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第六章

讀者自然還記得那個同劉國鋕一起被李忠良招供的在銀行里工作的中共地下黨員余永安吧！他一被捕後，老虎凳上沒呆多少功夫，就把自己的直接聯繫人、上級“老張”給招了出來，但餘不知道“老張”住在何處。 “這是真的？”特務咬住余永安不放。 “是真的，有半點假的你拿我全家的人性命抵壓。”這時的余永安在怕丟性命面前，倒是對敵人顯然特別“忠誠”，他說這樣的硬話還真讓特務們相信了他。 “那無論如何你得把'老張'給我們引起來。否則我們無法相信你說過的話……” “那一定。”余永安又一次低下頭。 4月16日，余永安的“運氣“來了，他老婆從家裡給他打電話——這也是特務們設下的一個圈套之一：你既然被捕並供認了，為了避免地下黨組織和“同黨”發現，或者看你若不“老實”，就拿你家人的性命來辦你，所以抓你不抓你家人是徐遠舉在對付共產黨時自己發明的招術，他徐遠舉對此曾頗為得意地總結成“經驗”。

“老張今天約你到北碚接頭……”余永安的老婆悄悄打電話過來。余永安立即將這一情況向特務們報告。 “老張知不知道我現在在什麼地方？你有沒有告訴他我已經……已經被捕了？”余永安按照特務們的要求又給老婆回了一個電話，尋問道。 “沒有。我啥都沒說嘛！只說你到了一個鄉下的親戚家去了。”老婆說：“可老張好像很著急，說無論如何明天一定要與他見面。” “知道了。”余永安和特務們覺得沒有破綻，便當晚押著余永安到了北碚。 1948年4月17日，這是一個普通的日子，然而對中共重慶地下黨來說，這一天是極其黑暗的一天。 這一天，中共地下黨重慶市委的一位正書記、一位副書記同時成了可恥的叛徒，徹底導致了中共重慶市委組織的癱瘓和一大批地下黨員落入敵人魔掌的悲劇……

發生在同一天的這兩個主要領導的叛變，讓特務們欣喜若狂，而我們的革命同志則為此付了血的代價！ 我們先說那個叫余永安的是如何帶著特務抓到那個“老張”和化名“老張”的中共重慶市委書記冉益智的醜惡表現吧—— 17日。重慶北碚。 余永安若無其事地像以往一樣在街頭轉悠，不同的是一大批便衣特務在四周早已埋伏。 “老張”出現了。 “老張”立即被特務們一擁而上逮住了。 “你們想幹什麼？”“老張”想反抗，但沒有力氣，幾個特務挾著他，使他動彈不得。還有，那個站在特務一邊的余永安紅著臉站在一旁，使“老張”異常憤怒地意識到自己被這個“鬼兒子”出賣了。 “老張”被特務們押到附近的一家旅店。 領頭的特務找來幾支筷子，然而上前朝“老張”臉上“劈啪”兩記耳光，二話不說，又捉住“老張”的手指，動上了“夾竹筷”的小刑具。

“哎呀呀——！”“老張”痛得哇哇大叫。 特務一見妙頭不對，他們怕驚動四周，便上來兩個人將“老張”一下推倒在床上，然而拉過枕頭、被子，死死地摀住他的頭。 “嗯！嗯——”“老張”頓時感到氣短胸悶，頭腦昏沉，死亡的恐懼彷彿一下子籠罩全身。 “老張”立即意識到必須在生與死的面前“選擇”了——他不禁渾身顫抖，兩手慌亂地搖擺，拼盡最後一口氣喊叫道：“不要……我……說……全部說!” 特務一聽大喜，鬆開手，把“老張”拖起來扔在地上，又一腳踩在他的脖子上，厲聲喝道：“老實交代!不然就踩斷你這小頸子!” “饒命！幾個大爺饒命！我交代！我交代！“老張”再次擺手求饒，特務才讓他坐在地上，喘息幾口。

