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第三章李宗仁身邊來了共產黨

（1934年—1935年，南寧） 戎馬半生使他養成一大早就起床的習慣，在微明的曙色中他已經在榕樹下操功踢腿，活動身骨了。他所住的陸軍總部大院在南寧城的中心，民生路中段；也就是現在的南寧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現在，院子右牆外那株以遒勁奇特的造型矗立在朝陽路人行道上的老榕樹，被譽為該市頭號超級盆景而吸引過往行人。那時，這株老榕樹還被圈在總部大院牆內。他也喜愛這棵老榕樹，常來樹下健身或是散步。老榕樹上一大群密密麻麻的官雀一大早也在嘰嘰喳喳地噪晨。他曾經問過黃旭初：“麻雀就是麻雀，我們桂北鄉下叫它麻雀，全國各地都叫麻雀，為什麼南寧人稱它們為官雀？”據這個曾經擔任過南寧警備司令的廣西省主席黃旭初對李宗仁解釋：南寧自建府以來，只有官家府院裡才有大榕樹，有樹才招落群雀，久而久之，稱之為官雀，還說院子裡官雀越多，福運越大，前程越是不可限量；說是陸榮廷曾經嫌其院裡雀子太嘈而砍掉一棵老樹，而招致厄運，半途而廢，被德公（李宗仁字德鄰，部下稱其德公）平定。李宗仁連忙稱這是“迷信、迷信”，但是，此後他卻愈發喜歡院內的老榕及官雀。有一次，省府有個好閒的職員在陸軍總部大院打下兩隻麻雀，驚飛了雀群，被人反映到黃旭初那裡。該職員第二天就被開除了。

這是1935年8、9月間的一天。李宗仁剛剛在8月過了44歲生日。他兩顴高高，面相慈和，身材矮壯敦實，即使穿上軍裝也還是像個農民，不像一位集團軍總司令。他練罷功夫，吃過早飯，正準備接待北方共產黨的來客，洽商抗日反蔣大計。這時，黃旭初急匆匆上門來，找他商量即將宣布的對幾個縣縣長的任命。黃旭初說罷正要出門，正巧碰見管對外聯絡的王公度陪著一個身材高挑、西裝革履、氣派不凡的陌生人走進門來。黃旭初瞧見王公度，胸有城府地微微一笑：“你忙哦？！” 戴著深度近視眼鏡的王公度，向來不把黃旭初放在眼裡，就敷衍地“哦、哦”兩聲，也不把這個重要的客人介紹給當省主席的黃旭初。王、黃兩人之間，矛盾已經日漸加深了。前幾年，前任廣西省主席黃紹竑在的時候，廣西頭面人物被稱為“李、黃、白”，也就是指李宗仁、黃紹竑、白崇禧；後來，黃紹竑與李、白政見分歧，難以彌合，經雙方擺到桌面上友好協商，採用了維繫友誼、文明分手的辦法，黃紹竑離開了廣西而投到蔣介石中央的麾下，由黃旭初繼任省主席。從此，桂系的人物排列成了“李、白、黃”，老三變成黃旭初了。黃紹竑、黃旭初同是容縣老鄉，私人關係一直甚佳。自恃才高氣盛的王公度暗地裡向李、白“奏”了黃旭初一本。稱黃旭初是黃紹竑的死黨，要李、白提防著點。黃旭初獲悉後當然記恨在心。在廣西自謀鞏固的這幾年，王公度十分活躍，因理論上有一套，又留過洋而得重於李、白，甚至當上省黨部常務委員，平常又有欠注意分寸，在他掌管的報紙上，他的名字常常排在李、白之後，對於他日常活動的報導的分量，甚而超過了黃旭初，招致了不少不滿。

李宗仁經常為他們的矛盾搞一點平衡。這次，李宗仁看見王公度不向黃旭初介紹這位共產黨的陌生來客，想到黃旭初可能多心生疑，因而站了起來，走過去主動作介紹：“旭初，慢走。我來介紹一下。”黃旭初停步轉了回頭。 李宗仁與陌生來客握過手之後，介紹說：“這位是現任廣西省政府主席黃旭初先生。旭初，他就是我去年在廣州見過的劉仲容先生，共產黨方面來聯絡的客人。”李宗仁說話時，瞥了王公度一眼，眼神中似有怪責之意：有共產黨方面的來人，也不能將省主席瞞著呵。 黃旭初寒暄了幾句，就告辭了。李宗仁邀請劉仲容入座，上茶，談了起來。李宗仁去年在廣州時，曾在一家酒樓上晤過劉先生一面。見面之前，王公度曾對他說：“德公，我給你推荐一位很有意思的人。此公是我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的同學，富於才學，長於交際，人緣很好，他無論是在共產黨裡，或是東北軍、西北軍裡，都有高層朋友。他從蘇俄回國時，正逢我們和老蔣交仗，他對蔣介石素無好感，沒有按分配到南京政府的機關報到，聽我介紹後，願到武漢來跟我們一起反蔣。可惜的是他到武漢時，我們已經兵敗離開了。”

