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兵圍北平時，毛澤東與王稼祥論定都，伍修權收繳美國原駐瀋陽領事館的電台，毛澤東親自製定了新中國的外交政策：“另起爐灶”、“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入城式中，坦克、大砲的鋼鐵洪流特意浩浩蕩盪駛過東交民巷 毛澤東與王稼祥談論首都定在何處 一座座低矮的農舍，黃褐色的土牆，屋前的石磨，院角靠著的犁耙，村前的土地廟，路邊的柏樹林子，清清的滹沱河從村南靜靜地流過。這就是太行山東麓的一個不足百戶的小山村。 或許你不會想到，毛澤東與中央軍委就是在這個偏僻的小村子裡，指揮了舉世震驚的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役，打敗了用美國武器裝備起來的國民黨蔣軍大部分主力兵團；你也不會想到，毛澤東與他的戰友們就是在這裡規劃了即將誕生的人民共和國的藍圖。

這個村子就是西柏坡。 1949年年初的一天，初春溫暖的陽光照著這個村子。儘管毛澤東是在天亮的時辰才上床睡覺，但這天他一反中午才起床的慣例，很早就起來了，等於沒睡什麼覺。思維的過度活躍，使他沒法入睡。他穿著與士兵們一樣的棉衣、棉褲，棉衣肘部打著兩塊補丁。他出屋站在院裡那張石磨旁吸煙。 毛澤東確實難以入睡。 昨晚他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給四野林彪的複電，指示如何對待在北平被我軍團團圍住的傅作義部隊的有關問題；同時，他興奮地想到，我軍不僅會解放天津、北平，而且很快就會直逼南京、上海了！接著，他又起草給淮海前線鄧小平、粟裕的複電，指示他們要在淮海戰役勝利結束後，對渡江作戰預做幾項準備工作……

他怎能不興奮，打敗蔣介石要比原來估計的時間大為提前了。建國的諸多大事，隨著戰場上的節節勝利，一下子就擺在他的議事日程上了！ 毛澤東剛才囑人去請王稼祥，他是想與博學通史的王稼祥討論一下新中國首都選在哪裡好。 王稼祥很快就走進院裡來了。經過長年的血與火的革命生涯仍保持著文質彬彬的書生氣的王稼祥，在遵義會議中支持了毛澤東的正確路線。他對王稼祥是甚有好感的，也很欣賞王的才氣橫溢。 毛澤東將放在石磨盤上的煙盒遞了過去，待王稼祥點著了煙，他就說：“我想著事就睡不著了，有件事特意向你討教。” 王稼祥說：“主席太謙虛了。” 因為當時王稼祥擔任中共東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長兼東北局宣傳部代部長，他就從城市工作談起了。他說：“現在我們正在奪取一座又一座城市，我是主張能和平解放的就盡量和平解放，這可是一個大問題。”

王稼祥說：“主席考慮得很對，和平解放大城市，意義十分重大。不僅能迅速瓦解國民黨政權，而且能保護下大批工商業，為我們建國以後的經濟建設做好準備，打下基礎。” 在兩支香煙的氤氳煙氣中，毛澤東笑著說：“今天先不談這個，我是想听你關於另一個問題的意見。我們很快就要取得全國勝利了，我們的中央人民政府設在哪裡？定都在何處？這幾個晚上我都在想，我們的首都定在哪裡最合適呢？中央雖然有個考慮，但還沒有最後定案。” 王稼祥沉思了片刻，眼鏡片在陽光下一閃一閃，說：“是不是定在北平？” 毛澤東聽了大感興趣，說：“噢，談談你的理由。” 王稼祥對定都細作分析，說：“現在國民黨的政府在南京，南京又稱金陵，雖然自古稱虎踞龍盤，地理險要，但是只要回顧歷史就會發現，凡建都金陵的王朝，包括國民黨政府都是短命的。這樣講，帶有宿命論的色彩，我們共產黨人是無神論者，當然不相信這一套。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南京離東南沿海太近，從當前的國際形勢看，這是它的很大的缺陷。我們定都，當然不能選在南京。”

毛澤東興致勃勃地聽著，又點著一支煙。 王稼祥繼續說：“再看西安，它的缺陷是太偏西了。現在不是秦皇漢武的農耕時代了，今天中國的經濟重心是在東部沿海和江南。以此來看，古城西安也是不合適的。黃河沿岸的開封、洛陽等古都，因中原經濟落後，而且這種局面不是短期能改變的，加之交通與黃河水患等問題，也失去了充當首都的地位。” 毛澤東插話問：“為什麼你覺得北平合適呢？” 王稼祥說：“為什麼我會認為最理想的首都是北平呢？北平位於沿海地區，屬於經濟發達圈內，而且扼守連結東北與關內的咽喉地帶，戰略地位極為重要，可謂今日中國的重心所在。同時，它靠近甦蒙，無戰爭之憂，雖然離海也近，但渤海是中國內海，有遼寧、山東兩個半島拱衛，戰略上十分安全。一旦國際上有事，不至於京師震動。此外，北平是明清兩代五百年帝都，人民群眾的心理上也樂意接受。考慮到這些有利條件，我的意見是，我們政府的首都應選在北平。”

毛澤東聽罷，笑了起來，說：“稼祥，你的分析正合我意。連英國路透社記者都判斷我們可能要定都北平。如此看來，我們的首都就選定在北平了。蔣介石的政權基礎是官僚資本，因此他們定都南京。我們的政權基礎是人民群眾，北平周圍是我們的老根據地，晉察冀、冀熱遼都是老根據地，進退方便，因此我們定都北平。” 毛澤東說到興奮時，又收住情緒轉而說：“不過，北平城現在還在傅作義手裡哩。要是傅將軍和平交出北平城，他就立功了！” 中共正式決定定都北平，是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說：“我們希望4月或5月占領南京，然後在北平召集政治協商會議，成立聯合政府，並定都北平。” 七屆二中全會閉幕不久，王稼祥離開西柏坡之前，毛澤東又找他去談話。

