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第十五章李濟深放走鄒韜奮，中共對白崇禧與何應欽區別對待
（1941年春—1944年春，桂林）
李濟深拿報紙的手都在打顫。那是林秘書為他剪輯出來的有關所謂皖南新四軍“叛變”的中央社消息和報導。有桂林出版的廣西日報和掃蕩報等，還有重慶的中央日報，都在頭版頭條刊載這類新聞。救亡日報開了“天窗”，拒登中央社的消息，以示抗議。血，直往他腦門上沖。這個謠言，也造得太蹩腳、太無恥了！新四軍怎麼會叛變？ ！葉挺軍長怎麼會叛變？ ！他太了解葉挺了。北伐的時候，他擔任國民革命軍總參謀長兼第四軍軍長，葉挺就是他的部下，在第四軍擔任獨立團團長。葉挺打仗勇猛，賀胜橋與汀泗橋戰役打出了威風，獲得了鐵軍的稱號。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他素以儒將著稱，此時也制不了怒。端上來的早點他碰都沒有碰。他沉默了良久，才嘆了一句：
“中國就會要斷送在他們手裡！”
林秘書進屋來，提醒他：“主任，早點要涼了。”
他卻囑咐秘書：“你隨時為我整理這方面的材料。有希夷（葉挺的字）的消息，隨時告訴我。他們把他俘虜了，什麼事都會做得出來的。獨夫不怕千夫指呵！”
林秘書建議說：“你何不給姓蔣的寫封信？”
他想了想，說：“以前我給他寫過多封信，他聽得進麼？根本當你刮耳邊風。你倒是立即給我擬兩封電報，一封給陳誠，陳誠和希夷曾是一個師的袍澤，請他對葉的安全關注。再一封給顧祝同，說既然葉挺因傷被俘，我準備派一個醫生去為他治傷。”
皖南事變，使他對蔣介石的面目及為人，認識得更加清楚，也給他帶來悲憤和痛苦。他十分後悔，後悔在十多年前沒有識穿蔣介石，而贊同了蔣介石四·一二清黨的主張，促成了國共的分裂。蔣桂戰爭，特別是日本人侵華的九·一八事變之後，他對蔣的所作所為，深惡痛絕，參加了反蔣抗日的福建人民政府，也支持了兩廣反蔣的六一運動。他傾向民主，反對獨裁，廣交民主黨派，力求進步。他團結了一批反蔣愛國人士在香港組織民族革命同盟，進行反蔣抗日活動，因為香港政府所不容，就回到廣西梧州老家來住。刺殺過蔣介石、汪精衛的反蔣義士王亞樵，也受到他掩護，藏在梧州。因事不機密，警惕性不高，致使王亞樵在梧州被戴笠利用叛徒所暗殺。西安事變，他積極支持張學良。他不主張放蔣介石，但主張政治解決西安事變，成立舉國一致的聯合政府，組織統一戰線，立即對日宣戰。七七事變後，他和馮玉祥上廬山找蔣介石面談，對蔣嚴峻地表示：如果蔣不立即對日抗戰，他與馮下山之後，便以政治家的地位，與蔣相對峙；如果蔣實行抗戰，他們兩人便以軍人的地位，服從他的驅策。因而抗戰軍興之後，他和蔣介石敵對八年之久的局面結束而有一定的諒解。他應蔣之邀請，到了南京擔任軍事委員會常委。南京淪陷後，他隨著到了武昌。他介紹了很多朋友當參政員，蔣介石還是不放手，怕民眾運動。蔣介石讓孔祥熙擔任行政院長，其他重要職位，蔣也是讓主和派的親日分子擔任。他十分不滿，住在東湖，給蔣介石寫了一封長信，提出自己的主張：現在舉國抗戰，而蔣所重用的人如汪精衛、何應欽等都是不主張抗戰的，這樣搞不好抗戰；他提出必須堅持抗戰和實行民主的兩大主張，並主張請毛澤東、周恩來、白崇禧、馮玉祥等主張抗戰的人士，不論黨派，都讓其參加組織最高國防委員會，商量國家大計。