李宗仁答應了見面。在酒樓裡碰過杯之後，劉仲容從“反蔣”的話題一扯開，李宗仁就大談起抗日反蔣來：“'九·一八'事變以後，特別是'一·二八'松滬抗戰以來，全國都籠罩在抗日的氣氛之中，蔣介石對於日本的侵略，一再退讓，自己不打，又不給人家打，還是熱衷於打內戰。中國有句老話，'兄弟鬩於牆而外御其侮'嘛，以前各路英雄打內戰，現在稍微有一點良心的，都應該攜起手來，共赴國難。我們廣西的部隊，隨時準備開赴抗日前線。內戰實在不應該再繼續下去了，可是老蔣還不肯甘休。現在要抗日，必須反蔣，反蔣才能實現抗日。不知劉先生有何高見？” 劉仲容侃然而答：“久仰李將軍北伐之英名，今日得見，甚以為幸！聽將軍一席慷慨之辭，仲容更為景仰，德公真是一位熱血將軍。我願為將軍進一言。”

李宗仁擺著手說：“講嘛，講嘛，不必客氣。” 劉仲容說：“不論是反蔣也好，抗日也好，或是反蔣抗日也好，我以為將軍都必須加強和各方面的聯絡。我有一些共產黨的朋友，也跟將軍一樣，對國家危亡，抱有滿腔熱血，為赴國難，在所不辭。” 儘管這是酒樓裡的單間，李宗仁還是瞄了四周一眼，臉上露出一種神秘的笑容，問：“劉先生，你是不是共產黨？” 劉仲容哈哈笑了片刻，指了指陪坐的王公度，說：“德公，公度可以作證，要是我是共產黨，在老蔣驅逐蘇俄顧問時，我就不會為蘇俄當局報復所逮捕扣押，在蘇俄坐共產黨的牢了。” 王公度忙說：“仲容在莫斯科中大，人緣很好，既得國民黨的學生擁護，也得共產黨的學生擁護，大家才選他當學生會主席。”

廣州酒樓相會，李宗仁十分讚賞劉仲容的聯絡共產黨的意見。他曾吩咐過王公度，延攬劉仲容到南寧去。現在在南寧見到了劉仲容，李宗仁問：“仲容，你初次到南寧，有何印象？” 劉仲容說：“這個西南邊陲的小城，雖說遠離東北、華北抗日前線，城市又不大；可是，我在街頭感受到百姓、士兵反蔣抗日熱情十分高漲。大家知道我是從外地來的，都向我打聽抗戰消息。” 李宗仁也笑說：“我想，你一定是帶來了新的消息。” 劉仲容當然是帶來了共產黨的消息。要說劉仲容是不是共產黨，真不是一兩句話能夠解釋清楚的。劉仲容已於1980年3月24日去世了。他留下的關於自己生平活動的文字記載並不多，除了幾篇關於桂系活動的回憶錄以外，還有一份十分珍貴的沒有發表過的自傳。筆者反复琢磨過這篇只有22頁的自傳，得知他在十年文化革命動亂結束之後，受到當時許德珩同志92高齡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啟發，他向組織上寫了入黨申請書，遞交申請書不久就去世了。可是，考察其一生，他默默地做了許多屬於特殊的共產黨員才能勝任的黨的工作。他是一個不是共產黨員的共產黨。據他在自傳裡寫到，他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是從一個共產黨員朋友開始的。這個朋友，叫劉仲華，名字儘管與他只相差一個字，他倆卻並不是兄弟與親戚。劉仲華是劉仲容岳父趙守鈺的朋友，一起在馮玉祥部效力。後來馮玉祥屈從於蔣介石時，趙守鈺曾經掩護劉仲華逃跑。 1933年，劉仲容覺悟到救中國必須依靠共產黨時，就毅然到上海找劉仲華。此後在劉仲華的領導下參加黨的地下工作，單線聯繫，以公開找職業的身份，住在外國人家裡，往來於南京、上海之間，收集各方面的情報，並在上海見到了共產黨員謝甫生、劉秉琳等，也在上海同桂系駐滬代表王建平、陳劭先有來往。 1934年，蔣介石在上海實行白色恐怖，大肆逮捕與殺害共產黨員與進步人士，劉仲華出國逃避，離開前在香港囑咐劉仲容繼續利用各種關係，做抗日的統戰工作。不是共產黨員的劉仲容在白色恐怖中堅持做黨的工作。 1935年夏秋之間，桂系李宗仁與廣東陳濟棠正在聯合醞釀反蔣。為了促進兩廣一致聯合抗日，不要單純反蔣，劉仲容就利用王公度的關係，來到南寧進行勸說。

