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連鎖反應

蔣介石在完成了政變的一切準備之後，於4月9日離開上海到南京去了。 4月12日，反革命政變就爆發了。 政變是由楊虎、陳群出面策劃，利用上海青幫頭目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等力量組織打手，又聯合洪幫，成立秘密的“共進會”及公開的“工界聯合會”，組織幫會群眾數千人，自備武器，臂纏白布，上書“工”字為號，在取得國民革命軍及租界當局總領事費信淳的同意後，由原任寧波砲台司令張伯歧任總指揮，向工人糾察隊進攻。 前一天晚上，由杜月簽出面設宴，請上海總工會委員長汪壽華赴宴。工會的另一位負責人李泊之勸其不要去，汪考慮後認為還是應該去：“我過去和青洪幫流氓經常打交道，他們還講義氣，去了或許可以把話談開，不去反叫人恥笑！”他去了，就再也沒有回來。

當日凌晨，祁齊路上的北伐軍司令部內響起了軍號聲，上海灘內的砲艦也拉響了汽笛，被雇傭的流氓打手冒充工人，向閘北、南市、滬西、吳淞、浦東等地的工人糾察隊進攻，至12日，雙方發生槍戰；繼由東路軍總指揮兼戒嚴司令白崇禧，第二十六軍軍長兼戒嚴副司令周鳳歧，以“調解工人內訌”為名，對雙方實行繳械。 2700名配有1700支長槍和幾十挺機關槍的工人糾察隊在幾小時內就被解除了武裝。工人糾察隊有的來不及反抗，有的雖拼死抵抗也不能倖免，幾百名工人糾察隊員被殺害。 4月12日是歷史血染的一頁。也是歷史大轉折的一天。 周恩來原來往在商務印書館俱樂部，領導工人糾察隊的整頓和教育工作。 11日晚上，反動派動手前，先由第二十六軍第二師師長斯烈出面，裝作無事似地邀請周恩來到師部議事。周恩來想到第二十六軍也需要做工作，就去了。

30年後，周恩來回憶此事時，清楚地記得：“敵人是怎樣騙我們的呢？一個駐在閘北的國民黨師長叫斯烈，他的弟弟斯勵是黃埔軍校出來的，是我的學生。斯烈就利用這個關係和我們談判。我們就迷糊了，認為可以利用他。我們認為他不會對我們動手。其實我們這時重點放錯了，重點應放在保持武裝。當時我的副指揮也去了。”他們一去，斯烈的態度仍然很客氣，但拖著不讓他們再離開，同時就對工人糾察隊下了手。 12日凌晨，羅亦農得知周恩來被扣的消息，立刻要原來同第二十六軍黨代表趙舒熟識的共產黨員黃澄鏡找趙舒營救。黃澄鏡到了第二師司令部，見周恩來正雙眼怒視斯烈，抗議他們的反動行為。房間裡的桌椅已被推翻在地，茶杯、花瓶散碎在地上。

周恩來對著斯烈怒髮衝冠：“你還是總理的信徒呢。你們公然背叛革命的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反對共產黨，反對人民，這樣做是絕無好下場的！” 斯烈低首喃喃：“我也是奉命的。” 經過趙舒同斯烈個別談話，斯烈開始改變主意，向周恩來表示：“事情已經過去了，請您來談談，並無其他意思，誤會，誤會。” 周恩來氣憤至極，不再理睬他，轉身同黃澄鏡一起坐上汽車，衝過重重關口，回到北四川路東四卡子橋附近羅亦農的辦公室。 從周恩來的回憶和當時報刊分析，斯烈的欺騙能夠得逞，與當時中共領導機關（包括周恩來本人）對二十六軍政治傾向的估計失誤有關。 周恩來在3月30日的特委會上曾認為，斯烈可以指揮周鳳歧，如斯死，二十六軍則可完全為蔣所用；羅亦農也認為二十六軍左派居多。因此，總工會在4月11晚接到流氓將來襲擊的密告後，仍把希望寄託在二十六軍保持中立甚至支持革命上，特備函該軍，請求他們在萬一發生不測時，給予援助。在這種整個領導機關的估量出現偏差的情況下，不能即時識破那種以談判為名把指揮員與隊伍隔離的精巧騙局，無論如何是可以理解、無權苛責的。

