逐步地傾向於革命，相信共產黨是真正領導人民抗戰的革命黨。不久，軍統又派趙力耕、楊洗、陳國柱(均為武漢通訊技術訓練班畢業)等人，到皖南的宣城、寧國補充那裡的潛伏電台通訊人員。由於身在偏僻的敵占山區，生活較為艱苦，加之國民黨的法幣不斷貶值，上層人員又剋扣薪水，引起了張蔚林的嚴重不滿。 1938年5月，他暗中串連趙力耕、楊洗等人和其他電台人員，聯名向軍統局拍發電報，要求增加工資，搞得上司們十分狼狽。於是，電台科長以張蔚林秘密串連、煽動鬧事為名，報請電訊處，請求批准給他嚴重處分。當時，電訊處長魏大銘是掛名的，實權掌握在副處長董益三手中。董曾擔任過軍統杭州無線電訓練班主任，張蔚林是他的得意門生。因此，董收到請求處分張蔚林的電報後，把它悄悄壓了下來，並藉機把張蔚林調到重慶，分配在重慶衛戍司令部稽查處電訊監察科，負責偵收各個電台發出的訊號和控制電訊器材的供應工作。 張蔚林來到重慶後，看到了國民黨大後方的黑暗、腐化和軍統特務機關內部的種種黑幕，更加大失所望。他苦悶、徬徨，決心尋找光明的出路。他秘密地訂了一份《新華日報》，暗地里和馮傳慶、趙力耕等人傳閱。幾位年輕人在一起時常議論時局，抨擊國民黨的賣國政策，支持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痛恨自己身陷敵營，決心找到共產黨，把自己的青春獻給抗日救國的偉大事業。對於張蔚林訂閱《新華日報》，董益三在解放後的回憶材料中寫到： 張在一科工作一段時間後，管人事的曾向我反映說張的行踪可疑，工作不安心、靠不住，他還訂閱《新華日報》。這裡僅有他一個人訂此報紙。我即找他來個別談話，問他為什麼要訂這種報紙，他回答是出於好奇，因這種報紙上載的文章與別的不同。最後他對我說：“董處長既然這樣，我以後就不訂了。”我又問他是否有組織聯繫。他說絕對沒有，這件事就這樣算了。 關於馮傳慶，紅岩革命烈士陵園檔案中是這樣記載的： 馮傳慶(1912--1945)，又名馮小虞，中共黨員，1912年4月出生在北平一個電訊世家。他的祖父、外祖父都是清廷京官。父親馮念詒，河北涿鹿人，“七七事變”前任綏遠歸化電報局長，後因不願為日本侵略者做事而離開歸化，不久病逝。母親沈荷崖，杭州人，因丈夫在歸化納妾，夫妻不和以致反目，她毅然帶著八歲的兒子馮傳慶和一歲的女兒馮曉湘回到杭州，以養蠶刺繡撫養兒女。 1922年，10歲的馮傳慶患了一場麻疹，因母親忙於生活，缺少照料以致感染成天花，高燒不退，臉上長滿了瘡疤，奇癢難禁。他咬緊牙關，頑強地與死亡搏鬥，終於活了下來，但臉上卻從此留下了幾顆清淡的麻點。寡母的勤奮操勞，幼年生活的窮苦，疾病的折磨，培養了他頑強堅毅的性格。 馮傳慶自幼聰穎好學，憤發讀書，且多才多藝，琴棋書畫，吹彈歌舞，無所不會。他尤其喜歡書法，一手蠅頭小楷寫得比刻的還好。他從小富於理想，熱愛生活，幢憬光明的未來。高中畢業後，他考入上海三極無線電學校。由於學習成績優秀，畢業後被派到山東威海衛當電台報務員，後調到國民黨交通部所屬的天津電信局任無線電報務員。由於他的勤奮，在實際工作中逐步掌握了精湛的無線電通訊技術。他能在復雜紛亂的電波中，迅速找到他所需要的電台呼號；他能排除種種干擾，搞清並收聽對方的電碼：他能修理中外各種無線電收發報機。這些，使他在國民黨交通部無線電通訊系統內部被譽為第一流通訊技術人員，也使他改變了自己的生活道路。 