“老張”停神後，似乎又有些猶豫，“我、我只是個普通人而已……路過北碚，順便看看余永安。你們不要聽他余永安瞎說……” “他瞎說？我看是你在瞎眼說話呢！”特務一擁而上，幾條腿從四面北方朝“老張”踢去。 “哎呀呀！我說！我說嘛！”“老張”又服軟了，這回是徹底的服軟。接著他真的“清醒”了——他的“清醒”令特務們大吃一驚過後大喜不已，原來“老張”交代自己是中共重慶市委工委副書記，名叫冉益智。 “你——？共匪重慶市委副書記？”特務中有人不太相信。 “這個不假，我拿性命保證！”冉益智這回立即來了官氣：“老張是我的化名。重慶地下黨的情況我一清二楚……” “既然這樣，你說我們寫……”特務們的高興得心都快要跳出來了，知道嗎？抓住中共重慶地下黨頭目，獎賞是多少嗎？哈哈，還能升遷官職呢！這樣的好事居然得來全不費功夫！

“我說，你們記……”冉益智果然有一副“領導”氣派。他首先擺起自己的資格：生於1910年，1938年加入共產黨。 “老黨員了……”他說完此話，臉上露出一絲得意的神態，還竟然衝特務們笑了笑。 一個地方黨組織的主要負責人如此嘴臉，接下去就不會再考慮他這麼做會給組織和自己曾經的同志的命運帶來什麼結果了。這就是厚臉無恥。這就是黨的領導幹部的變質要比普通黨員的變質不知破壞程度要嚴重多少倍！ 當場，冉益智又供出了北碚學運特支書記胡有猷。 這是叛徒向敵人獻上的第一份“厚禮”，因為胡有猷，又名胡笳其實早已是特務們“眼中釘，內中剌”了，只是不知道他就是共產黨而一直不好抓。現在由他們的“市委副書記”親自確認其共產黨身份，抓這樣一位學生運動的領袖人物，難道不是一份“厚禮”嗎？

特務們認為冉益智確實是從共產主義的理想道路上“回心轉意”了。乘著特務們得意之時， 我們藉此來認識一下中共重慶北碚學運特支書記胡有猷。胡有猷，1911年9月1日出生於貴州省鳳崗縣城一個商人家庭。鳳崗地處貴州高原東北的大婁山脈，是一個所謂“地無三里平，人無三分銀”的窮山區。父親胡懷中，經營黃絲、鹽巴生意，早年，不幸在山洪爆發中死去。胡有猷有一個哥哥、一個妹妹。自幼個性倔強的胡有猷，妹妹總喜歡叫他“牛哥”。胡有猷六歲入私塾，十四歲入縣立高級小學讀書。他天資聰慧，學習勤奮，是縣里拔萃的學生，學校每次考試張榜，他總是名列前茅。 1929年，胡有猷以優異的成績考取省立貴陽師範學校。在校六年，成績特佳，深得老師的器重，他不僅認真學習課文，而且喜歡閱讀文藝作品和進步書刊。在革命思想的熏陶和進步教師的影響下，他同情勞動人民，不滿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官僚對貴州人民的荼毒，立志要打碎萬惡的舊社會，為勞苦大眾服務。 1935年，胡有猷在貴陽師範畢業時，正值紅軍長征路過貴州。紅軍強渡烏江、飛躍婁山、攻克遵義，都發生在他家鄉附近。紅軍的勝利，鼓舞了苦難的貴州各族群眾，也激起了胡有猷投身革命的強烈願望。 1936年，他在貴陽中蘇文化協會工作時經人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考入武昌私立中華大學，與同鄉同學利用課餘時間創辦《滇黔月刊》，宣布革命思想。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胡有猷返回貴陽入私立大夏大學讀書。他與生活書店聯繫，以“讀書座談會”和“戰時科學座談會”名義，組織進步青年，學習革命理論，讀《新華日報》，討論時事，探討抗日救國大計。同年8月13日，由於他積極參加和組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和出版《民先導報》，被反動當局逮捕。在獄半月，毫不屈服，每天同被捕的“民先”隊員一起唱“民先隊歌”，他在日記中寫道：“為了民主解放奮鬥，這次鬥爭增加了不少經驗教訓，應該保持優良傳統，繼續努力邁進。”胡有猷經親友保釋出獄後，在貴陽師範附屬小學教書，創辦《小學教育周刊》，繼續從事抗日宣傳。同時，在中蘇文化協會主辦的俄文專修學校貴陽分校學俄文，為今後赴蘇聯學習革命理論和建設本領做充分準備。

