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第五章

話說在許建業被捕之後的幾日內，由於敵人“意外“地從許建業的皮包中獲取了不少重慶地下黨組織的材料和一批要求申請入黨的先進分子名單後，特務們很快在重慶各個角落布下了特務網。而就在這個時候，中共重慶地下黨市工委書記劉國定和副書記冉益智的被捕及這倆位中共重慶市委主要領導的叛變，使得重慶地下黨組織遭受了毀滅性的大破壞。這過程中，我們看到了黨內出叛徒尤其是黨內主要領導背叛黨的嚴重危害性。 1948年4月6日，中共重慶地下黨市工委書記劉國定帶地下黨員塗緒勳去志成公司找許建業聯繫工運工作。劉國定當時並不知道許建業這邊已經出事，便衣特務們在志成公司四周密布了暗哨，所以當劉國定一到許建業的辦公室就被守候在那裡的特務扣下。

在外等候的塗緒勳見劉久未出，也進到許建業的辦公室，特務順其自然也將其扣下。因在辦公室現場訊問時，頗為機智的塗緒勳堅持自己是來找許建業聯繫有關公司業務的，並一口咬定與劉國定不認識，加上志成公司的多名員工也證明未見過此人，特務有名不耐煩地揮揮手：“你趕緊走吧！”這樣塗緒勳得以逃脫。 劉國定則不一樣，他聲稱自己是南岸牛奶場的會計主任劉仲逸(這是他當時的掩護身份)，但特務不傻，他們在另一間房子裡尋問志面公司員工，結果都說劉國定是“黃先生”，並且經常與一個叫“肖胖子”的人來找許建業。特務一聽劉定國“不老實”，知道這其中必有詐，所以抓住這一破綻逼迫劉國定交代與許建業的關係。 “別以為我們都是傻瓜，你說是南岸牛奶場會計，姓劉，可為啥平時來志成時你卻稱自己姓黃，誰信啊？快，趕緊交代你是不是共產黨！”特務們也不是吃白飯的，又是拍桌又是瞪眼地審問劉國定。

“他、他們弄錯了。我就是姓劉……”劉國定想嘴硬，卻又無法自圓其說，最後只得承認自己是許建業發展的剛剛入黨兩個月的候補黨員，並反復強調自己除了幫許建業送過一封信到南岸永生錢莊，交給余天、李忠良以外，什麼活動也沒有參加過。 “那你把這個情況寫下來。”特務拿來紙和筆。 劉國定無奈坐下來，將自己所說的寫在紙上。作為市委書記，劉國定畢竟手頭有不少黨內“資源”，了解的黨員情況也多，但由於情況來得突然，他一時弄不明白許建業是怎麼被捕的？另外，特務找志成公司的人了解我的身份，證明特務們還不知道我的底細和身份。南岸永生錢莊的余天和李忠良是因為在農村武裝起義失敗後逃來重慶的，是按我劉國定前幾天的安排，他們也應轉移走了。現在我把他們供出來，特務會馬上去核查，那隻能是除了能證明有過這兩個人外，其他的什麼都得不到，這樣特務們也無法證明我是什麼人，充其也就量將我多被關幾天放出來吧！劉國定這麼一想，所以裝著很自然地承認自己是許建業發展的“新黨員”，供出了兩個根本抓不到的“同黨”。

“跟我們走！”特務收起劉國定的“供詞”，便吆喝著將期押到了渣滓洞。 “餵，喂喂！我什麼都不是，你們還不放我出去！劉國定一看到了監獄，內心很恐慌地衝甩袖而去的特務們喊道。 “老實等著再吧！”特務們頭也不回地告訴他，因為這些人與整天跟共產黨打交道，用他們的話說，你劉先生“玩”的這一套別想糊弄我們，是不是啥都不是，等我們抓住了另外兩個共黨後再核實了看情況吧！自許建業抓住後，所有本案的每一個細節，徐遠舉都親自過問，甚至直接處理。 4月7日，徐遠舉親自帶領特務趕到南岸海棠溪永生錢莊經理李量才家中，以劉國定的名義騙出李量才之子李忠良和余天，在問及劉國定所送信的內容時，李、餘所答不一，徐遠舉將二人帶回嚴審。