1937年夏，馮傳慶被戴笠發現並看中了，強行把他由國民黨交通部調到軍統局工作，並要他在這之前，先到國民黨廬山軍官訓練團受訓。這時，“七七”事變已經爆發，日本侵略者的鐵蹄，正踐踏著我大片美麗的國土。而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更助長了侵略者的氣焰。馮傳慶先是迷惑不解，繼而逐步看清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本質。對於軍統是一種什麼樣的機構，他也是略有所知的，因此，在國難當頭的時候，他卻要去廬山受訓，然後到軍統去工作，他感到痛苦、不滿，但又無能為力。在廬山受訓期間，馮傳慶給母親、妹妹寫了一些信，敘述了自己的苦悶心緒。在信中，他還給妹妹馮曉湘寫瞭如下兩首七言詩： 四方多難上廬山， 萬般無奈一往還。 縱使上清無限好， 難忘憂患滿人間。 廬山高處最清涼。 卻恐消磨半熱腸。 自是世上庸俗骨， 歷來不慣住仙鄉。 1937年深秋，馮傳慶來到軍統局重慶電訊總台，擔任總台領班。不久，升為僅次於總台長倪耐冰的報務主任，直接管轄著幾百部電台和上千名報務人員。他為人正直謙和，對他下屬的領班、主任報務員和報務人員都一視同仁。他看不慣那些包括戴笠在內的高級特務們專橫跋扈、諂上壓下的作風。對他們利用職權，貪污腐化，荒誕無恥以及以種種莫須有罪名，隨意監禁、殺掉電台工作人員的法西斯暴行，更是深惡痛絕。尤其使他感到憤慨的是，直接聽命於蔣介石的軍統局，不是去做對抗戰有益的工作，而是壓制人民的抗日民主活動，逮捕、囚禁、殺害中共黨員和愛國學生，甚至派遣特務去延安潛伏，破壞國共合作和抗戰。他厭惡國民黨，更厭惡軍統，擁護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決心尋找新的出路，為抗日救國獻出自己的一切。馮傳慶來到軍統局任職以後，他的母親、妹妹和妹夫趙名高一家，也先後遷到了重慶。這時，他已經26歲了，還是單身一人。母親和妹妹都十分關心他的個人問題，但每次提到此事，他總以“國難當頭，好男兒應為國家分憂，而不為家屋所累”為由謝絕了母親和妹妹對他個人婚姻的關心和焦慮。 1939年初，馮傳慶和張蔚林因工作上的關係而結識了。由於有著共同的思想和語言，他們很快成為莫逆之交，無話不談。 1939年1月，國民黨拋出了“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後，在全國各地製造了平江、確山等慘案，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醜惡面目更清晰地顯現出來了。 8月下旬一個炎熱的下午，張蔚林、馮傳慶再也壓抑不住內心的火山，一起來到“周公館”要求見“領導同志”，於是就發生了前面講述的曾希聖受葉劍英同志委託，並決定吸收他們為中共黨員，負責打入軍統內部的一個突破口。這個決定是兼任中共南方局書記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來和時任中共南方局軍事組組長的葉劍英共同作出的。 後來，張蔚林、馮傳慶又介紹了具有進步思想的軍統電台報務員楊光、趙力耕、王席珍、陳國柱、安文元入黨。安文元當了叛徒。其餘幾人都在“紅色電台”案中被敵人殺害。