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蔣介石左右逢源，決心反共

這一天，德國、意大利、日本三國在柏林簽訂軍事協定，主要內容為：（一）日本承認並尊重德、意在建立歐洲新秩序中的領導地位。 （二）德意承認並尊重日本在建立“大東亞新秩序”中的領導地位。 （三）簽字國之一若被目前尚未參加中日爭議之國家所攻擊時，彼此在政治、經濟及軍事上以各種方法互相協助。 （四）三國立即組織聯合技術委員會，委員由德、意、日三國政府各處指派。 （五）三簽字國之任何一國與蘇聯間現存之政治地位，並不發生任何之影響。協議有效期為10年。 研究二戰史的專家認為，以此協定為標誌，以德、日、意為軸心的協約國集團正式形成。 對於世界而言，這無論如何也不是個好消息。可消息傳到蔣介石的耳朵裡，他心裡一下子就踏實了，他要等的就是這一天。想想九年來在幾乎失去所有國際援助的情況下，在國際曖昧不明的態度中，中國獨自對日作戰苦撐待變，一股強烈的辛酸意湧上心頭，不過，它恰似一枚有分量的夯子，倒把心中的踏實感夯得更實在了。

兩天后，蔣介石還專門致電國民黨各高級將領，為他們分析三國軸心形成後的形勢，宣稱這一事件“於我抗戰，則為絕對有利，此後英、美、蘇合作，為極自然之趨勢，而我國則敵友分明，應付簡單，更易收得道多助之效”，他還希望全軍將士“提高鬥志，日夜整訓，一致奮發，……共竟革命之成功”。 在軸心國集團形成的大形勢下，蔣介石是怎樣的左右逢源的？ 我們先來看日本。這時的日本對華政策，顯然顯得步調有些亂。從九一八事變開始，日本侵略中國的戰爭已打了九年，“速亡中國”的論調早已成為癡人說夢，在戰略上向來平庸的日本軍部，從來也沒有拿出過清晰、有效的對華作戰戰略，由於軍隊和政府之間的相互掣肘，日本的對華政策也總是讓國民政府琢磨不定。在1940年最後的三個月中，一方面日本把它對國民政府的政策調整為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還通過“桐工作”等暗的一手，對蔣介石進行誘降；可另一方面，卻在11月30日，日本政府公開承認了南京汪精衛政權，並公佈了汪和日本駐汪政府特命全權大使阿部信行簽訂的《日滿華共同宣言》。汪政權班子雖只搭起7個來月，然而卻是以“正統”面目出現的，它的政府主席名義上也是重慶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這一事件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日政府不准備再和蔣介石交涉“和平”了。如果蔣仍降日，他就成了汪政權下面的二等政權。蔣介石當然不能接受這一結果。這樣，日本對蔣介石的政策實際上是自相矛盾的，它在客觀上的效果，只能是把蔣推向英、美一方。

我們再來看美國。從骨子裡看，蔣介石是軍事上的“德國派”，經濟上的“美國派”。他從來就沒有懷疑過美國的綜合國力，他也明白打仗實際上打的是鋼鐵、鈔票的道理，所以，隨抗日戰爭的進行，他越來越明確地認識到，美國最終站在哪一邊，可能哪一邊就會是最終的勝利者。可是美國卻有自身的歷史慣性和思考邏輯。這個獨立大陸上的人們具有孤立主義傳統，即便是當它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強國，它的政治領袖們也想日益在國際舞台上有更大的作為並最終成為領導者時，也不得不面對這一歷史慣性——大多數美國人的想法簡單而符合常理——我們為什麼要去管別人家的事？可是羅斯福絕對不是一個人云亦云、向懶惰的歷史慣性妥協的總統，他看到了法西斯的真正野心和威脅，也對美國成為世界的領導者憧憬不已。所以美國雖還未參戰，羅斯福卻用他親切而明晰的“爐邊談話”，說服了美國人通過租借法案，並對德、日、意進行明里暗裡的經濟封鎖。 9月27日，羅斯福宣布，美國自本年10月16日起禁止所有廢鋼鐵輸至西半球以外的各國，僅英國一國例外，日本也在禁運的範圍之內。人們很難設想這一決定是單純的孤立事件。蔣介石看得很清楚，現在缺的就是一個突發事件，把美國這台優質的、價格不菲的現代化機器推進戰爭中來。而三國協約，顯然是大大地推了美國一把。在蔣介石看來，美國一旦加入反法西斯陣營，戰爭其實就結束了，而自己必然是勝利的一方；而那個把自己打得很疼，又時不時地招一小手卻又曖昧味十足的日本，當然就不在考慮之列了。所以他才強調“敵友分明”。

