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章 被遺忘的起義人物——彭幹臣

細心的讀者會從上一節發現一個陌生的名字：彭幹臣。其職務是南昌市公安局長兼衛戍司令，此職不能算小，在起義軍中的作用也非同小可。 那麼這個人物為何被長期淹沒了呢？我在前幾年寫作周恩來與蔣介石有關紀實文學時，曾經接觸到這個人物，也注意到一些報刊已經在糾正若干歷史的傳誤。在寫作此書時，我有幸結識了彭幹臣之子彭偉光，對此事的了解便深了一層。 彭幹臣，1900年5月生於湖北省英山縣（1933年前隸屬安徽）落令河村的一個佃農家庭。父親彭少軒，曾任私塾先生，通達四書五經、諸子百家及24史。彭幹臣在其父影響之下，自幼勤奮好學，識書達理，成績一直優異。 1920年他考人省會城市安慶的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受五四運動和陳獨秀的影響，他成為一師的學生領袖，曾參與組織過著名的六·二學潮；為聲援二·七大罷工和反對曹錕賄選總統，他又在安徽組織了幾次大學潮。彭幹臣1923年入黨，陳獨秀在一師建團時，他已擔任了一師的黨支部書記。後來他作為黃埔軍校的第一期學生，深得周恩來的賞識，並成為中共黃埔軍校特別支部的主要成員。畢業以後，他與同學陳賡分在同一個連隊，陳賡任連長，彭幹臣任黨代表，一同參加了討伐陳炯明的東征。五華戰鬥中，彭幹臣被打掉一個手指，同窗好友惋惜不已。他卻笑道：革命誠艱鉅，斷指不足惜，留得頭顱在，可為黨效力。

蔣介石表面上對軍校的共產黨員優禮有加，但骨子裡一直存有戒心。他接到一份報告，馬上招呼周恩來：“請你起草一份命令，第一團連黨代表文志文、彭幹臣、副連長杜心樹等，臨陣退卻，褫職查辦！” 周恩來隱約覺得此事有蹊蹺。蔣介石提到的這幾個人他都熟悉，尤其像彭幹臣這樣的共產黨人是不會在關鍵時刻退卻的。經過查對，果然事實有誤。他向蔣介石報告：在和順、五華之役，文志文、彭幹臣等屢立戰功，只因退後收容，誤為臨陣潛逃，所以對他們不但不能處分，應該記功才對。蔣介石接受了：“好，我馬上傳令，免除他們的處分，你的提議很好。” 彭幹臣英勇善戰，連連晉級，後來升為團長。 1925年6月，他被中央派往莫斯科東方大學深造。朱德、劉鼎、張際春、曾湧泉、塗作潮等都是他的同學。他的軍事技能很好，每當蘇聯教官授課時，他和朱德常給同學們作軍事示範。

1926年秋，周恩來傳達中央的命令，讓他回國參與指揮北伐作戰，且分配在葉挺部工作。攻打汀泗橋、賀胜橋，他都衝鋒陷陣，攻打武昌城，他建議葉挺組織共產黨員敢死隊，他身先士卒，沖在前頭，立了大功。武漢攻克後，葉挺獨立團擴編為二十四師，葉挺為武漢衛戍司令，彭幹臣升任參謀長。周恩來對彭幹臣的才能更加重視。當他到上海領導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時，特將彭幹臣調來。並令彭幹臣從武昌衛戍部隊中抽調一批各級軍事骨幹，化裝順江而下，潛赴上海，穿插到各工人糾察隊中任軍事指揮或軍事顧問。 彭幹臣留學蘇聯前，曾在上海吳淞機車廠創辦過工人夜校，建立了黨組織，在工人中有很高的威望。軍委秘書長王若飛在指揮部會議上，專門向人紹：“何樾（彭幹臣的化名）同志是黃埔一期生，共產黨員，有實戰經驗和指揮才能，周恩來同志信得過的，現在擔任咱們法商電氣公司起義指揮部的軍事指揮。”當時在場的孫津川一眼認出，這位高高瘦瘦、頗有儒將之風的何樾同志不就是他的入黨介紹人彭幹臣嗎？但當時的特定情況下，孫津川不敢公開相認。 “四一二”大屠殺後，周恩來在市區的中央軍委辦公地址暴露，周恩來就隨孫津川來到吳淞張華浜的棚戶區家裡隱蔽。

