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悲劇的發生

汪精衛到達上海前，也正是共產黨中央緊張地準備應付蔣介石突然政變的時候。本來繃得緊緊的弦，在汪精衛到來的一夜間，鬆弛下來。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於一貫認為汪精衛是“左派”的領袖，再就是汪精衛途經莫斯科時，共產國際和蘇維埃政府答應給他全力支持。 應該說，在1926年以前，斯大林基本上是要中國共產黨全力去支持國民黨和蔣介石掌握的國民革命軍。進入1927年，情況有所變化。就在共產國際第七次執委會結束不久，中國就發生了蔣介石同武漢國民政府的遷都之爭。 在上海的3名共產國際代表向斯大林匯報說，這次遷都之爭“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政府所在地的爭論。問題在於國民革命運動同群眾和共產黨一道前進，還是同已在策劃與日本和奉系妥協的獨裁者蔣介石一道前進”。指出蔣介石2月21日的演講是最後公開拋出的殺人演說，特別是提出上海問題目前有特殊意義，蔣介石需要上海作為繼續反對左派和共產黨、同北方和帝國主義進行交易的基地。蔣介石急沖衝進攻上海，因為他認為只有佔領上海，他才能在同左派爭奪國民黨領導權的鬥爭中得到絕對優勢。中國資產階級也企望通過蔣介石保持自己在國民革命中的領導權，上海已經成了決定無產階級領導權能否實現的關鍵，而蔣介石已經成了反革命的旗幟。

這些話不謂不實際，不謂不深刻。就連一直主張革命陣營不要分化太快、不同意鮑羅廷的聯唐（生智）反蔣的維經斯基，去了一趟南昌，返回武漢後，連呼不得了，事態已無法挽救，上海就要被蔣介石變成右派的一個堡壘！ 共產國際也在給中共中央的信中指示：共產黨千萬不要掩飾國民黨右派背信棄義的反動政策，必須動員群眾團結在國民黨左派和中國共產黨周圍，使國民黨右派在政治上名譽掃地，撤銷他們的領導職務。似乎共產國際已十分清楚地認定蔣介石是國民黨右派了。然而，他們對蔣介石以及中國革命形勢仍抱樂觀態度。 1927年3月16日，《真理報》發表社論：認為革命陣營內部的分歧不是不可避免的這種觀點是一個嚴重的政治錯誤，這和馬克思主義毫無共同之處。又說，帝國主義者力圖把中國一些軍事領導人從國民黨中分裂出去，這是枉費心機的。社論最後說，中國革命的道路固然艱鉅，但沒有理由產生悲觀主義。

面對上海即將發生的蔣介石叛變革命的緊張形勢，共產國際執委會對中國共產黨指示：在群眾中開展一次運動，反對已在策劃中的政變，並開展一次反右派的運動。鑑於力量對比上處於非常不利地位，我們不要匆促地進行公開鬥爭。武器不要交出去，必要時須隱藏起來。 與此同時，斯大林希望利用右派。他在莫斯科黨的積極分子大會上說：為什麼要驅逐右派？目前我們需要右派，右派中有能幹的人，他們領導軍隊反對帝國主義。蔣介石也許並不同情革命，但是他在領導著軍隊，他除了反帝而外，不可能有其他作為。他們同富商也有聯繫，他們可以在那裡籌措資金。因此要充分利用他們，像擠檸檬汁那樣，擠乾後再扔掉。 最後這句話太形象了。太形象的話很容易銘記。

