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撤出鄂豫皖
1927年11月起，為反抗國民黨反動政權，短短一年多時間裡，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湖北黃陂、麻城，安徽六安、霍山，河南商城陸續爆發農民武裝起義，並分別建立了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十一軍第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師，開闢了鄂豫邊、豫東南、皖西三塊革命根據地。 1930年初，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會議，決定鄂豫邊、豫東南、皖西三塊根據地合併成立鄂豫皖特區，成立湖北省委領導下的鄂豫皖特委。至此，鄂豫皖革命根據地正式形成。 1931年初，在根據地領導同志多次強烈請求以及革命形勢發展需求下，為了加強對蘇區的領導和政策指導，設在上海的黨中央決定，黨中央領導機關一分為三，當時的總書記向忠發和周恩來等人帶領中央機關搬遷到江西瑞金，另外分別派遣幾位政治局委員到鄂豫皖和洪湖蘇區成立中央分局，就地領導與指導蘇區的軍事和政治鬥爭。
1931年4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委員張國燾、共青團中央委員陳昌浩到達鄂豫皖蘇區首府新集（今新縣）。根據中央指示，原中共鄂豫皖特委撤銷，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指定張國燾、陳昌浩、沈澤民、曾中生、王平章、蔡申熙、舒傳賢、曠繼勳為中央分局委員，張國燾任中央分局書記。分局直接隸屬中央政治局，代表中央領導鄂豫皖蘇區的黨組織，是鄂豫皖地區黨組織的最高領導機構。
同時，成立了由張國燾、曾中生、曠繼勳、徐向前、鄭行瑞、沈澤民、陳昌浩等七人組成的鄂豫皖中央分局革命軍事委員會，張國燾任主席，曾中生、曠繼勳為副主席。革命軍事委員會是鄂豫皖根據地最高軍事領導機構，直接領導和指揮紅軍及地方武裝。
為了集中力量，統一指揮，抗擊蔣軍的大舉進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軍委決定，將鄂豫皖蘇區的幾支紅軍部隊整編成紅四方面軍。徐向前為第四方面軍總指揮，陳昌浩為總政委，劉士奇為政治部主任。第四方面軍下轄第四軍、第二十五軍，第四軍軍長徐向前（兼）、政委陳昌浩（兼），第二十五軍軍長曠繼勳、政委王平章。
合併後的紅四方面軍共有兩個軍六個師，總兵力達到三萬餘人，成為當時僅次於中央紅軍的軍事力量。從此，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部隊序列中，又增添了一支鋼鐵勁旅。
大別山位於長江北岸，地跨湖北、安徽、河南三省，北扼京漢鐵路，南撫武漢重鎮，東逼國民政府首府南京，地理位置極為重要。自己的胸腹之地有一支數万人的共產黨武裝，蔣介石如鯁在喉，日夜不得安寧，決心除之而後快。一開始，並沒有將這支由起義農民組成的武裝放在眼裡，指令駐紮在大別山周圍湖北、安徽、河南的非嫡系軍隊“清剿”，這些地方軍閥裝備和訓練水平較差，戰鬥力薄弱，前兩次“圍剿”均被粉碎。紅四方面軍成立後，正值敵人發起第三次“圍剿”，在徐向前和陳昌浩的指揮下，紅四方面軍連續發起了黃安戰役、商潢戰役、蘇家埠戰役。每次戰役殲敵數万，部隊長途奔襲、圍點打援、迂迴包抄等戰役指導思想日漸成熟，展現了大兵團作戰的能力。幾戰下來，紅四方面軍主力部隊發展到六個師五萬餘人。各縣獨立團、地方赤衛隊、游擊隊總數接近十多萬人。鄂豫皖根據地東起淠河，西迄京漢線，北達潢川、固始，南至黃梅、廣濟，擁有黃安、商城、英山、羅田、霍邱五座縣城，總面積約四萬平方公里，人口達三百五十萬。