毛澤東說：“會議開完，接著就要進行人事安排。你就要離開東北局了。” 王稼祥問：“有什麼任務？” 他望著對方，他是很了解王稼祥的。王稼祥是安徽才子，入黨不久就在中央宣傳部當乾事，擔任過中央黨報總編輯，當過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完全可以勝任中宣部部長；在江西革命根據地時代，他任中央蘇區蘇維埃政府主席時，稼祥就曾任外交人民委員，後來又去莫斯科擔任過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能說俄語…… 毛澤東說：“有兩個工作，中央想讓你去做。一個是中央宣傳部部長，一個是首任駐蘇聯大使兼外交部第一副部長。兩個工作都很重要，都適合你來做，看你願意做哪一個？” 王稼祥有點猶豫，就說：“這是中央和主席對我的信任，給我一天時間考慮一下。”

毛澤東笑了，叮囑說：“好。你考慮好了就告訴我，中央進北平後就要宣布了。” 在離開西柏坡前，王稼祥還是選擇了首任駐蘇大使一職。 毛澤東說：聶榮臻這個人有眼光。 那天，王稼祥談完對定都的想法後就告辭了。毛澤東徑自走出院子，來到村旁那片柏樹林裡，一邊散步，一邊思考。一個警衛在他後面跟著，保持著一段距離。 馬上就要進北平了。元旦那天，預定要擔任北平市首任人民市長的葉劍英已在河北某地宣布成立了北平軍管會，準備了進城接收的干部隊伍。毛澤東還想著自己離開北平將近30個年頭了。他對北平很有感情，他就是在北平接受1919年那場“五四”運動大潮的洗禮的。他想到了故宮、天安門、頤和園、北海……還有他住過的鼓樓後街豆腐池胡同9號、景山東街三眼井吉安東夾道7號。尤其是在吉安東夾道那狹小的民房裡，他和蔡和森、羅章龍等七八個人擠住在一起，合蓋大被子，笑說著誰的腳丫子臭。他還想到犧牲了的李大釗，正是在李大釗的熱情幫助下，自己才成為一個馬列主義者……

北平最好是不要打，最好是和平解放。能實現和平解放嗎？傅作義是有兩下子的。去年8月，擔任國民黨華北“剿總”總司令的傅作義還組織了一支精銳的大軍，從北平、保定直襲西柏坡，行動迅猛，氣焰囂張。當時我們的主力部隊不在附近，形勢很是危急。他只好唱了一出“空城計”，為新華社寫了一篇評論，令電台全文廣播，幽默地指名警告傅作義：你北平如此空虛，只有一個青年軍二十八師守著，你到底還要不要？一紙文章將傅作義嚇退了。 他想著想著，下意識地揮了一下手。跟在後面不遠的警衛以為他要喝水，快步趕了上來，遞上水壺。他並沒有招呼要喝水，但還是笑著接過水壺來仰脖喝了一大口。 從樹林裡回到住處，等著他的又是一批各地新來的電報。其中有一份聶榮臻發來的關於和平解放北平的電報。聶榮臻認為最好不把一個打得稀巴爛的城市交給黨中央，盡可能爭取和平解放。聶榮臻與傅作義是戰場上的老對手了，一個是晉察冀軍區司令，一個是晉綏的國民黨軍隊最高指揮官，相互交手多年，知己知彼。聶榮臻認為，傅作義雖然被蔣介石拉上了內戰的戰車，但他是“雜牌”，在走投無路之時，經過爭取，有可能放下武器。聶榮臻看到了傅作義將軍有愛國的一面，為人正直機智，深明大義。抗日戰爭中，傅作義作戰積極，與共產黨八路軍的關係搞得不錯。當時，在北平前線還有林彪。林彪則認為：傅作義這個人傲氣得很，不大可能不戰而降，搞和平解決，弄不好會鬆懈我軍鬥志，到頭來還得靠打，貽誤時間。

毛澤東看了聶的電報後，對周恩來說：“聶榮臻這個人有眼光。”當日，毛澤東回電，同意聶榮臻的意見，並指示平津前線總指揮部：只要傅作義讓我們和平接收平津，允許他編兩個軍，可以赦免他的戰犯罪，他的私人財產可以保全，其部屬的財產和安全也有保障。 他還和周恩來說，我們進入大城市後，除了接收舊政權、治安、糧食供應、貨幣金融等問題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與外國人、外國政府打交道的問題，我們要有自己的外交政策。他還說：“在北平解放後，我們即召開七屆二中全會，到時要決定外交政策。” 兩人由此還談起一個多月以前，解放瀋陽後，伍修權去收繳舊美國領事館電台而與美國人進行的一場較量。 伍修權收繳美國原駐瀋陽領事館的電台

戰鬥還沒有結束，一輛軍用吉普車就冒著硝煙往瀋陽城裡趕去。 1948年11月2日，東北解放軍向瀋陽發起總攻。城裡還在進行激烈戰鬥的時候，伍修權和陶鑄兩人剛剛會合，就乘著吉普車穿越我軍陣地，直奔市區。當時，陳雲被任命為瀋陽軍管會主任，伍修權、陶鑄為副主任，伍修權兼瀋陽衛戍司令，陶鑄兼任衛戍區政委。伍修權在軍調部工作時就來過瀋陽，道路很熟，兩人乘著吉普車穿街過巷，趕往我軍已佔領並做臨時指揮部的太和旅社去。也真是太險了，他們在半路上就被眾多的國民黨部隊攔住了，幸好人家是要聯繫起義，才沒有出意外。伍修權和陶鑄商量，只解除他們的武裝，不接受他們起義，以免背上包袱，妨礙行動。事後，周恩來轉告他倆，毛澤東曾愛護地批評說，作為指揮員，怎麼能直接闖到前線去送死？ 伍修權因為在馬歇爾調停時的軍調部與美國人打過交道，於是就在軍管會中分工兼管外事。他很快就掌握了瀋陽有關涉外的情況，並部署採取相應的措施。 瀋陽是東北最大最重要的城市，是東北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還在瀋陽解放之前，隨著國共對東北的激烈爭奪，加上東北涉及蘇聯、日本的複雜背景，中共有關方面就注意到，美國原駐瀋陽總領事館是瀋陽地區最大的外國領事館，是美國在東北地區的一個重要情報點，近年來進行著非法情報活動。經調查，他們當中大部分人是披著“外交人員”外衣的美國中央情報局或美國軍方情報部門的特工。例如，“領事”胡貝德就曾在戴笠的重慶特務機關“中美合作所”擔任過特務教官。按照當時的國際法，領事館沒有無線電發報權，但這些領事館卻以與本國政府聯絡需要等為理由，擁有了許多無線電台，國民黨政府也予以認可。這其中相當多的電台是在從事與外交身份不相符的間諜活動。隨著解放軍在東北戰場的捷報頻傳，東北各地建立了人民政權，西方帝國主義的間諜活動也就更加猖獗，不少電台轉入地下，蒐集、傳遞解放區政治、軍事等方面的情報，直接威脅人民政權的安全。 瀋陽軍管會按照中央既定的方針，首先宣布不承認外國原駐瀋陽領事館的“外交人員”地位，並在請示中央後就著手採取措施，取消這些領事館原來所擁有的各種特權，其中一項就是要求各國原駐瀋陽的領事館交出他們所擁有的電台。 11月16日，瀋陽市軍管會發布命令，要求各外國駐瀋舊領事館接到命令後在36小時內交出所擁有的電台。 英、法等國原領事館回話說，他們沒有電台。