審訊室裡，李忠良經不住嚴刑拷打，在“殺頭”的威脅下，沒幾下用刑就一瓜腦當了可恥的叛徒。李忠良根本不“忠良”，從他口中供出的情況有：(1)梁大達武裝起義領導人——鄧照明、王敏、陳以文和參加武裝起義的30多人；(2)在重慶一起參加抗暴活動的地下黨員劉國鋕的地址；(3)指認一起被捕的余天是梁大達起義後被通緝的鄧興豐；(4)與鄧興豐有關的重慶銀行地下黨員余永安。 “這回不僅有好戲看了，而且必定是一場大戲了！”徐遠舉拿著李忠良供出的長長一串“共黨”名單，心頭萬分狂喜地對手下特務們說：“你們辛苦點，這回我有得給你們升官發錢的了！” 根據李忠良的交代，特務立即出動去捕抓劉國鋕和余永安。徐永安的被捕過程很簡單，特務一到其所在的銀行，正在上班的余永安一下被抓獲。可是特務們抓劉國鋕可是頗費了一番精力。

當年的老特務漆玉麟1972年9月5日四川省第二監獄接受有關部門審訊時有過特務們如何抓捕劉國鋕的詳細交代。漆說：“處長徐遠舉當依據劉國定的出賣情況，當指派偵防大隊大隊長季縷（又叫季子南，江蘇人，他1949年12月從成都竄逃台灣）領著某些偵防特務數人到曾家岩何公館處進行逮捕劉國鋕的，當時是何北衡是四川省建設廳廳長，在社會上很有地位，是不能隨便闖進去抓人的，而季縷他就採取法西斯特務手段進入何公館去，進行誘撲劉國鋕。但劉國鋕當時就發現季縷的手段，他就藉口說：'我上樓去打個電話後，就和你一同去會某人好吧'。季縷在樓梯下等了一會，不見劉國鋕下樓，即上樓去看，才發覺統樓通道那邊還有兩個樓梯口。劉國鋕上樓後，就從西樓桶口下溜掉了。季縷馬上用何公館的電話打給匪處長徐遠舉說：劉國鋕以藉上樓去打電話的名義逃走了的消息時，處長徐遠舉當暴跳如雷他親自到曾家岩何公館去，強行要何公館交出家庭教師劉國鋕和來當家庭教師的介紹人吳繼時，當何公館交出介紹人是重慶'和成銀行'總務處長劉某某（名我忘，他是劉國鋕的哥哥。此人和徐遠舉關係很密切）時，徐遠舉便親自到和成銀行，逼劉國鋕的哥哥交出了其弟與弟媳曾某二人的像片，以及有可能逃往的地方處等等情況。劉的哥哥當時在交出弟弟和弟媳二人的像片外，特別說明了其弟有可能去榮昌縣城的郭姓姑母處。徐遠舉當即派我帶領警衛組的組長黃聲揚，組員陳林、章加愈帶著劉國鋕曾姓二人的像片到榮昌縣縣城逮捕劉曾二人的。臨走時，徐遠舉還特意對我說，你們要知道啊，季縷這人他是夠滑頭的了，但劉國鋕比季縷還要滑頭。你們這次到榮昌縣去時，不要坐專車去，借一輛商舖號的小轎車去好了，這樣不易被懷疑是我們特務機關的。到達距離榮昌縣城的一公里之處，就要下汽車，然後步行進城，再悄悄摸清郭某某的住址及他家近日來的動靜後再作行動。我等就是按照徐遠舉的指示去辦的。

