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第十二章

文澤、宣灝等人是特務分子預先計劃的白公館在押“要犯”中最後一批槍殺的。這場白公館大屠殺從下午四時左右，一直延續到晚上八九點鐘，共殺害28人。其中譚謨在中特務三槍後未死，醒來後從屍體堆裡逃出來得以還生。當時監獄裡尚有羅廣斌等18人是屬於徐遠舉親手處理的各種“關係”人物，到底如何處理這些人，西南長官公署二處仍在猶豫不決。 就在這時，特務頭目雷天元接到二處徐遠舉的電話指令，告知他“特區”裡的國民黨警衛部隊天明前將撤離。 “估計共軍這一兩天就要進城了，務必在明天拂曉前處理完畢渣滓洞的囚犯和白公館裡剩下的囚犯。”電話那頭的徐遠舉異常沮喪地說道。 “這麼快啊？”雷天元驚恐地反問了一聲，然後臉上抽動著橫肉，道：“放心處座，就是共軍明天進城，我們也絕不會讓手上的那些共黨分子有一個活到天亮的！”

“好，馬上行動！動作要快，要利索！”徐遠舉作最後的交代。 “是！” “叮呤呤——”雷天元的電話又是一陣暴響。 “雷長官，我這裡近200號犯人要處理，照我現在的人手，估計明天上午都處理不完哪！能派點人支援我們嗎？”電話是渣滓洞看守所所長李磊打來的，他在向雷天元求援。 “那這樣吧：我把白公館這邊的人手給你調過去。”雷想了想，說。 “要得嘛！”渣滓洞那邊說完便掛了電話。 “警衛連的人，你們馬上集合！”雷天元命令在白公館外面的偽警衛連武裝人員。 “集合啦！”國民黨特務們忙排成隊，提了槍和其他殺人武器，在雷天元的帶領下，直奔渣滓洞方向。 此後渣滓洞發生的一場血腥的大屠殺我們暫且放一放。回頭再來看看此時的白公館將要發生的事——

此時的白公館像個垂死的老人，方才還是里外三層警戒森嚴、口號聲裡夾著辱罵聲，另加恐怖的槍聲，交織在一起如一座殺人魔穴，這兒會特務頭目雷天元將警衛部隊一拉走，又加上驚恐萬狀的監獄內一下消停了下來，頓時整個白公館顯得空落落又陰森森。 此刻誰最驚恐、最緊張？不是別人，正是殺人魔鬼、剛才還窮凶極惡、瘋狂殺人的看守所所長楊進興。不覺有些心慌意亂，剛才那些被他槍殺的革命者臨死前說的“你必將會受到人民的懲罰”之類的話，像山谷的迴聲一樣在耳邊迴盪，震得腦袋嗡嗡的。是啊，共軍就要打到了，現在形勢緊急而混亂，大官們一個個都在跑，自己一個小人物，萬一跑慢了被解放軍抓住，那可慘透了嘛！再看看這時的歌樂山下，黑糊糊的一片，自己的武裝警衛部隊也撤了，萬一有共產黨的游擊隊摸過來……想到這裡，殺人如麻的楊進興心裡一陣陣發虛。

“陸兄啊，我這邊任務完成了，弟兄們要求撤離。”楊進興這回要來個瞞天過海，便打電話給上司陸景清報告道。 “既然完成了任務，那就撤吧。”陸景清一聽，便同意了。 隨即，楊進興命令手下將二處寄押的本來分散在白公館樓上樓下幾間牢房的16個男囚犯全部集中到樓下二室。另有樓上還剩下的郭德賢和她的兩個孩子。 “撤！馬上撤！”楊進興向他的一群驚弓之鳥一揮手，離開了白公館，自己比誰都跑得都快。至於監獄裡這19個人怎麼辦，他已經顧不上了。這時，看守楊欽典和雜工李育生尋機轉到樓下二室，楊欽典把這些情況都給羅廣斌他們講了。 楊欽典1920年出生於河南郾城縣，自幼家貧，只念過一年多私塾，為求生計，18歲即入伍當兵，靠吃苦肯乾混到上士班長的地位，1946年被抽調到白公館看守所任看守，巴望著能由此更上一層樓，再弄個一官半職，因此也賣力地在長官差遣下做過不少壞事，如參加殺害楊虎城、“小蘿蔔頭”的行動等。