美國原領事館承認擁有電台，但拒絕交出來。 11月18日下午，伍修權在軍管會召見美國原駐瀋陽領事館總領事安格斯·沃德，命令其將領事館擁有的所有電台交出。 沃德一聽伍修權說完，就說：“領事館使用的電台，是美國政府的財產，未經美國國務院准許，本人無權交出。”這個大鬍子總領事想了想又說，“再說，電台交出後，我們就無法同外界聯繫了。” 伍修權再次申明了人民政權對外國原駐華人員的政策後，駁斥了沃德稱“要經國務院批准”的狡辯。談到對方的對外聯絡問題，他表示說：“你們的重要電報經我方審查批准後，可以由新華社代發。” 沃德說：“副主任先生，我們仍然不能交出電台。” 伍修權不客氣地警告說：“如果你拒絕交出的話，我們將派人去取。” 沃德不以為然地說：“那是你們的事。” 沃德回到三經路38號的原領事館，當即草擬了一封“美國駐瀋陽領事館總領事”的抗議信，當晚派人送至市軍管會，對軍管會接收電台的行動表示抗議。抗議信中稱：“美國領事館雖然無力反對軍管會將電台取走，但必須對此事表示抗議。因電台系美國政府財產，所有保管及使用權利為總領事一人負責。” 當晚，伍修權看了沃德呈來的這份貌似強硬的抗議信後，不由得淡然一笑，立刻識破了這個美國人的雕蟲小技。對方採取強硬態度，想嚇唬人民政權，阻止軍管會沒收電台。如果軍管會強行進入領事館沒收電台，美方就會在國際社會上大造輿論，攻擊解放區政權“進入領事館檢查，強行取走美國財產”。 在沃德的抗議面前，軍管會如何行動？由於這是人民解放軍進入大城市後第一次與西方大國原領事館作這種較量，當天深夜，伍修權就以瀋陽軍管會的名義請示中央。同時，他還派出人員對美國原領事館進行了監控，以防其將電台轉移。 11月20日，中央電複瀋陽市軍管會，給予指示： 美領拒不點交電台給我，其目的在逼我入館強取，造成我進入領館檢查及強取美國政府財產的兩種藉口。我之對策應立於主動，首先向其聲明我解放區政府與美國政府並無外交關係，舊領事館根據從國民黨政府所取得的一切權利，我們不能承認。我人民政府對現在瀋陽之美國舊領事館人員，只當外僑看待，保護其居住安全，並非正式往來。如舊領館人員有任何不遵守我人民解放軍、軍管會所宣布之法令的行為，軍管會有權實行人身及室內檢查，禁止舊領館人員行動自由。直到驅逐出境。因此，我軍管會有權命令舊領館停止電台聯絡，交出電台由我封存保管，待將來雙方建立外交關係，或舊領館人員自瀋陽回國時，當予發還。現舊領館人員拒絕接受此命令，我軍管會即應派公安機關入室內自行接收，並由雙方點數，簽字封存。如該舊領館人員仍拒絕交出，我們即施行全館檢查。 在接到中央電示當天下午1時，瀋陽市軍管會及公安局立即部署行動，進入美國原領事館內收繳電台。 軍管會及公安人員進入原領事館後，檢查人員首先向沃德本人遞交了瀋陽市軍管會的檢查通知。其內容是： 徑啟者，舊美國總領事館之無線電台，先生既拒絕本會第1號公函命令，於36小時內交出，又硬拒絕本會伍副主任口頭通知交出，顯係故意違抗本會命令。茲為保證本會第2號公函命令之確切執行，特派人前來接管該項電台之全部機件、全部零件與發動機。並因先生蔑視本會之命令，今後除經市政府准許外，特禁止舊美國駐瀋陽領事館全部人員與外界自由往來，並切實遵守與此項措施有關之本會一切命令。 沃德接過軍管會的通知書仔細看了好幾遍，儘管他竭力在檢查人員面前表現得鎮靜自若，但他神色的緊張與那連鬢鬍子的抖動還是洩露了內心的驚慌與膽怯。這個前天還在伍修權面前很囂張的美國人，一看軍管會不怕威脅、動真格的了，只好老老實實帶著公安人員前往裝有電台的各個房間。 收繳工作從下午1點開始，直至當晚11點結束，共收繳無線電收發報機9台，其中有7台是便攜式的；此外，還有幾台發電機、手搖馬達和其他一些輔助設備。即使是一個領事館需要對外聯絡，也遠遠用不著數量如此多的電台，顯然他們使用這些電台從事的是並不光彩的活動。後來破獲的間諜案證明，這裡是美國東北間諜網的一個指揮點。 面對如此多的電台設備，沃德自知理虧，臉色發青，整個人都顯得蔫了。 當著沃德的面，公安人員將收發報機等逐件清點，寫了一式兩份收據給沃德，讓他在收據上簽字。同時，公安人員要求他寫一份材料，保證舊領事館範圍內再也沒有無線電台，這個範圍包括原領事館、總領事住宅和原領事館旁邊的“美孚商行”的一個院子；並證明軍管會除接收電台及相關設備外，沒有動原領事館內任何其他物品。 沃德在收據上簽了字。在寫保證材料時，他聲明說，“美孚商行”內雖有領事人員居住，但該院子系私有財產，不屬於原領事館所有，他本人無權作保，堅持不肯保證該院內沒有電台。 沃德雖懂一點中國話，但可見其對中國有名的成語“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典故並不知曉。他的這一說法，當即引起了公安人員的懷疑。在辦理完收繳手續、離開舊領事館後，公安部門立刻就部署了對“美孚商行”的暗中監控。 檢查人員在離開前，對沃德宣布了對其抗拒軍管會命令的懲罰：除了勤雜人員可以在我方監控下上街採購日常用品、買菜外，其餘人員不得隨意離開各自的住處（沃德的住宅、原領事館與旁邊的美孚商行），其餘人員即包括沃德與其下屬原領事館人員。 根據查獲的事實，瀋陽軍管會完全有理由將沃德等人驅逐出境。沃德對此是十分擔心的，就是獲知此情況的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也很擔心。因而，沃德沒有對軍管會的懲罰提出抗議。 收繳電台的次日夜裡，美國特工佐佐木弘經、伯彥蒼、吳人傑三人分別落網被捕。公安人員又當場繳獲了美式收發報機6部、發電機3台、密碼本16個，還有間諜工作計劃書、指示信、美國“T．S．”間諜組織情況及人員履歷表，還有28份情報底稿和40多份各種地圖、圖表。軍管會從佐佐木弘經等特工的供詞中，獲取了美國原領事館從事間諜活的證據。後來，美國原駐瀋陽領事館全體外籍人員被瀋陽人民法院宣判驅逐出境。 我們要“另起爐灶”，“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 幾天后，在西柏坡毛澤東的住所召開政治局會議，分析當前形勢和黨在1949年的任務。