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派密使宋宜山到大陸摸底，看了宋的報告大為惱火：剛半個月就被赤化了。
（台北—北京，1957年2月—5月）
一九五七年是蔣介石七十歲生日的年頭。在一九五六年，經過好幾個月的努力，他出版了《蘇俄在中國——蔣中正七十概述》一書，連英文版也於一九五六年底在美國出版了。據擔任該書英文版譯者的沈劍虹說，這本書出的是晚了一些，如果是在一九四九年國民黨丟失大陸之後問世，當時美國正在為“是誰丟失了中國”這一問題進行激烈的爭辯，該書可能有多一點的讀者。但在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這段期間，西方讀者對這個問題興趣已經減退。沈劍虹還說，直到尼克松要秘密打開“中國之門”，西方人才對中國又發生了興趣。
這本書出版，了卻了蔣介石一樁心事。然後，他斷斷續續在台灣島上作了一些巡視。經過這幾年的艱辛，台灣的局勢總算是穩住了，利用朝鮮戰爭帶來的一段喘息期間，改組了國民黨和行政機構，美國經濟援助也恢復了，政府著力開發經濟資源，更重要的是實施了土地改革，減輕了農民的負擔，民族工業也得到了發展。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簽訂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已經生效近兩年了，儘管為此與美國還有爭執，但他感到已經給大家帶來早先幾年所缺少的安全感。已經不是“坐以待斃、風雨飄搖”的局面了。
大陸那邊去年春天，托章士釗老人捎到香港轉給他信件，不是叫他投降，也不像以前稱他為“頭號戰爭罪犯”，開展的是和平統一攻勢。周恩來也不斷在公開場合講話，呼籲搞國共第三次合作。他從這些事感到，台灣的現實局面，已經不得不使毛澤東冷靜的正視。
因而，對從大陸捎來給他的信，沒有立即回絕，也沒有馬上答复，事關重大，他不能不反复考慮。
這封信是為解決台灣問題寫來的。中共方面提出了台灣與大陸統一的具體辦法：（1）除了外交統一於中央外，其他台灣人事安排、軍政大權，由蔣介石管理；（2）如台灣經濟建設資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撥款予以補助；（3）台灣社會改革從緩，待條件成熟，亦尊重蔣介石意見和台灣各界人民代表進行協商；（4）國共雙方要保證不做破壞對方之事，以利兩黨重新合作。信的結尾還說：“奉化之墓廬依然，溪口之花草無恙。”信中用這樣的字句，是想告訴他蔣家墓地和住宅均完整無損，並不是像港澳有的報紙說的“蔣氏墓廬已在鎮壓反革命和土地改革的運動中蕩然無存”。
據說，蔣介石將這封信反复看了許多遍，每逢再看了，都要獨自沉思，不許人打擾。
他終於決定派人到大陸去進行試探性接觸。為了留有後路，將來進退自如，他考慮從海外選派人去。為此，他約了在香港負責國民黨宣傳工作的許孝炎來談話。許孝炎在香港主持《香港時報》。
一九五七年初的一天，許孝炎如約來到台北市郊的陽明山總統官邸。
蔣介石先遞給許孝炎看一本一九五七年一月號新出的香港刊物，上面所發表署名“衣爵”的一篇題為《解決中國問題之途徑》的文章，已被用紅鉛筆劃了粗槓槓和大問號。
許孝炎接了過來，迅速掃了一眼。文中直接提出請蔣介石退休，認為這是“解決中國問題之途徑”。其實文中的“中國”是指“中華民國”，亦即台灣問題。
文章寫道：只要胡適先生登高一呼，提出請蔣退休的要求，“海外華僑必定群起響應，台灣同盟及三軍人員受外來的鼓勵，必定有所表示，美國友人對於中國人民的一致要求蔣介石退休的運動，勢必重視。”
該文還提出一種改革方案，把台灣軍隊交聯合國組成國際警察部隊，解散國民代表大會，徹底改組政府，由胡適任總統，蔣廷黻任行政院長，吳國楨任外交部長，孫立人任總參謀長，俞大維任國防部長。新政府的各級組織人選取三三製，即原有官員留用1/3，台灣民選1/3，海外華僑和社會賢達選出1/3。
許孝炎看了說：“太不像話！竟然如此放肆。香港那個地方就是太自由。我離開香港的時候，還沒有看到這份東西。”