此人長期混跡軍旅，身上既有服從、效忠的軍人習性，也有北方人的豪爽、倔犟的性情，卻不太會逢迎巴結，做人的良心未完全泯滅，因此混了多年也沒受到重用，只是個上士，在看守所裡被調東遣西，倒霉受氣跑不掉，升官發財卻沒份，所以日常中不免流露出一些不滿情緒。這一切，都被具有豐富鬥爭經驗和敏銳觀察力的獄中革命者註意到了。

“盡力做好楊欽典的策反工作，以備同志們越獄計劃所用。”這是獄中黨組織定下的一項特殊任務。在監獄所有革命者的生命攸關時刻，黨的這項決定便成了特別重要的任務。獄中的同志一致認為：策反楊欽典這樣一個人，比黨組織企圖通過內外接引實施營救計劃更實際，也更容易實現。 革命者在獄中一直注意捉摸獄方看守人員的情況，平日很注意觀察看守人員的一舉一動，伺機進行策反工作，以爭取其在關鍵時刻能提供幫助。獄中策反是獄中鬥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內容，與公開的對敵鬥爭比較，它更需要講究鬥爭策略和鬥爭方法。看守們長期受到當局的欺騙教育，對共產黨人和革命者懷有本能的敵對情緒，沒有經過水滴石穿、鐵杵成針的艱難過程，是達不到目的。在對敵策反過程中，稍有不慎，即會造成巨大的損失和犧牲，這方面是有著慘痛而深刻的教訓的，如許建業烈士被捕後，看守陳遠德的欺騙手段給地下黨組織造成的破壞。楊欽典表現中的細微點滴，都沒有逃過獄中革命者的眼睛，他被列為爭取教育和策反的對象。一有機會，革命者就給楊欽典談形勢、講政策，鼓勵他立功贖罪、棄暗投明。特別是陳然，對楊做了大量工作，影響至深。陳然是河北人，楊欽典是河南人，都是北方人，陳然就與楊拉北方“大老鄉”關係，從談鄉情，拉家常，到講社會為什麼貧富不均，進而講我黨的宗旨、方針和政策。經過長期的循循善誘，再加上陳然的性格直爽剛烈，很為楊欽典敬佩，所以楊對陳然的話深信不移，同時感到自己接觸到共產黨與長官宣傳的共產黨完全不一樣，大部分是好人、是漢子。除了陳然之外，羅廣斌也是楊欽典很佩服的人。羅廣斌家裡很有錢，但他參加了共產黨，甘願過苦日子，徐處長幾次讓他只要簽字就可釋放，但他都不簽，也是條漢子。在獄中革命者的的感召下，楊欽典從心底里願幫助獄中革命者，他值班看守時，有意延長放風時間，見政治犯在傳遞消息，也視而不見，後來他還甘冒風險給難友們轉達消息，從獄外帶回藥品、食品等。特別是陳然的犧牲，對楊欽典觸動極大，他覺得陳然這麼好的人，政府都要殺，這個政府、這個社會真是太壞了!在這次大屠殺中，他想躲避不參加，但又怕特務組織的疑心和殘忍，稍有不慎，自己也會人頭落地，只好跟著楊進興行動。在屠殺現場，他總是裝出一副被嚇壞的膽小樣子，經常連槍都掏不出來，氣得楊進興大罵他是個廢物。

楊欽典在解放後的交代材料中這樣寫道：“我和羅廣斌、李蔭楓、陳然最好，開始我對國民黨是不滿，愛發牢騷，看見國民黨腐敗、做事不公開，常吹牛拍馬的就吃得開，不這樣乾就吃不開……經常和羅廣斌、陳然、李蔭楓等在一起，看到他們思想正確，一切談話都是有條有理的，比方說，法官叫羅廣斌寫悔過書等，寫好就放他出去，他都不寫，你要放就放，我是不寫。陳然也經常說他們革命不是為私人，一切為後代，我們講話一般在放風、散步及我當值日時講的多，因為上面叫了解犯人的思想情況，誰挑皮呀，誰搗蛋呀；都要報告，所以當值日的時候的多一些，都是年青人，又是北方人，能說得來。上面要放羅廣斌出去，他都不出去。我看共產黨是有辦法的，他們不是為了私人，為了私人他還不出去？這些事情都感動我……”

