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第十四章和平協定的關鍵時刻，一波三折

（1949年4月15日—22日，北平—南京） 黃紹竑沒有想到，周恩來一大早就趕來機場送他和屈武。 4月16日這天清早，黃紹竑和屈武分別乘車來到西苑機場。他倆於昨晚夜深被南京政府代表團推舉，攜帶中共的和平條款，飛回南京去請示。推選他的原因，自然是認為他曾是桂系三巨頭之一，希望他說得動李宗仁、白崇禧接受條款。推舉屈武，是因為屈武是國民黨元老於右任的女婿，便於在南京做說服工作。 這次，西苑機場的停機坪上特別熱鬧。周恩來率領中共的和談代表葉劍英、林彪、林伯渠、李維漢等都來了，張治中、邵力子、章士釗、劉斐、李蒸等南京方面的代表也都到機場送行。大家都說著祝愿的話，祈願和平早日實現，使機場上的氣氛顯得十分熱烈，這和半個月前南京政府代表團抵達這個機場時受到的低規格冷清接待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這顯示了中共方面對達成和平談判協議的誠意。黃紹竑還在人群中認出了白崇禧的外甥海競強；海競強是桂系精銳部隊第四十六軍一八八師師長，在山東萊蕪戰役中被解放軍活捉，這次被中共寬大釋放後，今早周恩來讓其隨黃紹竑同機返回。這是中共方面對桂系表示友好的一種方式。

這次黃紹竑到北平時間不長，卻感觸良深，終身難忘。本來他見到南京和平空氣冷淡，想置身事外而於2月底飛到香港逍遙暫住。但李宗仁屢發電報催他回南京作和談代表北上，面子上難以推卻，他只好於3月29日才趕回南京，4月1日就匆匆隨團到北平來了，其實他早就看透蔣介石想利用李宗仁出面進行和談來喘一口氣，老蔣哪裡會同意中共的八項條件呢！他剛到北平不久就病了，舊病心臟間歇症復發，被從六國飯店送進北京醫院。在北平好幾件事觸動了他。觸動最深的兩件，一件是傅作義的談話，一件是毛澤東的接見。傅作義是在家裡請他吃飯的，兩人是舊相知，無話不談，聽了介紹北平和平改編的經過，他對於傅先生為了減輕人民痛苦、保存千年古都的所作所為，深為敬佩，認為這是對國家對民族所作的重要貢獻。他亦最是難忘毛澤東的香山接見，勝利進城後還要吃苦奮鬥的偉人風範使他受益匪淺，感慨萬端。他最吃驚的是毛澤東都風聞他能寫好詞，稱讚他富於文學天才。見過毛澤東回來，住在北京醫院的病房裡，他興致很高，興之所至，填了兩首《好事近》，題名《感時》。現實錄如下——

他借寫景以抒情，欲問新月幾時圓得，表達了對和談早日成功的嚮往和祈願。 劉斐看了，贊不絕口，連說：“絕妙好詞！絕妙好詞！” 他對這次和談的進展，是滿意的。能夠拿出一份國共雙方代表都認可的條款，已經相當不容易了。這次和談，在未正式開會前，雙方代表分別對談，反复磋商，充分交換意見，闡明觀點。正式在勤政殿開會時，南京代表對協定草案，所提修改意見以書面寫出，總計40餘處，被採納者半數以上。好像爭議最大的八條中的第一條懲辦戰爭罪犯，在李宗仁代總統所承認的原則之下，經南京代表團再三請求，中共毛澤東主席同意寬大對待，第一款第一項，已將條文改成“一切戰犯，不問何人，如能認清是非，翻然悔悟，出於真心實意，確有事實表現，因而有利於中國人民解放事業之推進，有利於用和平方法解決國內問題者，准予取消戰犯罪名，給以寬大待遇。”作了這樣的修改和補充後，平心而論，中共做到了堅持其所應該堅持的，忍讓其所可以忍讓的，既嚴正掌握原則，又抱虛懷忍讓態度，使他和南京代表團諸位同仁不得不佩服。