如果從個人喜怒好惡決定國家大計，抗戰是無勝利把握的。蔣介石收到他的信後，請他去吃了一頓飯，只說他寫的信已經收到了，毫無表示，使他十分憤慨。不久陳誠來東湖看他。他對陳誠說：“辭修兄，蔣先生對你十分信任，你要勸勸蔣先生：一不要怕共產黨，二不要怕民眾；抗戰前途才有希望。”他意識到，為了抗戰前途，要打破蔣介石包辦獨裁的局面，單靠個人寫信建議是不行的，必須策動各方面的力量而向蔣介石施加壓力才有辦法。於是，他在衡陽、桂林等地廣為聯絡，積極活動。這時，蔣介石、吳稚暉打電報給他，稱中央擬設一政治局，請他出面主持。陳誠還突然奉蔣之命飛來桂林，將他拉去重慶。他到了重慶才知道不是成立政治局，而是要組織黨政委員會。他說可以負責，但要有條件：一是凡是主張抗日的，不分黨派，都要用；二是凡是鬧小宗派，黨派成見深的人就不能用。蔣介石勉強答應，蔣作主任委員，他為副主任委員。當時，周恩來、高崇民、張友漁、梅龔彬、劉一峰等都在黨政委員會內。蔣介石害怕黨政委員會權力大，讓它受行政院牽制，因而不能起多大的作用。他在重慶覺得黨政委員會是個空殼子。蔣介石還不放心，怕他以黨政委員會來反蔣，就派了心腹人物李宗黃、晏道剛在裡面管黨務和軍事。蔣還利用特務手段對他進行秘密監視，使他覺得在重慶既起不了什麼作用，又不大自由。蔣介石對他很不放心，在1940年春，調程潛來接替他管黨政委員會，當時撤銷白崇禧的桂林行營後，設立軍委會桂林辦公廳，派他去擔任辦公廳主任，他覺得離開重慶去桂林，實在是得其所哉。
對他回桂林，蔣介石仍然不放心，派了蔣最親信的特務頭子之一林蔚來辦公廳當副主任，其用意十分明顯，是對他進行監視和限制。他對林抱一種很冷淡的態度，重要的文電，很少交林批閱。林每日在廳裡午餐，由原行營遺下的一個小廚房為其開伙食，報公賬。他認為是浪費不合理，命撤銷小廚房。林無可奈何，只好回家去吃飯。不久，林就自動要求蔣將其調走了。桂林辦公廳轄三、四、七、九戰區，指導桂、粵、湘、贛、閩、浙、蘇、皖八省，在作戰上，沒有指揮權，事實上只是承轉機關，在軍政方面，他沒法有所作為，沒法做一些較大的事情。因而他覺得心有餘而力不足，事事感到掣肘，雖盡力但不能常常順心。他在不能有所為而感到苦惱時，總是沉鬱地說：“我們只能消極地革命呵。”
可是他在桂林，維護了進步力量，掩護了不少民主人士。對於一些壓榨老百姓勒索錢財等的不法官兵，他叫軍法處認真檢查，有的他還提來親自審處。馮玉祥在桂林辦的三戶書店，他極力掩護，通知有關方面不能去搜查。陶行知的育才學校辦在桂林，蔣介石特務想去搗亂，他反對並親自驅車前去斥罵特務。宋慶齡和海外進步華僑陳嘉庚等募集了醫藥、器材幫助八路軍。但到桂林之後，需有辦公廳的批文，才能有車輛運往陝北。辦公廳內的蔣幫分子，總在呈文到傳達室便扣壓，不給他過目；後來由夏衍與林秘書商量，來文直接由夏衍交給林秘書，呈給他及時批閱後，轉給夏衍。以後這些送批工作，專門由救亡日報記者陳子秋擔任。這種情況，以後還是被軍統特務知道了，對林秘書也盯得很緊。有一次，廣西大學引起學潮，學生被捕的有二十餘人，其中有中共黨員。李濟深獲悉後，派林秘書去見省主席黃旭初。他在保定陸軍大學擔任教官時，黃旭初是他的學生，師生間感情甚好。秘書問：“見到旭初講些什麼？”他說：“你只說一句話，講：我以前也捕過學生，至今耿耿於懷。”林秘書與黃是世交，黃沒有在客廳見李的秘書，延請在辦公室里相見。黃正在批閱公文一批畢，問來意。林秘書只把李的話照背出來。黃旭初聽了，睜大眼睛問：“還有什麼？”秘書說：“只有這句話。”說罷便告退了。下午，秘書回廳向他匯報時，他說：“旭初已經來過電話，學生放了。”