陳獨秀一輩子沒忘。而且，當汪精衛路經莫斯科，共產國際認為他是左派的領袖，答應全力支持他。汪精衛回國後，蔣介石利用反革命的手，發出通電後，莫斯科更是非常樂觀。 4月5日，《真理報》再次撰文說：國民黨可望繼續支持革命的工農和民主群眾；國民黨內關於個人領導問題上的爭論已經解決；蔣介石已完全同意國民黨員中間的分歧由集體來解決，全體黨員必須服從由此產生的決議。蔣介石已表示願意絕對服從國民黨中央委員會。 汪精衛的歸來，共產國際代表、中共中央和上海區委都寄予極大希望。 羅亦農經過短暫接觸後，做出了這樣的評價：汪精衛的態度非常之好，政治觀念很穩定，與CP可以合作下去，甚至到建設社會主義制度。又說汪精衛來後上海爭鬥比較緩和，前晚蔣已下動員令，後因汪來即收回。

後經查實，蔣介石到上海後，4月1日的確下令劉峙發動圍繳糾察隊槍械，是因汪精衛到上海，蔣介石將命令收回了。 這幾天，陳獨秀就是生活在國際和國內釀造的和平氛圍中。 4月3日，他和周恩來一起去見汪精衛，陳獨秀早早地伸出手，和汪精衛寒暄不已。陳獨秀問：“聽說你去了一趟莫斯科？” 汪精衛沒有正面回答：“孫先生是主張聯俄聯共的嘛。” 陳獨秀和周恩來坐下：“共產國際和我們的態度一樣，是希望你回來的。” 汪精衛頷首：“兄弟在外都聽說了。謝謝你們的信任。” 陳獨秀：“你不在，國共兩黨鬧得很僵，蔣介石在九江、安慶都做出來了，我很擔心上海的形勢，你來了就好了。” “這幾天我和稚暉、元培、石曾諸同志談話，聽說共產黨喊出打倒國民黨、打倒三民主義的口號？”汪精衛在微笑中說著嚴肅的主題。

“絕無此事！”陳獨秀斷然否認。 “這個事情，我和稚暉多次聲明過的，純屬謠言。” “沒有就好，我再和稚暉談談。”汪精衛像個好事的仲裁者一樣，開始在國共兩黨間跳來跳去，而將他的終極目的隱蔽得很深。陳獨秀走後，他又向吳稚暉、李宗仁、張靜江吹風。 吳稚暉搖頭晃腦，咧著嘴：“你要聽他的，他以前也和我說過，都是說說而已，陳獨秀的話都是騙人的。你叫他寫在紙上試試！” 汪精衛就跑到陳獨秀處，把吳稚暉的話一說，陳獨秀反倒急了：“怎麼是空口無憑呢？我可以寫在紙上，叫他看，叫天下人看。” 4月4日，陳獨秀將自己寫的一個聲明態度的材料，交給汪精衛。寫作醞釀時，陳獨秀反复翻看國際來電，以便使自己的觀點更符合國際精神。汪精衛接過來看，上面有兩點很醒目：一是表示國民黨決無有驅逐友黨摧殘工會之事；二是表示贊同國民政府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政策。陳獨秀還寫道：我們應該站在革命觀點上，立即拋棄相互間的懷疑，不聽信任何謠言，相互尊敬，事事協商，開誠進行，政見即不盡同，根本必須一致。

汪精衛看後說：“我同意你的意見，如果兩黨果真如此，對國民黨、對共產黨都有好處。” “先生如果有誠意，請籤上名，算是我們的一致意見，如何？” 汪精衛同意，重新細讀了一遍，籤上名。 第二天，《時事新報》、《民國日報》都發表了這份《汪、陳聯合宣言》。 蔣介石見了直拍桌子，吳稚暉張口便罵： “這不是和陳獨秀吊膀子嗎？一個兔子白面書生，一個兔子橫眉豎眼。”當天，吳稚暉當著眾人面質問汪精衛：“孫先生在時，也沒有同意國民黨與共產黨共治中國，只言共產黨幫助國民黨。” 汪精衛賠著笑臉：“我們只講兩黨誤會不可發生，沒有講兩黨共理中國呀。” 吳稚暉又在追問：“發表聯合宣言是你的主意，還是陳獨秀的主意？”