《國內和平協定》這八條二十四款，由中共代表團首席代表周恩來於4月15日在勤政殿舉行的雙方第二次會議上宣布，並限定談判以4月20日為限期，南京代表團是否願意於協定上簽字，須於4月20日以前表示態度，4月20日為簽字日期。 由於時間十分緊迫，南京代表團於當晚半夜散會後回到六國飯店馬上研究，大家都認為這個協定中共已作了較大的讓步，而現時國民黨不比以往，是“戰敗求和”，只有以國家元氣、人民生命財產為重，因而接受協定，以誠心承認錯誤，以勇氣接受失敗，總比頑抗到底、失敗到底為好，深更半夜，經過充分討論，大家一致表示接受這個《國內和平協定》，並推舉黃紹竑代表和屈武顧問攜文件回南哀去，勸告李宗仁、何應欽接受。

當晚2點左右，周恩來得知黃紹竑被推舉回南京請示，立刻在六國飯店裡單獨召見他。兩人一見面，周恩來關心地問： “季寬先生，你的心髒病好些了嗎？” 他說：“大約今晚有些激動，心臟間歇得更加厲害了。我明早還是要銜命前去的。” 周恩來說：“你辛苦了！明天還要帶病乘飛機，為了保險起見，我準備囑咐北京醫院派一個大夫陪同你前往。” 他說了兩句感謝的話。 周恩來望著他說：“你肩上的擔子不輕喲。我們等你回來。我告訴你，即將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已經選定了中南海這個地方辦公。前些天，我們在裡面的勤政殿這間屋子裡，商議了和平協定。我希望協定簽訂後，國共兩黨的領導人今後還將長期在勤政殿一起共商國事，去建設一個人民自己的強大的新中國。你把這個意思，再次轉達給李德鄰先生。希望他能飛到北平來簽字。”

他說：“照我看，協定簽不簽得成，至多是五十對五十的希望，或者還要少一些，我總努力去進行就是了。” 周恩來還告訴他：“剛才我跟毛主席通了電話，他祝你和屈先生一路平安。毛主席說跟你相約過，等簽訂了協定你們要填詞唱和。” 他有點激動：“周先生，不管協定簽不簽得成，我都要回來的。” 周恩來最後對他說：“為了表示我們對和談的誠意和對桂系的希望，我們釋放了白先生的外甥海競強師長，你明天一起帶他回南京吧。” 他辭別了周恩來，離開六國飯店回到北京醫院，已經是夜裡3點多鐘了。幾個鐘頭後，便是4月16日早晨，當他和北京醫院派出的趙大夫坐汽車到西苑機場時，沒想到周恩來和其他代表都到機場來送行，因而益發增加他此行的責任感。

當天中午時分，飛機飛抵南京。他和屈武一同到傅厚崗李宗仁官邸住下，北京醫院的趙大夫住到了首都飯店。當天下午4點多鐘，李宗仁就在公館開了一個小型會議，只有李宗仁、白崇禧、何應欽、黃旭初、黃紹竑和屈武等六個人參加。他掃了一眼與會幾個人的神態，知道都希望他攜回適合於他們口味的和平條款。他從皮包裡拿出那份文件時，說：“中共首席代表周恩來再三說明了這個《國內和平協定》是不可變動的最後稿，簽字時限是4月20日，如政府同意就簽字；否則，他們就馬上渡江。協定簽字後，中共將選定長江上下游十個縣由解放軍和平渡江，接受江南地區。如政府同意於4月20日前簽字，中共方面希望李德鄰先生、何敬之先生、於右任先生、居覺生先生、童冠賢先生五位同來北平參加簽字儀式。文白先生委派我和屈先生將這份最後定案帶回南京來請示。文白先生和諸位代表希望協定早日簽訂。”

他簡要地報告了和談經過，隨即將《國內和平協定》交給李、白、何等人傳閱。這幾個人聽了他的介紹，急促地看了文件，個個面面相覷，都不發一言，空氣極為沈悶，各人的臉色極為陰沉難看。白崇禧忍不住了，首先怒沖沖地指著黃紹竑說：“為難你呀，像這樣的文件也帶得回來！這樣苛刻的條款我們能接受嗎？！” 何應欽則冷冷地說：“這麼重大的問題，不能夠隨便決定，行政院要開會研究討論才好答复，好在距離答复期限還有幾天嘛。” 李宗仁、黃旭初自始至終，未發一言。會議不歡而散。