在談起當年白公館大屠殺後的情形時，他這麼說：“雷天元帶著便衣們到渣滓洞去後，白公館這邊就亂了，也沒有我們的人了，大家都在愁，說就這咋辦呢？我們幾個看守的很恐慌。獄中的那些人又在緊張地問我們咋解決，是殺，是放。我只能說只有聽候命令，羅廣斌他們就說：楊班長救了我們吧，開開門我們一起走吧！又說：你只要把我們救出去，保證你沒啥問題。我說，天還早呢，我不敢走，慢慢等吧。大約十來點鐘的樣子，我告訴警衛把東西收拾好，就到樓下和羅廣斌他們定了個計：我說到時我出去把崗撤了，我們看守的人先走，我再把鎖打開，把白公館的院門閉好，然而將把鎖好好掛在門上——其實是假鎖著。我再到樓上蹬三下腳，你們聽到人的暗號後，等上十幾分鐘等我們的崗哨撤了你們就出去，順便把門上的鎖扔了，各跑各的。我當時心裡想，如果有雷天元方面的人看到了，一看鎖是扔掉的，就會認為是監獄裡的犯人把鎖砸開的，這樣我的責任就輕了。計謀定下後，羅廣斌、李蔭楓對我說，你出去後千萬別跟國民黨的部隊跑，如果那樣你走到那裡也跑不了。李蔭楓還說，你出去到我家裡住，解放了我們會再見的。我說中，我堅決不跟部隊走。說完上面這番話，我就出去和三班長安文芳把哨崗撤了。這時，我又假裝拿東西，到樓上蹬了三下腳。出來後我和三班長一幫人就往市裡跑。一路上，有的人往汽車上趴，往成都方向去了。我沒有走。第二天，也就是11月30號，解放軍部隊就到了重慶市裡。又過了一天，我在街上看見解放軍貼出的佈告叫我們這些國民黨的散兵殘餘去登記，我就到軍管會登記了，當時還交了一隻美國左輪手槍，後來在街上碰見羅廣斌、楊其昌、週居正他們，還有那個女的和她的兩個小孩，他們說叫我到脫險同志招待處去登記。我又去了。再後來我就回了河南老家當農民，接受改造……”楊欽典的問題在羅廣斌等同志的證明下，得到了政府的正確處理，他也成了一名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另一位被地下共產黨人們爭取過來的國民黨反動看守李育生，是四川綿陽人，販過大煙，開過鋪子，還當過土匪、袍哥，因為盜賣軍統物資，1946年被捕入獄關進白公館。他為人仗義、豪爽、熱情、 肯幫忙，平時最喜歡同“政治犯”們交往，獄中革命者也經常給他講如何做人的道理。李育生被關押一年多後，就被安排在白公館內做雜工，有半自由身份，煮飯、購物甚麼都乾，利用這些機會，他為難友們做了些傳書帶信的工作，大家都非常喜歡和信任他。大屠殺之前幾個月，獄方要他取保釋放，但黃顯聲、譚沈明等都勸他不要走，將來一起出去，他就藉口找不到保人留了下來，繼續暗中幫助難友們。 聽了楊欽典說的情況後，羅廣斌他們乘機給楊欽典做工作，勸他不要跟特務部隊走，把這19個人救出去立功贖罪，解放後保證為他證明，並為他解決工作。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楊欽典終於把門鎖打開，但未取下。為了穩妥起見，楊欽典與羅廣斌約好，他和李育生先上樓觀察動靜，看警衛部隊是否撤走，如果撤光了，就在樓板上跺腳三下為信號，下面的人聽到信號就把鎖取下跑出去。