5月中旬，周恩來離開上海時，由孫津川的愛人將經過化裝的周恩來送至彭幹臣處，再由彭幹臣與陳賡聯繫，將周恩來安全護送到武昌。因為武昌共產黨掌握著一支革命武裝，已經暴露身份的工人領袖和知名黨員，大多潛赴武昌。武昌成了紅色庇護所。 當時李強也在武昌，他為這支數千人的武裝籌措了一批不小數目的軍費：大約有50箱銀元，每箱約5000枚，兩個大漢抬起來都很吃力。這些錢送到了武漢衛戍司令部。正巧彭幹臣的三弟聽說大哥當了大官，特從英山趕到武昌，一進司令部辦公室，嗬，滿屋子銀元映得人睜不開眼。三弟從未見過這麼多錢，試探著問：“大哥，給我幾塊帶回家吧！”彭幹臣一愣，像是不認識似地盯著三弟，本想發作，想想又緩下口氣：“三弟，這是革命經費，一塊也不能動的。”三弟反而火了： “要幾塊錢都不給，你算什麼兄弟！”彭幹臣不理，繼續數著銀元，往賬冊上登記。這筆錢為後來的南昌起義派了大用場。

1927年6月，夏斗寅叛變，葉挺帶兵征討，彭幹臣便代理武漢衛戍司令。同年7月，彭率一部分工農力量由英山潛入南昌。 由於彭幹臣熟悉公安及衛戍工作，周恩來便將南昌市這兩項重要工作交給了彭。並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名義，正式任命彭幹臣為南昌公安局局長兼衛戍司令和黨代表。 比較早些的回憶文章也談到這一點。除了上一節所引唐天際的文章外，還有當時在公安局行政課當課員的胥光和的回憶。他回憶說： “朱（德）離開公安局後，局長職務即由秘書楊達同志代理。大概過了一個多月樣子，朱培德就在南昌進行反共活動，朱德同志也就在臨川打來電報辭職，接著楊達同志也離開了公安局，此後局長職務就由李尚庸和李師朔擔任了。

“6月剿匪結束後，朱局長仍回南昌一次，他住在河東公館1號內。我還去看過一次，我見他很高興，他穿了一套草綠色的軍制服，不久他就又離開了南昌。 “7月31日晚上，我在家（陳家花園2號）住，半夜後，突然聽見街上槍聲，當時我不曉得是起義。第二天'八一'，我照例來公安局上班，見街上張貼了很多標語，還有佈告。我回到局裡，革命委員會派來了一個新局長，叫彭幹臣，彭局長還兼任了南昌衛戍司令部的司令。衛戍司令部就設在公安局內。當天公安局還出了佈告，佈告是我們用毛筆分繕的，內容大體是說： 我們的人回來了，叫大家不要怕，要各商店照常開門做生意等。 “'八一'起義後，公安局特別忙，官警天天下操，4號下午，彭局長冒著雨召集保安一隊二隊和消防隊的人在操場上整編，青壯的警士編成了幾個連，還到子彈庫領了槍彈，當晚七八點鐘集合到省政府內，住了一個晚上，第二天早晨隨賀龍將軍的警衛團出發南征去了。”