皖南事變以後，各地傳來國共摩擦日益加劇的動態，一些進步人士及中共黨員被捕被關，使他憂心忡忡。桂林怎麼樣啦？一天，他乘了小臥車到街頭察看。昔日抗日救亡文化活動高漲的十字街廣場一帶，如今一片肅殺氣氛。抗戰歌聲幾乎消失了，使人熱血沸騰的街頭演出與演講也不見踪影，在被稱為文化街的桂西路一帶，在新華日報桂林營業處門口，在往日讀者潮湧的生活書店門口，徘徊著好些不三不四的人物，一看就知道是特務。正中書局、國防書店等右翼書店門前正可羅雀，既無特務，也無顧客。在八路軍桂林辦事處門口，更是明目張膽地雲集著大批特務，有的公開將手槍插在身上，在拐角處還停放著一輛軍統牌號的吉普。連行人路過這一帶也臉露恐懼地加快了步子。他陡然想起了1927年清黨，那時他太糊塗，跟蔣介石一起抓了人、殺了人，至今想起就痛心。現在的氣氛跟當時何其相似呵。李宗仁、白崇禧是不是也像當年一樣，充當急先鋒？黃旭初是不是也像當年一樣，大開殺戒？他想到此，心不由得栗然一縮。他又想起被俘的葉挺，已經好些天了，不知性命如何？十多年前國共分裂，葉挺、賀龍跑到南昌舉行八一起義，他曾派部下陳濟棠、錢大鈞去打葉挺。現在他卻要搭救葉挺。
他驅車回到公館，進屋見到林秘書便問：
“葉挺有消息麼？”
“有消息說還囚在顧祝同那裡。”秘書說。
“醫生上路了麼？”他又問。
“我送他上火車的。”林秘書猶豫了片刻，又說，“那個醫生派頭十足，衣冠楚楚，洋味太重，能為希夷治傷麼？”
他瞥了林秘書一眼，那是信得過的朋友推薦的十分可靠的醫生，據說是個中共地下黨員。他只是笑了笑，說：“我當然不會找個草包給希夷治傷。”
林秘書給他遞上幾份急件和剪報，說：“任公，鄒韜奮先生來求助。”
“哦，他來桂林了？”他有點驚異，眉毛揚了起來，“蔣介石指名要抓他。剛才我去看他開的生活書店，門口盡是特務。風聲很緊。”
林秘書說：“他剛從重慶逃到桂林，住在一個朋友家裡，託人捎話來希望任公幫助他逃去香港避風。”
他說：“你馬上以我的名義給鄒先生買一張近日飛香港的機票，送他離開。我們辦公廳不是每天都掌握幾張飛香港的航班座位麼，你將它們控制在手裡。現在形勢險惡，民主黨派人士要走的，我們都盡量安排，能買機票的買機票，要開路條的就開路條。”
林秘書應了一聲，悄聲告訴他：“任公，蔣介石指名要抓夏衍，白崇禧下的捕人命令，黃旭初則為夏衍買了一張機票，已經飛往香港。”
“哦，旭初這次也有所保留喲。”他淡然一笑。
幾個月後，也就是1941年7月的一天下午，快下班的時候，李濟深叫林秘書當晚留下和他一起吃晚飯，不要回家。林秘書以為李濟深晚飯要招待客人，但晚餐時並沒有客人。林秘書感到有點神秘，卻沒有問。飯後，李濟深才對林秘書說：“希夷到重慶經過桂林，現在押在廳裡的特務營內。你先回房去看看書，等會我有事找你。”晚上10點鐘左右，在辦公廳機關內寄宿的人大都休息了，李濟深這才寫了一張條子，叫林秘書到特務營將葉挺接過來。