蔣介石並不顯得很激怒：“你回去查一查，是不是我們這裡那伙《自由世界》雜誌的人化名去香港造輿論。”
許孝炎說：“我一定照辦，盡快搞清楚。”
事後很快就查了出來：署名“衣爵”的執筆者並不是台灣的，而是香港的自由主義者褚定民。此人當然是與台灣雷震那伙自由主義者串通一氣的。
“今天我找你來還不是為這件事的。”蔣介石對許孝炎說了大陸來信的始末，“基於'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原則，針對中共發動的和平統一攻勢，決定派人到北平去走一趟，實際了解一下中共的真實意圖。至於人選，不擬從台灣派出，而在海外選擇。你考慮一下，提出兩三個人選來，香港或是南洋的，都可以。”
許孝炎當時經過斟酌，提出了三個人選，請蔣介石圈定一人。這三人是曾任立法院長的童冠賢，曾任立法院秘書長的陳克文和立法委員宋宜山。許孝炎說：“這三個都是立法院的，是中央民意機構的代表，身分比較靈活。”
蔣介石聽了說：“這三個人都可以，都還靠得住。宋宜山是宋希濂的兄弟，據說來希濂給共產黨關在北京的功德林戰犯管理所，可以說是去那裡探親，還是毛澤東的湖南老鄉。當然，童冠賢和陳克文亦可以。他們都在香港？”
許孝炎說：“他們都在香港，聯繫方便。”
蔣介石說：“首先要本人自願，你回香港找他們三個都聯繫一下，我再最後決定派誰去。”
四月份天氣是北京最糟糕的，冷風夾著砂子撲面吹來。出門一趟回來，臉面耳根發腳，到處都是沙末。可是，一九五七年的四月，風沙刮得早，也會得早，已經使人覺得暖融融了。
宋宜山從香港經廣州乘火車來到北京，特地帶了大衣、圍巾，準備穿得嚴嚴實實的。他一下火車到站台上，晴天，無風，暖和；在站台上迎接他的唐生明，接過他手上的大衣，說：“宜山兄竟然全副武裝，害怕給凍壞了！”
“北……”宋宜山儘管事先有所準備，還差一點將北京按國民黨老習慣說成北平，“北京的氣候想不到也有了變化。”
宋宜山和唐生明是比較熟的。大家都是湖南老鄉，在國民黨南京政權時代就認識。前幾年，在香港也曾在湖南同鄉會的活動中常見面，只是交往不深而已。宋宜山在接受任務時，已被告之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將從旁聯絡，協助對話。
當許孝炎來找他時，說是蔣介石給的任務，他就同意了。童冠賢拒絕接受這一使命；陳克文表示願意接受。最後許孝炎將宋、陳兩人報給蔣介石圈定。蔣介石選中了他。他感到這是蔣介石對他的信任。他是蔣介石的學生，自從南京中央黨校畢業後，被蔣介石選派往英國留學。回國後一直在中央黨部工作，曾出任過國民黨中央組織部人事處長的關鍵職務，擔任過國民黨候補中央委員。大陸撤退後，他留在香港，仍掛著台灣方面立法委員的頭銜。他覺得自己是受過蔣介石栽培的人，現在是報效的時候。他自己也抱著回大陸看一看的好奇心理，這也是一個難得的機會。他住在香港的這些年頭，聽聞不少有關大陸的消息。中共左派的報紙就說大陸這幾年怎麼怎麼好。另外的報紙和消息又說民不聊生，食不果腹，地主資本家挨共產，國民黨的人挨抓、挨關、挨鎮壓，還說老人、婦女、親屬都受牽連不放過。可是，從他進入深圳開始，看到的農民臉上紅撲撲，有笑容，有衣穿，面無飢色。深圳到廣州，一路看到田裡正熱氣騰騰插秧；廣州街頭，商店擺滿貨，熙熙攘攘，甚是繁華，比大陸撤退前那幾年廣州街頭的景象，真是有天壤之別。
唐生明陪他到新僑飯店，安頓住下後，告訴他說：“這兩天，周恩來總理要請你吃一頓飯。至於具體的問題，則由統戰部的部長李維漢先生出面跟你商談。李部長亦是湖南老鄉。”
宋宜山望著唐生明，欲言又止，終於開了口：“生明兄，我想問一句老鄉的話，我難得來一次，我探望我胞弟希濂，不會有困難吧？”
唐生明說，“我看不成問題。”
宋宜山半信半疑：“是嗎？”
唐生明說：“你不是說來探親的嗎，共產黨讓你來探親，怎麼會不給見面呢？吃飯的時候，你可以跟周總理提出來。”
宋宜山在飯店裡休息了兩天，不敢輕易出門，等著與周恩來見面。
第三天，唐生明陪同他來到北京有名的東興樓飯莊用膳。周恩來見了他，說：“宋先生，歡迎你來北京，我特地讓生明兄來接待，他和你是老鄉，前幾年在香港又見過面，他跟我們做朋友的歷史已經不短了。”
