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派專機送章士釗去香港促進國共和談，成為一個向台灣發出的強大和談信號，轟動了香港。
（北京—香港，1973年5—7月）
在那場“文化大革命”中，中國大陸與外部世界的接觸已經少得可憐。世界上人們對於中國關起門來搞“文化大革命”惶惑不解。人們看到的幾乎都是席捲一切的紅色暴力與無所不在的激烈鬥爭。 “文化大革命”被當作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被當作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鬥爭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繼續；所有的國民黨，無論是在大陸的“民革”或是海峽對岸的國民黨反動派，都被當作牛鬼蛇神，屬於掃蕩打倒之列。就是中共內部的幾個領袖人物，也被當作國民黨在中共黨內的代表人物而被打倒。當時，已經很難聽到關於國共兩黨和談或是和平統一祖國的口號了。
那時候，港澳地區對於“文革”動亂的影響特別敏感。在一九七三年五月中旬的一天，一架中國民航的專機從北京飛來，簡直是破天荒似的降落在香港啟德機場。那時候，在香港有台灣的班機通航，而中國民航尚未開航。這架中國民航專機，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第一架在香港降落的中國大陸飛機。這架中國政府派來的專機搭乘的不是中共要員，而是前國共和談中作為國民黨政府代表的章士釗先生一家人。這件事本身，就成了一個向台灣發出的強大的和談信號，轟動了香港！章士釗雖說是來“探親”，探望他在港的第三夫人殷德貞，但在他到達香港的頭幾天，香港及澳門的中、英文報紙都以極大的篇幅報導了章士釗到港的消息，並且作了種種猜測，絕大部分報刊都評論說章行嚴（章士釗字行嚴）此行必帶有同台灣和談使命。
章士釗先生已達九十二歲高齡，他是在專門的醫生護士及親屬陪同下，乘著輪椅被人抬下飛機舷梯的。中國古話說“九十不出門”，章老先生絕非權為探視小夫人而來，報界的猜度並沒有錯，他是肩負著促進國共和談的使命而來的。
章士釗先生是中國近代、現代史上一位有影響的政治活動家和學者。他活了九十二歲，一生經歷極為豐富；他是一個跨越了滿清、民國與新中國三個時代的歷史人物，在思想、政治上走過曲折複雜的道路。他在武昌求學時，與黃興同住一室，成為莫逆之交。他在南京的學堂裡成為反清學潮的“魁首”。他加入過蔡元培、章太炎的愛國學社，與鄒容是同窗好友。他還策劃過刺殺路經上海的廣西巡撫王之春的暗殺行動，並為此坐過大牢。他曾經編譯日本人宮崎寅藏所著介紹孫中山革命事蹟的書《三十三年之夢》。在編譯這書時，因一時筆誤，將孫先生的真名“孫文”與假名“中山樵”的兩個字連綴成文，寫做“孫中山”。後來該書出版，這個名字也隨著傳開，久而久之，竟成了孫先生的正式名字。孫中山的名字是章士釗起的，這真是一則有趣的革命軼事。
章士釗經楊度介紹，在東京結識了孫中山，常在一起共議天下大事，十分投機。同盟會成立時，孫中山以為章士釗必是該會的積極成員，沒料到他竟不願入會。他提倡苦讀救國，一生堅持做無黨派人士。他的結義兄弟章太炎苦勸其入會，他也不為所動。章太炎知道章士釗對同盟會員吳弱男女士甚為傾慕，乃生出一計，請吳弱男出面動員章士釗入會。不料久久沒有結果，吳弱男卻通過此番接觸成了章士釗的情侶，後來他倆在英國結了婚。據說，孫中山後來談及此事時，開玩笑地說：“同盟會與章行嚴的關係，真乃'賠了夫人又折兵'。”