收繳工人糾察隊槍支的事件發生後，上海各界紛紛起來指責白崇禧等人的反叛行為。連《時報》也在吶喊：扶助農工為孫中山首定的政策，工人糾察隊為民眾武裝自衛的表現，今受此橫暴摧殘，何以自解於革命民眾？何以對總理在大之靈？ 4月13日上午，閘北工人群眾在青雲路廣場集會，抗議帝國主義和上海軍事當局的反動行徑，要求收回工人武裝，懲辦破壞工會的軍官，撫卹死難工人的家屬。 會後，群眾前往第二十六軍第二師司令部請願，當遊行隊伍行至寶山路時，早已埋伏於此的第二十六軍第二師士兵，竟開槍掃射徒手群眾，槍擊歷時十五六分鐘，死者血流街道，傷者紛紛倒地，呼喊啼哭之聲慘不忍睹，當場受擊斃命者達百人之上，傷者更不可數計。反動軍隊製造血案之後，即實行清街，用大車將死者拖至荒郊埋藏，每車堆裝10餘人；尚有重傷不及死者，亦被橫拖倒拽放置車上，送入土窟。南市方面，也發生了反動軍隊向遊行工人群眾開槍事件，當時立斃10餘人。

南京政府成立後，蔣介石派楊虎為上海警察廳長，更加瘋狂地逮捕共產黨員和工人領袖。楊虎和東路軍前敵總指揮部政治部主任陳群甚至公開發布命令，以金錢懸賞捉拿共產黨人：如查獲首要者，每名賞給大洋1000元，附從者每名賞大洋500元。自14日開始，被拘捕至龍華總指揮部的共產黨人有千餘人。上海狼虎（楊虎）成群（陳群）而出——這種流行一時的說法形像地描繪了籠罩上海的白色恐怖。 資產階級對蔣介石的舉動大加讚賞。上海商業聯合會和銀錢兩業公會分別發出了擁蔣清黨電：對於當局清黨主張，一致表決，願為後盾。 帝國主義的報紙一致讚頌蔣介石處置適當。日本報紙一馬當先。 《朝日新聞》謂此次舉動“可造成更穩之空氣而終止上海仇外騷亂”；《日日新聞》則稱：上海方面之行使非常手段，一面表示蔣介石一派與武漢派決裂固不待言，同時亦表示驅逐在武漢派後面之鮑羅廷以下之俄國勢力，此點與北方軍閥之主張實屬一致。

蔣介石自己好生得意：共產黨聲勢從前何等浩大，但吾人一言清黨，青天白日旗下各領域，或遲或早，一致起而剷除。彼等終於無尺寸立足地！ 蔣介石是4月9日進駐南京的。 這天下午，本來公共體育場正在召開迎汪復職大會，未料蔣介石不期而至。為了給蔣一個面子，迎汪大會臨時改為迎蔣大會。蔣介石還沒露面，他的打手們已先登場，他們手持木棍、鐵棒、手槍等凶器，先沖入市黨部，將辦事職員捕去10餘人；又到省黨部將各部長及職員捕去20餘人，喊打1小時之後，又搗毀了市總工會。 10日上午，南京10萬之眾集會，向蔣介石請願，提出保護省市黨部、工會組織，將反動分子交人民審判。蔣介石不肯答應，憤怒群眾誓死不離總司令部。僵持數小時之後，“南京勞工總會”的數百名流氓打手，手持竹棍等凶器，衝進群眾隊伍亂打一氣，並開槍打死數十人。群眾向東轅門擁去，壓死、踩傷、打傷者難以計數。當時，中共南京地委召集緊急會議，由於不慎走漏了風聲，反動軍警包圍了會場，參加會議的中共黨員侯紹裘、謝文錦、劉重民等10餘人被捕，先後遇害。

這是先於“四一二”的南京“四一零”血案，同為蔣介石幕後策劃，是為其在南京另立中央掃清道路而為。 在這個信號之下—— 廣西：留守南寧的黃旭初、伍展空等人接到黃紹竑的清黨電令後，立即行動，於4月12日逮捕了中共在廣西的領導人梁六度等13人，並通緝黃家楨等人。之後，不僅共產黨人被殺害，連傾向革命的人士也未能倖免。多年之後，李宗仁在憶及這段歷史時曾感嘆：其實，廣西當時共產黨人甚少，省黨部委員之中，只有少數左傾分子，沒有真正的共產黨。誰知電到之後，廣西留守人員竟將這些左傾的省委槍殺了，同時各縣黨部中的極少數共黨也被捕殺。在桂林縣黨部中，我的一位年輕的表弟李珍鳳也被殺。珍鳳是我外婆家的侄孫，其父為有名的凜生，住居兩江圩西嶺村，也是個世代書香之家。珍鳳矮小精悍，能說會講，幹勁十足，可說是個有為的青年。北伐前曾隨我去廣州，大概就在那時加入了共產黨。他對我從不諱言其為共產黨。有一次，他竟大膽地頑皮地對我說：“表哥，中國20年後便是我們共產黨的天下！”我回答說：“不要胡說！”這樣活生生的一個青年，也在清黨運動中被殺了。