“當時我們去了四人。在到達榮昌偽縣府時，由一名姓何的接待，他是國民黨榮昌縣工黨的。在何某的安排和配合下，當天深夜三更，我們就去包圍了郭家公館。第二天，我們在當地國民黨黨部一位主任職務的特務帶領下進了郭家。在郭家的後院花園裡，我看到一位年輕人，已知三分是劉國鋕了，因為我們手裡有他的照片。我上前問：你是什麼人，劉反問我：你是什麼人？憑什麼私闖民宅？我在自己的花園裡透透空氣還要有人管啊？我對他說，我不管你是什麼人，請你站住不要動！這時，我們一起去的陳林拿著照片過來，說：就是他。於是我們立即將其抓捕了！幾分鐘後，又將劉的新婚愛人曾某一起抓了……” 劉國鋕的新婚愛人姓曾名紫霞，是位美麗漂亮的姑娘。當時被敵人抓捕時，倆人結婚才幾天。後來由於特務一直把注意力放在劉國鋕身上，又沒有查出曾紫霞是不是共產黨員，加上劉國鋕家人疏通各種關係，所以曾在被捕數月後被保釋出來。曾紫霞同志最清楚她志同道合的新婚夫君被捕的整個過程。下面是她的自述——

特務頭目徐遠舉聽說劉國鋕住在四川省建設廳廳長何北衡公館，想到何北衡是政學系頭目張群手下的紅人，而劉國鋕的五哥劉國其是川鹽銀行香港分行經理何北衡的大女婿。他認為逮捕劉國鋕必須小心從事。他曉得以前軍統、中統特務因為亂抓孫科、翁文灝左右的人都碰過釘子，受過蔣介石處分。況且這何公館地理位置有點特別，在曾家岩求精中學裡院，求精中學有那麼多學生，如果去的特務太多引起學生騷動，那就要惹出更多麻煩。經過精心策劃，決定以“誘捕”“綁架”的方法逮捕劉國鋕。徐遠舉派出了最精幹的特務、渝組組長、偵防大隊長季縷去執行這個任務。季縷連夜部署，於1948年4月10日清晨，化好裝，乘了一輛吉普車出發，將吉普車停在求精中學大門之外，帶上幾名經挑選的特務進入求精中學，又將這幾個特務佈置在何公館門外，然後他獨自一人走進了何公館。

這時天剛亮，適存高商的洪寶書同誌已經如約來到何公館。國鋕同洪寶書同志正坐在何公館客廳靠窗的沙發上，談著工作。國鋕向洪寶書同志交代說：“組織已決定我立即轉移，我走後有人按規定暗號來同你聯繫”。 “組織同你聯繫上以後，你把你們學校的牟以石同志的關係也交給組織”。正值此時，何公館守門的向鬍子在外邊喊道：“七少爺，有人會！”國鋕走出客廳正門，下了台階，機警地看著大門口走進的來人，形象可疑，他便十分沉著、自然地應了一聲：“七少爺不在！”立即轉身緩步走入客廳，迅速挨近洪寶書同志，並耳語道：“特務來了，你找機會迅速離開這裡！”他說完立即背向洪寶書同志走出客廳的側門。季縷聽到“七少爺不在”的答話，正在狐疑並往客廳方向而來，見國鋕出客廳側門，就向側門走來。洪寶書同志眼看客廳側門外，一個身穿黃軍便服、副官打扮模樣的人正同一個頭戴呢帽、穿黑呢大衣的，他判斷是特務的人爭執起來，好像是要特務在客廳等候，不許上樓。誰也沒有註意客廳沙發上坐著的人，洪寶書同志趁機從客廳正門走出去，大搖大擺地下了台階，走出何北衡公館，到求精中學一個教師那裡，過了一陣就安全地離去。

國鋕一出客廳側門，立即跑向三樓他的臥室，將幾份絕密材料付之一炬，來不及銷毀的部分文件、材料，迅速藏入安排好的地方。處理了幾分鐘他就下到二樓，邊敲門、邊走進何北衡太太的臥室說：“何伯母！外面有人要抓我！”何太太尚未起床，一聽連忙起身，邊穿衣服邊說：“不要怕，有我呢！”國鋕說：“他們是抓共產黨的，準是搞錯了。你打電話問一下蕭毅肅、李根固他們吧，問一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何太太說：“哪裡有啥子共產黨，我打電話就是了。”於是，國鋕隨何太太從二樓下來。此時，季縷見何太太同國鋕一起出來，眼見誘捕不成，就向何太太說明是奉上方命令逮捕劉國鋕這個共產黨的。何太太說：“劉國鋕是我家親戚，他哪裡會是什麼共產黨？！