1939年秋，胡有猷離貴陽來重慶，準備奔往延安抗大學習，由於國民黨反動派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大肆捕殺赴陝北青年，沒有去成。經黨組織同意，來到重慶中華職業教育社工作，開展統戰活動，深得該社負責人黃炎培和著名民主人士沈鈞儒的嘉許。蔣介石製造皖南事變後，重慶白色恐怖更加嚴重，胡有猷轉移到川北一帶做地下工作。 1943年，胡有猷調回重慶，先後在寸灘中心學校、廣益中學、建川中學和中華職業學校任教。他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組領導下，根據“勤學、勤業、勤交友”的指示，積極進行革命活動。這段時間，家鄉親友曾多次勸他回黔競選國大代表，有人還推薦他去當鳳崗縣長和遵義教育局長，均被他婉言推辭，他說：“我對政界工作不感興趣，我熱愛的是教育事業。”實際上，他拋棄個人名譽地位，完全是為了革命的需要，服從黨的決定留在重慶從事革命鬥爭的。

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共中央南方局遷往南京，黨在重慶建立了四川省委。次年又建立了地下重慶市委。這時的胡有猷在市委委員彭詠梧的領導下，主要專門從事學運工作。 1946年秋，蔣介石撕毀“停戰協定”，悍然發動內戰，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怒，學生愛國民族運動不斷高漲。同年底，美軍強姦北平女學生沈崇的罪惡事件發生後，反美抗暴的愛國怒潮迅速席捲全國。 1947年1月，在重慶市委彭詠梧的領導下，成立了“重慶市學生抗議美軍暴行聯合會”，1月6日全市63所大中學校的15000多名學生，舉行了震撼山城、影響全川的愛國大遊行。在這些日子裡，胡有猷根據黨的指示，在沙坪壩和城區的一些學校，通過各校地下黨的組織，發動廣大同學，積極參加遊行示威。他還向《新華日報》投稿，高度讚揚學生的愛國熱情，揭露斥責國民反共反人民的罪行。

1947年2月底，《新華日報》突然被國民黨反動政府查封，中共四川省委被迫撤回延安。胡有猷在與上級黨暫時失去聯繫，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他毫不畏懼，仍然繼續領導他所聯繫的黨員和群眾進行革命鬥爭。他特別注重進行革命氣節教育，每當與黨員秘密接頭談話，總是講：“我們共產黨員要經得起考驗，在任何情況下，都要保守秘密，保護同志；哪怕犧牲自己生命，也要保持共產黨人的崇高氣節。”他以講革命先烈的鬥爭事蹟和王若飛同志被捕後“英勇不屈，臨刑不變節”的故事，鼓舞自己，教育同志。他遵守黨的紀律和秘密工作原則，從不亂說亂問，嚴格執行單線聯繫的地下黨工作方法，以致他所聯繫的黨員，一直不知道他和上級的姓名。胡有猷沉著穩重，有堅強的黨性和組織觀念，深受同志們的敬佩和信任。