劉仲容告訴李宗仁：“一個多月以前，共產黨中央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向全國提出：只要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蘇區的行動，只要任何部隊實行對日抗戰，不管過去和現在他們與紅軍之間有任何舊仇宿怨，不管他們與紅軍之間在對內問題上有何分歧，紅軍不僅立刻對之停止敵對行為，而且願意與之親密攜手共同救國。不知德公聽了共產黨的宣言，作何感想？” 李宗仁沉吟半晌，說：“我也得知了共產黨的宣言。只要是正直的中國人，都應該有這種誠意。共產黨帶頭表達了這個意思，我們當然欽佩。” 劉仲容進而言道：“德公去年在廣州之言，我極以為是。抗日已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老蔣不抗日，打內戰，民心喪盡。現在共產黨為此發表了告全國同胞書，願與各方面共同抗日。我們要抗日，也必須採取具體措施，積極與各方面聯繫，造成聲勢，造成壓力，迫使蔣介石起來抗日，時局大有可為。仲容願為德公奔走效勞，與各方面疏通聯絡，當然，也包括共產黨方面啦。”

李宗仁聽了有所動心：“仲容，你跟西北張學良、楊虎城方面關係如何？” 劉仲容說：“我岳父趙守鈺前年應楊虎城之約到西北就任建設廳廳長，我亦隨著去了一趟。最近我從老岳父處風聞張學良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的十七路軍，在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感召下，紛紛要求抗日，已與共產黨有來有往。” 李宗仁對於馬上直接找共產黨來往，還是有點心存疑慮，那年“四·一二”“清黨”，他和白崇禧率領的第七軍在上海跟蔣介石一起，殺了多少共產黨人。共產黨真的能做到不計宿怨舊仇麼？他考慮還是派劉仲容去西安走一趟摸摸底，先了解張、楊的動向和西北戰局情況再決定對策。他十分欣賞劉仲容，他覺得自己身邊正缺乏這種外交聯絡人才，他準備再跟劉仲容深談一次。送劉仲容出門時，他叮囑王公度，一定要負責好劉先生的安全。

如果說劉仲容是李宗仁、白崇禧身邊的共產黨，被桂系的人們稱為“神秘人物”，甚至多年後還引起了蔣介石的懷疑；那麼，當時奉命來到南寧做秘密統戰工作的，另有一位“絕密人物”謝和賡，才是真正的共產黨員，他的共產黨員身份只有派他來廣西的少數幾個人知道。關於他的真實的傳奇經歷，要比小說家們憑想像力編撰的故事更為精彩。 謝和賡已經78歲了，現住北京阜成門外外交部宿舍的一套普通單元房裡。他鬢髮斑白，臉色透紅，身板挺正，還依稀保持著當年軍人的風度。他如今練書法，寫回憶錄，做少年兒童校外輔導員，精力仍然十分旺盛。他是著名女演員王瑩的丈夫。他送給我一張年輕時的照片。照片上的謝和賡是一個十分英俊出眾的青年軍官。 1934年5月間，馮玉祥、吉鴻昌等領導的察綏抗日同盟軍，經過艱苦抗戰，收復了康保、寶昌、沽源等城市，乘勝追擊，收復了察哈爾省重鎮多倫，把日偽軍全部驅逐出察哈爾省，此舉震撼全國，人心大快。但是，蔣介石千方百計破壞，在蔣介石、汪精衛的高壓政策下，馮玉祥被責抗日“有罪”而解甲上泰山，剩下吉鴻昌、方振武率部堅持抗敵。那時，謝和賡剛22歲，在吉鴻昌部由宣俠父任師長的第五師教導隊當教員，並且兼任吉鴻昌的上尉秘書，與吉鴻昌將軍一起浴血抗戰。蔣介石調動了16個師，配合日偽軍圍攻抗日同盟軍。勢單力薄的同盟軍在強敵的重圍下，傷亡慘重，彈盡糧絕，於當年9月間失敗。