黃紹竑當晚就往北平給張治中掛了一個電話，報告抵達南京的情形，只是說了和平條款還要由行政院開會討論研究才能答复。 第二天，4月17日，李宗仁派張群乘專機飛赴溪口，將《國內和平協定》交給蔣介石過目。這個行動已經表明李宗仁不想為和平協定簽字，卻不將責任推卸掉。其實，顧祝同早已於16日晚上將協定全文電告蔣介石了。蔣介石看了協定勃然大怒，拍桌大罵：“文白無能，喪權辱國！”蔣介石還當即電示在廣州的國民黨中常會和中央政治會議，用國民黨的黨中央機構發表聲明，拒絕《國內和平協定》。

4月17日晚上，李宗仁把早日召到南京的桂系集團的要員白崇禧、黃旭初、李品仙、夏威、韋永成、邱昌渭和程思遠找到傅厚崗官邸來開會，聽取黃紹竑的報告，並商討對策。黃紹竑本來是想置身事外了，但是李宗仁又電召他去北平參加和談；這北平一行，使他思想轉變，茅塞頓開，促進和平的責任感更強。這晚，他見是桂係自己開會，在座均是熟人，就開門見山，更敞開地說話：“這兩天來，關於和談的輿論很多。有人認為《國內和平協定》是無條件投降的協定，是喪權辱國的協定，這就要看我們從什麼角度來對待它。現在我們面對的形勢，既不是民國十四年（即1925年）在廣州時國共兩黨的局面，亦不是抗戰開始時國共兩黨的局面。我們現在是敗軍求和。當前在軍事上既不能保持均勢，從而在政治上也不可能取得絕對的平等地位。吾人迫於形勢，絕不能同蔣介石共呼吸、同命運。蔣介石還可以退守台灣，苟延殘喘，我們形格勢禁，沒有別的道路可走，只有和局才足以自保。我們要靠蔣介石，是靠不住的，不但是我黃紹竑有體會，在座諸位也都深有體會。”

他瞄了大家一眼，又繼續說：“我們如果及早下決心，德公出面與中共簽署和平協定，德公可以擔任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我們廣西的子弟兵也可以保存下來，兩廣在兩年內不實行土改。這幾項條件，對我們還是有利的。事到如今，我們應該面對現實，思謀自全之道了。” 李宗仁這時說話了：“我對個人去留出處並不計較，我是力主和平而上台的，所謀所作當是為國家為大多數人利益。如果求和不成，我將毫不猶豫卸職歸田，以謝國人。所以今晚開會，我們還是從國家和大局出發來商討。” 白崇禧為和談問題不久前已和黃紹竑頂撞過，這次，白早已聽得不耐煩了，頗帶火氣地說道：“什麼廣西部隊可以保留，兩年不搞土地改革，講得好聽而已，我們遲早是人家碟子裡的菜，只是早晚上席罷了！季寬，你們代表團北上時，明明帶著行政院討論過的'腹案'；像這樣的投降協定，竟然也帶得回來？張文白怎麼就糊塗到這種地步？連我們的基本立場都不要了。我早就講過了，'漢曹不兩立'！”

白崇禧說罷，怒氣沖沖地揚長而去。這晚的會議就不了了之，垂頭喪氣而散。 18日晚上，桂系這些頭頭們仍然在傅厚崗李宗仁官邸繼續密商，仍是白崇禧和黃紹竑繼續交鋒，未得出任何結果。據參加開會的程思遠先生在《政壇回憶》中記載：“18日晚，繼續在傅厚崗會談。李宗仁提出應將和議協定交由'和談指導委員會'討論。這就是說，他個人不願負拒籤和議的政治責任，把球踢到對方的陣營裡（國民黨保守派）去。” 黃紹竑見此情形，十分氣惱，便藉口心髒病犯了住進美國人辦的鼓樓醫院去了。他已經知道和平肯定沒有希望了。 4月19日，行政院在軍校國防部會議廳召開秘密會議，將對和平條款作最後決定。黃紹竑被從醫院請到會上作報告，介紹和談經過。會議是由行政院長何應欽主持的。黃紹竑到會一看，覺得會議的形式很奇怪。代總統李宗仁列席會議。吳鐵城是以中央黨部秘書長，由廣州飛來參加，剛從太原飛逃出來的閻錫山也被邀參加。參謀總長顧祝同也被邀參加。行政院的秘書長黃少谷和其他幾個部長也到會。