章士釗贊成過資產階級代議制，又宣傳基爾特社會主義。他接近過袁世凱，又參加了反袁、討袁鬥爭。後來他投靠段祺瑞，推行複古倒退政策，但又設法營救過共產黨領袖李大釗。他還曾經出庭為陳獨秀辯護，其數千言辯護詞，使舉座為之震驚，並轟動一時，被上海的大學選為法學系教材。他當過北洋軍閥政府的司法總長、教育總長，也當過新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抗戰期間，他堅持民族氣節，日偽勸誘他加入汪偽政府，遭他嚴詞拒絕。此後，日偽政權對他進行威脅，他乃秘密從上海出走，避難香港，而後來到重慶。他在重慶結識的抗戰夫人殷德貞，就是他的第三夫人，亦是他在九十二歲高齡來香港探視的夫人。
章士釗作為學者在學術上的成就是舉世共知的。他特別是對邏輯學和柳文的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一生從事寫作，年既老而不衰，著作極豐，據初步統計，專著二十餘部，論文數百篇，詩詞近五千首，可謂一大家，在中國文化史上佔據著重要的一席之地。他在北京大學講授邏輯學，曾轟動一時；據參加旁聽的高承元回憶說：“蓋海內自有講學以來，未有之盛也。翌日乃易大教室，可容四五百人，擁擠如故。”
他十三那年，買到湖南永州刻的《柳宗元文集》，從此開始攻讀柳文，前後六七十年。一九五九年九月，他應中國人民大學之邀請，到校主講《柳宗元文選》；這次所編之講義，即為後來《柳文指要》一書的底稿。晚年，他幾乎將自己全部精力投入修改這部《柳文指要》。上下兩部將近一百萬字的書，在也喜歡柳文的毛澤東關心下，終於在一九七一年出版。一九七二年春，尼克松總統訪華時，周恩來總理特別向尼克松介紹了章士釗的《柳文指要》，並贈送一套，作為紀念。
以章士釗如此獨特與豐富的資歷，作為促進國共兩黨和談的代表，是最適合不過的。
章士釗在一九四九年的國共北平和談中，已經當過代表。一九四九年一月，蔣介石在內外交困中被迫宣布下野，由李宗仁出任代總統。李宗仁上任後想與中共和談，找誰從中斡旋呢？想來想去，覺得章士釗是最佳人選。於是，李宗仁委派邵力子到上海請章士釗出面。當邵力子說明來意後，好管“閒事”的章士釗極力表示贊成，並願為此效力。代表團原定二月八日飛北平，因中共通過新華社廣播宣布，拒絕代表團中美國人的走卒甘介侯赴北平，致使代表團未能成行。消息傳到南京，李宗仁十分緊張，深怕自己上台後與中共的和談之門打不開；於是，李宗仁於二月八日親自趕到上海找章士釗等人，商量解決辦法。最後決定以顏惠慶、章士釗、江庸三人為代表，邵力子以個人資格前往。在徵得北平軍管會同意後，二月十三日他們以“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的名義飛赴北平。二十二日，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在石家莊接見了他們。毛澤東接見章士釗時，章向毛澤東陳述了李宗仁的願望。其他代表也分別受到接見。和平之門是打開了，他們帶著毛澤東寫給李宗仁的信，於二十四日離開北平。同年四月一日，解放軍渡江前夕，章士釗又作為代表參加了國民黨政府代表團飛抵北平。經過多次談判，雙方代表在北平達成國內和平協議。後來因為國民黨方面拒絕簽字，致使和談破裂。章士釗至此，對國民黨已完全失望，決定不回南京，先去香港。這年五月，他同邵力子聯名寫信給代總統李宗仁。信中說，中共讓步不能算少，而國民黨中兩派不願和平，八項諾言說過又不算數。他和邵力子以親身經歷說明中共對和談是有誠意的。這封信由另一個和談代表劉斐帶到廣州，親手交給李宗仁，促使李宗仁、白崇禧認清人心所向，爭取和平解放廣西。無奈李宗仁受制於握兵權的白崇禧，未能幡然悔悟，接受勸告。這年六月，他還寫信給湖南省主席程潛，勸他起義，和平解放家鄉湖南。
新中國成立後，章士釗繼續做促進國共和談的工作。一九五六年春，中共寫了一封關於國共合作的信，由章士釗帶去香港交有關人員轉蔣介石，促成了蔣介石派宋宜山回大陸參觀訪問與談判接觸。一九六二年、一九六四年，他又兩次赴香港，拜訪來港、在港故舊，為國共合作做了大量工作，可惜“文化大革命”把它中斷了！
這次章士釗年過九十還不辭辛勞來港，是想在中斷了八年之後，在大陸與台灣之間又將架設起新的和平的橋樑。他女兒章含之女士在談起父親最後的香港之行時，曾說：“到了最終那幾年，父親常常談到他見不到國共和談、祖國統一是他一大遺憾。我感到他一生最後一個願望是台灣的回歸。”