一天晚飯後，毛澤東經過機要科的門前，發現機要科的兩個小戰士坐在石頭上，膝蓋上墊著小木板，正低著頭用鉛筆練字。他認識這兩個小鬼，那是不久前的事了。一天上午，他被附近的吵鬧聲吵醒了他有點惱火，起床出去看是怎麼回事。原來是機要科兩個年輕的新戰士打鬧著玩，後來不知怎麼就當真了，於是吵鬧起來。隊長批評他們吵醒了毛主席，當中有一個就哭了鼻子。他見他們年紀那麼小，又是新戰士，還不懂規矩，他的氣就消了。 他問那哭鼻子小戰士的姓名。身旁有個戰士說：“他的綽號叫'富農'。” 他幽默地說：“別哭了，我也是'富農'，我跟你搭伙，好不好？” 一句話把大家都逗笑了，哭鼻子的小戰士也破涕為笑。 然後，他就問起他們的姓名、籍貫、為什麼當兵、讀過書沒有、讀了幾年等。他對隊長和戰士們說：“你們文化不高，有時間不要打鬧著玩，要學認字。告訴機要科長，給你們買一刀紙，發給大家學寫字。” 此刻，見兩個戰士認真地在學寫字，他很滿意，就問那個曾哭鼻子的戰士：“'富農'伙計，你學了文化干什麼？” 小戰士回答：“學好文化，將來開一部鐵牛回家鄉耕地。” “那叫拖拉機。”他笑了，又問另一個小戰士，“你呢？” 另一個說道：“我爺爺是義和團的拳師，當年給八國聯軍殺害了，我……要給爺爺報仇。” 他一聽到八國聯軍，臉色頓時嚴峻起來，伸手拿過小戰士寫的歪歪扭扭的字看了看，動了感情地說：“我們進了北平，就送你們去讀書！” 一提起八國聯軍，他就會聯想起洋鬼子的燒殺擄掠、洋槍隊屠殺義和團和中國老百姓，就會想起他們在北京洗劫故宮，就會想起腐敗無能的清朝政府同英、美、日、德等11國公使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將天安門東側的東交民巷地區劃歸各國。從此，各國在此修兵營、造碉堡、設銀行、成立警察署，東交民巷成為國中之國，成為帝國主義反動勢力在北京的老巢。 “五四”運動中，愛國青年們就曾高呼著“打倒列強”的口號到東交民巷遊行示威。他當年在北京時，也特地與鄧中夏、羅宗翰、彭璜等熱血青年去過東交民巷，看著那些外國軍旗、碉堡、槍眼、外國士兵和警察，他們的熱血都曾衝上了腦門……此後，北洋軍閥政府、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奉行的也是投降帝國主義的外交政策，讓東交民巷所代表的帝國主義反動勢力在中國為所欲為。 新中國要結束中國人民屈辱的歷史，外交要另起爐灶，要將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清掃出去！ 早在1944年9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就發出過一份《關於對美外交政策的指示》，那是針對羅斯福總統讓美軍觀察組來延安、考慮援助中共抗戰而作出的指示，那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發出的外交工作指示。文件申明：“這種外交現在還是半獨立性的外交，因為一方面重慶國民政府還是中國人（我們在內）及同盟國所承認的中央政府，許多外交來往須經過它的承認。但另一方面，國民黨是不願意我們單獨進行外交活動的，我們與同盟國家只有衝破國民黨種種禁令和約束才能便於我們外交來往和取得國際直接援助。” 而在北平臨解放的時候要製定的外交政策，完全是獨立自主的外交方略。 如果說1949年以前製定外交政策的任務對於中共還不是十分現實和緊迫的話，到1949年初北平解放前夕，中國共產黨即將進城執政的現實則使這一任務變得刻不容緩了。事實上，1948年人民解放軍在反攻中佔領了一些城市，特別是年底解放了東北大城市瀋陽後，在給西柏坡發來的請示電報中，就有關於如何處理外國人和他們設立的教堂、學校、醫院以及外資開辦的工廠、礦山、商店，甚至外國領事館和外國銀行的問題，這就開始提出了製定若干具體對外政策的要求。當時，中央發布過《關於對待在華外國人的政策的指示》，但那隻是一些臨時的辦法和規定。 於是，1949年新年剛過的元月6日至8日，在太行山東麓這個小小的山村里，毛澤東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形勢和任務，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目前形勢和黨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務》。在這次會上，毛澤東也對政治局的戰友們談到了有關外交政策的想法，也就是要“另起爐灶”和“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他對大家說：“高級幹部要懂得，全國打開，事情方開始，那時候會感覺比打仗還難。”他在講話中強調，要將美國直接出兵佔領中國沿海若干城市進行武裝干涉的可能性，計算在作戰計劃內，以免在事變萬一到來時處於手足無措的境地。他指出，美國的對華政策處於變化之中，在人民解放軍接近全國勝利的時候，他們甚至會不惜用承認人民共和國的辦法，以求得合法地位，實施“內部破壞”政策，這一點我們也不能不引起注意。 這個月的19日，親自掌握著中共外交政策的毛澤東在審閱修改中共中央《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稿中，在其中的“具體政策”部分，加寫瞭如下兩項： （一）外交關係。凡屬被國民黨政府所承認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大使館、公使館、領事館及其所屬的外交機關和外交人員，在人民共和國和這些國家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以前，我們一概不予承認，只把他們當作外國僑民待遇，但應予以切實保護。對於這些國家的武官，應與外交人員同樣看待。但對美國武官，因其直接援助國民黨打內戰，則應派兵監視，不得給以自由。