我們在此介紹一下這幾位為中國解放事業作出過重要貢獻的戰斗在敵人心臟的年輕共產黨員的基本情況吧： 楊光烈士（1917——1945年），遼寧海城縣人。原在家鄉讀中學，“九一八”事變後流亡關內，後在西安等地繼續讀完高中。故鄉的淪亡，日本侵略者的法西斯暴行，在楊光的心靈上留下了十分難忘的記憶。他深知，這一切都是國民黨“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造成的。因此，他對蔣介石及其賣國投降的國民黨政府，表示了極大的憤慨。 1938年秋，楊光因生活所迫，考入軍統武漢電訊第12期受訓，於同年10月被分到軍統重慶第一電訊總台任報務員。本來，楊光報名投考軍校，是想獻身於抗日救國事業，誰知卻受了欺騙，進入軍統，充當了蔣介石反共反人民的幫兇，這使他心情異常沉重。而當他進入重慶電訊總台後，目睹了軍統的種種罪行，更使他悔恨萬分，決心尋找光明的出路。在共產黨員張蔚林、馮傳慶的教育幫助下，他的覺悟不斷提高，主動要求從敵人的營壘中殺出來，投身於民族解放的偉大事業。後在張蔚林、馮傳慶推薦下，由南方局批准為中共秘密黨員。軍統我地下特支成立後，在特支和張露萍同志領導下，積極投入地下秘密鬥爭。 1940年3月，楊光在敵人的大搜捕中被捕，於1941年3月被敵人轉囚於息烽集中營。在四年多的鐵窗生活中，他立場堅定，對黨忠誠，樂觀開朗。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拒絕了敵人要他在“悔過書”上簽字的企圖，堅信自己從事的事業是愛國的。 1945年7月14日，楊光同志與張露萍等六人一道，被敵人以押到重慶釋放為名，秘密槍殺於息烽快活嶺，時年28歲！ 趙力耕烈士（1917——1945年），遼寧省海城縣人。趙力耕自幼刻苦讀書，成績優良，尊敬師長。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時，趙力耕正在海城中學初二讀書，由於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東北三省淪陷，趙被迫離開故鄉，流亡關內，幾經輾轉，於1934年到達西安，在這裡繼續讀完高中。在從海城流亡到關內的途中，他目睹了日本侵略在姦淫擄掠、血腥屠殺的種種殘暴罪行和東北同胞扶老攜幼，流離散失所，倍受蹂躪的苦難，對國民黨的投降賣國政策無比仇恨。他暗暗發誓；要收復家鄉，投身抗日，做一個有熱血的愛國青年。 1938年，因生活所迫，趙力耕考入軍統武漢電訊班第12期，畢業後被分到軍統重慶電訊總台任報務員。與張蔚林、馮傳慶結識後，在他們的影響下，趙力耕的思想發生了很大變化。後經張蔚林、馮傳慶推薦，由南方局發展為秘密黨員。不久，軍統電訊處我地下特支建立，在特支和張露萍同志領導下，趙力耕以嶄新的精神風貌，投入艱鉅的地下鬥爭。他經常利用值班之機，截獲軍統的重要情報，經破譯後轉交張露萍。有時情況緊急，他還以他熟練的發電技術，巧妙地將重要情報直接拍發給延安，作出了重大貢獻。同因“紅色電台”案被敵人殺害，犧牲時28歲。 王錫珍烈士（1917——1945），河南汲縣人。王錫珍是一個充滿愛國熱忱的青年學生，後因生活所迫，於1938年考入軍統武漢電訊班第12期，畢業後被分在軍統重慶電訊總台任報務員。後與張蔚林、馮傳慶接觸，接受了革命思想，經南方局批准為中共秘密黨員。中共地下黨組織在軍統局電訊處地下特支成立後，在張露萍和特支領導下，王錫珍積極投入艱鉅的地下秘密鬥爭，做了大量工作。