牢房裡的16個人，個個屏住呼吸，靜靜等待著生死攸關的信號。突然，樓上傳來“咚、咚、咚”三下響聲，幾秒鐘的沉寂後，牢房裡出現了一陣騷動，大難不死的難友們緊緊擁抱，淚飛如雨。在這緊要關頭，羅廣斌站出來宣布：“我是共產黨員，同志們聽我指揮。越是緊要關頭，越是要沉著冷靜。”緊接著，他把突圍的路線告訴大家。並按身體強弱搭配，分編小組，指定週居正、李蔭楓上樓照顧郭德賢母子三人。他要大家團結合作，一齊衝出死牢。 魔窟的大門打開了，難友們在夜幕掩護下，相互照顧著外出監獄。未料他們剛跑到監獄離公路一半距離時，亮著明亮車燈的汽車從渣滓洞方向駛過來，在車燈的照射下，車上的特務發現行人，“什麼人，站住!”緊接著是拉槍栓的聲音。 “二處的，不要誤會。”機警的人回答到。 “口令!”沒想到特務會問口令，當然答不上來。 “噠噠噠”，特務開槍了，密集的子彈飛過難友們的身旁，劃過一道道耀眼的弧線，尖厲的槍聲在死寂的夜裡迴盪。難友們迅即掉頭，向白公館後山跑去。黑夜中，視線不清，方向難明，亂石滿山，雜草從生，難友們不顧一切地在樹林草叢亂石堆中摸爬。由於特務的驚擾，一起跑出來的19個人，此時也被沖散了……

在剛剛經歷大屠殺的殘暴恫嚇之後，又要經過這場驚心動魄的大逃亡，這對每一個親歷者來說，都是永生難忘的記憶。 我們來聽聽幾位脫險志士的回憶吧—— 鄭業瑞回憶：“當大群特務在渣滓洞殺人放火的時候，我們在白公館的同志得到爭取過來的特務楊欽典的幫助，打開了牢門的鐵鎖。當時楊欽典和幾個交警隊的特務兵監視我們那間屋，準備等楊進興過來後動手殺我們。楊進興回來之前，李育生同志割斷了白公館的電線，所以楊回來後搖不通電話，以為重慶解放了，慌忙跑到白公館下面的交警隊去再換電話，就在這個片刻間，楊欽典騙走了大門口的哨兵，我們室內同志分作兩組，由羅廣斌和我任組長，他開路我斷後，衝出了白公館的大門。但還未到籬笆邊就遭到馬路上的哨兵的射擊，小組失去聯絡，只好分散突圍，我向著歌樂山的方向爬行，在半山遇見另一沖出的同志王國源（民革黨員）與他一道繼續前進，天拂曉時爬到了楊公橋後面的小山，在一家破爛的農民房子中躲了幾個鐘頭，後換下囚衣，洗淨了血跡，經南開中學後門逃到了重慶大學，途中又遇見逃出的杜文博同志，於是我們三個人冒險向重大一個看來較和善的女同學自介請她幫助，幸好這個同學不是壞人，把我們藏在基督教青年會內的小室中，並給我裹傷（我頭部輕傷）。第三天重慶解放，我們才算完全脫險……。”鄭業瑞在解放後對川東地區的農業發展是有突出貢獻的。他喜歡思考問題，對社會政治也頗有研究。假如沒有“文化大革命”的衝擊，這位農業科學家必定有對社會更大的貢獻。可惜英年早世。

脫險志士杜文博這樣回憶他從白公館逃出的經過： “1949年11月27日下午四點左右，敵人先在白公館各牢房提出了幾人，我們同室的有劉國鋕、譚謨（受傷後未死），說是轉押別處，以後事實證明是被殺害了。當晚，又把其他牢房的一些人集中在我們牢房，大概有十五六人，看守員楊欽典來告訴我們，說他們（指偽二處抓過的人）立即要到渣滓洞去，現在有機會可以沖出去，他願意幫助我們。（據說此人是由王朴、陳然、劉國鋕、羅廣斌利用特務內部矛盾爭取過來的，解放後曾由當時市委或軍管會送給路費，遣返回他原籍。）並設法給我們一些槍支彈藥，後又在我們牢房外向我們說，槍彈沒有，他設法找一斧頭給我們打開牢房。