在戰局十分危急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北方黨的領導為堅持長期抗日，開始籌劃幹部轉移逃出敵人包圍圈的計劃。北方黨曾在天津研究謝和賡的任務。考慮到謝和賡是李宗仁、白崇禧的同鄉，白崇禧的岳父馬健卿與謝和賡的父親謝順慈同是清末秀才，兩家是世交；因而，派謝和賡打入桂係做統戰工作最為適當。北方黨聯絡局的負責人南漢宸等同誌曾在天津當面與謝和賡商討回桂具體事宜，給他三條指示：一，盡快爭取站穩腳跟；二，設法爭取接近李、白，調研桂系上層軍政情況；三，秘密地進行各項有利於發動全國抗日的宣傳和鼓動工作。並讓著名共產黨員宣俠父與謝和賡一道轉去廣西工作。宣俠父是謝和賡的入黨介紹人，謝和賡很高興和宣俠父一道回廣西去。為了讓宣和謝得到有力的推薦，北方黨要吉鴻昌寫信讓謝和賡帶去泰山晉謁馮玉祥將軍，並請馮玉祥寫親筆信給李宗仁、白崇禧，大力推薦謝和賡和宣俠父。

泰山為我國五嶽之長。山勢雄偉磅礴，峰巒突兀峻拔，景色壯麗，山上名勝古寺眾多，為我國名山之首。馮玉祥在察哈爾抗日被“責”，隱居於泰山五賢寺，一面於雄峰峻嶺之中陶冶心緒，一面約了一些學者隨他講述政治、經濟、社會及唯物史觀等新知識。作為察綏抗日同盟軍總司令的馮玉祥，見到跟隨自己抗日的熱心青年謝和賡，還記得總司令部開會討論組織同盟軍和整肅軍中貪污舞弊風氣時，謝和賡年青氣盛，曾以吉鴻昌部列席士兵代表身份在眾多高級軍官出席的會議中，大膽發言，主張嚴懲軍內貪污者；當時，馮總司令聽了，拍手稱快！在泰山上，馮玉祥十分感慨地跟謝和賡暢談起抗日同盟軍的戰鬥，並詳細了解了謝和賡的身世，滿口應允說：“我一定照吉總指揮的意思，寫這封介紹信。你見到李、白兩將軍時，你就作為我的部屬，代我向他們問好。並告訴他們，我馮玉祥現在身'隱'泰山，但心存全國。請李、白兩將軍了解我抗日救國的赤忱和決心，是永遠不會改變的。” 馮玉祥十分鍾愛這個廣西的熱血青年，並問他還有什麼要求。謝和賡為了加強打入桂系上層的力量，又知道馮玉祥與李濟深關係甚好，就進而請求馮玉祥也寫封信給李濟深先生，也要李濟深出面寫封信給李宗仁、白崇禧，推薦他和宣俠父。馮玉祥很痛快地答應了。 1934年秋初，謝和賡回到了廣西，先在桂林老家探親小住，然後來到省會南寧。他遵從北方黨的同志再三叮囑的指示，絕不向任何人暴露自己的政治面貌，只和黨組織單線聯繫，絕對不與廣西地方黨組織發生任何關係。他深知自己執行的是絕密的任務，必須事事謹慎小心。在漫長的旅途上，他的心緒確是難以平靜，就是在桂林探親那幾天，他也經常獨自一人跑到漓江岸邊在盤桓思索，心情未免有點沉重：在北平讀大學時參加地下鬥爭也好，在察綏抗日同盟軍也好，都有黨組織在身邊，使他心裡覺得溫暖與踏實；從今後自己要孤軍作戰，稍有不慎，便會洩露黨的機密，自己付出生命作代價是小事，黨交給的有關抗日救國的重大使命不能完成，才是大事。怎麼樣才能接近至李宗仁、白崇禧身邊？怎麼樣才能完成這個絕密而又十分艱辛、極其危險的任務呢？二哥謝鐵民，是我們黨的骨幹力量，曾經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被組織派回廣西後，積極進行革命工作，自己就是在二哥的影響下嚮往革命、參加革命的。