第三再來看蘇聯。本來，自從德國軍事顧問撤走之後，中國獲得的最大援助來自於蘇聯，儘管數量也很有限。 1937年8月21日，雙方代表在南京簽訂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 《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共四條，主要內容是兩點：一是雙方“斥責以戰爭為解決國際糾紛之方法”，“兩方約定不得單獨或聯合其他一國或多數國家，對於彼此為任何侵略”。二是兩國有一國受到其他第三國侵略時，“彼締約國約定在衝突全部期間內，對於該第三國不得直接或間接予以任何協助，並不得採取任何行動或簽訂任何協定，致該侵略國得用以施行不利於受侵略之締約國。”中國還從蘇聯獲得了一些援助。除以貸款方式為主的經濟援助外，蘇聯還進行了軍事援華。在中國的要求下，蘇聯派遣軍事顧問和空軍志願隊來華幫助中國抗戰。從1937年11月開始，蘇聯先後派數千名軍事顧問和有關專家和技術人員來華，最多時總人數達到3600人。他們不但擔當軍事顧問和訓練中國空軍，甚至直接參加了戰鬥。當武漢會戰由於蘇聯空軍人員的直接參戰而使中方戰鬥力陡增時，日軍莫名驚詫。從1937年至1941年，蘇聯共向中國提供各型飛機1250架，先後在中國戰鬥的航空志願人員2000餘人，其中飛行員700餘人。他們與中國飛行員並肩作戰，共擊毀日機1049架。 1940年9月29日，同樣是在軸心國集團形成兩天之後，蔣介石接受中國駐蘇聯大使邵力子的建議而致電斯大林，向他徵詢對中國外交政策的意見，希望中蘇兩國能採取共同的外交方針，示好之意甚明。 10月16日，斯大林復電稱：“依餘意見，中國主要任務在於保持及加強中國人民的軍隊，……只須中國人民的軍隊堅固強壯，則中國必勝。”雖然斯大林的回電沒有表現出蔣介石所希望的熱情，多是些場面話，但還是有些價值的——斯大林希望蔣介石排除“對日議和及和平之可能性”。這句話透露出的信息，給蔣介石的決策以很大的信心，於是他於22日就復電斯大林說：“日本無論如何，必為中蘇兩國共同之敵人。”

總之，軸心國集團形成後，蔣介石有些左右逢源的餘地了，比苦撐待變時強得多。 蔣介石會因此加大對日作戰的力度嗎？對此，毛澤東說蔣是“待價而沽”。周恩來進一步分析道： 三國協定後，英積極拉蔣，蔣喜。現在日本拉蔣，蔣更喜。斯大林電蔣，蔣亦喜。此正是蔣大喜之時，故蔣於日軍退出南寧、斯大林復電之後，立往成都，此行決非偶然……蔣現在處於三個陣營爭奪之中，他認為以一身暫時兼做戴高樂、貝當、基馬爾最能左右逢源。故他自己躲在成都，讓其夫人及英美派拉英美，朱家驊、桂永清拉德，讓親日派談和，讓孫（科）、馮（玉祥）親蘇，讓何（應欽）、白（崇禧）反共，以便他居中選擇，並以反共為軸心來運用。 周恩來的可謂條分縷析，入骨三分。

正是在這種國際形勢下，蔣介石認為時機對他有利。可能從這一刻起，“安內”重於“攘外”的念頭又一次爬上他的心際。與日本不得不打的幾次會戰，的確也讓他元氣大傷；更為重要的是，如果在他看來大勢已定，那還有什麼必要把老本折在對一個“必敗”的日本的作戰上呢？畢竟，在他看來真正威脅自己的還是共產黨。於是乎，發動新的反共高潮的念頭，漸漸地在他的頭腦中醞釀成熟！ 接著所發生的事件，就將證明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