準是有誤會，搞錯了。”說著何太太請季縷到客廳坐，又說：“你們坐坐喝點茶，用一點點心，我打個電話問一下蕭毅肅”，“他人就在這，也跑不了”。季縷此時已將何公館的特務叫了進來，他想劉國鋕也確實跑不了，廳長夫人要給蕭毅肅打個電話他不能不允。何太太電話一次沒有撥通，又撥第二次，最後特務還幫忙著撥。電話撥通了，來接電話的不是蕭毅肅，而是肖太太，只聽肖太太說：“參謀長還沒有起床！”就在此時，季縷發現劉國鋕已經不見了，國鋕在特務的眼皮底下已是無影無踪。季縷發現國鋕不見了，他像熱鍋上的螞蟻、焦躁萬狀。可他既無權、也不能立即搜查，只得火速開車返回行轅二處，向徐遠舉禀報誘捕劉國鋕未成的詳細經過。他認為是何太太將劉國鋕藏匿起來了，他為了減輕、開脫罪責，把何太太的氣勢著實地形容了一番，並說何太太罵他：“你們是哪一部分的？怎麼到我家抓起人來了？我家犯了什麼法呀？!”徐遠舉一聽季縷的報告，火冒三丈、勃然大怒，臭罵季縷：“你這蠢貨！我叫你把人騙出來，你倒好，反而讓人家給騙了！”季縷一貫逞能、心狠手辣，而今居然讓劉國鋕在他面前跑掉了。按照特務機關的常規，這種情況是要嚴懲的，只因季縷是徐遠舉的心腹、干將，而且徐遠舉還有用他的必要，因而倖免於處分。但是這件事卻成了特務內諷刺季縷的笑料。

徐遠舉感到事情很棘手，立即向綏靖公署朱紹良、參謀長蕭毅肅報告，說是何北衡太太如何氣勢洶洶，如何將劉國鋕藏匿了起來。蕭毅肅一聽，怒不可揭，下令包圍何北衡公館，嚴密搜查，一定要何北衡太太將劉國鋕交出來。蕭毅肅立即打電話到成都找何北衡，何正在劉文輝家裡同鄧錫侯、王陵基商討什麼事，電話就接到劉文輝府上。蕭毅肅指責何北衡太太窩藏、放跑共產黨，並威脅說：“如果抓不到劉國鋕，只有請你太太坐班房”。何北衡一聽此話，大為不滿，也怒氣沖沖地說：“我太太是個婦道人家，她懂什麼？要坐班房嘛，我辭職到重慶抵案好了”。蕭毅肅，何北衡二人在長途電話重對吵起來。劉文輝等見吵得太兇，才勸解下來。朱紹良眼看沒有抓到劉國鋕，肖、何二人又在電話上發生爭吵，感覺事情不妙，乾脆電告蔣介石和行政院長張群，檢舉何北衡包庇、放縱共產黨，並命令將執行任務不力的特務先扣押起來。此時的徐遠舉，因沒有抓到劉國鋕已是十分惱火；又見肖、何二人發生矛盾，心想著何北衡、蕭毅肅乃張群的手下的文、武二將，自己也是張群的人，不知如何處理此事才好；又聽說朱紹良把何北衡告了，還牽連自己有褻職之錯，深感左右為難……若是何北衡真回重慶，這局面又如何收拾呢？想來想去，他也給何北衡掛了個長途電話，他對何北衡說：“現在事情鬧大了，你也要識相一點。你就留在成都不要回重慶來，我只有盡量設法把劉國鋕抓到，大家才好脫手”。何北衡雖官居要職，但風頭不對，擔當不起包庇共產黨的罪名，不敢立即返回重慶了。 劉國鋕的逃脫，把國民黨的警、特機關鬧得烏煙瘴氣。特務頭子徐遠舉親自上陣，演出了一場追捕劉國鋕的鬧劇。 徐遠舉率領大批特務，浩浩蕩盪到了何北衡公館，把個何公館包圍得水洩不通，在何公館的樓上、樓下、廁所、廚房，里里外外搜查幾遍，也找不到劉國鋕的人影。此時的徐遠舉，對廳長夫人不再講究官場禮儀，逼著何太太交出劉國鋕來。何太太一貫養尊處優、深居官府，哪裡見過如此嚇人的場面呢？她早已哭哭啼啼地抽泣不止，說：“劉國鋕就是大姑爺的弟弟，所以住在我家。我哪裡知道他真是共產黨？我曉得他跑到哪裡了？