廣東：屠殺之慘，共產黨人犧牲之多，除上海之外，以廣州為最甚。李濟深由滬返回廣州後，於4月14日晚間，召集上層軍官舉行緊急會議，討論反共計劃，決定於翌日開始對共產黨人採取行動，由錢大鈞出任戒嚴司令， 負責指揮一切。 4月15日凌晨2時，廣州城實行戒嚴，市內軍警密布。他們仿照上海“四一二”同樣的伎倆，先由偽工會組織的地痞流氓襲擊工人糾察隊駐地和各革命的工會團體駐地，錢大鈞、李福林則派出軍警隨後協助。工人糾察隊借助兩輛機車做堡壘，堅守在住所內，開槍還擊，一直持續到中午，終因寡不敵眾，被迫繳械。據事後所知，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熊雄及政治部宣傳科長楊其綱，於4月15日被捕，不久即遭槍決。黃埔學生被捕者數百人，被殺者不計其數。政治教官蕭楚女患肺病，正在東山醫院養病，被軍警提出掛在汽車後面活活拖死。共產黨人韓麟符後來向武漢中央報告廣東“清黨”情況時說：李濟深由上海返粵，就傳播16日共產黨將攻擊沙面的謠言，我們就知道16日必有大大的變動。不料14日夜2時，就把罷工委員會、廣三工會、廣九工會都解散了，中山大學、執信中學、第一中學，他們也盡量破壞。他們是用學生抓學生，工人抓工人，一直大肆逮捕。至次晨，總計被捕同志2000餘人，都被禁銅在南關戲院。廣東的反共清黨，對於蔣介石集團的反動戰略極為重要，它切斷了武漢對外的海上聯絡。廣東的共產黨人大部被捕犧牲，工人武裝糾察隊被摧毀，只有海豐彭湃領導的農民軍及北江羅綺園的農民自衛軍及時撤離，並成為中共後來舉行武裝起義、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政策的基礎力量。

福建：是蔣介石在全國發動“清黨”的突破口。 4月3日，在蔣介石的直接命令下，蔣介石在福建的代理人、臨時政治會議主席方聲濤和東路軍後方代總指揮、新編第一軍軍長譚曙卿等，在福州南校場舉行擁蔣“清黨”大會，提出“驅逐鮑羅廷”，“懲辦”國民黨左派領導人徐謙、鄧演達和中共領導人陳獨秀、李大釗、譚平山、惲代英、於樹德；會後重組了福建省黨部籌備處。 4月4譚曙卿就任全省戒嚴司令官，宣布一切集會、結社、群眾運動概不舉行，如有違反戒嚴辦法及暗中破壞者，即從嚴懲辦，武漢初聞福建掀起反共浪潮，乃於4月6日由中央政治委員會決議派中共黨員江董琴、許蘇魂為福建黨務指導員，以挽回危局，但為時已晚，江、許尚未動身，福建的中共黨員不是鋃鐺入獄，便被逐他鄉。

