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起義人物——聶榮臻堅守原則

聶榮臻與賀昌、顏昌頤於第二天即乘輪船急忙趕到九江。他們要通知的第一個人是葉挺，所以到九江後就住在葉挺的司令部裡。因為“東征討蔣”，在九江調集的部隊已達6個團的兵力，黨內許多負責人也因武漢形勢險惡，紛紛來到九江。 7月20日，一些中央負責同志開了個碰頭會，聶榮臻和葉挺一起參加了會議。出席會議的還有其他中央委員譚平山、鄧中夏、李立三、惲代英等。 李立三是個急性子，雖然人精瘦，卻也耐不住九江悶熱的天氣，不住地用手絹擦臉上的汗水，他的話也和天氣一樣暴躁：“現在形勢異常緊迫，我們應該立即行動，不必等待。” 聶榮臻不同意：“這不行，我們沒有權力擅自行動，必須等待中央的統一命令。” 李立三也不肯讓步：“既然已經向部隊傳達了中央的決定，起義工作已經進行了組織準備，下個命令就行了嘛！”

聶榮臻還是堅持：“事情並不這麼簡單。我們到九江來的任務是做好組織部隊暴動的準備，準備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嘛，” 會場不安起來。有幾個中央委員發表意見，贊成李立三馬上動手的主張。 也有人對聶榮臻不滿，說起風涼話：“你呀，就是奴隸主義，膽子小。” 如果聶榮臻附和一句，言語馬上就會變成行動。但他不肯鬆口：“這不是什麼膽大膽小的問題，臨來九江時，恩來同志交待得清清楚楚，中央對南昌暴動的決定，不是最後決定，必須有中央的命令才准許暴動，不能自由行動，這是原則問題。” 李立三呼地站起來，大聲說：“你要聽中央委員的嘛！” “大家都是中央委員，我聽哪位中央委員的？”聶榮臻心裡很不痛快，一扭臉，將椅子挪向窗戶，咕嚕了一句：“中央委員也得聽中央的！”

會場裡交頭接耳，說什麼的都有，爭論得非常激烈，但最後大部分人還是主張按聶榮臻堅持的那樣，等候中央的統一號令。 會上還分析了張發奎的情況。張發奎作為第四軍首領，他對時局的態度，極受一般人的重視。北伐前，他原任第四軍第十二師師長，第一次北伐後，即升任第四軍軍長，第二次北伐後，又升任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他那時年輕有為，沒有軍閥氣味，當得起模範軍人，既是革命正統，又英勇善戰。因此人們崇拜他為鐵軍英雄，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人對他都甚為敬佩。他的部下，特別是屬於廣東籍的，暗中還都存有返回廣東去的念頭。以第四軍中一班將領而論，心情大都苦悶，有點類似當年太平天國內證時的石達開。 這班將領大多是廣東籍，參加革命較早，深受孫中山的革命傳統影響。他們在兩次北伐中出力最多，戰功最大，因而才獲得鐵軍的稱號。他們目擊革命陣營鬧得四分五裂，馮玉祥、唐生智等軍閥氣味很重，蔣介石、李濟深等人的作為又太離譜，一切的一切他們都有點不順眼。他們自己好像是革命中的孤臣孽子，飄流在外，無所依托，抑鬱難申。張發奎愛護他的袍澤，不分共產黨員或非共產黨員。他曾明白表示，第四軍將保護中共黨員。

但在武漢分共的緊急關頭，他又表明擁護汪精衛，並因此與仍主張容共的鄧演達疏遠開來。所以人們擔心他究竟會追隨汪精衛到何種地步。當時與張關係較密的蘇聯顧問們，如加倫將軍，對這位軍人頗為信任，認為中共可以且應該與之保持友誼，不應彼此鬧翻。可是現在張發奎的態度越來越猶豫，越來越右傾。加倫總覺得與張發奎所統率的整個第四軍一同返回廣東，或進一步“南伐”——先將廣東打下，再圖發展，勝算將會多一些。 張國燾和瞿秋白對加倫的意見也不反對，只是對能否實現這一點頗有疑問。並認為葉挺等部能和整個四軍一同返粵是上策，在南昌起義是中策，束手待斃是下策。 李立三堅決反對依靠張發奎打回廣東的做法，認為很少成功的可能，甚至會被三、六、九軍所包圍而完全消滅。縱然回粵成功，我們亦必在張、汪協謀之中犧牲，這與我們回粵的初衷完全相反。所以，我們應該拋棄依張之政策而決定一獨立的軍事行動。因此在軍事上趕快集中南昌，運動二十軍與我們一致，實行南昌暴動，解決三、六、九軍在南昌之武裝。在政治上反對武漢、南京兩政府，建立新的政府來號召。這一點與會者無異議，都同意將這個意見再向中央報告。