又說，除羅廣斌一人押運台灣外，其餘的人都要處決，並與我們留有暗號，在樓上踏腳三下，你們就衝出去沒有腳聲就不要動。這時我們就听到渣滓洞那個方向有密集槍聲，判斷那邊一定出了事。深夜，我們聽到樓上三響腳聲，羅廣斌立即對我們說：'我是共產黨'，他帶隊去前頭，一個年輕的人照顧二三個老年人，排成單行走出牢房。……剛走出大門，就听到坡下的人問'什麼人？'不知是誰答复的'二處的'，又問口令，就沒有人答上了，立即從坡下就有人開槍向我們射擊，我們十幾人在黑夜裡被打散了。……我在一個山洞裡躲了二天。29日晚上我才從南開中學（現第三中學）後來走到沙坪壩我一個遠房兄長那裡。”杜文博又回憶說：“27號前幾天，我們從特務的行動，如清理圖書、檔案，神色慌張，並把我們的頭髮剃光、不放風等現象，以及從楊欽典手裡給了羅廣斌一點報紙，和他給我們透露的一些消息中，知道重慶不久快解放了，我們曾公開向另一位姓宋的特務說，要他協助我們出獄，他答复我們'上面叫我怎麼辦，我就怎麼辦'，我們向他擔保以後負責他的生命安全，但沒結果。解放後，此人被捕槍決。楊欽典是承認幫助我們的，此人遣返回原籍後，就不了解了。解放後幾天聽看守員楊欽典告訴我們，原來特務的計劃是要陸續處決白公館的人，再處決渣滓洞的人，時間比較長。因聽說解放軍從各方麵包圍了重慶，才恢復原先的計劃，因渣滓洞的人多，所以要集體屠殺，後又用煤油毀屍，27日晚上，因他們要趕快在渣滓洞處決二百多人，所以有這個空隙時間，我們才脫險。” 杜文博解放後長期在民革重慶市委工作。他為宣傳烈士精神做了許多有益的社會工作，他與劉德彬、郭德賢、孫重在重慶與第29中學與該校的老師一起共同開展了“紅岩班”的創建活動，廣受群眾歡迎。 另一位脫險者毛曉初這樣回憶他及羅廣斌等人脫險的經過： “1949年11月27日，晚上，大約到了十一點鍾光景，特務突然停止了提人出去槍殺，直接把各囚室還未提出槍殺的集中到二號牢房（二號囚房未提出槍殺的有五個，由其他囚室押進的有十個，在樓上的郭德賢及其子女三個未動）共十五個，集中以後，原站在監獄內的崗哨特務（這種崗哨是執行大屠殺時臨時站定的，不是日常固定的崗哨）陸續撤出去了，繼後，楊進興等看守所的特務到樓下各處巡查後也出去了。當晚值班看守特務是楊欽典，一直沒有離開樓下，記得楊進興等特務出去了一段時間後，只見羅廣斌走到二號房風門口找楊欽典悄悄地談話，我的位置距風口較遠，事先楊又叫喊：大家不能動，我聽不清，他們談些什麼，但是又不知道把大家集中到二號房到底要幹什麼，我想他們的談話，對於到底怎樣處置我們會有關係的，出於打聽點他們談話的心理所驅使，我慢慢地向風口移近了些，還聽到羅廣斌對楊說什麼：'你要想坐飛機跑台灣，根本沒你的份，搞那麼多年，你還不是個上士，只要你設法能救出一個，把今晚大屠殺公諸社會各界，你就算立了大功，你要相信共產黨的政策'等語。（我在向風口移動時，記得鄭業瑞也在動），記得楊當時未吭聲，又聽到羅說：'你要想辦法嘛'，楊仍未吭聲，我不禁就叫：'能給我們搞到槍就好了，我們能打出去就打出去'記得鄭業瑞在後邊也附和了幾句，楊見有人插話，又叫喊起來：'各人坐回自己的位置，不准亂動誰動就打了誰'。我回到自己的床位上，但不久見楊出去了，誰也不知從哪兒傳開了說：'能出去的只有羅廣斌了，坐飛機到台灣，其他的都要集體被槍殺了'。