白崇禧沒有參加。黃紹竑覺得這種會議形式，好似蔣介石未下野以前的最高黨政軍聯席會議，但代總統李宗仁是坐在一旁列席旁聽。會上，吳鐵城、黃少谷、閻錫山等發言逐條批駁《國內和平協定》，反對簽字。顧祝同還列舉解放軍調動的情況，判斷中共正在部署渡江作戰，說明中共和談無誠意。 黃紹竑望見李宗仁靜坐一旁，臉色尷尬，一句話也不說。他很了解李宗仁現在的處境。要是李發言反對和平條款，等於自食其言；因為李不久前還發表過聲明，承認中共提出的八項和平條件為談判基礎，然而內心又覺得那個和平條款於其代總統的既得利益是有矛盾的。他也知道李宗仁還有更大的顧慮，如果表示贊成和談代表的意見，勢必與黨方軍方發生衝突，只要蔣介石在溪口發一句話，李就很可能被拘禁或被哄下台，甚至有生命危險。因而李宗仁只好呆坐一旁，默不作聲。 最後何應欽宣布，這個和平條款是不能接受的，由行政院作答复，決定明日電張治中要求中共延展時間，使雙方仍可就若干基本問題繼續商談。 黃紹竑已經知道是這種結果，並不覺得意外。散會時已是12點鐘。吃過午飯後，他同李宗仁回到傅厚崗公館。兩人心情都很沉重。他感到南京是不能逗留了。他想到明天20日是中共限定簽字的最後時間，張治中正在北平焦急地等候回音呢。他馬上在李公館掛了一個電話去北平。張治中接到電話問：“情形怎麼樣？” 他說：“詳細情形不便在電話裡談，行政院今天晚上或明天就會有書面答复，到時你就知道了。我打算今天下午就飛去香港。” 他聽得話筒裡愣停了一會，接著就傳來張治中“呵，呵，呵。” 他知道張治中已經從他的暗示中明白和談決裂了。 他去意已定，放下電話，就對李宗仁說： “德公，我在這裡沒有什麼事了。上個月你從香港召我回來當和談代表，我已經盡了自己的努力。” 李宗仁望了他片刻，答應了。李當場把總統府參軍長劉士毅找來問有什麼便機南飛。劉說下午有兩趟，一趟是飛上海的客機，一趟是飛廣州的專機。他刻不容緩，叫車直奔明故宮機場，連北平同來的趙大夫也來不及妥為安頓就走了。劉士毅給他送來了150萬元金元券，算是代總統送的旅費。飛廣州的專機是“自由號”，是蔣介石用舊了的專機，降格專供南京政府次要人物乘坐。這回是接吳鐵城由廣州來南京開會，又專程送吳鐵城回廣州去。 他在機場碰見屈武。屈武來送人登機，見了很詫異，忙問：“黃先生，事情（指和談條款）怎麼樣啦？” 機場上人雜，他不便多說，只說：“我馬上就要回香港去了。希望你也快些回西北去吧，在南京久住是沒有什麼好處的。” 屈武被一點就恍然而悟，連聲說好。 他當晚飛抵廣州，第二天轉飛香港。他剛剛住下，就接到消息，人民解放軍已經全面渡江。他曾在回憶錄中記述回到香港後的心情—— 我回到香港不幾日，南京就解放了，不久上海也解放了。我只在報上知道李宗仁一時飛桂林，一時飛重慶，一時又飛廣州。廣州是國民黨最初發源之地，也成為最後埋葬它的地方。如果李、白及早覺悟，尚可簽字得到局部和平解決。我同李、白自小同學，相處數十年，知交最深，尤其最後的和平談判的真正用意也知得最深，所以當初我就不願充當代表。俗話說，“不見棺材不流淚”，他們是見了棺材也不流淚的呵！我去作最後的勸告有什麼用呢？ 4月20日那天，李宗仁、何應欽正式複電給北平張治中等代表，聲明不同意簽字，囑對和平協定草案再作商討，並反對解放軍即行渡江。 晚上，住在傅厚崗69號李公館的黃啟漢，覺得屋裡已經一片寂靜，沒有什麼人上門來了。前幾天這兒人來人往，喧鬧異常，桂系的頭頭們連續兩個晚上在這兒召開秘密會議。沒有人像往常一樣叫黃啟漢參加開會。他想，可能因為他熱心於為中共傳話，已對他不大信任了。他也不在乎。他已經下定決心走自己的路。 當晚，他在書房裡見到李宗仁默然而坐，顯得很疲憊蒼老，夫人郭德潔在一旁陪伴。