對於蘇聯及新民主國家的領使館及其所屬的外交機關和人員，因為他們的外交政策是與資本主義國家外交政策在根本上不同的，故我們對他們的態度亦應根本上不同於資本主義國家。但因人民國家現在和他們尚和其他外國一樣沒有正式建立外交關係，故我們現在和他們的在華外交機關之間，亦只作非正式的外交來往，其所屬武官同。 （二）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項，不允許任何外國及聯合國干涉中國內政。因為中國是獨立國家，中國境內之事，應由中國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決。如有外國人提到外國政府調解中國內戰等事，應完全拒絕之。 元月20日，是天津解放的第三天，北平也即將和平解放，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天津市委並告林彪、羅榮桓、聶榮臻及中共北平市委電，指出：“你們對待外國人的每一具體步驟，均應事先向中央提出意見，經中央批准才能行動。” 元月22日入夜不久，毛澤東接到平津前線指揮部的電報，報告傅作義終於宣布接受我方提出的關於和平解放北平問題的方案，並向其所屬的北平守軍作出了《關於全城守城部隊開出城外聽候改編的通告》，城內20多萬守軍陸續向城外開拔。毛澤東批准了前線指揮部提出的我軍舉行盛大入城式、特意經過東交民巷的請示。事後，據王炳南迴憶，毛澤東曾指示美式坦克、大砲都要拉出來，要經過美國領事館門前。 坦克、大砲的隊伍特意駛過東交民巷 元月31日，農曆大年初四，四十一軍軍政委莫文驊奉平津前線指揮部電令，率一二一師作為首支入城部隊，從西直門進入北平市，與原在城內執勤的傅作義部隊接防。進城部隊一入西直門，立即受到從各處擁出來的北平市民、學生的熱烈歡迎。有的北平市民說，儘管是大年初四，但今天才算真正地過年了！ 接受了前線指揮部一項特殊任務的東北野戰軍特種兵第一副司令兼參謀長蘇進，這一天不事聲張，另從永定門入城。 他所肩負的任務是負責進城勘察預定於2月3日舉行的隆重入城式的經過路線。前幾天，他已經與有關人員在地圖上進行細緻、周密的研究，選擇好了入城遊行路線。在接防部隊進城前，他已經派出一個炮團團長與一個裝甲團團長先期進城，重點勘察了東交民巷的道路狀況。 1月31日這天，蘇進帶領5個人，分乘一輛吉普和一輛中卡，全線勘察入城式遊行路線，看看沿途能否經過車炮、坦克。他們由永定門進城，經天橋、前門大街，經過預定前線指揮部首長和北平市領導人檢閱主席台所在的前門箭樓，不走天安門，經東交民巷到東單、東四，到西四、西單、宣武門，最後由廣安門出城，返回南苑駐地。 在此之前，在南苑機場進行的入城式的軍容檢查和隊形訓練，也告完成。從元月22日開始，東北野戰軍與華北野戰軍所屬的裝甲團、摩托化砲兵團、戰車團、高炮團除執行任務的團隊之外，都奉命開往南苑機場集中訓練十余天。剛從前線作戰下來的車炮、坦克滿身是黑泥巴，經過連夜刷洗，所有裝備都煥然一新。戰士們身上的棉衣因為經過天津前線十幾個晝夜的浴血奮戰，被血水、汗水、污泥浸透過多次，有的油黑髮亮，有的破爛不堪；因此，搞好個人衛生，也成為訓練期間一項必不可少的任務。部隊白天緊張地訓練隊形，夜間檢修擦拭車輛大砲，或是生火洗烤棉衣、補衣服，官兵們完全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中，嘴裡講的，心裡想的，都是參加入城式，一定要把人民軍隊的雄姿展現在北平市民面前，一定要讓駐紮在東交民巷的帝國主義分子看一看人民軍隊的威風。 2月3日，北風勁吹，天氣很冷，但北平人民的熱情很高，一大早，從永定門直到前門大街上，人山人海。 10時整，4顆照明彈升上天空，入城式開始了。在紅旗下前導的軍樂隊不斷高奏著雄壯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接著就是坦克、裝甲部隊，再接著是砲兵、騎兵、步兵。美國造的坦克、美國造的大道奇車拖著美國造的大砲，戰士們都武裝著繳獲過來的美式裝備，在當時可算得上是現代化的裝備了。 在前門大街上，坦克、裝甲車被歡迎的群眾圍了起來。學生們爬上坦克車去貼標語。標語用完了，就用筆在砲筒、裝甲車板上寫。最後，連戰士們剛洗乾淨的棉軍衣上也寫了標語：“慶祝北平解放！”“歡迎解放軍！”“解放全中國！”學生們爭著往車上擠，爭先恐後地與戰士們握手，擠不上的就圍著坦克、大砲扭秧歌。 後來，蘇進在《回憶北平入城式》一文中，對當時穿過東交民巷的情景作瞭如下記述—— 鋼鐵洪流般的坦克、裝甲車和大砲，浩浩蕩盪地通過了東交民巷。這個自1900年《辛丑條約》簽訂以來一直為帝國主義盤踞的使館區，今天，中國的軍隊和人民第一次在這里揚眉吐氣，昂首挺胸，自由出入。我們的遊行隊伍見到，美、英等國領事館門窗緊閉，裡面的人躲在玻璃窗後偷偷向外看，有的還偷偷地拍照。看到帝國主義者們的醜態，我們認識到總指揮部決定遊行隊伍從東交民巷穿越而過的行動實在太英明了，它真正起到了向帝國主義分子們示威的作用。鋼鐵的隊伍隆隆駛過使館區，大煞帝國主義的威風，大長中國人民的志氣！這使帝國主義者們看到，他們送給蔣介石軍隊用來屠殺中國人民的先進武器，已經交到人民解放軍的手中。我軍用這些武器，解放了東北，解放了天津、北平，還要解放全中國！ （2）三大戰役後，美國總統杜魯門批准了重新調整美國對華政策，司徒雷登對蔣介石從積極支持，變為堅決拋棄，司徒雷登拒絕了國民黨要美國調停國共內戰的要求，也不願將使館隨國民黨政府南遷廣州，英、法等國紛紛效仿 深夜北平傳來的信息觸動了司徒雷登大使復雜的心緒 已經是半夜了，南京西康路甲1號，美國駐華大使館院子看上去十分寂靜。路燈映照著使館那銅鑄的大門。門口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士兵剛剛換崗，在月夜樹影中的這棟雅緻洋樓裡，好幾個房間的窗戶都還透著燈光。在有要緊事的時候，美國使館也需晚上工作，因為在南京是晚上的時辰，而大洋彼岸的首都華盛頓正好是上班的時候。