你向我要人，我到哪裡去找？要人你向劉家的人去要。”徐遠舉親自搜查了何公館，又見何太太此時這般模樣，估計劉國鋕已不在。於是，他逼著何太太把劉家的人找來。何太太打電話到美豐銀行，將國鋕的三姐國鳳叫到何公館，三姐根本不知道怎麼回事，到了何公館，才知道七弟出事了。何太太打電話到鐵路局，將國鋕的六哥國錚叫回何公館，特務押著他，將國鋕的住房作了仔細搜查，只抄到幾本進步書籍及家人信件。徐遠舉即令將三姐、六哥押到重慶老街32號行轅二處，並派特務留守在何公館。 徐遠舉威脅國鋕的三姐、六哥說：“抓不到劉國鋕，你們不要想出去。只有等我把劉國鋕抓到後，我才會放你們。”徐遠舉把國鋕三姐、六哥當作人質關在老街32號並逼他們將在重慶的親戚地址說出來，還每天押著六哥在重慶市中區、南岸區等地追捕劉國鋕。 經國鋕介紹到何北衡家中做家庭英文教師的胡其芬同志（原名胡南），沙磁區特支委員張文江（又名張國維）同志得到了轉移通知，想了解轉移的原因，他同未婚妻李惠明同志前去何公館，都被守在何公館的特務逮捕。 國鋕的表侄女屈義蒿同志，受國鋕囑託進城去通知國鋕的三姐，要三姐設法銷毀他秘藏的部分文件、材料。當她得知三姐到何公館去了，想藉機探點虛實，誰知一到何公館，不容分說地也被關到了老街32號。 特務到民建中學去逮捕國鋕的侄子劉以治，劉以治已離開，才未被捕。 國鋕和我的相片，不知被翻印了多少張，幾十個特務拿著我們的照片，在飛機場、輪船碼頭、汽車站、關卡，四處搜索，幾輛吉普車日夜穿梭追捕國鋕。 被關在老街32號的親友們，他們眼看特務整天忙忙碌碌、慌慌張張、進進出出，甚至聽到這個說：“今天追錯了一個人追了好久”，那個說：“抓了一個，不是劉國鋕”等等特務們的各種言語。他們沒有為自己身陷囹圄而不安，他們愈是看到特務焦躁愈是喜悅。他們只有一個心願：國鋕呵！快跑吧！跑遠一點再遠一點，千萬不要被這群惡魔抓了回來！ 國鋕，他在哪裡，他脫險了沒有？ 國鋕從客廳側門跑上三樓臥室銷毀絕密材料時，他臨危不慌張，他冷靜地分析了當時的情況：敵人雖是隻身進入何公館的，但周圍肯定有警戒，這是表面溫和有禮而實際卻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的最緊張時刻。他判斷如果馬上逃走，不僅會影響洪寶書同志的轉移，而且自己也不一定能逃出魔掌。他果敢地決定，拖住敵人、麻痺敵人，選擇有利時機行事。於是，他叫起了何姻伯母，用何太太去同特務周旋。當他同何太太從二樓下來以後，他見到特務對何太太仍裝著彬彬有禮時，就裝著膽怯、委曲，的確像是誤會的神態、順從的陪伴女主人毫無一點不馴的樣子；當他看到特務正忙於幫何太太撥電話分神的時刻，和思想麻痺的弱點。就在這關鍵的一瞬間，國鋕機警地溜出客廳，迅速地從何公館右後側的山坡上，滾下坡去了。他滾下坡後，將身上的泥土拍打乾淨，就鎮靜地、神態自若地沿著一條小路穿過上清寺、插到牛角沱，擠身在奔流的人群中去了。 國鋕驚險地逃出虎口後，考慮到同志們的安全，和必須向組織報告。他從牛角沱繞到兩路口鐵路新村，找到在鐵路局工作的六哥國錚，請六哥火速到七星崗女青會找我去。六哥將我帶到成渝鐵路局內的一間小屋同他見面，在屋外放哨去了。國鋕向我簡述了特務抓他的經過，並指示我立即通知有關人員不要再去找他、同他有聯繫的人暫時轉移，然後要我按約定的時間、地點向上級張德明匯報。