葉挺進到屋裡，李濟深站起身迎過來。兩人定定地站著，默默凝視許久，才又相互撫著肩，好久沒說一句話，其氣氛真比熱烈的擁抱還要莊嚴，還要沉痛。李濟深扳著葉挺的肩轉了半個圈，以便就著燈光端詳葉的臉。那張英俊威武的臉怎麼留著長長的頭髮、蓄著長長的鬍子，確實像一個在押已久的囚犯。他動了感情，啞著聲問：“希夷，你……為什麼不刮鬍子理髮？”
葉挺嚴肅地回答：“既然是囚犯，就得像個囚犯的樣子。”
他的聲音有點酸澀和悲憤：“你受苦了……”
葉挺說：“他們不恢復我的自由，我就不理髮，不刮鬍子。”
林秘書退下後，讓兩人談至夜深才將葉挺送回特務營。
葉挺到重慶後，蔣介石和宋美齡出面接見葉挺。蔣介石說自己一向很看重葉將軍，希望葉挺走正路跟蔣一起工作。葉挺要求蔣介石釋放新四軍全部被俘人員，表示自己寧願以一死而為部下贖命。蔣介石無可奈何，只好將葉挺又從重慶轉到湖北恩施陳誠那裡看押。陳誠出面擔保，以葉挺為掛名湖北省高級參謀，住在省府所在地土橋壩。在省府裡軟禁，看戲、讀報、散步、找人下棋，任其自由，但不能走出門崗監視。葉挺和陳誠都是保定軍校同學，後來又一同在粵軍工作。陳誠奉蔣介石之命，想感化葉挺，說：“如一輛車開到一個死胡同里，不倒回來，怎麼能開出去呢？”葉挺則表示：“希夷決不會開倒車的。”
1943年，陳誠將調往滇緬邊界任遠征軍司令長官，問葉挺：如果想帶兵，便任集團軍總司令，想清閒些，便任副司令長官，請葉考慮。葉挺對陳誠說：“辭修老弟，你不要欺人太甚，我有三條路可走：一，逃跑；二，自殺；”陳誠問：“第三條路呢？”葉挺答：“到桂林和任公一起住總可以吧。”可見葉挺與李濟深感情甚深，對李濟深甚為信任。葉挺由湖北恩施轉押桂林，就是這樣決定下來的。
當年春夏間，葉挺給李濟深發來電報，說由湖北迴桂，請準備住處。李濟深即交給副官梅文鼎一筆款子，在建幹路買了一棟兩層樓的房子，準備讓葉挺居住。
葉挺來桂林住下後，獲知李濟深的經濟情況並不好，就賣掉了建幹路的房子，搬到離市區較遠的觀音山的簡易平房居住。除了種菜以外，為了增加營養，還養了兩頭乳羊。
1943年底，日軍有進犯湘桂的動態，蔣介石要派一個高級參謀來桂林研究如何對待葉挺。有人建議讓葉挺出走，轉入五嶺山脈，免遭殺害。周恩來得知後說：蔣介石是不敢公開殺害葉將軍的，要葉將軍不要走；走，會給蔣介石找到藉口，反而不利。在四戰區張發奎身邊工作的中共秘密黨員委託胡希明先生將周恩來的話轉告葉挺。事先約好在疊彩路北側的李濟深住處見面。那天是冬至，天剛亮，葉挺就離開了江東羊角山的竹籬笆屋子，走了一個多鐘頭，到了疊彩路，八點鐘從後門進入辦公廳。李濟深當時有病，住在內室，尚未起床。葉挺和胡希明在李濟深的辦公室見面。葉挺對胡希明說：“我把兩條狗撇開了，獨自一個人來的，算得了一下自由。”胡希明向葉挺轉達了周恩來的話時，熱淚禁不住從葉挺眼中奪眶而出。葉挺轉到內室和李濟深談話。不久，電話鈴響了。李濟深接電話，生氣地高聲說：“為什麼你要找我？你找葉高參好了。我不是他的聽差！”原來特務在羊角山找不到葉挺的踪影了，急得四處打聽。兩人談了一會，李濟深穿衣同葉挺走到辦公室來。他問葉挺：“你到哪裡去？”葉挺答：“我走人走的路，我不怕狗咬。”葉挺便告辭，從大門口岸然而走。