目前這些日子，中國的形勢發展得很快，對美國駐華大使來說，要緊事非常多。 一個年輕的美國人邁著急促的步子，走進了當中那間最大的辦公室。一個鬢髮雪白、慈眉善目的老人正在伏案寫東西。他放下筆，接過年輕人遞過來的電報。年輕人告訴他一份是上海來的，一份是北平來的。老人匆匆看過上海總領事齊艾思的電報，見沒有重要事，就放下了。但在看過北平總領事柯樂布的電報後，他的神態驟然變得很嚴峻了。 這個老人就是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 他在皮靠椅上坐不住了，拿著電報走到沙發前坐下。從他已經佝僂了的身子與緩步行走的姿態，可看出他至少是70歲出頭的年紀了。年輕人幫他擰亮了沙發旁的燈。他又展開電報看了一遍。 北平和平解放，解放軍於元月31日開進北平接防以來，他天天都惴惴不安地關注著北平總領事館方面的消息。去年在共軍佔領的瀋陽，駐瀋陽總領事安格斯·沃德就報告說，解放區中共政府已聲明，他們不承認原總領事館從國民黨政府手中獲取的一切權利，對領事館人員只當外僑看待，可以保護其居住安全。緊接著，瀋陽軍管會又收繳了總領事館館內的多部電台，引起了一場收繳電颱風波…… 中共進駐北平已經四天了，處在市中心天安門附近東交民巷的美國駐北平總領事館還算平靜地度過了這幾天。駐北平的總領事柯樂布發來的報告說，中共軍隊進城後，也來到東交民巷，接管了日本原領事館和德國原領事館作為軍管會的有關機關，只見穿軍裝的官員與接管城市的地方乾部在那裡進進出出。柯樂布報告說，美國駐北平總領事館暫時還沒有發生什麼太大的意外，只是解放軍剛進城那天，有人在領事館的圍牆外貼了幾張關於“歡迎人民子弟兵進城”、“解放全中國”之類的標語。 司徒雷登在北平生活多年，東交民巷是他常去的地方，極為熟悉。讀了柯樂布的報告後，他覺得，中共接管東交民巷的日、德領事館也算是正常之事，這兩個“二戰”戰敗國的領事館早就給蔣介石政權接管了，他們只是從傅作義的手裡接過來而已。 但是，2月3日這天晚上，柯樂布發來的電報報告了兩則重要的情況： 其一，北京市市長兼軍管會主任葉劍英簽署發布的《佈告》中有這樣的條款：原駐北平的各國領事館及其中人員不能再享受外交人員待遇，而只是作為居住在北平的普通僑民。這個《佈告》在大街上張貼，在電台裡反复廣播。 其二，今日上午，北平舉行了隆重的中共部隊入城式，入城遊行的部隊沒有經過北平例行集會的天安門，而是專門從外國領事館區東交民巷穿過。美方人員在窗內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共入城遊行部隊都經過了美國總領事館的大門口，隊伍中的坦克、裝甲車、大砲幾乎全是嶄新的美式裝備。據說入城的官兵們常愛說的俏皮話稱這些美國裝備都是蔣介石“運輸大隊長”特別供給的。 他反复揣摩柯樂布這封電報傳達的信息。第一條，說明了中共領導人不買美國人的賬，共軍佔領瀋陽時也是這麼宣布的。他初次獲知時感到很驚愕，覺得難以接受，曾想到要提抗議，後來細一想人家不承認國民黨政府的政策，美國方面也無可奈何；因為至今美國政府與中共還沒有任何外交關係，中共與國民黨政權是死對頭，人家當然不把原來的美國外交官當作外交人員；可是這次還沒有聽說中共在北平採取類似在瀋陽拘捕美國外交人員的行動，使他在茫然與遺憾中稍許有一點安慰。第二條，中共軍隊已經用幾乎全部美國武器裝備起來，並挖苦說這是運輸大隊長蔣介石給的，這就大大地觸動了他內心的痛楚。 他還想起1月16日晚美國駐天津總領事給他發來的電報，電報裡說：在天津的美國人不幸地看到，幾乎全部用美國武器和軍事裝備武裝起來的共產黨部隊攻占了天津。據悉，那些武器和裝備都是共軍在東北從國民黨軍隊手中繳獲的。這些武器和裝備進一步加強了共產黨的力量…… 近一段時期，隨著中共從東北至長江以北的節節勝利，使他憂心忡忡的事情就越來越多了。幾天前，他見到相識已久的中國著名的女教育家、金陵女子大學校長吳貽芳——這個吳貽芳是中國巾幗精英，是中國第一個女子大學校長，早年在美國留學，幾年前曾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去紐約參加聯合國大會——他們喝咖啡聊天時，她就直言不諱地問他兩個問題：一個是，你好端端地當著大學校長，為什麼要來當這個吃力不討好的駐華大使？另一個問題是，你當初為什麼要如此積極地支持這個臭名遠揚的蔣介石呢？ 馬歇爾突然要司徒雷登出任駐華大使，使他大吃一驚 司徒雷登這個美國人，有著獨特的經歷與獨特的性格。 他出生在杭州一個美國傳教士的家庭裡，能講一口純正的杭州話。他熟讀中國經史百家的國粹，在美國人當中，算是一個罕見的中國通了。他經常在嘴邊掛著三句關於中國的話： “我愛美國，也愛中國。” “與其說我是一個美國人，還不如說我是一個中國人。” “我生在中國，也願意死在中國。” 他11歲離開中國返回美國，受家庭的宗教氛圍影響，進了紐約協和神學院攻讀神學。 1902年，他在神學院畢業後，被封為牧師，奉派在華盛頓的第一長老會堂。兩年後，在與其表妹艾琳女士結婚後，受南長老會派遣來中國做傳教士，這年他26歲。辛亥革命後，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司徒雷登應美利堅合眾國際通訊社的邀請，擔任駐南京的特約記者，開始留意和收集有關南京政府的情況，每日發出電訊，報告中國政局的發展，並且由此結識孫中山、蔡孑民、王儒堂等政界人物。 1915年因家事留美期間，他曾應威爾遜總統邀請到白宮匯報中國的情況。由此開始，他與美國政府有了接觸。 1918年底，他受教會的派遣到北京籌辦燕京大學，1919年1月31日被任命為燕京大學校長。 客觀地說，他是一個傑出的教育家，因在中國傾注了大量心血創辦燕京大學而蜚聲海內外。辦校的經費，是他親自奔波在中美兩國，向政要、軍閥、富豪、金融家、企業巨頭等人物募集來的。他看中了北京西郊海淀的一片土地做校址，就親自跑到西安去找這塊地的業主陝西督軍陳樹藩，經過討價還價，只花了6萬塊光洋就買下了這200多畝土地。有一次，他去找軍閥孫傳芳。