李宗仁告訴他：“我準備明天上午在總統府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我將發表講話，號召全國軍民同共產黨作戰到底。” 他說：“德公，你發表這樣的講話好不好呀？我覺得還是不講的好。” 李宗仁說：“我不怕得罪共產黨。” 他又勸道：“這不是怕不怕得罪共產黨的問題，而是德公你好像剛在舞台上扮演一個白臉，現在又馬上來唱花臉，這怎麼說得過去呢？保持著一個'和平的總統'不好嗎？” 李宗仁聽了，默不作聲。 他又說：“要發表這種講話，為什麼不由何敬公（何應欽）或白健公（白崇禧）去講，而非要德公你講不可呢？” 郭德潔在旁邊也插了一句：“是呀！讓他們去講好啦。何必樣樣都拉到你身上來呢？” 李宗仁還是不吭聲，但似有所動了。 21日凌晨，他被人叫醒去見李宗仁。李要他陪同郭德潔先到桂林去，李說自己要熬到最後關頭才能離開南京。但他在此次離開北平時已打定主意，告訴周恩來說要堅決投靠人民，不再跟桂系逆潮流而走了。他自從4月3日從北平飛到南京，向李宗仁轉達了周恩來的幾點意見和李濟深的口信。李宗仁沒有表態，反而叫他飛去漢口向白崇禧匯報。白崇禧堅持中共不要渡江。他勸說道：“這是辦不到的。周恩來先生講了，和談期間，中共軍隊不渡江；和談後，談得成就和平渡江，談不成也要渡江。”白崇禧關心的是劃江南北分治，問：“李任公（李濟深）怎麼樣？你跟任公說了沒有，他能不能來武漢？” 他說：“任公說，我們的態度不明朗，他就不大可能來。他希望我們要有自己的打算，要下決心跟蔣決裂而獨立行動，和人民靠攏。” 可是他的話，白崇禧都聽不進，反而忙於每天親自部署武漢的軍事防禦。 4月9日，李宗仁電召白崇禧去南京會商局勢，他也就跟白崇禧一起飛到南京。在這期間，他還想起周恩來的話，而向李宗仁提議：“要馬上解決調一師桂軍來南京保衛的問題。”他當時寄希望於李已經多於白。李宗仁說：“調來幹嗎？調來守住南京，還不是甕中之鱉！”過了一會，李又憤憤不平地對他說：“就說要調來吧，我也不能作主。” 他見經過多次苦勸，並不奏效，因而決心不再跟李、白走下去。當時，李宗仁派機送夫人郭德潔和黃旭初以及程思遠夫人石泓、韋永成夫人蔣華秀等返桂林，讓他陪同。他推說家眷在上海，需要先到上海去一趟。李宗仁同意了，改派別人陪郭德潔等幾個夫人飛返桂林。此時，南京已經隱約聽到大砲聲，解放軍已經進逼國民黨的首都了。 22日上午，他跟李宗仁、白崇禧坐蔣介石派來的“追雲號”專機去杭州。然後，他在杭州轉搭去上海的火車。 5月初，他因為是立法委員，於是在上海託人冒名頂替他的名字向立法院上海辦事處領取了去廣州的飛機票，以逃避特務的耳目。他在上海就潛留了下來。想不到一個十分偶然的機會，讓他獲悉了白崇禧後來極力反對和談的內幕。他在《1949年“和談”的回憶》一文中記述—— 某日，我偶然遇到在中央銀行業務局工作的白懷民，他告訴我財政部要中央銀行撥給“華中長官”白崇禧大洋400萬元，因為銀行沒有這樣多的現洋，其中一部分就以1.5萬兩黃金折價，派專機運去漢口給白。 ……（這個問題，1967年10月我到北京最後一次見到李宗仁先生的時候，他親口對我證實確有其事。） 5月27日上海解放，黃啟漢和邵力子先生聯絡留在上海、南京各地的國民黨立法委員武和軒、範予遂等50餘人通電聲明和國民黨脫離關係，擁護中國共產黨，擁護毛主席，從此走向新生。 （1949年4月—9月，桂林—香港—北平） 4月23日這天是星期六，獨秀峰上剛剛放過午炮，李任仁剛剛要準備吃午飯。這時，黃旭初來了電話告訴他，李宗仁今上午從南京起飛到桂林時沒法降落，因為機場的工作人員怠工，李就飛到柳州機場降落了，還打來了電話。