不久，中共重慶市委重新秘密組成。為了更好領導和開展權勢學生運動，市委決定成立沙磁、北碚及城區南岸三個學運特別支部。胡有猷任北碚特支書記，負責北碚各大中學校的黨組織和學運工作。北碚是重慶重要的文化區之一，有鄉村建設學院、湘輝學運和勉仁中學等數十所大中學校，黨的力量比較強。黨員分別由南方局青年組和重慶、巴縣地方黨組織領導，同一個學校就有三個系統互不聯繫，沒有形成統一的戰鬥的組織，胡有猷首先花了很大力量來清理關係，建立了統一的黨支部。 1947年暑假的一天，山城驕陽似火。胡有猷頂著烈日來到城區蓮花池，向鄉建學院學生黨員甘光餘佈置工作。同時在聽取了甘光餘匯報學院的情況後，胡有猷又向甘傳達了市委決定：“鄉建學院建立統一支部，由你擔任支部書記，回去要盡快把學生組織發動起來。”之後，在胡有猷的直接領導下，北碚地區的學運風風火火，沉重打擊了國民黨反動派，我黨的組織發展工作也十分活躍，一批優秀青年加入了組織中來。 1948年春天，正當聲勢浩大的愛國學生運動，搞得敵人焦頭爛額時，特務機關發現了重慶市委秘密印發的《挺進報》，隨即又有黨內出現了叛徒，形勢更加惡化。 4月中旬，胡有猷接到上級的緊急通知，說黨內出現了叛徒，要他提高警惕，防止發生意外。同時，得知他的直接領導人、市委副書記冉益智，已經由城內轉移來到北碚。他深知情況嚴重，趕緊通知了有關同志，銷毀、轉移了秘密文件和一切可疑的東西，作了各種應急準備。 4月17日下午，胡有猷正在教室上課，突然有人通知他到院長辦公室。他警覺到可能發生意外，仍沉著鎮靜地走進院長辦公室。 “你是胡有猷嗎？”一個便衣特務問。 “我是。”他微微點頭回答。 “胡先生，請跟我們走一趟。”特務假裝客氣地說。 “好吧！先找我妻子拿點衣服”。他想乘機把被捕的消息告訴妻子。 “不行，你的女人也一起帶走！”特務惡狠狠地給他帶上了手銬。敵人在胡有猷家裡沒有搜出什麼東西，就把他的妻子和保姆也一起抓走，並奪下了她們懷中的兩個孩子，扔給鄰居。他們被抓走後，半歲的女兒哇哇哭叫，兩歲的兒子不停地呼喊：“我要媽媽！”“我要媽媽！” 育幼院離北碚中心還有十來里路，山高路窄，特務怕胡有猷逃跑，一押出校門，就將他捆在滑竿上抬走。快到北碚街口時，特務突然問他：“你認識蔣啟予嗎？” 他驀然一驚：難道蔣啟予也被捕了？平靜地回答：“我不認識。” “他家住在什麼地方？”特務又追問一句。 “我與他素不相識，怎麼知道他住在哪裡”？胡有猷放心了，敵人不知道地址，說明北部師範的黨員蔣啟予沒有發生危險。但出乎他的意料，特務押著他走了一段路，竟直接走到蔣家對面馬路口的縫紉店。一個特務拿著一封信，冒充蔣的朋友，欺騙蔣的母親說，是蔣啟予約他從沙坪壩趕來的。蔣母不知真情，就叫保姆馬上到街上去找蔣。胡有猷見狀心如火焚，只有一個念頭：快想辦法營救同志！這時，蔣的妻子坐月子睡在里屋，發覺情況有異，伸出頭來探望。胡有猷急中生智，想到自己常去蔣家，與蔣妻相識，於是故意咳嗽一聲。當蔣妻用驚詫的目光看他時，他故意低下頭，裝著不認識。胡的反常舉動，引起了蔣妻的警覺，趕忙抱著小孩，裝著逛街，抄小路攔住回家的蔣啟予，叫他趕快過江，轉移到隆昌老家去。胡有猷見蔣妻鎮定的抱著孩子回來，估計蔣啟予可能已經安全脫險。他為自己巧妙地保護了同志而暗暗高興。 特務等了一陣不見蔣的踪影，知道上了當，就將胡有猷押到興江旅館一個房間。進行突擊審問：“快說，蔣啟予是不是共產黨？甘光餘是不是共產黨？” 胡答：“我不認識他們，是不是共產黨我不曉得。” 特務“啪”地一聲打了他一耳光，進一步追問：“你與鄉建學院的甘光餘是什麼關係？” “我是育幼院的老師，教的是小學生，與大學沒有什麼關係。 特務見他不說，就用被蓋摀住頭打屁股，打一陣問一，結果什麼也沒問出。