章士釗願做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工作有其得天獨厚的條件。他因為歷史原因，在國民黨中有許多故舊，好些國民黨頭面人物如於右任等是他生前好友；此外，他和毛澤東都是湖南老鄉，他和毛澤東在早年就認識，相互之間有一種極為特殊的關係。
他與毛澤東的友誼可以追溯到二十年代初甚至更早。他和楊開慧的父親楊懷中先生是早年在長沙的至交。經楊懷中介紹，他在一九一九年就認識了毛澤東。一九二零年，毛澤東為籌備中共的成立、湖南的革命運動以及送一部分同志到歐洲勤工儉學，急需一筆數量不小的銀款。毛澤東到上海找到他，當然沒有說成立共產黨要經費，只說是為一批有志青年籌款去歐洲勤工儉學，請章幫忙。他立即答應，運用自己的影響發動社會各界名流捐款。最後共籌得兩萬銀元，悉數交給毛澤東。他當然不曉得這筆銀款幫了共產黨的大忙，一部分供一批同志去了歐洲，另一部分拿回湖南去造反鬧革命了！當四十三年之後的一九六三年，章含之到中南海給毛澤東教英文，毛澤東想起了這件借款之事，並決定還債。毛澤東對章含之說：“你回去告訴行老，我從現在開始要還他這筆欠了近五十年的債，一年還兩千元，十年還完兩萬。”章含之回家告訴父親。他聽了哈哈大笑：“確有其事，主席竟還記得！”
幾天之後，毛澤東果然派秘書送上第一個兩千元。此後每年春節都送上兩千元。章士釗感到十分不安，要女兒章含之傳話給毛澤東說不能收此厚贈，當時的銀元是募捐來的，他自己也拿不出這筆巨款。毛澤東聽了傳話之後微笑著說：“我這是用我的稿費給行老一點生活補助呵！他給我們共產黨的幫助哪裡是我能用人民幣償還的呢？你們那位老人家我知道一生無錢，又愛管閒事，散錢去幫助許多人。他寫給我的信多半是替別人解決問題。有的事政府解決不了，他自己掏腰包幫助了。我要是明說給他補助，他這位老先生的脾氣我知道，是不會收的。所以我說還債。你就告訴他，我毛澤東說的，欠的帳是無論如何要還的。”
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後毛澤東在錯綜複雜的形勢下從延安飛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毛澤東有一次找章士釗敘談，問他對當時局勢作何分析。他想了片刻，在紙上寫下一個“走”字，並說：“三十六計，走為上計”。他誠懇地向毛澤東談了對當時形勢的分析，認為蔣介石對和談並無誠意，正在背後準備內戰。他認為，應趁蔣尚未準備就緒，毛澤東應速速離開重慶，防止突變。毛澤東很重視他的這一建議。毛澤東說，章行老真正是共產黨的朋友才能提出這樣直言不諱的中肯意見。
上海解放的時候，軍管會派了四名解放軍武裝戰士輪流二十四小時在章士釗在滬家宅門前守衛值班，以防國民黨在上海的殘餘勢力傷害章的家屬。為首的那位軍人說：“章士釗先生在北平一切都很好，他是毛澤東主席的朋友，中國共產黨的朋友。我們奉命保護章先生在上海的家屬。”
章士釗定居北京後，先是住在朋友家裡，毛澤東、周恩來知道後還為他解決了住房問題，讓他一家搬進了史家胡同那所帶大院的寬敞明亮的住宅，使他有了良好的生活與寫作環境。
他同毛澤東與中國共產黨經歷了半個世紀的相交相知，成了共產黨真正的摯友，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非常歲月中，他能夠肝膽相照，不顧個人安危，斗膽向毛澤東直書自己的意見。在社會出現了要打倒國家主席劉少奇的狂風巨浪時，他感到十分不安，認為運動再這樣搞下去，國家要完蛋，民族要遭難，他直言不諱地上書毛澤東：不要打倒劉少奇！
毛澤東在三四天內就親筆回了信。全文如下——
行嚴先生：惠書敬悉。為大局計，彼此心同。個別人情況復雜，一時尚難肯定，尊計似宜緩行。敬問安吉！毛澤東三月十日。