眼看紅四方面軍力量越來越壯大，肘腋之患發展成為心腹之患，蔣介石決心集中更大的力量，畢其功於一役，徹底“剿滅”大別山的紅軍。
1932年5月22日，蔣介石正式宣布成立鄂豫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自己任總司令，坐鎮武漢親自指揮。敵人中、右兩路共二十六個軍外加六個旅約三十萬人，另配有四個航空隊，蔣介石兼任中路軍司令官，劉峙為副司令官。三十萬敵軍對鄂豫皖蘇區形成包圍形勢，蔣軍吸取前三次“圍剿”失敗的教訓，組成重兵集團尋找紅軍主力決戰，在戰術上穩紮穩打，並進長追，逐步壓縮紅軍的活動空間，企圖“聚殲”紅軍於長江北岸。
5月的大別山，戰雲瀰漫。雖然已是深春，但漫山遍野烏雲滾滾，翠綠的春色籠罩在濃密的戰火硝煙裡，時而緊密時而稀疏的槍砲聲在遠遠近近的山林間震響。空中，數架塗著國民黨黨徽的敵機瘋狂地呼嘯著向地面俯衝，機槍和炸彈轟鳴著使死神降臨四方。地面上，數十萬蔣軍從四面八方殺進鄂豫皖蘇區，殘酷的第四次“圍剿”開始了。
大敵當前，採用何種對策抵禦敵人的進攻，事關根據地的生存和紅軍的發展。當時的中共中央被“左”傾立三路線主導，他們不顧敵我力量的對比懸殊，中國與蘇聯國情的天壤之別，盲目地以蘇聯革命為模式，要求紅軍不間斷地向敵人盤踞的中心城市進攻，與敵人展開決戰，希望通過奪取城市引起全國總暴動，在短期內取得革命勝利。當時的黨中央為反對敵人“圍剿”給各蘇區的訓令要求：
鄂豫皖紅四方面軍除以二十五軍鞏固皖西北新發展蘇區外，主力應向西行動，擴大與鞏固鄂東蘇區，以一個師以上的兵力過京漢路，配合紅三軍行動，消滅徐源泉、蕭之楚等主力，造成京漢路兩旁孝感、武勝關間比較鞏固的新蘇區，必要時可以重新進攻黃陂，威嚇武漢，調動敵人進攻湘鄂西的力量，求得戰爭的解決，以造成包圍武漢的形勢。
鄂豫皖中央分局的個別領導對敵情的嚴重性也缺乏清醒的認識，盲目樂觀，甚至認為“從武裝力量對比來說，我們已佔了優勢” 。
錯誤的形勢估計和錯誤的戰略方針，其結局是可以想像的。儘管紅四方面軍將士不怕犧牲，浴血苦戰，在局部戰場上取得勝利，給當面之敵很大殺傷，但紅軍自身也遭受極大的損失。敵軍仍然按照其部署，逐步推進，紅軍的戰略空間日漸縮小，逐步失去了戰場主動權，處於被動的地位。
面對危局，身為紅四方面軍最高指揮的徐向前和陳昌浩認為，我軍長期作戰，至為疲勞，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決不能盲目硬拼，眼下敵人步步進逼，形勢已經萬分危急。第三次反“圍剿”一結束，他們就向中央分局提出：“回師根據地，休整部隊，準備迎擊敵人第四次'圍剿'。”
但鄂豫皖中央分局的領導依然沉浸在前幾次勝利的喜悅中，他們不顧敵我力量對比，不考慮我軍長時間作戰，部隊極度疲勞，急需休整的嚴峻現實，要求紅四方面軍“不停頓地進攻”，在沒有重火器配備的情況下，集中紅軍主力攻擊麻城。
徐向前是直接帶兵的人，知道每一場戰鬥的勝利都是在紅軍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後才得來的，在敵強我弱面前，以疲弱之師去攻擊敵人有備之城，這是不符合軍事規律的，對紅軍和蘇區都不利。他在會上慷慨陳詞：
自從去年秋天洗馬畈戰鬥以來，我軍連續作戰，疲勞已極，當務之急是養精蓄銳，休整訓練。應當停止外線進攻作戰，把主力擺到鄂豫邊界，一腳踏在根據地，一腳踏在白區，邊休整部隊，邊掩護地方開闢工作，為粉碎敵人的“圍剿”作準備。這樣，老區既能鞏固，新區又能發展，同時，部隊主要就糧於新區，還可減輕老區人民的負擔，乃一舉數得之策。