黃旭初說其已經對機場作了安排，李宗仁很快就從柳州飛過來。李任仁表示他也趕去機場迎接。 這幾天，和談簽不成字，解放軍又全面渡過長江，並進逼南京，加上兩天前黃旭初與郭德潔帶領幾個丈夫在南京的桂系官員夫人，倉皇從南京飛回桂林避難，使在桂林的桂系官員們心上大都罩上一層陰雲。大勢已去，惶惶不安，有的甚至準備避去香港了。人們都從不同的角度去關心南京的戰局和李宗仁的命運。在桂系的官員中，李任仁卻處之淡然，覺得這是他意料中的事情。他十分惋惜德公在關鍵時刻猶豫不決，丟不開包袱，下不了決心。 他2月間曾應白崇禧邀請到漢口商議局勢。他力主與中共和談，白崇禧卻不予理會，他也怏怏不樂地轉回桂林來了。不久，李宗仁多次來電邀請他去南京面商和談。他思慮再三，覺得李宗仁、白崇禧劃江而治的企圖根本不可能實現。他更看到蔣介石在幕後抓著兵權財權不放，李宗仁調兵不應，用款不靈，連釋放張學良、楊虎城的皇皇大令也成一紙空文，莫說政治經濟有什麼改革的措施了。蔣介石的軍隊、憲兵、特務滿佈南京，李宗仁是孤家寡人一個，自己的安全也無保障，我們這些人到了南京，安全也會受到威脅的。因而，他覺得這時去南京，起不了什麼作用，為桂系盡忠，實現它劃江而治的企圖嗎？回天乏術；為人民做點好事，促成真正的和平嗎？沒有把握。因此，在黃旭初應召去南京會商出發前來邀他，他以老病為詞推託了。他多次婉謝李宗仁的邀請，還是留在桂林。他留在桂林期間還是和各方面保持接觸，還邀集了一部分同志準備在全國性的和談不成功時，進行局部和平。 得到李宗仁即將飛抵桂林的消息，李任仁一聽覺得有點突然。已經有消息說，總統府南遷廣州，李宗仁為什麼不飛去廣州，是不是路過作短暫停留？ 李任仁接了電話後，隨便吃了幾口飯，就要車趕往機場迎接。下午1點，李宗仁乘坐的“追雲號”專機降落在秧塘機場，他和黃旭初、張任民及廣西的軍政官員們一起過去迎接。大家見到李宗仁眼窩深陷、神態疲憊，一副陰沉的臉容，在場的人心裡都各有一種說不出的感受。大家驅車將李宗仁等一行送到新建不久的桂林文明路103號李公館。 李宗仁稍事休息，當晚就召集了廣西高級軍政官員在公館裡會面開會。李宗仁向大家表示態度講了話：“南京是今天失守了。我是在堅持到最後的時刻才飛出來的。本來飛機是安排飛廣州，起飛之後我臨時決定飛回桂林。在南京失守之前，昨天，我曾經飛去杭州去與蔣介石會談，本來想和老蔣攤牌，要打的話，讓他姓蔣的出來打。想不到他搞突然襲擊，提出成立國民黨中央非常委員會，他當主席，我作副的，在座的何應欽、張群等都附和，我也就不好反對。蔣介石要我和他聯名通電全國，宣布國共和談破裂，共產黨毫無誠意，將昭告內外，戡亂到底，繼續作戰。我沒有在聯名通電上簽字就離開了杭州飛回南京。總統府要南遷廣州。這次，宗仁準備目前不飛廣州，我是想使家鄉的人民要過上和平生活。” 李任仁聽了，以為德公已經變得頭腦冷靜一點、現實一點了。他想，李宗仁不往廣州而回桂林，也許是他不願意和蔣介石同歸於盡。桂林是蔣介石軍警特務勢力所不能及的，李宗仁真的要改弦易轍，決心和平，簽字和平協定或同意局部和平的話，桂林是一個最適宜的地點。 第二天是星期天，李宗仁繼續召集大家在其公館裡會商局勢。李宗仁接到了邵力子、章士釗從北平發來的電報，勸德公“此為公懸崖勒馬之第二機會，蓋長江之局面雖變，西南之版圖猶存，盼公在桂林開府，屹立不動，繼續以和平大義相號召。” 李宗仁也向大家表示：“絕對不回廣州，絕對不糜爛廣西。” 李任仁由此受到鼓舞，想藉用集體力量推動李宗仁簽字於和平協定，就和桂系另一骨幹陳雄商量，打算召集桂系的高級幹部來商談，給李宗仁上個意見書，使其知道自己的干部也傾向和平，內部已不可恃，而決心簽字於和平協定。