1944年日軍準備大舉進犯湘桂。 4月下旬的一天夜裡，葉挺全家都睡了，有人在後門外喊：“葉高參！你們的羊跑出來到山上去了。”葉挺穿上衣服出門去找，就再也不見回來。李濟深得知後，十分生氣，把當時負責西南六省的軍統特務頭子楊繼榮找來，嚴令查出交出葉挺。第二天，楊繼榮才向他報告，是根據蔣介石的手令，由憲兵第五團將葉挺送上飛機，已經轉到貴州息烽去了。息烽監獄，是蔣介石囚禁要犯的地方。
李濟深叫林秘書上辦公室來。他面向牆上的地圖，將背對著林秘書，淚水潸然而下地說了一句話：“希夷走了。”
（1942年—1943年，重慶）
白崇禧也應金山、郭沫若的邀請，到國泰大戲院來看新編歷史劇《屈原》的演出。 1942年4月上旬末的一天夜晚，他讓劉仲容陪他來看戲。劉仲容已經看過兩遍了，還覺得不過癮，陪他來看是第三遍。劉仲容當然沒有給他說心裡話：這齣戲使人們自皖南事變以來長期鬱積在心底里的悲痛和憤恨終於得到了一次盡情宣洩的機會；而且，也沒有告訴他周恩來對這齣戲的評價：《屈原》的演出是對國民黨反動派反共逆流的有力回擊。劉仲容只是對白崇禧說：“這個戲，不可不看。不看的話那就用得著廣東粵語中的兩個字'失機'啦。”
應該說，白崇禧來看《屈原》的演出，並非完全是受到劉仲容的慫恿，而主要因為有三層原因。其一，這齣戲的演出，盛況空前，真正轟動了重慶山城。山城觀眾奔走相告，國泰大戲院門前排起了爭相購票的長龍。許多群眾半夜裡就帶著鋪蓋卷來等候買票。有的群眾是從郊外沙坪壩走來的，還有從幾十里外的北碚慕名而來的觀眾。劇場裡，台上台下，群情激昂，交溶成一片。一些遠處來的觀眾，由於看完戲後已經夜深回不了家，就在劇場裡坐到天亮，再走回家去。山城的報紙大都以醒目的標題報導及評論演出盛況，稱為“劇壇上的一個奇蹟”。這些天，白崇禧幾乎到處聽到人們在談論《屈原》，連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也曾對白崇禧說：“想不到在重慶能看到如此精彩的戲，要不是還在打仗的話，我真想請他們去莫斯科大劇院去演出。”
其二，他略知這齣戲演出前後的風波。劇本是由郭沫若寫的，得周恩來的關心和支持。據消息說，為籌劃該劇演出，周恩來於最近常到天官府四號郭沫若公館拜訪。這部戲以屈原的遭受迫害和憂國憂民之情，傳達出時代的憤怒、人民的憤怒，抨擊了楚懷王的暴政逆行。想不到這部有影射蔣介石獨裁統治之嫌的劇作竟然在國民黨中央黨報《中央日報》上連載。郭沫若接到了附有子彈頭的恐嚇信。發表這個劇本的是《中央日報》副刊編輯孫伏園先生。據說蔣介石很惱火，命令宣傳部長張道藩撤了孫伏園的職。蔣介石有的親信說該劇“指桑罵槐、借古諷今，惡意攻擊我們的最高領袖蔣委員長，把委員長比做楚懷王。”首演進行，輿論沸騰，迫得國民黨高級文化官員張道藩、潘公展等都親自出馬，控制演出，控制輿論。
其三，主演屈原的是著名演員金山。金山和王瑩曾在武漢時到五戰區慰問演出，慶祝台兒莊大捷，很受李宗仁和他器重。李宗仁和他委派和資助金山、王瑩率劇團赴南洋演出，在海外募得三千萬美元。金山送來請柬，他當然得來一睹金山演這齣戲的風采。
4月是重慶多雨的季節。山城的夜空，黑雲翻滾，大雨傾盆。演出進入了劇中“雷電頌”的高潮。鼓聲擂響，震天動地，交響樂傳出了激昂的樂曲。戲院外竟也雷聲滾滾。扮演三閭大夫屈原的金山在樂曲和雷雨聲中，發出了內心的呼喊：“你們風，你們雷，你們電，你們在這黑暗中咆哮著的，閃耀著的一切的一切……盡量發揮你們的力量吧。發洩出無邊無際的怒火把這黑暗的宇宙，陰慘的宇宙，爆炸了吧！爆炸了吧！”