當他談到與上級聯繫時，十分嚴肅地說：“你是新入黨的黨員，不懂得同組織失去聯繫的嚴重性。一個共產黨如果是自己和組織失掉聯繫就是自己脫黨。你沒有經歷過失掉同黨組織關係的滋味，無法理解我說的重要性。我告訴你，組織關係比我的生命、比我們的愛情更重要，因此，你在我走後不能隨便離開，一定要在重慶等組織的安排、決定。組織如果徵求我們的意見，你就說我的意見是：如果組織上認為我們不宜繼續留在重慶工作，可否將我們的關係轉到昆明或成都，因為昆明我比較熟悉，有條件開展工作，成都也有一定條件。你一定要記住，千萬不能把我們的組織關係弄掉了。同組織失去聯繫後是十分艱難的，再找到組織關係也是極端困難的，我吃夠了這個苦處！”我仔細地聽著他囑咐的一切，看到他那嚴峻的目光、神情，我更加懂得了在地下一個黨員的組織關係的重要性，“失去了組織聯繫，將會影響一切、我們的一生”這是我受到的啟發和感染。我們約定了碰頭的地點後，他就離開了，六哥和我在小屋的門邊，眼看他走下山坡，沿著一條小路走向另一山凹處，知道見不到他的身影，我們才回到小屋。我在小屋裡又呆了一陣，也就離開了鐵路新村。 我從兩路口回到七星崗女青會，處理了材料，向我工作單位的負責人報告家有急事請假離開了。我趕緊到了重慶大學，通知有關人員轉移等事後，又馬上返回城內。 1948年4月11號下午3時，我如約到了牛角沱“海上居”茶館，見到了國鋕的上級、我入黨的監誓人張德明，直到此時我並不知道他就是地下市委副書記冉益智。他向我詳細匯報了國鋕被捕、脫險經過，國鋕的去向和要求等等，他對國鋕請示的轉移與否的問題沒有答复，只要我再到沙坪壩去通知有關的人員。我在市中區、沙坪壩來回地奔跑了兩天。此時，我早就認識的我姐姐的好友張思玉，她丈夫周俊烈告訴我，我的工作地點已經有特務守候，要我立即離開重慶，並給我介紹了在青木關中學工作的鄒某，說他可以幫助我越過青木關檢查站等。當時，雖知周是老黨員，抗戰勝利後他從延安回來時我就認得他了，可是我因同他們沒有組織關係，就不敢將當時的真實情況完全告訴他們，特別不能告訴他們我必須等待上級的決定。 1948年4月14日上午九時許，我在李子壩武漢療養院又同張德明同志見了面。我向他匯報了幾天來我所了解的情況以及我工作地點已有特務把守的事後，他要我立即離開重慶去國鋕處，我又再次請示他關於我們的組織關係是否轉到昆明或成都。他說要我們等候組織派人聯繫通知我們，要我先去國鋕處，不能留在重慶了。我怕他遺忘國鋕住地，直等他當我面背出“榮昌縣大東街159號”時，我才放了心。由於當時我已不能去別處要錢，他當即給了我叁佰萬元（偽法幣）。我立即籌備離開重慶。 我在重大同學王某的護送下，從沙坪壩走小路，翻過歌樂山到了青木關。王某離去後，我到青木關中學住宿了一夜，在鄒某的幫助下，繞開檢查站、走了一段路，在中途搭了個“黃魚”車離開了青木關。我在途中下了車，步行了一段路，到了榮昌大東街159號國鋕的住地。我向國鋕詳細介紹了幾天來所知道的情況，並仔細匯報了兩次同上級張德明見面的內容、對話及上級指示。他告訴我，離開鐵路新村後，當晚住在新橋適存高商，他怕按組織手續通知有關人員轉移時，某個環節出問題，耽誤時間，因此當晚設法通知了有關人員，他要表侄女屈義蒿到城裡某處去找我，但沒有見到。國鋕還讓屈義蒿去通知成善謀同志轉移，但沒有通知到。