汪精衛好似很委屈：“我只打算和陳獨秀發表一個闢謠宣言，防止兩黨誤會加深。你們這樣有意見，早知如此，不發就是了。” “你應該知道，陳獨秀是共產黨的黨魁，是他們的家長，他在共產黨裡的領袖身份是無可懷疑的。但是我們國民黨內是否有這樣一個黨魁或家長呢？”吳稚暉譏笑道，“現在有人以國民黨黨魁自居，恐怕不見得吧！？” 汪精衛十分難堪。羞怒之下，他乘夜船去了武漢。 據後人推測，也不排除汪精衛當時動搖的心情。從共產黨的本意來說，發表汪、陳宣言，是想從策略上打破右派的伎倆。這從羅亦農4月6日在活動分子會議上的報告可以看出，羅說：“陳、汪聯合宣言，已使許多造謠中傷的右派伎倆都將打破，許多懷疑的國民黨的分子也可不懷疑，所有國民黨黨部及我們黨部要發表宣言表示擁護。尤其是我們在工人、學生、婦女群眾中要特別擁護我們的領袖獨秀同志，都有很重大的意義。第二，是想緩和緊張空氣，使衝突'暫緩爆發'。”

然而，在這種非常時刻，哪怕是和風細雨的求和之聲，在敵對者看來，都是一種潛在的危險，都可能夜長夢多，都是一種宣戰。 蔣介石也怕汪精衛真生變故。他怕汪精衛將武漢政府和共產黨攪到一塊，那樣，僅憑蔣介石的力量是難以撼山的。於是蔣介石不能再等待，他要趕在風雨之前，一個閃電霹靂…… 不能說共產黨方面毫無警惕。陳獨秀是和汪精衛一樣，到武漢去了。留在上海的區委們在4月6日開了活動分子會議，由趙世炎主持。他在說明此次會議的原因時，特別強調：“現在上海猶處危險時期，不僅關係上海革命，也為中國工人勝利或失敗的關鍵。現在大多數同志尚未明了現在政局，所以召集此會。” 接下來，羅亦農所作的報告中也指明，當前時局緊急來源於國民黨新右派的向革命勢力的爭鬥，鬥爭性質是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羅亦農概括了上海和整個革命的危險局面：蔣介石為一切右派反動派的集中點，凡是與武漢政府對立的人物都集中在上海了，所以這個爭鬥是全局性的，不是簡單的上海問題，這個爭鬥的主謀是蔣介石。蔣介石在江西、安慶、蕪湖、杭州、寧波都有燒工會、搗毀黨部的事實，上海雖未爆發此種行動，但正在醞釀中。

上海區委在積極準備，沒有人想到退卻。然而，他們沒有經驗。在他們一片烏云密布的心靈的天空中，他們企盼那個“宣言”會營造奇蹟；他們尋找著遠方的一隙強光。國際會說什麼？陳獨秀翹首以待。 在等待中，他陷入了機會主義的泥潭。他的緩兵之計，非但沒有緩住敵手，反而麻痺了自己。 汪、陳宣言發表後，莫斯科中山大學廣有影響的《國際評論》說：更使外國帝國主義失望的是汪精衛和中國共產黨書記陳獨秀共同簽名發表的宣言，在宣言中特別指出的就是中國共產黨目前任務不是完成他最後目的，而是同國民黨合作達到國民革命勝利為必要條件的。同時在國民黨一方面也勸告自己黨員忠實的與共產黨員合作，因此，中國革命的仇敵者都應當知道國民黨是一個統一的反帝國主義的有機體，它可以打敗一切和這個或那個資產階級集團的妥協。

當悲劇過後，陳獨秀才告訴同志們：當蔣介石在準備反革命政變的時候，國際又電令我們將工人的槍械埋藏起來，避免和蔣介石軍隊沖突，勿以武裝力量擾亂祖界等等。 上海區委已經認識到共產國際這個藏槍批示是自殺，情願不避大的流血與犧牲。上海區委被政變的車輪碾進了血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