頓時，這座抗戰後才建起來、能容一千多觀眾的現代化劇場，爆發了暴風雨般的掌聲，觀眾的情緒沸騰。掌聲經久不息，與場內的交響樂曲、屋外的風雨雷電，交織在一起，衝擊震撼在大家心頭。大家都受到感染，都在用力鼓掌，連劉仲容也在鼓掌。劉仲容側頭望了白崇禧一眼，白崇禧也抬起手來，拍了幾下巴掌。怪不得他這幾天在重慶的上半城也好，下半城也好，聽到一些青年們在喊：“爆炸了吧！爆炸了吧！”
他當然看懂了這齣戲。他知道蔣介石對這齣戲十分尷尬，想禁也難，不禁又不甘休。老蔣做得出，終歸會禁的。他盡量地勉強地鼓了掌，臉上禁不住有點發燒。抓了殺了人家的人嘛，這是人家組織的有力的反擊。在新四軍問題上，局勢的發展大大出乎蔣介石的意料之外。中共方面嚴正抗議，將事變情況編印各種材料在國內外發表，民主黨派、中間人士及國民黨內不少人都對事變發生表示失望與難過。連馮玉祥也說：新四軍抗戰有功，家喻戶曉，就是蔣委員長也曾表揚過，此次反被政府消滅，政府方面實沒有方法能避免人民的反對。連四川劉文輝、雲南龍雲等雜牌軍和地方實力派中多數人也感到新四軍的被解散即是解散地方勢力之先聲，因而表現出恐慌並對共產黨表示同情。他對蔣介石的為人不是不知道，蔣介石對桂係也是虎視已久，隨時都想吃掉的。他從這場戲演出的轟動，感受蔣介石此舉使其從來沒有如現在那樣受到內外責難，亦感受到中共從此次事變中反而獲得了群眾。連美國總統羅斯福的代表居里都在重慶的公開演講裡，對國民黨提出批評，說“中國應有自下而上的徹底的民主”、“必須改變腐敗的政治機構”，還表示：如果內戰擴大，抗戰將不可能；美國贊助中國統一，反對日本；如果中國分裂，美國將很難給予援助。英國政府也曾告訴蔣介石：內戰只會加強日軍的攻擊。蘇聯方面也對中華民國駐蘇大使邵力子說：請轉告貴國政府勿做使日本人快心之事。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說得更直截了當：進攻新四軍有利於日本侵略者；對中國來說，內戰將意味著滅亡。使白崇禧頭痛的是，新四軍問題還在折騰時，日軍便接著在河南發動大規模的進攻。日本陸相東條英機在2月20日的講演中說：蔣政權內部打架，固然不能抗戰，但日本決不能依賴國共糾紛，而是要依賴自己的力量來解決中國事件。在新四軍事件中，何應欽和他聯名給朱德、項英、葉挺發電報，限令八路軍、新四軍要在一個月內撤到黃河以北，因而一度被人們稱之為製造皖南事變的反共“急先鋒”。他感到有點委屈。這是蔣介石指定要幹，他不能不干呀！他也曾擔心過會對抗戰不利。後來，李濟深勸德公和他不要把事情做絕，讓反蔣人士安全撤離桂林對廣西有利無弊，他都接受了意見，採用了“好來好去”的做法。儘管蔣介石委任德公為“剿共”總司令，德公這次也還是採取保存實力的政策，沒有將廣西部隊調出來“討伐”新四軍。他也注意到，在新四軍事變問題上，中共在政治上的反擊宣傳中，就沒有針對桂系。
當晚，看戲歸來，他處於一種非常複雜的心理狀態之中。回到嘉陵新村李子壩八號的住所，他問劉仲容：“仲容，你在共產黨那邊朋友多，我問你一個問題，我琢磨許久了：中共的軍委會就皖南新四軍事變發表的命令和談話中，列了要求懲辦事變禍首名單，只提了何應欽、顧祝同、上官雲相三個人，而沒有點德公和我的名字。你說，這是什麼緣故？”