當時在公安局消防隊當隊員的張秉泉，在公安局保安一隊當隊長的汪憲章也有回憶： “'八一'起義時，我們正在公安局內，那晚只聽見外面槍聲，不知道鬧什麼事。到第二天清早，才曉得賀龍、葉挺兩將軍起義。起義當天，彭幹臣接任公安局長兼南昌衛戍司令，並把原反動派的衛戍司令部的銜牌也掛在公安局門口。我們全局官警和消防隊的同志，就在警局內集合整編。接著還在順直會館偽衛戍司令部內搬來了1000多支槍。4號下午氣候不太好，下著毛毛雨，彭局長召集保安一、二隊和消防隊講話，接著就編隊，由青壯的警士混合編成幾個連，至晚上七八點鐘才編完，被編入的人還發給了槍和子彈。編好的隊伍，當晚帶進省政府內，住了一晚，第二天清早，就向城外出發。出發前，在繩金塔的廣場上整理過隊伍，有二三百人。早上8點鍾離開南昌，12點鐘走到蓮塘，下午過沙埠潭的河。我們公安局的全部人員是跟賀龍將軍的警衛團走的。許多人跟著起義軍一直到了廣東。”

起義成功後的彭幹臣是忙碌的。除了部署張貼佈告，安定民心，要求市民照常生活，商店照常營業，學校照常上課外，他命令軍警和公安系統，加強城市警備，搜查殘敵，打擊犯罪分子，很快穩定了社會秩序，顯示了他的指揮技術和組織才幹。在做這些工作時，彭幹臣一方面聽從周恩來的直接指示，也和革命委員會的政治保衛處保持密切聯繫。政治保衛處的處長是李立三，成員則是他的黃埔老友陳賡。他們兩個很大的精力放在接管市銀行工作上。 既然事實如此，為何彭幹臣的英名反被埋沒了呢，甚至給人造成一種印象：當時的公安局長是朱德。彭偉光分析起來大約有三： 一是在艱苦的戰爭年代，其父曾幾易其名，先後使用過彭干成、何樾、黃春山、黃大老闆等等，在一個時期，他的化名比真名更有知名度，以至人們不熟悉他的真名；

二是自從南昌起義後，彭幹臣便開始使用各種化名進行工作，以至國民黨的報紙及解放後我們的報刊先後兩次說到他的死，一次說他在南昌起義途中犧牲，一次說他在贛東北被我軍內部當AB團分子活埋了。然而大量的材料證明，這兩次都是歷史的謬傳。彭幹臣真正的犧牲是在1935年贛東北紅軍北上抗日的作戰中； 三是與周恩來密切有關。彭幹臣生前的重大貢獻：討伐陳炯明、北伐作戰、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南昌起義，幾乎無不是在周恩來的直接指導下進行的，他是周恩來最得力的助手之一。而周恩來生前曾說過這樣的話：我的歷史將由後人寫，我在世期間，不准備寫也不打算談任何有關自己的東西。如果周恩來對彭幹臣的經歷作個詳細的說明，或許歷史不會發生後來的誤傳。

周恩來嚴於律己，最不喜歡擺功。他希望他的部下也能如此。 1956年，20來歲的彭偉光從上海來到北京，熱心的陳賡大將欣喜萬分地接待了他，並將他親自送到中南海紫光閣去見周恩來、鄧穎超夫婦。周恩來、鄧穎超把這位年輕的小伙子從頭到腳打量了一番，鄧穎超含著眼淚說：“好了，我們終於見到了自己的孩子，這些年你可把我們惦念壞了！” 周恩來說：“是的， 這是彭幹臣的兒子，這眼神，這面孔，無一處不像。”他們像招待貴賓一樣招待了這個年輕人，陪他在中南海划船，請他吃北京烤鴨，後來又送他去讀書。那天，鄧穎超滿懷深情地對彭偉光說：“孩子，你爸爸在上海與我們一起做秘密工作，他是一個機智樂觀，幹事不顧一切艱難的人。對於他的犧牲，我們是很悲痛的。今天見到你，我和你的周伯伯非常高興。這樣，對我們失去的戰友彭幹臣烈士有所交待了。”然而，當彭偉光向他們了解關於父親的一些經歷時，周恩來沉默了片刻，然後用商量的口吻說：“孩子，關於你父親的經歷，咱們以後不再談及好嗎？”當時，彭偉光按照周恩來的話，從此再也沒有提過父親。