二哥在四·一二事變中被桂系頭目殺害了；如今他回來了，接受的任務更加艱鉅，他相信凡是有一點愛國心的人都是願意抗戰的，因而他也充滿了自信。 謝和賡憑著馮玉祥親筆寫給李、白收閱的介紹信，在南寧很快就見到了白崇禧。白崇禧一邊閱信，一邊說：“歡迎。歡迎。宣古漁（宣俠父，字古漁）是黃埔一期學生，你又是我的老鄉。好呀！你知道麼，我和總司令已經接到李任公（李濟深，字任潮）寫來的介紹信。任公稱讚你是很難得的廣西籍優秀大學生，又曾跟隨馮玉祥、吉鴻昌兩將軍到抗日前線效力。我很贊同任公信中所引用古人的話，'楚材楚用'。你是我們八桂子弟，我們一定讓你在建設故鄉的事業中發揮才幹。” 謝和賡則表示感謝諸公的厚愛和信任，一定在家鄉任勞任怨，貢獻力量。他原來從沒有見過李濟深，而李濟深這樣一個資深長者對他這麼一個陌生青年，竟那樣及時而又親切地介紹，使他感觸頗深，對李濟深產生了由衷的敬意。 白崇禧對謝和賡初次印像還不錯，囑咐他先住下，過幾天再介紹他見李宗仁、黃旭初，還說：“我和他們都還想專門聽你介紹一下馮將軍、吉將軍在察哈爾綏遠打日本的情況。” 謝和賡心智機敏，到南寧後他沒有單靠名人舉薦而坐等工作安排。來南寧住下不久，他很快就大致了解了廣西政局的概況：李、白、黃在貧瘠的廣西打著“倒蔣救國”的口號，對蔣介石鬧獨立，為此很需要實力，提出了“建設廣西，振興中華”的口號，也急於使廣西的經濟能有一個較快的發展。他想到自己在北平中國大學經濟系求學時打下了基礎，他鬚髮揮自己的優勢，做幾件實事，才能憑實力在李、白、黃身邊站穩腳跟。他在先後會見白崇禧、李宗仁的短時間內，不是跑圖書館，就是埋頭在住房裡寫作。他將在北平讀大學的筆記與在圖書館蒐集的資料，迅速地撰寫了一本專著《半殖民地的中國經濟概觀》，並讓白崇禧的內弟馬仲孚和他一起署名“合著”，還請了白崇禧的高級參謀劉斐寫序，讓當書法家的父親謝順慈題寫書名，並在書稿寫成後先請當過白崇禧老師的李任仁校閱，李任仁又是謝和賡讀中學時的校長，還得到李宗仁的親信廣西財政廳長黃子敬的支持。此書順利出版，打響了頭炮。同時，謝和賡又自己連寫了《論美國傾銷政策對中國經濟的影響》、《談廣西對外貿易》等一系列的經濟論文。他並將所發表的這些作品都分別呈給李、白、黃指正。這些實事的確引起了李、白、黃的重視。李、白、黃三人，都分別召見他兩次。有一次，李、白、黃三人和四集團軍參謀長葉琪一起聽他介紹察哈爾抗戰失敗的經過。年僅23歲的謝和賡，給桂系的首腦人物留下了十分強烈的印象。 謝和賡來到南寧一個來月以後，即被廣西省政府派任為廣西工商局研究員。當工商局取消併入建設廳時，擔任該廳工商科一等科員。 1935年冬，也就是謝和賡來南寧四個月後，得到了特別頒發的四集團軍總部的“特別通行證”。該證是少將以上的軍官才給以頒發的；持此證可不需守崗士兵通報直接進入總部大院最後一棟樓——即李宗仁、白崇禧兩位老總的住處和辦公的地方。 宣俠父也在這段時期來到南寧。謝和賡和宣俠父平時不會面。有必要見面時，他倆約好晚上到洋關碼頭附近的臨江公園散步。宣俠父告訴謝和賡，李、白經常派他出省去聯絡。謝和賡嚴守紀律，不該問的事從不向宣俠父打聽。在公園裡萬一碰見熟人，也能巧言掩飾：只是兩位曾經在察哈爾前線共同抗日的戰友互敘友誼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