當時，胡的妻子也押在那裡，他趁沒人時悄悄暗示她設法通知同志。後來，甘光餘收到胡妻托專人送去的信，及時採取了措施，使黨組織避免了損失。這是後話。 當天17日當天傍晚。夜幕下，一輛美製囚車沿嘉陵江向重慶市內急馳。車上，緊銬雙手的胡有猷陷入了沉思：自己為什麼會突然被捕？敵人為什麼知道蔣啟予的地址和甘光餘的名字？憑著多年地下工作的經驗，他分析可能是上級領導人出了問題。他感到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在敵人威逼下叛黨出賣同志是最可恥的，因此不管自己面臨多麼嚴峻的考驗，都要堅定不移地保衛組織，保護同志。 胡有猷很快也知道了自己的被捕，是因為市委副書記冉益智出賣的。而蔣啟予、甘光餘也是叛徒一起供出的。好在由於胡有猷給蔣妻的巧妙暗示，使蔣啟予得以虎口脫險，甘光餘和北碚的其他黨員才沒有發生意外，北碚的黨組織因此得予保存了下來。 再說敵人從叛徒的口裡知道胡有猷是中共地下黨北碚特支書記時，便妄想從他身上打開缺口，把北碚地區的中共黨員一網打盡。在用盡了種種酷刑，什麼也沒有得到的時刻，特務們只好拿出最後一張“王牌”——讓叛徒出面“對質”。 “老胡，快招了吧。我和你的身份、職務，他們全知道了。”叛徒冉益智用卑怯的目光望著胡有猷，低聲哀氣地“勸說”。 “無恥！”胡有猷凜然挺立，大聲喝住叛徒，並對特務說：“既然你們知道我是共產黨員，特支書記，那就別想問出什麼東西。”儘管胡有猷受盡毒刑拷打，但他所領導和發展的數十名共產黨員，一個也未暴露。 特務撬不開革命者的鐵嘴，只好求助於叛徒這根“稻草。”1948年7月27日，重慶各報刊載了叛徒冉益智的“自白書”和“供詞”：“北碚區之胡有猷，曾在湘輝學院吸收金臣麟，在鄉建學院吸收呂雯然等為黨員，在北碚師範有外圍組織創造研究社及群眾三人。”敵人根據冉的供詞，先後逮捕了金臣麟、呂雯然、甘光餘等人。由於金、甘、呂，是通過胡有猷來領導的，冉益智和他們沒有見過面，不敢與他們“對質”，更供不出他們所領導的黨員，因此，敵人仍千方百計在胡有猷身上打主意。在叛徒指認和敵人嚴刑逼供的極端險惡情況下，胡有猷明知呂雯然是共產黨員，甘光餘是支部書記，金臣麟與自己同一個黨小組，可始終堅持不承認他們這些人是中國共產黨黨員。由於胡有猷堅定不移地守衛住保護同志的堅強防線，使這幾位同志能夠否認自己是黨員，能夠在偽重慶特刑庭公開審判使申辯開脫，於1949年初國共和談時保釋出獄。他們所在的鄉建學院、湘輝學院和北碚師範的黨組織，一直到重慶解放也未遭到破壞。 敵人沒能從胡有猷口中得不到任何東西，便把他長期監禁在陰森可怕的人間魔窟—渣滓洞。 1949年11月14日，胡有猷和江竹筠、楊虞棠十幾位難友一起，被反動派槍殺於“中美合作所”內的電台嵐埡。在胡有猷身後，他有四個孩子，大兒子名“慶中”，二兒子名“慶國”，一對孿生兄妹名“慶新”和“慶生”，兒女名字末尾四字聯在一起，就是“中國新生。”一位忠誠於中共產黨的優秀戰士，他將自己的全部心願和希望，都傾注在新中國的誕生和下一代的成長上，自己則被無恥的叛徒出賣後犧牲了…… 沒有比這樣的教訓更深刻了！ 然而，叛徒冉益智的可恥行為並沒有在招認胡有猷等一批下級地下黨員後而因此停止，相反，他正在向敵人出賣更多更高的黨組織成員。在冉益智被捕的當天，特務如獲至寶地把他押回重慶特務機關所在地，直接交給了徐遠舉親自審訊。 “你把《挺進報》頭目劉國鋕給我交給出來！”徐遠舉知道身為中共重慶市委副書記的冉益智肯定對《挺進報》的事一清二楚，所以一見冉，便直截了當問。