在“文化大革命”極為混亂的日子裡，毛澤東和周恩來也設法保護了章士釗，還幫助他將那部顯然屬於“四舊”範疇的《柳文指要》線裝書奇蹟般地在文革中的一九七一年公開出版。
《柳文指要》的出版，給他帶來了極大的喜悅和安慰。然而喜悅之後，他的生活更加空寂。 “文化大革命”尚未結束，也無事可做。在身邊的奚夫人於一九七零年因肺炎去世後，他失去了相依相伴的老伴，內心異常孤獨。他又是一個從不虛度年月的人。於是，從一九七二年下半年開始，他向身邊的人談了去香港重新為祖國的統一大業盡他最後一份力的念頭。另外，殷夫人在香港，已闊別九年之久，自然也希望一晤。他要女兒章含之向周恩來總理匯報。
章含之報告了周總理。
周恩來說：“與台灣方面的對話，行老去是再適合不過了。過去一九六二、一九六四年行老兩次赴港，做了大量工作。可惜後來中斷了。但是，行老已九十二高齡，恐怕身體已不允許作此長途旅行了。”
當時他頭腦雖然異常清晰，只是耳朵聾得厲害，同時因為幾年前曾從病床上掉下來造成骨折，以後腿部肌肉萎縮因而行動不便，常要靠輪椅了。章含之也認為父親雖有為祖國統一盡力的念頭但已力不從心。此事一度作罷，他也只是作為遺憾而談起，述說此生最大的心願是想看到台灣回歸祖國統一。
一九七三年春天，毛澤東在一次會見時突然提到了章行老希望去香港促成國共和談的事，並問章含之：“行老還有沒有這個念頭？”
章含之說：“有是有，老人常念叨，不過總理和我都覺得他年齡太大了，恐怕去不了。”
毛澤東想了一下，說：“我們如果準備得好一點，是不是還可以去呢？譬如說派個專機送去？”
章含之在所寫《我與父親章士釗》一文中詳細述及了章士釗最後赴香港的情況——
我一時不知如何表態，我確實很怕父親經不起旅途勞頓，但看來毛主席支持父親的想法。最後主席請總理考慮個周到的計劃，是否可在保證父親健康的條件下送父親去香港。此事實際上就按主席意思定下來了。我轉告了父親，他很高興，說毛主席懂得他的想法。總理和我開始籌備父親的香港之行。我們心裡都很不踏實，畢竟父親已是九十二歲高齡了，此行會順利嗎？然而，父親很堅決，主席又支持，我們也只能照辦了。
一九七三年五月中旬，父親啟程赴港。週總理安排了中國民航派一架專機送父親，隨機派了警衛並為父親配備了北京醫院內科張惠芬主任及護士小丁同去。除我和大哥章可外，父親還帶了一個秘書、一名家中女廚工及後來照顧他生活的一個女孩子。
我到達香港後的心情卻是複雜的。父親來港的報界輿論宣傳的確證實毛主席和父親對此次赴港影響的預測是正確的。在中斷了八年之後，大陸與台灣之間又將架設新的和平橋樑。然而我對父親的健康卻憂心忡忡。香港五六月份的氣候十分悶熱，父親的住所在鬧市區一幢樓房的底層，並不太寬敞，也沒有花園可以透點新鮮空氣。特別是室內的冷氣空調，我真怕老人受不了。
父親到達香港的情緒並不熱烈和興奮。我覺得他出奇地冷靜，甚至很嚴肅，話語都不多。他似乎意識到他是在履行他在人世間的最後一次偉大使命，他是在一場最後的拼搏中使儘自己的最後一點餘力。到香港的第二天，他就急匆匆安排會見各方面的舊友。殷夫人和我都勸他休息些日子，然而父親卻急不可待。
一周後，我帶妞妞離港回京。離行前，父親單獨與我談了一會兒。他要我轉告毛主席和周總理，他很好，正在聯繫各方關係。此時他在台灣的一些老友和於右任老先生等都已經去世，他說他正在接觸其他一些朋友。他要我告訴總理他在香港最多停留三個月就要回北京。他深情地對我說：“告訴週總理我很想北京，事情辦好我就回去，叫周總理不要忘記派飛機來接我。”人也許真有一種第六感覺，會對未來發生的事情有種預感。在我同父親的三十年相處中，我很少見到他動感情。他是個感情極深邃的人。他的詩作洋溢著強烈的激情而在生活中卻極少動情。我在香港寓所辭別父親時，不知怎麼我產生了一種悲哀，對老父親依依不捨。父親也是這樣，他特別捨不得妞妞，臨別前再三撫摸她的手和臉，要她“三個月後來接爺爺！”
冷酷的時間沒有給父親留下三個月的生命。一個半月後，我和妞妞去香港迎回的竟是他的骨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