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國民政府明令重慶為陪都

1940年9月6日，國民政府發布命令，定重慶為中華民國陪都。命令中說：“重慶綰轂西南，控扼江漢，尤為國家重鎮”，“川省人民，同仇敵愾，竭誠紓難，矢志不渝。樹抗戰之基，贊建國之大業。今行都形勢，益臻鞏固，戰時蔚成軍事政治經濟之樞紐，……恢閎建置，民意僉同。茲特明定重慶為陪都”。 如同一個人一樣，一座城市總有自己的外貌和性格，在它所有的傳奇中，總有一個故事貫穿始終；如同每個生命都有一顆專屬於他的星辰在遙遙對應一樣，總有一種命運在冥冥之中讓一座城市神秘而榮耀。 60多年前，費正清從昆明飛臨重慶上空，這座中國戰時首都在瞬間給他的印像是：“一個極為不幸的人類居住地。這裡連一塊平地都沒有，一切東西都似乎蒙上了1/4英寸厚的灰塵。”這名年輕的哈佛大學教授，卻正是靠著在重慶度過的15個月，感受到中國的精神和力量，奠定了日後成為美國頭號中國學權威的地位。類似的例子還有英國科學家李約瑟、美國水利專家薩凡奇、《時代》周刊發行人盧斯、新聞記者埃德加·斯諾、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歐內斯特·海明威、以《亞洲內幕》名揚世界的美國作家約翰·根室、在專著《天下一家》中盛讚中國的美國總統特使、作家溫台爾·威爾基……確實，重慶雲橫霧縱，山重水復，蘊藏了難以言表的歷史玄機，諸多偶然的人物和偶然的事件在這裡偶然際遇，從此星流雲散。這座天涵地負的山城，卻在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的滄桑嬗演中，秉承造化旨意，深諳世事奧妙，因緣巧遘，得天獨厚。重慶的命運是獨一無二的，它注定要在一個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去擔負天下興亡。如果沒有造化所鍾、天意垂顧，重慶至今不過是一片封閉平庸的農產品集散碼頭、被歷史滄浪遺棄的一潭死水。

1935年，隨著四川統一和西南各省的統一問題漸趨解決，國民政府逐漸將國防中心由西北轉向西南。特別是重慶，為西南最大的工商業城市和經濟中心，與西南各省聯繫密切，以四川天險作為屏障，以西南、西北兩大國際交通線為依托，一旦東部沿海遭到敵人封鎖，仍能對外交通聯絡。同時四川人民眾多，物產豐富，能從人力、物力、財力上長期堅持。 1935年3月2日，蔣介石由漢口飛抵重慶；4月，他在總理紀念週講演時第一次指出：“就四川地位而言，不僅是我們革命的一個重要地方，尤其是我們中華民族立國的根據地。”同年7月，蔣介石面對即將來臨的中日戰爭，再次指出：“對倭寇應以長江以南與平漢線以西地區為主要線，而以川黔陝三省為核心，甘滇為後方。”同年10月6日，蔣介石在成都出席國民黨四川省黨部擴大紀念週講演時又指出：“四川在天時地利人文各方面，實在不愧為中國的首省，天然是民族復興最好的根據地。”種種跡象表明，在中央勢力進入四川，川政統一之後，國民政府已經開始將建設重心由西北轉向西南，開始考慮對日抗戰時的後方根據地，即蔣介石所稱的“民族復興根據地”的建設問題。