後王錫珍在“紅色電台案”中被捕，在獄中他堅毅不屈，痛斥國民黨的賣國政策，揭露軍統的黑暗，受到同監難友的愛戴。當監獄當局要他在“悔過書”上簽字時，王錫珍同志予以斷然拒絕。犧牲時年僅28歲。 還有一位陳國柱烈士的情況，我們沒有找到他的相關檔案。 在國民黨的特務機構——軍統組織的首腦機關里，有了這樣第一批年輕而忠誠於革命事業的中國共產黨員，可想而知，軍統的所謂“固若金湯”必定會冒出莫大的笑話來。 張蔚林、馮傳慶等秘密共產黨員，整天活動在敵人的心臟，如何把情報送到我黨手中，並不能讓敵人發現，這是個非常難的大題目。正當周恩來和葉劍英等為此事犯難之時，延安來的美女——張露萍的出現，讓葉劍英靈機一動，向周恩來作了匯報：派她去，借與張蔚林的妹妹為名，建立我“軍統電台特支”，開展最機密的地下情報工作。周恩來徵求曾希聖和雷英夫等我黨情報機關的內行們的意見，結果都與葉劍英同志的觀點一致：好主意！ 一天，張露萍從外面回到周公館，葉劍英就把她找到辦公室，非常認真而嚴肅地對她宣布了組織決定由她去領導“軍統電台特支”的任務，最後語重心長地說：“小鬼，這個任務非常艱鉅而復雜，屬於黨的高度機密，需要勇敢，更需要智慧。既要對黨絕對忠誠，又要準備當無名英雄。怎麼樣，這回你真的可以去'乾一場'囉！”葉劍英不失幽默地對張露萍說。 “是，首長，我堅決服從黨的安排，保證完成好任務，絕對保守黨的機密！”張露萍向葉劍英行了個標準的軍禮。 就這樣，根據組織的安排，這年11月底，張蔚林便從軍統電訊總台宿舍中搬出來，在牛角沱附近租了兩間房子，與張露萍在那裡住下來。這時，中共南方局軍事組對她平時穿什麼衣服，如何化裝，上街要注意什麼問題，如何與中間聯絡站聯絡的方法和暗號等等細節問題，都進行了嚴密的佈置和安排。從此，穿著闊氣，風度翩翩的張露萍，經常以給哥哥帶東西或找哥哥的好朋友為名，時不時的出現在軍統電訊總台會客室和馬鞍山軍統人員宿舍。與之同時，源源不斷的敵方情報被秘密地送到南方局軍事組，甚至連敵人的電報密碼也被偷了出來。張露萍等有時情況緊急來不及將情報往“周公館”送，便順手利用敵人的電台乾脆直接把情報發向延安。這群年輕人就像安在敵人心臟的一台台“X光透視機”，把蔣幫特務機關和國民黨的核心機密透了個通體給我黨我軍。負責情報接收的雷英夫同誌曾在解放後向有關部門寫信證明張露萍他們的這份特殊貢獻：“我們從軍統局獲得了電報密碼、電台呼號、波長、軍統內部組織概況、軍統收集情報和準備打入我黨我軍的計劃等。一個特務潛伏小組準備打入延安，由於張露萍他們提供了準確情報，使這個特務小組還未進入延安，即被我軍抓獲。我地下黨哪些組織被敵人發現，根據她們截獲的敵人情報，也能夠及時地安全轉移。總之，她們做了大量工作，對於中央和南方局開展抗日統戰工作，揭露國民黨頑固派'攘外必先安內'的反革命政策，提供了極大的方便。這些，對我們都是很有用處的。” 然而，就在“軍統電台特支”的這群年輕共產黨員們全心全意、英勇奮戰在敵人心臟，為我黨獲得源源不斷情報的緊要關頭，一件意外的事，讓這個寶貴的地下黨組織遇到了毀滅性的打擊—— 1940年2月中旬，張蔚林在工作時因不小心燒壞了收報機上的一個電子管，而當時電子元件管理得特別嚴，他被關了禁閉。這時，張蔚林十分緊張，他腦子裡一直在盤算著自己的真實身份會不會暴露等問題。情急之下，缺乏地下工作經驗的張蔚林趁敵人防範不嚴之際，逃了出來，並徑到周公館向南方局軍事組匯報了此事。 