孫傳芳不知這個洋人的來意，只給了他100塊錢，後來得知他是要辦學校，就派人送去兩萬塊。他還設法從美國鋁業大王霍爾的教育基金、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教育津貼中搞到了辦校的資金。為提高教學質量，他請來執教的都是海內外有名的教授，而且給他們以很高的待遇。他把學校環境辦得很中國化：宮殿式的教學大樓，廟宇式的大學校門，寶塔式的校用水塔，校園內還有亭閣、古鐘、石碑等園林建築。他還要求學生們熟讀孔孟之學。 他對師生總是一副笑瞇瞇的樣子，十分關心。每聘到一位新教師，他總是先請到家裡款待一番，體貼入微，使新教師一入校就感到校長的親切和溫暖。他吩咐學校的註冊處，對各班比較突出的學生以及學生會領袖的名單和他們的情況，都要向他匯報，並在百忙中總要抽空去找他們或請他們到家裡談心，使得學生“覺得他是兼有了嚴父的沉靜和慈母的溫存”。刊物《燕大友聲》曾這樣描述過他：“這團體上上下下、前前後後，總有上千上萬人，這上千上萬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裡，都短不了他。為嬰孩施洗的是他，證婚的是他，喪禮主儀的也是他。你添了一個孩子，害了一場病，過一次生日，死一個親人，第一封短簡是他寄的，第一盆鮮花是他送的，第一個歡迎微笑，第一句真摯的慰語，都是從他而來的……” “九一八”事變時，他不但在學生舉行的反日愛國大會上慷慨陳詞，譴責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行徑，還親自帶領學生上街遊行，和學生們一起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日本人佔領北平後，他也蹲過日本人的監獄。 由於他的聲譽日漸升高，羅斯福就任新總統後曾召見他，諮詢中國問題，想了解除了戰爭之外，美國怎樣才能阻止日本人侵占中國。 在當時，中國人並不簡單地將他看做是美國長老會派來的傳教士，而是將他作為一個對中國教育事業作出了貢獻的教育家來看待。在素有尊師傳統的中國，人們對他獻身教育的敬業精神，就更多了一分尊敬。而美國政府又把他當作熟悉中國社會並與中國社會各階層有著廣泛聯繫的“中國通”來看待。 抗戰勝利以後，在國共兩黨的紛爭中，聲望很高的馬歇爾將軍奉杜魯門總統派遣來中國調停。馬歇爾的調停政策在本質上仍沒有脫開“扶蔣反共”的窠臼，決定了其調停工作屢屢碰釘子。 1946年7月間，馬歇爾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向杜魯門總統提名司徒雷登為美國駐華大使。馬歇爾希望利用他在中國的良好聲譽以及與中國各方的交往關係，使國共政治談判不至於陷入死胡同。 當馬歇爾突然派人送來一封信、問他是否願意出任美國駐華大使時，他真是大吃一驚！ 儘管他捨不得苦心經營的燕京大學，但他本人是一個富於犧牲精神的人，他覺得自己是美國人，理該服從美國政府政策的需要，加上提名人又是在美國普遍受人尊敬的馬歇爾將軍，他還是表示願意接受這一職務，幫助馬歇爾一起促進國共的政治談判。 司徒雷登辭去校長職務出任美國駐華大使，走上政治舞台，在美國充滿矛盾陷入泥潭的對華政策中，充當了一個悲劇角色。 司徒雷登對蔣介石從積極支持，變為堅決拋棄 司徒雷登因創辦燕京大學，與當時好些中國官員交朋友打交道。他在早期結識了北洋政府的外交總長顏惠慶、陝西督軍陳樹藩、山西軍閥閻錫山，後來又與孫傳芳、韓復榘、宋哲元、張作霖父子以及其他在華北地區的黨政要人相識。他還與“基督將軍”馮玉祥過從甚密，也和桂系領袖李宗仁、白崇禧常有來往。 但給他留下印象最深、來往最多的大概便是蔣介石了。 他是通過孔祥熙的關係結識蔣介石的。在政治傾向上，他是偏向於蔣介石的。他說他很崇敬“委員長和那位能幹的夫人”，並公開宣稱自己是“一個徹底的蔣的人”。他也為蔣介石所賞識，成了蔣介石的義務顧問。每次回美國期間，他都呼籲美國政府給蔣政權以盡可能多的支持。因而他一出任美國駐華大使，就兩次上廬山與蔣介石見面商談。 他曾以大使的身份明確地說：“目前世界上發生的一些事件表明，中國的共產主義化已經給我們造成了危險，也給日本和東南亞各國帶來影響。這些年來，我們已經深深地陷入了中國的內部事務，我們只好繼續給予支持（蔣政權），以便幫助中國解決內亂問題。” 這就表明他在解決國共紛爭時一屁股坐在蔣介石國民黨一邊。有時，他雖然也說幾句督促國民黨實行改革的話，但更多的是不斷地幫蔣介石說情，呼籲美國給予蔣介石更多的援助。當時，經過多年與蔣介石打交道的美國政府已經深知國民黨自身的腐敗，因而在援助時也強調，只有國民政府實行富有成效的改革，清除國民黨內根深蒂固的弊病，才能使美國的援助具有意義。但蔣介石在乞求美援時，只是口頭上承諾“要改革，國民政府一定要改革”而已。於是，美援不斷來，改革卻總未見踪影，實在不得已，就搞一點小修小補的表面文章，以作應付，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個使美國當權者痛苦的“黑圈”：美國需要扶持蔣介石政府以維護其在華的利益，而扶持一個不得人心的蔣介石政府又使美國威信喪失、遭受譴責；美國意欲對蔣政權大聲棒喝，施加壓力，使其實施改革，但又擔心共產黨與民主進步力量藉此推波助瀾，反而加速蔣政權的崩潰。美國這種進退兩難的政策，使司徒雷登執行起來就感到尷尬與無奈。 但是，局勢發展得太快了！解放軍從1947年夏天發動戰略反攻，至如今的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役，儘管美援源源不斷，但國共力量對比已經發生了急劇變化，國民黨賴以進行內戰的精銳部隊基本被消滅。美國人援助蔣軍的這些現代化裝備，很順利地就“轉運”到了中共部隊那裡。中共的軍隊如虎添翼，這就更加速了國民黨政權的崩潰。美軍有的高級將領甚至埋怨說：依現在的情況看，我們與其說是援助與裝備蔣介石的部隊，還不如說是援助與裝備中共的部隊！ 司徒雷登終於明白，美國援助蔣介石已經不起什麼積極作用了！對於他曾經崇敬的蔣介石，對於國民黨政府，他感到了深深的失望。