徐向前和陳昌浩的激烈爭辯和慷慨陳詞都沒有效果。 1932年7月上旬，圍攻麻城作戰開始。麻城城池堅固，高大，城牆外有深深的壕溝，易守難攻。面對紅軍的攻擊，敵人收縮外圍據點，固守堅城。這一次敵人兵力多，部隊之間間隔不大，互相之間也能較好地協調，紅軍無法實施圍城打援。而屯兵堅城之下，無攻堅的重武器，既不能迅速攻克，又必須分兵阻擊援敵，消耗疲憊了自己，敵人得以從容部署。敵人採取的是圍魏救趙之策，紅軍圍攻麻城作戰之初，敵徐庭瑤一個縱隊便攻陷霍邱，陳繼承、衛立煌兩縱隊分別從東、北兩線全力向根據地的核心黃安、七里坪猛撲。為救黃安和七里坪，紅軍被迫撤麻城之圍，回過頭來倉促應戰。
在敵強我弱的態勢下，根據地面積大幅丟失，紅軍的戰略空間日益壓縮，戰局日趨被動。 8月13日，黃安失陷。敵人主力緊緊追尋我軍決戰，合圍態勢逐漸形成，戰場形勢不斷惡化。
坐鎮南昌行營的蔣介石正按照其部署，一點一點縮緊對根據地的包圍圈，他認為，他幾十萬軍隊組成的包圍圈如同一口熱氣騰騰的大鍋，只要這麼打下去，根據地裡這點兒紅軍就是這口鍋裡被漸漸煮熟的鴨子，有翅難飛。
雖然戰局頗有進展，蔣介石對自己部隊呆板的戰術仍不甚滿意，8月4日，蔣介石致電前方將領：
剿赤戰術不能與正式作戰同視，剿赤行動惟有秘密與迅速方能完成，此時赤匪化整為零之狡計已顯明，我軍應分區劃線，依次進剿，壓迫其至最後巢內，以一網打盡之計，如此則宣化店、河口鎮及七里坪、黃安縣與其以西各區，應大膽快進，出赤匪不意而掃除之，先就此線佔領後，乃可一面運糧整頓，隻數小部隊搜索此線以西地區之殘匪，逐次清鄉，一面再以主力與伯英部兜剿新集與潑皮河之赤匪，如此第一期清剿計劃，方能完成也……
8月19日，蔣介石再致電劉峙，指導其“剿匪”軍事行動的要領。
9月13日，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三人聯名致電中央，請求中央調動各蘇區力量予以配合鄂豫皖的反“圍剿”鬥爭：
敵分路合進，每路均三師人，互相策應，我軍已與敵轉戰一月。在黃安、七里坪兩次激戰，敵第二、第十、第八十九師受重挫，退回黃安補充。敵第三、八十、八十三三師又取道新集西北，協同五十八師及張鈁部進攻。激戰三日，敵第八、十兩師又受重挫。因敵人分路合進，我軍尚未能消滅敵之一路，現正移師皖西，首先消滅進攻金家寨之敵，七里坪、新集已自動放棄。我軍最大困難即補充人員不易，醫院中現有近萬的戰鬥員，四分之三系爛腳病，生瘡爛腳者仍在增加，缺醫生缺藥，又有反革命破壞醫生。對紅軍補充及解決醫院問題，請中區×××我們。我軍處在激烈戰鬥中，當中央來電堅決鬥爭下去，請中區及中央緊急動員各區紅軍及工農群眾急起策應我軍，望經常告我們以敵軍消息。
那個時候，全國紅軍尚處於被敵人分割包圍的狀態，中央蘇區也在敵人的“圍剿”之中，指望中央的支援難以實現。鄂豫皖的形勢在進一步惡化。 9月中旬，皖西戰鬥失利，敵衛立煌縱隊攻克金家寨，紅軍主力逐步退回英山，敵軍窮追不捨，很快，英山也陷敵手，我軍處境艱危。
9月24日，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再報中央：
敵以重兵分路合進，我軍已安然退出湯家匯、金家寨，現集結於燕子河、西界嶺一帶，英山敵正向西界嶺開始進，我軍正準備消滅之。我軍現偵探工作異常困難，請經常告我敵情，並請迅速用各種方法擾敵後方，令各蘇區紅軍配合我軍行動。梁冠英部現駐霍山、流波一帶，請對其多做工作。
一連幾封電報向中央求援，足見形勢已經萬分危急。
9月27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在燕子河召開會議，討論下一步的行動方案。張國燾、沈澤民、陳昌浩、徐向前、蔡申熙、方英、王平章等人出席會議。面對如此危急的局面，中央分局竟然再次決定要紅軍主動出擊，給予敵人“狠狠打擊”。命二十五軍徐海東率所部四師在皖西和潛山、太湖等地襲擾敵人，紅四方面軍主力先取英山，然後再向麻城等地轉移。徐向前和陳昌浩對這個違背常理的決定極為不滿，在會上極力爭辯，但中央分局、軍委正式發布命令，作為軍人，他們也只有服從。