宋宜山說：“抗戰時期，生明兄忍受了誤會與委屈，執行'特殊任務'打到汪精衛漢奸政府裡去，為國家與民族做了許多工作，不但蔣先生與國人讚賞，連我也十分敬仰。”
周恩來笑說：“我們共產黨人也忘不了他。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受挫，我們黨處於最困難的時候，得到了生明兄的同情與支持。我們舉行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得到了他給予槍支、彈藥和物資的支援，一些傷員也得到他的營救和保護。”
宋宜山第一次聽說唐生明的這些舊事，流露出一點驚奇，聯繫起一九四九年唐生明輔佐程潛在湖南投向毛澤東，就不覺得奇怪了。一九五零年，唐生明曾去香港做生意，一九五六年才又從香港回到北京，在國務院參事室任參事。宋宜山說：“生明兄的經歷真是豐富多采的。”
周恩來對宋宜山說：“宋先生，如果我沒有記錯，今年該是你希濂老弟過五十歲的生日。”
宋宜山手拍額頭：“喲，周先生記憶力真好。你不提起，連我這個當兄長的都想不起。”
周恩來說：“希濂兄是黃埔一期嘛！他跟你們的湖南老鄉陳賡一起在長沙應考合格後，繞了一大彎，經武漢、上海來到廣州的。抗戰時期，他在大別山和滇西通惠橋，重創日軍，立下了卓著戰功，人民都不會忘記的。”
宋宜山聽了十分感動：“周先生，我想……”
周恩來接口說：“五十歲是人生的大日子，你來看他正是時候。”
宋宜山受了觸動：“感謝周先生關心。”
周恩來意味深長地說：“總的來說，在中華民族大家庭裡，我們都是一家人嘛。抗戰勝利在重慶談判的時候，蔣先生說過，大革命的時代，國共兩黨的同志們曾在一個屋裡開會，共一個大鍋吃飯。我希望我們還會在一起合作的。具體的問題，李維漢先生跟你商談。”
由於宋宜山只是奉命來了解共產黨方面對於台灣問題及國共合作的意圖，沒有帶來台灣當局的具體意見。中共方面由李維漢等向宋宜山提出下列幾點：
1.兩黨通過對等談判，實現和平統一；
2.台灣為中國政府統轄下的自治區，實行高度自治；
3.台灣地區的政務仍歸蔣介石領導，中共不派人干預，而國民黨可派人到北京參加對全國政務的領導；
4.美國軍事力量撤離台灣海峽，不容許外國干涉中國內政。
宋宜山在北京過得很愉快。他不僅與中共的代表進行了商談，還去功德林戰犯管理所探訪了胞弟宋希濂。宋希濂告訴他，有希望說他們不久就可以特赦出來了。
主人還讓唐生明等陪同他參觀了石景山鋼鐵廠、四季青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還遊覽了故宮、頤和園等名勝古蹟。當時，反右鬥爭尚未展開，大陸正廣泛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又加上號召和平統一祖國，經濟建設熱氣騰騰，整個政治氣氛和社會面貌，顯得很有生氣和活力，給宋宜山以新中國欣欣向榮的印象。
宋宜山在北京停留了兩個禮拜，於五月間回到香港。他根據此次大陸之行的印象，如實地寫了一份約有一萬五千多字的書面報告。根據他對蔣介石的了解，估計蔣看了報告不會有高興的結果，但他覺得還是直言禀報為好，不然對不起自己的良心。他將報告交許孝炎轉呈蔣介石。這份報告，記述了與周恩來、李維漢見面、商談的詳情，記錄了中共的提議，還敘述了自己沿途及在北京的各種見聞，把共產黨治理下的新中國寫得很有一番新氣象。他還在報告中說，我以為，中共意圖尚屬誠懇，應當響應。大陸從工廠到農村，所到之處，但見政通人和，百業俱興，民眾安居樂業，與中共魚水相依。以前提的“反共復國”，似已無望。
報告送到台北，蔣介石一看叫自己成為地方自治區便火冒三丈，越看就越生氣。據說不等看完，就把報告往桌上一摔，說：“他把共產黨說得那麼好，半個月就被赤化了！”吩咐許孝炎：告訴宋宜山，不必回台灣了，就留在香港算了，以免影響他人。將立法委員的薪餉每月寄給他。
一九七二年，宋宜山與另外三個立法委員在香港參加了章士劊逝世的追悼會，國民黨台灣當局便以“附共”的罪名，宣布撤消他的立法委員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