省主席黃旭初贊同這個意見，就在4月下旬的一天，在王城內廣西省政府大樓會議廳開會。到會者有廣西省政府的廳長、委員，一部分立法委員、監察委員，以及高級軍官李品仙、莫樹杰、姚槐等。李品仙剛由白崇禧安排回桂林來擔任廣西綏靖主任。 開會的時候，先由剛從香港回來的陳雄報告情況，說：“我在香港見到了黃季寬（紹竑），季寬說，當時南京在蔣介石勢力控制下，特務遍布，德公不敢在和約上簽字，有他的苦衷；這時他飛回桂林，可以爭取他在桂林簽字。為此，季寬還寫了一封親筆信給德公，信中力主在桂林簽字於和約。我已經把信交給了德公。” 李任仁接著發言，力言和平的重要，說：“縱使不能爭取其他省份一同行動，廣西也應該要局部和平。” 此時，李品仙搶著發言：“我們桂系的軍隊還沒有受到什麼損失，廣西又是我們自己的地盤，共產黨既要打過來，我們當然要跟它打到底。古話說，寧為玉碎，不作瓦全！” 李任仁立即站起來駁斥：“和平已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抗戰勝利後打了這麼多年的仗，已經搞得民怨沸騰，人心盡失，蔣介石幾百萬軍隊尚且一敗塗地，現今強弱之勢懸殊，倘不爭取和平，一味蠻幹下去，則恐瓦全而不可得。” 李品仙聽了不服，起來爭辯。李任仁又逐一駁斥。這次會成了他和李品仙針鋒相對的辯論會，別人發言很少。最後黃旭初同意寫一個希望和平的意見書給李宗仁，推當時的廣西省政府秘書長黃中廑起草，由他和陳雄、張任民幾個人修改潤色，自由簽名，谁愿意和平的就簽名，不願意和平的就不簽名，毫不勉強。 稿成後，簽名者有幾十個人，廣西省政府的廳長委員、立法委員等，都簽了名。只有李品仙、莫樹杰、姚槐等少數高級軍官沒有簽名。這份意見書交給黃旭初轉呈李宗仁。 這份題為“致李代總統意見書”，洋洋數千言，其要點是—— 第一，就大局來說，國民黨政府已至末日，積重難返，遲早必然崩潰，決無挽回的可能； 第二，廣西省內尚和平安定，桂籍軍隊亦尚有二三十萬人，據險而守，與中共作有條件的和談，中共投鼠忌器，是可能接受的； 第三，廣西軍政領袖們一向與中央不睦，但與民革主席李濟深則友誼極深，現在極宜運用李濟深居間斡旋，與中共言和； 第四，廣西如想以實力與中共對抗，無異以卵擊石，目前應不惜一切，委曲求全，與中共妥協。 這份意見書，促使李宗仁動了念頭又想找中共重開和談。李任仁在生前所寫《國民黨崩潰前夕的和談內幕》一文中，有生動的記錄—— 這個意見書送去一兩天后，有一天，下著很大的雨，李宗仁獨自一人乘汽車到我家來。他下了車徑自走到我的住室，雖然，沒有幾步路，但衣衫給雨打得很濕。他見了我也不寒暄，就開門見山地說：“我還想重開和談，想請你替我到北平走一轉。”又說：“仗是不能打了，非和不可；再打，連廣西都要糜爛。你和中共的人和文化界的人熟識不少，所以要你走一次。”我說：“只要決心和平，我就去。”說不幾句，他就走了。 李任仁那時是民革中央委員，李宗仁冒雨來找他要重開和談，使他甚為興奮，正準備與在香港的民革機構聯繫此事；豈料，兩三天后，白崇禧於5月2日飛回桂林，事情又起了變化。 白崇禧飛到的當晚，即和黃旭初出面邀請大家到文明路李宗仁公館開會。廣西省政府的廳長、委員，桂林綏靖公署的高級負責人和部分立法委員、監察委員，不下數十人到會。開會時，李品仙搶著發言，對中共極盡誣衊詆毀之能事，說：“中共不要中國歷史文化，不要老人，拆散家庭，絕對不能和他們談和。” 李任仁聽了忍不住起來反駁，說：“延安有中國歷史的研究會，也演京戲，寫舊體詩詞，怎麼能說不要中國歷史文化？中共的領導人不少是老人，如董必武、徐特立、林伯渠等，都是六七十歲的老人，徐特立抗戰時來桂林，我們好些人都見過。