10月8日，紅四方面軍主力在黃安以西河口地區與國民黨中央軍的精銳、胡宗南的第一師迎頭相遇，雙方隨即開始血戰。這次出擊，以紅四方面軍失敗告終，致全軍主力被壓縮到只有方圓幾十平方公里的狹小地域，鄂豫皖蘇區和紅四方面軍到了生死存亡的嚴峻關頭。
10月10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再次在黃柴畈召開緊急會議研究形勢。作為戰場統帥，徐向前和陳昌浩對敵我態勢和部隊的現實狀況最清楚。敵人力量數十倍於我，武器裝備遠遠優於我，而我軍長時間艱苦征戰，沒有能得到補充和休整，後勤物資和彈藥給養極度缺乏，部隊疲憊已極，在力量對比懸殊的不利情況下，硬拼只能使寶貴的革命力量消耗殆盡。為此，他們極力主張，主力到外線作戰，避免與敵人硬拼。徐向前在會上說：
根據地中心區域已經被敵人佔領，我大部隊不易活動，又已喪失了殲敵一路的機會；要分散游擊，地方游擊隊還行，大部隊就有許多困難，敵人兵力總比我大，有幾十萬人，而我根據地僅剩那麼一小塊地方，只要槍一響，不用兩三個鐘頭敵人就會從四面八方合擊而來，更何況你分散敵人也會分散呢！
陳昌浩指出，硬拼只能對敵人有利，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避開敵人主力，部隊到外線作戰，是符合當前實際的，根據地丟了，可以再創建，部隊損失了，要再恢復就難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在嚴重的敵情面前，除極少數人外，包括時任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軍委主席的張國燾也認識到形勢的嚴峻，敵人的力量已大大超過我們，我軍經過多次戰鬥未能完成擊潰敵人的任務，根據地的大部分已被敵人佔領，紅軍主力沒有迴旋餘地，無法粉碎敵人的“圍剿”，已完全處於被動的地位，只有跳出敵人包圍圈外才能保存力量。他同意徐向前、陳昌浩的意見，當前形勢下，紅軍主力應跳到鄂豫皖根據地外，“去平漢路以西，與紅三軍會合”，待機殲敵後再返回根據地。
張國燾代表中央分局作出決定：由徐海東率紅軍一部和各地方獨立團留在根據地堅持鬥爭，任命徐海東為蘇區軍區指揮部總指揮，全權領導區域內所有的地方武裝。沈澤民領導鄂豫皖省委和各縣各區的黨政機構，就地指導和參與游擊戰爭。四方面軍主力十、十一、十二、七十三、少共國際師由他和陳昌浩、徐向前帶領離開鄂豫皖蘇區，到平漢路以西活動，爭取與紅三軍會合，待殲敵後再伺機打回來。
對這次撤離鄂豫皖根據地，黨史、軍事專家們有很多分析評論，有的意見較為中肯，但也有極個別的認為，紅四方面軍的撤離是逃跑，是沒有執行“正確路線的結果”。由於過去長期極左思潮的影響以及多種歷史原因，對紅四方面軍撤出的真正原因，知情人無法辯解，歷史真實情況也無法向世人說清。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實事求是精神逐步回歸，有些歷史問題開始得到黨內軍內研究人員的關注。上世紀80年代初期，徐向前在與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廖蓋隆等人談話時，以權威的當事人的身份說話，揭示了當時的歷史真相：
過去，也有的文章說紅四方面軍撤出鄂豫皖是逃跑……我回想當時召開了黃柴畈會議，有二十多人參加，我也參加了。會議臨時決定離開老根據地，到平漢路以西，兜個圈子，打敗敵人再回去。原來是這樣計劃的。結果過了平漢路以西，敵人追得很厲害，仗打得很多。我們在棗陽的新集和土橋舖一帶打得很兇，損失也很大。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我們也沒有什麼退卻不退卻的問題。我們是被迫撤離的。第二天早上我們衝破敵人的阻擊，向西走。關於這個問題，在延安的時候，陳云同志，還有康生找我談過。他們問，你們到四川是不是有計劃去的？我就把戰鬥的經過說了一下。我說不是有計劃的，是被迫的，開始是準備兜個圈子，等打下敵人再回去，後來回不去了。回不去就往西退。起初準備在豫西建立根據地，不行；又準備進入陝南一帶建立根據地，也不行。那時楊虎城已守住漫川關，胡宗南已經追來，進入陝南，我們去漢中的路被堵住了。我們在敵人追擊下，越過秦嶺轉到西安附近。在西安附近，遇到敵人重兵堵截圍追。經過激戰後，我們再越秦嶺，到了漢中。接著我們就到了四川，那時四川軍閥混戰，反動統治力量薄弱，到了四川我們就站住腳了。