當時我也信以為真，就跑到羅的面前說：如能出去，給我家裡帶個信（記得我向羅說了自己家的住址，叫我媽不要傷心，叫我老婆自處，她還年輕），記得鄭業瑞，還有好幾個圍著羅都叫給自己家裡帶信，羅發急了說：'我一個人不能出去，要死大家就要死在一起，信也帶不了'。楊不久回到樓下，大家的叫嚷停止了，各回原位，楊與羅又悄悄在風口談什麼，之後，楊又出去了一趟，回到風口處，楊給了羅一把鑰匙，楊就匆匆出去了，這時羅就向大家宣布什麼：'楊欽典答應了把通路的門先打開，二號房的鑰匙給了我，他有信號！要樓上蹬足三聲就表示通路的門打開了，過了十分鐘我們才能打開二號房衝出去。'並宣布什麼：'衝出去的路線是向後山坡，老幼互相照顧，三人一個小組'，他還臨時指定杜文博、週居正、鄭業瑞、毛曉初及他本人，各照顧一個組，扶持老人。羅一宣布後，大家就忙著準備，我趕緊換了衣服（把囚衣脫下換上進獄時自己身上穿的衣服，又換上自己穿的皮鞋，皮鞋底下曾藏有文澤烈士的詩稿，那是彼此原來交換的詩歌），也有換衣的、也有打小包袱的，亂作一團，突然聽到樓上蹬足三聲，這時見羅就拿鑰匙打開二號房的鎖了，大家就匆匆忙忙往外衝，我見有兩個老頭就扶他們一起走，臨時互通姓名，才知一個是周紹軒、一個是尹子勤，我們剛到白公館看守所的廚房後面，就听到山下有人問口令（往山下衝有條較寬的大路，到山底有個固定崗哨，出來的人有的往山下跑了）。接著，我們就听到密集的槍聲，我把周、尹扶進亂草叢中後，叫他們各自分散走，我就單個一直向後山沖。黎明時，我看清了地形，才鼓足勇氣跑上歌樂山的師範學校後面的那座山頂（未被捕前，我有同鄉同學在師範讀書或工作，曾到學校玩耍過）。到了傍晚，我進了師範學校，在同鄉康順天處住了一夜。 29日，我又到北碚鄉村建設學院同肖立、楊家珍處住下來，直到1949年12月2日，我才回到重慶市內，那時到處是解放後的新景象……。 ” 毛曉初，被捕前是重慶大學的進步學生。解放後長期從事學校和科研單位的教學與研究工作。是當年白公館與羅廣斌一起製作那面“五星紅旗”之一的難友。 在這場大逃亡中，最艱難的當數女難友郭德賢了，因為她的身邊有一個6歲兒子小波和5歲的女兒小可。當時郭德賢的牢房在二樓，2009年3月8日，筆者在重慶紅岩村有幸與這位大屠殺中英勇脫險的女性見面並聽講述那段驚心動魄的脫險經歷： 當時84歲的郭德賢老人這樣說：“……27日那天晚上，我看見一批批同志分別被敵人拉出去槍斃的情景，我知道自己肯定是免不掉一死了。當時最緊張和害怕的是我的兩個無辜的孩子，唯一心存的一個念頭是敵人不至於將他們也一起殺掉吧。可老實說，又很害怕，因為就在幾小時前，敵人不照樣把王振華、黎潔霜夫婦的兩個小孩都殺了嗎？我女兒與兒子，一個4歲，一個才2歲，這麼小他們就沒得活命……這麼一想我緊張極了，可又無可奈何！敵人是瘋了，一群瘋了的人你能想像他們幹出什麼呢？到了天黑，我給孩子們我把他衣服都脫掉，讓他們睡下，並在每個炕頭上放了兩塊糖——這是平時難友們通過各種秘密渠道送進來的。然而我又寫上他們倆個的姓名、出生年月和一些經歷，用一個小盒子裝好，放在小波的大衣口袋裡。當時我想，這一夜我早晚給讓敵人拉出去槍斃的。我死後，兩個第二天醒來時，吃了糖後見我不在了，就會自己走下樓的，走到外面也許被什麼人發現，如果碰上好心人可能會收養他們……這一夜，白公館裡面隨時聽到各種聲音，有特務分子打人罵人的，也有難友們高喊口號和打招呼與我們'再見'，還能隱約聽到斷斷續續的槍聲。