1957年10月1日舉行國慶觀札，周恩來帶他在天安門城樓上見到了毛主席。周恩來對毛主席說：“這就是彭幹臣的兒子。” 毛澤東聽到“啊”了一聲，一手拉著彭偉光，一手摸著他的頭說：“好，好啊。”他覺得毛澤東似有話要說，但因有許多國家的外賓在場，不可能再談什麼了。許多年過去了，儘管彭偉光記著總理的囑咐，但急於了解父親經歷的心情卻越發強烈起來。從《北京晚報》1981年7月30日記者採訪唐天際那篇《八一前夕憶南昌》的文章開始（文章再次提到“衛戍司令彭幹臣”），歷經10餘年的不懈努力，四處奔波，多方查證，終於將其父歷史搞清。 出現這樣的誤傳，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南昌起義前朱德確曾擔任過南昌公安局長一職，但許多人只記住這一點，而忽略了朱德6月已辭去局長一職的事實。有些人想當然地將起義後的公安局長職務仍加在聲名更大的朱德頭上。因年代久遠，某些回憶錄記錯，張冠李戴，是可以理解的；而從回憶錄中刪除已經確認的事實，則是不妥的，它造成了人為的混亂。 起義軍撤離南昌之後，彭幹臣隨軍於9月下旬到達潮州、汕頭一帶。前敵委員會決定，將海陸豐貧民赤衛隊和起義軍合編為十五軍，劉伯承任軍長，彭幹臣任第一師師長，郭化若任第一營營長，郭化若曾晉見過彭幹臣，記得：“彭幹臣比我年歲稍大，瘦長身材，可能比我還高些，英姿勃發，涵養可親”後因10月初主力失利，十五軍未能正式成立，彭幹臣幾經周折，於當年12月返回上海。 據彭偉光講，南昌起義失敗之後，1928年秋，母親江鮮雲和父親在安徽同鄉會會長國民黨元老李次山撮合下結婚，住在上海馬立斯小菜場附近的成都路。不久，因經濟拮据遷往英租界距蘇州河附近的一幢二層樓廂房居住。在桔子上市季節的某一天，一位穿長袍、高個子安徽人黃埔一期姓陳（或程）的同學，找上門來拜訪彭幹臣。見老同學光臨，彭幹臣熱情接待，來者寒暄幾句後即轉入正題：“校長知道你在上海步履艱難，說你是個人才，希望你回去，給你比你曾擔任過的更高要職。” 彭幹臣聽後，頗為激動，竟一改儒將風雅，破口大罵：“狗日的，混蛋！老子不相信你們那一套，也不會回到蔣介石那邊去！”來者見話不投機，悻悻離去。待來人走後，坐在一旁的母親勸告父親，來者是蔣介石的代表，你得罪了他，不怕抓你？於是第二天他們就搬家了。第三天，彭幹臣向周恩來報告了此事，周恩來稱讚說罵得好，共產黨人決不吃國民黨那一套。 1929年夏天，中央在上海舉辦由周恩來領導的軍政幹部訓練班，彭幹臣以“蜂蜜經理處經理”身份，和妻子一起負責訓練班的大量具體事務。外人不知他是彭幹臣，只知道有個一表人才的“黃大老闆”。在這裡聽課的人中，有著名共產黨人許光達、王首道、伍云甫、黃火青和蔡申熙等。周恩來對其工作很滿意，稱讚彭幹臣是“出色的將才經理”。後來，彭幹臣赴奉天任滿洲軍委書記，又赴天津任順直省軍委書記，1931年重回上海從事抗日救亡活動。 1935年初，彭幹臣在方志敏領導的紅十軍團向閩浙贛蘇區轉移中，遇敵圍堵，敵眾我寡，雖經頑強抵抗，除少數人突出重圍，絕大多數壯烈犧牲。 南昌起義的英雄人物、備受周恩來器重的一代驍將彭幹臣，英勇犧牲在贛東北的土地上，獻出了年僅36歲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