後來有人評說道，如果這個時間冉益智對叛變行為後悔的話，還是有改過的機會。因為他可順著徐遠舉的話，藉口說劉國鋕是上級，地下黨的規定是下級不知道上級的住址，如此可以推脫審問，然而冉益智卻與此相反，他在敵人面前表現出一副身為共產黨重要領導者的優越姿態，竟然不知括恥地對徐遠舉說：“哈，你們搞錯了，劉國鋕根本不是我的上級，他只是沙磁學運特支書記，相反，我是他的上級!”並且告訴徐遠舉，劉國鋕已按照他的安排轉移到榮昌，等候他的一下步指示。 “好啊，既然這樣，請冉先生把劉在榮昌的地址告訴我。”徐遠舉拍了拍冉益智的肩膀，說。劉國鋕就是這樣被自己一直“尊敬的領導”出賣的。 冉益智又指認已被捕的劉國定是中共重慶市工委書記，許建業是市工委委員，分管工人運動，還交出了一批學校地下黨組織成員以及地下黨外圍組織“六一”社的組織機構和社員名單。 在地下黨同志眼裡，冉益智被捕前後判若兩人。被捕前，冉益智在黨內的印像是“經常表現出革命的堅定”、“機警”，劉國鋕在獄中曾談到，“出事”之前，在劉國鋕接觸的黨內同誌中，最佩服甚至可以說最崇拜的人就是冉益智。因為冉益智理論水平高，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社會發展理論，以及黨的政策、路線等政治理論，講起來思路活躍，條理清晰，觀點明確，引經據典，理論性強；對事物的解釋往往有獨到的見解，對任何大小問題都可以依據馬克思主義理論做出深刻的分析，一番口若懸河的大段經典著作背誦之後，必能收到振聾發聵、令人耳目一新的效果。劉國鋕本人也是熟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深感理論修養達到這樣的水平非常不簡單。當時冉益智的一些下級，對冉益智的崇拜程度可以說已達到今天追星族的水乎。例如，有一個地下黨員，平時連說話的腔調、姿態都模仿冉益智。劉國鋕還清楚地記得，就在重慶地下黨組織遭到大破壞之前，他的戀人曾紫霞經過長期考驗被吸收為中共黨員。在曾紫霞入黨宣誓儀式上，是冉益智一再語重心長地強調革命者的氣節、人格和犧牲精神，把氣氛渲染得莊嚴激越，令人無比神聖。然而萬萬沒有想到的，正是這樣的領導卻把自己的組織和同志們全部都給出賣了!還有，冉益智被捕的前一天，在北碚與北碚學運特支書記胡有猷商量應對特務大破壞的工作，冉益智對胡有猷慷慨激昂地談論氣節問題，還表示如果自己不幸被捕，絕對以必死的堅強意志抗擊特務的任何迫害，結果，第二天冉益智一被捕就叛變，叛變後第一個就把胡有猷供出來! 後來，獄中同志在對叛徒現象進行總結時，發現冉益智還有一個以前大家忽視掉時特點，那就是“對任何一件事，他都有理由，有解釋”。冉益智被捕初期關押在普通監房時，對同室難友百般辯解他叛變的理由，難友們最後得出結論說：“連叛變他都找得出理由，都是符合辯證法的!”其實，這種假共產黨員想的、說的和做的各是一套的面目在平時也不是沒有表現。比如，榮世正在獄中就回憶起一個細節。有一次，他和其他同志隨冉益智一起坐船，船上很擠，冉益智夫婦鋪開行李後，發現人太多，就對跟隨的下級黨員說：“我們要有群眾觀點，要為群眾服務。最好擠攏點，讓些地方出來。”結果，跟隨的同志都聽他的話，擠在一起靠著坐了一夜，而冉益智和老婆照樣睡在打開的舖位上。對這樣的行為，冉益智找不出任何理由來解釋了，所以叛變後，他在勸降羅廣斌時別有用心地說：“共產黨員在群眾中起的領導作用、以身作則的態度是裝出來給群眾看的。”羅廣斌後來評論說，冉益智的這句話完全解釋了他一向的工作觀點、思想方法和在任何工作中表現出的鬼聰明。