軍統這邊，馬上發現了張蔚林的逃跑，於是特務們迅速搜查了他的住處，從抽屜裡發現了有張露萍寫給他的一封暗語信：“蔚兄，現將媽媽借用的東西奉還，天冷了，要注意防寒。”還有抄寫的軍統局職員名冊。 “馬上追查！”戴笠立即下令！ 而周公館這邊在聽取張蔚林自己的陳述後，在並不了解敵人已經對他的宿舍搜查之時，認為張燒壞電子管僅是業務上的過失，敵人現在扣押他可能只是為了懲罰，倘若現在逃跑反而會暴露自己和組織，加上他與電訊處副處長董益三有師生之誼，可以求他說情，掩護過去。所以建議他還是先回去，以觀後情再定。這樣，張蔚林毅然重返虎穴，敲響了他的恩師董益三的家門。但這時情況已經極其嚴重了……董益三在解放後對此有過這樣的回憶：“他把三個真空管燒壞了，當時器材、配件非常缺，因此被關了起來。第二天他從禁閉室跑掉了，電訊檢查科科長肖茂如就打電話告訴了我，同時稽查處又派人四處搜尋，後到了他住的張家花園，結果在那間屋裡搜出了入黨申請書和共產黨黨內的一些材料……我說趕快向軍統局本部報告，待我電話剛放下，外邊守門的警衛來報告說張蔚林要見我，我即通告他進來，我氣憤地問他：'張蔚林，當初我問你有無組織關係，你說沒有，現從你家搜出了東西，看你還有什麼說的。今天事情到了這步，無法幫助你了。'隨後我派了二個哨兵，把他送交毛人鳳了……” 張蔚林被關在稽查處看守所。想到組織和馮傳慶等同志的安全，心急如焚。怎麼辦？張蔚林看準了這個看守所所長毛烈是新近到任的，對情況不熟，於是張蔚林謊稱要取錢用，求請毛烈派人送一封信到七星崗四德里，並許諾信送到即給毛烈50元“辛苦費”。毛烈上了當，手下的人把張蔚林的信送到了目的地，於是幾位地下黨同志安全撤離。第二天戴笠派人去抓，結果撲了個空。這也就有了戴笠震怒，撥槍就把毛烈給斃了。 張蔚林被捕當晚，特務總隊立即包圍了電訊總台，由台長倪耐冰集合總台全體人員點名，當即逮捕了趙力耕、陳國柱、王席珍、楊洗、安文元。 馮傳慶正在報房值班，突然發現一輛輛軍車開到電訊總台大樓前，道道光柱令人炫目，一隊隊荷槍實彈的特務已將整幢大樓包圍，樓道內也佈滿了軍警，情知不妙，藉著夜幕，機警地翻後牆走了。馮傳慶一路狂跑，竟然“飛”到“周公館”。這時，同志們正在為張蔚林被捕而焦急萬分，突見馮傳慶闖進來，身後還有“尾巴”緊追不捨，知道壞了大事。氣喘噓噓的馮傳慶一進周公館就要求見葉劍英或曾希聖和雷英夫，因為他不認識其他人。周公館的工作人員知道出了大事，可又不便貿然讓他去見葉劍英，於是臨時決定由一般幹部陳家康去見了馮傳慶。馮傳慶簡單地把情況講了一遍，然而異常緊張地說他們已經暴露了，國民黨特務在抓他，現在無路可走，只有到這裡來請組織上想辦法。一聽這個情況，周公館的同志便向葉劍英作了匯報，葉劍英馬上從三樓走下來，問馮傳慶到底怎麼回事。馮說：“電台已被包圍，正在抓人，我是翻牆跑出來的……”又補充說：“我還回電台嗎？我的任務還沒有完成呀!” 葉劍英朝他擺擺手，臉色異常嚴峻地：“其他同志可能已經被捕了，你必須馬上轉移到延安去。” 馮傳慶望著葉劍英的表情，說：“我是黨員，一定服從組織安排。” “先休息，調整一下情緒和心情，再作行動。”葉劍英同志一邊安慰，一邊馮傳慶要求他要鎮定和經受住新的考驗，並告訴了他怎樣轉移，及轉移途中的聯絡地點和暗號。因為情況緊急，必須馬上轉移。