國鋕在那樣緊張、艱難的情況下，還專程到了壁山，給在那裡養病的鄧平同志報警，讓他有足夠的準備，並將身邊極少的錢拿出一部分，給這位貧病交加的戰友。當時，他沒有把到壁山見鄧平同志的情況告訴我，為的是保守秘密，不讓那個我知道鄧平同志住的地方。 國鋕的確是脫險了！他已經遠離重慶、當沙磁區的同志得知國鋕機智、勇敢地逃出敵人魔掌的消息時，他們是那樣的歡暢！適存高商學校裡見到國鋕的同志，悄悄地向其他的同志報告這一喜訊時，都十分驕傲、自豪，他們說：“國鋕不只是機智、勇敢逃出虎口，而且他逃出虎口後想到的是同志、是黨，他沒有為自己的危險境地而驚怕，而是鼓舞同志們要勇敢鬥爭，要善於隱蔽！”然而沒有幾天，同志們卻聽到了國鋕被捕的消息，他們既不相信這是事實，但確在他們中流傳著各種各樣的國鋕被捕傳聞的細節，有的說他回到重慶找我被捕了，有的說被敵人跟踪了，有說是謠言。然而，國鋕的確被捕了。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原來，當我4月14日在李子壩武漢療養院同張德明會見之後，張德明被叛徒出賣，於1948年4月17日在北碚被捕了。這個市委副書記、國鋕的上級在敵人的刑訊下叛變了，供出了國鋕的去向。徐遠舉從這個叛徒口裡得知了劉國鋕的下落，簡直欣喜若狂！當即同榮昌匪特通了電話，讓榮昌方面做好準備，並親自同二處特務作了詳細、周密的安排。他向行動組長漆玉麟交代說：“你要知道，季縷已經夠滑頭的了，可是這個劉國鋕比季縷還要滑。你大意不得一點”。你們到榮昌去，不要坐軍字號牌的汽車，我給你們藉一輛商字號牌的車子。你們到離榮昌縣城還有一公里遠的地方就下車，步行進城，讓汽車開到銀行旁邊停下，向司機交代對外說是重慶銀行的人坐的”。並對漆玉麟千叮嚀萬囑咐，一再強調決不能再讓劉國鋕跑掉等等。特務組長帶著警衛組長黃聲揚、陳林、章加三人，化裝後坐了一輛銀行的小轎車就兼程出發，當天下午趕到了榮昌。特務們按徐遠舉的部署，立即同榮昌縣政府聯繫，他們同榮昌縣政府、榮昌縣黨部主任密商後，連夜決定了逮捕劉國鋕的各項行動、緊張地部署了一切。 我是4月16（或17日）日到榮昌的，國鋕比我早去兩、三天。這是國鋕大姐夫郭家，他大姐夫比國鋕約長一、二十歲，因二伯無後、自幼過繼二伯，早年出嫁在郭家，很少同弟兄見面。我們在郭家是作客，國鋕說是陪我回家去見未來的岳父母，因而受到郭家盛宴款待。郭家是當地大財主，人住在縣城，鄉下有許多土地，還有碉樓之類。我和國鋕商定，只能在縣城呆兩天，然後就說同去鄉下玩耍，國鋕藉故留在鄉下，由我返回縣城內來等候與組織聯繫，過一段時間再看情況是否回重慶的問題。無論是國鋕和我都沒料到事情發展地如此迅速，絕沒想到冉益智已經被捕而且將我們出賣了。我們還在研究著各種方案、準備下一步的工作。 1948年4月19日清晨四、五點鐘，天還是漆黑的，國鋕已經發覺了特務包圍了住處，立即跑出郭家後花園，到了城牆的缺口處，試圖再次逃脫。但特務們已是層層包圍……我躺在床上，聽到院內急促的腳步聲，然後是眾多的跑步聲，只聽喊道：“快！快！跑了！又跑了！”我這時一動也沒有動，只盼望國鋕能跑掉，我是跑不掉、也不想跑了。特務隨即闖進我的臥室，掀開蚊帳，喝令我起床，拿著照片，不管我回答的什麼名字，押著我就往外走。這時，這街上沒有行人，特務將我押進榮昌縣政府，我聽到國鋕的聲音：“你們憑什麼抓人？”