非共產黨員也有個李鼎銘先生是六七十歲的老人，中共還請他當邊區政府的副主席，怎麼能說人家不要老人？延安就有夫婦、子女、家庭，怎麼能說拆散家庭？” 李品仙聽了又喋喋不休地起來爭論。這一夜，發言的人雖然不少，但主要還是他和李品仙針鋒相對的辯駁。白崇禧陰沉著臉起來說話：“和戰取決於德公！” 大家都不作聲了，望著李宗仁和黃旭初。黃旭初當晚一言不發。李宗仁也一直不吭聲。白崇禧說話之後，李宗仁還是一聲不響。 李任仁望見李宗仁的樣子，想起兩天前李宗仁冒雨來找他說的話，不由得苦笑了一下。 當晚就這樣無結果地散了會。 第二天晚上，他還得到消息說白崇禧已經召集高級軍官開過一次會，吩咐他們說：“以後誰再言和者，給我抓起來。” 當時，居正和閻錫山是偕同白崇禧一起飛到桂林的。居正和閻錫山是來敦促李宗仁前往廣州的，被招待於榕湖畔的“桂廬”中休息。李任仁沒有得到邀請參加李宗任與居正、閻錫山的商談。只是到了5月6日，居正和閻錫山要飛離桂林時，李宗仁請這兩位客人吃飯，才邀他作陪。席間只有李宗仁、郭德潔、居正、閻錫山和他五人。吃飯時大家都不談什麼，尤其是不談涉及時局的話，空氣沉悶得很。飯後他就告辭了。 5月8日，李宗仁飛往廣州去了。報上傳來消息，李宗仁到達廣州之時，發表了一篇表示要對中共“戡亂到底”的決心。李任仁在家讀了，一笑置之。至此，本來在桂林已經很濃的和談空氣大變，主戰者的氣焰不可一世。連執筆寫那份意見書的黃中廑，也來了一個180度角的轉變，不但閉口不言和平，甚至在道上遇見李任仁也繞路而避之。 在這種情況下，李任仁只好家居閉門不出。 5、6月間，白崇禧回過桂林幾次，也曾到他家裡看他一兩次，但都是說些閒話，涉及時局的話兩人都避而不談。後來，他為避免麻煩，索性稱病留醫，搬到桂林浸信醫院居住。 這時，正在北平為新中國誕生而日夜操勞的周恩來沒有忘記這位在桂林的老朋友，沒有忘記李任仁在抗戰的桂林文化城中與中共的真誠合作；周恩來曾囑咐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於7月10日致電中共駐香港負責人喬冠華，請喬“負責邀請並幫助在廣西的李任仁經港來平，參加新政協會議”。 於是，7月間，他接到民革駐港機構從香港派人秘密給他捎來的信，說民革要他到北平去參加新政協。此時，正好李宗仁從廣州給黃旭初打來長途電話，叫黃旭初轉達，請他到廣州去。他一想，正好順水推舟，藉此機會離開桂林到廣州伺機轉去香港。黃旭初登門來徵求他的意見，他表示同意。黃旭初就囑人為他買好飛機票把他送到廣州。他到廣州後住在廣西省政府駐粵辦事處，稍事休息後就去中華北路李宗仁的官邸，與李宗仁見面之後才知並沒有什麼要事；李宗仁除了詢問他的身體健康情況和廣西最近發生的水災情況外，沒有談什麼。第二天，李宗仁請他去吃午飯，吃飯時也沒有談及有關時局的話，對和談更是絕口不提。飯後他即告辭回到廣西省駐粵辦事處，一位友人已買到一張即刻飛往香港的機票，他就迅速地乘汽車趕往廣州機場，搭上班機，飛抵香港。不久，他就在喬冠華的幫助下乘上一艘掛著巴拿馬旗號的輪船前往東北轉去北平，參加人民政協。在新政協會議期間，周恩來曾經前來看望他。他還見到了以華南解放軍首席代表身份參加政協會議的張雲逸，兩人在一起緊緊擁抱，興奮地回憶起12年前抗戰爆發前夕在會仙鄉秘密會談的情景。張雲逸告訴他，人民解放軍很快就要向廣西進軍了，還向他徵詢將來在廣西開展革命和建設工作的意見。那些日子，他真有說不出的高興，也有說不盡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