浙江：蔣介石的老家，江浙財團的發祥地，自然不甘落後。張靜江親自前往部署“清黨”。 4月11日清晨，杭州市公安局局長章烈率領大批軍警，襲擊了省市黨部、總工會，搜查了著名共產黨人的住宅，逮捕革命者，是為杭州“四一一”事變。離蔣介石老家更近的寧波，是在上海的陳群、楊虎帶著一班打手到來之後遭難的。他們審問革命人士時，施用殘酷的肉刑和野蠻的斬刑。共產黨員楊眉山（國民黨市黨部常務委員）、王鯤（總工會主席）被斬首，女共產黨員胡焦琴先被刺胸再槍殺。成千的人被投入獄中，很多農民被地主挖眼割舌，火燒和活埋處死。南京政府成立後，由張靜江、蔣介石、何應欽、周鳳歧等出任政治會議浙江分會委員，4月27日浙江省政府宣布成立，並推張靜江任省政府主席。宣中華、安體誠等著名中共領導人均被捕犧牲。 安徽：反共清黨，於3月19日蔣介石自九江進駐安慶即已開始。 “三二三”事件乃安徽全面“清黨”的先聲。經此事變後，中共在安徽的力量損失殆盡。 “四一二”政變後，安徽的反共勢力更是窮凶極惡，於4月14日晚緊急開會，第二天便開始行動——綢佈業工會召開成立大會，第十軍部隊與反動組織魯班閣總工會按事先部署衝入會場，逮捕共產黨人，擊傷與會者無數。據安徽總工會常務委員、共產黨人舒傳賢向武漢中央報告：該會會員江益裕左臂中彈，受棒傷者無數，失踪者10餘人，被捕者7人。 四川：3月31日，重慶工、農、商、學各界3萬餘人在打槍壩召開大會，抗議英美帝國主義砲擊南京，反對蔣介石獨裁，反對四川軍閥賣國。中共在四川的主要骨幹均參加了大會。四川軍閥劉湘奉蔣介石的秘密電令，指使重慶衛戍司令王陵基派兵包圍會場，向集會群眾開槍掃射，一時血流遍地，呼聲震天，慘不忍睹，痛不忍聞。這就是重慶的“三三一”慘案。著名共產黨人楊圈公、陳達三、張思古、漆南勳、程兼淵等均被捕遇害。倖免於難的共產黨員楊道融報告：死者在400人以上；工人的糾察隊幾乎全部被殲滅。 北京：跌至窮途末路盤踞北京的紅鬍子張作霖，在蔣介石的公開叛變後，看到了一線生機。在月英帝國主義居中牽線後，他們與蔣介石遙相呼應，在4月6日派軍警襲擊了蘇聯駐中國使館，逮捕了蘇聯外交人員和正在西院屋內伏案工作的李大釗，國民黨左派路友於等人亦被跟踪逮捕。 4月28日上午，經警察廳倉促“軍法會審”，即將李大釗等20人押送西交民巷京師看守所刑場。 4月30日的《申報》報導：當日看守所馬路斷絕交通，警戒極嚴，東北憲兵營長高繼武為監刑官，在所內排一公案，各黨人一一依判決名次點名，宣告執行，由執刑吏及兵警送往絞刑台。聞看守所中內有絞刑台兩架，故同時僅能執行二人，而每人約費時18分鐘絕命。計自2時至5時，20人始處刑完畢，首登絞刑台者為李大釗，聞李神色未變，從容就死行刑既畢，屍身20具並列於絞台之側，男屍19具，女屍1具即張捐蘭也，面皆俯向下，皮膚慘白，頸或有紅痕者，頭髮無不蓬亂，衣多布衣，履多革履，一望固知其為青年學生也。 對共產黨人的清洗甚至波及到海外。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後，國民黨巴黎支部的反共人士聞風而動，於4月24日首先發難，召開緊急大會，發表反共宣言，驅逐共產黨人。翌日，德國支部亦照此辦理，反污共產黨人“叛黨叛國”。 4月28日，沙都古、青田、比映古、馬賽、匈牙利、西班牙、土耳其、古落梅等支部的反共人士宣布贊成“驅共”。 4月29日，巴黎、青田、沙都古等地的反共勢力相互勾結，組織成立了“中國國民黨駐法總支部改組籌備處”，並發表改組總支部意見書。截至5月初，里昂、比國、哥城、蒙伯里等支部的反共勢力開始了“清黨”行動，約有50名共產黨人被驅逐。 6月14日，南京中央清黨委員會議派出5人，組織海外清黨委員會，開始對海外的共產黨人步步緊逼…… 一名參加過“清黨”後來又於心不安的國民黨員，對“四一二”大屠殺曾說過這樣的話：整個國家政治就從此顛倒矛盾，一切災禍亦接踵而至。嗚呼，不知多少萬熱血青年，就在這“清黨”明文的“停止活動”四字之下，斷送了最寶貴的生命！國民黨為“救黨”而屠殺了中國數百萬有誌有識的青年，這個損失是中國空前絕後的損失，即秦始皇之焚書坑儒亦不至於此。國民黨之最大罪惡為“清黨”，剿滅民族生命力之“清黨”為此後國民黨一切犯罪之總根源。 回想龍華倒下的一排排屍體，回想釘進李大釗指甲縫的竹籤子，和那些被活活扔進火車頭鍋爐裡的糾察隊隊員們，一個“參與者”尚能認識如此，共產黨人還有什麼話說？歷史已經到了最後的抉擇。 1927年的“倒春寒”比哪年來得都狠長，共產黨人在料峭的寒風裡，渾身像被冰雪之甲緊箍得透不過氣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