劉仲容笑了：“這不是很簡單的事麼，明擺著的，說明人家共產黨把德公和你，跟何應欽那伙人區別對待嘛。”
他裝作不解地問：“我跟何應欽一起向他們發了限令撤過黃河的電報呀，還下令撤銷了八路軍桂林辦事處——”
劉仲容說：“可是，你在廣西沒有抓八路軍辦事處的人，還給他們有機會撤走。中共方面也知道，桂系的部隊沒有出動參與圍剿新四軍。他們知道，那些事是老頭子叫你幹的，不干沒有辦法。人家知道你和德公都是抗戰的主戰派。他們心中有數。”
他問：“他們怎麼會心中有數？”
劉仲容又一笑，說：“你不是常派我到化龍橋和曾家岩五十號（都是八路軍重慶辦事處的駐地）去活動麼，我當然要為你和德公說話。”
白崇禧聽了十分高興，覺得劉仲容沒有辜負他的器重和信任。白崇禧和蔣介石之間，一直有隔閡和矛盾。他十分清楚蔣介石為人面和而心狠，口是心非，手段毒辣，即使對國民黨的一些文武大員，也嚴加監視與控制。所用手法極多，或者派出特務，以公開職務掩護打進對方公館，或是用錢收買對方的親信左右，甚至司機保姆廚師，充當耳目，隨時向蔣介石特務機構通風報信。只要發現對方有不利於蔣介石的言行，就把對方乾掉。對此，防不勝防。他十分傷腦筋，最怕蔣介石這一著。桂林行營結束，他被調到重慶之後，思來想去，看中了劉仲容。他認為劉仲容對蔣厭惡反蔣堅決，不會勾結蔣家特務來搞他，也不會將他出賣；同時，他知道劉仲容有共產黨的朋友和關係，但劉本身不是共產黨員，這使他可以放心，必要時，還可以通過劉仲容的渠道與共產黨有點聯繫，以加強桂系的力量。這次在新四軍問題上，他更覺得劉仲容對他甚有好處。他對劉仲容雖器重，卻也有所防範，不讓劉仲容看國民黨機密文件，不讓劉了解國民黨及桂系內部更多的機密。
劉仲容同中共的聯絡工作，一度被敏感的蔣介石特務所察覺。那是1943年的事。有一天，他從蔣介石的官邸開會回來，就問劉仲容：“這幾天你跑了些什麼地方？”劉仲容答：“中共辦事處，這是奉你的命令去的。”白崇禧說：“今天開會時，老頭子（指蔣介石）提到你，他問我：'聽說你身邊有個叫劉仲容的，此人的言行怎麼樣？你有審查沒有？'我就告訴他：'他是我從桂林帶來的，我沒有發現他有什麼越軌行為，對他我是可以負完全責任的'。我告訴你這件事，是希望你以後行動謹慎點，在重慶到處都是蔣介石的特務，不小心就會惹麻煩。”
白崇禧想了想，覺得劉仲容還是可靠的。他曾經考驗過劉仲容，不給劉看的文件，劉不會想方設法找來看；不讓劉知道的事，劉也不會刨根問底去打聽。在桂林時，劉仲容多是陪他夫人馬佩璋及一夥桂系軍官夫人搓麻將、跳舞及遊山玩水。馬佩璋也曾在他面前稱讚劉先生吃喝玩樂無一不精。到重慶後，劉仲容除了管家及串門聯絡，亦多是陪馬佩璋等一伙夫人太太去看戲、跳舞和上館子品嚐川菜。據說，人家當面同劉開玩笑，說劉像個共產黨。劉卻認真地說自己不是共產黨，而太太是共產黨。兩人之所以離婚，就因為劉的太太要劉加入共產黨。他一直沒有發現劉仲容有什麼值得懷疑的地方。為了避免蔣介石點名的風頭，他決定將劉仲容派去四川銅梁縣湯家口溫泉，為他充當監工，籌建私人別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