見馮傳慶因倉促出走，穿得單薄，葉劍英便脫下自己身穿的一件古銅色皮袍，披在馮傳慶的身上，又幫他化上裝，戴上禮帽，手拿文明棍，裝成一位有錢人，還交給他200塊大洋做路費。末後一再叮囑馮專慶：“路上要住在旅館、大飯店，不要暴露身份。” 深夜兩點，兩位同志帶著馮傳慶從周公館下面防空洞鑽出來，到了嘉陵江邊，經過偵察沒有發現特務，就用一艘小木船送他過江。 經過這半夜的折騰，加上又驚又累，馮傳慶過江後便在江邊的一個漁民草棚子裡倒下睡著了……早晨漁民一來，發現有個打扮闊氣的人睡在他的草棚子裡，頓起疑心，便把他抓到了警察局。正在到處抓而空手歸的特務們拿出通緝令一看：嗬，巧了，你小子就是“共匪”馮傳慶啊！ 張蔚林他們出事時，張露萍並不在重慶，她剛好去了成都探親，對這邊的事一無所知。這天，她突然接到張蔚林發來的電報：“兄病，速回渝”。按照紀律，她給南方局軍事組寫了一封信，告之自己收到張蔚林電報，已動身回重慶。成都到重慶相距幾百公里，信到人也到了。南方局收到信，知道是軍統局設的圈套，趕快派人到各車站守候，然而已經來不及了，張露萍一到重慶即被等候在關卡上的特務抓捕了。原來，特務的這一招是叛徒安文元所為，他供出了“軍統電台特支”的整個組織情況及張露萍在成都的地址，於是軍統特務便以張蔚林的名義拍了這份電報，於是也就有了張露萍在重慶一露面便被抓的結局。 張露萍被捕後，據周公館的同志們介紹，曾出現過一件怪事：不久，張露萍突然出現在了“周公館”附近。許多人看到了她的出現，因為當時她站在僅離“周公館”大門只有一米來遠的地方。只要輕輕跨一步，就可以進院子裡。那裡面有她敬愛的首長，有她親愛的同志……但張露萍就是沒有進去，連看都沒看一眼便折身走了。她身後跟踪的特務們只得失望地跟在她身後也遠遠地走了。對此情況，雷英夫同志後來回憶分析道：“我們當時判斷有兩種可能：一個是她很堅定，什麼也不承認，特務機關沒有辦法，就採取'放長線釣大魚'的手段，把她放出來，看她跟誰說話，看她到底進不進周公館。如果誰同她講話就抓誰，如果進周公館就砸周公館；第二種可能就是她叛變了，引著國民黨特務來抓人。但是張露萍出現了以後，見到我們的同志並沒有說話，臉繃得緊緊的，表情很嚴肅。經過我們門口的時候，她離大門只有一米遠，跨一步就可以進到院子裡來，但她不進，連看都不看就走過去了。因此，我們當時判斷是第一種可能性，但也不能完全排除第二種可能性，因為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還搞不清楚，只是一種估計。現在看來，張露萍同志看穿了敵人的陰謀，她採取的行動是很正確，很聰明，很成熟的。後來，我們看到有些材料上講，國民黨特務機關認為，領導張露萍的不是“周公館”，而是重慶地下市委。這就說明，張露萍同志的行動保護了南方局領導機關沒有受到損失。” 張露萍、張蔚林、馮傳慶等人的“紅色電台案”震驚了國民黨最高當局，一向自認為對付共產黨“最有一套”的戴笠丟足了臉面，因此對該案的審訊異常機密而歇斯底里。特別是在對付中共“美女間諜”張露萍身上最花力氣。但所有的審訊結果幾乎都是一致的：張根本不承認自己是共產黨派到軍統電台的“間諜”，她僅僅是“因不滿家庭包辦婚姻，跑去延安考抗大，後來吃不了苦，逃了回來。在重慶，路遇張蔚林，發生戀愛。至於馮傳慶、楊洗、趙力耕、陳國柱、王席珍是因張蔚林認識的……”這樣的供詞。 從張蔚林那裡獲得的口供也只有：“同張露萍在路上相遇認識，彼此戀愛，並無政治關係。” 