進入一間屋子時，我看見國鋕已先到這裡，手上戴著手銬。 特務們沒有在榮倉停留，當即將國鋕和我押進一輛小轎車。我倆在後座的中間，兩邊各一個特務，司機旁邊還有一個特務。這時，我才注意到馬路上有很多持槍的傢伙，我們坐的這輛車前後還有吉普車、卡車……車向重慶方向駛去。我在想：究竟是誰叛變了？我仔細地回憶幾天來的一點一滴每一個細小情節，可我這天真、幼稚的腦袋，怎麼也沒有想過國鋕的上級、我的入黨監誓人……。我是那麼真誠地希望只有我一個人被捕，我感到沒有盡到保護國鋕的責任，我難過……。當我想著、凝視著他的時候，他是那樣鎮靜、安詳，他艱難地伸過戴著手銬的左手，緊緊地握住我的右手，輕聲地說道：“小東西！堅強些！考驗我們的時刻到了!”一股巨大的暖流流到我的全身，我笑了。這時，我才感到：他哪怕成了囚犯，也一樣給我巨大的力量，我似乎是幸運地還在他身旁。這是我們最後能緊緊地靠在一起的時光，讓溫暖永遠留在我們身上吧。他旁邊的一個特務拿出一張照片向我們中間遞來，向著國鋕說道：“少爺！你究竟有多少女朋友呢？這個也是嗎？”特務用手指著照片，同時奸笑地望著我，我已經看清了照片上是誰，國鋕淡淡地“哼”了一聲，向著我深情地一笑，我也領悟地笑了。我們笑著，我們笑得那樣香甜，彷彿不是在囚車上…… 劉國鋕和他的心愛之人就這樣一起被特務逮捕了。徐遠舉興奮不已，以為可以用他的那套對付共產黨的本領，讓這位“七少爺”招供，結果劉國鋕又同許建業一樣是位鐵骨錚錚的對黨赤膽忠誠的革命者，根本沒有讓特務們獲得絲毫有用的東西，反而在監獄裡與其他同志一起不斷組織革命志士進行各種鬥爭，令特務們傷透腦筋，這也使得劉國鋕成為了《紅岩》小說中讓人難忘青年英雄——劉思揚的原型人物。 這當然是後話。 我們再回到1948年4月中旬當許建業被抓後的十余天時間裡發生在敵我之間一場場生死搏弈吧。 這些日子，特務頭目徐遠舉和他的爪牙們的神經實在是太亢奮了，他們每天都像一頭頭餓狼在四處尋覓“獵食”——中共地下組織和地下共產黨人的蛛絲馬跡。顯然，抓獲許建業這樣的地下黨重要人物，還有生擒有特殊背景的共產黨員劉國鋕等人，小特務們已經興奮得不知如何是好了。從已經抓獲的“共黨”的人數來看，尤其像任達哉等這樣的“軟骨頭”配合下，他們便足可以到上司面前邀功授賞、把腰包裝得鼓鼓的了。但特務頭目徐遠舉則想得更遠、更惡毒——“共黨”的厲害並不在於人數多少，最關鍵是他們的組織，只要組織存在，哪怕是還有一個人或者幾個人跟你鬥爭，最後輸的肯定是國民黨，這一點效忠了蔣介石國民黨近二十年的徐遠舉體會深切。 “大家不要高興得太早。如果我們想睡安穩覺，光看到抓了那麼多共匪人數，絕對不是最後的勝利。如果能把許建業、劉國鋕這樣的嘴給敲開，或者抓到比他們還要大的魚兒，那才是我們的最後勝利。弟兄們，大家加把力，趁熱打鐵，乘勝追擊，爭取將中共重慶地下黨組織一網打盡，那個時候，我到毛局長甚至蔣委員長那裡給你們要錢、要官！”15日晚，徐遠舉在自己的辦公室，把手下的幾個得力部下召到身邊，著實鼓動了一番。特務們臨散去時又得令：“明後天是關鍵，我們要內外分頭行動，爭取有根本性的突破。”徐遠舉說。 “長官放心！保證收穫！效忠黨國！”特務們在主子麵前一個個爭相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