會後，5人政治局成員之一的李立三和中央秘書長鄧中夏，代表大家的意見，來到離九江不遠的廬山，和正在山上的瞿秋白、鮑羅廷、張太雷等人商談。 7月中下旬，長江沿岸已酷熱難當，避暑勝地廬山卻是一片清涼。倘在往年早已遊客如雲，人滿為患了。今年，由於發生了大的事變，性命難保，人們誰有雅興到此遊逛，到處空蕩蕩的。瞿秋白住在仙岩客寓。這是英國人開的一家飯店，房租很貴，瞿秋白的住室每日房費大洋6元。林伯渠的叔叔在這個飯店當廚師，匯報會議就是在廚房裡開的。參加會議的有瞿秋白、鮑羅廷、張太雷、李立三、鄧中夏等。瞿秋白聽過匯報，即刻表示完全贊同九江會議關於南昌舉行起義的建議。鮑羅廷已在做回國準備，對起義沒有把握，但不反對。張太雷也贊成。

於是，臨時中央常委和國際代表做出南昌起義的部署：在南昌武裝起義成功後，立即南下，佔領廣東，取得海口，以待國際援助，再舉行北伐。於是九江會議的同志請瞿秋白回漢向中央報告，從速決策。從九江會議到廬山會議，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的計劃，初步形成了。 7月21日， 在廬山養病的瞿秋白回到武漢，立即提出改組中共中央領導的問題。在漢口法租界他的那所新佈置的秘密寓所裡，他告訴張國燾，鮑羅廷可以經過馮玉祥的西北區回到莫斯科去，共產國際派了一位新代表來，名叫羅明那茲，一兩天內就要到達。據鮑羅廷介紹，羅明那茲是少共國際出身，不懂中國情況，素以“左”傾著稱。 “老鮑要我們好好和他打交道。”瞿秋白給張國燾端來熱茶，說起他在廬山與鮑羅廷談論的其他話題。 “中國革命是失敗了，責任問題要有個交代。依我看，中共的一切，雖然事實上是遵照共產國際的指示進行，但不能讓共產國際擔負全部責任。因為莫斯科威信的喪失，將會影響世界革命，也會助長托洛茨基攻擊斯大林的氣焰，更會使中共黨員不信任共產國際的領導。”

“你的意見呢？”張國燾身體白胖，遇上七八月的天氣，總是不住地扇扇子。 “中共中央只有挺身出來負擔起這個責任，才是良策。”瞿秋白更具體的表示：陳獨秀在這次失敗中，原有重大過失；現在又採取了不正確的消極態度，他應該負失敗的全部責任。我們自己應站在擁護國際的立場上，反對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 他還透露，按鮑羅廷所希望的，是由他和張國燾繼續領導中共中央，他主持理論研究，張國燾主持實際工作。 張國燾停下扇子，臉色驟變：“我不這麼認為。共產國際的政策是這次失敗的主因，不認真去檢討，都推到陳獨秀一人身上，是不公道的；中共中央人人有份！如此違背道義，還有什麼威信來繼續領導？” “你冷靜些，冷靜些。”瞿秋白想勸住張國燾，說：“我們力不從心，不可能脫離或疏遠共產國際。我和鮑羅廷的協議是為了政治上的需要，不能拘泥於道義。”

張國燾難以自製，話越說越難聽：“我們常說，共產國際不懂中國實情，現在想來這句話對極了。本來整個共產主義乃至社會主義圈子裡，從馬克思直至現在，對於遙遠的亞洲，一向就感生疏。莫斯科在中國的所作所為，是急功近利，投機冒險的急就文章。是盲人瞎馬，閉門造車，削足適履，揠苗助長”張國燾一口氣說了好幾個有關不切實際的成語。 他的結論是：“中共好比部隊，共產國際是司令部，如果犧牲了部隊，保留了司令部又有什麼用處？因此，犧牲中共是最大的損失，決不是什麼避重就輕。”情緒激昂中是難以說準問題的。 瞿秋白雖然不完全贊成張國燾的議論，但還是認真聽著，有時點點頭，在那張慘白的書生臉上呈現一種勉為其難的表情。他們兩個決定將中共中央極度秘密地遷回上海，在適當時機，召開一次中央緊急會議。

當時中共中央在武昌黨員的緊急疏散工作，己漸次就緒，第四軍正向長江下游開拔，城防即將讓給積極反共的唐生智部，因而再無留駐武昌之必要。他們決定此時先將中共中央搬回漢口，既可亂人耳目，又便於向上海搬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