馮傳慶、楊洗、趙力耕、陳國柱、王席珍更是“一再詰訊，堅不承認”，馮傳慶還一把撕碎了特務替他寫好的“自首書”。 戴笠黔驢技窮了，他命令司法科長余鋒判張露萍等七人死刑，暫不執行，等抗戰結束後，作為中共破壞統一戰線的證據，與我黨鬥爭。經蔣介石批准，他們七人被釘上死鐐，最先囚禁在白公館。 1941年3月，張露萍等七人與其他被囚禁者一道，被押到貴州息烽監獄。 當年與張露萍同在息烽監獄同囚幾年的周大泉同志這樣回憶道：“我和萍姐等共計三個女難友被國民黨特務由重慶押解到貴州息烽監獄。當時特務頭子週養浩不在監獄，我們三位女難友暫時被送進'義齋獄室'。步進牢室大門時，第一個迎面見到的便是萍姐。她用奇異的目光注視並問我：“小妹妹，你有多大年齡呢？ ”我回答說今年只有16歲，她和牢房裡其他媽媽姐姐們都以滿腔怒火來表達反動政府對我這樣的善良少女們的迫害。接著，萍姐便與站在身旁的兩個孩子打招呼，其中一個便是《紅岩》小說裡的'小蘿蔔頭'宋振中。'來，把水倒給姐姐們喝，他們在途中一定很辛苦了，讓她們到裡面坐'，萍姐對他特別友好和關心。傍晚，萍姐又靠近我身旁問：'小妹妹，你們為什麼被特務抓來呢？'我向萍姐講述了自己被捕的經過。她沉默一會兒後非常惋惜地說：'你是一個有理想、有熱血的青年，反動派把你當罪人關起來，真是豈有此理，橫行霸道，你要永遠記著這仇恨！'從此以後，我和萍姐被關在一起過著鐵窗生活。在深夜裡，有時聽到她細微的哭泣聲。有一天我問萍姐，你為什麼夜裡哭了？萍姐開朗的笑著說，哭是弱者的表現，我永遠不會哭，我要和敵人永遠鬥到底。萍姐對革命的信心，對敵鬥爭堅強意志是值得人們永遠學習的榜樣。從1943年被關進息烽監獄，到1945年的兩年多時間裡，我見到萍姐在堅苦的環境中採取各種方式對敵人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比如：按女監獄規定，每月應當發給衛生紙、牙刷、牙膏、肥皂，以及一年兩次服裝，但特務們經常把這些費用貪污掉化為己有，幾個月不發。萍姐為了揭穿他們黑幕，藉這機會對敵人進行鬥爭。有一次她把這個任務交給我，並說，如果特務頭子週養浩向難友們談話時你就揭發這情況。後來我真按萍姐的方法去做了，狗特務還真不久就把我們的日用品發下來了，難友們都為鬥爭扔贏得的勝利而感到高興。萍姐則鼓勵我說：'小妹妹這是你鬥爭的開始，以後鬥爭還多著。'在息烽監獄規定每年有兩個慶祝日，第一個是監獄成立紀念日，第二個是監獄特務頭子週養浩生子紀念日。萍姐利用這機會把'紀念會場'當作戰場。難友們把會場佈置一番後，當大家步入會場時，發現映入眼簾的竟是人民巨手握著的一把火紅燦爛的大火炬，它像徵著共產黨領導的光輝大道。特務們氣得直罵娘。萍姐在獄中經常幫助和教育我，有一次她對我說：泉妹，除了小妹和小蘿蔔頭外，你年齡最小，許多事情還得下工夫學習，做人要有堅定的信念，勇敢的精神，機智的行為和靈活的對敵方法。她的這些金玉良言，令我終身難忘，成為了我一生的座右銘。監獄條件艱苦，又有幾個小孩子，萍姐為此還精心飼養了一隻白雞，潔白的羽毛鮮紅的雞冠，也不知她是從何處拿到這隻雞的。她十分精心地飼養這隻雞，生下蛋後，就給生孩子缺奶水的難友徐寶芝和小蘿蔔頭吃。自己則從不捨得吃一個蛋。有一次因為萍姐又讓敵人出了一次洋相，他們們就嚴刑拷打她，給她戴上腳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