他感到此時的國民黨領導再也不能充當美國努力阻止中國共產主義擴展的有效工具了。 1948年10月16日，司徒雷登在給馬歇爾國務卿的報告中斷言：“除去蔣委員長的直屬親信人員和某些高級軍官以外，沒有多少中國人繼續心悅誠服地支持他了；這個政府，特別是蔣委員長，較之過去更加有負眾望，並且愈來愈眾叛親離了。” 10月23日，司徒雷登直截了當地向馬歇爾國務卿提出了逐蔣下台的主張：“我們可以勸告蔣委員長退休，讓位給李宗仁或者國民黨內其他較有前途的政治領袖，以便組成一個沒有共產黨參加的共和政府。” 在此前後，他還公開地在南京進行倒蔣活動。 11月下旬，蔣介石派宋美齡飛去美國面見杜魯門總統懇求援助，杜魯門擺出一副冷面孔說：“美國不能保證無限期地支持一個無法支持的中國。” 當時，國民黨內的反對勢力也步步進逼要蔣介石下台。 12月中旬，蔣介石抱著一絲幻想派張群前往美國使館探詢美國人對其去留的態度，司徒雷登明確地答复說：“我所接觸的大多數美國人都認為，絕大多數中國人都覺得委員長作為停止戰爭的一個重大障礙，應當從他現在的權威地位引退。而中國人民所想的和所要的是形成我們政策的因素。” 蔣介石已經內外交困、心勞力瘁，無法撐持這個分崩離析、瀕臨覆滅的局勢了。於是，蔣介石找李宗仁商榷，打算自己下野，讓李宗仁代理總統。 司徒雷登的美國駐華使館為何沒有隨國民黨政府南遷廣州 1月18日，南京的天空陰雲低垂，刮著北風，天氣特別冷。 司徒雷登一早就離開使館外出辦事，並有意識在大街上兜了一圈。這天，南京的報紙已經詳加報導平津戰場“本月16日國軍在天津狠殲共'匪'軍隊後進行戰略轉移”、“華北國軍固守北平、重創自東北流竄入關之林彪'匪'部”之類的消息。據司徒雷登了解，南京市民已經看懂了這些報導的含義，就是說：東北的解放軍主力已經入關進入華北，天津失守、北平將告失守。隨著華北兩個最大的城市被共軍佔領，再加上一個多星期前剛剛結束的淮海戰役中，蔣介石的嫡系主力杜聿明集團在淮河流域已被全殲，那麼，長江以北以及南京很快就是共產黨的天下了。 他在街頭感覺到一般市民情緒很平靜，在沉默中蘊含著期望，而南京政府的官員卻面露倉皇之色，熟人之間見面問起的已經是怎麼安排後事了。他的消息是很靈通的，這幾天他已經了解到南京政府正在考慮遷往廣州，蔣介石也有可能在近幾天宣告下野。鑑於解放軍在淮海戰役後已經迫近南京，國民黨政府想阻止解放軍渡江，爭取形成與中共隔江而治的局面。 他剛回到使館，國民黨政府外交部已經派官員送來函件，照會美國駐南京大使館，通知國民政府遷至廣州辦公，要求美國使館與其他各國使館隨同搬遷。不一會兒，司徒雷登就接到了英國大使、法國大使先後打來的電話，說次日要來與他商議對策。 第二天，英、法等西方國家駐華大使匆匆來到美國使館司徒雷登的辦公室。他們就中國當前局勢及對策、就中共政府的承認等問題進行了緊急磋商。 當時，司徒雷登已經得到國內的通知，美國政府決策部門正在醞釀重新調整美國對華政策，去年九十月間美國國務院政策設計司在喬治·凱南主任主持下提出的一份題為《重新審查並製定美國對華政策》（PPS39）的文件，已經在論證之中。按照這份文件的觀點：美國政府不准備再拿美國的聲望與財力供蔣介石去賭博，同時，美國的對華政策也不應再是過去的全力阻止中共在中國取勝，因為中國祇是在可能成為蘇聯的政治、軍事附庸這一點上才對美國有潛在的危險，美國要盡可能阻止中國成為蘇聯的政治、軍事附庸。這就是當時通俗而形象的說法，美國希望毛澤東成為亞洲的“鐵托”。但在這份文件正式獲得批准以前，美國還在進行其註定要失敗的阻撓中國革命的活動。在1949年新年剛過，中共在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略決戰中取得勝利之後，在北平解放的第三天，杜魯門總統才正式批准了調整美國對華政策的文件，使其成為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正式文件（NSC34）。 新年一過，國民政府籲請美、蘇、英、法四大國出面調停國共內戰。美國已經決定要調整對華政策，因此，對國民黨政府要求出面調停反應極其冷淡。 1月13日，司徒雷登向南京政府轉達了美國國務院的正式答复：“在目前形勢下，試圖扮演調解人的角色，不會取得任何有意義的結果。” 英、法兩國也與美國採取了一致的拒絕出面調停的態度。這頗使蘇聯感到意外，因為蘇聯原以為這次國民黨政府要求外國調停進行新的國共和談，是美國人策動的花招。蘇聯是在1月17日才由外交部告訴國民黨政府駐莫斯科大使：蘇聯政府無意接受南京政府的調停請求。 19日這天，英、法等國大使落座寒暄幾句之後，早已經有所準備的司徒雷登就對英、法等國同行說：“國民黨要和是投降，要戰亦無法，我們美國祇好暫時觀變，留在南京觀察形勢的進一步發展變化，以後再作決定。” 法國大使麥里耶不無擔心地問：“共軍攻入南京後，會不會對我們採取過激行動？” 司徒雷登說：“人家肯定不會將我們當作高貴的客人而給予隆重的款待了，但我想，他們對我們這些外交官也不至於採取太過分的行動。” 英國大使斯蒂文說：“我看沒有什麼可怕的，中共政府從農村進入大城市以後，也需要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 他們經磋商後認為，中共在奪取政權之後，一定會急於爭取各國的承認，西方各國便可利用這個機會，同中共進行討價還價，從中獲得實惠。英、法等國大使表示願意與司徒雷登採取一致的行動，每一位大使可選派下屬高級官員或其他隨員隨同國民政府南下，大使本身原地不動，以便繼續觀察形勢變化。這些國家的大使經請示本國政府，都獲准仍然留在南京，以觀察形勢的進一步發展變化。 司徒雷登在經國務院批准後，派路易斯·克拉克代辦帶幾個人隨以孫科為首的行政院去廣州，一面維持與蔣的關係，一面與各種“反蔣分子”接觸。 到了最後，除了蘇聯駐華大使羅申去了廣州而將參贊史巴耶夫留在南京外，其他各國的駐華大使都仍滯留在南京城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