在組織中殘留這種不純的、非布爾什維克的觀點，永遠是最危險的事，永遠不可能真正被群眾信任! 冉益智在獄中怕死、動搖、神經過敏，他沒有好好睡過一夜，半夜起來寫遺囑，白天嘆氣，走著走著突然坐下來往床上打一拳。同室難友看不過，反倒來勸他，卻沒有用。他心裡在盤算，國民黨的垮台是必然的，共產黨勝利後，他也屬於有資格被槍斃的，唉，能活一天算一天吧! 為了活命，他不斷地向特務獻媚、表忠心、配合特務抓捕地下黨員。當他聽說劉國定也叛變，幫助特務破獲了《挺進報》機關後，為了讓特務認識他的價值，於是搶在劉國定之前出賣下川東地下黨組織，並跟特務一起到萬縣指認、抓捕了下川東地工委書記塗孝文等，為特務破壞重慶地下黨組織立了一大功。徐遠舉看他背叛得徹底，就讓他參加了特務組織，委任為保密局西南特區少校專員，後來又升為中校。 1948年底，他又出賣了川西特委地下黨組織領導蒲華輔等人。 他還在國民黨報紙上發表反共宣傳文章，並為特務機關編寫《四川共產黨地下活動概況》、《放手政策》、《學生運動》、《鄉村工作》等反共材料，在特務訓練班專門講授“中共內幕”、“地下黨組織”等課程。 1949年11月重慶解放前夕，他又擔任了徐遠舉的秘書。 重慶解放後，冉益智還想蒙混過關，先跑到“脫險志士聯絡處”去登記，想冒充脫險志士，被知道他底細的同志憤怒地轟了出去。後又跑到組織部門去主動匯報情況，著重說明他被捕後保留了一大批組織和地下黨員，有100多人沒有交給特務，自稱是有立功贖罪表現的。其實，他當初叛變交人時的原則不是分輕重，而是依據對自己的危險程度而定的。凡是可能影響他的，他就交，否則便保留下來作為另一種“政治資本”，用來在解放後解釋自己是“被迫”叛變的證據。劉國定曾對另一個叛徒調侃說：冉益智手上掌握的女黨員都沒有交。由於剛剛解放，當時組織上還不能一下子查清他的罪惡，就讓他先回去好好反省。結果在上街的時候，正好碰上了已經投誠的國民黨保密局西南特區副區長李修凱，李修凱對人民政府的寬大心存感激，正想著如何報答，當即就將冉益智扭送至公安部門，揭發了冉益智先叛黨後當特務的罪行。 後來，西康省委書記廖志高來渝開會時，特地問：“叛徒冉益智槍斃了嗎？”當得知冉仍是自由身，且還三番五次找組織解決工作問題時，廖十分震驚，聲稱絕不能讓這樣的叛徒逍遙法外。於是，1950年5月，中共重慶市委就冉益智問題向西南局政委鄧小平呈遞了專題報告，認為冉益智“叛黨後即溶進了敵特垃圾堆中，造成川東黨慘重損失，知之者無不憤恨燒心，許多烈士遺言仍清晰在耳，此人若不法辦，對黨員的氣節教育有損，且難平眾忿，難安死者”。經鄧小平批准，冉益智被抓了起來。解放後，冉益智一直心存僥倖，他在所寫的交代材料中還特地提出了“我的願望和要求”：我以待罪之身，除靜候組織的處分外，不知今後能否准許我以一個普通知識分子的資格去參加為人民服務的工作，以求立功自贖。為了免犯錯誤和以觀後效，可否給我以一定的工作聯繫。此外可否投考軍政大學或其他的學校，以俾重新學習，改造自己，重新做人，並待指示! 然而，歷史並不寬容給革命事業造成危害的叛徒。 1951年2月5日，重慶市人民法院判處冉益智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那個出賣冉益智的余永安，因為當時不是中共黨員，只是一個傾向革命的進步群眾，所以解放後有關部門對他沒有按叛徒論罪，而是按“壞分子”身份對他實行關押改造。 這是叛徒的應有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