說不害怕是不可能的，可害怕又有什麼髟呢？我們既然是革命者、共產黨員，又困在敵人的牢房子裡，只能面對死亡。於是，我獨自坐在安睡著的兩個孩子身邊，望著可憐的孩子們，想到他們馬上就要失去媽媽關愛的情形時，心裡像刀刺一般。大約到了深夜兩點鐘的時候，突然聽見有人在敲門，我以為是死期到了，可忽然聽到的是小羅（羅廣斌）的聲音，他叫我趕快走。羅廣斌共產黨員，我跟他熟。他急促地對我說：他們都撤退了，讓我馬上帶著孩子跟他們一起逃出去。我一聽，趕忙叫醒孩子們，慌忙地給小波、小可穿上衣服後帶到樓下。這時，週居正過來幫我背小波，所以我就自己背上小可，然而跟著大夥一起往外逃生。哪知剛逃到白公館的石梯，警戒線外的衛兵還沒有完全撤走，對方一聲：'口令'，我們一個也沒能答不出來，於是只聽機關槍像雨點似的掃射過來，我們十幾個人便一下就四面散開奔跑。我背著小可拼命地向山坡上逃，身後只聽機槍子彈'哚、哚……'的亂響，那時啥也顧不上了，一個勁地背著小可跑回到白公館監獄的廚房後面那個石梯上，在這裡見了另一位逃生的李蔭楓先生。他問我：'傷著了沒有？'我摸了摸小可，又摸自己，說沒有受傷，但就是雙腳軟得邁不開步子。正在這時，好幾隻電筒光和機槍聲又跟到了我們身後。我帶著孩子又和李先生只好逃命向山上跑。跑到半山時。我實在是跑不動了。李先生便說：'你和孩子就躲在那草叢裡休息一下吧！ '，說著他把他的大衣脫給了我。就在這時，後面的電筒光又追來了，轉眼間李先生也不見了，我按住孩子躺在那草叢裡不敢出聲……幸好追來的特務未把我和孩子搜到。片刻，我突然聽到女兒小波在附近叫'媽媽'。我又高興，又緊張，想答應她，可又不敢答應。後來再也沒有聽到她叫了，我又擔心得要命，怕她出事了，後來才知道是背她的周居正同志摀住了她的嘴不。要不，如果我出聲答應了女兒，或女兒再要叫媽的話，可能我們都得被追趕來的敵人發現後用亂槍打死了。這一幕好懸……。就這樣，我摟著兒子小可在草地裡躺了好一會兒，聽見特務們的汽車匆忙地在山下疾駛的聲音。直到東方發白，我直起身子，往四周看——見渣滓洞那邊的火光正燒得漫天通紅。心想那邊一定出大事了。於是，我馬上背起小可往渣滓洞的相反方面的向歌樂山上跑，走著走著，腳底感覺特疼，一看是雙腳光著的，也不知道什麼時候鞋子掉了。那個時候，逃命第一，啥都顧不得。後來我們翻過了幾重山，跑著跑著，看到了公路，我認得這條路是通往成都的老渝成路。這時天有些亮了，看得到路上逃難的人很多。我心想，現在已經逃出白公館魔穴了，誰都不會認識我，再看看自己的樣子，也很像個逃難的人。在監獄裡，平時只有穿囚服，27號晚上，我知道自己要被敵人槍斃了，就乾脆換了入獄時帶進來的旗袍，所以現在逃出來後，覺得這身衣服讓我更像是個富家的逃難者了。這時，見路邊有個茅舍，便想進去歇一下。走近一看，裡面有位老婆婆，我告訴她，自己是做小的——就是富人家的小老婆，男人是做生意的，現在重慶在打仗，沒處跑了，想在這兒住一宿。老婆婆一看我帶著孩子，不像個壞人，便說，你就住嘛！又說，她只有紅蓍吃。我忙說沒關係，啥都可以。老婆婆不僅讓我和小可住了下來，還給我娘倆各找了一雙鞋。睡了一天，第二天是29號，我看到公路上的解放軍，便瘋似的跑過去大喊：'解放軍同志，敵人在大屠殺，你們快去救救我們的同志！ '說著就軟倒在地上……” 郭德賢後來帶著兒子住進脫險同志接待所，得到了很好的保護。可是她的女兒小波卻走失了，是特務在追搜時，原先背著她的周居正與她失散了。 29號那天，同是從白公館脫險的羅文斌再見到週居正時，卻沒有看到小波。知道原因後，羅廣斌立即組織大學和中學的學生們到歌樂山上去找，然而幾乎翻遍了歌樂山，也沒找到小波。當羅廣斌將實情告訴郭德賢時，郭一聽便昏了過去。 幾天后，小波終於找到了。郭德賢喜出望外。原來事情是這樣的：大屠殺那晚，週居正背著小波逃生時，遇上追趕來的敵人，一慌神，倆人一跤跌倒在山坡上，背上的小波被摔出好幾米遠。這時，四周漆黑一片，週居正爬起來四下摸了摸，沒有摸到孩子，又不能呼喊，便獨自藏了起來。 5歲的小波一時也被嚇蒙了。當她爬起來看身邊空無一人時，驚恐地躲在梯田的小水溝裡不敢動彈。這時，特務們的車燈從她身邊一晃而過。她頓時害怕了，叫了聲“媽媽”，見沒人應她，便再不敢啃聲，加上又嚇又累，便一頭睡倒在田坎上。當她睡來時，天已大亮。一隊國民黨士兵從她頭上的田坎走過時，她招手說：'叔叔，拉我上去。 '一個士兵以為她是那家百姓的孩子，伸手將她拉了上來，並問她：'你去哪？ '她說：'你們去哪，我就去哪。 '”國民黨士兵們覺得這個小女孩挺有意思，便將她拉上車，拉到了他們要去的地方——重慶市中的'精神堡壘'處，即現在的解放碑一帶。到了那裡，國民黨士兵們把小波丟在了馬路上。可憐的小波不敢遠行，只得在路口上游盪。天黑時，飢腸轆轆的小波蹲在了一個水果攤旁。攤主是位女的，叫王素珍，她早就注意到這個沒人管的孩子，便問小波：'你住哪？'小波馬上回答說：'我住白公館。'王素珍是個老百姓，也不曉得白公館是乾什麼的，只知道能住公館的必是有錢人家，可眼前這個小姑娘為何卻穿得這樣破呢？收攤時，小波無處可去，王素珍便把她領回了家。到家後，夫婦倆給小波吃飯，洗澡，換衣服，把她當作一個女兒養起來。王素珍家意外得了一個“女兒”喜氣洋洋，這邊的郭德賢可是整天為失去女兒哭得要死要活。黨組織和政府對她的事異常關心，派人四處張貼尋人啟事，懸賞尋找一個穿著紅毛褲的女孩。不久，一個市民提供線索：11月28日凌晨，在'精神堡壘'附近，有一群國民黨士兵，從軍車上抱下一個穿著紅毛褲的女孩。這說明小波肯定還活著，黨組織立即派人到重慶的《大公報》上作廣告。說來也巧，一張登有這則廣告的《大公報》正好貼在王素珍的水果攤旁。王不識字，但讀報人的議論引起她的注意。她便請人把報上的字讀一遍，當知道報上要找的孩子正是自己身邊的這個女娃時，激動地摟住小波，喊了起來：“波兒，你的媽媽找到啦！ ”王素珍這對好心的水果攤夫婦，立即抱起孩子，直奔臨江門脫險同志招待所。 “媽媽！媽媽——” “波兒！波兒—— 郭德賢母女抱在一起，悲喜交加。 4歲的小波在流浪數十天后終於回到了母親的懷抱。 至此，關於白公館的這場大屠殺的敘述可以作一暫時的落停。此次國民黨反動派革命志士的大屠殺中，共計有羅廣斌、週居正、毛曉初、鄭業瑞、任可鳳、段文明、賀奉初、杜文博、楊其昌、周紹軒、尹子勤、 王國源、李蔭楓、江載黎、李自立、秦世楷、郭德賢、郭小波、郭小可等19人，在楊欽典、李育生的幫助下成功越獄脫險。另加死裡逃生的譚謨，共20人是倖存者。現在仍在世的只有郭德賢、郭小波、郭小可三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