隨著日本擴大對中國的侵略和國內抗日民主勢力的發展，國民政府開始進一步走向抗日的立場。 1935年9月，蔣介石在《經濟往來》上發表文章指出：“中國對日本的妥協讓步，畢竟有一定限度。”這是蔣介石首次對日本侵略者所表示的強硬態度。接著，蔣又要駐日大使蔣作賓告訴日本政府：如果中國政府“被逼到無法忍耐的時候，我們將不惜一切代價與侵略者作戰”。在隨後召開的國民黨五大和五屆二中全會上，國民黨對日政策發生了一些變化。 國民黨五大後，國民政府進行了改組，蔣介石取代汪精衛為行政院長，大部分部長為親英美派所擔任。與對日政策變化相適應，國民黨在行動上也開始著手準備抗戰，制定了三年國防計劃，其主要內容為：爭取國際支援，特別是爭取蘇聯的支援；實行幣制改革，為戰爭準備財源；在京、滬、杭等戰略要地修建國防工事；在交通方面，迅速修通粵漢、浙贛鐵路，延伸隴海鐵路，新建桂越、甘新、川康等戰略公路；整編全國軍隊，實行兵役法徵集新兵；準備撤退沿海地區的大學，保護和轉移北平等地的重點文物等。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大舉進攻中國，8月13日，上海戰事發生，14日國民政府發表自衛抗戰聲明書：“中國絕不放棄領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實行天賦之自衛權以應付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中國軍隊在淞滬戰場展開了頑強的抵抗。隨後，蔣介石在國防最高會議上發表《國民遷渝與抗戰前途》的講話，確定以四川為抗日戰爭的大後方，以重慶為國民政府的駐地。 1937年11月20日，國民政府發表宣言，宣布：國民政府“為適應戰況，統籌全局，長期抗戰起見，本日移駐重慶。此後將以最廣大之規模，從事更持久之戰鬥”，“繼續抗戰，必能達到維護國家民族的生存之目的”。 12月1日，國民政府開始在重慶辦公。這時，國民政府的軍事指揮中心仍在武漢，行政院主要部、會也留在武漢。 1938年10月武漢失守，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留在武漢的機構也遷到重慶。重慶成為戰時中國的政治、軍事、經濟與文化教育中心。

國民政府遷都重慶是中國近代史和重慶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對中國抗日戰爭和重慶城市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隨著國家機關、工礦企業、各類學校、文化機構、金融機構的內遷，重慶從一個地區性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一躍而成為戰時中國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心；從一個古老的商業城市發展成為一個具有近代工業基礎的中心城市；從僻處四川東部的一座普通中等城市上升為一座國際名城。 國民政府宣布遷都重慶後，國民政府及各院、部、會陸續遷至重慶，重慶成為中國的戰時首都，全國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中心。但是，重慶原是四川省政府管轄之普通市（省轄市），市政府經1932年緊縮改組後，僅設警察局和總務、財政、工務、教育四處，財政收入完全上交，然後由四川省政府撥款，這種狀況同重慶當時所處的戰略地位與正常職能的發揮，已經嚴重的不相適應。

1938年10月下旬，參政員胡景伊等21人建議國民政府改重慶為特別市，直隸中央政府，並提交行政院第384次會議討論研究。 1938年初，劉湘在武漢病逝後，蔣介石任命其心腹張群繼任四川省主席，遭到劉湘在川部屬王陵基等人的激烈反對，因此改由劉湘系軍長王瓚緒代理省主席一職。在此情況下，如果重慶再直隸中央，將會過多觸犯四川實力派的利益，所以行政院最後決定採取過渡措施，重慶市在隸屬關係上仍然照舊，屬四川省政府管轄，但其市政府組織暫準沿照中央直轄市的規模，提高市長和所屬各局行政首長待遇；在財政上，除營業稅外，其他收入均歸市財政，另由中央政府政府酌予補助，會計獨立；重慶市政府在必要時可以直接函通行政院，同時呈報四川省政府，為將來時機成熟，直隸國民政府行政院作了準備。

1939年5月3、4兩日，日本空軍連續轟炸重慶，造成市民傷亡數千人，中外震驚。 5月5日，國民政府為加強領導，明令重慶市升格為行政院直轄市，任命賀國光為重慶市長。同時撥款100萬元救濟災民，集中車輛船舶，積極疏散離開災區等措施，迅速穩定了重慶局勢。 隨著國民政府遷駐重慶，大量的軍政、文化、教育單位和工礦企業遷渝，各遷渝單位或租賃房屋或新建房棚，城市迅速膨脹。政府對工廠、單位遷渝採取了鼓勵和支持的政策。當時的四川省政府下令對遷渝工廠的徵地實行優待辦法，對工廠企事業的遷渝重建，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重慶的有關單位和人士也積極配合，主動租、售房屋或地產給內遷單位、企業。舊城區、新市區的舊有空地和化龍橋、土彎、小龍坎、沙坪壩、海棠溪、龍門浩、玄壇廟、彈子石以及江北老城、溉瀾溪、陳家館、香國寺、貓兒石一帶，各種簡易房屋和廠房、工棚很快地就如雨後春筍拔地而起。市區也因此擴展至上清寺、兩路口，郊區擴展至磁器口、歌樂山一帶。到1938年底，城市建成區面積已經擴大到近30平方公里，全市人口統計已達50萬人，加上流動人口共60餘萬。

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後，升重慶為行政院直轄市，定重慶為中華民國陪都，提高了重慶的地位，穩定了大後方的民心，有利於抗日戰爭的大局。國民政府也在暗示日本人，我們已經決心長久相持。