李先念在回答撤出鄂豫皖是否正確時也曾說：
有人說，退出鄂豫皖不對，我看不退也不行，是被逼著出來的。自古有語，臥榻之下，豈容他人鼾睡？蔣介石怎麼能讓我們那麼多人在他跟前革命？第四次“圍剿”，他親自到武漢坐鎮，是專門對付鄂豫皖的。當時蔣介石已經統一了江蘇、浙江、安徽，我們打了岳維峻，他又統一了河南，統一了湖北。所以說，留在鄂豫皖周轉是不行的。如果說粉碎了第四次“圍剿”，還可能有第五次“圍剿”，第六次“圍剿”。再說，那時政策也有問題，這個問題，我與徐帥交換意見，鄂豫皖退出來是對的，那個地方長期佔不住。
徐向前、李先念的話講清楚了一個基本的問題，那就是強和弱的辯證關係。在強敵的圍追堵截下，你要是硬拼，只會遭到更大的損失。打得了就打，打不了就走，走的目的首先是為了生存，生存下來後，再來與你打。這就是在革命初期敵強我弱情況下，我軍應該遵循的基本原則。只可惜，這個基本的道理多少年後，人們才肯承認它。
鄭洞國，國民黨高級將領，曾參加過對根據地的“圍剿”，對紅四方面軍退出鄂豫皖根據地，他也有自己的看法：
從國民黨軍隊大舉發動對蘇區的第四次“圍剿”戰爭，到紅四方面軍主力退出鄂豫皖蘇區，前後歷時三月餘。其間紅軍雖在一些局部戰役中迭獲勝利，但始終未能擺脫被動局面，最後不得不撤離這塊老革命根據地，原因是多方面的。從國民黨方面看，為進行這次“剿共”戰爭做了精心準備。蔣介石先生先後調集了四十餘萬軍隊，其中許多是中央嫡係部隊，如用於“圍剿”鄂豫皖蘇區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九、第十、第八十、第八十三、第八十八、第八十九師等部，都是國民黨軍隊的精銳主力師。與紅軍相比，國民黨軍隊無論在兵力和火力上，均佔絕對優勢，這與前三次“圍剿”有很大不同（以前主要是使用雜牌部隊和地方武裝）。同時，國民黨軍隊在戰術上做了較大調整，再加上蔣先生親自指揮，號令統一，各部行動比較協調，作戰也較以前更為積極，使部隊不易像以往那樣為紅軍各個擊破。從共產黨方面看，當時在鄂豫皖蘇區的中共領導人張國燾搞“肅反”擴大化，根據地內部不很穩定，紅軍實力亦受到削弱。在軍事上，紅軍也未能充分發揮其獨特的“大膽實施外線進攻，集中兵力，各個擊破敵人”的靈活戰術，致使自己在兵力、裝備佔絕對優勢的國民黨軍隊四面圍追堵截下窮於應付，無法掌握戰役的主動權。現在回顧起來，在國民黨軍隊對鄂豫皖蘇區發動第四次“圍剿”之初，紅四方面軍南下圍攻麻城確屬下策。紅軍主力在麻城及附近地區前後逗留月餘，忙於“圍點打援”，國民黨軍隊乃乘虛由東、西、北三面深入蘇區中心區域。待紅軍察覺到情況嚴重，匆忙調主力北上迎敵時，國民黨軍隊合圍已成，紅軍很難再有合適的戰機和充足的時間來打垮或消滅某一路敵人，亦難尋找縫隙從容突圍。而且，紅四方面軍主力北上之後，又企圖用打硬仗的方式，首先消滅或打垮國民黨軍隊一部主力，一舉粉碎國民黨軍隊的“圍剿”，這固然為情勢所迫，但其設想也是不現實的。依紅軍當時的兵力、火力和敵情條件（各個主要作戰區域的國民黨軍隊相距甚近，可以隨時相互策應），似無把握一下子吃掉國民黨軍隊幾個精銳主力師。因而紅軍雖一再變更打擊目標，並在七里坪等地取得局部勝利，卻因力量有限，未能取得所期戰果，自己反而受到嚴重消耗。這些都是紅軍此次反“圍剿”戰爭失利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