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章 8月7日，中央在開會
8月7日，是個歷史打下印記的日子。在漸漸遠去的武漢，中共中央正在召開緊急會議。這個重要會議後來就被人稱為“八七會議”。
此時的武漢，與一個月前相比，真成了“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面目全非了。八七會議的會場，設在漢口市三教街41號（現在的都陽街139號）。這是一座公寓式的房子，是英國人1920年修建的。當時是國民政府蘇聯農業顧問洛卓莫夫夫婦的住宅。這棟樓地處俄、英、法三個租界的結合部，它前臨僻靜街道，後通小巷，屋頂涼台與鄰居涼台相連，一旦發生緊急情況較易撤離疏散。會場選在樓上的一間房內。李維漢對會場的安全負有責任，反复看了周圍的環境和條件，並徵求鄧小平、陸定一的意見，鄧小平時任黨中央秘書處長。他們也認為這個地方好。
瞿秋白曾問鄧小平：“會議安排好了沒有？”
鄧小平說：“都已安排妥了，代表知道地點的就自己來，不知道的由地下交通員或知道的同志帶進去。你和羅邁（李維漢）同志從後門進去，到時洛卓莫娃負責把門，我也在這裡。”
雖然出席會議的人只有21個，地下交通員還是花了3天時間，將人員分成3批一個一個地帶進會場。當時是武漢最熱的時候，代表們只帶一個小行李，進去就睡地舖，前半夜難以入睡，只能在天快亮時合合眼。
這個會議在南昌起義前就有了動議，那時還是張國燾主事。所以張國燾到了南昌，嚷著要趕回武漢，就是說的要開這個會議。現在會議真的要開了，尚在南下路上的委員們是趕不上了。
這是一個極為重要而少有的短會：從上午到晚上，只開了一天。
會議由李維漢擔任主席。他代表常委先向大家報告會議醞釀和籌備的經過，隨後宣布會議的3項議程：
第一項議程——由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茲作報告。他講了幾句這次緊急會議要解決的問題後，就開始念《告黨員書》。這個《告黨員書》是由羅明那茲起草的，由瞿秋白在8月6日晚上連夜譯成中文的。羅明那茲念完就開始解釋，他講一句，瞿秋白就譯一句，這一來就花了將近一上午時間。最後他問大家：“這個報告常委已經接受，現在各同志可以發言。”
坐在那裡的毛澤東心裡惦著他的“湖南農民”，早就不耐煩了，羅明那茲話音一落，他就要求發言。他講了4個問題。他的許多觀點日後成為了全黨的指導思想：
第一是國共合作問題，他批評黨的領導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不是去做主人而只是去做客人的錯誤；
第二是農民問題。他以湖南農民運動為例，他說他的考察報告在湖南發生了影響，但對中央則毫無影響，他的言辭有些激烈起來：“群眾要革命，黨的指導卻不革命，實在有點反革命的味道！”
本來應該吃飯了，有些委員精力已不很集中。但毛澤東此話一出，會場頓時像刮進一股江風，人人直起了腰，豎起耳朵。毛澤東甩動長發，打著手勢。瘦高的身軀也隨之晃動。
他講的第三、第四是軍事問題和黨的組織。他說：“有些領導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我們湖南前次失敗，可說完全由於書生主觀的錯誤造成。我現在要強調的是：未來的秋收起義非軍事不可！我要求新政治局常委們丟掉書生意氣，強硬一點，再強硬一點！即使殺頭也不過碗大個疤，怕什麼！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毛澤東的這句話是日後他進一步提煉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原版。也是已經發生的南昌起義、不久發生的秋收起義最好的註腳。毛澤東這一炮放過之後，武裝鬥爭和群眾運動的倡導者們紛紛叫好。
羅亦農說： “所謂聯合小資產階級，實際只看上層，不見群眾，為了向上層讓步，把國民革命引向深入發展階段的關鍵——土地革命束之高閣，我們的黨在這樣嚴重時刻，卻不注意為奪取政權而掌握武裝。”
鄧中夏插話：“對嘛，甚至把譚延閻這些地主買辦軍閥都看成為小資產階級了，我們在群眾中還有什麼威信？”
蔡和森：“過去一切錯誤都沒有五次大會後的錯誤這樣厲害！”他的話中多了一層自我批評，“我是過去政治局的一員，應負此錯誤的責任”
任弼時是領導共青團的，屬於與會的最小年齡段，他和鄧小平一樣，只有23歲（比他們還小的是陸定一，只有21歲）。他對陳獨秀的機會主義早就不滿，所以他的這次發言，非常引人注目：“黨太怕群眾了！機會主義者不但不深入領導民眾，而且還要抑制群眾的鬥爭。黨要改變過去的錯誤，非有新的領導機關不可！老頭子（指陳獨秀，會議要批判他，可並沒讓他到場）可以去莫斯科”
會場的後門與餐廳的後門相通，中午，代表們吃了點麵包，喝了點開水，又填了幾塊西瓜，下午接著開會。
為了安全，門不敢敞開，外面驕陽似火，屋裡蒸籠一般，幾乎人人手裡都拿著蒲扇，攥著毛巾，幾個胖子已經脫了襯衣，幹坐著喘息。
瞿秋白報告完“黨的新任務”後，就進行選舉。
新選出的政治局委員9人：蘇兆征、瞿秋白、向忠發、羅亦農、顧順章、王荷波、李維漢、彭湃、任弼時。候補委員7人：鄧中夏、周恩來、毛澤東、彭公達、張太雷、張國燾、李立三。
9日，政治局開會，又確定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征3人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本來書記是蘇兆征，但蘇兆征不久病逝，書記一職便由瞿秋白接任。
選舉中，先由羅明那茲提議政治局委員7人，候補委員5人，遭到反對後又各增加兩個名額。
據李維漢說，討論中，他和蔡和森等都主張讓毛澤東加入政治局，而毛澤東另有想法，一再提出，他準備去參加秋收起義，不能加入政治局。
儘管八七會議開得十分倉促，對大革命失敗的總結不盡完善，對未來形勢的估計不盡合理，政治局人選也不盡妥善，對南昌暴動也沒有一個明確態度；但這僅用了一天時間的會議，畢竟是在大革命失敗後的緊急關頭，及時糾正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的總方針。這個功績是不可抹殺的。
從此，紅色暴動此起彼伏。只是，從主事地位下降到候補席的張國燾，對政治局人選的變動十分不滿。
本來，他不主張南昌暴動，可後來被眾人“挾持”著上了路，除了背後罵幾句“盲動”之外，也不好多說什麼。但是，我在這裡“腳板底下鬧革命”，吃盡苦頭，結果還被持掉了政治局委員，這個世道太不公平！
大約是張國燾後來回到上海，聽瞿秋白談到對各重要委員處罰的事。據他說，瞿秋白的說明是：陳獨秀、譚平山倆人都是八七決議文件中公開指出來的機會主義者，應受到嚴重處罰；譚平山可能被開除黨籍，陳獨秀的黨籍尚可保留，但中央委員在事實上已經被開除了。至於張國燾同志，曾表示反對共產國際，袒護過去的機會主義。湖北總工會的領導錯誤，應由李立三負責。解散工人糾察隊應由周恩來負責。
中共許多宣傳文件，有機會主義的錯誤，是蔡和森經辦的。因此，他們也分別受到處分。在《告黨員書》中，指出全國農民協會發出許多荒謬的訓令，是毛澤東經辦的，應由他負責。而且他在“馬日事變”後，通知湖南省委，取消農民進攻長沙的計劃，因而也要負機會主義的連帶責任無疑，這只是張國燾的一面之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